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艺术两个概念具体化为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问题时，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和分辨呢?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层次关系
有论者认为，“领导艺术属于领导科学体系中具体运用方法论的内容，它不是从领导活动中总结出来的领导规律本身，而只是一定的人运用领导规律活动的实践效果和检验尺度。”②其旨在说明领导科学对领导艺术等领导活动规律的支配地位。但是将领导艺术定位为领导科学体系的一部分，容易导致对领导艺术的误解甚至忽视，可能会将领导艺术泛化为某一种“技术”，并将一切符合领导活动“美感”的情况都视为是技巧的运用和“科学规律”的总结。在领导活动过程中，人人都在忙于掌握领导技巧和方法，却忽视领导活动过程中人性化、机动性的目的，忽视灵活性、经验性的领导科学规律，致使领导者机械的使用“规律”，领导活动适得其反，造成相反的后果。
例如，邓小平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既往领导科学规律的总结。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搞经济特区、将农民已经实际进行的生产体制合法化、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等，都是很难用既往的、纯粹“领导科学”的方法就能够预测和实现的，需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稳一点”的政治魄力、勇气和决心。因此这种情况不能界定为是“领导科学”的展现，而更多是“领导艺术”在发挥作用。③
也有学者认为，“领导包括科学与艺术两个方面……所谓科学的含义是指，为了解决问题所进行的有系统的分析;……所谓艺术……它包括：言谈技巧、社交技巧、依赖别人和为人所信服的能力、巧妙地运用自身所具备的权威性及影响力的智慧等。”④相对来说，这种说法可能更符合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关系层次。
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间的相互转化
应当如何看待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将其具体化到领导者从事领导活动的过程中，以便于分析。在从事领导活动的过程中，领导者只有具备了相当程度的领导经验，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称为具有“领导艺术”。如果领导者本身就没有充分的、巧妙的运用“领导艺术”，那么即便领导者具有一定程度的“领导科学”功底，掌握了一些所谓的“领导科学理论”，也只能算是一个领导岗位上做基础“技术工种”的“领导技术人员”，而不能称之为领导者。
例如，在温涌线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面对记者追问为何要将出事故的动车掩埋等问题时，居然保持了一贯的微笑和随意的姿态，并使用了“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种言论。作为铁道部发言人和对外宣传工作者，王勇平使用了所谓的“官方辞令”、“领导科学”等僵化的八股文格式，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铁道部领导开脱责任，但面对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铁道部主要领导也好，王勇平也罢，都没有考虑到，首先应当人性化的处理动车事故并认真对待媒体的提问，而不应当首先试图推卸领导责任，打“太极拳”。
铁道部领导和王勇平等缺乏领导艺术的表现，看起来是对事故及时处理了，对追问有个交代了，尽到了“领导职责”，也讲究了“领导科学”，实际上却引起了很多舆论的不满甚至民众的愤怒。在这个层面上，领导艺术是领导科学的基础和内部支撑，领导科学为表，领导艺术为里。
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能够熟练运用领导艺术的领导者，可以将自身的经验和艺术理论化和系统化，将领导艺术有效地转化为领导科学的体系，以便于将宝贵的经验和艺术进一步扩散，供其他领导者学习和掌握。
自人类有意识的群居并组成原始部落和其他组织以来，人类就需要统筹、组织和安排公共事务的领导者。在领导者的体力、精力和思考能力等客观条件逐渐不能胜任领导职务的时候，这个群体或组织就会产生一种领导者传承的需要。这种需要促成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形态，即教育。问题在于，组织或群体原来的领导者是否能够通过教育的方式使后来的领导者成为优秀和称职的继任者。如果组织正处于扩张状态，需要更多的领导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需要更进一步的细化分工，那么后来的领导者所面临的问题往往与原领导者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纯粹依靠经验的传播以及领导技巧和领导艺术的传授，不能完全满足受教育者的成长需求。而且，原领导者也无法将完全理论化的、可复制的领导经验和领导艺术完全传授给继任者。经验性的领导艺术，需要继任者在领导岗位上逐渐磨练才能成型。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艺术是表，而领导科学则成为了真正要传授的“里”。
我们认为，只有在领导者具备了相当经验的基础，由领导者本身或者研究者，通过抽象总结出的普遍性规律，才能称之为“领导科学”。在具体运用领导科学进行领导活动的实践时，领导科学又必然转化和表现为某一种特殊的“领导艺术”。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是互为表里和相互转化的关系。
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区别
从历史源流来看，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很难分清出现的先后，甚至领导艺术还很有可能早于领导科学的出现。
恩格斯在《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当中曾经提到：“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为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⑤
可见在产生领导科学这种“共同规则”之前，领导艺术这种“习惯”可能早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人们才萌生了将领导艺术系统化和权威化的需求。而在欧洲中世纪之后的启蒙时期，康德、卢梭、孟德斯鸠、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所主张和论证的社会契约论，其基本假设也在于，只有基于人们的授权，政府和领导者才享有领导公众的权力，并应当以公共权力为公众服务。相比于传统的、纯粹的强调统治者为神、维护封建统治的代表以及鼓吹以血缘方式世代统治和领导公众的“领导艺术”至上者，启蒙思想家将传统的“领导艺术”去魅化，并还原为规律性的“领导科学”。
科学活动本身和科学活动的方法是不同的概念。从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划分来看，对比科学研究和科学方法，领导科学更近似于科学方法，而领导艺术更近似于科学研究的实际内容。
应当注意的是，单纯重视方法或研究内容都是不可取的。例如，纳粹德国时期纳粹党利用犹太人的生命做生化武器试验，即便试验出的武器再具有效果，其研究的方法首先就是不正当的，其研究的目的，更是在于屠杀更多无辜的人。从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最终价值取向来看，即便领导得很“科学”—生化武器试验循序渐进、组织良好、效果明显、领导得利，也不能认为这种领导活动有“艺术”，或者符合“领导艺术”的标准。同时，领导科学也是不能被偏废的。只有在科学的评估领导活动的后果之后，在科学、理性、人性化的范围之内进行领导活动，才会尽量少犯错误、争取不犯错误。我国近代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正是纯粹强调领导者至上的魅力，强调领导者至上的领导艺术，不考虑或者无法评估这一系列领导活动的科学性，不考虑领导科学后果的有效性。不得不说，任何一次偏废领导科学或领导艺术的领导活动，都会造成类似于偏废科学研究内容和科学研究方法的无法挽回的局面，最终牺牲的必然是宝贵的时间、精力和人心。
综上可见，领导艺术的具体实现其实是领导科学传播和系统研究的最终目的，领导科学的广泛传播和学习领会，是为了能够使领导者的领导活动最终成为善的、美的“领导艺术”。
关键词：论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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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艺术两个概念具体化为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问题时，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和分辨呢?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层次关系
有论者认为，“领导艺术属于领导科学体系中具体运用方法论的内容，它不是从领导活动中总结出来的领导规律本身，而只是一定的人运用领导规律活动的实践效果和检验尺度。”②其旨在说明领导科学对领导艺术等领导活动规律的支配地位。但是将领导艺术定位为领导科学体系的一部分，容易导致对领导艺术的误解甚至忽视，可能会将领导艺术泛化为某一种“技术”，并将一切符合领导活动“美感”的情况都视为是技巧的运用和“科学规律”的总结。在领导活动过程中，人人都在忙于掌握领导技巧和方法，却忽视领导活动过程中人性化、机动性的目的，忽视灵活性、经验性的领导科学规律，致使领导者机械的使用“规律”，领导活动适得其反，造成相反的后果。
例如，邓小平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既往领导科学规律的总结。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搞经济特区、将农民已经实际进行的生产体制合法化、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等，都是很难用既往的、纯粹“领导科学”的方法就能够预测和实现的，需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稳一点”的政治魄力、勇气和决心。因此这种情况不能界定为是“领导科学”的展现，而更多是“领导艺术”在发挥作用。③
也有学者认为，“领导包括科学与艺术两个方面……所谓科学的含义是指，为了解决问题所进行的有系统的分析;……所谓艺术……它包括：言谈技巧、社交技巧、依赖别人和为人所信服的能力、巧妙地运用自身所具备的权威性及影响力的智慧等。”④相对来说，这种说法可能更符合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关系层次。
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间的相互转化
应当如何看待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将其具体化到领导者从事领导活动的过程中，以便于分析。在从事领导活动的过程中，领导者只有具备了相当程度的领导经验，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称为具有“领导艺术”。如果领导者本身就没有充分的、巧妙的运用“领导艺术”，那么即便领导者具有一定程度的“领导科学”功底，掌握了一些所谓的“领导科学理论”，也只能算是一个领导岗位上做基础“技术工种”的“领导技术人员”，而不能称之为领导者。
例如，在温涌线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面对记者追问为何要将出事故的动车掩埋等问题时，居然保持了一贯的微笑和随意的姿态，并使用了“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种言论。作为铁道部发言人和对外宣传工作者，王勇平使用了所谓的“官方辞令”、“领导科学”等僵化的八股文格式，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铁道部领导开脱责任，但面对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铁道部主要领导也好，王勇平也罢，都没有考虑到，首先应当人性化的处理动车事故并认真对待媒体的提问，而不应当首先试图推卸领导责任，打“太极拳”。
铁道部领导和王勇平等缺乏领导艺术的表现，看起来是对事故及时处理了，对追问有个交代了，尽到了“领导职责”，也讲究了“领导科学”，实际上却引起了很多舆论的不满甚至民众的愤怒。在这个层面上，领导艺术是领导科学的基础和内部支撑，领导科学为表，领导艺术为里。
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能够熟练运用领导艺术的领导者，可以将自身的经验和艺术理论化和系统化，将领导艺术有效地转化为领导科学的体系，以便于将宝贵的经验和艺术进一步扩散，供其他领导者学习和掌握。
自人类有意识的群居并组成原始部落和其他组织以来，人类就需要统筹、组织和安排公共事务的领导者。在领导者的体力、精力和思考能力等客观条件逐渐不能胜任领导职务的时候，这个群体或组织就会产生一种领导者传承的需要。这种需要促成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形态，即教育。问题在于，组织或群体原来的领导者是否能够通过教育的方式使后来的领导者成为优秀和称职的继任者。如果组织正处于扩张状态，需要更多的领导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需要更进一步的细化分工，那么后来的领导者所面临的问题往往与原领导者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纯粹依靠经验的传播以及领导技巧和领导艺术的传授，不能完全满足受教育者的成长需求。而且，原领导者也无法将完全理论化的、可复制的领导经验和领导艺术完全传授给继任者。经验性的领导艺术，需要继任者在领导岗位上逐渐磨练才能成型。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艺术是表，而领导科学则成为了真正要传授的“里”。
我们认为，只有在领导者具备了相当经验的基础，由领导者本身或者研究者，通过抽象总结出的普遍性规律，才能称之为“领导科学”。在具体运用领导科学进行领导活动的实践时，领导科学又必然转化和表现为某一种特殊的“领导艺术”。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是互为表里和相互转化的关系。
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区别
从历史源流来看，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很难分清出现的先后，甚至领导艺术还很有可能早于领导科学的出现。
恩格斯在《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当中曾经提到：“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为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⑤
可见在产生领导科学这种“共同规则”之前，领导艺术这种“习惯”可能早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人们才萌生了将领导艺术系统化和权威化的需求。而在欧洲中世纪之后的启蒙时期，康德、卢梭、孟德斯鸠、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所主张和论证的社会契约论，其基本假设也在于，只有基于人们的授权，政府和领导者才享有领导公众的权力，并应当以公共权力为公众服务。相比于传统的、纯粹的强调统治者为神、维护封建统治的代表以及鼓吹以血缘方式世代统治和领导公众的“领导艺术”至上者，启蒙思想家将传统的“领导艺术”去魅化，并还原为规律性的“领导科学”。
科学活动本身和科学活动的方法是不同的概念。从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划分来看，对比科学研究和科学方法，领导科学更近似于科学方法，而领导艺术更近似于科学研究的实际内容。
应当注意的是，单纯重视方法或研究内容都是不可取的。例如，纳粹德国时期纳粹党利用犹太人的生命做生化武器试验，即便试验出的武器再具有效果，其研究的方法首先就是不正当的，其研究的目的，更是在于屠杀更多无辜的人。从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最终价值取向来看，即便领导得很“科学”—生化武器试验循序渐进、组织良好、效果明显、领导得利，也不能认为这种领导活动有“艺术”，或者符合“领导艺术”的标准。同时，领导科学也是不能被偏废的。只有在科学的评估领导活动的后果之后，在科学、理性、人性化的范围之内进行领导活动，才会尽量少犯错误、争取不犯错误。我国近代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正是纯粹强调领导者至上的魅力，强调领导者至上的领导艺术，不考虑或者无法评估这一系列领导活动的科学性，不考虑领导科学后果的有效性。不得不说，任何一次偏废领导科学或领导艺术的领导活动，都会造成类似于偏废科学研究内容和科学研究方法的无法挽回的局面，最终牺牲的必然是宝贵的时间、精力和人心。
综上可见，领导艺术的具体实现其实是领导科学传播和系统研究的最终目的，领导科学的广泛传播和学习领会，是为了能够使领导者的领导活动最终成为善的、美的“领导艺术”。
关键词：论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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