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秋实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04年02期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03)03-0057-08
1926年6月至1927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中国上海设立远东局，以便就近加强指导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共产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由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既突飞猛进又错综复杂，所以“解决中国运动的问题自然占居着远东局整个工作的中心地位”[1](P351)。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不仅参与了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而且以其长期积累起来的理论素养和固有的才华，特别是语言方面的优势，在帮助远东局贯彻落实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全面了解三二○事件后广州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协调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同时，在一些对中国革命具有关键性影响的问题上，瞿秋白也能够摆脱远东局的某些错误指导，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本文试图通过对这段历史侧面的回顾与探讨，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远东局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瞿秋白自四大后在中央政治局内所处的无足轻重的地位，而瞿秋白则通过远东局这个政治平台和背景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政治才干。
一、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设立及其原因
早在1925年5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负责人彼得罗夫（又叫拉斯科尔尼科夫）、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中提出必须“在中国组建由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以便领导远东国家和太平洋地区的工作”[2](P622)。但是这个提议一直没有得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批准。这是因为莫斯科的最高决策层对中国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所致。为了进一步弄清中国的确切情况，明确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除了在1926年1月初派出布勃诺夫使团到中国外，还于2月中旬向维经斯基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因为后者刚刚从中国回到莫斯科。2月16日，维经斯基根据要求在莫斯科给斯大林复了一封信，简要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有关问题[1](P93)。3月20日，广州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变，使莫斯科感到有必要对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加强组织领导，于是3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不反对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组成人员先由中央组织局确定”[1](P182)。4月24日，维经斯基在莫斯科给陈独秀写信说：“我要对您说，很可能，在中国将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它会给您的整个工作以很大帮助。我不知道，我能否很快到您那里去，因为在执委会改组以后，我需要在这里逗留几个月，安排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但不管怎样我希望能在夏天去同您一道工作。”[1](P221-22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维经斯基已经知道自己将要成为在中国上海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牵头人。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批准远东局以下组成人员在华工作：维经斯基（主席）、格列尔（书记）、拉菲斯、福京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同志”[1](P237)。至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几次会议终于在组织上完成了组建过程。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上海设立远东局要经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这个事实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远东局同其他苏联在华机构一样，是执行联共（布）中央对华政策的境外机构之一；二是远东局设立的原因与当时联共（布）中央总体对华政策紧密相关。具体说，促使莫斯科考虑和批准被搁置了将近一年的彼得罗夫和维经斯基的提议，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国共合作的局势出现了令莫斯科担忧的因素。
首先，北方政局没有像苏联预期的那样发展，迫使苏联采取谨慎的对华政策。在中国培植一个亲苏政权，一直是莫斯科努力的方向。从对吴佩孚看好到援助孙中山，从帮助建立中共到实行国共合作，无一不是在作这种努力。1924年北京政变发生后，莫斯科又将援助目光投向冯玉祥及其国民军。但是，冯玉祥的政变只换来了一个皖系军阀的“段执政”，加之孙中山逝世，北方政局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尤为严重的是，1925年底由加拉罕一手策划的郭松龄倒戈反奉行动失败，而日本趁机在大沽口炮轰国民军，迫使冯玉祥下野，国民军失败。于是，一向被苏俄视为凶恶敌人的张作霖由东北进入华北，并于1926年夏控制了北京政府。援助冯玉祥以打击张作霖的计划受挫，使苏联与张作霖的矛盾以及与日本的关系都更加紧张。为了保证苏联的安全，使之不致“永远处于日本人的威胁之中”，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开始变得谨慎，认为“国际形势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主张要放慢中国革命的速度；同时则更加看重广州国民党的重要性，要求巩固“华南共和国”，“广州政府，在目前时期应当坚决放弃进攻性的向外远征的想法，放弃采取任何有可能促使帝国主义走上外部干涉道路的行动的想法”[3]，要鲍罗廷设法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尽可能说服国民党领导人放弃立即进行北伐的计划。远东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设立的。
其次，在广州三二○事件后，有两个趋向与莫斯科政策的新变化发生了冲突。一是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虽然从总的方面接受了布勃诺夫（也就是莫斯科）定下的退让策略，但是在逐步地接受蒋介石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包括“整理党务案”的过程中，产生了“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三月二十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要求，这让莫斯科感到不安。二是蒋介石通过三二○事件、整理党务案等步骤，逐步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一肩挑。到6月初，他认为夺权已经成功，脚跟已经站稳，于是决意北伐。而鲍罗廷则期望看到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北伐中走向“政治上的灭亡”，因而并不加以阻拦[1](P369)。这与莫斯科对华政策的新变化相冲突，使它感到应有一种组织力量去广州纠左。
再次，上海中共中央的决策也让莫斯科感到不安。一是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此后会议的精神在共青团、工会以及各级地方组织得到认真贯彻执行，造成一种对北伐积极支持的态势。二是三二○事件以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得知国民党通过了敌视中共的“整理党务案”后，陈独秀以个人名义给共产国际写信，陈述国共应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的主张，认为不这样“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希望莫斯科能够改变策略以符合国共关系的实际[4](P352)。6月上旬，《向导》周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书》中指出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但两党合作之方式原可“不拘于形式”，今后两党之合作方式“可各自根据其党之议决以相协商，文函会议皆可”[5]。结果，共产国际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关于退出国民党的意见；一面急急忙忙派维经斯基到上海，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可见远东局的设立与当时国共合作的复杂局势密切相关。
1926年6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正式落脚上海。远东局“俄国代表团”成员维经斯基、格列尔、拉菲斯、福京，他们分别化名为谢尔盖、教授、马克斯、年轻人。远东局的其他成员由中共、朝共和日共中央选派的代表组成。远东局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加强对中国（包括朝鲜、日本）革命和共产党的领导而设立的。随着远东局在中国活动的开始，莫斯科在中国大地上便有三个指挥革命运动的中心：一是加拉罕在北京的领导机构，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参与领导，主要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而加拉罕管理着莫斯科在华的所有其他代表；二是鲍罗廷在广州的领导机构，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等参与领导，主要管辖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广东的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以及广东的中共组织；三是维经斯基在上海的领导机构，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张国焘等参与领导，主要精力放在对中共中央及整个党的活动领导工作上。
二、瞿秋白参与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远东局改变了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的地位
根据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选派陈独秀、瞿秋白作为常任代表和常任副代表参加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陈独秀的代号是“老头子”，瞿秋白的代号是“文学家”。瞿秋白在远东局的这种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了他自中共四大以来在中央政治局内的处境。瞿秋白自1923年初从苏俄回国后，先是帮助马林推行国共合作战略，深获马林欣赏，后又被“鲍公馆”看中，成为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这期间，瞿秋白还担任着广州鲍罗廷与上海中共中央及陈独秀之间的“中介环节”的角色。由于陈独秀与鲍罗廷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和策略上存在分歧，瞿秋白夹在他们中间的最终结果是，中共四大（1925年1月召开）以提拔瞿秋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方式“中止”了他与鲍罗廷之间一年多的工作关系。自四大以后，瞿秋白虽然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央局5名委员之一，但实际上他在党内的地位不高。除了总书记陈独秀以外，他还排在张国焘、彭述之和蔡和森之后，在实际工作中，他处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彭述之领导之下，只是具体负责主编中央机关刊物。现在由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设立，他骤然间与陈独秀一起成为远东局的组成人员，全面参与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这使他的政治才能得到进一步的锻炼。
远东局在它存在期间，几乎成为中共的“第二个中央”[1](P350)，大到决策党的大政方针，小到对派遣两名同志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以及东大的学习年限问题都进行了讨论[1](P316)，可见其对中国革命领导的参与之深。本文只选取瞿秋白与远东局工作联系较深的几个大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按照莫斯科的指示，瞿秋白支持远东局国际代表纠正了中共中央退出国民党的倾向。
有关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在远东局来上海后并未马上解决，毕竟有这一想法的人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正如维经斯在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中所说的，“在中央内部隐隐约约有一种要退出国民党的情绪”[1](P321)。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彭述之联合提出提案，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理由是：只有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实行党外合作，我们才能真正实行独立领导工农运动的政策。结果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瞿秋白与多数中央委员不同意陈、彭的主张，批判了退出国民党的思想。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支持瞿秋白等人的意见，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决议案》严肃地批评了党内要求退出国民党的倾向，明确决定“我们留在国民党里”，采取的策略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对右派。这样，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坚持了统一战线，基本上结束了有关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争论，并明确了对国民党中派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支持了远东局国际代表的意见，也获得了远东局国际代表的支持。
第二，按照莫斯科的要求，远东局让中共中央降低了北伐的声调。
怎样认识北伐，对北伐的态度问题，中共本来在2月的北京特别会议上已有明确方针。但由于有前面已经交待的一些原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北伐时机尚不成熟，所以维经斯基到上海后，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劝说陈独秀和中共中央降低北伐声调。7月7日，在广州北伐军如箭在弦的时刻，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表述了他对北伐的意见：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是推翻军阀统治的一种重要方法，但不是惟一无二的方法；北伐军之本身必须是真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如若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何况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使农民产生怀疑；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不难看出，陈独秀不赞成立即北伐。这篇文章得到了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和拉菲斯等人的支持。维经斯基说：陈独秀的文章是在与我们远东局成员长时间交谈后写成的，我们一致认为，在陈独秀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中央的方针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1](P392)。拉菲斯对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陈独秀的文章对于我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在北伐问题上它使党的注意力转到内部反革命的危险上。这样一来，党的方针就纠正过来了。”[1](P393)
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即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东正式誓师北伐。接着，中共中央召开了四届三中全会。面临革命大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报告根据陈独秀文章的精神指出，北伐战争不可能是向北讨伐的进攻战，它“只能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也就是说北伐战争的意义仅仅是防御以“自保”。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的任务就无从谈起了，也无疑回避了向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重大问题。显然，全会的政治报告是同远东局协商而成的。全会召开以后，陈独秀和瞿秋白及时向维经斯基作了汇报。7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在上海召开会议，会上维经斯基向代表团作了关于中共中央全会情况的通报，认为在全会上“分歧没有暴露，因为大家知道，中央局的方针是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协商过”[1](P338)。
分歧没有暴露，并不等于没有分歧。实际上，瞿秋白此时的心情并不轻松、舒坦。一方面他同陈独秀一起是远东局的成员，陈独秀代表中央在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同远东局协商而成的，他必须拥护和支持；但另一方面，在对北伐的基本态度和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瞿秋白又有与陈独秀、远东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一点将在后面详论。
第三，瞿秋白参与了远东局组织的考察团，到广州全面了解三二○事件前后广东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了部分正确的分析和结论。
基于前一时期莫斯科对鲍罗廷的过左印象，远东局决定组成以维经斯基、拉菲斯和福京为成员的使团和以瞿秋白、张国焘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一起前往广州，进行调查。据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称，维经斯基、瞿秋白等人的此行目的是：弄清三二○事件后广东国民政府权力发生变化的基本原因和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判明当地的政治形势，随着北伐的进行，它将如何发展；审查党在三二○事件前后的政策方针，尤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并根据中共中央最近一次全会（指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修改这个方针；了解农民运动及其在总的形势中的作用；就地研究迅速结束香港抵制罢工的方式方法；了解中共、共青团的组织状况和工会运动情况。
实际上这一行动的背景是：随着北伐战争正式展开，蒋介石离开广州政治中心，鲍罗廷在广东的影响再度举足轻重，这使他产生了重新夺回领导权的欲望，广州的共产党人也跟着跃跃欲试。“迎汪倒蒋”便是具体行动。于是，维经斯基感到有必要亲自到广州去执行莫斯科的纠左意向。
在广州，远东局考察团与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张太雷、周恩来、苏兆征、黄平以及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等多次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广州的政治形势，评价国民党和共产党人的关系。广州之行，瞿秋白协助共产国际远东局考察团，广泛接触社会各方面人士，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分析和梳理了广州三二○事件以后的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状况。在召开的联席会议上，瞿秋白常常或者担任会议主持人或者在会议上唱主角，一方面他要回答远东局代表的提问，另一方面又要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代表提出中共的工作思路和具体策略。最后，联席会议由各方选出代表组成委员会，总结历次会议提出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解决问题的行动纲领。瞿秋白又担任行动纲领的起草工作[1](P415-419)。
9月上旬，远东局考察团结束在广州的调查回到上海。接着形成了一个长长的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全面地报告了广东地区政治和党派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对三二○事件以后广州日益走向政治和社会反动的状况进行了分析。报告指出：由于蒋介石和执政的中派把主要打击矛头针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由于蒋介石武装发动的结果是右派和共产党人被迫离开政权，所以这就必然导致广东的社会和政治反动。这是三二○事件后广东发生的变化的实质。报告认为，造成三二○事件的客观原因是广东省根本没有促进革命建设迅速发展的工业无产阶级，而其主观原因则是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及国民党左派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以后至3月20日以前，加强了“左”倾空谈政策，而不知道当时实际上需要政府实行较为温和的现实政策，需要共产党人停止抛头露面，也就是说粤区同志的“左”倾政策是导致三二○事件的重要原因，因而对三二○事件负有政治责任。报告还指出，扩大和加强广东革命政权的过程加深了农村的阶级矛盾，致使农民和豪伸地主发生了冲突，而没有及时终止省港罢工，也给广州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阻碍了正常的贸易发展，加重了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报告认为，无论是农民的斗争，还是抵制罢工都大大加剧了广东省社会政治关系的紧张，对三二○事件的发生起了一定的作用。报告还指出，三二○事件后，广州的同志一方面是惊慌失惜，另一方面则是彻底实行对蒋介石作出重大退让的策略。应该说，把这一点加在鲍罗廷和广州同志的头上是不公正的，实际上3月20日以后对蒋介石采取一系列重大退让策略是布勃诺夫使团定下的调子而经过莫斯科默许的，他们不过是执行而已。
总之，这个报告是根据莫斯科最新确立的在中国实行“谨慎”政策的角度和需要，在全面调查三二○事件后广州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有些结论值得推敲甚至是错误的，如认为广东的共产党人太过“抛头露面”是导致三二○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该结论显然不对。而有些分析则是比较符合当时广东社会政治的实际状况，特别是报告认为从三二○事件一切后果的对比中得出的第一个总的结论是，没有左派参加的国民党“中派”（浙江派）政权必然会给社会和政治反动开辟道路[1](P434-481)。应该说，这个结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完全是站得住脚的。
第四，在广州调查期间，瞿秋白在协调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关系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广州调查期间，由于远东局对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在三二○事件前后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严厉批评，而对中国情况更为了解的鲍罗廷则认为，远东局对他的许多批评都是“误解”。鲍罗廷坚持己见的态度，使维经斯基与鲍罗廷及粤区同志的矛盾比较激烈。维经斯基与鲍罗廷都是来自莫斯科的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都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必然要影响中共领导人对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订和实行。因此，瞿秋白在这个过程中尽自己所能地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瞿秋白与维经斯基和鲍罗廷都比较熟悉，而维、鲍二人也比较信任他，这种有利条件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维、鲍之间的矛盾。
远东局和鲍罗廷之间在一些极其重要的策略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正如《秋白由粤回来报告》所指出的：“鲍伍（指鲍罗廷和伍廷康即维经斯基——引者注）两同志在对于国民党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伍意以为蒋未必是新右派，三月二十日前的政府是太左了一点，过去广东政策弄得太左，将来亦不急于拥汪回来致启纠纷，因汪若回来，恐我们又变成半政府党，我们只应站在批评地位。粤区同志及鲍同志均反对伍之意见。伍问现时是不是要倒蒋，鲍谓我们现时是要一个能解决农民问题的左派政府，如蒋不能如此做到，则广东还要被土豪拿去的，我们须换地工作。因鲍、伍的争执费去时间很长。”[6](P400-401)当然，鲍罗廷与远东局的矛盾还不仅仅限于这些。从前面所述的远东局寄给莫斯科的调查报告可知，在维经斯基看来，导致三二○事件的主观原因是广州同志主要是鲍罗廷实行了“左”倾政策，拖延省港罢工，在农村激化矛盾也是鲍的错误所致，三二○事件后的妥协退让也是鲍的错误，而北伐以后鲍罗廷采取的“迎汪倒蒋”策略也不对。瞿秋白认为维经斯基以前对于广东的实际情形知道甚少，所以他对鲍罗廷的批评不能使粤区满意和心服。于是他利用既懂俄语又了解他们二人的工作策略和思路的条件，在他们二人之间起沟通作用。我们从维经斯基与瞿秋白在广州调查时的一次会议上的对话可以看出这一点。当时，维经斯基问：是否可以成立纯国民党的政府或是让某某人参加？还有由谁来召开成立政府的预备会议，由国民党还是由什么人？瞿秋白回答：政府不可能是国民党的政府，而必须依靠两支取得胜利的军队。我们应当尽早解决国民党代表大会本身的问题。一切都取决于由谁在内部领导国民党，其中也包括政府的组成人员。国民党左派中央可以成立有国民党右派和其他人士参加的政府，但要在它的领导之下。接着维经斯基又问：所以你们要提出准备推翻蒋介石政权的问题。你们的方针是推翻蒋介石并使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取胜。你们不害怕，这可能有危险吗？你们不会因此刺痛国民党吗？不会使左派孤立吗？对于维经斯基的一连串问题，瞿秋白与到会的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的同志商量了一会儿后回答说：我们不说反对中派，我们不想让他们离开国民党。我们想抛弃蒋介石和他的独裁，他已经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中央（指国民党中央）应当由左派来领导。中央将多数是左派，也有一些中派和右派，这样才能统一中国[1](P405-406)。我们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瞿秋白是倾向于鲍罗廷的倒蒋策略的，而维经斯基也显然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用了一个“你们”。但是，实际上瞿秋白就是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在向维经斯基解释鲍罗廷的策略和想法。由于有了瞿秋白在中间的解释和沟通，所以“最后讨论结果，他（指维经斯基—引者注）亦赞成粤区所提之结论，即现在应准备在最近的将来恢复国民党及政府中之左派指导权”[6](P401)。
在整个广州调查期间，远东局使团负责人维经斯基和鲍罗廷之间的意见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远东局使团回到上海以后，维经斯基于9月22日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认为广州的同志1925-1926年期间在对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上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错误导致了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的过早的尖锐分裂和他的“三二○”武装示威，随之而来的是将汪精卫排斥在政府权力机关之外和对共产党人和左派的总进攻，这一切削弱了我们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广州的同志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些老的错误，而且由于他们坚持以往的错误观点，又在过去的错误上增加新的错误，不同意中共中央全会最近关于国民党的决议，说明他们普遍不理解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信中明确表示：鲍罗廷的一套观点是与总的方针“相对立”的，并断然提出“撤换鲍罗廷同志并立即任命一位认真负责的政工人员来接替这个岗位是非常必要的”[1](P529-530)。10月15日，莫斯科收到了维经斯基的这封信并散发给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10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否决了远东局关于召回鲍罗廷的建议[1](P586)。正如远东局委员福京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莫斯科支持鲍罗廷”[1](P565)。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鲍罗廷直接听命于莫斯科，远东局的一切决议和措施都必须同他协商，而远东局关于策略问题的一系列建议被定性为“错误”，并责成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取得关于远东局活动的“全面报告”[1](P623-624)。莫斯科的这份决议最终给远东局和鲍罗廷之间的争论打上了句号。
远东局本来是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到广州纠左，以便采取谨慎策略。问题是，现在莫斯科不支持远东局反而支持鲍罗廷，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汉口的被占领，两湖地区革命运动蓬勃高涨，这种形势大大刺激了莫斯科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估计，还在9月23日斯大林就乐观地告诉莫洛托夫：“汉口不久将会成为中国的莫斯科”[1](P537-538)。因此维经斯基等人显然意识不到，莫斯科对鲍罗廷正在采取的某些激进做法又开始给予支持了。
共产国际远东局纠左的态度，持续到1926年10月份基本上结束了。远东局在其存在期间，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工作相当深入，一些决议、决定、声明，不管是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起草的，都经过与其详细讨论，互相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当然，根据党的错误对中国事务也作出许多提醒。所以，远东局对中共及其中国革命运动所起的领导作用，对中共内部统一意见的形成所施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瞿秋白作为远东局的成员，无疑参与和发挥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并因此而改变了他自离开鲍罗廷、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以来在党内所处的无足轻重的地位。
三、瞿秋白在参与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过程中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在参与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贯彻落实莫斯科方针政策的过程中，瞿秋白并不是被动地参与，而是富有创造性地参与，在一些对中国革命具有关键性影响的问题上，他能够摆脱远东局的某些错误指导，敢于独立思考，勇于提出自己的不同于远东局的意见。
第一，在远东局要求降低北伐声调、陈独秀积极响应的时候，瞿秋白提出了革命的北伐观。
陈独秀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发表后，既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因为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对于北伐早已是跃跃欲试，此时更是呈如箭在弦、引弓待发之势；又遭到党内特别是广东同志的抱怨，当时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主张，一方面扩大左派的力量，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北伐，并在北伐中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使其走向政治上的彻底灭亡。但党的四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受陈独秀文章思想的影响，对已经开始进行的北伐持消极态度。广东的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与上海的中共中央对北伐的态度完全不同，两者的冲突必然要影响中共在北伐过程中具体策略的制订和实施。
瞿秋白认为，陈独秀的文章反对借北伐来增加苛捐杂税，这是对的；然而根本反对北伐则是不对的。所以，四届三中全会后的8月7日，瞿秋白将自己在7、8月间的几次谈话整理成了《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他的革命的北伐观。他指出，“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是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革命战争”，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很显然他对北伐的性质认定不同于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是积极的；他认为三二○事件后，“民族资产阶级夺到了领袖权”，可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左派）的革命化，是异常之迅速急剧，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而且北方的“反动政局决不足以完全镇压农民，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展”。但是农民的“迫切要求是：乡村政权归农民；武装自卫；极大地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他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失望——对于北伐的失望，是无足为奇的。这种渴望或‘幻想’革命战争的事实，正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罢了”。瞿秋白在这里告诉人们，如果无产阶级的政党对北伐持消极态度，那么农民在北伐战争中的利益将要落空，因此，为了防止农民幻想破灭，对北伐失望，无产阶级有万分必要去争取革命及其武装的领导权。所以，他特别指出“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6](P374-378)。这一思想是非常正确而又十分重要的。
但是，瞿秋白的这篇文章却被“《向导》周报编者拒登”。据郑超麟回忆，估计是陈独秀所为。不过，笔者从前述维经斯基和拉菲斯对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的肯定和赞赏情况来看，瞿秋白的这篇《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被《向导》周报“拒登”，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陈独秀所为”（注：按照远东局俄国代表团（指来自莫斯科的远东局成员）作出的有关规定，拉菲斯参加中共中央机关报，即《向导》周报编辑部的工作。瞿秋白这篇文章被《向导》周报“拒登”，显然与拉菲斯的意见有很大关系。）。瞿秋白的这篇文章虽然被拒登，但其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年12月14日，拉菲斯在《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工作的报告》中将远东局“在6月至8月间没有正确对待北伐”，对这个问题所持的积极立场重视不够，作为远东局工作的“重大错误和缺点”之一。这应该算是对瞿秋白在北伐问题上所持的积极态度和正确思想的一种肯定。
第二，在配合远东局到广州纠左的时候，瞿秋白非常重视土地革命问题。
远东局代表团从广州回到上海后，“于10月22日写信给莫斯科，对鲍罗廷的工作从五个方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认为鲍罗廷的做法不妥，这包括，培植国民党左派势力，以‘迎汪复职’为口号，行‘迎汪倒蒋’之目的，并且拉拢湖北军阀唐生智来牵制蒋介石；极力鼓吹土地问题，试图掀起土地革命来发动农民；继续坚持省港罢工，通过各种形式武装工人，以此来加强中共在广州的影响”[7](P112)。远东局批评鲍罗廷五个方面有错，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土地问题。远东局认为“无论是农民的斗争，还是抵制罢工都大大加剧了广东省社会政治关系的紧张”，因而主张将农民运动纳入有组织性的轨道[1](P458)，这说明远东局在土地问题上也是采取谨慎策略的。但是，瞿秋白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很早以来就是瞿秋白理论思考的重要视角。在广州调查考察时，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全体执行委员及所属办事处代表、各地农民特派员达80人参加了会议。瞿秋白同毛泽东、彭湃以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一起出席了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讲话，当时，他的弟弟瞿景白记录了这次演讲内容。回到上海后，瞿秋白将其整理发表在当年11月30日出版的中共党内刊物《我们的生活》第4期，题目是《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在这篇关于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中，瞿秋白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是在解放农民”，“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他提出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最具体办法是：第一，用政治力量切实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明定“耕地农有”的口号；第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农民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三，农民参加革命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政权也要有农民代表参加；第四，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剥夺其政权。针对在农民问题上的“谨慎策略”，瞿秋白尖锐地指出：国民政府能够得到农民，则国民政府才能巩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得到胜利；真实拥护工农的党，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6](P392-394)。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传到中国后，瞿秋白更是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他写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和维经斯基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上的让步政策。他指出：农民的革命要求，如耕地农有，土地国有，农民政权，赋税统一，很明显的是最民权主义的要求；革命党对地主阶级的进攻，是为了农民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农民佃户自己动手夺取耕地的行动，革命党人不应该惧怕，而应努力去组织和领导这种进攻。也正是对农民问题有了这样一种高度认识，所以，当得知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禁止在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刊登以后，他第一个站出来为之叫好，并努力促成它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
第三，在远东局反对广东“迎汪倒蒋”策略的时候，瞿秋白提出要警惕蒋介石。
维经斯基在广州调查期间认为，鲍罗廷没有适应三二○事件以后的情况，尤其在对蒋的态度上，完全以倒蒋为目的，其策划的“迎汪倒蒋”做法，不仅违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而且也严重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冲突。但是，瞿秋白经过这次广州之行，对来自蒋介石的危险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在8月19日的联席会议上，他提醒与会人员“应当为占领武昌的时刻做好准备：拟定行动纲领、口号。因为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在三周前发表一个宣言，其中没有一个革命的口号，连召开国民会议也不提”。当拉菲斯问能否通过召开原班人马的国民党代表大会来建立对全国有权威的中心时，瞿秋白回答：关于代表大会组成人员的形式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蒋介石已经名誉扫地，代表大会很容易把他清除。并强调应该抛弃蒋介石和他的独裁[1]（P402、406）。随远东局回沪后，瞿秋白向中央写了《秋白由粤回来的报告》，表明他当时已经察觉蒋介石有野心，主张以联合左派来代替蒋介石。他说：“对于全国政治，蒋正计划各省设特务委员，把军、政、党事均交给特务委，实质是取消了各省党部。”他认为“蒋现时在各方面地位均极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形势非常危险”[6](P399)。显然他的报告对党中央提出了警醒。1927年3月瞿秋白奉命到武汉，他在代表中共中央向武汉地区报纸布置宣传重点时，更明确地指出，蒋介石此人十分阴险，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已经掌握了军队，又有京沪杭的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为日后一大隐患，要报纸重点揭露蒋的反共和分裂的阴谋[8](P289)。随着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日益狰狞，后来连维经斯基也承认：“秋白同志对于蒋介石的观察非常明彻”。
但是，瞿秋白的主张和意见即使再正确，也因为不切合当时莫斯科的对华策略思路，而在实际中难以发挥效用。可是，瞿秋白在参与远东局领导工作的过程中，针对一些对中国革命具有关键性影响的问题，能够摆脱远东局的某些错误指导，进行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表现了瞿秋白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的探索精神。
收稿日期：2003-04-05
作者介绍：张秋实(1960-)，女（汉），湖北罗田县人，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 武汉 430022
作者：张秋实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04年02期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03)03-0057-08
1926年6月至1927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中国上海设立远东局，以便就近加强指导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共产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由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既突飞猛进又错综复杂，所以“解决中国运动的问题自然占居着远东局整个工作的中心地位”[1](P351)。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不仅参与了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而且以其长期积累起来的理论素养和固有的才华，特别是语言方面的优势，在帮助远东局贯彻落实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全面了解三二○事件后广州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协调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同时，在一些对中国革命具有关键性影响的问题上，瞿秋白也能够摆脱远东局的某些错误指导，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本文试图通过对这段历史侧面的回顾与探讨，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远东局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瞿秋白自四大后在中央政治局内所处的无足轻重的地位，而瞿秋白则通过远东局这个政治平台和背景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政治才干。
一、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设立及其原因
早在1925年5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负责人彼得罗夫（又叫拉斯科尔尼科夫）、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中提出必须“在中国组建由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以便领导远东国家和太平洋地区的工作”[2](P622)。但是这个提议一直没有得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批准。这是因为莫斯科的最高决策层对中国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所致。为了进一步弄清中国的确切情况，明确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除了在1926年1月初派出布勃诺夫使团到中国外，还于2月中旬向维经斯基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因为后者刚刚从中国回到莫斯科。2月16日，维经斯基根据要求在莫斯科给斯大林复了一封信，简要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有关问题[1](P93)。3月20日，广州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变，使莫斯科感到有必要对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加强组织领导，于是3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不反对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组成人员先由中央组织局确定”[1](P182)。4月24日，维经斯基在莫斯科给陈独秀写信说：“我要对您说，很可能，在中国将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它会给您的整个工作以很大帮助。我不知道，我能否很快到您那里去，因为在执委会改组以后，我需要在这里逗留几个月，安排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但不管怎样我希望能在夏天去同您一道工作。”[1](P221-22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维经斯基已经知道自己将要成为在中国上海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牵头人。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批准远东局以下组成人员在华工作：维经斯基（主席）、格列尔（书记）、拉菲斯、福京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同志”[1](P237)。至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几次会议终于在组织上完成了组建过程。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上海设立远东局要经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这个事实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远东局同其他苏联在华机构一样，是执行联共（布）中央对华政策的境外机构之一；二是远东局设立的原因与当时联共（布）中央总体对华政策紧密相关。具体说，促使莫斯科考虑和批准被搁置了将近一年的彼得罗夫和维经斯基的提议，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国共合作的局势出现了令莫斯科担忧的因素。
首先，北方政局没有像苏联预期的那样发展，迫使苏联采取谨慎的对华政策。在中国培植一个亲苏政权，一直是莫斯科努力的方向。从对吴佩孚看好到援助孙中山，从帮助建立中共到实行国共合作，无一不是在作这种努力。1924年北京政变发生后，莫斯科又将援助目光投向冯玉祥及其国民军。但是，冯玉祥的政变只换来了一个皖系军阀的“段执政”，加之孙中山逝世，北方政局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尤为严重的是，1925年底由加拉罕一手策划的郭松龄倒戈反奉行动失败，而日本趁机在大沽口炮轰国民军，迫使冯玉祥下野，国民军失败。于是，一向被苏俄视为凶恶敌人的张作霖由东北进入华北，并于1926年夏控制了北京政府。援助冯玉祥以打击张作霖的计划受挫，使苏联与张作霖的矛盾以及与日本的关系都更加紧张。为了保证苏联的安全，使之不致“永远处于日本人的威胁之中”，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开始变得谨慎，认为“国际形势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主张要放慢中国革命的速度；同时则更加看重广州国民党的重要性，要求巩固“华南共和国”，“广州政府，在目前时期应当坚决放弃进攻性的向外远征的想法，放弃采取任何有可能促使帝国主义走上外部干涉道路的行动的想法”[3]，要鲍罗廷设法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尽可能说服国民党领导人放弃立即进行北伐的计划。远东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设立的。
其次，在广州三二○事件后，有两个趋向与莫斯科政策的新变化发生了冲突。一是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虽然从总的方面接受了布勃诺夫（也就是莫斯科）定下的退让策略，但是在逐步地接受蒋介石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包括“整理党务案”的过程中，产生了“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三月二十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要求，这让莫斯科感到不安。二是蒋介石通过三二○事件、整理党务案等步骤，逐步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一肩挑。到6月初，他认为夺权已经成功，脚跟已经站稳，于是决意北伐。而鲍罗廷则期望看到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北伐中走向“政治上的灭亡”，因而并不加以阻拦[1](P369)。这与莫斯科对华政策的新变化相冲突，使它感到应有一种组织力量去广州纠左。
再次，上海中共中央的决策也让莫斯科感到不安。一是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此后会议的精神在共青团、工会以及各级地方组织得到认真贯彻执行，造成一种对北伐积极支持的态势。二是三二○事件以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得知国民党通过了敌视中共的“整理党务案”后，陈独秀以个人名义给共产国际写信，陈述国共应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的主张，认为不这样“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希望莫斯科能够改变策略以符合国共关系的实际[4](P352)。6月上旬，《向导》周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书》中指出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但两党合作之方式原可“不拘于形式”，今后两党之合作方式“可各自根据其党之议决以相协商，文函会议皆可”[5]。结果，共产国际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关于退出国民党的意见；一面急急忙忙派维经斯基到上海，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可见远东局的设立与当时国共合作的复杂局势密切相关。
1926年6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正式落脚上海。远东局“俄国代表团”成员维经斯基、格列尔、拉菲斯、福京，他们分别化名为谢尔盖、教授、马克斯、年轻人。远东局的其他成员由中共、朝共和日共中央选派的代表组成。远东局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加强对中国（包括朝鲜、日本）革命和共产党的领导而设立的。随着远东局在中国活动的开始，莫斯科在中国大地上便有三个指挥革命运动的中心：一是加拉罕在北京的领导机构，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参与领导，主要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而加拉罕管理着莫斯科在华的所有其他代表；二是鲍罗廷在广州的领导机构，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等参与领导，主要管辖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广东的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以及广东的中共组织；三是维经斯基在上海的领导机构，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张国焘等参与领导，主要精力放在对中共中央及整个党的活动领导工作上。
二、瞿秋白参与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远东局改变了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的地位
根据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选派陈独秀、瞿秋白作为常任代表和常任副代表参加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陈独秀的代号是“老头子”，瞿秋白的代号是“文学家”。瞿秋白在远东局的这种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了他自中共四大以来在中央政治局内的处境。瞿秋白自1923年初从苏俄回国后，先是帮助马林推行国共合作战略，深获马林欣赏，后又被“鲍公馆”看中，成为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这期间，瞿秋白还担任着广州鲍罗廷与上海中共中央及陈独秀之间的“中介环节”的角色。由于陈独秀与鲍罗廷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和策略上存在分歧，瞿秋白夹在他们中间的最终结果是，中共四大（1925年1月召开）以提拔瞿秋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方式“中止”了他与鲍罗廷之间一年多的工作关系。自四大以后，瞿秋白虽然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央局5名委员之一，但实际上他在党内的地位不高。除了总书记陈独秀以外，他还排在张国焘、彭述之和蔡和森之后，在实际工作中，他处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彭述之领导之下，只是具体负责主编中央机关刊物。现在由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设立，他骤然间与陈独秀一起成为远东局的组成人员，全面参与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这使他的政治才能得到进一步的锻炼。
远东局在它存在期间，几乎成为中共的“第二个中央”[1](P350)，大到决策党的大政方针，小到对派遣两名同志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以及东大的学习年限问题都进行了讨论[1](P316)，可见其对中国革命领导的参与之深。本文只选取瞿秋白与远东局工作联系较深的几个大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按照莫斯科的指示，瞿秋白支持远东局国际代表纠正了中共中央退出国民党的倾向。
有关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在远东局来上海后并未马上解决，毕竟有这一想法的人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正如维经斯在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中所说的，“在中央内部隐隐约约有一种要退出国民党的情绪”[1](P321)。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彭述之联合提出提案，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理由是：只有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实行党外合作，我们才能真正实行独立领导工农运动的政策。结果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瞿秋白与多数中央委员不同意陈、彭的主张，批判了退出国民党的思想。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支持瞿秋白等人的意见，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决议案》严肃地批评了党内要求退出国民党的倾向，明确决定“我们留在国民党里”，采取的策略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对右派。这样，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坚持了统一战线，基本上结束了有关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争论，并明确了对国民党中派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支持了远东局国际代表的意见，也获得了远东局国际代表的支持。
第二，按照莫斯科的要求，远东局让中共中央降低了北伐的声调。
怎样认识北伐，对北伐的态度问题，中共本来在2月的北京特别会议上已有明确方针。但由于有前面已经交待的一些原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北伐时机尚不成熟，所以维经斯基到上海后，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劝说陈独秀和中共中央降低北伐声调。7月7日，在广州北伐军如箭在弦的时刻，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表述了他对北伐的意见：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是推翻军阀统治的一种重要方法，但不是惟一无二的方法；北伐军之本身必须是真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如若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何况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使农民产生怀疑；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不难看出，陈独秀不赞成立即北伐。这篇文章得到了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和拉菲斯等人的支持。维经斯基说：陈独秀的文章是在与我们远东局成员长时间交谈后写成的，我们一致认为，在陈独秀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中央的方针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1](P392)。拉菲斯对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陈独秀的文章对于我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在北伐问题上它使党的注意力转到内部反革命的危险上。这样一来，党的方针就纠正过来了。”[1](P393)
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即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东正式誓师北伐。接着，中共中央召开了四届三中全会。面临革命大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报告根据陈独秀文章的精神指出，北伐战争不可能是向北讨伐的进攻战，它“只能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也就是说北伐战争的意义仅仅是防御以“自保”。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的任务就无从谈起了，也无疑回避了向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重大问题。显然，全会的政治报告是同远东局协商而成的。全会召开以后，陈独秀和瞿秋白及时向维经斯基作了汇报。7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在上海召开会议，会上维经斯基向代表团作了关于中共中央全会情况的通报，认为在全会上“分歧没有暴露，因为大家知道，中央局的方针是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协商过”[1](P338)。
分歧没有暴露，并不等于没有分歧。实际上，瞿秋白此时的心情并不轻松、舒坦。一方面他同陈独秀一起是远东局的成员，陈独秀代表中央在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同远东局协商而成的，他必须拥护和支持；但另一方面，在对北伐的基本态度和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瞿秋白又有与陈独秀、远东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一点将在后面详论。
第三，瞿秋白参与了远东局组织的考察团，到广州全面了解三二○事件前后广东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了部分正确的分析和结论。
基于前一时期莫斯科对鲍罗廷的过左印象，远东局决定组成以维经斯基、拉菲斯和福京为成员的使团和以瞿秋白、张国焘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一起前往广州，进行调查。据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称，维经斯基、瞿秋白等人的此行目的是：弄清三二○事件后广东国民政府权力发生变化的基本原因和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判明当地的政治形势，随着北伐的进行，它将如何发展；审查党在三二○事件前后的政策方针，尤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并根据中共中央最近一次全会（指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修改这个方针；了解农民运动及其在总的形势中的作用；就地研究迅速结束香港抵制罢工的方式方法；了解中共、共青团的组织状况和工会运动情况。
实际上这一行动的背景是：随着北伐战争正式展开，蒋介石离开广州政治中心，鲍罗廷在广东的影响再度举足轻重，这使他产生了重新夺回领导权的欲望，广州的共产党人也跟着跃跃欲试。“迎汪倒蒋”便是具体行动。于是，维经斯基感到有必要亲自到广州去执行莫斯科的纠左意向。
在广州，远东局考察团与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张太雷、周恩来、苏兆征、黄平以及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等多次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广州的政治形势，评价国民党和共产党人的关系。广州之行，瞿秋白协助共产国际远东局考察团，广泛接触社会各方面人士，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分析和梳理了广州三二○事件以后的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状况。在召开的联席会议上，瞿秋白常常或者担任会议主持人或者在会议上唱主角，一方面他要回答远东局代表的提问，另一方面又要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代表提出中共的工作思路和具体策略。最后，联席会议由各方选出代表组成委员会，总结历次会议提出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解决问题的行动纲领。瞿秋白又担任行动纲领的起草工作[1](P415-419)。
9月上旬，远东局考察团结束在广州的调查回到上海。接着形成了一个长长的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全面地报告了广东地区政治和党派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对三二○事件以后广州日益走向政治和社会反动的状况进行了分析。报告指出：由于蒋介石和执政的中派把主要打击矛头针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由于蒋介石武装发动的结果是右派和共产党人被迫离开政权，所以这就必然导致广东的社会和政治反动。这是三二○事件后广东发生的变化的实质。报告认为，造成三二○事件的客观原因是广东省根本没有促进革命建设迅速发展的工业无产阶级，而其主观原因则是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及国民党左派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以后至3月20日以前，加强了“左”倾空谈政策，而不知道当时实际上需要政府实行较为温和的现实政策，需要共产党人停止抛头露面，也就是说粤区同志的“左”倾政策是导致三二○事件的重要原因，因而对三二○事件负有政治责任。报告还指出，扩大和加强广东革命政权的过程加深了农村的阶级矛盾，致使农民和豪伸地主发生了冲突，而没有及时终止省港罢工，也给广州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阻碍了正常的贸易发展，加重了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报告认为，无论是农民的斗争，还是抵制罢工都大大加剧了广东省社会政治关系的紧张，对三二○事件的发生起了一定的作用。报告还指出，三二○事件后，广州的同志一方面是惊慌失惜，另一方面则是彻底实行对蒋介石作出重大退让的策略。应该说，把这一点加在鲍罗廷和广州同志的头上是不公正的，实际上3月20日以后对蒋介石采取一系列重大退让策略是布勃诺夫使团定下的调子而经过莫斯科默许的，他们不过是执行而已。
总之，这个报告是根据莫斯科最新确立的在中国实行“谨慎”政策的角度和需要，在全面调查三二○事件后广州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有些结论值得推敲甚至是错误的，如认为广东的共产党人太过“抛头露面”是导致三二○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该结论显然不对。而有些分析则是比较符合当时广东社会政治的实际状况，特别是报告认为从三二○事件一切后果的对比中得出的第一个总的结论是，没有左派参加的国民党“中派”（浙江派）政权必然会给社会和政治反动开辟道路[1](P434-481)。应该说，这个结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完全是站得住脚的。
第四，在广州调查期间，瞿秋白在协调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关系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广州调查期间，由于远东局对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在三二○事件前后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严厉批评，而对中国情况更为了解的鲍罗廷则认为，远东局对他的许多批评都是“误解”。鲍罗廷坚持己见的态度，使维经斯基与鲍罗廷及粤区同志的矛盾比较激烈。维经斯基与鲍罗廷都是来自莫斯科的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都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必然要影响中共领导人对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订和实行。因此，瞿秋白在这个过程中尽自己所能地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瞿秋白与维经斯基和鲍罗廷都比较熟悉，而维、鲍二人也比较信任他，这种有利条件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维、鲍之间的矛盾。
远东局和鲍罗廷之间在一些极其重要的策略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正如《秋白由粤回来报告》所指出的：“鲍伍（指鲍罗廷和伍廷康即维经斯基——引者注）两同志在对于国民党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伍意以为蒋未必是新右派，三月二十日前的政府是太左了一点，过去广东政策弄得太左，将来亦不急于拥汪回来致启纠纷，因汪若回来，恐我们又变成半政府党，我们只应站在批评地位。粤区同志及鲍同志均反对伍之意见。伍问现时是不是要倒蒋，鲍谓我们现时是要一个能解决农民问题的左派政府，如蒋不能如此做到，则广东还要被土豪拿去的，我们须换地工作。因鲍、伍的争执费去时间很长。”[6](P400-401)当然，鲍罗廷与远东局的矛盾还不仅仅限于这些。从前面所述的远东局寄给莫斯科的调查报告可知，在维经斯基看来，导致三二○事件的主观原因是广州同志主要是鲍罗廷实行了“左”倾政策，拖延省港罢工，在农村激化矛盾也是鲍的错误所致，三二○事件后的妥协退让也是鲍的错误，而北伐以后鲍罗廷采取的“迎汪倒蒋”策略也不对。瞿秋白认为维经斯基以前对于广东的实际情形知道甚少，所以他对鲍罗廷的批评不能使粤区满意和心服。于是他利用既懂俄语又了解他们二人的工作策略和思路的条件，在他们二人之间起沟通作用。我们从维经斯基与瞿秋白在广州调查时的一次会议上的对话可以看出这一点。当时，维经斯基问：是否可以成立纯国民党的政府或是让某某人参加？还有由谁来召开成立政府的预备会议，由国民党还是由什么人？瞿秋白回答：政府不可能是国民党的政府，而必须依靠两支取得胜利的军队。我们应当尽早解决国民党代表大会本身的问题。一切都取决于由谁在内部领导国民党，其中也包括政府的组成人员。国民党左派中央可以成立有国民党右派和其他人士参加的政府，但要在它的领导之下。接着维经斯基又问：所以你们要提出准备推翻蒋介石政权的问题。你们的方针是推翻蒋介石并使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取胜。你们不害怕，这可能有危险吗？你们不会因此刺痛国民党吗？不会使左派孤立吗？对于维经斯基的一连串问题，瞿秋白与到会的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的同志商量了一会儿后回答说：我们不说反对中派，我们不想让他们离开国民党。我们想抛弃蒋介石和他的独裁，他已经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中央（指国民党中央）应当由左派来领导。中央将多数是左派，也有一些中派和右派，这样才能统一中国[1](P405-406)。我们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瞿秋白是倾向于鲍罗廷的倒蒋策略的，而维经斯基也显然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用了一个“你们”。但是，实际上瞿秋白就是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在向维经斯基解释鲍罗廷的策略和想法。由于有了瞿秋白在中间的解释和沟通，所以“最后讨论结果，他（指维经斯基—引者注）亦赞成粤区所提之结论，即现在应准备在最近的将来恢复国民党及政府中之左派指导权”[6](P401)。
在整个广州调查期间，远东局使团负责人维经斯基和鲍罗廷之间的意见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远东局使团回到上海以后，维经斯基于9月22日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认为广州的同志1925-1926年期间在对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上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错误导致了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的过早的尖锐分裂和他的“三二○”武装示威，随之而来的是将汪精卫排斥在政府权力机关之外和对共产党人和左派的总进攻，这一切削弱了我们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广州的同志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些老的错误，而且由于他们坚持以往的错误观点，又在过去的错误上增加新的错误，不同意中共中央全会最近关于国民党的决议，说明他们普遍不理解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信中明确表示：鲍罗廷的一套观点是与总的方针“相对立”的，并断然提出“撤换鲍罗廷同志并立即任命一位认真负责的政工人员来接替这个岗位是非常必要的”[1](P529-530)。10月15日，莫斯科收到了维经斯基的这封信并散发给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10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否决了远东局关于召回鲍罗廷的建议[1](P586)。正如远东局委员福京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莫斯科支持鲍罗廷”[1](P565)。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鲍罗廷直接听命于莫斯科，远东局的一切决议和措施都必须同他协商，而远东局关于策略问题的一系列建议被定性为“错误”，并责成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取得关于远东局活动的“全面报告”[1](P623-624)。莫斯科的这份决议最终给远东局和鲍罗廷之间的争论打上了句号。
远东局本来是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到广州纠左，以便采取谨慎策略。问题是，现在莫斯科不支持远东局反而支持鲍罗廷，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汉口的被占领，两湖地区革命运动蓬勃高涨，这种形势大大刺激了莫斯科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估计，还在9月23日斯大林就乐观地告诉莫洛托夫：“汉口不久将会成为中国的莫斯科”[1](P537-538)。因此维经斯基等人显然意识不到，莫斯科对鲍罗廷正在采取的某些激进做法又开始给予支持了。
共产国际远东局纠左的态度，持续到1926年10月份基本上结束了。远东局在其存在期间，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工作相当深入，一些决议、决定、声明，不管是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起草的，都经过与其详细讨论，互相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当然，根据党的错误对中国事务也作出许多提醒。所以，远东局对中共及其中国革命运动所起的领导作用，对中共内部统一意见的形成所施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瞿秋白作为远东局的成员，无疑参与和发挥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并因此而改变了他自离开鲍罗廷、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以来在党内所处的无足轻重的地位。
三、瞿秋白在参与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过程中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在参与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贯彻落实莫斯科方针政策的过程中，瞿秋白并不是被动地参与，而是富有创造性地参与，在一些对中国革命具有关键性影响的问题上，他能够摆脱远东局的某些错误指导，敢于独立思考，勇于提出自己的不同于远东局的意见。
第一，在远东局要求降低北伐声调、陈独秀积极响应的时候，瞿秋白提出了革命的北伐观。
陈独秀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发表后，既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因为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对于北伐早已是跃跃欲试，此时更是呈如箭在弦、引弓待发之势；又遭到党内特别是广东同志的抱怨，当时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主张，一方面扩大左派的力量，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北伐，并在北伐中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使其走向政治上的彻底灭亡。但党的四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受陈独秀文章思想的影响，对已经开始进行的北伐持消极态度。广东的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与上海的中共中央对北伐的态度完全不同，两者的冲突必然要影响中共在北伐过程中具体策略的制订和实施。
瞿秋白认为，陈独秀的文章反对借北伐来增加苛捐杂税，这是对的；然而根本反对北伐则是不对的。所以，四届三中全会后的8月7日，瞿秋白将自己在7、8月间的几次谈话整理成了《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他的革命的北伐观。他指出，“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是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革命战争”，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很显然他对北伐的性质认定不同于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是积极的；他认为三二○事件后，“民族资产阶级夺到了领袖权”，可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左派）的革命化，是异常之迅速急剧，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而且北方的“反动政局决不足以完全镇压农民，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展”。但是农民的“迫切要求是：乡村政权归农民；武装自卫；极大地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他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失望——对于北伐的失望，是无足为奇的。这种渴望或‘幻想’革命战争的事实，正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罢了”。瞿秋白在这里告诉人们，如果无产阶级的政党对北伐持消极态度，那么农民在北伐战争中的利益将要落空，因此，为了防止农民幻想破灭，对北伐失望，无产阶级有万分必要去争取革命及其武装的领导权。所以，他特别指出“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6](P374-378)。这一思想是非常正确而又十分重要的。
但是，瞿秋白的这篇文章却被“《向导》周报编者拒登”。据郑超麟回忆，估计是陈独秀所为。不过，笔者从前述维经斯基和拉菲斯对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的肯定和赞赏情况来看，瞿秋白的这篇《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被《向导》周报“拒登”，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陈独秀所为”（注：按照远东局俄国代表团（指来自莫斯科的远东局成员）作出的有关规定，拉菲斯参加中共中央机关报，即《向导》周报编辑部的工作。瞿秋白这篇文章被《向导》周报“拒登”，显然与拉菲斯的意见有很大关系。）。瞿秋白的这篇文章虽然被拒登，但其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年12月14日，拉菲斯在《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工作的报告》中将远东局“在6月至8月间没有正确对待北伐”，对这个问题所持的积极立场重视不够，作为远东局工作的“重大错误和缺点”之一。这应该算是对瞿秋白在北伐问题上所持的积极态度和正确思想的一种肯定。
第二，在配合远东局到广州纠左的时候，瞿秋白非常重视土地革命问题。
远东局代表团从广州回到上海后，“于10月22日写信给莫斯科，对鲍罗廷的工作从五个方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认为鲍罗廷的做法不妥，这包括，培植国民党左派势力，以‘迎汪复职’为口号，行‘迎汪倒蒋’之目的，并且拉拢湖北军阀唐生智来牵制蒋介石；极力鼓吹土地问题，试图掀起土地革命来发动农民；继续坚持省港罢工，通过各种形式武装工人，以此来加强中共在广州的影响”[7](P112)。远东局批评鲍罗廷五个方面有错，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土地问题。远东局认为“无论是农民的斗争，还是抵制罢工都大大加剧了广东省社会政治关系的紧张”，因而主张将农民运动纳入有组织性的轨道[1](P458)，这说明远东局在土地问题上也是采取谨慎策略的。但是，瞿秋白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很早以来就是瞿秋白理论思考的重要视角。在广州调查考察时，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全体执行委员及所属办事处代表、各地农民特派员达80人参加了会议。瞿秋白同毛泽东、彭湃以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一起出席了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讲话，当时，他的弟弟瞿景白记录了这次演讲内容。回到上海后，瞿秋白将其整理发表在当年11月30日出版的中共党内刊物《我们的生活》第4期，题目是《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在这篇关于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中，瞿秋白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是在解放农民”，“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他提出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最具体办法是：第一，用政治力量切实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明定“耕地农有”的口号；第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农民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三，农民参加革命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政权也要有农民代表参加；第四，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剥夺其政权。针对在农民问题上的“谨慎策略”，瞿秋白尖锐地指出：国民政府能够得到农民，则国民政府才能巩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得到胜利；真实拥护工农的党，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6](P392-394)。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传到中国后，瞿秋白更是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他写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和维经斯基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上的让步政策。他指出：农民的革命要求，如耕地农有，土地国有，农民政权，赋税统一，很明显的是最民权主义的要求；革命党对地主阶级的进攻，是为了农民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农民佃户自己动手夺取耕地的行动，革命党人不应该惧怕，而应努力去组织和领导这种进攻。也正是对农民问题有了这样一种高度认识，所以，当得知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禁止在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刊登以后，他第一个站出来为之叫好，并努力促成它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
第三，在远东局反对广东“迎汪倒蒋”策略的时候，瞿秋白提出要警惕蒋介石。
维经斯基在广州调查期间认为，鲍罗廷没有适应三二○事件以后的情况，尤其在对蒋的态度上，完全以倒蒋为目的，其策划的“迎汪倒蒋”做法，不仅违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而且也严重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冲突。但是，瞿秋白经过这次广州之行，对来自蒋介石的危险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在8月19日的联席会议上，他提醒与会人员“应当为占领武昌的时刻做好准备：拟定行动纲领、口号。因为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在三周前发表一个宣言，其中没有一个革命的口号，连召开国民会议也不提”。当拉菲斯问能否通过召开原班人马的国民党代表大会来建立对全国有权威的中心时，瞿秋白回答：关于代表大会组成人员的形式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蒋介石已经名誉扫地，代表大会很容易把他清除。并强调应该抛弃蒋介石和他的独裁[1]（P402、406）。随远东局回沪后，瞿秋白向中央写了《秋白由粤回来的报告》，表明他当时已经察觉蒋介石有野心，主张以联合左派来代替蒋介石。他说：“对于全国政治，蒋正计划各省设特务委员，把军、政、党事均交给特务委，实质是取消了各省党部。”他认为“蒋现时在各方面地位均极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形势非常危险”[6](P399)。显然他的报告对党中央提出了警醒。1927年3月瞿秋白奉命到武汉，他在代表中共中央向武汉地区报纸布置宣传重点时，更明确地指出，蒋介石此人十分阴险，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已经掌握了军队，又有京沪杭的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为日后一大隐患，要报纸重点揭露蒋的反共和分裂的阴谋[8](P289)。随着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日益狰狞，后来连维经斯基也承认：“秋白同志对于蒋介石的观察非常明彻”。
但是，瞿秋白的主张和意见即使再正确，也因为不切合当时莫斯科的对华策略思路，而在实际中难以发挥效用。可是，瞿秋白在参与远东局领导工作的过程中，针对一些对中国革命具有关键性影响的问题，能够摆脱远东局的某些错误指导，进行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表现了瞿秋白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的探索精神。
收稿日期：2003-04-05
作者介绍：张秋实(1960-)，女（汉），湖北罗田县人，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 武汉 4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