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要忠实于自己笔下的事实，而不是孜孜以求于新闻效果。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最不想谈的话题就是“新闻理想”。你说你有新闻理想，总有人会说你装，动辄自嘲“新闻民工”，还谈什么理想？你说你没有新闻理想，马上招来一堆板砖，连理想都没有，还做新闻？ 一位实习生在“结业作业”中说：“通过这段时间的实习，让我对新闻理想这个东西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学校的专业科班教育，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是在给学生们一步步树立起一个虚幻而遥不可及的新闻理想（当然，这会不会被学生接受另当别论）。但在实际的实习中，我们又经历了一个新闻理想逐渐被残酷的现实冲击得支离破碎的过程。世间最残忍的事情，莫过于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最后，这位实习生得出的结论是：“以前我很不解，为什么那么多师兄师姐在媒体干了几年就往其他行业跳槽，为他们不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感到痛心。但当我在实习中真正面对一些不可改变的东西时，才体会到他们所说的那种无力感。” 说实话，看到这段话我还是很惊讶――尽管我很少、甚至几乎不给实习生讲新闻理想。之所以很少乃至不讲，我有自己的考虑。关于“理想”，有句很经典的话可以用来做注解：“理想就像内衣，要有，但不能逢人就证明你有。”借用罗大佑歌曲的一句话，作为新闻人必须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理想这东西我明白，但新闻是什么？” 想起两个小故事，谈谈我为什么不愿多谈新闻理想的两个理由吧。 新闻与“事实”有关，与理想无关。做新闻，就要对报道的所有新闻负责，负责任地报道所有新闻。 2013年底，新京报刊发了一篇关于北京“井底人”的报道，影响颇大。报道刊发后，涉及穴居的热力井井口陆续被封，“井底人”一度下落不明。当时引发一些争议，反对者认为媒体的报道让“井底人”无家可归，与其面临更悲惨的生存境遇，还不如当初就不要去报道，也不会“帮倒忙”。支持者认为对这些“井底人”视而不见也并非最好的选择，因为之前不少城市都曾发生过因热力管道泄漏导致的事故，坐视不管，可能会留下更大的隐患。 网络上，有人将这种争议上纲上线，上升到是否遵从新闻理想的争论。面对争论，新京报刊发社论《关注“井底群体”，是为了改变》，指出“关注或许未必能彻底扭转他们的命运，但关注毕竟给改变创造可能”。 我认为争论本身既涉及职业伦理的探讨，但更关涉对新闻事实的核实。遗憾的是，当时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新闻理想的标签，而忽视了在新闻事实层面的考量。 看待一则新闻，即便需要用新闻理想来衡量，也应从新闻价值的视角对基本新闻事实进行打量。如果动辄认为一则“新闻”应该帮助谁，或者应该曝光谁，其实也是在间接地将新闻作为一种“工具”来对待，而忽略了“新闻”最基本的使命是如实记录。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基于媒体和媒体人的新闻理想，我不否认。但很多时候新闻理想无力作为盾牌护体。近段时间被查的多位央视工作人员，也一度认为自己在坚守新闻理想。 简单说，媒体人要忠实于自己笔下的事实，而不是孜孜以求于新闻效果。 新闻与“人性”有关，与理想无关。我很喜欢的一本小册子，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G・弗里德曼的《媒体的真相――致年轻记者》，书中谈到几个问题：当面对灾难和苦痛，记者可以触摸甚至拥抱采访对象么？当记者同采访对象一道无助甚至绝望地哭泣时，他（她）是否已丧失了新闻人最基本的从业资格？我的看法和弗里德曼一样，这些无关对“公正”、“客观”、“中立”等新闻原则的考问，这些字眼再严肃再冷峻，也终究不能逾越人性的范畴。新闻记者，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 因此，弗里德曼建议，“关于如何保持人性，我给年轻记者的最佳忠告是顺其自然。观察，不张扬，尽力帮助别人，但不要把这些当作头等大事。……别忘了带纸巾”。 这个问题，在国内也引起业界的一些反思，记得陈力丹教授说过：“请检查一下我们的媒体有没有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有没有对生命的轻视倾向，有没有对死亡的麻木，不论使用多么革命的语言，多么富有情感的语言来描述死亡，在和平时期，任何东西都没有理由凌驾于生命之上。” 所以，新闻理想就像内衣，要有，但不能逢人就证明你有。媒体人要做的，就是让新闻站立在“事实”的根基上，沐浴在“人性”的光辉下。 （作者为新京报评论员）
媒体人要忠实于自己笔下的事实，而不是孜孜以求于新闻效果。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最不想谈的话题就是“新闻理想”。你说你有新闻理想，总有人会说你装，动辄自嘲“新闻民工”，还谈什么理想？你说你没有新闻理想，马上招来一堆板砖，连理想都没有，还做新闻？ 一位实习生在“结业作业”中说：“通过这段时间的实习，让我对新闻理想这个东西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学校的专业科班教育，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是在给学生们一步步树立起一个虚幻而遥不可及的新闻理想（当然，这会不会被学生接受另当别论）。但在实际的实习中，我们又经历了一个新闻理想逐渐被残酷的现实冲击得支离破碎的过程。世间最残忍的事情，莫过于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最后，这位实习生得出的结论是：“以前我很不解，为什么那么多师兄师姐在媒体干了几年就往其他行业跳槽，为他们不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感到痛心。但当我在实习中真正面对一些不可改变的东西时，才体会到他们所说的那种无力感。” 说实话，看到这段话我还是很惊讶――尽管我很少、甚至几乎不给实习生讲新闻理想。之所以很少乃至不讲，我有自己的考虑。关于“理想”，有句很经典的话可以用来做注解：“理想就像内衣，要有，但不能逢人就证明你有。”借用罗大佑歌曲的一句话，作为新闻人必须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理想这东西我明白，但新闻是什么？” 想起两个小故事，谈谈我为什么不愿多谈新闻理想的两个理由吧。 新闻与“事实”有关，与理想无关。做新闻，就要对报道的所有新闻负责，负责任地报道所有新闻。 2013年底，新京报刊发了一篇关于北京“井底人”的报道，影响颇大。报道刊发后，涉及穴居的热力井井口陆续被封，“井底人”一度下落不明。当时引发一些争议，反对者认为媒体的报道让“井底人”无家可归，与其面临更悲惨的生存境遇，还不如当初就不要去报道，也不会“帮倒忙”。支持者认为对这些“井底人”视而不见也并非最好的选择，因为之前不少城市都曾发生过因热力管道泄漏导致的事故，坐视不管，可能会留下更大的隐患。 网络上，有人将这种争议上纲上线，上升到是否遵从新闻理想的争论。面对争论，新京报刊发社论《关注“井底群体”，是为了改变》，指出“关注或许未必能彻底扭转他们的命运，但关注毕竟给改变创造可能”。 我认为争论本身既涉及职业伦理的探讨，但更关涉对新闻事实的核实。遗憾的是，当时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新闻理想的标签，而忽视了在新闻事实层面的考量。 看待一则新闻，即便需要用新闻理想来衡量，也应从新闻价值的视角对基本新闻事实进行打量。如果动辄认为一则“新闻”应该帮助谁，或者应该曝光谁，其实也是在间接地将新闻作为一种“工具”来对待，而忽略了“新闻”最基本的使命是如实记录。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基于媒体和媒体人的新闻理想，我不否认。但很多时候新闻理想无力作为盾牌护体。近段时间被查的多位央视工作人员，也一度认为自己在坚守新闻理想。 简单说，媒体人要忠实于自己笔下的事实，而不是孜孜以求于新闻效果。 新闻与“人性”有关，与理想无关。我很喜欢的一本小册子，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G・弗里德曼的《媒体的真相――致年轻记者》，书中谈到几个问题：当面对灾难和苦痛，记者可以触摸甚至拥抱采访对象么？当记者同采访对象一道无助甚至绝望地哭泣时，他（她）是否已丧失了新闻人最基本的从业资格？我的看法和弗里德曼一样，这些无关对“公正”、“客观”、“中立”等新闻原则的考问，这些字眼再严肃再冷峻，也终究不能逾越人性的范畴。新闻记者，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 因此，弗里德曼建议，“关于如何保持人性，我给年轻记者的最佳忠告是顺其自然。观察，不张扬，尽力帮助别人，但不要把这些当作头等大事。……别忘了带纸巾”。 这个问题，在国内也引起业界的一些反思，记得陈力丹教授说过：“请检查一下我们的媒体有没有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有没有对生命的轻视倾向，有没有对死亡的麻木，不论使用多么革命的语言，多么富有情感的语言来描述死亡，在和平时期，任何东西都没有理由凌驾于生命之上。” 所以，新闻理想就像内衣，要有，但不能逢人就证明你有。媒体人要做的，就是让新闻站立在“事实”的根基上，沐浴在“人性”的光辉下。 （作者为新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