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故事
杨奎松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者，对于中共党史有很深入的研究。2012年，四卷本《革命》合集的出版，对他三十年的学术旅程画上一个优美的休止符。如今，年近六十的杨奎松进入了他学术生涯的盛年，很多人都期待他能为中国人写下一部值得信赖的中共史。毕竟，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中国；不给中共留下一部相对真实的历史记述，也就无法对中国这一百年的革命选择及其后果做出深刻的反思。
杨奎松，1953年出生于北京，成长于机关大院。1969年，十六岁的杨奎松第一次与历史的大事件擦肩而过。这年三月，中苏两国爆发了军事冲突，在黑龙江畔的珍宝岛上，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兵戎相见。之后，林彪一声令下，“一号命令”传遍全国上下，在北京的国家机关基本都外迁了。当时，杨奎松的父亲是国家计委的一名干部，他随父亲一起来到了位于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不到一年时间，他获得了回北京的机会。因为他属于那个时候的“七○届”中学生，正好赶上北京和几个大城市的工商企业连续几年没有招工进人，因此，他们这一届和下面一届的相当部分中学生也就被留在城里了。“我正好赶上了这么一届，就进了工厂当工人。”
杨奎松说：“我们那个年代，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是对政治特别关心。”当工人的第二年，杨奎松就赶上了“九·一三”事件，事件发生后不久，工厂里就开始传达文件。那一年，他十八岁，“文革”爆发后亲历、眼见、耳闻的各种事情太多了。最初，所有这些，伴随着响彻北京城的各种高音喇叭传出来的声嘶力竭的革命口号声，都会让处于少年的他热血沸腾。但经历了近一年干校生活，和到工厂给老工人当学徒之后，他的思想已经逐渐平静务实起来了。“九·一三”事件之后，随着整个机关大院里各种消息满天飞，怀疑和对许多政治现象的逆反心理也就越来越多地生长起来了。2012年11月7日晚上，在喜来登酒店的房间里，本刊记者专访了杨奎松，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和学术生涯。
因“四五”运动入狱
1976年3月底4月初，我参加了“四五”运动。之所以去天安门，主要是一种情绪——生气。当时我们对政治充满了怀疑与失望，从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角度，大家几乎一致地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的身上。那时我们大家对毛泽东已经有些看法了，私下里各种批评、议论已经比较多了。何况，毛泽东已长时间不公开露面，而代表中央出来说话的往往是周恩来。在那种威权时代，民众普遍存在着个人迷信的心理，失去了对毛的迷信，自然会转向周恩来。周当时又是癌症晚期，更是让多数民众充满同情，并对国家前途充满了危机感。那种时候谁要是说总理不好，人们内心里都会强烈抵触和反感。“四五”运动之所以会爆发，那么多人敢于冒险同中央对着干，就是因为在那种时候，中央部分领导人竟会毫不顾及民众的这种心理感受，愚蠢地去搞些反周的政治小动作。
我当时不过是工厂里的一名小工人，好像刚刚升了二级工，月工资34块钱，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经济上其实无忧无虑。当时北京市对工厂管得还是比较严，一般工人也不敢公开请假去天安门。因为我在大院里生活，受到各种各样的消息影响比较多，读书也比一般青年工人多，因此看到那样的场面确实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因此就找名义请病假，然后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当时，至少我个人还认为毛泽东可能不了解“四人帮”在干的事情。我们几个中学同学只是担心一旦“四人帮”掌权，中国就麻烦了，“文革”会没完没了，因此觉得众人拾柴火焰高，想借机会发声。那些天经常去天安门广场的几个同学中，我算是能写点打油诗的，因此我写诗，同学帮我用毛笔抄出来，然后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张贴。几个同学后来都因为我受了一些牵连。
1976年5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大会上提到了几首他们认为最反动的诗词，其中一首就是我写的：“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在后来影印给全国进行追查的反动诗抄影印件中，这首诗的编号是“078”。那个年代，许多毛笔字写得稍好一点的多数都在单位里写过大字报之类的东西，把原迹印发各单位，一般情况下很容易就能找出写字的人。不久之后，公安部门就查出诗是我写的，对我实施了秘密抓捕。一天半夜，公安人员直接冲到我家，把我从被窝里揪起来，戴上手铐，塞进了警车。此后半年，我先在十三处的炮局看守所，定案后即被关押到位于半步桥的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的王八楼里去了。
在监狱里挺淡定
当年因“四五”运动进去的人不少，至少王八楼里大概每个号子里都至少有一个。我那个号子关了有三个人，其中一个狱友也是因为“四五”运动进来的。他其实很冤，才19岁，刚进厂没多久，只是因为厂子离天安门广场比较近，晚上跟着师傅偷偷跑出来到广场上看热闹，正好赶上4月5日那天凌晨公安局围抄广场的花圈，结果被围在里面抓抄进去了，一关就是好几个月，直到9月毛泽东去世前后才释放回厂。另一个则很不同寻常，此人四五十岁，罪名是组织成立什么国民党燕北游击支队，自任参谋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什么国民党，而是一个专门在车上进行偷盗的惯犯。只因多次被抓定性成了“坏分子”，赶上严打时所有四类分子都被送到农村管制劳动。在农村被管制，动辄被斗、被打，每天4点就被轰起来干活儿，苦不堪言，他便和另一个“坏分子”开始偷听敌台广播，按照广播提供的地址给香港写信，瞎编什么成立了燕北支队，要钱要武器，结果寄出的信件统统进了公安局，自己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了。我出狱后不久，偶然在街上看到枪毙人犯的布告，知道他竟然因为这件荒唐事被枪毙了。
在监狱里我们交流得挺多，他出身很好，母亲是北京模范小学的校长，父亲也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家里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他又是家里的独子，父母管教很严厉，可能因为小偷小摸屡教不改，被父母送进少年劳教学校去，结果反而越学越坏，一发而不可收拾了。但接触下来，这个人本质上其实并不坏。在监狱的半年里，因为实在没事干，我跟这个“国民党燕北支队参谋长”学歌就学了二百多首，还都是外国歌。那些外国歌曲在“文革”期间绝大多数是听不到的，这个老犯人在记谱记词和音乐知识方面真是很有一些能力。你也可以看出来，如果不是家庭教育和社会管教上出了问题，他未必会走上这条道路。
说到监狱里的生活，老实说，当时年轻，真没觉得有多苦。当然，一日三餐基本是一个不大的窝头加一碗白菜汤，汤里基本上看不见白菜，上面洒一点明油，一周大概都会给吃一次馒头。吃不饱，也饿不死。还好，我胃口从来不大，吃得少，狱里活动也少，每天白天只能坐在几块高低不平的木板子搭成的床头，一周有几次放风的机会，也就是到楼下另一个可以看见天的十来平方米的小隔子间里散十分钟步，活动活动筋骨而已，因此也不觉得有多饿。
有没有害怕过？老实说，可能是那个时候年轻，我真是从来没有去琢磨过这些事。包括唐山大地震那个晚上，山摇地动，监狱里好多人在喊叫，同牢房的小犯人和老犯人都吓得直哭，我都没有当回事儿，而是一个劲儿在劝他们。记得那个“国民党参谋长”老盯着我问案情，帮我分析要判多少年，甚至估计到有枪毙的可能。但我从来没当真过，不是不信，而是不大习惯去想这些事。当时还是挺有革命激情的，狱里写的诗都是正气凛然的。其实那个年代，把你毙了倒还好说，像我们这种平时从来自觉是好人的人，最怕的是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出去以后怎么见人，怎么生活？但那个时候的我还是挺自信的，觉得因为怀念周总理进来的，大家能理解，表面可能跟你保持距离，背后也不会认为你是坏人。不管我当时的想法幼稚不幼稚，但是真没担心过这种事。
1976年10月上旬的某一天上午，我们从监狱外面街上的大喇叭里听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当时监狱里狱友们一片沸腾，大家都看到了希望。当然，我们被放出来还经历了差不多两三个月的过程。第一批放出来的是所谓“没有反对毛主席的”，我运气算好。我那首诗如果硬算，什么“春风不到紫禁城”，也可以说是指中南海里没好人，不也是可以算得上是“反对毛主席”吗？好在预审我的人都不错，他们对我的印象挺好，没有把我归到“反毛”那一类，所以我第一批就出来了。
因为是反四人帮出来的，自然要为我平反了。我的平反很顺利，因为我进监狱前，全厂开过批斗大会，我出来就必须再开一个全厂大会，领导表态，肯定我的行为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我再做一个发言，就算是为我恢复名誉了。就这样，1977年初，我又回到了厂里，重新回到工人当中去了。
因数学分数低进了党史系
为什么会学中共党史？说来其实是本事不济。1977年恢复高考，我自然报名参加了，可是我的基础很不好。五年级还没上就闹“文革”，等到复课闹革命，上中学了，只学了不到一年毛主席语录，又被父亲带去干校劳动去了。因此，我中学那点基础知识，像数学、物理、化学，基本上是在工厂里当工人时因为技术上有需要，看各种杂书自学的，东鳞西爪，很不系统。出狱没几个月，就赶上恢复高考，那时哪有时间补功课啊，每天三班倒，我又是班组长，动不动还要加班加点干，因此当时完全是拿我妹妹的课本，临时抱佛脚去背。好在我文科基础还可以，整个“文革”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小说。到“干校”之后没有小说可看，就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理论方面也算打了一点基础。进工厂后赶上林彪事件，读了不少灰皮书，特别是读了不少马列著作。我高考拿分，主要靠的是拿文科的分。
当年我们那辈人，有几个会对中共党史感兴趣啊？谁不知道朱德的扁担变成林彪的扁担的故事，那种历史谁敢去学，弄得不好稀里糊涂就会犯政治错误。我父母都是学经济出身，自然鼓励我报经济专业。因为刚刚恢复高考，当时还没有经济学方面的专业可报，因此我报的是政治经济学。虽然也是理论，但总和经济沾点边儿，而且我也喜欢钻点理论问题。只可惜，因为数理化基础差，自然成绩不佳，第一批我就没被选上。等到第二批再选时，赶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临时恢复，加入招生，我才被列入了他们的招生名单。
学党史感觉如何？说实话，不喜欢。只是到最后一年，我因为跟杨云若老师做论文，才找到一点感觉。她的研究方向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在她的指导下我选择了当时很少人研究的中共抗日民族战线政策形成与共产国际关系这样一个题目。当时能够找到的材料非常有限，需要大陆、台湾、苏联、美国，甚至日本，几个方面下手，通过各种零星的、片断的材料分析，靠情理推导、逻辑推理，向传统说法挑战，第一次感觉到一种创造的、破案的乐趣。这篇论文对我走上研究之路作用很大。
我的研究目标非常清楚。我一毕业就没有考研究生，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考博士，就是要自己从头去做。我当年当工人的时候，就特别关心中苏论战以及两党围绕着谁是真社会主义，谁是假社会主义的争论问题。早就买了和看了不少中外这方面的书，马列毛的著作更是读了不少。因此，我就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苏联的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呢，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呢？为什么中国会走上这样一条至今有争议的社会主义的路？如此等等。因此，工作之后，我就开始着手研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想从社会主义思想开始进入中国这一源头来研究，中国到底引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主张中，最后就走上了今天这样一条既非马克思的，也非斯大林式的，也非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的路？刚开始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我真是从零开始。因为并没有系统地学过历史学的课程，最初我甚至连“九·一八事变”是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因此，每一个历史事件，我都要做摘录，记卡片。从19世纪末开始，几乎是一天一天记，一天有时会记下好多张卡片，因为每天国内外会发生好多事情，也因为每件事情在不同的书里、资料里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记述。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现在是用电脑做，比过去省事多了。
学术观点
国民党本质上是要搞民主宪政的
国民党的宗旨或者说核心价值来自英美，或者说国民党思想主张的背景是英美式的。孙中山的整套思想都是从美国学来的，从政治架构、制度设计，都是学英美的民主宪政，只不过为了适应当年国际上的社会主义思潮，增加了一个所谓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限制资本的主张。同时，为了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分阶段的实现计划，即中国应当经由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完成这一政治制度的建设工作。军政是指革命期间，训政是指政权建立到基本政治制度形成的时期，这两个阶段都是过程，最终目标是实现宪政。
国民党的发展始终没有脱离孙中山的这一政治设计。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他人，无论你想或不想这样做，孙中山的这一政治设计已经成为国民党的一种意识形态，最后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你完全拒绝这样走，一定会因为不得人心而下台。国民党人走的这条道路严格说来也是二十世纪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很有普遍性的一种路径选择。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都讲民族主义，因此几乎所有落后民族的政治领袖都搞集权政治，想用集权的办法让自己国家强大起来。但是，只要不学苏联搞公有制，这些民族和国家最后都会走到英美那条路上去。
三十年代初因为苏联，因为意大利，因为希特勒，搞集权统治曾经是一个潮流。蒋介石就想要走这样一条道路，想学墨索里尼，学希特勒，但是，中国本身是四分五裂的，国民党自身也是派系林立，蒋介石从来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想做和能做是两回事，说蒋介石搞法西斯、搞独裁，但蒋介石在大陆从来没有真正做到过他想做的那种独裁领袖。1935年前后，正是蒋介石想要学希特勒，在党内搞独裁，但与此同时，他却又大张旗鼓地搞出一个“五五宪草”，这是国民党向全民宣告，将要走向民主宪政的重要标志。按常理看这完全不符合逻辑，但从国民党自身的角度，从国民党继承孙中山衣钵的角度看问题，这又是一种历史必然，否则社会不信任，党内各派别也不信任，蒋介石没有办法抗拒。即使到了台湾，蒋介石可以独裁了，国民党内、社会上，它这面宪政的旗帜也不能放。
共产国际给了中共多少支援
说起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资金支持，主要分两个时间段。一个时间段是前期，也就是1933年以前。从1920年中共开始筹建共产党，到1932年的时候，共产国际是按月支付的，每个月需要多少，打个预算，按月给你，共产党前期的经费基本都是这么来的。1933年以后，因为中共中央离开了城市，资金就没有办法靠预算支付了。共产党被围困在江西苏区，没办法不断向外扩张打土豪，财政上自然很困难，为此共产国际想过很多办法。包括设想从福建沿海给红军运武器、运钱，但是红军始终没有打到福建海边上，之后不久江西苏区也垮了。因此，苏联、共产国际经济上的接济到30年代初实际上就逐渐中断了。
后一个时期是直到1936年，也就是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双方才又接通了关系，苏联又可以给中共资金支持了。苏联当时曾尝试通过外蒙或新疆给红军援助，但红军打通通往边界的作战失利了，这一援助计划未能实现。因为陆路接不通，那时候红军非常困难，苏联的经济援助要通过美国辗转汇到上海和天津的外国银行，中共再派人去取，这个过程太久，取了钱再运回陕北就很麻烦了。因此，来自莫斯科的钱真正拿到手，最早一笔也已经到1936年底1937年初了，即西安事变以后了。那笔钱数目不小，大概有将近二百万美元，只是到得晚了。幸亏1936年下半年中共可以跟张学良借钱、借棉衣、借弹药，否则早就出问题了。
1936年以后，苏联虽然还是大力援助中共，但再没有过像过去那样按月支付经费了。中共中央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共产国际没有同意。这一方面是1937年1月以后红军已经从蒋介石南京政府那里得到固定的军饷，没有那么急迫了；另一方面是中共当时占据的十几个县的地区理论上也足以养活当时的几万人了。因此，抗战期间苏联提供财政援助都是应中共中央申请，需要多少，酌情给，没有持续给的。1940年国民党发起皖南事变，并且封锁了陕甘宁边区，苏联给了一笔大钱——一百万美元，救了急。其他的时候，每次三十多万，到十几万，也有五万的。按现在看到的材料，整个抗战期间加起来不到四百万美元。
说起军事援助，苏联给中共提供军援主要有两次。第一次就是上面说过的，红军到陕北之后，苏联曾计划从外蒙大规模运送军火。当时准备支援红军约一两千吨军火，用卡车一车一车运。后因红军作战失败，再加上国民党在绥远发动抗战，行不通了。之后苏联提出让红军打到新疆星星峡去接，中共中央因此组织西路军，准备穿过甘肃河西走廊去新疆，结果后因西安事变等需要西路军担任牵制任务，丧失了西去的机会，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了。这次援助自然告吹。
第二次军事援助就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期间，主要是曾经在苏军占领下的东北地区。这次援助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苏军占领期间，为了帮助中共夺取东北，苏军几度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一个阶段是苏军撤出东北后，曾经根据中共的需要，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和北朝鲜三个方向根据中共的需要，运送了相当部分军事物资。苏联人当时提供的武器弹药，基本上都是日式的。一部分来自日本关东军，一部分来自日本驻朝鲜军。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先后几次基本上都给了中共，另外从北朝鲜的苏军那里也运送了不少武器弹药给中共。具体这两个阶段的武器弹药援助数量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根据中共自己的文献资料来看，几十万条步枪、几万挺机枪和上千门炮，以及大量的弹药，是肯定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很复杂
我一直在讲，国共很难分清楚，两党早期是混在一起的，因为共产党那个时候是地下的，用的都是国民党员的名义在工作，因此很多人当年根本搞不清楚谁是国民党谁是共产党。当年两党的理念也基本一样都是反帝，反军阀。共产党的更高目标是追求社会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也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内多数人也都认为资本主义不行，中国必须要走社会主义。不仅如此，1927年以前，共产党讲阶级斗争，国民党里面不少人也讲扶助工农，讲反对地主资本家，包括蒋介石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当年也曾主张世界革命，甚至宣扬过阶级革命。所以，当年国民党有一个青年军人联合会，大家的思想都很左、很激进，他们就相信未来中国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共产党、国民党对他们而言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这个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成员，后来不少都做到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年的这种情况不但在国民党人中是如此，就是今天讲的地方派系的军人，除了纯粹土匪出身，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外，不少也是五四青年，思想很激进。换句话说，这些人，后来做到了军、师、旅长，他们的思想、感情、政治目标，跟共产党其实也很接近。
1927年国共为何分裂？一个是操之在我，还是操之在你的问题。毕竟国共是两个党，国大共小，共产党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到国民党里面，用国民党员的名义在全国活动的。但按照共产国际的想法，共产党却要主导，甚至要领导国民党，还要把国民党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政党。这在有着自己的领袖、主义和历史的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双方从最初的亲密无间，到后来反目成仇，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观念和政策差异。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的，讲阶级斗争就要分敌我友，就要联合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孙中山是根本反对阶级斗争的，国民党相当一部分人虽然也承认阶级是客观存在，地主、资本家不好，但共产党真的搞起阶级斗争来，他们却害怕得不得了。因为在农村搞阶级斗争，出身于富裕农民的青年军官和将领们就要造反了。在城里搞阶级斗争，工人、店员斗厂主、店主，经济就垮了。国民党到底是一个以全体国民、而非以工农为基础的党，它不仅害怕国民会因阶级斗争而分裂，赞同改良，反对革命，而且害怕共产党和它争夺工农群众。因此，它和依靠工农反对地主资本家的共产党总是要分裂的。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曾经向蒋介石表示过，为了避免国民党人担心，中国共产党将停止在国民党内活动和发展党员。蒋介石的回答讲得很清楚：共产党在民众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
不难看出，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撕裂社会，也是国民党无法认同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共产党人为什么又重新赢得了不少国民党人的认可了呢？这是因为共产党在经历了苏维埃革命的失败之后，吸取了教训，放弃了阶级革命的激进方法，改行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温和政策。相反，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独裁的、腐败的，特务横行、滥施暴力的问题愈暴露愈多，共产党反倒举起了民主、改良的旗帜，因而很多人又反过头来认同并相信了共产党。
人生故事
杨奎松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者，对于中共党史有很深入的研究。2012年，四卷本《革命》合集的出版，对他三十年的学术旅程画上一个优美的休止符。如今，年近六十的杨奎松进入了他学术生涯的盛年，很多人都期待他能为中国人写下一部值得信赖的中共史。毕竟，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中国；不给中共留下一部相对真实的历史记述，也就无法对中国这一百年的革命选择及其后果做出深刻的反思。
杨奎松，1953年出生于北京，成长于机关大院。1969年，十六岁的杨奎松第一次与历史的大事件擦肩而过。这年三月，中苏两国爆发了军事冲突，在黑龙江畔的珍宝岛上，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兵戎相见。之后，林彪一声令下，“一号命令”传遍全国上下，在北京的国家机关基本都外迁了。当时，杨奎松的父亲是国家计委的一名干部，他随父亲一起来到了位于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不到一年时间，他获得了回北京的机会。因为他属于那个时候的“七○届”中学生，正好赶上北京和几个大城市的工商企业连续几年没有招工进人，因此，他们这一届和下面一届的相当部分中学生也就被留在城里了。“我正好赶上了这么一届，就进了工厂当工人。”
杨奎松说：“我们那个年代，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是对政治特别关心。”当工人的第二年，杨奎松就赶上了“九·一三”事件，事件发生后不久，工厂里就开始传达文件。那一年，他十八岁，“文革”爆发后亲历、眼见、耳闻的各种事情太多了。最初，所有这些，伴随着响彻北京城的各种高音喇叭传出来的声嘶力竭的革命口号声，都会让处于少年的他热血沸腾。但经历了近一年干校生活，和到工厂给老工人当学徒之后，他的思想已经逐渐平静务实起来了。“九·一三”事件之后，随着整个机关大院里各种消息满天飞，怀疑和对许多政治现象的逆反心理也就越来越多地生长起来了。2012年11月7日晚上，在喜来登酒店的房间里，本刊记者专访了杨奎松，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和学术生涯。
因“四五”运动入狱
1976年3月底4月初，我参加了“四五”运动。之所以去天安门，主要是一种情绪——生气。当时我们对政治充满了怀疑与失望，从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角度，大家几乎一致地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的身上。那时我们大家对毛泽东已经有些看法了，私下里各种批评、议论已经比较多了。何况，毛泽东已长时间不公开露面，而代表中央出来说话的往往是周恩来。在那种威权时代，民众普遍存在着个人迷信的心理，失去了对毛的迷信，自然会转向周恩来。周当时又是癌症晚期，更是让多数民众充满同情，并对国家前途充满了危机感。那种时候谁要是说总理不好，人们内心里都会强烈抵触和反感。“四五”运动之所以会爆发，那么多人敢于冒险同中央对着干，就是因为在那种时候，中央部分领导人竟会毫不顾及民众的这种心理感受，愚蠢地去搞些反周的政治小动作。
我当时不过是工厂里的一名小工人，好像刚刚升了二级工，月工资34块钱，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经济上其实无忧无虑。当时北京市对工厂管得还是比较严，一般工人也不敢公开请假去天安门。因为我在大院里生活，受到各种各样的消息影响比较多，读书也比一般青年工人多，因此看到那样的场面确实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因此就找名义请病假，然后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当时，至少我个人还认为毛泽东可能不了解“四人帮”在干的事情。我们几个中学同学只是担心一旦“四人帮”掌权，中国就麻烦了，“文革”会没完没了，因此觉得众人拾柴火焰高，想借机会发声。那些天经常去天安门广场的几个同学中，我算是能写点打油诗的，因此我写诗，同学帮我用毛笔抄出来，然后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张贴。几个同学后来都因为我受了一些牵连。
1976年5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大会上提到了几首他们认为最反动的诗词，其中一首就是我写的：“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在后来影印给全国进行追查的反动诗抄影印件中，这首诗的编号是“078”。那个年代，许多毛笔字写得稍好一点的多数都在单位里写过大字报之类的东西，把原迹印发各单位，一般情况下很容易就能找出写字的人。不久之后，公安部门就查出诗是我写的，对我实施了秘密抓捕。一天半夜，公安人员直接冲到我家，把我从被窝里揪起来，戴上手铐，塞进了警车。此后半年，我先在十三处的炮局看守所，定案后即被关押到位于半步桥的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的王八楼里去了。
在监狱里挺淡定
当年因“四五”运动进去的人不少，至少王八楼里大概每个号子里都至少有一个。我那个号子关了有三个人，其中一个狱友也是因为“四五”运动进来的。他其实很冤，才19岁，刚进厂没多久，只是因为厂子离天安门广场比较近，晚上跟着师傅偷偷跑出来到广场上看热闹，正好赶上4月5日那天凌晨公安局围抄广场的花圈，结果被围在里面抓抄进去了，一关就是好几个月，直到9月毛泽东去世前后才释放回厂。另一个则很不同寻常，此人四五十岁，罪名是组织成立什么国民党燕北游击支队，自任参谋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什么国民党，而是一个专门在车上进行偷盗的惯犯。只因多次被抓定性成了“坏分子”，赶上严打时所有四类分子都被送到农村管制劳动。在农村被管制，动辄被斗、被打，每天4点就被轰起来干活儿，苦不堪言，他便和另一个“坏分子”开始偷听敌台广播，按照广播提供的地址给香港写信，瞎编什么成立了燕北支队，要钱要武器，结果寄出的信件统统进了公安局，自己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了。我出狱后不久，偶然在街上看到枪毙人犯的布告，知道他竟然因为这件荒唐事被枪毙了。
在监狱里我们交流得挺多，他出身很好，母亲是北京模范小学的校长，父亲也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家里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他又是家里的独子，父母管教很严厉，可能因为小偷小摸屡教不改，被父母送进少年劳教学校去，结果反而越学越坏，一发而不可收拾了。但接触下来，这个人本质上其实并不坏。在监狱的半年里，因为实在没事干，我跟这个“国民党燕北支队参谋长”学歌就学了二百多首，还都是外国歌。那些外国歌曲在“文革”期间绝大多数是听不到的，这个老犯人在记谱记词和音乐知识方面真是很有一些能力。你也可以看出来，如果不是家庭教育和社会管教上出了问题，他未必会走上这条道路。
说到监狱里的生活，老实说，当时年轻，真没觉得有多苦。当然，一日三餐基本是一个不大的窝头加一碗白菜汤，汤里基本上看不见白菜，上面洒一点明油，一周大概都会给吃一次馒头。吃不饱，也饿不死。还好，我胃口从来不大，吃得少，狱里活动也少，每天白天只能坐在几块高低不平的木板子搭成的床头，一周有几次放风的机会，也就是到楼下另一个可以看见天的十来平方米的小隔子间里散十分钟步，活动活动筋骨而已，因此也不觉得有多饿。
有没有害怕过？老实说，可能是那个时候年轻，我真是从来没有去琢磨过这些事。包括唐山大地震那个晚上，山摇地动，监狱里好多人在喊叫，同牢房的小犯人和老犯人都吓得直哭，我都没有当回事儿，而是一个劲儿在劝他们。记得那个“国民党参谋长”老盯着我问案情，帮我分析要判多少年，甚至估计到有枪毙的可能。但我从来没当真过，不是不信，而是不大习惯去想这些事。当时还是挺有革命激情的，狱里写的诗都是正气凛然的。其实那个年代，把你毙了倒还好说，像我们这种平时从来自觉是好人的人，最怕的是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出去以后怎么见人，怎么生活？但那个时候的我还是挺自信的，觉得因为怀念周总理进来的，大家能理解，表面可能跟你保持距离，背后也不会认为你是坏人。不管我当时的想法幼稚不幼稚，但是真没担心过这种事。
1976年10月上旬的某一天上午，我们从监狱外面街上的大喇叭里听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当时监狱里狱友们一片沸腾，大家都看到了希望。当然，我们被放出来还经历了差不多两三个月的过程。第一批放出来的是所谓“没有反对毛主席的”，我运气算好。我那首诗如果硬算，什么“春风不到紫禁城”，也可以说是指中南海里没好人，不也是可以算得上是“反对毛主席”吗？好在预审我的人都不错，他们对我的印象挺好，没有把我归到“反毛”那一类，所以我第一批就出来了。
因为是反四人帮出来的，自然要为我平反了。我的平反很顺利，因为我进监狱前，全厂开过批斗大会，我出来就必须再开一个全厂大会，领导表态，肯定我的行为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我再做一个发言，就算是为我恢复名誉了。就这样，1977年初，我又回到了厂里，重新回到工人当中去了。
因数学分数低进了党史系
为什么会学中共党史？说来其实是本事不济。1977年恢复高考，我自然报名参加了，可是我的基础很不好。五年级还没上就闹“文革”，等到复课闹革命，上中学了，只学了不到一年毛主席语录，又被父亲带去干校劳动去了。因此，我中学那点基础知识，像数学、物理、化学，基本上是在工厂里当工人时因为技术上有需要，看各种杂书自学的，东鳞西爪，很不系统。出狱没几个月，就赶上恢复高考，那时哪有时间补功课啊，每天三班倒，我又是班组长，动不动还要加班加点干，因此当时完全是拿我妹妹的课本，临时抱佛脚去背。好在我文科基础还可以，整个“文革”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小说。到“干校”之后没有小说可看，就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理论方面也算打了一点基础。进工厂后赶上林彪事件，读了不少灰皮书，特别是读了不少马列著作。我高考拿分，主要靠的是拿文科的分。
当年我们那辈人，有几个会对中共党史感兴趣啊？谁不知道朱德的扁担变成林彪的扁担的故事，那种历史谁敢去学，弄得不好稀里糊涂就会犯政治错误。我父母都是学经济出身，自然鼓励我报经济专业。因为刚刚恢复高考，当时还没有经济学方面的专业可报，因此我报的是政治经济学。虽然也是理论，但总和经济沾点边儿，而且我也喜欢钻点理论问题。只可惜，因为数理化基础差，自然成绩不佳，第一批我就没被选上。等到第二批再选时，赶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临时恢复，加入招生，我才被列入了他们的招生名单。
学党史感觉如何？说实话，不喜欢。只是到最后一年，我因为跟杨云若老师做论文，才找到一点感觉。她的研究方向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在她的指导下我选择了当时很少人研究的中共抗日民族战线政策形成与共产国际关系这样一个题目。当时能够找到的材料非常有限，需要大陆、台湾、苏联、美国，甚至日本，几个方面下手，通过各种零星的、片断的材料分析，靠情理推导、逻辑推理，向传统说法挑战，第一次感觉到一种创造的、破案的乐趣。这篇论文对我走上研究之路作用很大。
我的研究目标非常清楚。我一毕业就没有考研究生，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考博士，就是要自己从头去做。我当年当工人的时候，就特别关心中苏论战以及两党围绕着谁是真社会主义，谁是假社会主义的争论问题。早就买了和看了不少中外这方面的书，马列毛的著作更是读了不少。因此，我就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苏联的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呢，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呢？为什么中国会走上这样一条至今有争议的社会主义的路？如此等等。因此，工作之后，我就开始着手研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想从社会主义思想开始进入中国这一源头来研究，中国到底引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主张中，最后就走上了今天这样一条既非马克思的，也非斯大林式的，也非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的路？刚开始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我真是从零开始。因为并没有系统地学过历史学的课程，最初我甚至连“九·一八事变”是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因此，每一个历史事件，我都要做摘录，记卡片。从19世纪末开始，几乎是一天一天记，一天有时会记下好多张卡片，因为每天国内外会发生好多事情，也因为每件事情在不同的书里、资料里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记述。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现在是用电脑做，比过去省事多了。
学术观点
国民党本质上是要搞民主宪政的
国民党的宗旨或者说核心价值来自英美，或者说国民党思想主张的背景是英美式的。孙中山的整套思想都是从美国学来的，从政治架构、制度设计，都是学英美的民主宪政，只不过为了适应当年国际上的社会主义思潮，增加了一个所谓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限制资本的主张。同时，为了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分阶段的实现计划，即中国应当经由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完成这一政治制度的建设工作。军政是指革命期间，训政是指政权建立到基本政治制度形成的时期，这两个阶段都是过程，最终目标是实现宪政。
国民党的发展始终没有脱离孙中山的这一政治设计。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他人，无论你想或不想这样做，孙中山的这一政治设计已经成为国民党的一种意识形态，最后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你完全拒绝这样走，一定会因为不得人心而下台。国民党人走的这条道路严格说来也是二十世纪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很有普遍性的一种路径选择。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都讲民族主义，因此几乎所有落后民族的政治领袖都搞集权政治，想用集权的办法让自己国家强大起来。但是，只要不学苏联搞公有制，这些民族和国家最后都会走到英美那条路上去。
三十年代初因为苏联，因为意大利，因为希特勒，搞集权统治曾经是一个潮流。蒋介石就想要走这样一条道路，想学墨索里尼，学希特勒，但是，中国本身是四分五裂的，国民党自身也是派系林立，蒋介石从来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想做和能做是两回事，说蒋介石搞法西斯、搞独裁，但蒋介石在大陆从来没有真正做到过他想做的那种独裁领袖。1935年前后，正是蒋介石想要学希特勒，在党内搞独裁，但与此同时，他却又大张旗鼓地搞出一个“五五宪草”，这是国民党向全民宣告，将要走向民主宪政的重要标志。按常理看这完全不符合逻辑，但从国民党自身的角度，从国民党继承孙中山衣钵的角度看问题，这又是一种历史必然，否则社会不信任，党内各派别也不信任，蒋介石没有办法抗拒。即使到了台湾，蒋介石可以独裁了，国民党内、社会上，它这面宪政的旗帜也不能放。
共产国际给了中共多少支援
说起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资金支持，主要分两个时间段。一个时间段是前期，也就是1933年以前。从1920年中共开始筹建共产党，到1932年的时候，共产国际是按月支付的，每个月需要多少，打个预算，按月给你，共产党前期的经费基本都是这么来的。1933年以后，因为中共中央离开了城市，资金就没有办法靠预算支付了。共产党被围困在江西苏区，没办法不断向外扩张打土豪，财政上自然很困难，为此共产国际想过很多办法。包括设想从福建沿海给红军运武器、运钱，但是红军始终没有打到福建海边上，之后不久江西苏区也垮了。因此，苏联、共产国际经济上的接济到30年代初实际上就逐渐中断了。
后一个时期是直到1936年，也就是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双方才又接通了关系，苏联又可以给中共资金支持了。苏联当时曾尝试通过外蒙或新疆给红军援助，但红军打通通往边界的作战失利了，这一援助计划未能实现。因为陆路接不通，那时候红军非常困难，苏联的经济援助要通过美国辗转汇到上海和天津的外国银行，中共再派人去取，这个过程太久，取了钱再运回陕北就很麻烦了。因此，来自莫斯科的钱真正拿到手，最早一笔也已经到1936年底1937年初了，即西安事变以后了。那笔钱数目不小，大概有将近二百万美元，只是到得晚了。幸亏1936年下半年中共可以跟张学良借钱、借棉衣、借弹药，否则早就出问题了。
1936年以后，苏联虽然还是大力援助中共，但再没有过像过去那样按月支付经费了。中共中央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共产国际没有同意。这一方面是1937年1月以后红军已经从蒋介石南京政府那里得到固定的军饷，没有那么急迫了；另一方面是中共当时占据的十几个县的地区理论上也足以养活当时的几万人了。因此，抗战期间苏联提供财政援助都是应中共中央申请，需要多少，酌情给，没有持续给的。1940年国民党发起皖南事变，并且封锁了陕甘宁边区，苏联给了一笔大钱——一百万美元，救了急。其他的时候，每次三十多万，到十几万，也有五万的。按现在看到的材料，整个抗战期间加起来不到四百万美元。
说起军事援助，苏联给中共提供军援主要有两次。第一次就是上面说过的，红军到陕北之后，苏联曾计划从外蒙大规模运送军火。当时准备支援红军约一两千吨军火，用卡车一车一车运。后因红军作战失败，再加上国民党在绥远发动抗战，行不通了。之后苏联提出让红军打到新疆星星峡去接，中共中央因此组织西路军，准备穿过甘肃河西走廊去新疆，结果后因西安事变等需要西路军担任牵制任务，丧失了西去的机会，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了。这次援助自然告吹。
第二次军事援助就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期间，主要是曾经在苏军占领下的东北地区。这次援助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苏军占领期间，为了帮助中共夺取东北，苏军几度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一个阶段是苏军撤出东北后，曾经根据中共的需要，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和北朝鲜三个方向根据中共的需要，运送了相当部分军事物资。苏联人当时提供的武器弹药，基本上都是日式的。一部分来自日本关东军，一部分来自日本驻朝鲜军。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先后几次基本上都给了中共，另外从北朝鲜的苏军那里也运送了不少武器弹药给中共。具体这两个阶段的武器弹药援助数量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根据中共自己的文献资料来看，几十万条步枪、几万挺机枪和上千门炮，以及大量的弹药，是肯定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很复杂
我一直在讲，国共很难分清楚，两党早期是混在一起的，因为共产党那个时候是地下的，用的都是国民党员的名义在工作，因此很多人当年根本搞不清楚谁是国民党谁是共产党。当年两党的理念也基本一样都是反帝，反军阀。共产党的更高目标是追求社会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也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内多数人也都认为资本主义不行，中国必须要走社会主义。不仅如此，1927年以前，共产党讲阶级斗争，国民党里面不少人也讲扶助工农，讲反对地主资本家，包括蒋介石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当年也曾主张世界革命，甚至宣扬过阶级革命。所以，当年国民党有一个青年军人联合会，大家的思想都很左、很激进，他们就相信未来中国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共产党、国民党对他们而言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这个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成员，后来不少都做到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年的这种情况不但在国民党人中是如此，就是今天讲的地方派系的军人，除了纯粹土匪出身，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外，不少也是五四青年，思想很激进。换句话说，这些人，后来做到了军、师、旅长，他们的思想、感情、政治目标，跟共产党其实也很接近。
1927年国共为何分裂？一个是操之在我，还是操之在你的问题。毕竟国共是两个党，国大共小，共产党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到国民党里面，用国民党员的名义在全国活动的。但按照共产国际的想法，共产党却要主导，甚至要领导国民党，还要把国民党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政党。这在有着自己的领袖、主义和历史的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双方从最初的亲密无间，到后来反目成仇，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观念和政策差异。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的，讲阶级斗争就要分敌我友，就要联合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孙中山是根本反对阶级斗争的，国民党相当一部分人虽然也承认阶级是客观存在，地主、资本家不好，但共产党真的搞起阶级斗争来，他们却害怕得不得了。因为在农村搞阶级斗争，出身于富裕农民的青年军官和将领们就要造反了。在城里搞阶级斗争，工人、店员斗厂主、店主，经济就垮了。国民党到底是一个以全体国民、而非以工农为基础的党，它不仅害怕国民会因阶级斗争而分裂，赞同改良，反对革命，而且害怕共产党和它争夺工农群众。因此，它和依靠工农反对地主资本家的共产党总是要分裂的。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曾经向蒋介石表示过，为了避免国民党人担心，中国共产党将停止在国民党内活动和发展党员。蒋介石的回答讲得很清楚：共产党在民众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
不难看出，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撕裂社会，也是国民党无法认同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共产党人为什么又重新赢得了不少国民党人的认可了呢？这是因为共产党在经历了苏维埃革命的失败之后，吸取了教训，放弃了阶级革命的激进方法，改行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温和政策。相反，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独裁的、腐败的，特务横行、滥施暴力的问题愈暴露愈多，共产党反倒举起了民主、改良的旗帜，因而很多人又反过头来认同并相信了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