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他一生从教，却很少为家人做些什么。在徐老的孙女徐禹强家中，有着一封未曾寄出的家书。在这封信里，埋藏着一个20多年的秘密……对此，徐特立说，在为人夫、为人父之前，首先是为人师、为革命。 “断指血书”的“教书先生” 长沙县五美乡观音塘，丘陵环绕，有一栋黑瓦白墙的老房子，这里是徐特立的故居。房屋建于1914年，距今已有百年历史。故居院子里对称种着4棵树，东北角是一棵柚子树，青色的果实挂满枝头，芳香满院。这棵柚子树，是1924年徐特立带着7岁的儿子徐厚本一起种下的。 1954年12月15日上午，年过古稀的徐特立，收到了老家寄来的包裹，包裹里是几个大柚子。看到从老家寄来的柚子，睹物思人，徐特立的妻子熊立诚想起了久没见面的二儿子徐厚本，想起了此前儿子的来信还没有给他回复，便恳求丈夫，给厚本写封信吧。 厚本吾儿： 11月25日你的来信收到了，你去苏联后只接到你的信两次，又不知道你的住址，很难写信给你，你的母亲和我都将近80岁，你的女儿已18岁，你的妻还望你归家…… 写到这里，徐特立已经是心如刀割。因为，他内心十分清楚，11月25日的厚本来信，那是一封“天堂”里的来信。 熊立诚和徐特立共育有9个孩子，前面5个都不幸夭折。成活的4个子女，都是熊立诚一手带大的。大儿子徐笃本，生于1906年。大儿子的出生，给了熊立诚莫大的宽慰。 徐特立20岁时，曾立下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他决定以10年的时间，不惜变卖家产，买书读书。这一年，徐特立的10年读书期即将结束，他开始筹办一所专门招收农民子弟的小学―――梨江高等小学堂。这是他一生中创办的第一所学校。 在徐笃本3岁的时候，小有名气的徐特立受聘到了长沙修业学校。在这里，30岁的徐特立干了一件震惊湖南的大事。徐特立孙女、徐厚本之女徐禹强说：“他给长沙修业学校的学生作时事报告，当他讲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时激愤难平，竟突然冲进厨房，拿起菜刀砍掉左手小指，蘸着鲜血写下8个大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来，毛泽东到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打听这个“断指血书”的人，毛泽东特别敬佩他。 为人师者，却难为人父 1927年，在徐特立领着长沙城里的学生，开展大革命运动时，21岁的儿子徐笃本，也担任了长沙县农民协会主席，带领着乡亲们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徐特立接到了毛泽东和蔡和森的邀请，他前往武汉。临行前，徐特立特意赶回老家，想与妻儿告别。然而，回到家中，他见到的却是儿子徐笃本的灵堂。就在“马日事变”爆发不久，徐笃本逃离敌人的追捕，在涉水渡江时不幸牺牲。 因为承受不了这个打击，熊立诚几乎精神失常，她不肯将儿子下葬。来不及安葬儿子，徐特立便匆匆离开长沙，奔赴武汉。儿子徐笃本的棺材，就一直停放在徐家祖坟旁边的一间茅屋里，一停就是10年。 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让一心教育救国的徐特立，转而思考其他出路。在学生李维汉的介绍下，徐特立毅然以50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 1927年，徐特立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第20军第3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徐特立赴苏联学习，回国后担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1934年，57岁的徐特立随红军长征，他是长征中年纪最大的红军。 1947年的延安，曾经举行过一场盛大的祝寿大会――庆祝徐特立60大寿。毛泽东写了一封贺信，其中有一句话十分有名：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徐特立的学生遍布湖湘，在60岁自传中，徐特立这样写道：“长沙县的教育，民国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长沙一共有800个小学校，所有教员是短时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美国记者斯诺曾经访问延安，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十分落后的山沟，竟然使用国际化的拼音字母。当时，徐特立正担任中共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 只是，这位为人师者，却难为人父。投身革命的他，从未有机会给自己的儿女讲上哪怕一堂课。 自从“马日事变”离家，徐特立再次回到长沙，已是10年之后。1937年冬，徐特立回到长沙，此时他的身份是八路军高级参议。此时，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得知消息，熊立诚带着子女步行40多里路赶到长沙。 此时，小儿子徐厚本也21岁了，他与妻子刘翠英结婚已经两年，还给徐家添了一个孙女，就是刚满一岁的徐禹强。 全家团聚，徐特立和熊立诚都十分高兴。徐特立告诉家人，这次来长沙要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他提议，让厚本和翠英一起去延安学习。 1938年秋，熊立诚精神有所好转，徐特立决定为死去10多年的大儿子徐笃本下葬。只是，熊立诚并不知道，安葬的那天，棺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徐厚本。 一封未寄出的家书 原来，去延安半年后，徐厚本从陕北公学毕业，被分配到湖南工作。 在从延安回来的途中，徐厚本得了肠热病，住进了医院。而此刻，徐特立正在组织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20多名工农红军。1938年初，这批同志终于获释。当忙完这一切后，徐特立匆匆赶到医院时，儿子徐厚本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早已离开人世。痛失儿子的徐特立，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儿媳刘翠英身上。徐特立给刘翠英改名为徐乾。“乾”，意为独立、顽强。他希望徐乾能不懈努力，继续革命。同时，徐特立压抑住内心的悲痛，和徐乾商量，一起编造了一个谎言：他们告诉熊立诚，徐厚本去延安了，执行秘密任务，不能和家里联系，后来又说他被派到苏联去了，在苏联结婚了，不能回国。 “接了你的信，才知道你已在苏联安了家，并有了儿女，按照苏联的法律，女子和外国人结婚及生的儿女是不能随外国人出国的。我也知道你们是不愿意丢开父母，又不愿意丢开儿女，你的困难只能照顾一面，还是由你自己决定，不过你的母亲天天盼望你们。” 徐特立写信给女儿徐静涵，叮嘱女儿，不要言及厚本去世的消息。徐厚本的离世，成了徐家上下绝口不提的秘密。为了圆谎，徐特立请苏联大使馆编造了徐厚本在苏联的情况，并模仿徐厚本的口吻写信回家。每次写完回信，徐特立都要逐字逐句念给夫人听。 你留在家里只有一个女儿，女儿总是自己生的，也能安慰她，最忧愁的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每一天都是苦痛，老年人的心理总是这样的，比不上我们出门在外的人，时间久了，就忘记了家，我是难说服你的母亲，请你多多考虑，话完了，请回信。 父，特立 1954年12月15日 而直到去世，不识字的熊立诚始终不知，这封家书一直保存在徐特立的书房里，从未寄出。直到1960年临终，熊立诚还抱着希望，期待儿子能够回来。 隐藏了长达22年的秘密 2009年8月15日，73岁的徐禹强来到五美乡，这次回家，徐禹强怀着一个心愿，希望来到父亲坟头，为他烧一炷香。徐禹强第一次给父亲扫墓，还是在11岁的时候。 “我姑妈带我去扫墓，一边走一边跟我说，这是你父亲的墓。我11岁半了，到那时我才知道我父亲不在了，在那之前都以为爸爸还在。我们一路走，回来时已经很晚了，我奶奶不知道做什么这么晚了，在家里里挺着急，弄得挺紧张的。”徐禹强说。 为了不让祖母起疑，徐禹强从此再也没有给父亲扫过墓。11岁的她也和家人一起，维持着这个长达22年的秘密。 而在此前，徐家祖坟已经变成了一座茶场，当年的痕迹早已远去，徐禹强托人多方寻找，一直未能找到父亲的墓。直到2008年12月，徐特立两个儿子合葬的墓终于找到了。 2009年8月15日，长沙县文物局已将墓地进行整修。徐禹强亲手为父亲和伯父写下墓志铭： “两个以自己的行动和生命献身革命的人。” 如今，已经难以想象，当年徐特立写那封信时的情景。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他写下那些虚构的、只有自己阅读的书信时的心情是何种苦楚。正如徐禹强所说，最痛苦的不是失去亲人，而是要将悲痛隐藏。 徐特立很少提及两个儿子，徐禹强唯一一次问起父亲的情况时，徐特立只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终生的遗憾，但是我不后悔。对他来说，在为人夫、为人父之前，首先是为人师、为革命。 （摘自《共和国历史深处的记忆》，吕焕斌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他一生从教，却很少为家人做些什么。在徐老的孙女徐禹强家中，有着一封未曾寄出的家书。在这封信里，埋藏着一个20多年的秘密……对此，徐特立说，在为人夫、为人父之前，首先是为人师、为革命。 “断指血书”的“教书先生” 长沙县五美乡观音塘，丘陵环绕，有一栋黑瓦白墙的老房子，这里是徐特立的故居。房屋建于1914年，距今已有百年历史。故居院子里对称种着4棵树，东北角是一棵柚子树，青色的果实挂满枝头，芳香满院。这棵柚子树，是1924年徐特立带着7岁的儿子徐厚本一起种下的。 1954年12月15日上午，年过古稀的徐特立，收到了老家寄来的包裹，包裹里是几个大柚子。看到从老家寄来的柚子，睹物思人，徐特立的妻子熊立诚想起了久没见面的二儿子徐厚本，想起了此前儿子的来信还没有给他回复，便恳求丈夫，给厚本写封信吧。 厚本吾儿： 11月25日你的来信收到了，你去苏联后只接到你的信两次，又不知道你的住址，很难写信给你，你的母亲和我都将近80岁，你的女儿已18岁，你的妻还望你归家…… 写到这里，徐特立已经是心如刀割。因为，他内心十分清楚，11月25日的厚本来信，那是一封“天堂”里的来信。 熊立诚和徐特立共育有9个孩子，前面5个都不幸夭折。成活的4个子女，都是熊立诚一手带大的。大儿子徐笃本，生于1906年。大儿子的出生，给了熊立诚莫大的宽慰。 徐特立20岁时，曾立下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他决定以10年的时间，不惜变卖家产，买书读书。这一年，徐特立的10年读书期即将结束，他开始筹办一所专门招收农民子弟的小学―――梨江高等小学堂。这是他一生中创办的第一所学校。 在徐笃本3岁的时候，小有名气的徐特立受聘到了长沙修业学校。在这里，30岁的徐特立干了一件震惊湖南的大事。徐特立孙女、徐厚本之女徐禹强说：“他给长沙修业学校的学生作时事报告，当他讲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时激愤难平，竟突然冲进厨房，拿起菜刀砍掉左手小指，蘸着鲜血写下8个大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来，毛泽东到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打听这个“断指血书”的人，毛泽东特别敬佩他。 为人师者，却难为人父 1927年，在徐特立领着长沙城里的学生，开展大革命运动时，21岁的儿子徐笃本，也担任了长沙县农民协会主席，带领着乡亲们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徐特立接到了毛泽东和蔡和森的邀请，他前往武汉。临行前，徐特立特意赶回老家，想与妻儿告别。然而，回到家中，他见到的却是儿子徐笃本的灵堂。就在“马日事变”爆发不久，徐笃本逃离敌人的追捕，在涉水渡江时不幸牺牲。 因为承受不了这个打击，熊立诚几乎精神失常，她不肯将儿子下葬。来不及安葬儿子，徐特立便匆匆离开长沙，奔赴武汉。儿子徐笃本的棺材，就一直停放在徐家祖坟旁边的一间茅屋里，一停就是10年。 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让一心教育救国的徐特立，转而思考其他出路。在学生李维汉的介绍下，徐特立毅然以50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 1927年，徐特立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第20军第3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徐特立赴苏联学习，回国后担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1934年，57岁的徐特立随红军长征，他是长征中年纪最大的红军。 1947年的延安，曾经举行过一场盛大的祝寿大会――庆祝徐特立60大寿。毛泽东写了一封贺信，其中有一句话十分有名：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徐特立的学生遍布湖湘，在60岁自传中，徐特立这样写道：“长沙县的教育，民国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长沙一共有800个小学校，所有教员是短时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美国记者斯诺曾经访问延安，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十分落后的山沟，竟然使用国际化的拼音字母。当时，徐特立正担任中共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 只是，这位为人师者，却难为人父。投身革命的他，从未有机会给自己的儿女讲上哪怕一堂课。 自从“马日事变”离家，徐特立再次回到长沙，已是10年之后。1937年冬，徐特立回到长沙，此时他的身份是八路军高级参议。此时，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得知消息，熊立诚带着子女步行40多里路赶到长沙。 此时，小儿子徐厚本也21岁了，他与妻子刘翠英结婚已经两年，还给徐家添了一个孙女，就是刚满一岁的徐禹强。 全家团聚，徐特立和熊立诚都十分高兴。徐特立告诉家人，这次来长沙要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他提议，让厚本和翠英一起去延安学习。 1938年秋，熊立诚精神有所好转，徐特立决定为死去10多年的大儿子徐笃本下葬。只是，熊立诚并不知道，安葬的那天，棺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徐厚本。 一封未寄出的家书 原来，去延安半年后，徐厚本从陕北公学毕业，被分配到湖南工作。 在从延安回来的途中，徐厚本得了肠热病，住进了医院。而此刻，徐特立正在组织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20多名工农红军。1938年初，这批同志终于获释。当忙完这一切后，徐特立匆匆赶到医院时，儿子徐厚本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早已离开人世。痛失儿子的徐特立，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儿媳刘翠英身上。徐特立给刘翠英改名为徐乾。“乾”，意为独立、顽强。他希望徐乾能不懈努力，继续革命。同时，徐特立压抑住内心的悲痛，和徐乾商量，一起编造了一个谎言：他们告诉熊立诚，徐厚本去延安了，执行秘密任务，不能和家里联系，后来又说他被派到苏联去了，在苏联结婚了，不能回国。 “接了你的信，才知道你已在苏联安了家，并有了儿女，按照苏联的法律，女子和外国人结婚及生的儿女是不能随外国人出国的。我也知道你们是不愿意丢开父母，又不愿意丢开儿女，你的困难只能照顾一面，还是由你自己决定，不过你的母亲天天盼望你们。” 徐特立写信给女儿徐静涵，叮嘱女儿，不要言及厚本去世的消息。徐厚本的离世，成了徐家上下绝口不提的秘密。为了圆谎，徐特立请苏联大使馆编造了徐厚本在苏联的情况，并模仿徐厚本的口吻写信回家。每次写完回信，徐特立都要逐字逐句念给夫人听。 你留在家里只有一个女儿，女儿总是自己生的，也能安慰她，最忧愁的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每一天都是苦痛，老年人的心理总是这样的，比不上我们出门在外的人，时间久了，就忘记了家，我是难说服你的母亲，请你多多考虑，话完了，请回信。 父，特立 1954年12月15日 而直到去世，不识字的熊立诚始终不知，这封家书一直保存在徐特立的书房里，从未寄出。直到1960年临终，熊立诚还抱着希望，期待儿子能够回来。 隐藏了长达22年的秘密 2009年8月15日，73岁的徐禹强来到五美乡，这次回家，徐禹强怀着一个心愿，希望来到父亲坟头，为他烧一炷香。徐禹强第一次给父亲扫墓，还是在11岁的时候。 “我姑妈带我去扫墓，一边走一边跟我说，这是你父亲的墓。我11岁半了，到那时我才知道我父亲不在了，在那之前都以为爸爸还在。我们一路走，回来时已经很晚了，我奶奶不知道做什么这么晚了，在家里里挺着急，弄得挺紧张的。”徐禹强说。 为了不让祖母起疑，徐禹强从此再也没有给父亲扫过墓。11岁的她也和家人一起，维持着这个长达22年的秘密。 而在此前，徐家祖坟已经变成了一座茶场，当年的痕迹早已远去，徐禹强托人多方寻找，一直未能找到父亲的墓。直到2008年12月，徐特立两个儿子合葬的墓终于找到了。 2009年8月15日，长沙县文物局已将墓地进行整修。徐禹强亲手为父亲和伯父写下墓志铭： “两个以自己的行动和生命献身革命的人。” 如今，已经难以想象，当年徐特立写那封信时的情景。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他写下那些虚构的、只有自己阅读的书信时的心情是何种苦楚。正如徐禹强所说，最痛苦的不是失去亲人，而是要将悲痛隐藏。 徐特立很少提及两个儿子，徐禹强唯一一次问起父亲的情况时，徐特立只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终生的遗憾，但是我不后悔。对他来说，在为人夫、为人父之前，首先是为人师、为革命。 （摘自《共和国历史深处的记忆》，吕焕斌著，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