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枪弄炮，到造枪造炮，他秉性难移，依然喜欢“冲锋陷阵”，战斗在第一线；从带兵打仗的战场，到从事军事科学研究，他始终坚持务实的工作作风，依然是“战功”卓著……这就是王树声大将留给我们最深刻的记忆。 王树声大将一生身经百战，他足智多谋、英勇顽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留下一幕幕精彩的篇章，成为我军英雄的百战将星群体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王树声将军善射，在红四方面军就有“神射手”之称。1927年黄麻起义，王树声将军守麻城。敌红枪会万余人攻城，为首是一红衣“师爷”。将军取步枪射之，“师爷”应声倒地，群匪四散逃命。长征途中，王树声将军为红军战士授短枪射击要领。将军举驳壳枪，指一座屋顶：“我打右下角翘起的三片瓦”，话音刚落――啪、啪、啪！三片瓦被击得粉碎。“文革”中将军曾表演射技，用气枪击梨树上的梨子，连发三枪，三只梨相继坠地，竟完好无损，子弹击中的都是梨把！该年将军已逾花甲。 百战将星 王树声1905年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在上学期间，深受校长、堂兄王幼安（又名宏文）的教育启发，阅读进步书刊，加入该校马列主义研究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等职。他英勇善战，战功显赫，为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此时王树声任红十一师师长。随着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王树声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成为红四方面军能够独挡一面的重要将领。 在七里坪血战中，王树声率红七十三师与其他部队一道与敌恶战，全军以伤亡2000多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8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但由于战略上的错误，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战越少。正当王树声率部与尾随而来的敌军血战之时，徐向前总指挥送来一封急信，王树声掩护主力突出敌军的合围。 王树声率领红七十三师死死顶住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使进攻之敌不敢贸然出击，只好与我军暂成对峙状，保证了鄂豫皖苏区党政军高层领导“黄才畈会议”的顺利召开。 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干扰下，三过雪山草地的红四方面军终于在1936年10月10日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在此之前，王树声就已经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成为徐向前总指挥的主要助手。 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后，西渡黄河，因不适应回民区环境，特别是不适应与马家军骑兵作战，首战古浪便遭重大损失。此时大病初愈且在长征中被张国焘剥夺了实际指挥权的王树声临危受命，兼任红九军军长，重新开始了他的一线拼杀。西路军将士虽然浴血奋战，但由于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缺粮少弹，兵员无法补充，无法与马家军骑兵相抗衡，特别是由于所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的限度”，部队损失惨重。王树声亲率红九军开路突围，在一次次遭敌攻击后，红九军已经几乎拼光了。最后，历经千难万险的王树声独自一人沿途讨饭，九死一生，于1937年初夏回到了延安。 王树声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他恳切地说：“部队打了败仗，我是有责任的，我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红四方面军的烈士们。”毛泽东同志对他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给予了很高评价，并介绍他到抗大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王树声又一次担负重任，他率部队前往中原组建新的河南军区，并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其后又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一起组成新的中原军区，王树声任军区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的成立，犹如一把尖刀插进了中原大地，肩负起了保卫中原前哨的重任，成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战略全局中的一颗重要“棋子”，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支援了我军在其他战场的战略展开和作战。 国民党决不甘心中原为我所占，叫嚣要聚歼中原解放军，重演第二次“皖南事变”。为保存实力，我中原解放军于1946年6月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史称“中原突围”，由此也揭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时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的王树声，率部从南路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第三次大的突围，中原突围不仅从战略上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掩护了我军在华东、华北和东北战场的战略展开，而且保留了部分主力部队，与王树声征战史上前两次突围相比，这是一次胜利的大突围。其后不久，1947年8月，王树声又追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重返大别山。他以“誓将奋斗会中原”的英雄气概，在不得已突出中原后又开始了收复中原的新战斗。 白手起家建设军械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树声接到中央一纸调令，到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当时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元帅提名王树声来做军械部部长，据说在研究谁来做军械部部长的时候，彭德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王树声对武器很有研究，是武器专家，应该请他来干”。说王树声是武器专家不是空穴来风，早在红军时期王树声就对装备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他还专门找过一些专业人员甚至俘虏，了解武器装备的知识。 走马上任的王树声，一开始就面临着难题。新中国军械工业，几乎是白手起家。当时，前苏联曾给予我国军械工业一定的帮助。但在如何学习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却并不一致。新中国自己的军械装备、研发、制造、实验的基础都非常地薄弱，我们自己的军械装备发展到底该走哪一条道路？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还是边学边干，借着拐杖走自己的路？王树声大将顶住压力，走出了装备建设、借助前苏联和自力更生，两条腿走路的新路子。 王树声到任不久，为在何处修建一个靶场，掀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这个靶场的设计是根据前苏联顾问的意见搞的，主张把靶场修建在华北某地。但有一位副部长对此提出了异议，建议把靶场修建在东北某地。他的理由是：华北某处的附近，村镇密集，工厂如林，安全是个大问题；该处不仅射程只有八九公里，而且水网交错，出入不便。与此相反，东北某地的周围，是人烟稀少的农村，射程可达百余公里，对老百姓的生产和安全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交通方便。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 王树声和彭德怀两人一起乘飞机，在空中进行了实地考察，决定支持后者的意见。事后证明，这个靶场选得不错，不但可以作陆上武器的试射，还可以试验飞机投弹。反对者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靶场修好后不久，中央军委要求军械部组织生产一种每分钟能打200发炮弹的新式火炮。生产这种火炮的炮管材料有两种，一种是从前苏联进口的，另一种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受盲从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人赞成用前苏联的材料，前苏联专家则更是不相信我国研制生产的材料能造出新式火炮。 王树声得知这一情况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怎么就知道国产材料肯定不如进口的呢？况且事实已经证明，前苏联材料制成的炮管缺点明显，打的时间不长，炮管就会滚烫发红，必须更换。因此，每门炮需要3个备用管。如果我军大量装备使用前苏联材料制成的新式火炮，将消耗数量惊人的材料，这无疑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王树声决定让用进口材料生产的炮管和用国产材料生产的炮管来个“比武”，看看到底谁优谁劣。王树声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彭德怀的批准。 “比武”开始了。随着一声令下，安装了两种不同材质炮管的大炮像打擂的武士，“轰、轰、轰”地发出了雷鸣。前苏联的炮管打到1万发时炮管发红，必须更换；而国产的炮管一直打到2万发，中间才红，用水冷却后，还能接着继续打。
事实胜于雄辩。王树声在高兴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启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械工业队伍，光依赖别人不行，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早在军事科学院创建初期，毛泽东就指示叶剑英：“要集中一批有丰富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叶剑英迅速集中军事科学院主要科研力量，并组织全军各大单位和院校合力攻关，编写我军第一代战斗条令，并委托王树声负责组织协调工作。经王树声和广大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经反复修改，到1963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步兵战斗条令》、《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和《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陆续在全军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有了自己的战斗条令。 高尚的革命情操 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后，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这所房子外无围墙，屋内装饰一般，陈设简朴，只有一些日常的木质家俱。 总军械部撤销后，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规划人员给王树声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这里紧靠八一湖，近临引水河，绿荫环抱，环境幽静，风光宜人。老将军一眼就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间民房。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 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来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规划人员又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四合院，也无人居住。王树声到现场看后也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的人忙说：“他们早就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浓眉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王树声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他们迟早要回来办公的。” 就这样，建新房的计划一再落空。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1973年初，王树声被确诊为癌症。然而，王树声首先关注的，还是国家大事。从7月末到9月底的一段时间里，他晚上住院治疗，白天则振奋精神，外出参加各种活动。后来，因为病痛日益加重，不便外出了，他就不断通过收听广播和请人读报纸、文件，来了解国内外形势。主治的医学专家们考虑到王树声病体的需要，曾决定为他大量输血。他的下属们也都争先要输血给自己尊敬的老首长。王树声听说后执意不允。他以微弱但果断的语气说：“谢谢同志们的好意。我反正就是这样了，再也不能浪费众多人的宝贵鲜血了。让大家留着健康的身体，好好保卫国家，为党、为人民工作吧！” 王树声深悉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他认为：一切救护措施，对他都是浪费和多余的。因此，他宁可强忍着巨大的痛苦，在病床上不停地翻来滚去，也不愿轻易按一下床头的电铃，召唤医护人员。亲人们数落他不该这样，而他却回答道：“他们也够辛苦了。再说，还有好多病号需要他们照顾啊！” 1974年1月7日9时57分，69岁的王树声与世长辞。 历程评述： 王树声将军前半生英勇善战，战功卓著，为我们留下了百战将星的赫赫威名。其晚年艰苦朴素、与病魔顽强抗争的精神，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王树声将军的女儿回忆父亲的思想境界说：“他对领袖、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赤诚，深深地震撼着我。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了人生的伟大目标，完全没有自我，不论在怎样的艰难困境和屈辱面前，绝不低头！”
从操枪弄炮，到造枪造炮，他秉性难移，依然喜欢“冲锋陷阵”，战斗在第一线；从带兵打仗的战场，到从事军事科学研究，他始终坚持务实的工作作风，依然是“战功”卓著……这就是王树声大将留给我们最深刻的记忆。 王树声大将一生身经百战，他足智多谋、英勇顽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留下一幕幕精彩的篇章，成为我军英雄的百战将星群体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王树声将军善射，在红四方面军就有“神射手”之称。1927年黄麻起义，王树声将军守麻城。敌红枪会万余人攻城，为首是一红衣“师爷”。将军取步枪射之，“师爷”应声倒地，群匪四散逃命。长征途中，王树声将军为红军战士授短枪射击要领。将军举驳壳枪，指一座屋顶：“我打右下角翘起的三片瓦”，话音刚落――啪、啪、啪！三片瓦被击得粉碎。“文革”中将军曾表演射技，用气枪击梨树上的梨子，连发三枪，三只梨相继坠地，竟完好无损，子弹击中的都是梨把！该年将军已逾花甲。 百战将星 王树声1905年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在上学期间，深受校长、堂兄王幼安（又名宏文）的教育启发，阅读进步书刊，加入该校马列主义研究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等职。他英勇善战，战功显赫，为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此时王树声任红十一师师长。随着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王树声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成为红四方面军能够独挡一面的重要将领。 在七里坪血战中，王树声率红七十三师与其他部队一道与敌恶战，全军以伤亡2000多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8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但由于战略上的错误，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战越少。正当王树声率部与尾随而来的敌军血战之时，徐向前总指挥送来一封急信，王树声掩护主力突出敌军的合围。 王树声率领红七十三师死死顶住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使进攻之敌不敢贸然出击，只好与我军暂成对峙状，保证了鄂豫皖苏区党政军高层领导“黄才畈会议”的顺利召开。 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干扰下，三过雪山草地的红四方面军终于在1936年10月10日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在此之前，王树声就已经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成为徐向前总指挥的主要助手。 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后，西渡黄河，因不适应回民区环境，特别是不适应与马家军骑兵作战，首战古浪便遭重大损失。此时大病初愈且在长征中被张国焘剥夺了实际指挥权的王树声临危受命，兼任红九军军长，重新开始了他的一线拼杀。西路军将士虽然浴血奋战，但由于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缺粮少弹，兵员无法补充，无法与马家军骑兵相抗衡，特别是由于所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的限度”，部队损失惨重。王树声亲率红九军开路突围，在一次次遭敌攻击后，红九军已经几乎拼光了。最后，历经千难万险的王树声独自一人沿途讨饭，九死一生，于1937年初夏回到了延安。 王树声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他恳切地说：“部队打了败仗，我是有责任的，我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红四方面军的烈士们。”毛泽东同志对他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给予了很高评价，并介绍他到抗大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王树声又一次担负重任，他率部队前往中原组建新的河南军区，并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其后又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一起组成新的中原军区，王树声任军区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的成立，犹如一把尖刀插进了中原大地，肩负起了保卫中原前哨的重任，成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战略全局中的一颗重要“棋子”，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支援了我军在其他战场的战略展开和作战。 国民党决不甘心中原为我所占，叫嚣要聚歼中原解放军，重演第二次“皖南事变”。为保存实力，我中原解放军于1946年6月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史称“中原突围”，由此也揭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时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的王树声，率部从南路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第三次大的突围，中原突围不仅从战略上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掩护了我军在华东、华北和东北战场的战略展开，而且保留了部分主力部队，与王树声征战史上前两次突围相比，这是一次胜利的大突围。其后不久，1947年8月，王树声又追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重返大别山。他以“誓将奋斗会中原”的英雄气概，在不得已突出中原后又开始了收复中原的新战斗。 白手起家建设军械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树声接到中央一纸调令，到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当时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元帅提名王树声来做军械部部长，据说在研究谁来做军械部部长的时候，彭德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王树声对武器很有研究，是武器专家，应该请他来干”。说王树声是武器专家不是空穴来风，早在红军时期王树声就对装备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他还专门找过一些专业人员甚至俘虏，了解武器装备的知识。 走马上任的王树声，一开始就面临着难题。新中国军械工业，几乎是白手起家。当时，前苏联曾给予我国军械工业一定的帮助。但在如何学习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却并不一致。新中国自己的军械装备、研发、制造、实验的基础都非常地薄弱，我们自己的军械装备发展到底该走哪一条道路？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还是边学边干，借着拐杖走自己的路？王树声大将顶住压力，走出了装备建设、借助前苏联和自力更生，两条腿走路的新路子。 王树声到任不久，为在何处修建一个靶场，掀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这个靶场的设计是根据前苏联顾问的意见搞的，主张把靶场修建在华北某地。但有一位副部长对此提出了异议，建议把靶场修建在东北某地。他的理由是：华北某处的附近，村镇密集，工厂如林，安全是个大问题；该处不仅射程只有八九公里，而且水网交错，出入不便。与此相反，东北某地的周围，是人烟稀少的农村，射程可达百余公里，对老百姓的生产和安全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交通方便。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 王树声和彭德怀两人一起乘飞机，在空中进行了实地考察，决定支持后者的意见。事后证明，这个靶场选得不错，不但可以作陆上武器的试射，还可以试验飞机投弹。反对者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靶场修好后不久，中央军委要求军械部组织生产一种每分钟能打200发炮弹的新式火炮。生产这种火炮的炮管材料有两种，一种是从前苏联进口的，另一种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受盲从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人赞成用前苏联的材料，前苏联专家则更是不相信我国研制生产的材料能造出新式火炮。 王树声得知这一情况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怎么就知道国产材料肯定不如进口的呢？况且事实已经证明，前苏联材料制成的炮管缺点明显，打的时间不长，炮管就会滚烫发红，必须更换。因此，每门炮需要3个备用管。如果我军大量装备使用前苏联材料制成的新式火炮，将消耗数量惊人的材料，这无疑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王树声决定让用进口材料生产的炮管和用国产材料生产的炮管来个“比武”，看看到底谁优谁劣。王树声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彭德怀的批准。 “比武”开始了。随着一声令下，安装了两种不同材质炮管的大炮像打擂的武士，“轰、轰、轰”地发出了雷鸣。前苏联的炮管打到1万发时炮管发红，必须更换；而国产的炮管一直打到2万发，中间才红，用水冷却后，还能接着继续打。
事实胜于雄辩。王树声在高兴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启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械工业队伍，光依赖别人不行，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早在军事科学院创建初期，毛泽东就指示叶剑英：“要集中一批有丰富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叶剑英迅速集中军事科学院主要科研力量，并组织全军各大单位和院校合力攻关，编写我军第一代战斗条令，并委托王树声负责组织协调工作。经王树声和广大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经反复修改，到1963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步兵战斗条令》、《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和《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陆续在全军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有了自己的战斗条令。 高尚的革命情操 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后，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这所房子外无围墙，屋内装饰一般，陈设简朴，只有一些日常的木质家俱。 总军械部撤销后，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规划人员给王树声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这里紧靠八一湖，近临引水河，绿荫环抱，环境幽静，风光宜人。老将军一眼就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间民房。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 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来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规划人员又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四合院，也无人居住。王树声到现场看后也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的人忙说：“他们早就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浓眉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王树声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他们迟早要回来办公的。” 就这样，建新房的计划一再落空。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1973年初，王树声被确诊为癌症。然而，王树声首先关注的，还是国家大事。从7月末到9月底的一段时间里，他晚上住院治疗，白天则振奋精神，外出参加各种活动。后来，因为病痛日益加重，不便外出了，他就不断通过收听广播和请人读报纸、文件，来了解国内外形势。主治的医学专家们考虑到王树声病体的需要，曾决定为他大量输血。他的下属们也都争先要输血给自己尊敬的老首长。王树声听说后执意不允。他以微弱但果断的语气说：“谢谢同志们的好意。我反正就是这样了，再也不能浪费众多人的宝贵鲜血了。让大家留着健康的身体，好好保卫国家，为党、为人民工作吧！” 王树声深悉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他认为：一切救护措施，对他都是浪费和多余的。因此，他宁可强忍着巨大的痛苦，在病床上不停地翻来滚去，也不愿轻易按一下床头的电铃，召唤医护人员。亲人们数落他不该这样，而他却回答道：“他们也够辛苦了。再说，还有好多病号需要他们照顾啊！” 1974年1月7日9时57分，69岁的王树声与世长辞。 历程评述： 王树声将军前半生英勇善战，战功卓著，为我们留下了百战将星的赫赫威名。其晚年艰苦朴素、与病魔顽强抗争的精神，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王树声将军的女儿回忆父亲的思想境界说：“他对领袖、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赤诚，深深地震撼着我。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了人生的伟大目标，完全没有自我，不论在怎样的艰难困境和屈辱面前，绝不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