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当事人吐露内情，你一定不会注意到：不少车龄不下6年的豪车，却挂着“沪N”打头的新牌照。牌照背后玄机重重，牵扯出生意人关乎“脸面”的考量，或明或暗资产转移的技巧，甚至还见证了金融过热、融资狂欢到如今货币政策紧缩的大背景。 久别再见陈总，我下意识地扫了一眼他的座驾，不是曾经那辆7字头的宝马，而是价格不及前者一半的奥迪A6。而且，这辆车龄不下6年的汽车牌照竟然是新的――“沪N”打头。根据上海市车管所的公开信息，“沪N”号段是从2012年底才启用的。 我问陈总为什么换车牌，他会心地笑了起来：“想必你都猜出来了，这辆车法律上的主人已经不是我了。” 陈总是我的老朋友，商业地产商，做钢贸起家。他在2010年“鼎盛时期”里，共有4辆豪车。但如今，陈总将它们相继抵出或卖出（被抵押的车也终因现金流问题被过户）。从“所有权”的角度，他已是“无车一族”。 出于好奇心，我又特别观察了水产商聚集的个别市场，还沿宁上高速一路去到松溪（在沪木包装商原籍聚集地）、政和（胶合板商）、周宁（钢材商）、福安（电机商）。如果不是我太神经过敏，类似陈总的老车挂上“沪N”已不是个案，我看见了一张张新车牌的背后高杠杆融资这把双刃剑的杀伤力。 “不是我的”才是我的 坐在陈总的奥迪A6里，他继续向我透露关于车牌的秘密，“这车其实已经有过两次‘变脸’”。 故事要从2012年春天说起。彼时，陈总参与了一个地产项目。大楼远未封顶，大老板的资金链却断了，唯一值钱的土地也已超额抵押给了金融机构。 陈总想找人接盘，但是建筑总包方和材料供应商那里还有前期“垫资”累累需要偿付;此前为了资金头寸腾挪和拿地开绿灯，付出的“公关”成本和资金成本不可能转移;该地级市因自身政府平台债务上了一些金融机构的内部“黑名单”，导致其整体的地产估值都被市场认为泡沫过大。在这种情况下，项目成了甩不掉的包袱。 资金不足，楼就建不起来;楼建不起来就拿不到产权证，也就套不到后续的经营性贷款来把资金链续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金融和地产界的熟人们一个个表示爱莫能助，陈总只能接受现实：他投下去的那几千万元，怕是已打了水漂。 做生意有盈有亏，亏并不是最糟的，问题是亏的这几千万元窟窿要怎么填上，毕竟陈总的“自有资金撑死了占不到一半”。 我大致能推测出陈总的几千万元是如何筹集的：在2010年货币大投放的时期，像陈总这样一个已经有能力涉足地产的钢贸商需要几千万元，可以靠担保公司的平台获取、同业进行互保、“借”一批货来仓单质押，模式应有尽有――银行的大门是敞开的。 即便是临时头寸调度，“给同乡打几通电话，第二天几千万元就在账上了，连张欠条都不用事先打”。 但到了2012年上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陈总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整体资金面从紧的杀伤力：金融机构要收缩敞口，抵押物的价值被重估、贷款的综合成本不断上升、新增已无可能、续贷变得越来越难，民间借贷成本也水涨船高。 投向地产项目的几千万元回不来，就意味着借着钢贸平台获取的多家银行的贷款还不上了。加之不断“抽水”的外部环境，陈总第一次意识到，“期限错配短贷长用”和“挪用信贷资金”会带来灾难。 那个时候，尤其是每次银监局例会结束后，我经常接到相熟的钢贸商的咨询电话或短信，陈总就是其中一个。他们必问的一个问题是：银行（银监）那头的政策有没有松动？但银行业这次是铁了心了，宁愿眼下承受压力化解风险，也不能让钢贸杠杆重新起来。 后来银行贷款陆续到期，陈总用上了手上所有可以调动的资金，甚至通过民间借贷“过桥”了一部分，最后窟窿还是填不满。 于是，陈总想到了自己手上余下的车。面对已经不可能偿清的金融机构和民间债务，“反正我的（资产）未来都不是我的（资产）了――除非，让它变成‘不是我的’。”陈总讲了一段“绕口令”，言下之意是资产转移。 在这样一个当口，他需要一个可信赖的“人头”，能假借“欠债还车”的说辞把车过户给对方，又能实际留下车辆归自己使用，等风波过去，对方还能把车再无偿过户回来。陈总最后选择了一名他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可信赖的“好兄弟”。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6年旧车奥迪A6会挂上新牌“沪N”的原因。 那天，陈总还从手腕上摘下了他最好的一块手表交给太太。他料想自己未来会被逼债而当家产，于是告诉太太，即便某一天他来找这些东西，都请一定不能给他。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明处与暗处 关不掉的导航播报声，不时打断车载音响里柔和的音乐――这样的气氛有点像正在回述车牌“变脸”故事的陈总的状态：平静得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但讲到某些情节还是会突然提高音量。 “现在出去，不管做什么生意，你不能说自己是这三种人：温州人、鄂尔多斯人、宁德人（陈总就是宁德人）。”说这话的时候陈总有些激动。不过，依我看应该是银行贷款成为坏账，让他进入了银行征信的“黑名单”，所以他才会在生意场上四处碰壁。 陈总说，他原希望换车牌把车保住，进而保住生产工具和生意人最看重的脸面，以此做点正常的商贸生意维持生计，但现在自己的名头成了不利因素。 但陈总似乎总有办法，他说：“我在生意场上的能力还在、规矩都懂，为什么不借个‘人头’来做生意？既然汽车都进行了资产转移，为什么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手上曾经投资的、一时无法变现的公司股权也一并转移出，说是‘还股份’？” 说干就干，继把车转到那位“好兄弟”名下后，陈总又把相关公司的股份转移了过去，然后当起了“好兄弟”公司的市场总监。 可接下来的故事并非如他所料。 “引火上身”――陈总告诉我，半年后他在听到了某银行风控人士传出的一条消息后，脑子里闪过这四个字。 这条消息是：一些大规模采取“利润冲抵不良（贷款）”的银行，越来越重视资产保全工作，并且对贷款商户的资产转移问题有所察觉。他们正在尝试与司法部门商议定立和追究“资产来源不明罪”的可能性。 这让陈总有些坐立不安。一来，“资产来源不明罪”如果真的被追究，那他最好的朋友很可能要遭殃;二来，他转移的那些未上市公司股权本是在“暗处”的，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这些资产，而他天天开着的车却是在“明处”的，债主们一眼就能看到车牌。两样东西都转去了一个人身上，岂不是“此地无银”，白白送了债主一条顺藤摸瓜的线索？ 听到这里，我“不明觉厉”，为逃废债而进行资产转移绝对是一门技术活：不仅要把好的资产从“黑”掉的名头下隔离出去，还要把“明处”的资产和“暗处”的资产做好区隔。 陈总随后做的正是这个，把在“明处”的车再次转走。而这次该转给谁好呢？既然银行查得紧，那就真的欠债还车吧。陈总在自己的各种债主里主动选择了一家他最为于心不忍欠债的对象，决定把车过户给他。 这就是陈总旧车车牌的第二次变脸，也就是现在这张“沪N”车牌的身世。 因为是真实的债主，一年多前借款时的网银转账各项“证据”和欠条也都在，陈总这下安心了许多;又因为是陈总主动还债，对方自然体恤见谅，车还是归陈总使用着。 对于类似陈总的这种“主动择主还债”的行为，我事后和律师朋友聊过。事实上，在自然人和银行都是真实债主的情况下，首先要看银行的债权有没有优先权（如抵押权）。在陈总的案例里，对于这辆车作为偿债资产的分配，债权的确不分前后和大小顺序，但本应平等按照比例受偿――而不应是陈总自己选了算。 当车“封口” 和陈总一样，我认识的另一位皮革商黄老板也把旧车挂上了“沪N”新牌。只不过，陈总是主动把自己的汽车过户给别人，而黄老板则是在民间债主的“威胁”下扛不住了。 黄老板很早以前就向我吐槽过皮革生意越来越难做，后来说得少了，现在才知道他找了条新的赚钱门路――挪用银行信贷参与民间借贷。但是这条路显然也没有走通，2012年国内经济遭遇大滑坡，他借出的高利贷大多有去无回。 为了填银行那边的窟窿，他不得不反过来又向别人借了高利贷以周转头寸。种种原因之下，他的资金链已经到了断裂边缘。 不过，黄老板自认脑子活，他研究了一番金融政策后，借着银行信贷结构调整做大中小微客户的政策东风，拿出一份装点过的报表，把自己包装成“中小企业”，打算搞一点贷款新增。 这种手段我听说很多企业都在用，和银行、政府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成功率很高。但黄老板却说，这次他背了时。 民间债主们不愿意付出机会成本再耗上个把月等黄老板那悬而未决的新增。他们扬言，如果黄老板不及时还债，就会去联系那些银行，把黄老板的“家底”都抖出来。 对贷款新增存有希望的黄老板当然不愿鱼死网破，只好选择还债“封口”。彼时他还可以动用的资产就是那辆市价超过120万元、车龄2年的豪车。 由于自认为新增可期，黄老板选择不卖车，而是暂时拿车换一笔“过桥”资金，事后再把车赎回来。接纳这种业务的机构有很多：典当行、一些民间“资产管理公司”或“担保公司”（实际经营高利贷），甚至是一些实际做着资金平台业务的二手车行。过去这几年，市场信用风险已经高企，不少民间机构也不愿接受抵/质押车辆贷款，而是要求先办车辆过户后放款。 借款人将车辆过户后，一般情况下车是要被留下开不走的。好在黄老板有点江湖人脉，和“资产管理公司”也交好，才得以不押车。换了个“沪N”车牌，黄老板又把车开走了。 至于这辆车“当”回了多少钱，黄老板一直不肯告诉我。听他手下说，车按当时的行驶公里数和车况做了一个评估价，而黄总只“当”到了评估价的一半。 黄老板精心打着他的如意算盘，就等着新增贷款为他扭转乾坤。但后来的故事是，银行风控越来越严，黄老板的新增贷款磕磕绊绊了好久，最终还是落空了。 沪上老板们的车牌“变脸”故事一个比一个狗血惊险，但并不新鲜。当我和一位资深银行业人士聊起一个个“沪N”故事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理论――“劳伦斯魔咒”，和“沪N”车牌的故事颇为相似：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带来过度的投资和投机，于是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然后，过度投资和投机又会衔接货币紧缩政策调控，于是当摩天大楼封顶之时，就是经济衰退之时。 如果你留心，一定会注意到，在换“沪N”牌照前，这些老板的车牌基本都是“沪J”，“沪K”。这些牌照多发于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正是货币大投放之下的金融过热期、融资狂欢期。到“沪N”牌照发放的2012年底，正好是3年左右，相当于盖一幢大楼的时间。 精明的商人还以为自己能够在资本的游戏中翻江倒海，其实不过是被经济大潮的涨落所裹挟，让“沪N”车牌和摩天大楼的故事反反复复地被演绎。 （王明珍荐自《第一财经日报》）
如果不是当事人吐露内情，你一定不会注意到：不少车龄不下6年的豪车，却挂着“沪N”打头的新牌照。牌照背后玄机重重，牵扯出生意人关乎“脸面”的考量，或明或暗资产转移的技巧，甚至还见证了金融过热、融资狂欢到如今货币政策紧缩的大背景。 久别再见陈总，我下意识地扫了一眼他的座驾，不是曾经那辆7字头的宝马，而是价格不及前者一半的奥迪A6。而且，这辆车龄不下6年的汽车牌照竟然是新的――“沪N”打头。根据上海市车管所的公开信息，“沪N”号段是从2012年底才启用的。 我问陈总为什么换车牌，他会心地笑了起来：“想必你都猜出来了，这辆车法律上的主人已经不是我了。” 陈总是我的老朋友，商业地产商，做钢贸起家。他在2010年“鼎盛时期”里，共有4辆豪车。但如今，陈总将它们相继抵出或卖出（被抵押的车也终因现金流问题被过户）。从“所有权”的角度，他已是“无车一族”。 出于好奇心，我又特别观察了水产商聚集的个别市场，还沿宁上高速一路去到松溪（在沪木包装商原籍聚集地）、政和（胶合板商）、周宁（钢材商）、福安（电机商）。如果不是我太神经过敏，类似陈总的老车挂上“沪N”已不是个案，我看见了一张张新车牌的背后高杠杆融资这把双刃剑的杀伤力。 “不是我的”才是我的 坐在陈总的奥迪A6里，他继续向我透露关于车牌的秘密，“这车其实已经有过两次‘变脸’”。 故事要从2012年春天说起。彼时，陈总参与了一个地产项目。大楼远未封顶，大老板的资金链却断了，唯一值钱的土地也已超额抵押给了金融机构。 陈总想找人接盘，但是建筑总包方和材料供应商那里还有前期“垫资”累累需要偿付;此前为了资金头寸腾挪和拿地开绿灯，付出的“公关”成本和资金成本不可能转移;该地级市因自身政府平台债务上了一些金融机构的内部“黑名单”，导致其整体的地产估值都被市场认为泡沫过大。在这种情况下，项目成了甩不掉的包袱。 资金不足，楼就建不起来;楼建不起来就拿不到产权证，也就套不到后续的经营性贷款来把资金链续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金融和地产界的熟人们一个个表示爱莫能助，陈总只能接受现实：他投下去的那几千万元，怕是已打了水漂。 做生意有盈有亏，亏并不是最糟的，问题是亏的这几千万元窟窿要怎么填上，毕竟陈总的“自有资金撑死了占不到一半”。 我大致能推测出陈总的几千万元是如何筹集的：在2010年货币大投放的时期，像陈总这样一个已经有能力涉足地产的钢贸商需要几千万元，可以靠担保公司的平台获取、同业进行互保、“借”一批货来仓单质押，模式应有尽有――银行的大门是敞开的。 即便是临时头寸调度，“给同乡打几通电话，第二天几千万元就在账上了，连张欠条都不用事先打”。 但到了2012年上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陈总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整体资金面从紧的杀伤力：金融机构要收缩敞口，抵押物的价值被重估、贷款的综合成本不断上升、新增已无可能、续贷变得越来越难，民间借贷成本也水涨船高。 投向地产项目的几千万元回不来，就意味着借着钢贸平台获取的多家银行的贷款还不上了。加之不断“抽水”的外部环境，陈总第一次意识到，“期限错配短贷长用”和“挪用信贷资金”会带来灾难。 那个时候，尤其是每次银监局例会结束后，我经常接到相熟的钢贸商的咨询电话或短信，陈总就是其中一个。他们必问的一个问题是：银行（银监）那头的政策有没有松动？但银行业这次是铁了心了，宁愿眼下承受压力化解风险，也不能让钢贸杠杆重新起来。 后来银行贷款陆续到期，陈总用上了手上所有可以调动的资金，甚至通过民间借贷“过桥”了一部分，最后窟窿还是填不满。 于是，陈总想到了自己手上余下的车。面对已经不可能偿清的金融机构和民间债务，“反正我的（资产）未来都不是我的（资产）了――除非，让它变成‘不是我的’。”陈总讲了一段“绕口令”，言下之意是资产转移。 在这样一个当口，他需要一个可信赖的“人头”，能假借“欠债还车”的说辞把车过户给对方，又能实际留下车辆归自己使用，等风波过去，对方还能把车再无偿过户回来。陈总最后选择了一名他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可信赖的“好兄弟”。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6年旧车奥迪A6会挂上新牌“沪N”的原因。 那天，陈总还从手腕上摘下了他最好的一块手表交给太太。他料想自己未来会被逼债而当家产，于是告诉太太，即便某一天他来找这些东西，都请一定不能给他。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明处与暗处 关不掉的导航播报声，不时打断车载音响里柔和的音乐――这样的气氛有点像正在回述车牌“变脸”故事的陈总的状态：平静得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但讲到某些情节还是会突然提高音量。 “现在出去，不管做什么生意，你不能说自己是这三种人：温州人、鄂尔多斯人、宁德人（陈总就是宁德人）。”说这话的时候陈总有些激动。不过，依我看应该是银行贷款成为坏账，让他进入了银行征信的“黑名单”，所以他才会在生意场上四处碰壁。 陈总说，他原希望换车牌把车保住，进而保住生产工具和生意人最看重的脸面，以此做点正常的商贸生意维持生计，但现在自己的名头成了不利因素。 但陈总似乎总有办法，他说：“我在生意场上的能力还在、规矩都懂，为什么不借个‘人头’来做生意？既然汽车都进行了资产转移，为什么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手上曾经投资的、一时无法变现的公司股权也一并转移出，说是‘还股份’？” 说干就干，继把车转到那位“好兄弟”名下后，陈总又把相关公司的股份转移了过去，然后当起了“好兄弟”公司的市场总监。 可接下来的故事并非如他所料。 “引火上身”――陈总告诉我，半年后他在听到了某银行风控人士传出的一条消息后，脑子里闪过这四个字。 这条消息是：一些大规模采取“利润冲抵不良（贷款）”的银行，越来越重视资产保全工作，并且对贷款商户的资产转移问题有所察觉。他们正在尝试与司法部门商议定立和追究“资产来源不明罪”的可能性。 这让陈总有些坐立不安。一来，“资产来源不明罪”如果真的被追究，那他最好的朋友很可能要遭殃;二来，他转移的那些未上市公司股权本是在“暗处”的，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这些资产，而他天天开着的车却是在“明处”的，债主们一眼就能看到车牌。两样东西都转去了一个人身上，岂不是“此地无银”，白白送了债主一条顺藤摸瓜的线索？ 听到这里，我“不明觉厉”，为逃废债而进行资产转移绝对是一门技术活：不仅要把好的资产从“黑”掉的名头下隔离出去，还要把“明处”的资产和“暗处”的资产做好区隔。 陈总随后做的正是这个，把在“明处”的车再次转走。而这次该转给谁好呢？既然银行查得紧，那就真的欠债还车吧。陈总在自己的各种债主里主动选择了一家他最为于心不忍欠债的对象，决定把车过户给他。 这就是陈总旧车车牌的第二次变脸，也就是现在这张“沪N”车牌的身世。 因为是真实的债主，一年多前借款时的网银转账各项“证据”和欠条也都在，陈总这下安心了许多;又因为是陈总主动还债，对方自然体恤见谅，车还是归陈总使用着。 对于类似陈总的这种“主动择主还债”的行为，我事后和律师朋友聊过。事实上，在自然人和银行都是真实债主的情况下，首先要看银行的债权有没有优先权（如抵押权）。在陈总的案例里，对于这辆车作为偿债资产的分配，债权的确不分前后和大小顺序，但本应平等按照比例受偿――而不应是陈总自己选了算。 当车“封口” 和陈总一样，我认识的另一位皮革商黄老板也把旧车挂上了“沪N”新牌。只不过，陈总是主动把自己的汽车过户给别人，而黄老板则是在民间债主的“威胁”下扛不住了。 黄老板很早以前就向我吐槽过皮革生意越来越难做，后来说得少了，现在才知道他找了条新的赚钱门路――挪用银行信贷参与民间借贷。但是这条路显然也没有走通，2012年国内经济遭遇大滑坡，他借出的高利贷大多有去无回。 为了填银行那边的窟窿，他不得不反过来又向别人借了高利贷以周转头寸。种种原因之下，他的资金链已经到了断裂边缘。 不过，黄老板自认脑子活，他研究了一番金融政策后，借着银行信贷结构调整做大中小微客户的政策东风，拿出一份装点过的报表，把自己包装成“中小企业”，打算搞一点贷款新增。 这种手段我听说很多企业都在用，和银行、政府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成功率很高。但黄老板却说，这次他背了时。 民间债主们不愿意付出机会成本再耗上个把月等黄老板那悬而未决的新增。他们扬言，如果黄老板不及时还债，就会去联系那些银行，把黄老板的“家底”都抖出来。 对贷款新增存有希望的黄老板当然不愿鱼死网破，只好选择还债“封口”。彼时他还可以动用的资产就是那辆市价超过120万元、车龄2年的豪车。 由于自认为新增可期，黄老板选择不卖车，而是暂时拿车换一笔“过桥”资金，事后再把车赎回来。接纳这种业务的机构有很多：典当行、一些民间“资产管理公司”或“担保公司”（实际经营高利贷），甚至是一些实际做着资金平台业务的二手车行。过去这几年，市场信用风险已经高企，不少民间机构也不愿接受抵/质押车辆贷款，而是要求先办车辆过户后放款。 借款人将车辆过户后，一般情况下车是要被留下开不走的。好在黄老板有点江湖人脉，和“资产管理公司”也交好，才得以不押车。换了个“沪N”车牌，黄老板又把车开走了。 至于这辆车“当”回了多少钱，黄老板一直不肯告诉我。听他手下说，车按当时的行驶公里数和车况做了一个评估价，而黄总只“当”到了评估价的一半。 黄老板精心打着他的如意算盘，就等着新增贷款为他扭转乾坤。但后来的故事是，银行风控越来越严，黄老板的新增贷款磕磕绊绊了好久，最终还是落空了。 沪上老板们的车牌“变脸”故事一个比一个狗血惊险，但并不新鲜。当我和一位资深银行业人士聊起一个个“沪N”故事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理论――“劳伦斯魔咒”，和“沪N”车牌的故事颇为相似：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带来过度的投资和投机，于是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然后，过度投资和投机又会衔接货币紧缩政策调控，于是当摩天大楼封顶之时，就是经济衰退之时。 如果你留心，一定会注意到，在换“沪N”牌照前，这些老板的车牌基本都是“沪J”，“沪K”。这些牌照多发于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正是货币大投放之下的金融过热期、融资狂欢期。到“沪N”牌照发放的2012年底，正好是3年左右，相当于盖一幢大楼的时间。 精明的商人还以为自己能够在资本的游戏中翻江倒海，其实不过是被经济大潮的涨落所裹挟，让“沪N”车牌和摩天大楼的故事反反复复地被演绎。 （王明珍荐自《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