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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的讀書種子
陳寅恪(1890年—1969年)，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並稱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屆院士。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著名詩人陳三立之子，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孫。
我一直不知道怎麼介紹陳寅恪這位不世出的文化大師。他在當時、後來以及今天都感動了無數人，只是人們至今仍很難準確地理解他。多數人是附和別人稱讚他的學問和個性;也有人多少瞭解陳先生在艱難環境中對學問、精神自由的堅守。但人們很少能總結出他給我們帶來的精神力量以及他對現代大學教育、人生教育的啟示……
陳寅恪的學問和傳奇是難以說盡的。他治學面廣，在宗教、歷史、語言、人類學、校勘學等領域均有獨到的研究和著述。他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陳寅恪的課上學生雲集，甚至許多名教授如朱自清、馮友蘭、吳宓等都風雨無阻地聽他的課。胡適評價：「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梁啟超也很尊重他，虛心地向人介紹：「我梁啟超雖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沒有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
談起陳寅恪，總讓人想到一句唐詩：「千古文章未盡才，一生襟抱未盡開。」他平生最大的志願是寫成《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在史中求史識。但晚年因為「文革」和雙目失明，未能完成。有人說，這不但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他以悲情的形象佔據了歷史頁面。如果人們不能瞭解並理解這一悲情，那談論陳寅恪就只是隔靴搔癢。
陳寅恪不憚於暴露並表述自己的悲情。他在談論王國維時就說過：「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並自稱「寂寞銷魂人」;1953年，在文化人都與時俱進之際，他耗費10年時間，寫作《柳如是別傳》，堅定於「著書唯剩頌紅妝」;據說，彌留之際，他一言不發，只是眼角不斷地流淚……
只有理解這種悲情，才能理解陳寅恪對自己人生事業的執著。這種執著，從他人生的起點處就開始了。
祖輩、父輩均為名臣、名士，但陳寅恪並未像今天的「富二代」、「貴三代」公子哥們兒那樣，拿個學位就迅速進入成功人士行列。他20歲時開始自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等校就讀，遊學十幾年。
在外多年，陳寅恪卻從未想過拿文憑，而是以求知為主。他說：「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於是他輾轉遊學13年，總共學習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萊文等數十種語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古代印度的一種語言，在佛教典籍中被保存下來)為精。此外，他還學物理、數學，也讀《資本論》。
他的遊學精神讓去歐洲考察的傅斯年大開眼界，感慨不已：「大部分留學生都不學，但陳寅恪卻是難得的讀書種子。」若干年後，傅更是高度評價：「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1925年，陳寅恪回國，35歲的他算是「剩男」了，但他根本沒放在心上，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書、做學問，樂在其中。直到快40歲時，他才娶到了同樣熱愛學問的唐篔(音同「雲」)，開始過了幾年幸福而安頓的生活。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無論如何，陳寅恪都可以不過那種清苦寡淡的生活。不說家庭的人脈，單憑他自己在遊學中建立起的學術資源，都可以迅速地進入「民國教授」的精英之列。但他依舊在執著於自己的路：問道不問貧，不積累，不聚財，不求所謂的社會成功。
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陳先生為漢學教授。這是牛津創辦以來首次聘請中國學者為專職教授。面對這一極具榮譽感的邀請，陳寅恪兩度辭謝。後考慮到自己眼疾甚重，欲借此機會赴英醫治，才答應就聘。不料歐洲戰火突起，終未成行。
窮困中求得大學問
國家的命運也影響到陳寅恪。抗戰開始，高校南遷，師生流離失所。在當時，發國難財者有之，逃離中國者有之，投機者有之，陳寅恪卻沒有趨時而生，而是執著於學術，以至於讀書讀得視網膜脫落、眼睛失明。對陳寅恪而言，他是心甘情願做了「中國文化的托命人」。
他的女兒回憶：「父親工作時汗流浹背，在一個風雨一來都能刮塌的房子裡，也沒有桌子，就是一個箱子，搬個小板凳寫文章。寫完，父親需要休息，就帶我去散步。他只能在休息的間隙，感受到遠離戰亂的歡愉。」
「父親用眼過度，視力日漸減退。母親很著急，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為父親增加營養。於是托人買來一隻懷胎的山羊，母羊生了小羊之後，母親學著擠奶，給父親飲用……」
1942年春，有人奉日軍之命，專程請陳寅恪到已被日軍侵佔的上海授課。他堅決不從，隨即出走香港，之後又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在廣西大學、中山、燕京、清華等校任教。
在香港時，日軍軍部發文給香港佔領軍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寅恪和夫人唐篔就往外拖，硬是不吃敵人的麵粉。日軍用官職和金錢利誘，陳寅恪拒不接受，寧可典當衣物過活。友人的日記中曾記載說：「劉孫二人昨攜米十六斤罐頭肉類七罐予陳寅恪，今日回來報告陳近況，據說他已捱饑兩三天了，聞此為之黯然。」
陳寅恪平時主食只吃一兩片麵包，副食只吃一兩片瘦肉。病了後，食量更是大減，靠打針和服維生素B來補充營養。當時打針費用昂貴，維生素B價格亦不菲。唐篔為買藥四處奔波，實在是煞費苦心，盡力支撐。
窮困伴隨了陳寅恪一生。他的身體之差多是因為營養不良造成的。有一次歷史學家鄧廣銘去看陳寅恪，陳躺在床上呻吟說：「這個身體快不行了。我堅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說：「不寫完這書稿，我不死。」陳寅恪的弟子蔣天樞與藍文徵聽說這件事後，約同往謁，藍文徵買了三罐奶粉。陳寅恪和夫人都還在病中，只能倚靠著被子坐起來。這樣讓人心酸的事例太多了：為了買煤，陳寅恪不得不賣了藏書換錢;而到了除夕，讓女兒美延「吃了一頓白米飯」，陳寅恪欣慰的笑顏卻顯得尤其悲愴……今年，陳寅恪三個女兒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寫的回憶父母的感人著作，就用了「也同歡樂也同愁」作為書名。
這種人生，在當時及今天，都是多少文人學士避之唯恐不及的，是多麼可憐，甚至迂腐的。但陳寅恪從來沒有為所謂的成功而活。因此，今天最值得談論的，不是陳寅恪的記憶力、學識和傳奇，而是他在一個成功環伺的環境中堅持了道理，讓大道學問成了他人格的象徵。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他的悲情力量，能成為一種後人不可企及的傳奇高標。
這種悲情，使得1946年，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歷史系主任雷海宗勸陳寅恪暫時不要開課時，陳拒絕說：「我是教書匠，不教書怎麼能叫教書匠呢?我要開課，至於個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這種悲情，使得他聲明：「我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這種悲情，使得1953年，他回復是否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一事時，要求毛澤東等人能給他一證明書，「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這種悲情，使得在知道他失明的情況後，當時主政中南地區的陶鑄專門囑咐在陳家門前修建了一條白色水泥路，以方便他在工作之餘散步這條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學裡著名的「陳寅恪小道」。也是這種悲情，使得他的魅力不為時間所能佔有或放棄，到今天依然讓人欽佩、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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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的讀書種子
陳寅恪(1890年—1969年)，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並稱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屆院士。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著名詩人陳三立之子，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孫。
我一直不知道怎麼介紹陳寅恪這位不世出的文化大師。他在當時、後來以及今天都感動了無數人，只是人們至今仍很難準確地理解他。多數人是附和別人稱讚他的學問和個性;也有人多少瞭解陳先生在艱難環境中對學問、精神自由的堅守。但人們很少能總結出他給我們帶來的精神力量以及他對現代大學教育、人生教育的啟示……
陳寅恪的學問和傳奇是難以說盡的。他治學面廣，在宗教、歷史、語言、人類學、校勘學等領域均有獨到的研究和著述。他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陳寅恪的課上學生雲集，甚至許多名教授如朱自清、馮友蘭、吳宓等都風雨無阻地聽他的課。胡適評價：「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梁啟超也很尊重他，虛心地向人介紹：「我梁啟超雖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沒有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
談起陳寅恪，總讓人想到一句唐詩：「千古文章未盡才，一生襟抱未盡開。」他平生最大的志願是寫成《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在史中求史識。但晚年因為「文革」和雙目失明，未能完成。有人說，這不但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他以悲情的形象佔據了歷史頁面。如果人們不能瞭解並理解這一悲情，那談論陳寅恪就只是隔靴搔癢。
陳寅恪不憚於暴露並表述自己的悲情。他在談論王國維時就說過：「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並自稱「寂寞銷魂人」;1953年，在文化人都與時俱進之際，他耗費10年時間，寫作《柳如是別傳》，堅定於「著書唯剩頌紅妝」;據說，彌留之際，他一言不發，只是眼角不斷地流淚……
只有理解這種悲情，才能理解陳寅恪對自己人生事業的執著。這種執著，從他人生的起點處就開始了。
祖輩、父輩均為名臣、名士，但陳寅恪並未像今天的「富二代」、「貴三代」公子哥們兒那樣，拿個學位就迅速進入成功人士行列。他20歲時開始自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等校就讀，遊學十幾年。
在外多年，陳寅恪卻從未想過拿文憑，而是以求知為主。他說：「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於是他輾轉遊學13年，總共學習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萊文等數十種語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古代印度的一種語言，在佛教典籍中被保存下來)為精。此外，他還學物理、數學，也讀《資本論》。
他的遊學精神讓去歐洲考察的傅斯年大開眼界，感慨不已：「大部分留學生都不學，但陳寅恪卻是難得的讀書種子。」若干年後，傅更是高度評價：「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1925年，陳寅恪回國，35歲的他算是「剩男」了，但他根本沒放在心上，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書、做學問，樂在其中。直到快40歲時，他才娶到了同樣熱愛學問的唐篔(音同「雲」)，開始過了幾年幸福而安頓的生活。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無論如何，陳寅恪都可以不過那種清苦寡淡的生活。不說家庭的人脈，單憑他自己在遊學中建立起的學術資源，都可以迅速地進入「民國教授」的精英之列。但他依舊在執著於自己的路：問道不問貧，不積累，不聚財，不求所謂的社會成功。
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陳先生為漢學教授。這是牛津創辦以來首次聘請中國學者為專職教授。面對這一極具榮譽感的邀請，陳寅恪兩度辭謝。後考慮到自己眼疾甚重，欲借此機會赴英醫治，才答應就聘。不料歐洲戰火突起，終未成行。
窮困中求得大學問
國家的命運也影響到陳寅恪。抗戰開始，高校南遷，師生流離失所。在當時，發國難財者有之，逃離中國者有之，投機者有之，陳寅恪卻沒有趨時而生，而是執著於學術，以至於讀書讀得視網膜脫落、眼睛失明。對陳寅恪而言，他是心甘情願做了「中國文化的托命人」。
他的女兒回憶：「父親工作時汗流浹背，在一個風雨一來都能刮塌的房子裡，也沒有桌子，就是一個箱子，搬個小板凳寫文章。寫完，父親需要休息，就帶我去散步。他只能在休息的間隙，感受到遠離戰亂的歡愉。」
「父親用眼過度，視力日漸減退。母親很著急，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為父親增加營養。於是托人買來一隻懷胎的山羊，母羊生了小羊之後，母親學著擠奶，給父親飲用……」
1942年春，有人奉日軍之命，專程請陳寅恪到已被日軍侵佔的上海授課。他堅決不從，隨即出走香港，之後又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在廣西大學、中山、燕京、清華等校任教。
在香港時，日軍軍部發文給香港佔領軍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寅恪和夫人唐篔就往外拖，硬是不吃敵人的麵粉。日軍用官職和金錢利誘，陳寅恪拒不接受，寧可典當衣物過活。友人的日記中曾記載說：「劉孫二人昨攜米十六斤罐頭肉類七罐予陳寅恪，今日回來報告陳近況，據說他已捱饑兩三天了，聞此為之黯然。」
陳寅恪平時主食只吃一兩片麵包，副食只吃一兩片瘦肉。病了後，食量更是大減，靠打針和服維生素B來補充營養。當時打針費用昂貴，維生素B價格亦不菲。唐篔為買藥四處奔波，實在是煞費苦心，盡力支撐。
窮困伴隨了陳寅恪一生。他的身體之差多是因為營養不良造成的。有一次歷史學家鄧廣銘去看陳寅恪，陳躺在床上呻吟說：「這個身體快不行了。我堅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說：「不寫完這書稿，我不死。」陳寅恪的弟子蔣天樞與藍文徵聽說這件事後，約同往謁，藍文徵買了三罐奶粉。陳寅恪和夫人都還在病中，只能倚靠著被子坐起來。這樣讓人心酸的事例太多了：為了買煤，陳寅恪不得不賣了藏書換錢;而到了除夕，讓女兒美延「吃了一頓白米飯」，陳寅恪欣慰的笑顏卻顯得尤其悲愴……今年，陳寅恪三個女兒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寫的回憶父母的感人著作，就用了「也同歡樂也同愁」作為書名。
這種人生，在當時及今天，都是多少文人學士避之唯恐不及的，是多麼可憐，甚至迂腐的。但陳寅恪從來沒有為所謂的成功而活。因此，今天最值得談論的，不是陳寅恪的記憶力、學識和傳奇，而是他在一個成功環伺的環境中堅持了道理，讓大道學問成了他人格的象徵。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他的悲情力量，能成為一種後人不可企及的傳奇高標。
這種悲情，使得1946年，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歷史系主任雷海宗勸陳寅恪暫時不要開課時，陳拒絕說：「我是教書匠，不教書怎麼能叫教書匠呢?我要開課，至於個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這種悲情，使得他聲明：「我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這種悲情，使得1953年，他回復是否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一事時，要求毛澤東等人能給他一證明書，「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這種悲情，使得在知道他失明的情況後，當時主政中南地區的陶鑄專門囑咐在陳家門前修建了一條白色水泥路，以方便他在工作之餘散步這條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學裡著名的「陳寅恪小道」。也是這種悲情，使得他的魅力不為時間所能佔有或放棄，到今天依然讓人欽佩、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