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 慧 若 水
——关于劳动者“智慧人”的遐想
张华强
在林林总总的企业管理理论中，都涉及到对于被管理者——劳动者人性的基本认识；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等等对劳动者基本人性的假定，成为各种管理模型赖以衍化的逻辑基础。然而在东方文化中，对种种基本人性的解读还是摆脱不了性善性恶的窠臼。如果我们不愿意在性善性恶的纷争中陷入无休止的空谈，那么求同存异，站在我们面前的劳动者便是智慧人。
劳动者是智慧的，智慧又是什么呢？
智慧若水。水是生命的母体，智慧是文明的源泉。组成人体的主要成分是水，而人的精神的主要功能是智慧。与其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不如说是智慧创造了文明，物资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是智慧的结晶。的确，从事物的本原上讲，“上善若水”，假若地球大漠茫茫没有一滴水，生命之花就不会开放，而“智慧之于灵魂犹如健康之于身体”。如果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仅仅靠善是不行的，却离不开我们的智慧。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等等对人性的假设无论基于性善还是性恶，都必须首先承认劳动者是智慧的。
智者乐水，这并非出于个人秉性的偏爱，而是一种理智。古往今来，无数哲人、诗人对水的礼赞和称誉，力求在水的性格中折射出瞬间的永恒和局促中的无限，寄托的其实是人类的理想和追求。然而水是中性的，不会因人们对其善恶的指点而动。“沉舟侧畔千帆过”，“不废江河万古流”。老子所谓“上善若水”，那是一种不争、无为的假定。而水偏偏积极有为，不乏奋勇争先的魂魄。况且老子的“上善”与儒家的“上智”一样，都是对君王上层特权的界定，将劳动人民排除在外。而水的中性恰恰不承认各种人际间的樊篱。
智慧正如水流必向下一样，以趋利避害为本能，可以超越一切“上智”与“下愚”的界限。智慧不同于知识，它像水一样不管置于瓷碗还是置于金碗，都保持自己的本色；大自然的造化之功赋予每一个正常的人以智慧，成为人生而平等的最重要的资源保证。无论后天的环境如何阴差阳错，器歪水不歪，物斜水不斜，是谓“水平”。因而智慧也是中性的，无论企业居于优势还是劣势，只要有劳动者在，就不乏智慧的宝藏。智慧的中性意味着以最佳的方式追求最高的目标，无论劳动者是“海龟”还是“土鳖”都是如此。把劳动者解读为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那是管理者单方面的幻象。
水如有智。在
自然生息的旅程中，水总能适时调整行进的路线、节奏和投入的力度；或者张弛有度，机动灵活，巧于渗透，化整为零，暂寄予自然之中；或者开拓创新，伴随着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变迁，寻觅突破之处，一展身手。面对前进中的障碍，总可以避实就虚，寻找薄弱环节，绕道穿越；亦或韬光养晦，渗入各种机制，参与生命运转，等待建功立业的时机。智则如水，如水的智慧是否表现出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的特征，什么时候哪一种特征表现的更多一些，那取决于环境和智慧自身势的积累。
无可否认，水在给人类带来舟楫灌溉等等诸般水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水患灾害。 “水之为善也大，水之为害也烈”。盘古生人，有水、火、兽三大患，察其为害之烈，水之劫难为第一大患：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漂没财货吞噬生灵，莫此为甚！智慧何尝不是如此呢？日本的池田大作指出：“智慧不仅是创造文化、获得幸福的原动力，同时也切不可忘记它又是产生破坏、把人推向悲惨和苦恼的深渊的原动力”。“智慧出，有大伪”，有智利必有智患。当管理者认定劳动者为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伪经济人、伪社会人、伪复杂人等伪相。而且智患与管理者博弈足以将管理者的努力化为乌有；否则古人就不回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言。
然则，“水患虽烈，终可治之”，我们大可不必因为“智慧出，有大伪”而愚民，拒不承认劳动者是智慧人的事实。正如《计然策》中所说，江河虽烈，禹后多利。“世无不治之水患，全在为与不为之间也”。禹治水成功的巨大威信，导致了国家政权——夏的建立。出于治理黄河洪水的需要，黄河中下游的协调贯穿至先秦的历史。卡尔•魏特夫在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时，提出了国家演变源于“治水社会”的理论。也许这种理论失之偏颇，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经大禹合天下民力十三年全力劝导，大河入海之道框定大势，自夏商周三代以降，大河清流滔滔，两岸人口聚拢日甚，村畴繁衍不息，已成我华夏丰腴腹地，黄河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当是不争的事实。
智慧的作用也是一样，剔除智慧的“大伪”，人类文明不断开拓出新的纪元，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更是如此。一家权威的学习研究机构称，人类正处于新的智力时代的开端。在这种趋势中，企业没有高于智慧的财富；在企业做大做强的努力中，智慧总是优于现有经济实力，问题在于怎样对劳动者的智慧进行“治理”。历史上鲧和禹父子不同的治水方法，即堵和疏，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命题；疏导的重要性已经从治水延伸到社会生
活的许多领域，其中包括开民智。
所谓的疏，无非是因势利导，集中到一点，就是对水的运行规律要有充分的尊重。水的形状可以因器而变，遇圆则圆，逢方则方，直如刻线，曲可盘龙。不管装在任何容器，都会与容器和谐相处。但是水的本质却不会因器而变，切不可亵玩，否则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智慧的“大伪”也是一样，当管理者一切向钱看时，劳动者就是智慧人；当管理者以眩富影响社会公正时，劳动者就是社会人；当管理者以权谋与公众利益博弈时，劳动者就是复杂人。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劳动者为智慧人的表现，是对小环境的适应；然而劳动者绝对不会满足于此，终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水患更多的是泥沙之患，是泥沙造成了河道淤塞。而水裹挟着的泥沙之患，原本是环境的报应。同样的，智患并非智慧的必然产物，更多的是因为智慧裹挟着的泥沙所致；智慧裹挟着的泥沙多为管理者塞进的私货。智慧不等于权谋，而权谋很容易沦为智患。当管理者谋取私利的权谋需要以劳动者的智慧表现出来的时候，劳动者的智慧难免让管理者感到扑朔迷离。在明确劳动者的智慧宜疏不宜堵的同时，不要以为自己的权谋能够胜过劳动者的智慧。当管理者离不开劳动者的智慧，需要借重劳动者的智慧时，必须确认劳动者是智慧人。
当劳动者被当作智慧人得到理解的时候，智慧将会更好地转化为财富；即使智慧因不同的利益取向产生冲撞也有广阔的沟通空间。正如马克思所说，“智慧同智慧相碰，就迸溅出无数的火花”，那就会产生创新的推力。把劳动者当作智慧人，意味着让员工更加有尊严。让劳动者有尊严的生活，这并不是对他们的格外加恩，而是因为他们具有足以让管理者尊重的智慧。明确劳动者为智慧人，不仅要平等相待，而且要尊之重之，这源于水的启示。
智 慧 若 水
——关于劳动者“智慧人”的遐想
张华强
在林林总总的企业管理理论中，都涉及到对于被管理者——劳动者人性的基本认识；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等等对劳动者基本人性的假定，成为各种管理模型赖以衍化的逻辑基础。然而在东方文化中，对种种基本人性的解读还是摆脱不了性善性恶的窠臼。如果我们不愿意在性善性恶的纷争中陷入无休止的空谈，那么求同存异，站在我们面前的劳动者便是智慧人。
劳动者是智慧的，智慧又是什么呢？
智慧若水。水是生命的母体，智慧是文明的源泉。组成人体的主要成分是水，而人的精神的主要功能是智慧。与其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不如说是智慧创造了文明，物资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是智慧的结晶。的确，从事物的本原上讲，“上善若水”，假若地球大漠茫茫没有一滴水，生命之花就不会开放，而“智慧之于灵魂犹如健康之于身体”。如果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仅仅靠善是不行的，却离不开我们的智慧。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等等对人性的假设无论基于性善还是性恶，都必须首先承认劳动者是智慧的。
智者乐水，这并非出于个人秉性的偏爱，而是一种理智。古往今来，无数哲人、诗人对水的礼赞和称誉，力求在水的性格中折射出瞬间的永恒和局促中的无限，寄托的其实是人类的理想和追求。然而水是中性的，不会因人们对其善恶的指点而动。“沉舟侧畔千帆过”，“不废江河万古流”。老子所谓“上善若水”，那是一种不争、无为的假定。而水偏偏积极有为，不乏奋勇争先的魂魄。况且老子的“上善”与儒家的“上智”一样，都是对君王上层特权的界定，将劳动人民排除在外。而水的中性恰恰不承认各种人际间的樊篱。
智慧正如水流必向下一样，以趋利避害为本能，可以超越一切“上智”与“下愚”的界限。智慧不同于知识，它像水一样不管置于瓷碗还是置于金碗，都保持自己的本色；大自然的造化之功赋予每一个正常的人以智慧，成为人生而平等的最重要的资源保证。无论后天的环境如何阴差阳错，器歪水不歪，物斜水不斜，是谓“水平”。因而智慧也是中性的，无论企业居于优势还是劣势，只要有劳动者在，就不乏智慧的宝藏。智慧的中性意味着以最佳的方式追求最高的目标，无论劳动者是“海龟”还是“土鳖”都是如此。把劳动者解读为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那是管理者单方面的幻象。
水如有智。在
自然生息的旅程中，水总能适时调整行进的路线、节奏和投入的力度；或者张弛有度，机动灵活，巧于渗透，化整为零，暂寄予自然之中；或者开拓创新，伴随着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变迁，寻觅突破之处，一展身手。面对前进中的障碍，总可以避实就虚，寻找薄弱环节，绕道穿越；亦或韬光养晦，渗入各种机制，参与生命运转，等待建功立业的时机。智则如水，如水的智慧是否表现出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的特征，什么时候哪一种特征表现的更多一些，那取决于环境和智慧自身势的积累。
无可否认，水在给人类带来舟楫灌溉等等诸般水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水患灾害。 “水之为善也大，水之为害也烈”。盘古生人，有水、火、兽三大患，察其为害之烈，水之劫难为第一大患：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漂没财货吞噬生灵，莫此为甚！智慧何尝不是如此呢？日本的池田大作指出：“智慧不仅是创造文化、获得幸福的原动力，同时也切不可忘记它又是产生破坏、把人推向悲惨和苦恼的深渊的原动力”。“智慧出，有大伪”，有智利必有智患。当管理者认定劳动者为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伪经济人、伪社会人、伪复杂人等伪相。而且智患与管理者博弈足以将管理者的努力化为乌有；否则古人就不回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言。
然则，“水患虽烈，终可治之”，我们大可不必因为“智慧出，有大伪”而愚民，拒不承认劳动者是智慧人的事实。正如《计然策》中所说，江河虽烈，禹后多利。“世无不治之水患，全在为与不为之间也”。禹治水成功的巨大威信，导致了国家政权——夏的建立。出于治理黄河洪水的需要，黄河中下游的协调贯穿至先秦的历史。卡尔•魏特夫在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时，提出了国家演变源于“治水社会”的理论。也许这种理论失之偏颇，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经大禹合天下民力十三年全力劝导，大河入海之道框定大势，自夏商周三代以降，大河清流滔滔，两岸人口聚拢日甚，村畴繁衍不息，已成我华夏丰腴腹地，黄河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当是不争的事实。
智慧的作用也是一样，剔除智慧的“大伪”，人类文明不断开拓出新的纪元，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更是如此。一家权威的学习研究机构称，人类正处于新的智力时代的开端。在这种趋势中，企业没有高于智慧的财富；在企业做大做强的努力中，智慧总是优于现有经济实力，问题在于怎样对劳动者的智慧进行“治理”。历史上鲧和禹父子不同的治水方法，即堵和疏，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命题；疏导的重要性已经从治水延伸到社会生
活的许多领域，其中包括开民智。
所谓的疏，无非是因势利导，集中到一点，就是对水的运行规律要有充分的尊重。水的形状可以因器而变，遇圆则圆，逢方则方，直如刻线，曲可盘龙。不管装在任何容器，都会与容器和谐相处。但是水的本质却不会因器而变，切不可亵玩，否则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智慧的“大伪”也是一样，当管理者一切向钱看时，劳动者就是智慧人；当管理者以眩富影响社会公正时，劳动者就是社会人；当管理者以权谋与公众利益博弈时，劳动者就是复杂人。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劳动者为智慧人的表现，是对小环境的适应；然而劳动者绝对不会满足于此，终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水患更多的是泥沙之患，是泥沙造成了河道淤塞。而水裹挟着的泥沙之患，原本是环境的报应。同样的，智患并非智慧的必然产物，更多的是因为智慧裹挟着的泥沙所致；智慧裹挟着的泥沙多为管理者塞进的私货。智慧不等于权谋，而权谋很容易沦为智患。当管理者谋取私利的权谋需要以劳动者的智慧表现出来的时候，劳动者的智慧难免让管理者感到扑朔迷离。在明确劳动者的智慧宜疏不宜堵的同时，不要以为自己的权谋能够胜过劳动者的智慧。当管理者离不开劳动者的智慧，需要借重劳动者的智慧时，必须确认劳动者是智慧人。
当劳动者被当作智慧人得到理解的时候，智慧将会更好地转化为财富；即使智慧因不同的利益取向产生冲撞也有广阔的沟通空间。正如马克思所说，“智慧同智慧相碰，就迸溅出无数的火花”，那就会产生创新的推力。把劳动者当作智慧人，意味着让员工更加有尊严。让劳动者有尊严的生活，这并不是对他们的格外加恩，而是因为他们具有足以让管理者尊重的智慧。明确劳动者为智慧人，不仅要平等相待，而且要尊之重之，这源于水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