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宏久袁胜育
国际观察 2005年02期
政治文化实际上就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转型时期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之所以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政治文化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和一般公众在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是政治体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性成份。这种成份往往会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环境要素而形成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对政治活动有着巨大的制约作用。因此，政治文化是研究转型期俄罗斯国内政治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路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亚里斯多德以来，政治分析家已直接用‘政治文化’的概念和意识形态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对外政策目标各不相同”(注：[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一、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
政治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长久的记忆和态度，再加上对当前状态的反应的结合”。( 注：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因此， 我们将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通过对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探讨和对新时期俄罗斯政 治文化与政治改革的互动的考察来揭示当代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源泉、特征和发展趋势， 揭示俄罗斯政治文化对转型时期俄罗斯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
当前许多西方学者对转型期俄罗斯的研究结果往往显得不一致甚或是矛盾的，表现为这些研究的结果对俄罗斯社会中民主的特征和专制性的特征作出了不同的评判。如尼柯奈·佩特罗(Nicolai Petro)认为俄罗斯历史上有一种民主与专制的双重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独裁政府的专制性与教会—国家关系中所隐含的民主性。理查德·萨克瓦(Richard Sakwa)也否认俄罗斯政治文化是一种密不透风的专制主义文化，也认为俄罗 斯价值体系中有一种潜在的民主传统存在于专制主义传统中。(注：Richard Sakwa,“Subjectivity and Order in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Paper presented at the 27th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lavic Studies,Philadephia,PA,1995,p.36.)利哈乔夫指出，在关于俄罗斯的议论中 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俄罗斯没有民主传统，没有略微考虑人民利益的正常国家政权 的传统，对此，他认为，“这又是一个偏见!”(注：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 》，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上卷)第35—36页。)而亚历山大则认为，当前西方学者 对俄罗斯的调查研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所采用的理性选择学说，即人们会迅速适应 变化。这种学说掩盖了对转型时期政治文化更准确的描述。他认为当前俄罗斯的政治文 化并没有推动其向自由民主的发展。人们的政治观点中更偏向于对权威专制传统的认同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民主化发展。这并不是说俄罗斯政治文化中没有支持民主化的 因素，而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因素要远远超过这些支持民主化的因素。
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看作是既体现于政治精英人物、执政阶层及各种政治设施的行为中，也普遍反映于广大民众某一时期的、与特定政治情景有关的心理定势、情感偏好、价值趋向及行为方式特征的话，那么，这些行为、定势、偏好、趋向所代表的应该是一种具有长期性、普遍性特征的东西，而非那些处于潜在的、隐含的状态下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构成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各种要素中，我们首先，而且特别需要关注的应该还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中集权主义、权威主义的传统，它反映了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基本性质。
的确，历史上俄罗斯的专制王权也确实曾经试图引进欧洲的开明专制主义思想。如在欧洲流行开明专制之初，彼得大帝就曾以“普善”的口号为宗旨，推行全面的改革。提出国家是“普善”的最高承担者和保护者，君主也要服从国家的需要与约束。叶卡特琳娜二世也曾以伏尔泰、孟德斯鸠的“学生”自居，甚至将启蒙学者狄德罗请入宫中，在其为叶卡特琳娜二世起草的“法典导言”中赫然写道：“如果发生我，即君主，改变或破坏法律的行为，则任凭每一个臣民解除对我的誓言，追究我，推翻我，甚至把我处以死刑。”(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冯绍雷等著：《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下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0页。)然而，俄罗斯政治系统中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中央王权，仍然是独裁体制。所谓俄国式的开明专制主义，只不过是利用欧洲的时髦理论而为我所用。彼得大帝的“普善”观念并非来自于伏尔泰、孟德斯鸠的开明君主 思想，而是来自于德国思想家斯蒂芬·沃尔弗。而且彼得大帝所采纳的又主要是由君主 规定国家法律、乃至一切社会私人生活的规则。而叶卡特琳娜二世也只不过借助于欧洲 的“智者”来巩固王权。19世纪，正当西欧从开明专制步入议会宪政之时，俄国却从启 蒙主义向王权的无限扩充的方向滑行。那时候，即便是对专制主义持批判立场的民主主 义先锋战士，也仍然没有摆脱王权主义的束缚。
20世纪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究竟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还是俄国传统烙印之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典范还是老沙皇的扩张和沙俄专制帝国的再现，人们一直有不同的评判和反思。具体到对苏联政治文化的界定上，它到底是具有浓厚专制色彩的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延续还是说随着工业化的扩张和教育的提高，苏联的政治文化也相应地出现了变化。
在卡瑟琳·丹克斯看来，“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俄罗斯人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中。而在十月革命后，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一党专政的权威主义国家中。”(注：卡瑟琳·丹克斯：《俄罗斯政治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斯蒂芬·怀特也持相似观点：苏联的政治文化展现了俄罗斯沙皇体制的广泛延续性，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和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民众的消极被动这两个方面是一致的。(注：James Alexander,Political Culture in Post-Communist Russia:Formlessness and Recreation in a Traumatic Transition,Stmartin's Press,LLC,2 000,p.22.)赫德里克·史密斯认为，从伊凡大帝和伊凡雷帝以来的六个世纪的极权统治 ，早在列宁和斯大林出现以前，已经使得俄国人成为彻头彻尾的君主主义者。他引述苏 联持不同政见者保尔·李维诺夫的话说：“在沙皇时代，我们国家是独裁统治，而现在 我们国家是极权统治，但是这个极权国家仍然是从俄国的过去脱胎而来的。苏联的‘领 导人’和一般人民都有同样的独裁主义心情。勃列日涅夫和普通人都认为强权即公理， 这就够了。这并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纯粹是个权力问题。索尔仁尼琴装得好像认为 这一切都是由于共产主义的缘故而从天上掉下来的。但是他本人也没有多大的与众不同 。他并不要民主。他希望从极权统治的国家恢复到独裁统治的国家。”(注：赫德里克 ·史密斯：《俄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4—465页。)
对于苏联在政治文化上对沙俄的承继性，匈牙利历史学家T·绍穆埃利曾通过对两个法国人——德·卡斯丁和安德烈·纪德对俄国的观感进行了比较。两人相隔一个世纪的著作(卡斯丁1839年出版《沙俄的帝国》，纪德1939年出版《旅苏归来》)对沙俄和苏联的政治文化的描述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卡斯丁的描述中，“沙皇就是整个帝国，它的健康，它的一举一动，它显然感到有兴趣的任何计划，就是他所有的臣民值得考虑的惟一的东西”。而纪德在苏联耳闻目睹的是，“到处都是斯大林的头像，到处都在谈论他的名字；对他的赞扬无一例外地充满每一篇讲话。”纪德说：“在苏联，每个人事先都知道在任何问题上都只可能有一种意见。每天上午《真理报》都告诉他们，他们应该知道什么，应该想什么，应该相信什么……所以每次你和某一个人交谈之后，你感觉就像和所有人交谈过了。”“他们所要努力得到的不是屈从的赞同，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热诚的赞同，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这种努力居然获得了成功。”纪德的评价像是一个世纪前卡斯丁的话的翻版，后者写道：“我感到非常惊奇，俄国政府居然能够对人们的头脑有如此严密的控制。它不仅使它自己的臣民保持沉默——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它甚至能使已经逃离了它的铁腕统治的异乡人仍旧对它产生恐惧。”纪德的结论是：“我怀疑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甚至是希特勒的德国，能够更无思想自由、能够更屈从、能够更恐惧，能够更忠诚。”卡斯丁则说道：“恐惧在所有地方都产生了同样效果——那是不安定的和平……在这个辽阔的帝国上，即使说人民心有不平，他们也都保持沉默。”(注：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二、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发展
如果说上述学者的观点更多地反映了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性的一面，那么，下面一些研究更多强调的是俄罗斯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
这种观点主要建立在对政治环境的经验主义的调查的基础之上。在苏联解体之前，因为前苏联国家对信息的严格监控，西方学者不能直接对前苏联居民进行调查，最早的关于前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西方研究主要来自对前苏联的移民的调查。第一次著名的相关调查始于20世纪50年代，另一次相关的调查是20世纪80年代由SIP即“苏联访谈计划”(Soviet Interview Project)对从1979年到1982年离开苏联的犹太移民进行的。(注：J.Millar,ed.,Politics,Work,and Daily Life in the USSR:A Survey of Former Soviet Citizens,Cambridge,1987.)虽说这些被访者的受教育水平与苏联广大民众的受 教育水平不成比例，但从这些调查中依然可以管窥前苏联时期苏联社会公众的一般态度 和政治参与水平。
SIP的调查结果出乎许多学者的预料，它对那种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认为苏联的政治文化必然反映长达数世纪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关系提出了挑战。SIP的结果显示，工业化的扩张和教育的发展既侵蚀了传统文化，也发展了传统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与人们对政府行为支持的弱化相关联。年轻的被调查者，无论其受教育水平如何，都 比年长的被调查者更支持个人权利。
这些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认为斯大林之后的几代人，与西方或南方的现代化国家或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的同时代人分别有着对应的相似性。这种受斯大林体制教化的一代人与其后几代人的疏离状况，表明苏联的政治文化其实是文化的不断发展过程，而不是对过去固有文化的简单延续。(注：Political Culture in Post-Communist Russia:Formlessness and Recreation in a Traumatic Transition,p.46.)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改革的推进，苏联政府逐步放松对国内的控制，一些西方学者得以对苏联的政治文化进行更多的实地考察，而这些研究显示出了与SIP较为一致的结果。如纪伯森(Gibson)在1990冬天对莫斯科504名居民进行了一次针对俄罗斯公民对待民主权利、自由和制度的态度的调查(附表)。支持政治宽容性
-政治自由 ++民主规范 +权利意识 +++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
+独立的媒体+竞选 ++a
( + 表示支持， - 表示不支持，a表示相对支持)
纪伯森从调查中发现，除了存在被调查者缺少对个别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政治宽容性之外，被调查者既支持对民主政治有益的具体的个人自由，也支持抽象层面的民主价值观；被调查者还广泛支持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存在的民主模式以及独立的媒体，并对竞选表示强烈支持。据此，纪伯森的结论是，“苏联走向民主化的进一步努力不会受到苏联政治文化本身的进一步阻碍。”(注：Political Culture in Post-Communist Russia:Formlessness and Recreation in a Traumatic Transition,pp.47—48.)
由杰弗瑞·哈恩(Jeffery Hahn)在雅罗斯拉夫展开的调查得出了相近的结论，也就是与那种认为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是由过去的独裁专制传统所支配的观点相反的结论。如认为90年代初的俄罗斯的政治思维与西方工业民主社会中的思维是相近的。具体说来，俄罗斯民众的市民文化具有与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市民文化相近的能力水平，也就是说被调查者在内在能力(个人能力)和外在能力(对政府能力的期望)方面与西方工业民主社会的人们具有可比性。调查结果还表明，俄罗斯民众对竞选普遍地予以支持，其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支持是与年龄和受教育水平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是对文化延续说的否定和对文化发展理论的支持。
总之，纪伯森和哈恩通过他们的两个研究试图表明，俄罗斯人有足够的能力进入发达的民主世界。
当然，在其他一些学者进行的实验性调查研究的结果则展现出了某种更为复杂的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图景。如埃达·菲尼弗特尔(Ada Finifter)和艾伦·米科维克兹(Ellen Mickiewicz)在1989年秋天对苏联人口最密集的七个加盟共和国的2520个人展开了调查 。尽管多数人对竞选是支持的，但民众对民主和国家控制都是予以支持的。而且，人们 并不支持其他更为细致的政治权力概念。尽管纪伯森发现俄罗斯人具有强烈的权力意识 ，但1989年的调查却显示40%的人相信公共秩序比言论自由更为重要。菲尼弗特尔和米 科维克兹的观点是，被调查者对苏联体制一些方面的反对，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整个体 制的全面抛弃。(注：Political Culture in Post-Communist Russia:Formlessness and Recreation in a Traumatic Transition,p.50.)而且，即便是自八十年代中期以 后进行的这些调查实验的最终结果真的反映了俄罗斯人的民主参与水平比学者们预计的 要高，即便是纪伯森和哈恩本人，也不敢断言俄罗斯人已经是羽翼丰满的民主主义者。
如此一来，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上是两对有关俄罗斯的政治文化的矛盾的观点，即文化传统之于文化发展理论的矛盾，以及文化发展理论中存在的相互矛盾的研究成果。
这些矛盾其所以会产生，大概主要还是因为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并不一致所导致的。如果我们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视角来考察苏联时期的政治文化，我们会发现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所打下的深深烙印；而一旦我们将镜头拉近，映入眼帘的往往则是栩栩如生的变化。如果说绵延几个世代的“斯大林体制”让我们领略了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魔力，那么戈尔巴乔夫改革也印证了传统的符咒并非全然不可挣脱。因此，与其说对这些看似矛盾的观点作出一个孰是孰非的评判——这实际上也很难做到，倒不如寻着二者各有所长的研究路径，对俄罗斯政治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出一个较为科学的解释和判断。
三、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动态过程
转型时期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进程表明，俄罗斯政治文化既表现出对传统的“记忆和态度”，从而表现出俄罗斯政治文化延续性的一面；又对当时的国家、社会所处的状态作出了反应，表现出文化的发展性的一面。而作为这种反应的结果，就是俄罗斯政治文化向传统的进一步偏转和回归，这大概是尤其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
毫无疑问，在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传统俄罗斯政治文化固然表现出较为顽固的延续性，但毕竟还是在缓慢地发生着变化。尤其是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的推行，苏联在政治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新俄罗斯立国之后。然而，尽管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在短时期内就会出现巨大的变化，而且政治文化相应地也会发生一些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后者发生的变化实际上要缓慢得多，而且，传统政治文化对新的政治制度的推行的阻碍作用会一直存在，尤其是一旦新的政治制度没能产生出良好的效果，传统政治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将更趋强烈和明显，甚至于会促使国内政治的发展向传统的某种回归。
传统的俄罗斯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但国家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恰恰涵盖着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潜流，一旦国家宏观控制能力削弱或放松，这股潜流就会以各种方式表现自己。而在转型期的俄罗斯社会，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和指导大大削弱，这就为无政府主义的行为倾向提供了土壤，从而进一步导致社会无序状态的出现。俄罗斯90年代政治格局、经济制度、社会体制的激烈动荡引发了人们思想意识、文化心理上深刻的矛盾、困惑、冲突和危机，他们的思想和心态也经历了急剧的变化。
为了考察俄罗斯人对待“民主”和“权威”所持的态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门德尔松和威斯康星大学的戈尔博尔于2002年至2003年在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人可以明显地被区分为人数大致相等的三类人：一是倾向于民主的；二是倾向于权威主义者政府的；第三类是持无所谓的态度或者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倾向性。(注：Sarah E.Mendelson and Theodore P.Gerber,“Up for Grabs,Russia's Political Trajectory and Stalin's Legacy,PONARS Policy Memo 296,”November 2 003.Http://www.csis.org/ruseura/PONARS/policymemos/pm0296.pdf.)
10，000名受调查者分别在2002年和2003年就下面的问题做出了回答：1)，任何时候民主都是可取的；2)，权威主义者政府有时比民主可取；3)，政府形式对我这样的人无关紧要。结果显示，受调查者在前后两年里对上述问题大致做出了相同的回答：34%到36%的人至少在一些时候倾向于权威主义者的作用；30%至31%总是倾向于民主；余下的34%至36%要么无所谓，要么拒绝回答。
研究者将上述结果同在其他国家进行的类似民意调查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在非洲国家受调查者中，倾向于专制的为12%，倾向于民主的为69%；在东亚国家受调查者中，倾向于专制为18%，倾向于民主的为59%。这种比较说明，俄罗斯公众对“民主”的支持度显然要低于这些抽样选择的非洲和东亚国家的民众。
俄罗斯人表现出对权威主义者政府较高的支持率也许是因为较为年长的俄罗斯人受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浸染太久的缘故，或许年轻一代俄罗斯人(30岁以下者)对“民主”将表现得更为热衷?调查者也注意到了这种可能性。研究结果显示，俄罗斯年轻一代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民主”者确实要比老一代人多，达到了41%。但二者之间的差别是细微的，倾向于“民主”的年轻人甚至不过半数，更谈不上绝大多数了。
调查者还设计了一个特殊的题目，以进一步探求俄罗斯人对权威和民主的态度。200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是：如果今天斯大林竞选总统，你会不会投他的票?结果，26%的被调查者回答肯定或可能投斯大林的票，19%的人选择可能不会投他的票，41%的人明确排除了可能性。而在30岁以下的受调查者中，14%的人回答将投票赞成斯大林，21%的人选择可能不会，48%的人选择肯定不会，18%没有回答。因此，对斯大林的态度也印证了俄罗斯年轻一代政治上的态度和立场：相对于权威主义，他们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民主的价值观，但无论如何，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年轻人(超出一半)，在是否反对斯大林的问题上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的。
俄罗斯人在民意调查中表现出的对斯大林的宽容甚至是怀念，表面上看是针对斯大林个人的，但是，在这里，斯大林实际上成为权威和秩序的一种象征。俄罗斯历史上缺乏对稳定状态的熟悉经历，这就造就了非常广泛的寻求稳定的保守派民众，他们往往苛求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实现这种稳定。当人民大众的利益因为法律的软弱无力而受到破坏时，就有必要建立某种中央强权来限制某些政治人物过度膨胀的野心和腐败现象。
虽然多数保守的俄罗斯人并没有想完全回到过去，但当今俄罗斯政府民主模式在他们 预想中的失败促使他们去寻求一种更有决断力的统一领导。俄罗斯历史上长期的家长式 专制的政府行为模式对当今俄罗斯人产生很大影响。在上面所列举的民意测验中，俄罗 斯人就表达了他们对类似于苏联时期权力结构的向往，而非对西方民主式结构的向往。
而且，俄罗斯历史上有一种“人格崇拜”的传统，这与当代俄罗斯人民对“强权人物”的渴望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按照俄罗斯学者盖济也夫的判断，政治生活中鲜明的人格主义倾向是俄罗斯的一大特征，而这正是政治文化中“领袖崇拜”和“精英崇拜”的思想根源。在今日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尤其在选举活动中时常可以发现，比起各个政党政治组织的纲领来，俄罗斯人更感兴趣于个人的人格魅力。
尤其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动荡与不稳定，公民大众就更加希望有“铁碗”或“强权人物”问世，以此来平衡心理的恐慌与失衡。比如1993年、19 95年和1996年几次大选中，以国家利益为口号，主张整顿秩序的候选人，再加上强势人 物的外部形象，使得叶利钦、列别德，甚至一定程度上使日里诺夫斯基获得不少选票。
由于俄罗斯民众一方面对权威和“强权人物”有着强烈的渴望，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感召权威和传统权威都已受到很大削弱，而法理权威尚未建立，这样一种权威的真空与民众的愿望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从而进一步深化和证明了转型期俄罗斯社会的无序化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认为秩序和稳定要比权利、自由和法治更为重要，把接受一个权威主义的领袖看成是避免无政府和混乱状态的必然要求。俄罗斯人还认识到，为了维持法律和秩序，给人们带来安全和保护个人权利，必须有足够强大的政府。
正是作为对现实政治环境的一种反应，转型时期俄罗斯的政治文化表现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早在1989年，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左右碰壁、苏联社会开始显现出混乱和失控的迹象的背景下，苏联开始出现了提出国家要集中权力、加强政府权威作用的呼吁。伊·克里亚姆金和安·米格拉尼扬首先提出了改革初期“需要铁腕”的命题。(注： 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90年代中期，在俄罗斯出现了社会治安混乱、犯罪现象猛增、政府瘫痪、法律大战的局面下，较之于“民主、自由”来，俄罗斯民众更希望“稳定和秩序”，渴望“权威”，呼唤“铁腕人物”出现。
总之，转型时期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景观，尽管自戈尔巴乔夫以来俄罗斯政治上民主化、自由化的推进所带来的俄罗斯政治生活上的巨变是有目共睹的，在政治文化领域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的幅度与政治体制方面的变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政治文化传统几近恒久的特征一直对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俄罗斯在转型时期政治上的失范和无序状态又对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向传统的进一步偏转和回归起了推动作用。正因如此，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表现出了一种权威主义的现象，这一现象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即现端倪，叶利钦时代则确立了“超级总统制”，而普京建立“强有力”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为，更是被视为俄国内政治向权威主义回归的重要表现。
作者介绍：高宏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博士/袁胜育，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062)
作者：高宏久袁胜育
国际观察 2005年02期
政治文化实际上就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转型时期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之所以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政治文化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和一般公众在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是政治体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性成份。这种成份往往会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环境要素而形成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对政治活动有着巨大的制约作用。因此，政治文化是研究转型期俄罗斯国内政治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路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亚里斯多德以来，政治分析家已直接用‘政治文化’的概念和意识形态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对外政策目标各不相同”(注：[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一、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
政治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长久的记忆和态度，再加上对当前状态的反应的结合”。( 注：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因此， 我们将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通过对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探讨和对新时期俄罗斯政 治文化与政治改革的互动的考察来揭示当代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源泉、特征和发展趋势， 揭示俄罗斯政治文化对转型时期俄罗斯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
当前许多西方学者对转型期俄罗斯的研究结果往往显得不一致甚或是矛盾的，表现为这些研究的结果对俄罗斯社会中民主的特征和专制性的特征作出了不同的评判。如尼柯奈·佩特罗(Nicolai Petro)认为俄罗斯历史上有一种民主与专制的双重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独裁政府的专制性与教会—国家关系中所隐含的民主性。理查德·萨克瓦(Richard Sakwa)也否认俄罗斯政治文化是一种密不透风的专制主义文化，也认为俄罗 斯价值体系中有一种潜在的民主传统存在于专制主义传统中。(注：Richard Sakwa,“Subjectivity and Order in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Paper presented at the 27th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lavic Studies,Philadephia,PA,1995,p.36.)利哈乔夫指出，在关于俄罗斯的议论中 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俄罗斯没有民主传统，没有略微考虑人民利益的正常国家政权 的传统，对此，他认为，“这又是一个偏见!”(注：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 》，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上卷)第35—36页。)而亚历山大则认为，当前西方学者 对俄罗斯的调查研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所采用的理性选择学说，即人们会迅速适应 变化。这种学说掩盖了对转型时期政治文化更准确的描述。他认为当前俄罗斯的政治文 化并没有推动其向自由民主的发展。人们的政治观点中更偏向于对权威专制传统的认同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民主化发展。这并不是说俄罗斯政治文化中没有支持民主化的 因素，而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因素要远远超过这些支持民主化的因素。
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看作是既体现于政治精英人物、执政阶层及各种政治设施的行为中，也普遍反映于广大民众某一时期的、与特定政治情景有关的心理定势、情感偏好、价值趋向及行为方式特征的话，那么，这些行为、定势、偏好、趋向所代表的应该是一种具有长期性、普遍性特征的东西，而非那些处于潜在的、隐含的状态下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构成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各种要素中，我们首先，而且特别需要关注的应该还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中集权主义、权威主义的传统，它反映了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基本性质。
的确，历史上俄罗斯的专制王权也确实曾经试图引进欧洲的开明专制主义思想。如在欧洲流行开明专制之初，彼得大帝就曾以“普善”的口号为宗旨，推行全面的改革。提出国家是“普善”的最高承担者和保护者，君主也要服从国家的需要与约束。叶卡特琳娜二世也曾以伏尔泰、孟德斯鸠的“学生”自居，甚至将启蒙学者狄德罗请入宫中，在其为叶卡特琳娜二世起草的“法典导言”中赫然写道：“如果发生我，即君主，改变或破坏法律的行为，则任凭每一个臣民解除对我的誓言，追究我，推翻我，甚至把我处以死刑。”(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冯绍雷等著：《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下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0页。)然而，俄罗斯政治系统中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中央王权，仍然是独裁体制。所谓俄国式的开明专制主义，只不过是利用欧洲的时髦理论而为我所用。彼得大帝的“普善”观念并非来自于伏尔泰、孟德斯鸠的开明君主 思想，而是来自于德国思想家斯蒂芬·沃尔弗。而且彼得大帝所采纳的又主要是由君主 规定国家法律、乃至一切社会私人生活的规则。而叶卡特琳娜二世也只不过借助于欧洲 的“智者”来巩固王权。19世纪，正当西欧从开明专制步入议会宪政之时，俄国却从启 蒙主义向王权的无限扩充的方向滑行。那时候，即便是对专制主义持批判立场的民主主 义先锋战士，也仍然没有摆脱王权主义的束缚。
20世纪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究竟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还是俄国传统烙印之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典范还是老沙皇的扩张和沙俄专制帝国的再现，人们一直有不同的评判和反思。具体到对苏联政治文化的界定上，它到底是具有浓厚专制色彩的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延续还是说随着工业化的扩张和教育的提高，苏联的政治文化也相应地出现了变化。
在卡瑟琳·丹克斯看来，“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俄罗斯人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中。而在十月革命后，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一党专政的权威主义国家中。”(注：卡瑟琳·丹克斯：《俄罗斯政治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斯蒂芬·怀特也持相似观点：苏联的政治文化展现了俄罗斯沙皇体制的广泛延续性，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和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民众的消极被动这两个方面是一致的。(注：James Alexander,Political Culture in Post-Communist Russia:Formlessness and Recreation in a Traumatic Transition,Stmartin's Press,LLC,2 000,p.22.)赫德里克·史密斯认为，从伊凡大帝和伊凡雷帝以来的六个世纪的极权统治 ，早在列宁和斯大林出现以前，已经使得俄国人成为彻头彻尾的君主主义者。他引述苏 联持不同政见者保尔·李维诺夫的话说：“在沙皇时代，我们国家是独裁统治，而现在 我们国家是极权统治，但是这个极权国家仍然是从俄国的过去脱胎而来的。苏联的‘领 导人’和一般人民都有同样的独裁主义心情。勃列日涅夫和普通人都认为强权即公理， 这就够了。这并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纯粹是个权力问题。索尔仁尼琴装得好像认为 这一切都是由于共产主义的缘故而从天上掉下来的。但是他本人也没有多大的与众不同 。他并不要民主。他希望从极权统治的国家恢复到独裁统治的国家。”(注：赫德里克 ·史密斯：《俄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4—465页。)
对于苏联在政治文化上对沙俄的承继性，匈牙利历史学家T·绍穆埃利曾通过对两个法国人——德·卡斯丁和安德烈·纪德对俄国的观感进行了比较。两人相隔一个世纪的著作(卡斯丁1839年出版《沙俄的帝国》，纪德1939年出版《旅苏归来》)对沙俄和苏联的政治文化的描述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卡斯丁的描述中，“沙皇就是整个帝国，它的健康，它的一举一动，它显然感到有兴趣的任何计划，就是他所有的臣民值得考虑的惟一的东西”。而纪德在苏联耳闻目睹的是，“到处都是斯大林的头像，到处都在谈论他的名字；对他的赞扬无一例外地充满每一篇讲话。”纪德说：“在苏联，每个人事先都知道在任何问题上都只可能有一种意见。每天上午《真理报》都告诉他们，他们应该知道什么，应该想什么，应该相信什么……所以每次你和某一个人交谈之后，你感觉就像和所有人交谈过了。”“他们所要努力得到的不是屈从的赞同，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热诚的赞同，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这种努力居然获得了成功。”纪德的评价像是一个世纪前卡斯丁的话的翻版，后者写道：“我感到非常惊奇，俄国政府居然能够对人们的头脑有如此严密的控制。它不仅使它自己的臣民保持沉默——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它甚至能使已经逃离了它的铁腕统治的异乡人仍旧对它产生恐惧。”纪德的结论是：“我怀疑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甚至是希特勒的德国，能够更无思想自由、能够更屈从、能够更恐惧，能够更忠诚。”卡斯丁则说道：“恐惧在所有地方都产生了同样效果——那是不安定的和平……在这个辽阔的帝国上，即使说人民心有不平，他们也都保持沉默。”(注：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二、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发展
如果说上述学者的观点更多地反映了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性的一面，那么，下面一些研究更多强调的是俄罗斯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
这种观点主要建立在对政治环境的经验主义的调查的基础之上。在苏联解体之前，因为前苏联国家对信息的严格监控，西方学者不能直接对前苏联居民进行调查，最早的关于前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西方研究主要来自对前苏联的移民的调查。第一次著名的相关调查始于20世纪50年代，另一次相关的调查是20世纪80年代由SIP即“苏联访谈计划”(Soviet Interview Project)对从1979年到1982年离开苏联的犹太移民进行的。(注：J.Millar,ed.,Politics,Work,and Daily Life in the USSR:A Survey of Former Soviet Citizens,Cambridge,1987.)虽说这些被访者的受教育水平与苏联广大民众的受 教育水平不成比例，但从这些调查中依然可以管窥前苏联时期苏联社会公众的一般态度 和政治参与水平。
SIP的调查结果出乎许多学者的预料，它对那种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认为苏联的政治文化必然反映长达数世纪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关系提出了挑战。SIP的结果显示，工业化的扩张和教育的发展既侵蚀了传统文化，也发展了传统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与人们对政府行为支持的弱化相关联。年轻的被调查者，无论其受教育水平如何，都 比年长的被调查者更支持个人权利。
这些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认为斯大林之后的几代人，与西方或南方的现代化国家或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的同时代人分别有着对应的相似性。这种受斯大林体制教化的一代人与其后几代人的疏离状况，表明苏联的政治文化其实是文化的不断发展过程，而不是对过去固有文化的简单延续。(注：Political Culture in Post-Communist Russia:Formlessness and Recreation in a Traumatic Transition,p.46.)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改革的推进，苏联政府逐步放松对国内的控制，一些西方学者得以对苏联的政治文化进行更多的实地考察，而这些研究显示出了与SIP较为一致的结果。如纪伯森(Gibson)在1990冬天对莫斯科504名居民进行了一次针对俄罗斯公民对待民主权利、自由和制度的态度的调查(附表)。支持政治宽容性
-政治自由 ++民主规范 +权利意识 +++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
+独立的媒体+竞选 ++a
( + 表示支持， - 表示不支持，a表示相对支持)
纪伯森从调查中发现，除了存在被调查者缺少对个别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政治宽容性之外，被调查者既支持对民主政治有益的具体的个人自由，也支持抽象层面的民主价值观；被调查者还广泛支持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存在的民主模式以及独立的媒体，并对竞选表示强烈支持。据此，纪伯森的结论是，“苏联走向民主化的进一步努力不会受到苏联政治文化本身的进一步阻碍。”(注：Political Culture in Post-Communist Russia:Formlessness and Recreation in a Traumatic Transition,pp.47—48.)
由杰弗瑞·哈恩(Jeffery Hahn)在雅罗斯拉夫展开的调查得出了相近的结论，也就是与那种认为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是由过去的独裁专制传统所支配的观点相反的结论。如认为90年代初的俄罗斯的政治思维与西方工业民主社会中的思维是相近的。具体说来，俄罗斯民众的市民文化具有与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市民文化相近的能力水平，也就是说被调查者在内在能力(个人能力)和外在能力(对政府能力的期望)方面与西方工业民主社会的人们具有可比性。调查结果还表明，俄罗斯民众对竞选普遍地予以支持，其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支持是与年龄和受教育水平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是对文化延续说的否定和对文化发展理论的支持。
总之，纪伯森和哈恩通过他们的两个研究试图表明，俄罗斯人有足够的能力进入发达的民主世界。
当然，在其他一些学者进行的实验性调查研究的结果则展现出了某种更为复杂的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图景。如埃达·菲尼弗特尔(Ada Finifter)和艾伦·米科维克兹(Ellen Mickiewicz)在1989年秋天对苏联人口最密集的七个加盟共和国的2520个人展开了调查 。尽管多数人对竞选是支持的，但民众对民主和国家控制都是予以支持的。而且，人们 并不支持其他更为细致的政治权力概念。尽管纪伯森发现俄罗斯人具有强烈的权力意识 ，但1989年的调查却显示40%的人相信公共秩序比言论自由更为重要。菲尼弗特尔和米 科维克兹的观点是，被调查者对苏联体制一些方面的反对，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整个体 制的全面抛弃。(注：Political Culture in Post-Communist Russia:Formlessness and Recreation in a Traumatic Transition,p.50.)而且，即便是自八十年代中期以 后进行的这些调查实验的最终结果真的反映了俄罗斯人的民主参与水平比学者们预计的 要高，即便是纪伯森和哈恩本人，也不敢断言俄罗斯人已经是羽翼丰满的民主主义者。
如此一来，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上是两对有关俄罗斯的政治文化的矛盾的观点，即文化传统之于文化发展理论的矛盾，以及文化发展理论中存在的相互矛盾的研究成果。
这些矛盾其所以会产生，大概主要还是因为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并不一致所导致的。如果我们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视角来考察苏联时期的政治文化，我们会发现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所打下的深深烙印；而一旦我们将镜头拉近，映入眼帘的往往则是栩栩如生的变化。如果说绵延几个世代的“斯大林体制”让我们领略了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魔力，那么戈尔巴乔夫改革也印证了传统的符咒并非全然不可挣脱。因此，与其说对这些看似矛盾的观点作出一个孰是孰非的评判——这实际上也很难做到，倒不如寻着二者各有所长的研究路径，对俄罗斯政治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出一个较为科学的解释和判断。
三、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动态过程
转型时期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进程表明，俄罗斯政治文化既表现出对传统的“记忆和态度”，从而表现出俄罗斯政治文化延续性的一面；又对当时的国家、社会所处的状态作出了反应，表现出文化的发展性的一面。而作为这种反应的结果，就是俄罗斯政治文化向传统的进一步偏转和回归，这大概是尤其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
毫无疑问，在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传统俄罗斯政治文化固然表现出较为顽固的延续性，但毕竟还是在缓慢地发生着变化。尤其是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的推行，苏联在政治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新俄罗斯立国之后。然而，尽管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在短时期内就会出现巨大的变化，而且政治文化相应地也会发生一些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后者发生的变化实际上要缓慢得多，而且，传统政治文化对新的政治制度的推行的阻碍作用会一直存在，尤其是一旦新的政治制度没能产生出良好的效果，传统政治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将更趋强烈和明显，甚至于会促使国内政治的发展向传统的某种回归。
传统的俄罗斯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但国家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恰恰涵盖着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潜流，一旦国家宏观控制能力削弱或放松，这股潜流就会以各种方式表现自己。而在转型期的俄罗斯社会，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和指导大大削弱，这就为无政府主义的行为倾向提供了土壤，从而进一步导致社会无序状态的出现。俄罗斯90年代政治格局、经济制度、社会体制的激烈动荡引发了人们思想意识、文化心理上深刻的矛盾、困惑、冲突和危机，他们的思想和心态也经历了急剧的变化。
为了考察俄罗斯人对待“民主”和“权威”所持的态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门德尔松和威斯康星大学的戈尔博尔于2002年至2003年在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人可以明显地被区分为人数大致相等的三类人：一是倾向于民主的；二是倾向于权威主义者政府的；第三类是持无所谓的态度或者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倾向性。(注：Sarah E.Mendelson and Theodore P.Gerber,“Up for Grabs,Russia's Political Trajectory and Stalin's Legacy,PONARS Policy Memo 296,”November 2 003.Http://www.csis.org/ruseura/PONARS/policymemos/pm0296.pdf.)
10，000名受调查者分别在2002年和2003年就下面的问题做出了回答：1)，任何时候民主都是可取的；2)，权威主义者政府有时比民主可取；3)，政府形式对我这样的人无关紧要。结果显示，受调查者在前后两年里对上述问题大致做出了相同的回答：34%到36%的人至少在一些时候倾向于权威主义者的作用；30%至31%总是倾向于民主；余下的34%至36%要么无所谓，要么拒绝回答。
研究者将上述结果同在其他国家进行的类似民意调查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在非洲国家受调查者中，倾向于专制的为12%，倾向于民主的为69%；在东亚国家受调查者中，倾向于专制为18%，倾向于民主的为59%。这种比较说明，俄罗斯公众对“民主”的支持度显然要低于这些抽样选择的非洲和东亚国家的民众。
俄罗斯人表现出对权威主义者政府较高的支持率也许是因为较为年长的俄罗斯人受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浸染太久的缘故，或许年轻一代俄罗斯人(30岁以下者)对“民主”将表现得更为热衷?调查者也注意到了这种可能性。研究结果显示，俄罗斯年轻一代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民主”者确实要比老一代人多，达到了41%。但二者之间的差别是细微的，倾向于“民主”的年轻人甚至不过半数，更谈不上绝大多数了。
调查者还设计了一个特殊的题目，以进一步探求俄罗斯人对权威和民主的态度。200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是：如果今天斯大林竞选总统，你会不会投他的票?结果，26%的被调查者回答肯定或可能投斯大林的票，19%的人选择可能不会投他的票，41%的人明确排除了可能性。而在30岁以下的受调查者中，14%的人回答将投票赞成斯大林，21%的人选择可能不会，48%的人选择肯定不会，18%没有回答。因此，对斯大林的态度也印证了俄罗斯年轻一代政治上的态度和立场：相对于权威主义，他们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民主的价值观，但无论如何，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年轻人(超出一半)，在是否反对斯大林的问题上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的。
俄罗斯人在民意调查中表现出的对斯大林的宽容甚至是怀念，表面上看是针对斯大林个人的，但是，在这里，斯大林实际上成为权威和秩序的一种象征。俄罗斯历史上缺乏对稳定状态的熟悉经历，这就造就了非常广泛的寻求稳定的保守派民众，他们往往苛求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实现这种稳定。当人民大众的利益因为法律的软弱无力而受到破坏时，就有必要建立某种中央强权来限制某些政治人物过度膨胀的野心和腐败现象。
虽然多数保守的俄罗斯人并没有想完全回到过去，但当今俄罗斯政府民主模式在他们 预想中的失败促使他们去寻求一种更有决断力的统一领导。俄罗斯历史上长期的家长式 专制的政府行为模式对当今俄罗斯人产生很大影响。在上面所列举的民意测验中，俄罗 斯人就表达了他们对类似于苏联时期权力结构的向往，而非对西方民主式结构的向往。
而且，俄罗斯历史上有一种“人格崇拜”的传统，这与当代俄罗斯人民对“强权人物”的渴望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按照俄罗斯学者盖济也夫的判断，政治生活中鲜明的人格主义倾向是俄罗斯的一大特征，而这正是政治文化中“领袖崇拜”和“精英崇拜”的思想根源。在今日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尤其在选举活动中时常可以发现，比起各个政党政治组织的纲领来，俄罗斯人更感兴趣于个人的人格魅力。
尤其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动荡与不稳定，公民大众就更加希望有“铁碗”或“强权人物”问世，以此来平衡心理的恐慌与失衡。比如1993年、19 95年和1996年几次大选中，以国家利益为口号，主张整顿秩序的候选人，再加上强势人 物的外部形象，使得叶利钦、列别德，甚至一定程度上使日里诺夫斯基获得不少选票。
由于俄罗斯民众一方面对权威和“强权人物”有着强烈的渴望，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感召权威和传统权威都已受到很大削弱，而法理权威尚未建立，这样一种权威的真空与民众的愿望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从而进一步深化和证明了转型期俄罗斯社会的无序化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认为秩序和稳定要比权利、自由和法治更为重要，把接受一个权威主义的领袖看成是避免无政府和混乱状态的必然要求。俄罗斯人还认识到，为了维持法律和秩序，给人们带来安全和保护个人权利，必须有足够强大的政府。
正是作为对现实政治环境的一种反应，转型时期俄罗斯的政治文化表现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早在1989年，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左右碰壁、苏联社会开始显现出混乱和失控的迹象的背景下，苏联开始出现了提出国家要集中权力、加强政府权威作用的呼吁。伊·克里亚姆金和安·米格拉尼扬首先提出了改革初期“需要铁腕”的命题。(注： 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90年代中期，在俄罗斯出现了社会治安混乱、犯罪现象猛增、政府瘫痪、法律大战的局面下，较之于“民主、自由”来，俄罗斯民众更希望“稳定和秩序”，渴望“权威”，呼唤“铁腕人物”出现。
总之，转型时期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景观，尽管自戈尔巴乔夫以来俄罗斯政治上民主化、自由化的推进所带来的俄罗斯政治生活上的巨变是有目共睹的，在政治文化领域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的幅度与政治体制方面的变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政治文化传统几近恒久的特征一直对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俄罗斯在转型时期政治上的失范和无序状态又对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向传统的进一步偏转和回归起了推动作用。正因如此，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表现出了一种权威主义的现象，这一现象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即现端倪，叶利钦时代则确立了“超级总统制”，而普京建立“强有力”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为，更是被视为俄国内政治向权威主义回归的重要表现。
作者介绍：高宏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博士/袁胜育，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