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往往假设，一国本着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宗旨设置关税水平，那么在一个不存在国内资源配置扭曲的开放小国，所谓的“最优关税”便是零关税，关税的存在只会背离政府的初衷。然而，现实果真如理论所言吗？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为保护本国工业而提高关税水平，即便加入WTO ，仍然变相地通过手段灵活、多种多样的非关税壁垒，限制他国商品的流入。这种与新古典经济学精神相悖的贸易政策，在二、三十年前，由于没有一套完整成型的经济理论，往往被认为是在政治环境的黑箱操作中所决定，经济分析对此的解释力十分有限。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逐渐意识到，贸易政策的选择其实来源于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税实为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内生产物。
在该体系中，利益集团被认为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上世纪30年代，Schattschneider 便在《政治学、压力和关税》这部著作中，强调了利益集团在1929～1930年美国关税法案的修订中所产生的影响。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影响的经济分析逐步发展完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由于政府与公众、个人与集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利益集团便可以众多方式向政府决策者施加政治影响与压力，贸易政策实为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的结果(Tullock Gordon 1967)。
对于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途径、方式以及政府的决策过程，经济学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与假设，并且围绕假设，发展出一系列理论模型，揭示了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力以及最终贸易政策取向。
二、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影响的模型研究
1. 政治支持模型
政治支持模型以Stigler(1971)与Peltzman(1976)提出的经济管制理论为基础，将关税税率视为政府在政策抉择上的最优化问题。而利益集团可通过向政府提供政治支持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
Hillman(1982)构建了此类模型，提出假设，政府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产业利益集团以及消费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团与消费者之间作出权衡。关税过高，虽可得到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却由于价格提高，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降低关税，虽可满足消费者，却无法让利益集团提供支持。因此，政府需选定一个均衡关税水平，使来自于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总体政治支持最大化。
令M(∏(p)，P) 表示产品价格为p 时，利益集团提供的政治支持，Mp 则代表此时公众给予的政治支持，政府的目标便是设定价格P ，使利益集团的边际政治支持与公众边际政治支持相等，从而最大化总体政治支持函数M(∏(p)，p)+Mp 。希尔曼的结论表明，由于利益集团在政治支持方面的影响，政府将采取
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但这样的保护对于衰退产业而言只是暂时的，并非永久
性的。虽然处于衰退境地的产业利益集团最渴望得到政府保护，但最终结果可能不是延缓而是加速了这些产业的衰退。
由于Hillman 对于政治支持函数M(∏(p)，p) 与M p 未作出精确的界定，因
此，最终所揭示的利益集团影响力与贸易政策的决策也显得较为抽象模糊。 鉴于此，Helpman(1997)将特殊要素模型引入政治支持模型，并假设存在多个利益集团，在定义了单位商品x 0。的前提下，给出了产业i 的政治函数，
p i ) 与M p 的精确定义，并由此得到了政府选择的最优关税。结论表明，在政治支
持模型的基本假设框架下，政府将毫无例外地对每个利益集团进行保护，而利益集团所代表的产业i 的关税率t i 与该产业的产量X i 成正比，与其进口替代需
求函数的斜率M′i 成反比。
2. 游说支出模型
Findlay 与Wellisz(1982)认为，利益集团可通过游说并投入相应的游说支出，从而达到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此前提下，构造了一个对立利益集团之间的游说竞争模型。
Findlay 与Wellisz(1982)假设，代表进口竞争产业的利益集团游说政府以期得到关税保护；代表出口产业的利益集团为了阻止关税提高也需进行游说活动。以表示支持保护产业i 的利益集团游说支出，则表示反对保护产
的增函业i 的利益集团游说支出。
数、的减函数。 为产业j 的关税决定函数， 是
在关税为T i 的情况下，支持保护的利益集团福利水平以增函数
反对保护的利益集团福利水平表示为减函数表示，。因此，支持保护的利益集团的净收益为，反对保护的利益集团的净收益为。利益集团双方进行非合作博弈，提供游说支出，使各自净收益最大化，最终关税便为此非合作博弈情况下的纳什均衡解。
该模型视关税内生于对立利益集团相互的政治斗争过程和结果，而政府退居其次，其偏好和目标函数均为未知，因此，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但该模型正如Hillman(1982)的政治支持模型，对于与利益集团相关的函数形式依然缺乏具体的定义。因此，Helpman(1997)再次将特殊要素模型引入其中，给出了与的函数形式。在游说支出的假设前提下，得到了与政府无关、只依赖于利益集团双方的均衡关税形式。其结论表明，利益集团双方的游说能力，即利益集团游说支出增加一美元时所提高的边际关税率，对贸易政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只有当支持保护的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超过反对
一、引言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往往假设，一国本着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宗旨设置关税水平，那么在一个不存在国内资源配置扭曲的开放小国，所谓的“最优关税”便是零关税，关税的存在只会背离政府的初衷。然而，现实果真如理论所言吗？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为保护本国工业而提高关税水平，即便加入WTO ，仍然变相地通过手段灵活、多种多样的非关税壁垒，限制他国商品的流入。这种与新古典经济学精神相悖的贸易政策，在二、三十年前，由于没有一套完整成型的经济理论，往往被认为是在政治环境的黑箱操作中所决定，经济分析对此的解释力十分有限。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逐渐意识到，贸易政策的选择其实来源于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税实为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内生产物。
在该体系中，利益集团被认为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上世纪30年代，Schattschneider 便在《政治学、压力和关税》这部著作中，强调了利益集团在1929～1930年美国关税法案的修订中所产生的影响。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影响的经济分析逐步发展完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由于政府与公众、个人与集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利益集团便可以众多方式向政府决策者施加政治影响与压力，贸易政策实为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的结果(Tullock Gordon 1967)。
对于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途径、方式以及政府的决策过程，经济学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与假设，并且围绕假设，发展出一系列理论模型，揭示了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力以及最终贸易政策取向。
二、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影响的模型研究
1. 政治支持模型
政治支持模型以Stigler(1971)与Peltzman(1976)提出的经济管制理论为基础，将关税税率视为政府在政策抉择上的最优化问题。而利益集团可通过向政府提供政治支持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
Hillman(1982)构建了此类模型，提出假设，政府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产业利益集团以及消费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团与消费者之间作出权衡。关税过高，虽可得到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却由于价格提高，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降低关税，虽可满足消费者，却无法让利益集团提供支持。因此，政府需选定一个均衡关税水平，使来自于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总体政治支持最大化。
令M(∏(p)，P) 表示产品价格为p 时，利益集团提供的政治支持，Mp 则代表此时公众给予的政治支持，政府的目标便是设定价格P ，使利益集团的边际政治支持与公众边际政治支持相等，从而最大化总体政治支持函数M(∏(p)，p)+Mp 。希尔曼的结论表明，由于利益集团在政治支持方面的影响，政府将采取
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但这样的保护对于衰退产业而言只是暂时的，并非永久
性的。虽然处于衰退境地的产业利益集团最渴望得到政府保护，但最终结果可能不是延缓而是加速了这些产业的衰退。
由于Hillman 对于政治支持函数M(∏(p)，p) 与M p 未作出精确的界定，因
此，最终所揭示的利益集团影响力与贸易政策的决策也显得较为抽象模糊。 鉴于此，Helpman(1997)将特殊要素模型引入政治支持模型，并假设存在多个利益集团，在定义了单位商品x 0。的前提下，给出了产业i 的政治函数，
p i ) 与M p 的精确定义，并由此得到了政府选择的最优关税。结论表明，在政治支
持模型的基本假设框架下，政府将毫无例外地对每个利益集团进行保护，而利益集团所代表的产业i 的关税率t i 与该产业的产量X i 成正比，与其进口替代需
求函数的斜率M′i 成反比。
2. 游说支出模型
Findlay 与Wellisz(1982)认为，利益集团可通过游说并投入相应的游说支出，从而达到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此前提下，构造了一个对立利益集团之间的游说竞争模型。
Findlay 与Wellisz(1982)假设，代表进口竞争产业的利益集团游说政府以期得到关税保护；代表出口产业的利益集团为了阻止关税提高也需进行游说活动。以表示支持保护产业i 的利益集团游说支出，则表示反对保护产
的增函业i 的利益集团游说支出。
数、的减函数。 为产业j 的关税决定函数， 是
在关税为T i 的情况下，支持保护的利益集团福利水平以增函数
反对保护的利益集团福利水平表示为减函数表示，。因此，支持保护的利益集团的净收益为，反对保护的利益集团的净收益为。利益集团双方进行非合作博弈，提供游说支出，使各自净收益最大化，最终关税便为此非合作博弈情况下的纳什均衡解。
该模型视关税内生于对立利益集团相互的政治斗争过程和结果，而政府退居其次，其偏好和目标函数均为未知，因此，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但该模型正如Hillman(1982)的政治支持模型，对于与利益集团相关的函数形式依然缺乏具体的定义。因此，Helpman(1997)再次将特殊要素模型引入其中，给出了与的函数形式。在游说支出的假设前提下，得到了与政府无关、只依赖于利益集团双方的均衡关税形式。其结论表明，利益集团双方的游说能力，即利益集团游说支出增加一美元时所提高的边际关税率，对贸易政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只有当支持保护的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超过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