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大学的去行政化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1月26日上午，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会谈，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温家宝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中新网2月1日）2010年2月27日下午3时，温家宝接受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温家宝又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缺失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此后，大学去行政化成为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至今还经常在媒体上见到这方面的报道。
到底什么是“去行政化”？我以为，不能庸俗化地把它理解为去大学校长或书记的行政级别。如果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不变，权力本位的社会等级秩序不变，去掉行政级别以后，大学更难办。
去行政化含义之一：要调整大学和国家其他行政部门的关系。 中国的大学绝大多数是公立的，是国家办、政府办的，政府当然要在资金上投入，或者说要政府“养”（正确地说是纳税人养，因为政府本身不能创收）。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政府应该在各方面控制大学，干涉大学的管理。国家政府应该给予大学充足的经费，但不能干涉大学的办学自主性、自主权（包括校领导的任命、专业和课程的设置等），大学的事情大学自己做主。高校的独立首先就要摆脱国家各
部委、北京市各部委对学校的粗暴干涉，好像政府给高校钱是对高校的施舍，高校拿了钱就必须唯唯诺诺，唯行政部门领导马首是瞻。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说：“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属于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负责。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校长负责。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有所不同，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温总理的话发人深思。但是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行政部门打大学管得死死的。就北京市高校而言，北京市给市属高校的经费是不少，但是管得死死的，而且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他们把经费用途规定得非常具体、僵化，多少元买书，多少元用于学术交流，多少元用于资助出版，乃至多少元买文具、复印纸等等。经费预算的荒谬性更是无以复加。比如，今年申报明年的预算，其中包括参加学术会议，你必须写明什么时候、在哪里开会，机票或者火车票多少，还要附上证明材料，包括会议通知和机票火车票的价格表，而实际上明年的会议根本还在酝酿之中，谁知道在哪里开？哪里有通知？再比如你要举办会议，那就要写明多少人参加，每个城市有几个，比如上海几个，南京几个，每一个人的机票多少钱，火车票多少钱等等。而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可能预测这个会议到底哪些人来参加。如此等等。这些所谓的明细如果不写得清清楚楚，那就会被审计下去（这些审计人员是根本不懂学术和教育的外行）。
去行政化的含义之二：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
刚才我们讲的是大学的外部环境，这就是政府把大学当成自己的一个部门，大学把政府当成自己的顶头上司。这种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模式在大学内部得到了忠实的复制。大学内部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模式也是行政权力统治学术权力。现在的大学出现了越来越强的行政化管理倾向。行政官僚机构的特点是下级服从上级，谁的权大官大就听谁的。这样的话，大学教授们如果不兼行政职务就没有话语权了，不是崇拜学术做得好的，而是崇拜官做得大的，于是大家都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去做官。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我特别痛心的是，我当校长期间从国外引进了一些特别优秀的人才，现在有些都去竞聘处长、副处长了，我很不理解，我觉得他们做行政工作太可惜了。管理体制行政化，实际上是使得我们大学的活力在衰竭，创新能力在萎缩。”其实很好理解：一个处长副处长比教授风光得多，权力大得多。
大学内部的行政化主要表现在：首先，行政和学术不分家，没有起码的界线。行政权力可以学术事务随意进行残暴干预。行政权力掌握着大学所有资源的分配，它不仅决定大学内的行政事务（比如后勤、基建等），而且决定大学的学术事务，包括学术位置的安置、大学教师的聘任，学术成果的评价，等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名存实亡，完全处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大学行政领导兼任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的主任是普遍现象。其次，学术权力行政化。这是学术权力自身的异化。学术的宗旨是寻求真理，以真理为最高价值追求，在学术问题上，谁掌握真理谁说了算。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学术权力也讲级别，也奉行下级服从上级的运行规则（这本是官僚机构的运行规则），根本不讲学术贡献，而讲资历或者学术职位。我们现在的学术会议，主席台上坐的都是清一色的学术官僚，这个会长，那个主任。朱清时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理想的学校以后开会应该是这样：主讲人是最有活力、干得最出色的年轻人；老专家、像我这样的老院士，坐在在底下听，给他们服务、帮他们组织，我们不直接讲话的，话语权让给最有创造力、最出色的年轻人。从而让整个学校有氛围去崇拜学术卓越而不是崇拜地位或权力。”做到这点好像很难。第三，行政权力官僚化。所谓行政权力官僚化，是指行政权力背离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宗旨，不是为教学科研服务，而是处处管着教学科研，它不是服务机构而是统治机构。本来大学的行政权力是为大学的学术使命而设，是为了大学的核心目标而设。大学的行政权力本质上就是服务的权力，其职能是服务职能。但现在却成为高于教师权力的官僚权力。行政人员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为教师服务。那谁为我们服务？
张扬学术权力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要使学术权力得到张扬，得到合理行使，必须制定严格的制度。每个高校都应该有《大学章程》，章程应该规定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范围、边界，两类权力行使的程序和原则。大学内各个学术性的委员会必须对其成员进行严格的限制，决不能让各类行政“长官”控制学术机构，行使学术权力，而应该由学科带头人、教授来行使大学的学术权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走向大学之道。
大学要按照学术机构来办，要学术至上。教授最了解学术，他们代表了学术的方向，所以要让教授的意志主导学校的发展。行政部门管理人员是为教授服务的，他们的职责落实教授委员会的决策，而不是指挥教授。“教授要讨论什么问题，管理人员坐在一边，教授有问题了，他们提供参考，然后帮着找解决办法。”（朱清时）当学术委员会的决议和行政机构发生冲突的时候（比如行政机构说这个决议无法执行），正常的思路应该是：那就进行行政机构改革。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大学的去行政化必须与社会的去权力本位同步进行，否则将寸步难行。2009年12月24日，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校长朱清时刚刚走马上任，他信心百倍地说：未来十年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十年，去除行政化、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是中国大学的必由之路。“大学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办，即让教授治校、让学术至上、去行政化，就是不用官僚行政那套体系来管理，而是教授自己管理自己，大学自治。这样可以解放大学的创造力，使大学回归到本来面目，使它很有活力。我相信十年以后的南方科大，如果照我们的设想顺利办下去的话，应该给中国的高校改革做出一个样本。”但是朱清时上任不久就到处碰壁，他要见深圳当地的官员，人家根本不见。后来还是中央高层知道后打电话后到当地政府，情况才发生变化。因此，朱清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要去行政化，我们的管理干部没有行政级别，而社会上仍是以行政级别来划分各种福利。……我们要去行政化，但是社会跟上级，还是用行政化来管理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看来，这就是中国特色：大学的去行政化恰恰需要行政力量来推动，这就如同中国的市民社会恰恰需要国家来扶持。这是一个悖论，但是我们无法逃脱这个悖论。
如何理解大学的去行政化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1月26日上午，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会谈，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温家宝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中新网2月1日）2010年2月27日下午3时，温家宝接受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温家宝又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缺失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此后，大学去行政化成为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至今还经常在媒体上见到这方面的报道。
到底什么是“去行政化”？我以为，不能庸俗化地把它理解为去大学校长或书记的行政级别。如果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不变，权力本位的社会等级秩序不变，去掉行政级别以后，大学更难办。
去行政化含义之一：要调整大学和国家其他行政部门的关系。 中国的大学绝大多数是公立的，是国家办、政府办的，政府当然要在资金上投入，或者说要政府“养”（正确地说是纳税人养，因为政府本身不能创收）。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政府应该在各方面控制大学，干涉大学的管理。国家政府应该给予大学充足的经费，但不能干涉大学的办学自主性、自主权（包括校领导的任命、专业和课程的设置等），大学的事情大学自己做主。高校的独立首先就要摆脱国家各
部委、北京市各部委对学校的粗暴干涉，好像政府给高校钱是对高校的施舍，高校拿了钱就必须唯唯诺诺，唯行政部门领导马首是瞻。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说：“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属于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负责。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校长负责。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有所不同，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温总理的话发人深思。但是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行政部门打大学管得死死的。就北京市高校而言，北京市给市属高校的经费是不少，但是管得死死的，而且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他们把经费用途规定得非常具体、僵化，多少元买书，多少元用于学术交流，多少元用于资助出版，乃至多少元买文具、复印纸等等。经费预算的荒谬性更是无以复加。比如，今年申报明年的预算，其中包括参加学术会议，你必须写明什么时候、在哪里开会，机票或者火车票多少，还要附上证明材料，包括会议通知和机票火车票的价格表，而实际上明年的会议根本还在酝酿之中，谁知道在哪里开？哪里有通知？再比如你要举办会议，那就要写明多少人参加，每个城市有几个，比如上海几个，南京几个，每一个人的机票多少钱，火车票多少钱等等。而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可能预测这个会议到底哪些人来参加。如此等等。这些所谓的明细如果不写得清清楚楚，那就会被审计下去（这些审计人员是根本不懂学术和教育的外行）。
去行政化的含义之二：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
刚才我们讲的是大学的外部环境，这就是政府把大学当成自己的一个部门，大学把政府当成自己的顶头上司。这种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模式在大学内部得到了忠实的复制。大学内部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模式也是行政权力统治学术权力。现在的大学出现了越来越强的行政化管理倾向。行政官僚机构的特点是下级服从上级，谁的权大官大就听谁的。这样的话，大学教授们如果不兼行政职务就没有话语权了，不是崇拜学术做得好的，而是崇拜官做得大的，于是大家都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去做官。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我特别痛心的是，我当校长期间从国外引进了一些特别优秀的人才，现在有些都去竞聘处长、副处长了，我很不理解，我觉得他们做行政工作太可惜了。管理体制行政化，实际上是使得我们大学的活力在衰竭，创新能力在萎缩。”其实很好理解：一个处长副处长比教授风光得多，权力大得多。
大学内部的行政化主要表现在：首先，行政和学术不分家，没有起码的界线。行政权力可以学术事务随意进行残暴干预。行政权力掌握着大学所有资源的分配，它不仅决定大学内的行政事务（比如后勤、基建等），而且决定大学的学术事务，包括学术位置的安置、大学教师的聘任，学术成果的评价，等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名存实亡，完全处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大学行政领导兼任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的主任是普遍现象。其次，学术权力行政化。这是学术权力自身的异化。学术的宗旨是寻求真理，以真理为最高价值追求，在学术问题上，谁掌握真理谁说了算。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学术权力也讲级别，也奉行下级服从上级的运行规则（这本是官僚机构的运行规则），根本不讲学术贡献，而讲资历或者学术职位。我们现在的学术会议，主席台上坐的都是清一色的学术官僚，这个会长，那个主任。朱清时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理想的学校以后开会应该是这样：主讲人是最有活力、干得最出色的年轻人；老专家、像我这样的老院士，坐在在底下听，给他们服务、帮他们组织，我们不直接讲话的，话语权让给最有创造力、最出色的年轻人。从而让整个学校有氛围去崇拜学术卓越而不是崇拜地位或权力。”做到这点好像很难。第三，行政权力官僚化。所谓行政权力官僚化，是指行政权力背离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宗旨，不是为教学科研服务，而是处处管着教学科研，它不是服务机构而是统治机构。本来大学的行政权力是为大学的学术使命而设，是为了大学的核心目标而设。大学的行政权力本质上就是服务的权力，其职能是服务职能。但现在却成为高于教师权力的官僚权力。行政人员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为教师服务。那谁为我们服务？
张扬学术权力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要使学术权力得到张扬，得到合理行使，必须制定严格的制度。每个高校都应该有《大学章程》，章程应该规定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范围、边界，两类权力行使的程序和原则。大学内各个学术性的委员会必须对其成员进行严格的限制，决不能让各类行政“长官”控制学术机构，行使学术权力，而应该由学科带头人、教授来行使大学的学术权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走向大学之道。
大学要按照学术机构来办，要学术至上。教授最了解学术，他们代表了学术的方向，所以要让教授的意志主导学校的发展。行政部门管理人员是为教授服务的，他们的职责落实教授委员会的决策，而不是指挥教授。“教授要讨论什么问题，管理人员坐在一边，教授有问题了，他们提供参考，然后帮着找解决办法。”（朱清时）当学术委员会的决议和行政机构发生冲突的时候（比如行政机构说这个决议无法执行），正常的思路应该是：那就进行行政机构改革。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大学的去行政化必须与社会的去权力本位同步进行，否则将寸步难行。2009年12月24日，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校长朱清时刚刚走马上任，他信心百倍地说：未来十年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十年，去除行政化、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是中国大学的必由之路。“大学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办，即让教授治校、让学术至上、去行政化，就是不用官僚行政那套体系来管理，而是教授自己管理自己，大学自治。这样可以解放大学的创造力，使大学回归到本来面目，使它很有活力。我相信十年以后的南方科大，如果照我们的设想顺利办下去的话，应该给中国的高校改革做出一个样本。”但是朱清时上任不久就到处碰壁，他要见深圳当地的官员，人家根本不见。后来还是中央高层知道后打电话后到当地政府，情况才发生变化。因此，朱清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要去行政化，我们的管理干部没有行政级别，而社会上仍是以行政级别来划分各种福利。……我们要去行政化，但是社会跟上级，还是用行政化来管理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看来，这就是中国特色：大学的去行政化恰恰需要行政力量来推动，这就如同中国的市民社会恰恰需要国家来扶持。这是一个悖论，但是我们无法逃脱这个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