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朋党论》有感
时间：2016/8/30栏目：读后感
读《朋党论》有感（一）
喜爱《朋党论》，不仅因为文章本身，更是缘于对欧阳修的钦慕。在那个谈"朋党"色变的年代，欧阳修敢于承认"君子有朋"且能提出"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观点，的确胆识过人。就是在千年之后的今天，如此直率的言论也够惊世骇俗的。可见欧阳修襟怀坦荡，是不折不扣的君子。
所谓朋党，以当下的视角来看就是"小团体",即在行政机构里却不因"行政命令"而聚集起来的、规模较小且较为稳定的非官方组织。翻译成人话，就是管理者眼中的"非法团体".尽管任何企业文化都强调同事之间团结友爱，但当员工们真的身体力行起"团结友爱"时，管理者却又惊恐起来了。为什么呢？对此，官方的回答是："企业强调的是‘大同和博爱’，反对私下里或个别人的亲疏勾结".官方就是官方，浩然正气（WhyareusoDiao）。
但问题来了，官方的"大同和博爱"似乎不怎么具备操作性。就是真的要贯彻起来，也得从团结和友爱身边人开始，也得经历一个亲亲疏疏的过程，这样才符合儒家文化"推己及人"的差别序列。因此，小团体内的团结友爱是"大同博爱"的萌芽状态，是情感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然而，当"团结友爱"按照其客观发展规律逐步向"大同博爱"发扬光大时，却因"小团体"的被打压和被取缔而"中道崩殂",这不能不令人遗憾。或许，这就是大多数企业无法建立起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团结友爱的原因吧。
管理者忌讳"小团体",无非是担心"小团体"一旦形成气候便难以驾驭，怕小团体非主流的文化价值观、非正式的权威体系、非官方的沟通渠道和非常规的内部协作模式对企业原有的格局和秩序形成冲击。然而，事实上"小团体"并非如此不堪，尤其对于营造开放、活泼的团队氛围而言，小团体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诚如欧阳修所言，朋党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必用"君子朋而不党"这种套话来掩饰。亲亲疏疏是人性使然，情感上的不平等与生俱来。管理者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也更善于利用党同伐异的手段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亲亲疏疏"的关系一旦下放到基层，管理者们便揣着明白装糊涂，大加批判起来。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说到底还是为了"极权".
其实，"极权"也并非一无是处，"一言堂"起码能提高效率。但"极权"对于管理者的品德和才能要求太高，如果遇到一个"鸡贼+傻×"的管理者，那么团队就像"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那样，个个皆是陈胜和吴广了。而"小团体"恰恰能有效克服"极权"这方面的不足。《朋党论》中提到，尧进元、恺君子之朋，天下大治；舜用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
天下亦大治；周武王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周为之大兴。可见，正确对待和运用朋党、发挥朋党的优势，反倒能促进"极权"的良性运作。
小团体是否能发挥"正能量",关键在于"小团体"的成员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是君子之朋，那么"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穷则同道修身，达则同心共济。如果是小人为朋，那就糟糕了，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同利之时暂相党朋，利尽之时则反相贼害。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小团体"都源自寻常百姓，并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说道。他们或志趣相投、或性格相若、或因工作关系走得比较近。他们既不是为了颠覆什么权力，也不是为了争取什么权益，仅仅是为日渐漠然的人际交往增添一点热度，在压力和忙碌之中寻求一点慰藉罢了，管理者大可不必过度反应。相比某些位高权重者之间的权利交易和东窗密谋，普通"小团体"的聚合实在要单纯得多、也磊落得多。
读《朋党论》有感（二）
君子同道小人同利
——读欧阳修《朋党论》有感
2015-01-23陇南徽县组织部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既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与韩愈、柳宗元、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足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终其一生，欧阳修为人为政为文都取得了成就。在为人方面，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即"以吾一翁","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量酒一壶",这充分反映了欧阳修的追求和品格。在为政方面，欧阳修崇尚"宽简",即宽容和简化的风格，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博取名声，讲究实效。他23岁中进士，一生虽两经贬谪，但仍然官拜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和参知政事，死后谥号"文忠".在为文方面，欧阳修是多产的，有《欧阳文忠公文集》153卷问世，约百万言，还与人合作编修了史学著作《新唐书》，独力编纂了《新五代史》。欧阳修又是北宋文坛领袖，散文成就最高，苏轼评价其文是"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写了500多篇散文，各类文体兼备，其中政论文恪守"明道"、"致用"主张，指摘时弊、思想尖锐，叙事说理、深入浅出。《朋党论》是其政论文的代表作，欧阳修提出了君子同道为朋、小人同利为朋的著名论断。
《朋党论》是与庆历新政相联系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倡导和推行，欧阳修积极参与，目的是通过澄清吏治、厉行法治和富国强兵，拯救北宋开国已久后形成的时弊。新政历时一年四个月就归于失败，其直接原因是反对派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原支持改革的宋仁宗皇帝因此提出了"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的疑惑。面对仁宗的质疑和反对声音，欧阳修以谏官身份撰写《朋党论》，既为范仲淹等人辩解，也是一吐胸中块垒，对反对派谬论进行理论清算。《朋党论》文笔犀利、史实确凿，具有充沛气势和战斗力。
全文615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而且，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历史现象，对于君王来说，不是要否认客观存在，而是要判别君子与小人。第二层次是深入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其中道与利是判别君子与小人的关键所在。在欧阳修看来，君子之交是真朋，小人之交是伪朋，甚至连伪朋也算不上，可说是无朋。第三层次是广泛列举正反方面的史实，既以此证明朋党"自古有之"的论点，又论证了君王信任举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禁绝诛戮君子之朋则国家乱亡的道理。第四层次是最后一段收束全文，点明主旨，强调君王要以历史为鉴，充分认识朋党问题关乎国家兴亡治乱。
品读《朋党论》，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光明磊落和敢于担当的人品表示佩服。《朋党论》表明了欧阳修的政治立场和正直品格，他支持庆历新政；承认自己与范仲淹是一路人。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庆历新政触犯了保守集团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范仲淹、富弼、韩琦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地方十年左右。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理性克制、恰到好处的清醒表示佩服。在《朋党论》中，欧阳修列举了大量史实，说明君王用小人之朋则亡的道理，但他举例论述只到距当时不远的唐末年间，随即戛然而止。这并不意味宋朝没有用人之弊，没有用小人之朋的问题。《朋党论》就是为宋朝之事而发议论，为解脱范仲淹而鸣不平，但欧阳修绝口不言宋朝之事，其重要原因是为了避免直接触犯仁宗皇帝，以期得到他的认可和理解，从而表明了欧阳修的理性精神和高明之处。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出语新奇、论证严密的观点表示佩服。朋党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欧阳修却能直面矛盾，亮明观点。具体是以退为进，非但不否定朋党的存在，反而在开篇就直接肯定了君子结党的事实，明确提出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鲜明观点；以奇说理，明确划分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标准，君子间以道结党，相互坚守名节、道义和忠信，小人间以利而群，彼此尔虞我诈、狼狈为奸；以史为鉴，从古到今、正反两面、层层递进，用大量史实论述朋党问题，进一步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朋党论》从国家兴亡的高度论证了朋党问题。朋党之存在，不仅仅是历史现象，更是现实的政治现象。《朋党论》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就在于没有泛泛地讨论朋党现象，也没有就朋党论朋党，而是站在国家兴亡的高度看待朋党问题，这使文章有了政治意义和宽广视野。《朋党论》在结尾时明确指出："嗟乎，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这就点明了文章的着力点是政治和国家兴亡。那么，君王怎样引以为鉴呢？核心还是识人用人。《朋党论》好就好在没有单纯地论证君子之朋兴国、小人之朋亡国的道理，而是从君王识人用人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使文章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中国传统政治历来认为，为政之要，首在得人。诸葛亮曾经比喻道："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意思是，治理国家必须注重选贤任能。辅佐国家的人就像房屋的柱子，柱子太细小，屋子就会倾倒，辅佐国家的人不称职，国家就会亡乱。欧阳修深
深浸淫于传统文化，在《朋党论》一开篇就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与小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对重要的政治和伦理范畴。君子是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从政的价值取向，小人则是与君子相对立的，是做人从政必须防止的倾向和唾弃的对象。如何辨识君子与小人是一个大问题，既是识人用人的前提，又是辨识真伪朋党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唯有孔子对君子与小人作出了比较全面论述，可以作为辨识君子与小人的基本遵循。他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意思是，君子的胸怀是宽广的，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做到乐观豁达；小人的心胸是狭窄的，总是怨天尤人，心中装满了忧悲、苦闷和怨怼。他又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意思是，君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神态泰然安祥，待人谦和礼让；小人既骄傲又自卑，就不可能做到泰然安祥。他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君子以道义为基础，即使个性不同、认识不同，甚至有利害冲突，也能互相团结协调、密切合作，从而形成合力，如同五声调和可以成音乐，五味调和可以成美食；同而不和，就是小人以利害为基础，即使出于利益原因而暂时勾结，选择相同的立场和态度，但只要涉及利害关系，就会互相内讧倾轧、争权夺利，如同以火济水、以水济火，互不相容。当然，孔子并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穷尽君子与小人之区别；即使穷尽了，由于现实比理论更为复杂，识人用人也不可能做到都选用君子。古今中外，选用小人的事例比比皆是，因而就产生了不仅在识人用人时有一个辨别君子与小人的问题，而且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还有一个辨识真伪朋党的问题。朋党是由一群人组成的，每个个体的素质决定了朋党的性质。如果每个个体都是君子，那么这个朋党就是真朋，反之就是伪朋。欧阳修认为，君王的主要职责是识别真朋与伪朋，然后用真朋、斥伪朋，这对于国家兴亡至关重要。"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朋党论》从是非标准的角度论证了朋党问题。欧阳修在文章中不仅提出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这一不同凡响的观点，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区别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标准。"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在欧阳修看来，道与利是一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尺子，是衡量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根本标准。关于道与利，其源头还是要追溯到孔子哪里。孔子曾经说过一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千多年来，这一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影响着人们的伦理道德判断。道与义实际是同一序列的概念，在白话文中就成为一个词组。所谓道，现在是指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在欧阳修那里，是指道义、忠信和名节；利现在是指金钱和物质利益，在欧阳修那里，是指利禄、货财。从哲学上分析，道与利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两者并不是绝对矛盾的。道是利基础上的道，利是道引领下的利，道与利统一是最佳境界。当然，道与利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而且会经常发生矛盾。当发生矛盾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崇尚道、淡泊利。因为道与利相比，道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即使是利，还有大利与小利之分，大利是指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小利是指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大利与小利也是可以统一的，如果遇到矛盾对立
读《朋党论》有感
时间：2016/8/30栏目：读后感
读《朋党论》有感（一）
喜爱《朋党论》，不仅因为文章本身，更是缘于对欧阳修的钦慕。在那个谈"朋党"色变的年代，欧阳修敢于承认"君子有朋"且能提出"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观点，的确胆识过人。就是在千年之后的今天，如此直率的言论也够惊世骇俗的。可见欧阳修襟怀坦荡，是不折不扣的君子。
所谓朋党，以当下的视角来看就是"小团体",即在行政机构里却不因"行政命令"而聚集起来的、规模较小且较为稳定的非官方组织。翻译成人话，就是管理者眼中的"非法团体".尽管任何企业文化都强调同事之间团结友爱，但当员工们真的身体力行起"团结友爱"时，管理者却又惊恐起来了。为什么呢？对此，官方的回答是："企业强调的是‘大同和博爱’，反对私下里或个别人的亲疏勾结".官方就是官方，浩然正气（WhyareusoDiao）。
但问题来了，官方的"大同和博爱"似乎不怎么具备操作性。就是真的要贯彻起来，也得从团结和友爱身边人开始，也得经历一个亲亲疏疏的过程，这样才符合儒家文化"推己及人"的差别序列。因此，小团体内的团结友爱是"大同博爱"的萌芽状态，是情感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然而，当"团结友爱"按照其客观发展规律逐步向"大同博爱"发扬光大时，却因"小团体"的被打压和被取缔而"中道崩殂",这不能不令人遗憾。或许，这就是大多数企业无法建立起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团结友爱的原因吧。
管理者忌讳"小团体",无非是担心"小团体"一旦形成气候便难以驾驭，怕小团体非主流的文化价值观、非正式的权威体系、非官方的沟通渠道和非常规的内部协作模式对企业原有的格局和秩序形成冲击。然而，事实上"小团体"并非如此不堪，尤其对于营造开放、活泼的团队氛围而言，小团体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诚如欧阳修所言，朋党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必用"君子朋而不党"这种套话来掩饰。亲亲疏疏是人性使然，情感上的不平等与生俱来。管理者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也更善于利用党同伐异的手段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亲亲疏疏"的关系一旦下放到基层，管理者们便揣着明白装糊涂，大加批判起来。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说到底还是为了"极权".
其实，"极权"也并非一无是处，"一言堂"起码能提高效率。但"极权"对于管理者的品德和才能要求太高，如果遇到一个"鸡贼+傻×"的管理者，那么团队就像"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那样，个个皆是陈胜和吴广了。而"小团体"恰恰能有效克服"极权"这方面的不足。《朋党论》中提到，尧进元、恺君子之朋，天下大治；舜用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
天下亦大治；周武王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周为之大兴。可见，正确对待和运用朋党、发挥朋党的优势，反倒能促进"极权"的良性运作。
小团体是否能发挥"正能量",关键在于"小团体"的成员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是君子之朋，那么"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穷则同道修身，达则同心共济。如果是小人为朋，那就糟糕了，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同利之时暂相党朋，利尽之时则反相贼害。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小团体"都源自寻常百姓，并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说道。他们或志趣相投、或性格相若、或因工作关系走得比较近。他们既不是为了颠覆什么权力，也不是为了争取什么权益，仅仅是为日渐漠然的人际交往增添一点热度，在压力和忙碌之中寻求一点慰藉罢了，管理者大可不必过度反应。相比某些位高权重者之间的权利交易和东窗密谋，普通"小团体"的聚合实在要单纯得多、也磊落得多。
读《朋党论》有感（二）
君子同道小人同利
——读欧阳修《朋党论》有感
2015-01-23陇南徽县组织部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既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与韩愈、柳宗元、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足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终其一生，欧阳修为人为政为文都取得了成就。在为人方面，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即"以吾一翁","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量酒一壶",这充分反映了欧阳修的追求和品格。在为政方面，欧阳修崇尚"宽简",即宽容和简化的风格，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博取名声，讲究实效。他23岁中进士，一生虽两经贬谪，但仍然官拜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和参知政事，死后谥号"文忠".在为文方面，欧阳修是多产的，有《欧阳文忠公文集》153卷问世，约百万言，还与人合作编修了史学著作《新唐书》，独力编纂了《新五代史》。欧阳修又是北宋文坛领袖，散文成就最高，苏轼评价其文是"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写了500多篇散文，各类文体兼备，其中政论文恪守"明道"、"致用"主张，指摘时弊、思想尖锐，叙事说理、深入浅出。《朋党论》是其政论文的代表作，欧阳修提出了君子同道为朋、小人同利为朋的著名论断。
《朋党论》是与庆历新政相联系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倡导和推行，欧阳修积极参与，目的是通过澄清吏治、厉行法治和富国强兵，拯救北宋开国已久后形成的时弊。新政历时一年四个月就归于失败，其直接原因是反对派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原支持改革的宋仁宗皇帝因此提出了"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的疑惑。面对仁宗的质疑和反对声音，欧阳修以谏官身份撰写《朋党论》，既为范仲淹等人辩解，也是一吐胸中块垒，对反对派谬论进行理论清算。《朋党论》文笔犀利、史实确凿，具有充沛气势和战斗力。
全文615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而且，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历史现象，对于君王来说，不是要否认客观存在，而是要判别君子与小人。第二层次是深入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其中道与利是判别君子与小人的关键所在。在欧阳修看来，君子之交是真朋，小人之交是伪朋，甚至连伪朋也算不上，可说是无朋。第三层次是广泛列举正反方面的史实，既以此证明朋党"自古有之"的论点，又论证了君王信任举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禁绝诛戮君子之朋则国家乱亡的道理。第四层次是最后一段收束全文，点明主旨，强调君王要以历史为鉴，充分认识朋党问题关乎国家兴亡治乱。
品读《朋党论》，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光明磊落和敢于担当的人品表示佩服。《朋党论》表明了欧阳修的政治立场和正直品格，他支持庆历新政；承认自己与范仲淹是一路人。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庆历新政触犯了保守集团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范仲淹、富弼、韩琦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地方十年左右。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理性克制、恰到好处的清醒表示佩服。在《朋党论》中，欧阳修列举了大量史实，说明君王用小人之朋则亡的道理，但他举例论述只到距当时不远的唐末年间，随即戛然而止。这并不意味宋朝没有用人之弊，没有用小人之朋的问题。《朋党论》就是为宋朝之事而发议论，为解脱范仲淹而鸣不平，但欧阳修绝口不言宋朝之事，其重要原因是为了避免直接触犯仁宗皇帝，以期得到他的认可和理解，从而表明了欧阳修的理性精神和高明之处。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出语新奇、论证严密的观点表示佩服。朋党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欧阳修却能直面矛盾，亮明观点。具体是以退为进，非但不否定朋党的存在，反而在开篇就直接肯定了君子结党的事实，明确提出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鲜明观点；以奇说理，明确划分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标准，君子间以道结党，相互坚守名节、道义和忠信，小人间以利而群，彼此尔虞我诈、狼狈为奸；以史为鉴，从古到今、正反两面、层层递进，用大量史实论述朋党问题，进一步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朋党论》从国家兴亡的高度论证了朋党问题。朋党之存在，不仅仅是历史现象，更是现实的政治现象。《朋党论》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就在于没有泛泛地讨论朋党现象，也没有就朋党论朋党，而是站在国家兴亡的高度看待朋党问题，这使文章有了政治意义和宽广视野。《朋党论》在结尾时明确指出："嗟乎，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这就点明了文章的着力点是政治和国家兴亡。那么，君王怎样引以为鉴呢？核心还是识人用人。《朋党论》好就好在没有单纯地论证君子之朋兴国、小人之朋亡国的道理，而是从君王识人用人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使文章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中国传统政治历来认为，为政之要，首在得人。诸葛亮曾经比喻道："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意思是，治理国家必须注重选贤任能。辅佐国家的人就像房屋的柱子，柱子太细小，屋子就会倾倒，辅佐国家的人不称职，国家就会亡乱。欧阳修深
深浸淫于传统文化，在《朋党论》一开篇就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与小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对重要的政治和伦理范畴。君子是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从政的价值取向，小人则是与君子相对立的，是做人从政必须防止的倾向和唾弃的对象。如何辨识君子与小人是一个大问题，既是识人用人的前提，又是辨识真伪朋党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唯有孔子对君子与小人作出了比较全面论述，可以作为辨识君子与小人的基本遵循。他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意思是，君子的胸怀是宽广的，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做到乐观豁达；小人的心胸是狭窄的，总是怨天尤人，心中装满了忧悲、苦闷和怨怼。他又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意思是，君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神态泰然安祥，待人谦和礼让；小人既骄傲又自卑，就不可能做到泰然安祥。他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君子以道义为基础，即使个性不同、认识不同，甚至有利害冲突，也能互相团结协调、密切合作，从而形成合力，如同五声调和可以成音乐，五味调和可以成美食；同而不和，就是小人以利害为基础，即使出于利益原因而暂时勾结，选择相同的立场和态度，但只要涉及利害关系，就会互相内讧倾轧、争权夺利，如同以火济水、以水济火，互不相容。当然，孔子并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穷尽君子与小人之区别；即使穷尽了，由于现实比理论更为复杂，识人用人也不可能做到都选用君子。古今中外，选用小人的事例比比皆是，因而就产生了不仅在识人用人时有一个辨别君子与小人的问题，而且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还有一个辨识真伪朋党的问题。朋党是由一群人组成的，每个个体的素质决定了朋党的性质。如果每个个体都是君子，那么这个朋党就是真朋，反之就是伪朋。欧阳修认为，君王的主要职责是识别真朋与伪朋，然后用真朋、斥伪朋，这对于国家兴亡至关重要。"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朋党论》从是非标准的角度论证了朋党问题。欧阳修在文章中不仅提出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这一不同凡响的观点，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区别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标准。"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在欧阳修看来，道与利是一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尺子，是衡量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根本标准。关于道与利，其源头还是要追溯到孔子哪里。孔子曾经说过一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千多年来，这一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影响着人们的伦理道德判断。道与义实际是同一序列的概念，在白话文中就成为一个词组。所谓道，现在是指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在欧阳修那里，是指道义、忠信和名节；利现在是指金钱和物质利益，在欧阳修那里，是指利禄、货财。从哲学上分析，道与利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两者并不是绝对矛盾的。道是利基础上的道，利是道引领下的利，道与利统一是最佳境界。当然，道与利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而且会经常发生矛盾。当发生矛盾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崇尚道、淡泊利。因为道与利相比，道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即使是利，还有大利与小利之分，大利是指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小利是指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大利与小利也是可以统一的，如果遇到矛盾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