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与永恒
———四论《红楼梦》的悲剧意识
唐 富 龄
一
瞬间与永恒, 是古今中外的学者和墨客骚人上下求索、高谈阔论、长歌不歇的人生重大命题之一。之所以如此, 因为这是一对与宇宙运行变化和人类发展历史始终相伴随的矛盾, 是一对内蕴无限丰富, 永远值得思考研究而又难以穷尽, 难以作出终结论断的矛盾。
在那浩如烟海的人类文化积累中, 不仅有许多以冷静深邃的目光来透析这一命题的哲学著作和史学著作:在文学创作领域, 小至诗歌散文, 大至小说戏剧, 也有不少作品融入了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及其所引起的感情波澜, 而且越是伟大的和杰出的作家作品, 在或显或隐地涉及这一问题时, 其思考便更深刻, 感情的投入也更浓烈。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便能随手举出不少这样的例子。《古诗十九首》云“:青青陵上柏, 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浩浩阴影移, 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 寿无金石固。”屈原《远游》中说“:惟天地之无穷兮, 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见兮, 来者吾不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云“: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在这类诗句中, 诗人不只强烈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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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相比, 乎其微, , , 诗中所表述, , 也表现了诗人在。不过, 在这种无奈与悲怆的表述中, , 那就是站在时空的无限与永恒的高处来俯视人间的是非成败与荣辱得失, 便可在与无穷和永恒的巨大反差对比中, 显得无足轻重, 从而在“是非成败转头空”“,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的稀释与淡化中, 获得心灵上的某种超脱与平衡。在这方面, 苏轼在直面惨淡人生时显得尤为洒脱达观。比如, 他在《前赤壁赋》中, 便托江月为喻, 形象而深刻地阐述了瞬间与永恒的辩证关系: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 逝者如斯, 而未尝往也, 盈虚者如彼, 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 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者,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且夫天地之间, 物个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 虽一毫而莫取, 惟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 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在这里, 作者是将人类与以江月为代表的自然置于“变”与“不变”的同一标尺下进行了“齐物我”式的思辩, 并以非义勿取, 回归自然和享受自然的心境来洗涤物欲尘埃以求自适, 因而显得相当旷达。然而, 联系赋的写作背景来看, 作者当时正因被诬贬谪在黄州, 而任何人遭诬被贬, 都不可能全然不思不想, 无动于衷。故在这种旷达的背后, 并不排斥一度曾有的压抑与苦闷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社会人生的反思求索, 或者说, 作者正是用一种经过深思后而获得的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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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排解必然产生的苦闷与压抑, , , 轼的豁达, 性的万物之灵, 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更正因为如此, 所以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并不回避这一问题, 因而不时发出“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哪复计东西? ”“人生如梦, 一樽还酹江月”等浩叹。《前赤壁赋》中的水月之论, 也是因为先有“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 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夫骤得, 托遗响于悲风”的大无可如何的思索, 才转而寻求解脱之道而发的。这类诗文, 代代都有, 前面已略有所举, 这里再加以补充。如明初高启《短歌行》中的“置酒高台, 乐极哀来。人生处世, 能几何哉? 日西月东, 百龄易终。可嗟仲尼, 不见周公……”清人郑板桥《道情》中的“玉笛金箫良夜, 红楼翠馆佳人。花枝鸟语漫争春, 转眼西风一阵。滚滚大江东去, 滔滔红日西沉。世间
(据手抄本引) 等等, 都从各自不同的多少梦和醒, 惹得黄粱饭冷。”
时境与心境出发, 表达了某种大致相同的面对人生与宇宙对比的巨大反差时的无奈与感慨。
这类感叹, 虽有消极悲观之嫌, 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有这种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特别是当时的作家因各种原因而深感“人生在世不趁意”的时候, 那种潜伏于内心深处的消极面便更有可能以这种俯瞰人生的态度渲泄出来。另一方面, 他们作为当时的知识精英, 虽喜玄想宇宙人生之究竟, 但毕竟总是又要面对现实人生的林林总总, 对于那些敢于面向现实而又热爱生活的作家来说, 又会在生活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排除或减缓这类消极干扰, 努力去完成作为时代知识精英的历史使命, 象屈原、苏轼等顶尖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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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自不必说, 、大都是如此。高启的许多散文诗歌如, 郑板桥的家书及“县吏, , 因此并不能因为他们作品中。
当然, 我们也不要回避他们在对人生的思索中而产生的无奈与苦恼。但这种企望永恒的苦恼, 在一定意义上说, 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苦恼。为了排除这种苦恼, 他们还企图通过各种形式来创造虚幻的永恒:佛教的转世, 道教的飞升, 是宗教性的企盼永恒; 子孙绵延不绝, 石碑石刻永留人间(如云南丘北普黑里风景区村庄的喜树石虎之类的石雕; 各朝各代所造等级不一的石人石马及牌坊之类) , 是带有世俗性的企盼永恒。作为知识精英, 在思索这一问题而产生的苦恼中, 没有过多地乞求宗教式的或世俗性的精神解脱, 而是直抒内心的张皇与无奈。这种情绪与他们执着于现实的一面既相颉颃又相胶结地联系在一起, 便容易在不同程度上构成悲剧意识因素:个人生命的短暂和力量的渺小, 时间的飞逝和不可挽留, 永恒无法企及, 理想难以实现, 于是在或壮怀激烈, 或傺 失意, 或恬静从容等感情中, 都有可能搀和着浓淡不一的“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等无可如何的感情。
二
当我们放眼古代小说时, 似乎更容易感受到既执著现实而又叩问时空时既胶结又颉颃的情况, 也更能具象地感受到它们相互作用时所迸发出来的某种悲剧情绪。如洋洋洒洒的《三国演义》演出了多少风弛电掣、威武雄壮、斗智斗勇的动人心魄的历史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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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开篇词:
,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 。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再看结尾古风中“纷纷世事无穷尽, 天数茫茫不可逃; 鼎足三分已成梦, 后人凭吊空牢骚”的慨叹, 并进而将书中的某些情节, 某些人物命运以及某些针对具体人物事件而发的议事抒情诗联系起来思索, 就难免使人感到, 是非成败虽自有其不可不辩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但对那些曾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个人来说, 在茫茫宇宙和无限历史长河面前, 这一切的本身都是瞬息即逝, 转眼无痕。因而在某些智者如杨慎等人的观照下, 也就多少带有几分或是悲微, 或是悲怆, 或是悲壮等与“悲”相连的色彩。而其中那些为传统观念所认同, 并被作者大力誉扬的事业追求及其代表人物也竟以付诸东流而告终的描写, 更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着程度不同的悲剧意识。如果不为书中帝蜀寇魏的正统观念所囿, 从历史唯物的观点来看, 在90多年的三国历史舞台上, 魏、蜀、吴三方的文臣武将及其所参与演绎的历史, 各自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可以彪炳青史的人物和事件, 也都有各具自我特色的瞬间与永恒的反差对比, 并因此形成各具特色的悲剧色彩与悲剧意识。
刘、关、张及诸葛亮等固然是风云一时、名彪青史的人物, 然而从他们在彼时彼地的所作所为及其成败得失来看, 他们的终极目的并未达到, 他们在当时的耀眼光辉亦如流星飘逝, 而其飘逝的终点, 又非“谢于正盛之时”, 而莫不是适逢最倒霉的时刻:关羽败走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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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死, 并导致张飞被部下刺死, 出现“, 地愁”的悲剧; , 归天, 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曹操在历史上的定即便如此, 当写其伐董, 作者对他的文韬武略, 也不虽然, 在三国纷争中, 作者让他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但在客观上仍然展示了当时他在奠定促成全国统一基业方面的功劳。在作者笔下, 他显然自认功业盖天, 雄心勃勃。然而, 面对无情的时空转移和各种无休无止的矛盾, 仍不免有去日苦多之虑和身后难卜之忧, 故有临终分香买履、大造疑冢之遗嘱, 也有“获罪于天, 无所祷也”的叹息。其所创之基业, 也只经历了极短的两代承传, 便被曾是自己部下的司马氏取而代之。这正如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慨叹的那样“……:方其破荆州, 下江陵, 顺流而东也, 舳舻千里, 旌旗蔽空, 酾酒临江, 横槊赋诗, 固一世之雄也, 而今安在哉? ”至于东吴的孙权父子及周瑜、鲁肃等风云一时的人物及其是非功过, 虽然流传后世, 任人评说, 但历史本身也是瞬息变化, 很快烟消云散了。至于后人怎样从这些描述中去感受历史的风云, 感悟其中的意识, 那就会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其中至少有人会从这类历史中读出某些悲剧意识来。如启功《贺新郎・咏史》云:
古史从头看, 几千年, 兴亡成败, 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 早已尽成了, 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帐, 电子机, 难得从头算。当自有, 若干卷。书中人物千千万。仔细分来, 寿终天命, 于少一半。试问其余那里去? 脖子被人切断。还龈龈争辩。檐下飞蚊生自灭, 不曾知, 何故团团转。谁参透, 这公案。词以诙谐的笔调, 表现了作者对“古史”某种高度概观性的评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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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意义上与《三国演义》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所作所为, 直的评价标准。但也应看到, , 彼亦一是非的不同(特别是个人品格操守) 的既统一又也许正因为如此, 才有“大本糊涂的慨叹, 才有“谁参透, 这公案”的疑窦, 才有在追溯历史时的某种讥其不智, 怒其愚顽, 哀其不幸的情绪。在这种何苦来哉的情绪中, 明显地带有对“古史”中各种纷争残杀之事的“人性”的悲鸣与批评。这种思考, 也可移之于对《三国演义》的观察。
《三国演义》中所反映的兴衰成败, 都是在短短90多年的历史里发生的, 其间那种纷纷攘攘, 轮转不停的走马灯式的频率是相当高的。当这些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高树旗帜, 号召天下, 运筹帷幄之中, 拼搏疆场之上的时候, 无不想成万古不变之基业, 留青史永垂之盛名。实际上, 虽有“诸葛大名垂宇宙”一类赞誉流芳后世, 令人景仰, 但总的来说, 如果站在历史长河的制高点来远距离地观察这段斗争历史的具体操作过程, 不少人仍难免从当时过于频繁的动荡和过多的升沉荣辱中, 咀嚼出一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历史苦涩来。当时这种切求成功而终归失败, 企盼永恒而回眸一瞬的历史现象本身, 便不能不给当事人一种激烈后的悲凉, 同时引起后人某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沧桑感喟。不管作者的价值取向如何, 中国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使人眼花缭乱的兴衰更替历史, 便是这样无情地运转着、发展着和延伸着。在只能看到现象, 无法把握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情况下, 便有人用诸如“气数”循环、阴阳顺逆等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来解释着。《三国演义》的作者虽然并不很着意解释他所描述的这段历史, 但在再现这段历史和活动在这历史舞台上的历史人物时, 他一方面既要刻意写出这些人物在彼时彼地的成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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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 于自己的笔下。、低迷, 。杨慎加入的开篇词及书中某些议事抒情的诗歌, 大都是对这种感受的提炼与外化。作者虽然力求用儒家的价值取向来颂扬为其所肯定的人物身上的精神的永恒, 但仍无法完全掩饰“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深沉的历史感喟, 因而使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渗入了一定的悲剧意识。
《水浒传》中的悲剧意识也许更为明显一些。它所歌颂的农民起义也有过掀开天罗地网归水浒, 翻江倒海逞英豪的兴旺发达时期, 但伴随胜利的顶点———聚义厅排座次接踵而来的则是走向失败, 最后则落得个“千古蓼洼埋玉地, 落花啼鸟总关愁”的悲剧结局。在对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全方位描写中, 作者既为它的胜利而奋勇歌呼, 也为它的失败而扼腕悲惜, 屡有“兴亡如脆柳, 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 图名无数, 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 江湖变桑田古路”之类无可奈何的浩叹。《水浒》的价值取向也倾向于儒家, 它认为要解民于倒悬之中, 致君于尧舜禹汤文武之上, 则必须铲除贪官污吏, 改变奸佞当权, 蒙蔽圣听的朝政, 实行仁政爱民的措施。只有这样, 才能物阜民安, 天下太平。作为梁山首领的宋江, 正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 领导起义大军攻州夺府, 纵横天下。也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接受朝廷招安, 俯首称臣的。而其最后结局则是在被朝廷利用完了后, 惨死于奸臣之手。这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结局则是作者不愿看到的, 但在历史的逻辑和创作的逻辑中, 又是无法回避的。于是, 只好从上述价值取向出发, 痛苦地认定宋江等人虽遭奸臣杀害, 但虽死犹生, 精神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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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因为皇帝的一纸敕封, , 造象“, 千古为神皆庙食, 然而, , 成的致命创伤, 使那, 同时也使那失败的瞬, , 宋江饮鸩后的万般, 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种情绪, 作者以旁白的形式所发出的“……煞曜罡星今已矣, 谗臣贼子尚依然。早知鸩酒埋黄壤, 学取鸱夷范蠡船”的愤怒呼号, 更是对那种殊荣与“永恒”的挑战。在这里, 作者既无可奈何地肯定了那敕封式的“永恒”, 又从现实的视角出发, 怀疑和否定了这种永恒, 态度极为矛盾。在这种矛盾中, 不仅表现了作者对曾被自己热情赞扬的农民起义黄金岁月的反思与无奈, 而且也表现了对那“千古为神”“、万年青史”式的“永恒”的反思与无奈, 正是这种双重的反思与无奈的交织缀合, 构成了作品“铁马夜嘶山月晓, 玄猿秋啸暮云稠……, 千古蓼洼埋玉地, 落花啼鸟总关愁”的沉重悲剧意识。作者虽然想用“生当鼎食死封候, 男子生平志已酬……不须出处求真迹, 却喜忠良作话头”的自我安慰来淡化这种情绪。但在作品中浓墨重彩所描写的农民起义由轰轰烈烈到彻底失败的悲剧, 又决不是一番宋江式的忠良话头所能冲淡得了的。可它又只能用这种话头来归结作品, 使之罩上一层连自己也未必真正欣赏的虚幻光环。正是在这种大无可如何的矛盾中, 赋予了作品一层带有沉重历史负荷的悲剧意识。
三
《红楼梦》的题材、主题、价值取向、写作背景及其表现形式都与《三国》《水浒》等有很大差别, 但其在面对瞬间与永恒这对矛盾时表现出来的大无可如何的悲剧意识这一点上有其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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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楼梦》, 人们很容易把, 众儿女, 何必觅闲愁”实并不尽然。因为即便是在, , 也, 隐藏着一种面对瞬, 以及在如何解决和解释这种矛。或者说, 在曹雪芹的内省世界里, , 而他所面对的则是瞬息变幻的繁华与毁灭。他希望将这种所见所历的瞬息悲欢离合升华成为精神的永恒, 但他找不到恰当的转化中介和桥梁。于是, 他困惑彷徨, 痛苦地思索着, 无可奈何地叹息着, 左冲右突地追寻着。从一个侧面来看, 他的这种困惑、思索、叹息与追寻, 正是构成《红楼梦》悲剧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种思索、追寻与叹息表现得愈是丰富深刻, 便愈能增加作品的悲剧意蕴, 而其所传达出来的内涵也愈深刻广大。
纵观《红楼梦》, 曹雪芹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永恒的向往追求及其对永恒与瞬间之间矛盾的困惑迷惘, 并由此而流露出来的悲剧意识, 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企望在“立言”中获得永恒, 但又担心曲高和寡, 知音难觅, 从而使作品在“谁解其中味”的寥落和尴尬中一如过路春风吹马耳, 很快形同消失, 难以永传。二是企望在纯真善良、花容月貌的女性美和生死不渝的爱情中获得永恒, 但又不能不面对“明媚鲜妍能几时, 一朝漂泊难寻觅”的无情现实的冲击, 因而不能不有岁月推移, 红颜易老的人生思索“: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 宁不心碎肠断”, 并由此而推及诸衩将同样很快消失, 以至斯处、斯园、斯花、斯柳都必然江山换主, 难以为继, 难以永存。三是既欣赏至少不反感为国家建功立业, 为家族光宗耀祖的荣禧与永恒, 但又不能不面对“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的无情现实, 并痛苦地写出那“为官的家业凋零, 富贵的金银散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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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企盼长久与永恒, 就个体而言, (如寿命、功名事业、财富等) , 恒。, , 财富多大, 在有生必有死这一。所以, 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都能正视生
(步出夏门行》) ; 欧阳。曹操诗云“:神龟虽寿, 犹有竟时”《
(唐修说“:死生, 天地之常理, 畏者不可以苟免, 贪者不可以苟得”《
) ; 朱熹也有过华阳颂》“万物都有待尽之时, 岂吾人得长生不死之理”等论述。面对这种情况, 人们在有生之年, 除了因人而异地追求某些现实满足外, 便转向精神方面的追求, 这在前面已经提及。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种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儒释道的法典里各有所指。而在我国古代最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 则是立德、立功、立言。因为这是看得见、摸得着, 最具现实操作性的办法。“人生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若能在有限的人生过程中, 忧国忧民, 忧子孙后代万世之幸福, 以高度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 在“三立”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便会受到当时人们的崇敬和后人的景仰, 便有可能突破时空的局限, 使其精神流芳后世, 获得相对的永恒。即使是贡献达不到相应的水平, 只要精神可佳, 也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人以绵延不断的期待。
在“三立”中, 立德、立功是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所关注的基础, 立言则是使前二者传播久远, 助其永恒的手段之一, 也是鼓励和推动人们持续立德立功的教化手段之一。所谓“文章者乃经国之大
(曹丕) , 便充分肯定了立言自身的重业, 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
要意义及其不朽价值。但立言所传播的价值观及其自身的不朽, 远非“功”“、德”二者所能概括无遗。比如山川日月之灵秀, 男女情爱之缠绵以及各种平凡的日常生活, 莫不是历代文学作品和其他著作所描述和议论的永恒题材。优秀的作家根据自己的独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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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 捕捉生活中值得笔之于书的对象, 如果获得成功, 对的永恒。, , 他对生活的感悟更为敏锐而又深刻复杂。他既感人生无常“, 到头一梦, 万境归空”; 更有种种对人生割舍不断的爱恋及由此而生的喜怒哀乐。所有这些, 郁结胸中, 盘旋奔突, 不吐不快, 这无疑是他产生创作冲动的重要原因。除此, 还有其更不能忽视的原因, 那就是希望以“立言”的形式来把自己在半生潦倒中所感悟的一切, 特别是将其所爱怩、赞赏的少女们的美丽聪明和洁质善行记述下来, 使之流传下去, 获得永恒。这正如第一回中所说的那样“: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 万不可因我之不肖, 自护己短, 一并使其泯灭也。”不使其泯灭, 就是冀其永恒。应该说, 自《红楼梦》诞生以来的二百多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 而且还将继续证明, 作者的这一“立言”目的已经完全达到。虽然, 在那长夜漫漫的封建社会里, 伟大的曹雪芹的生平事迹, 不仅“文献无征, 不能详其为人”(李放) 而且连他的名字也长期湮没无闻。但他的《八旗画录》《红楼梦》则是在其创作过程中, 便开始在以其亲友为主的小范围里传抄评阅。曹雪芹死后“, 好事者”则在更大范围里竞相传抄, 而且成
(程为某些人的牟利工具“:置庙市中, 昂其值……可谓不胫而走。”
)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 不仅伟元《红楼梦序》《红楼梦》获得了空前
的普及, 已由中国走向世界, 而且, 曹雪芹的身世生平也早已基本考证出来, 他的荣名也早已与《红楼梦》及其所昭传的闺阁名姝融为一体, 永垂不朽。然而, 这是经过二百多年历史的冲刷后的情况, 是我们在今天所获得的认识。而当作者搦管挥毫, 淋漓泼墨, 情不能已的时候, 尽管他期盼其永恒, 但并不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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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永恒。少不能不遇到以下问题。
一, 古人虽有藏之名山, , , 作, 虽然, 他敢于蔑视这种现实, 在其创作过程中又有亲友对其翰墨风流击节赞赏, 辗转传抄, 这当然有利于磨砺他的写作意志, 鼓舞他的写作热情, 增强他要使作品不致泯灭, 传之久远的期望与信心。但毕竟有许多令人堪忧的不确定因素在危及作品的生存与流传(比如, 当局的禁令, 舆论中的倒彩, 传抄的局限等) , 更何况作者是在书稿并未完成的情况下赍志以殁的呢? 当年他那种“茅椽蓬牖, 瓦灶绳床”而不能妨其襟怀的毅力和踌躇满志的精神状态是极为高扬的。但当他后来面对爱子早殇和新妇飘零的沉重打击, 步入人生绝望边缘的时候, 就很有可能产生壮志难酬的遗憾和无可奈何的伤感。在这种情况下, 极易诱发人生瞬息如梦, 永恒渺茫难求的思索与苦闷, 更有可能将这种思索与苦闷寄寓于当时仍在继续写作的某些描写之中。比如, 第76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第78回“老学士闲征 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等属于原著最后部分的那些文字, 有可能是作者在告别人世前已遭受子丧妻亡打击后的写作, 因此也很容易把自己当时的情绪与书中人物在彼时彼地所必然出现的情绪自觉或不自觉地互相投射, 甚至重合。因此, 我们虽因文献无征而难以具体地指实作者当时的思想情绪, 但我们将书中的有关描述来推拟作者当时的情绪, 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接近真实的可能。如黛玉、湘云联诗中那种“寒塘渡鹤影, 冷月葬花魂”的凄寂《芙蓉女儿诔》; 中那种“红绡帐里, 公子情深”“, 黄土垄中, 女儿命簿”的感伤, 以及这几回书中环境人物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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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设色, 处。也许正是这类描写, 是使素, , , 获得永恒, 不仅是作品是否。更重要的是, 随, 后人对其在书中表达的思想感情及其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是否能够理解, 能够认同, 这恐怕更是他忧思难忘的问题。即使是苍天在上, 假曹雪芹以足够的时日, 使他亲自写完全书, 并以全璧流传下来。但若读者寥寥, 甚至无人去读; 或其思想内涵不被人理解, 甚至将其任意肢解、歪曲乃至肆意践踏, 体现不了它的应有价值, 那也在不同程度上是一种名存实亡的悲哀。作者之所以深情地发出“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的浩叹, 当不只是有感于当时的知音其难其少的现实, 更会由此而想到可能不被后人所理解与认同的困惑与悲哀。因为一部不能被后人所理解和接受的作品, 它的生命便无法延续, 而作者通过对它的“立言”以期永恒的愿望当然也随之而成泡影。由此可以这样说, 曹雪芹在当时能看到的, 实际上只是一种瞬间的追求, 能否使这种瞬间转化为相对的永恒, 他当时是难以完全预测的。在书未成, 泪已尽, 赉志以殁之际, 当不会想到还有高鹗等大手笔为之续成全帙, 以广流传:也不会想到又有许多文人墨客对之广为评论, 历久不衰。其间虽然也有歪曲、肢解、无理贬抑、漫骂诋毁乃至禁毁等遭遇, 但更多的是为其崇高的艺术魅力所吸引, 并力求寻解其真味, 探索其艺术奥妙。从总的研究趋向来看, 通过各个阶段各种不同流派的深入探索和互相讨论“谁解其中味”, 的问题正在不断提出各种答案, 其中原汁原味的东西正日益被开掘出来。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索“解其中味”的行列中来。还有人通过各种艺术表现形式, 将各自所理解的《红楼梦》推向社会和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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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获得了空前的普及。而它的永恒, 代代读者无穷的品味过程之中。
但是, , , 在书的第1回中讲到, 也多少透露了个中消息:那块“无的顽石, 幻形入世, 历尽悲欢离合世态炎凉的一段故事, 本来是刻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一大石上。这也可以说, 这一故事最早是发表于荒郊野外, 它遗世而独立, 莫为人知, 难为人知. 那首“无材可去补苍天, 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 倩谁记去作奇传”的偈, 便道出了这种企盼知音而知音难觅的心声, 这正象征性地反映了作者对此书前途命运担忧的第一心理层次。后来, 空空道人发现了这一石头及其所记故事, 答应将其抄录问世传奇, 并有“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一诗, 以抒心境。它和前面的偈相比, 既共同表现了对写作过程和故事内容的无限感慨与伤感, 同时又反映了对书稿问世后能否被人理解和能否流传而担忧的又一心理层次。联系全书在那“奈何天, 伤怀日, 寂寥时”来展开“怀金悼玉”故事情节的基本情调来读它们, 更使人感到在这双重的心理情结中所隐藏的, 正有一种冀书之永传而又忧其不传的惆怅, 这也正是书中悲剧意识的表达方式之一。
在曹雪芹的视点中, 瞬间与永恒之间的另一矛盾是, 他在书中所极力推崇的异样女子, 其善其才其智其痴其品其貌, 无不独标一格, 各领风骚, 令人可亲可近, 可钦可敬。这些秉山川日月之灵秀所生的“水做的骨肉”, 都应青春永驻, 红颜长存, 至少她们的精神风貌不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使其泯灭也”。而事实恰好相反, 在曹雪芹所观察和经历的生活中, 在书中按照生活逻辑所描写的环境中, 这些女性大都是在昙花一现中了结悲剧性的人生。于是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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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决这一无法解决的矛盾, , 痛苦的灵魂呢? , , 这可以从两, 在精神上契合无间, 永远在嬉不知愁。他种种痴情痴意的表现, 正是他这种幻想的外化。然而, 面对无情的现实, 他不能不产生幻灭感。在极度痛苦的时候, 他有时便处于“无故寻愁觅恨, 有时似傻如狂”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有时正好折射出他渴望在感情中获得永恒的愿望。比如, 他曾经痴想在他死后, 他所昵爱的少女为他悲哭的泪会流成河, 并希望由这种眼泪成河的流水将他漂到鸦雀不到之处, 以作为其人生的最后归宿; 还有诸如死后化烟化灰以及出家当和尚等等奇思异想与奇谈怪论, 看似是一种厌倦尘世的悲观情绪, 实际上, 是以一种特殊的思维和特殊的表达方式, 表现了渴望在与少女特别是与黛玉融为一体的瞬间中获得永恒的精神寄托。现实之爱虽然横遭摧折, 瞬息即逝, 但由这种爱升华出来的精神是不死的:生命已不存在, 躯体却由少女的泪水漂到遥远的地方。在宝玉的潜意识中, 这种泪水正是生者对死者的感情升华, 而经过少女泪水洗礼的躯体, 则象征着死者的感情升华。这两种感情的升华的结合, 似乎便能将痛苦的瞬间转化成自感幸福的永恒。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 当他感到自己的赤忱不为少女们所理解时, 便有化灰化烟、当和尚之类的自咒。这正好说明他自认为若是离开了这些少女, 世上便无真可留恋之处, 自身也无存在价值。黛玉死后, 他撒手悬崖, 更说明了他是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性命系于以黛玉为核心的少女们身上。从一定意义上说, 他的出家, 也就是将自己的精神与黛玉的英灵在最后的契合中, 将痛苦的瞬间变成了精神的永恒。
曹雪芹虽然自知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和他所写的《红楼梦》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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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感情出发, , 理平衡。《红楼梦》第5虚幻境, 其在, 《红楼梦》12支曲, 来暗。但它除了这一层, 其本身所表现的女儿王国, 也寄寓了作者希望他所钟爱的少女能够无忧无虑、永生永存的期望。在他幻想中的女儿世界里“, 朱栏白石, 绿树清溪……人迹希逢, 飞尘不到”, 是一个让梦中的贾宝玉流连忘返“纵然是失了家”, 也愿意栖身其间的出处。在这里, 宝玉首先遇到的是“蹁跹袅娜”的警幻仙姑, 她是太虚幻境女儿王国的代表, 在众仙姑中, 还有痴梦仙姑、引愁金女等等。在这里, 有小丫鬟为酒宴服务, 有舞女演出《红楼梦》12支曲, 还有“其鲜艳妩媚, 有似乎宝钗, 风流袅娜, 则又如黛玉”的女子在香闺秀阁中……而宝玉进入梦境, 则是由秦可卿引导, 当他达到太虚幻境时, 那些“娇若春花, 媚如秋月”的仙子们还以为是“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可见这一仙境本来就是可卿、黛玉等人的永远居留之地。只是正如宝玉在太虚幻境中所见判词和《红楼梦》12支曲中所预言的那样, 她们正在人间经历磨难, 酿成悲剧。但是, 她们从来处中来, 到头来还是要象回家一样回到原处中去, 成为太虚幻境中的成员, 在那“幽微灵秀地”过着“何必觅闲愁”的自由生活, 获得太虚式的永恒。这种对永恒的幻化式的追求, 更集中体现在宝玉为晴雯所作祭文《芙蓉诔》中。诔在“泣涕彷徨”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支配下, 展开想象的翅膀, 以最高贵最纯洁的事物来比喻晴雯的优秀品格, 并幻想这位冰清玉洁的少女的肉体虽然消失, 而其灵魂却上升天国, 成为花神, 受到天界最神圣的顶尖人物的欢迎礼待。通过这种幻想的升华“, 身为下贱”, 含冤而死的晴雯便超脱了现实的苦难而获得“心比天高”的永恒。这并不仅吻合晴雯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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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实质, 还有, 黛玉“愿奴胁下生双翼, , 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 淖陷渠沟”, , 。从这一点来看, 黛玉之因, , 当有异曲同工之内在。, 无论是对太虚幻境的描绘也好, 还是宝、黛诗文中的想望也好, 都不过是一种对龌龊现实的傲视和要求还原美质的期望罢了。但期望毕竟无法改变瞬息即逝的生活进程, 更无法改变在这一进程中众儿女的悲剧命运。而且, 期望值愈高, 毁灭感则愈强。正因为如此, 所以作者不仅在再现众儿女的现实悲剧时充满了同情的泪水, 在幻想她们从精神升华中获得永恒时, 也不能不蒙上悲凉之雾, 因而也从这方面赋予作品以大无可如何的悲剧意识
《红楼梦》中所反映的永恒与瞬间的矛盾, 还有容易被人忽视的一面, 那就是功业的永恒与瞬间破灭之间的矛盾。所谓功业是与国家安危、皇恩祖德等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紧密相连的。这当然与贯穿于《红楼梦》中的对封建社会的批判精神互相矛盾。实际上, 正是这种矛盾加深了作品的内蕴, 在另一层面上强化了《红楼梦》的悲剧意识。我们认为, 在《红楼梦》的思想认识体系中, 既有非儒非佛非道非其他的因素, 也有亦儒亦道亦佛亦其他的因素。诸因素的比重虽然有倚轻倚重之别, 但都自然地渗透在其具有独特色彩的叛逆思想体系之中, 并机杼偶触, 随势而注地表现在各种不同情境的描写中。从近儒的因素来看, 如第3回在林黛玉进贾府的设境中写及的“荣禧堂”的匾额及“座上玑珠昭日月, 堂前黼黻焕烟霞”的对联, 第2回贾雨村面对荣、宁二府宅第所发观感, 都是对贾府的过往繁华带有称誉性的追忆, 并非完全是先扬后抑的构思需要, 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待贾府历史的一种近儒的视点。正因为如此, 才有“石头”那“枉入红尘若许年”, 而又“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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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去补苍天”的愧叹; 才有《西江月》, 虽然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许。即便是有元春归省时埋怨皇宫是使人骨肉分离、见不得人的出处的描写, 也构不成对皇权的根本否定, 这正象许多宫怨诗那样, 它只是抒发了在彼时彼地的幽闭环境中个人失去自由后的生活感受和哀怨情怀。不过, 话还是要说回来,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作者虽然不可能在理性上否定皇权和封建制度, 但他在感性体验中所悟到并在书中大胆加以揭露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窳败现象, 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封建社会许多属于制度性的根本问题, 这正是《红楼梦》伟大之处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 作者虽然对“于国于家无望”的贾宝玉持肯定态度, 但在诉诸理性认识时, 还是希望有于国于家有望的人出来补偏救弊, 力挽时艰, 建功立业。并认为这种人纵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也可流芳于后世, 获得精神的永恒。这除了体现在书中不时流露的对荣、宁二公的缅怀称颂外, 在第78回宝玉所作《 词》中也有所寄寓。诗中所称赞的林四娘的功业, 虽然有针对农民起义的局限, 不足为道, 但它从“何事文武立朝纲, 不及闺中林四娘”的角度来立论对比, 以肯定林四娘“艳李 桃临战场”“, 誓盟生死报前王”的精神, 其落脚点是在维护朝纲。并认为满朝文武应在国运衰微、国难当头之际, 为国前驱, 建功立业, 以获永恒。这首诗虽然是在贾政安排下的命题之作, 但取何种角度立意, 则有一定的自由度。因此, 它既有遵命应景的成分, 也有个性化的自我认识。如果承认诗中熔入了作者对现实的自我认识, 那么, 就无妨将作者所期望的能够挽救厄运、维护朝纲的文武比喻为可以补天之石, 而作者对这种有才愿意去补天的人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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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 即逝, 然而, 当作者面对现实泽, 五世而斩”, , 。, 便会象《好了歌》注所说的那样:
陋室空堂, 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 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因嫌纱帽小, 致使枷锁扛; 昨怜破袄寒, 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一方面是不愿看到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家族及其家族赖以生存的社会的衰亡, 并盼望“补天者”来补偏救弊, 救亡图存, 并因此而获得永恒。另一方面, 他又不能不面对补救之徒劳和永恒之虚幻的现实:企盼留住的东西已经消亡或正在消亡而且是瞬息即逝的消亡。而自己在拷问现实与历史的时候, 还必需按照生活的逻辑去描绘它必然消亡的命运。在这种状态下来思考和展示功业之永恒与瞬间的矛盾, 必然带着几分人无可如何的悲剧情绪。《红楼梦》的悲剧意识虽然主要不是体现在这个方面, 但它毕竟是书中的客观存在。
2002年7月2日于武大寓所
(本文作者:武汉大学文学院, 邮编:430072)
瞬间与永恒
———四论《红楼梦》的悲剧意识
唐 富 龄
一
瞬间与永恒, 是古今中外的学者和墨客骚人上下求索、高谈阔论、长歌不歇的人生重大命题之一。之所以如此, 因为这是一对与宇宙运行变化和人类发展历史始终相伴随的矛盾, 是一对内蕴无限丰富, 永远值得思考研究而又难以穷尽, 难以作出终结论断的矛盾。
在那浩如烟海的人类文化积累中, 不仅有许多以冷静深邃的目光来透析这一命题的哲学著作和史学著作:在文学创作领域, 小至诗歌散文, 大至小说戏剧, 也有不少作品融入了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及其所引起的感情波澜, 而且越是伟大的和杰出的作家作品, 在或显或隐地涉及这一问题时, 其思考便更深刻, 感情的投入也更浓烈。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便能随手举出不少这样的例子。《古诗十九首》云“:青青陵上柏, 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浩浩阴影移, 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 寿无金石固。”屈原《远游》中说“:惟天地之无穷兮, 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见兮, 来者吾不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云“: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在这类诗句中, 诗人不只强烈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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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相比, 乎其微, , , 诗中所表述, , 也表现了诗人在。不过, 在这种无奈与悲怆的表述中, , 那就是站在时空的无限与永恒的高处来俯视人间的是非成败与荣辱得失, 便可在与无穷和永恒的巨大反差对比中, 显得无足轻重, 从而在“是非成败转头空”“,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的稀释与淡化中, 获得心灵上的某种超脱与平衡。在这方面, 苏轼在直面惨淡人生时显得尤为洒脱达观。比如, 他在《前赤壁赋》中, 便托江月为喻, 形象而深刻地阐述了瞬间与永恒的辩证关系: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 逝者如斯, 而未尝往也, 盈虚者如彼, 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 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者,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且夫天地之间, 物个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 虽一毫而莫取, 惟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 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在这里, 作者是将人类与以江月为代表的自然置于“变”与“不变”的同一标尺下进行了“齐物我”式的思辩, 并以非义勿取, 回归自然和享受自然的心境来洗涤物欲尘埃以求自适, 因而显得相当旷达。然而, 联系赋的写作背景来看, 作者当时正因被诬贬谪在黄州, 而任何人遭诬被贬, 都不可能全然不思不想, 无动于衷。故在这种旷达的背后, 并不排斥一度曾有的压抑与苦闷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社会人生的反思求索, 或者说, 作者正是用一种经过深思后而获得的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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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排解必然产生的苦闷与压抑, , , 轼的豁达, 性的万物之灵, 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更正因为如此, 所以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并不回避这一问题, 因而不时发出“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哪复计东西? ”“人生如梦, 一樽还酹江月”等浩叹。《前赤壁赋》中的水月之论, 也是因为先有“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 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夫骤得, 托遗响于悲风”的大无可如何的思索, 才转而寻求解脱之道而发的。这类诗文, 代代都有, 前面已略有所举, 这里再加以补充。如明初高启《短歌行》中的“置酒高台, 乐极哀来。人生处世, 能几何哉? 日西月东, 百龄易终。可嗟仲尼, 不见周公……”清人郑板桥《道情》中的“玉笛金箫良夜, 红楼翠馆佳人。花枝鸟语漫争春, 转眼西风一阵。滚滚大江东去, 滔滔红日西沉。世间
(据手抄本引) 等等, 都从各自不同的多少梦和醒, 惹得黄粱饭冷。”
时境与心境出发, 表达了某种大致相同的面对人生与宇宙对比的巨大反差时的无奈与感慨。
这类感叹, 虽有消极悲观之嫌, 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有这种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特别是当时的作家因各种原因而深感“人生在世不趁意”的时候, 那种潜伏于内心深处的消极面便更有可能以这种俯瞰人生的态度渲泄出来。另一方面, 他们作为当时的知识精英, 虽喜玄想宇宙人生之究竟, 但毕竟总是又要面对现实人生的林林总总, 对于那些敢于面向现实而又热爱生活的作家来说, 又会在生活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排除或减缓这类消极干扰, 努力去完成作为时代知识精英的历史使命, 象屈原、苏轼等顶尖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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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自不必说, 、大都是如此。高启的许多散文诗歌如, 郑板桥的家书及“县吏, , 因此并不能因为他们作品中。
当然, 我们也不要回避他们在对人生的思索中而产生的无奈与苦恼。但这种企望永恒的苦恼, 在一定意义上说, 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苦恼。为了排除这种苦恼, 他们还企图通过各种形式来创造虚幻的永恒:佛教的转世, 道教的飞升, 是宗教性的企盼永恒; 子孙绵延不绝, 石碑石刻永留人间(如云南丘北普黑里风景区村庄的喜树石虎之类的石雕; 各朝各代所造等级不一的石人石马及牌坊之类) , 是带有世俗性的企盼永恒。作为知识精英, 在思索这一问题而产生的苦恼中, 没有过多地乞求宗教式的或世俗性的精神解脱, 而是直抒内心的张皇与无奈。这种情绪与他们执着于现实的一面既相颉颃又相胶结地联系在一起, 便容易在不同程度上构成悲剧意识因素:个人生命的短暂和力量的渺小, 时间的飞逝和不可挽留, 永恒无法企及, 理想难以实现, 于是在或壮怀激烈, 或傺 失意, 或恬静从容等感情中, 都有可能搀和着浓淡不一的“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等无可如何的感情。
二
当我们放眼古代小说时, 似乎更容易感受到既执著现实而又叩问时空时既胶结又颉颃的情况, 也更能具象地感受到它们相互作用时所迸发出来的某种悲剧情绪。如洋洋洒洒的《三国演义》演出了多少风弛电掣、威武雄壮、斗智斗勇的动人心魄的历史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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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开篇词:
,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 。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再看结尾古风中“纷纷世事无穷尽, 天数茫茫不可逃; 鼎足三分已成梦, 后人凭吊空牢骚”的慨叹, 并进而将书中的某些情节, 某些人物命运以及某些针对具体人物事件而发的议事抒情诗联系起来思索, 就难免使人感到, 是非成败虽自有其不可不辩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但对那些曾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个人来说, 在茫茫宇宙和无限历史长河面前, 这一切的本身都是瞬息即逝, 转眼无痕。因而在某些智者如杨慎等人的观照下, 也就多少带有几分或是悲微, 或是悲怆, 或是悲壮等与“悲”相连的色彩。而其中那些为传统观念所认同, 并被作者大力誉扬的事业追求及其代表人物也竟以付诸东流而告终的描写, 更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着程度不同的悲剧意识。如果不为书中帝蜀寇魏的正统观念所囿, 从历史唯物的观点来看, 在90多年的三国历史舞台上, 魏、蜀、吴三方的文臣武将及其所参与演绎的历史, 各自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可以彪炳青史的人物和事件, 也都有各具自我特色的瞬间与永恒的反差对比, 并因此形成各具特色的悲剧色彩与悲剧意识。
刘、关、张及诸葛亮等固然是风云一时、名彪青史的人物, 然而从他们在彼时彼地的所作所为及其成败得失来看, 他们的终极目的并未达到, 他们在当时的耀眼光辉亦如流星飘逝, 而其飘逝的终点, 又非“谢于正盛之时”, 而莫不是适逢最倒霉的时刻:关羽败走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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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死, 并导致张飞被部下刺死, 出现“, 地愁”的悲剧; , 归天, 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曹操在历史上的定即便如此, 当写其伐董, 作者对他的文韬武略, 也不虽然, 在三国纷争中, 作者让他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但在客观上仍然展示了当时他在奠定促成全国统一基业方面的功劳。在作者笔下, 他显然自认功业盖天, 雄心勃勃。然而, 面对无情的时空转移和各种无休无止的矛盾, 仍不免有去日苦多之虑和身后难卜之忧, 故有临终分香买履、大造疑冢之遗嘱, 也有“获罪于天, 无所祷也”的叹息。其所创之基业, 也只经历了极短的两代承传, 便被曾是自己部下的司马氏取而代之。这正如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慨叹的那样“……:方其破荆州, 下江陵, 顺流而东也, 舳舻千里, 旌旗蔽空, 酾酒临江, 横槊赋诗, 固一世之雄也, 而今安在哉? ”至于东吴的孙权父子及周瑜、鲁肃等风云一时的人物及其是非功过, 虽然流传后世, 任人评说, 但历史本身也是瞬息变化, 很快烟消云散了。至于后人怎样从这些描述中去感受历史的风云, 感悟其中的意识, 那就会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其中至少有人会从这类历史中读出某些悲剧意识来。如启功《贺新郎・咏史》云:
古史从头看, 几千年, 兴亡成败, 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 早已尽成了, 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帐, 电子机, 难得从头算。当自有, 若干卷。书中人物千千万。仔细分来, 寿终天命, 于少一半。试问其余那里去? 脖子被人切断。还龈龈争辩。檐下飞蚊生自灭, 不曾知, 何故团团转。谁参透, 这公案。词以诙谐的笔调, 表现了作者对“古史”某种高度概观性的评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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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意义上与《三国演义》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所作所为, 直的评价标准。但也应看到, , 彼亦一是非的不同(特别是个人品格操守) 的既统一又也许正因为如此, 才有“大本糊涂的慨叹, 才有“谁参透, 这公案”的疑窦, 才有在追溯历史时的某种讥其不智, 怒其愚顽, 哀其不幸的情绪。在这种何苦来哉的情绪中, 明显地带有对“古史”中各种纷争残杀之事的“人性”的悲鸣与批评。这种思考, 也可移之于对《三国演义》的观察。
《三国演义》中所反映的兴衰成败, 都是在短短90多年的历史里发生的, 其间那种纷纷攘攘, 轮转不停的走马灯式的频率是相当高的。当这些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高树旗帜, 号召天下, 运筹帷幄之中, 拼搏疆场之上的时候, 无不想成万古不变之基业, 留青史永垂之盛名。实际上, 虽有“诸葛大名垂宇宙”一类赞誉流芳后世, 令人景仰, 但总的来说, 如果站在历史长河的制高点来远距离地观察这段斗争历史的具体操作过程, 不少人仍难免从当时过于频繁的动荡和过多的升沉荣辱中, 咀嚼出一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历史苦涩来。当时这种切求成功而终归失败, 企盼永恒而回眸一瞬的历史现象本身, 便不能不给当事人一种激烈后的悲凉, 同时引起后人某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沧桑感喟。不管作者的价值取向如何, 中国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使人眼花缭乱的兴衰更替历史, 便是这样无情地运转着、发展着和延伸着。在只能看到现象, 无法把握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情况下, 便有人用诸如“气数”循环、阴阳顺逆等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来解释着。《三国演义》的作者虽然并不很着意解释他所描述的这段历史, 但在再现这段历史和活动在这历史舞台上的历史人物时, 他一方面既要刻意写出这些人物在彼时彼地的成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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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 于自己的笔下。、低迷, 。杨慎加入的开篇词及书中某些议事抒情的诗歌, 大都是对这种感受的提炼与外化。作者虽然力求用儒家的价值取向来颂扬为其所肯定的人物身上的精神的永恒, 但仍无法完全掩饰“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深沉的历史感喟, 因而使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渗入了一定的悲剧意识。
《水浒传》中的悲剧意识也许更为明显一些。它所歌颂的农民起义也有过掀开天罗地网归水浒, 翻江倒海逞英豪的兴旺发达时期, 但伴随胜利的顶点———聚义厅排座次接踵而来的则是走向失败, 最后则落得个“千古蓼洼埋玉地, 落花啼鸟总关愁”的悲剧结局。在对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全方位描写中, 作者既为它的胜利而奋勇歌呼, 也为它的失败而扼腕悲惜, 屡有“兴亡如脆柳, 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 图名无数, 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 江湖变桑田古路”之类无可奈何的浩叹。《水浒》的价值取向也倾向于儒家, 它认为要解民于倒悬之中, 致君于尧舜禹汤文武之上, 则必须铲除贪官污吏, 改变奸佞当权, 蒙蔽圣听的朝政, 实行仁政爱民的措施。只有这样, 才能物阜民安, 天下太平。作为梁山首领的宋江, 正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 领导起义大军攻州夺府, 纵横天下。也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接受朝廷招安, 俯首称臣的。而其最后结局则是在被朝廷利用完了后, 惨死于奸臣之手。这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结局则是作者不愿看到的, 但在历史的逻辑和创作的逻辑中, 又是无法回避的。于是, 只好从上述价值取向出发, 痛苦地认定宋江等人虽遭奸臣杀害, 但虽死犹生, 精神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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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因为皇帝的一纸敕封, , 造象“, 千古为神皆庙食, 然而, , 成的致命创伤, 使那, 同时也使那失败的瞬, , 宋江饮鸩后的万般, 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种情绪, 作者以旁白的形式所发出的“……煞曜罡星今已矣, 谗臣贼子尚依然。早知鸩酒埋黄壤, 学取鸱夷范蠡船”的愤怒呼号, 更是对那种殊荣与“永恒”的挑战。在这里, 作者既无可奈何地肯定了那敕封式的“永恒”, 又从现实的视角出发, 怀疑和否定了这种永恒, 态度极为矛盾。在这种矛盾中, 不仅表现了作者对曾被自己热情赞扬的农民起义黄金岁月的反思与无奈, 而且也表现了对那“千古为神”“、万年青史”式的“永恒”的反思与无奈, 正是这种双重的反思与无奈的交织缀合, 构成了作品“铁马夜嘶山月晓, 玄猿秋啸暮云稠……, 千古蓼洼埋玉地, 落花啼鸟总关愁”的沉重悲剧意识。作者虽然想用“生当鼎食死封候, 男子生平志已酬……不须出处求真迹, 却喜忠良作话头”的自我安慰来淡化这种情绪。但在作品中浓墨重彩所描写的农民起义由轰轰烈烈到彻底失败的悲剧, 又决不是一番宋江式的忠良话头所能冲淡得了的。可它又只能用这种话头来归结作品, 使之罩上一层连自己也未必真正欣赏的虚幻光环。正是在这种大无可如何的矛盾中, 赋予了作品一层带有沉重历史负荷的悲剧意识。
三
《红楼梦》的题材、主题、价值取向、写作背景及其表现形式都与《三国》《水浒》等有很大差别, 但其在面对瞬间与永恒这对矛盾时表现出来的大无可如何的悲剧意识这一点上有其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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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楼梦》, 人们很容易把, 众儿女, 何必觅闲愁”实并不尽然。因为即便是在, , 也, 隐藏着一种面对瞬, 以及在如何解决和解释这种矛。或者说, 在曹雪芹的内省世界里, , 而他所面对的则是瞬息变幻的繁华与毁灭。他希望将这种所见所历的瞬息悲欢离合升华成为精神的永恒, 但他找不到恰当的转化中介和桥梁。于是, 他困惑彷徨, 痛苦地思索着, 无可奈何地叹息着, 左冲右突地追寻着。从一个侧面来看, 他的这种困惑、思索、叹息与追寻, 正是构成《红楼梦》悲剧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种思索、追寻与叹息表现得愈是丰富深刻, 便愈能增加作品的悲剧意蕴, 而其所传达出来的内涵也愈深刻广大。
纵观《红楼梦》, 曹雪芹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永恒的向往追求及其对永恒与瞬间之间矛盾的困惑迷惘, 并由此而流露出来的悲剧意识, 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企望在“立言”中获得永恒, 但又担心曲高和寡, 知音难觅, 从而使作品在“谁解其中味”的寥落和尴尬中一如过路春风吹马耳, 很快形同消失, 难以永传。二是企望在纯真善良、花容月貌的女性美和生死不渝的爱情中获得永恒, 但又不能不面对“明媚鲜妍能几时, 一朝漂泊难寻觅”的无情现实的冲击, 因而不能不有岁月推移, 红颜易老的人生思索“: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 宁不心碎肠断”, 并由此而推及诸衩将同样很快消失, 以至斯处、斯园、斯花、斯柳都必然江山换主, 难以为继, 难以永存。三是既欣赏至少不反感为国家建功立业, 为家族光宗耀祖的荣禧与永恒, 但又不能不面对“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的无情现实, 并痛苦地写出那“为官的家业凋零, 富贵的金银散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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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企盼长久与永恒, 就个体而言, (如寿命、功名事业、财富等) , 恒。, , 财富多大, 在有生必有死这一。所以, 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都能正视生
(步出夏门行》) ; 欧阳。曹操诗云“:神龟虽寿, 犹有竟时”《
(唐修说“:死生, 天地之常理, 畏者不可以苟免, 贪者不可以苟得”《
) ; 朱熹也有过华阳颂》“万物都有待尽之时, 岂吾人得长生不死之理”等论述。面对这种情况, 人们在有生之年, 除了因人而异地追求某些现实满足外, 便转向精神方面的追求, 这在前面已经提及。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种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儒释道的法典里各有所指。而在我国古代最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 则是立德、立功、立言。因为这是看得见、摸得着, 最具现实操作性的办法。“人生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若能在有限的人生过程中, 忧国忧民, 忧子孙后代万世之幸福, 以高度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 在“三立”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便会受到当时人们的崇敬和后人的景仰, 便有可能突破时空的局限, 使其精神流芳后世, 获得相对的永恒。即使是贡献达不到相应的水平, 只要精神可佳, 也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人以绵延不断的期待。
在“三立”中, 立德、立功是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所关注的基础, 立言则是使前二者传播久远, 助其永恒的手段之一, 也是鼓励和推动人们持续立德立功的教化手段之一。所谓“文章者乃经国之大
(曹丕) , 便充分肯定了立言自身的重业, 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
要意义及其不朽价值。但立言所传播的价值观及其自身的不朽, 远非“功”“、德”二者所能概括无遗。比如山川日月之灵秀, 男女情爱之缠绵以及各种平凡的日常生活, 莫不是历代文学作品和其他著作所描述和议论的永恒题材。优秀的作家根据自己的独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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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 捕捉生活中值得笔之于书的对象, 如果获得成功, 对的永恒。, , 他对生活的感悟更为敏锐而又深刻复杂。他既感人生无常“, 到头一梦, 万境归空”; 更有种种对人生割舍不断的爱恋及由此而生的喜怒哀乐。所有这些, 郁结胸中, 盘旋奔突, 不吐不快, 这无疑是他产生创作冲动的重要原因。除此, 还有其更不能忽视的原因, 那就是希望以“立言”的形式来把自己在半生潦倒中所感悟的一切, 特别是将其所爱怩、赞赏的少女们的美丽聪明和洁质善行记述下来, 使之流传下去, 获得永恒。这正如第一回中所说的那样“: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 万不可因我之不肖, 自护己短, 一并使其泯灭也。”不使其泯灭, 就是冀其永恒。应该说, 自《红楼梦》诞生以来的二百多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 而且还将继续证明, 作者的这一“立言”目的已经完全达到。虽然, 在那长夜漫漫的封建社会里, 伟大的曹雪芹的生平事迹, 不仅“文献无征, 不能详其为人”(李放) 而且连他的名字也长期湮没无闻。但他的《八旗画录》《红楼梦》则是在其创作过程中, 便开始在以其亲友为主的小范围里传抄评阅。曹雪芹死后“, 好事者”则在更大范围里竞相传抄, 而且成
(程为某些人的牟利工具“:置庙市中, 昂其值……可谓不胫而走。”
)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 不仅伟元《红楼梦序》《红楼梦》获得了空前
的普及, 已由中国走向世界, 而且, 曹雪芹的身世生平也早已基本考证出来, 他的荣名也早已与《红楼梦》及其所昭传的闺阁名姝融为一体, 永垂不朽。然而, 这是经过二百多年历史的冲刷后的情况, 是我们在今天所获得的认识。而当作者搦管挥毫, 淋漓泼墨, 情不能已的时候, 尽管他期盼其永恒, 但并不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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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永恒。少不能不遇到以下问题。
一, 古人虽有藏之名山, , , 作, 虽然, 他敢于蔑视这种现实, 在其创作过程中又有亲友对其翰墨风流击节赞赏, 辗转传抄, 这当然有利于磨砺他的写作意志, 鼓舞他的写作热情, 增强他要使作品不致泯灭, 传之久远的期望与信心。但毕竟有许多令人堪忧的不确定因素在危及作品的生存与流传(比如, 当局的禁令, 舆论中的倒彩, 传抄的局限等) , 更何况作者是在书稿并未完成的情况下赍志以殁的呢? 当年他那种“茅椽蓬牖, 瓦灶绳床”而不能妨其襟怀的毅力和踌躇满志的精神状态是极为高扬的。但当他后来面对爱子早殇和新妇飘零的沉重打击, 步入人生绝望边缘的时候, 就很有可能产生壮志难酬的遗憾和无可奈何的伤感。在这种情况下, 极易诱发人生瞬息如梦, 永恒渺茫难求的思索与苦闷, 更有可能将这种思索与苦闷寄寓于当时仍在继续写作的某些描写之中。比如, 第76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第78回“老学士闲征 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等属于原著最后部分的那些文字, 有可能是作者在告别人世前已遭受子丧妻亡打击后的写作, 因此也很容易把自己当时的情绪与书中人物在彼时彼地所必然出现的情绪自觉或不自觉地互相投射, 甚至重合。因此, 我们虽因文献无征而难以具体地指实作者当时的思想情绪, 但我们将书中的有关描述来推拟作者当时的情绪, 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接近真实的可能。如黛玉、湘云联诗中那种“寒塘渡鹤影, 冷月葬花魂”的凄寂《芙蓉女儿诔》; 中那种“红绡帐里, 公子情深”“, 黄土垄中, 女儿命簿”的感伤, 以及这几回书中环境人物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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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设色, 处。也许正是这类描写, 是使素, , , 获得永恒, 不仅是作品是否。更重要的是, 随, 后人对其在书中表达的思想感情及其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是否能够理解, 能够认同, 这恐怕更是他忧思难忘的问题。即使是苍天在上, 假曹雪芹以足够的时日, 使他亲自写完全书, 并以全璧流传下来。但若读者寥寥, 甚至无人去读; 或其思想内涵不被人理解, 甚至将其任意肢解、歪曲乃至肆意践踏, 体现不了它的应有价值, 那也在不同程度上是一种名存实亡的悲哀。作者之所以深情地发出“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的浩叹, 当不只是有感于当时的知音其难其少的现实, 更会由此而想到可能不被后人所理解与认同的困惑与悲哀。因为一部不能被后人所理解和接受的作品, 它的生命便无法延续, 而作者通过对它的“立言”以期永恒的愿望当然也随之而成泡影。由此可以这样说, 曹雪芹在当时能看到的, 实际上只是一种瞬间的追求, 能否使这种瞬间转化为相对的永恒, 他当时是难以完全预测的。在书未成, 泪已尽, 赉志以殁之际, 当不会想到还有高鹗等大手笔为之续成全帙, 以广流传:也不会想到又有许多文人墨客对之广为评论, 历久不衰。其间虽然也有歪曲、肢解、无理贬抑、漫骂诋毁乃至禁毁等遭遇, 但更多的是为其崇高的艺术魅力所吸引, 并力求寻解其真味, 探索其艺术奥妙。从总的研究趋向来看, 通过各个阶段各种不同流派的深入探索和互相讨论“谁解其中味”, 的问题正在不断提出各种答案, 其中原汁原味的东西正日益被开掘出来。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索“解其中味”的行列中来。还有人通过各种艺术表现形式, 将各自所理解的《红楼梦》推向社会和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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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获得了空前的普及。而它的永恒, 代代读者无穷的品味过程之中。
但是, , , 在书的第1回中讲到, 也多少透露了个中消息:那块“无的顽石, 幻形入世, 历尽悲欢离合世态炎凉的一段故事, 本来是刻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一大石上。这也可以说, 这一故事最早是发表于荒郊野外, 它遗世而独立, 莫为人知, 难为人知. 那首“无材可去补苍天, 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 倩谁记去作奇传”的偈, 便道出了这种企盼知音而知音难觅的心声, 这正象征性地反映了作者对此书前途命运担忧的第一心理层次。后来, 空空道人发现了这一石头及其所记故事, 答应将其抄录问世传奇, 并有“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一诗, 以抒心境。它和前面的偈相比, 既共同表现了对写作过程和故事内容的无限感慨与伤感, 同时又反映了对书稿问世后能否被人理解和能否流传而担忧的又一心理层次。联系全书在那“奈何天, 伤怀日, 寂寥时”来展开“怀金悼玉”故事情节的基本情调来读它们, 更使人感到在这双重的心理情结中所隐藏的, 正有一种冀书之永传而又忧其不传的惆怅, 这也正是书中悲剧意识的表达方式之一。
在曹雪芹的视点中, 瞬间与永恒之间的另一矛盾是, 他在书中所极力推崇的异样女子, 其善其才其智其痴其品其貌, 无不独标一格, 各领风骚, 令人可亲可近, 可钦可敬。这些秉山川日月之灵秀所生的“水做的骨肉”, 都应青春永驻, 红颜长存, 至少她们的精神风貌不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使其泯灭也”。而事实恰好相反, 在曹雪芹所观察和经历的生活中, 在书中按照生活逻辑所描写的环境中, 这些女性大都是在昙花一现中了结悲剧性的人生。于是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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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决这一无法解决的矛盾, , 痛苦的灵魂呢? , , 这可以从两, 在精神上契合无间, 永远在嬉不知愁。他种种痴情痴意的表现, 正是他这种幻想的外化。然而, 面对无情的现实, 他不能不产生幻灭感。在极度痛苦的时候, 他有时便处于“无故寻愁觅恨, 有时似傻如狂”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有时正好折射出他渴望在感情中获得永恒的愿望。比如, 他曾经痴想在他死后, 他所昵爱的少女为他悲哭的泪会流成河, 并希望由这种眼泪成河的流水将他漂到鸦雀不到之处, 以作为其人生的最后归宿; 还有诸如死后化烟化灰以及出家当和尚等等奇思异想与奇谈怪论, 看似是一种厌倦尘世的悲观情绪, 实际上, 是以一种特殊的思维和特殊的表达方式, 表现了渴望在与少女特别是与黛玉融为一体的瞬间中获得永恒的精神寄托。现实之爱虽然横遭摧折, 瞬息即逝, 但由这种爱升华出来的精神是不死的:生命已不存在, 躯体却由少女的泪水漂到遥远的地方。在宝玉的潜意识中, 这种泪水正是生者对死者的感情升华, 而经过少女泪水洗礼的躯体, 则象征着死者的感情升华。这两种感情的升华的结合, 似乎便能将痛苦的瞬间转化成自感幸福的永恒。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 当他感到自己的赤忱不为少女们所理解时, 便有化灰化烟、当和尚之类的自咒。这正好说明他自认为若是离开了这些少女, 世上便无真可留恋之处, 自身也无存在价值。黛玉死后, 他撒手悬崖, 更说明了他是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性命系于以黛玉为核心的少女们身上。从一定意义上说, 他的出家, 也就是将自己的精神与黛玉的英灵在最后的契合中, 将痛苦的瞬间变成了精神的永恒。
曹雪芹虽然自知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和他所写的《红楼梦》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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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感情出发, , 理平衡。《红楼梦》第5虚幻境, 其在, 《红楼梦》12支曲, 来暗。但它除了这一层, 其本身所表现的女儿王国, 也寄寓了作者希望他所钟爱的少女能够无忧无虑、永生永存的期望。在他幻想中的女儿世界里“, 朱栏白石, 绿树清溪……人迹希逢, 飞尘不到”, 是一个让梦中的贾宝玉流连忘返“纵然是失了家”, 也愿意栖身其间的出处。在这里, 宝玉首先遇到的是“蹁跹袅娜”的警幻仙姑, 她是太虚幻境女儿王国的代表, 在众仙姑中, 还有痴梦仙姑、引愁金女等等。在这里, 有小丫鬟为酒宴服务, 有舞女演出《红楼梦》12支曲, 还有“其鲜艳妩媚, 有似乎宝钗, 风流袅娜, 则又如黛玉”的女子在香闺秀阁中……而宝玉进入梦境, 则是由秦可卿引导, 当他达到太虚幻境时, 那些“娇若春花, 媚如秋月”的仙子们还以为是“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可见这一仙境本来就是可卿、黛玉等人的永远居留之地。只是正如宝玉在太虚幻境中所见判词和《红楼梦》12支曲中所预言的那样, 她们正在人间经历磨难, 酿成悲剧。但是, 她们从来处中来, 到头来还是要象回家一样回到原处中去, 成为太虚幻境中的成员, 在那“幽微灵秀地”过着“何必觅闲愁”的自由生活, 获得太虚式的永恒。这种对永恒的幻化式的追求, 更集中体现在宝玉为晴雯所作祭文《芙蓉诔》中。诔在“泣涕彷徨”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支配下, 展开想象的翅膀, 以最高贵最纯洁的事物来比喻晴雯的优秀品格, 并幻想这位冰清玉洁的少女的肉体虽然消失, 而其灵魂却上升天国, 成为花神, 受到天界最神圣的顶尖人物的欢迎礼待。通过这种幻想的升华“, 身为下贱”, 含冤而死的晴雯便超脱了现实的苦难而获得“心比天高”的永恒。这并不仅吻合晴雯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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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实质, 还有, 黛玉“愿奴胁下生双翼, , 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 淖陷渠沟”, , 。从这一点来看, 黛玉之因, , 当有异曲同工之内在。, 无论是对太虚幻境的描绘也好, 还是宝、黛诗文中的想望也好, 都不过是一种对龌龊现实的傲视和要求还原美质的期望罢了。但期望毕竟无法改变瞬息即逝的生活进程, 更无法改变在这一进程中众儿女的悲剧命运。而且, 期望值愈高, 毁灭感则愈强。正因为如此, 所以作者不仅在再现众儿女的现实悲剧时充满了同情的泪水, 在幻想她们从精神升华中获得永恒时, 也不能不蒙上悲凉之雾, 因而也从这方面赋予作品以大无可如何的悲剧意识
《红楼梦》中所反映的永恒与瞬间的矛盾, 还有容易被人忽视的一面, 那就是功业的永恒与瞬间破灭之间的矛盾。所谓功业是与国家安危、皇恩祖德等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紧密相连的。这当然与贯穿于《红楼梦》中的对封建社会的批判精神互相矛盾。实际上, 正是这种矛盾加深了作品的内蕴, 在另一层面上强化了《红楼梦》的悲剧意识。我们认为, 在《红楼梦》的思想认识体系中, 既有非儒非佛非道非其他的因素, 也有亦儒亦道亦佛亦其他的因素。诸因素的比重虽然有倚轻倚重之别, 但都自然地渗透在其具有独特色彩的叛逆思想体系之中, 并机杼偶触, 随势而注地表现在各种不同情境的描写中。从近儒的因素来看, 如第3回在林黛玉进贾府的设境中写及的“荣禧堂”的匾额及“座上玑珠昭日月, 堂前黼黻焕烟霞”的对联, 第2回贾雨村面对荣、宁二府宅第所发观感, 都是对贾府的过往繁华带有称誉性的追忆, 并非完全是先扬后抑的构思需要, 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待贾府历史的一种近儒的视点。正因为如此, 才有“石头”那“枉入红尘若许年”, 而又“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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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去补苍天”的愧叹; 才有《西江月》, 虽然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许。即便是有元春归省时埋怨皇宫是使人骨肉分离、见不得人的出处的描写, 也构不成对皇权的根本否定, 这正象许多宫怨诗那样, 它只是抒发了在彼时彼地的幽闭环境中个人失去自由后的生活感受和哀怨情怀。不过, 话还是要说回来,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作者虽然不可能在理性上否定皇权和封建制度, 但他在感性体验中所悟到并在书中大胆加以揭露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窳败现象, 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封建社会许多属于制度性的根本问题, 这正是《红楼梦》伟大之处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 作者虽然对“于国于家无望”的贾宝玉持肯定态度, 但在诉诸理性认识时, 还是希望有于国于家有望的人出来补偏救弊, 力挽时艰, 建功立业。并认为这种人纵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也可流芳于后世, 获得精神的永恒。这除了体现在书中不时流露的对荣、宁二公的缅怀称颂外, 在第78回宝玉所作《 词》中也有所寄寓。诗中所称赞的林四娘的功业, 虽然有针对农民起义的局限, 不足为道, 但它从“何事文武立朝纲, 不及闺中林四娘”的角度来立论对比, 以肯定林四娘“艳李 桃临战场”“, 誓盟生死报前王”的精神, 其落脚点是在维护朝纲。并认为满朝文武应在国运衰微、国难当头之际, 为国前驱, 建功立业, 以获永恒。这首诗虽然是在贾政安排下的命题之作, 但取何种角度立意, 则有一定的自由度。因此, 它既有遵命应景的成分, 也有个性化的自我认识。如果承认诗中熔入了作者对现实的自我认识, 那么, 就无妨将作者所期望的能够挽救厄运、维护朝纲的文武比喻为可以补天之石, 而作者对这种有才愿意去补天的人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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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 即逝, 然而, 当作者面对现实泽, 五世而斩”, , 。, 便会象《好了歌》注所说的那样:
陋室空堂, 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 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因嫌纱帽小, 致使枷锁扛; 昨怜破袄寒, 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一方面是不愿看到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家族及其家族赖以生存的社会的衰亡, 并盼望“补天者”来补偏救弊, 救亡图存, 并因此而获得永恒。另一方面, 他又不能不面对补救之徒劳和永恒之虚幻的现实:企盼留住的东西已经消亡或正在消亡而且是瞬息即逝的消亡。而自己在拷问现实与历史的时候, 还必需按照生活的逻辑去描绘它必然消亡的命运。在这种状态下来思考和展示功业之永恒与瞬间的矛盾, 必然带着几分人无可如何的悲剧情绪。《红楼梦》的悲剧意识虽然主要不是体现在这个方面, 但它毕竟是书中的客观存在。
2002年7月2日于武大寓所
(本文作者:武汉大学文学院, 邮编: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