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北部的渭北高原边缘地带，十八座唐朝的帝王陵由东到西绵延一百多公里。其中最西头那座，是武则天和高宗李治的合墓，名叫乾陵。
武则天选择跟高宗李治合墓，虽在礼制之中，也可以看作刻意安排。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个曾经权欲熏心、窃位为帝的一代女杰，当然知道自己所得罪的，不只是一代思想正统的儒士百官，还有整个男权社会的传统观念。也许临终的时候她愿意将自己的身份变得含糊一些，免得被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男人们天天挂在嘴上批评诅咒。跟高宗合葬既可以是皇后的身份，也可以是普通习俗意义上的妻子身份，而后一种身份跟女帝的身份并不矛盾。面对这个合葬墓，有人可以继续称她为帝王，有人可以假装忘了历史事实，只称她为皇后。这个聪明盖世的女人懂得如何照顾后人的面子，当然也给自己留够了面子。
当主政陕甘的清代大臣毕沅为乾陵立碑时，就在默默无语中玩了一回面子游戏。在乾陵正面，相当于那个美女人体下巴尖的位置上，矗立着那块毕沅手书的碑铭，曰唐高宗乾陵。他显然不能容忍武则天这个女流之辈竟然登上皇帝的金銮殿，但是也用不着有辱斯文破口大骂，他只是按下不表就行。毕沅既是一代名臣又是一代名儒，对西北历史文化有精深研究。除《续资治通鉴》外，还写过《关中胜迹图》和《西安省志》。他在乾陵碑铭中避而不提武则天，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为帝的蔑视。《新唐书》虽然为武则天写“纪”，在史书体例上给了她帝王待遇，却只称她为“则天顺圣武皇后”。 掌握话语权的古人怎么也不愿意认可一个女辈为皇帝，老觉得这样有伤男人的颜面。其实历史上那么多男性皇帝，也没几个给男人们留下什么像样的面子。
现代人见多识广，思想观念甚为开明，一些杰出人士对武则天的看法终于渐趋改变。毕沅题写碑铭两百年后，郭沫若也为乾陵手书了一副碑铭，曰“唐高宗与则天皇帝合葬之墓”。此碑立于毕沅碑的东南方，相距大约二十米。郭沫若特地强调“则天皇帝”，当然是有意翻案正名。为武则天翻案是郭沫若晚年重要的学术工作。他除了写有许多论文之外，还写了一部长达十二万字的剧本《武则天》。此一碑铭不只是承认了武则天曾是一朝帝王的事实，还包含着对她的才华和功绩的肯定和赞扬。郭沫若的观点，在六十年代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在承认不承认武则天的帝王身份的问题上，中国人犹豫了一千多年，也争论了一千多年。
也许人们认为郭沫若的翻案体现了现代人的男女平权思想。其实这是天大的
误会。男女是否平权，决不在于女的能不能像男的那样为官为帝。在叫嚷着妇女解放的二十世纪，亚洲有不少女性当上了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好象亚洲比欧洲具有更多的平权意识。可是这些叱咤风云的亚洲女性，没有一个不是仰仗着她的丈夫或父亲的政治产业而出人头地的。有的甚至是因为男政治家在建立功勋的过程中惨遭杀害，他的夫人乃被推举为领袖，代替丈夫享有崇高的荣誉和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几乎就是男性的替身，哪还有多少平权可言。这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显示了亚洲女性严重的人身依附地位和心态。我们用不着因为武则天当了皇帝就咒她为无纲无纪非从非德，但是也决无必要因为她当了皇帝就认为她如何伟大光荣正确。
郭沫若是一个相当聪明也相当复杂的人，他的话中几分是学术几分是另有含义，特别值得我们认真辨析。可是就在他临死前的一年多，那个常常拿武则天的女皇身份说事的江青突然进了监狱了，惹得老态龙钟的郭沫若马上对心仪不已的武则天翻脸。“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都已经把人骂作白骨精了，干吗还非得捎上人家武皇帝不可呀。这里不但强调则天只是“后”而不是“帝”，而且充满了对女性鄙夷诅咒的语气，好象女人具有政治抱负或者权欲就是天理不容，好象女性无论为后为帝都是天下祸水。他的这种思维和观念，尤其是他的急剧变化，是他远不及毕沅的地方。他六十年代题写这个碑铭，有意强调武则天的功绩地位，否定了她作为皇后陪葬的潜在可能，显示了他对人身依附关系的厌恶。惜乎自己所厌恶的东西往往是自己最无法摆脱的东西，甚至往往就是自己的宿命。
还是武则天本人看得透彻。她为高宗立的述圣纪碑，刻有长文歌颂丈夫的丰功伟绩，可是没有一个游客关心她写了些什么，没有一个游客想了解高宗究竟是如何伟大法，也没有一个后人会相信那些颂词里的伟大真的曾经存在过。而她为自己立的碑，却是一座由整石制作的重达九十吨的无字碑，无数后人都禁不住在这座无字碑前唏嘘不已，感叹有加。千年风流、万代威仪，都被风吹雨打去。即使把谄词媚语写遍钟鼎竹帛，即使把谎言种满华夏大地，又哪能抵得住时间的磨刮和冲洗。这个无字碑的无言之言比后人的一切喋喋不休都来得高明。虽然其间不无武则天对女性历史命运的无奈和抗议，但毕竟还是显示了她的底蕴和胸怀。
那座崛立万年的无字碑，写满了武则天的智慧和深邃，武则天不愧为人中之杰。至于后人是不是承认她的帝王地位，何足挂齿哉，何足挂碑哉。
在西安北部的渭北高原边缘地带，十八座唐朝的帝王陵由东到西绵延一百多公里。其中最西头那座，是武则天和高宗李治的合墓，名叫乾陵。
武则天选择跟高宗李治合墓，虽在礼制之中，也可以看作刻意安排。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个曾经权欲熏心、窃位为帝的一代女杰，当然知道自己所得罪的，不只是一代思想正统的儒士百官，还有整个男权社会的传统观念。也许临终的时候她愿意将自己的身份变得含糊一些，免得被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男人们天天挂在嘴上批评诅咒。跟高宗合葬既可以是皇后的身份，也可以是普通习俗意义上的妻子身份，而后一种身份跟女帝的身份并不矛盾。面对这个合葬墓，有人可以继续称她为帝王，有人可以假装忘了历史事实，只称她为皇后。这个聪明盖世的女人懂得如何照顾后人的面子，当然也给自己留够了面子。
当主政陕甘的清代大臣毕沅为乾陵立碑时，就在默默无语中玩了一回面子游戏。在乾陵正面，相当于那个美女人体下巴尖的位置上，矗立着那块毕沅手书的碑铭，曰唐高宗乾陵。他显然不能容忍武则天这个女流之辈竟然登上皇帝的金銮殿，但是也用不着有辱斯文破口大骂，他只是按下不表就行。毕沅既是一代名臣又是一代名儒，对西北历史文化有精深研究。除《续资治通鉴》外，还写过《关中胜迹图》和《西安省志》。他在乾陵碑铭中避而不提武则天，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为帝的蔑视。《新唐书》虽然为武则天写“纪”，在史书体例上给了她帝王待遇，却只称她为“则天顺圣武皇后”。 掌握话语权的古人怎么也不愿意认可一个女辈为皇帝，老觉得这样有伤男人的颜面。其实历史上那么多男性皇帝，也没几个给男人们留下什么像样的面子。
现代人见多识广，思想观念甚为开明，一些杰出人士对武则天的看法终于渐趋改变。毕沅题写碑铭两百年后，郭沫若也为乾陵手书了一副碑铭，曰“唐高宗与则天皇帝合葬之墓”。此碑立于毕沅碑的东南方，相距大约二十米。郭沫若特地强调“则天皇帝”，当然是有意翻案正名。为武则天翻案是郭沫若晚年重要的学术工作。他除了写有许多论文之外，还写了一部长达十二万字的剧本《武则天》。此一碑铭不只是承认了武则天曾是一朝帝王的事实，还包含着对她的才华和功绩的肯定和赞扬。郭沫若的观点，在六十年代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在承认不承认武则天的帝王身份的问题上，中国人犹豫了一千多年，也争论了一千多年。
也许人们认为郭沫若的翻案体现了现代人的男女平权思想。其实这是天大的
误会。男女是否平权，决不在于女的能不能像男的那样为官为帝。在叫嚷着妇女解放的二十世纪，亚洲有不少女性当上了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好象亚洲比欧洲具有更多的平权意识。可是这些叱咤风云的亚洲女性，没有一个不是仰仗着她的丈夫或父亲的政治产业而出人头地的。有的甚至是因为男政治家在建立功勋的过程中惨遭杀害，他的夫人乃被推举为领袖，代替丈夫享有崇高的荣誉和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几乎就是男性的替身，哪还有多少平权可言。这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显示了亚洲女性严重的人身依附地位和心态。我们用不着因为武则天当了皇帝就咒她为无纲无纪非从非德，但是也决无必要因为她当了皇帝就认为她如何伟大光荣正确。
郭沫若是一个相当聪明也相当复杂的人，他的话中几分是学术几分是另有含义，特别值得我们认真辨析。可是就在他临死前的一年多，那个常常拿武则天的女皇身份说事的江青突然进了监狱了，惹得老态龙钟的郭沫若马上对心仪不已的武则天翻脸。“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都已经把人骂作白骨精了，干吗还非得捎上人家武皇帝不可呀。这里不但强调则天只是“后”而不是“帝”，而且充满了对女性鄙夷诅咒的语气，好象女人具有政治抱负或者权欲就是天理不容，好象女性无论为后为帝都是天下祸水。他的这种思维和观念，尤其是他的急剧变化，是他远不及毕沅的地方。他六十年代题写这个碑铭，有意强调武则天的功绩地位，否定了她作为皇后陪葬的潜在可能，显示了他对人身依附关系的厌恶。惜乎自己所厌恶的东西往往是自己最无法摆脱的东西，甚至往往就是自己的宿命。
还是武则天本人看得透彻。她为高宗立的述圣纪碑，刻有长文歌颂丈夫的丰功伟绩，可是没有一个游客关心她写了些什么，没有一个游客想了解高宗究竟是如何伟大法，也没有一个后人会相信那些颂词里的伟大真的曾经存在过。而她为自己立的碑，却是一座由整石制作的重达九十吨的无字碑，无数后人都禁不住在这座无字碑前唏嘘不已，感叹有加。千年风流、万代威仪，都被风吹雨打去。即使把谄词媚语写遍钟鼎竹帛，即使把谎言种满华夏大地，又哪能抵得住时间的磨刮和冲洗。这个无字碑的无言之言比后人的一切喋喋不休都来得高明。虽然其间不无武则天对女性历史命运的无奈和抗议，但毕竟还是显示了她的底蕴和胸怀。
那座崛立万年的无字碑，写满了武则天的智慧和深邃，武则天不愧为人中之杰。至于后人是不是承认她的帝王地位，何足挂齿哉，何足挂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