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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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联合报社论称，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为民进党总召柯建铭的司法关说案，引发“九月政争”之纷扰至今正好满一个月。连日来，传出国民党放弃对王金平党籍假处分提出抗告，阁揆江宜桦也与王金平会面沟通，舆论以“马王和解契机”解读。和解，意味政治僵局有化解的机会，值得积极看待；但要提醒的是，解决僵局的同时，不能以牺牲是非为代价。
此次事件在朝野引发倒王、倒马的斗争，在行政与立法部门间引发让江揆无法进行施政报告的杯葛，政局瘫痪至今。除此之外，倒阁、罢免、弹劾等种种战斗未休，宪政暗潮蠢动。受这样的风暴影响，举国上下似乎不再关注其他议题，政务濒于停摆。此案始于司法关说却不断枝节横生，乃至变形走调，演成黄世铭沦为泄密案被告而总统和江揆因此接受侦讯，均已远超乎国人想像。
在这种情况下，马总统和江揆相继递出和解的橄榄枝，从大局看，其实是必要的。理由是，无论马总统铡王的诉求多麽正当，但因一党的纪律处分无法贯彻落实，而致要将整个国政赔上，从观瞻或得失而言，都不符比例原则，也难获民意认同。尤其，值此民众殷盼“拚经济”之际，“停止抗告”若能摆脱国政与之俱沉的泥淖，应该予以肯定，也有助于使争议回归制度面的理性讨论。
简单地说，须等四射的乱炮烟硝沉寂之后，民众才有机会比较冷静地审视事件本质，并深入咀嚼。以关说案而言，朝野国会龙头涉及的关说事件虽未查获“对价关系”，但从监听译文看来，“司法关说”的事实很难一举否认，当事人迄今也一味避重就轻，未对事件疑点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尤有甚者，日来若干蓝绿政治人物为了卸责，不断散布“司法关说”是“国会议员正常选民服务”的声音。倘若这样的说法，竟因政争的升沉而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那麽，台湾的民主法治不啻将倒退数十年。如此一来，不仅“司法独立”变成空谈，司法更将沦为政治人物予取予求之禁脔。
另一个亟待厘清的是非，是特侦组监听国会总机事件。尽管特侦组辩称是“搞错电话”，且“未监听到任何内容”；但无论有心或无意，此举造成立院各党派的不安，而产生特侦组“滥权”的疑虑，均不容忽视。民主国家“国会至上”的原则，其重要性和“司法独立”并驾齐驱；唯有免于恐惧的国会，才能实践民主。特侦组莫名监听国会总机，不唯自损司法公信，也让台湾好不容易才清洗的“白色恐怖”阴影再起，令人扼腕！
亦即，无论执政党与王金平的“和解”要如何开展，厘清“司法关说”的是非，都有其绝对的必要性。国民党除应设法补正党纪处分程序中“未审先判”的缺失外，更应积极推动“司法关说入罪”的修法，让介入司法关说的权势者或民意代表都必须付出代价。
另外，既然“立委关说司法”目前仅能由“国会自律”处理，立法院纪律委员会也不应虚晃一招，应对王、柯是否实质涉及司法关说，以及应如何惩处，给社会大众交代。
经过连月角力，王金平面对国民党抛来的橄榄枝，或许仍有未尽的意气，但自思在此事件中的作为，难道真的不曾有一刻“超越了司法红线”？若果真如此，虽然得以保住立法院长权位，王金平仍有义务对“司法关说”，做更清楚的交代甚至道歉。
至于法务部针对监听案的调查工作，虽仍在进行中，但无论调查结果为何，都不应该“见树不见林”。此案揭露监听执行之浮滥、便宜行事，令人瞠目结舌；对此，除了技术疏失的改进，法务更应针对职权行使不当所造成的危害积极补强。唯有让监听的法规和执行更加完备，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回顾这一个月的政潮，若只求止于递出橄榄枝，那只证明是一场政客的庸人自扰。然而，朝野都别忘了台下的观众，人们还在等着对这场大戏的是非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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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联合报社论称，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为民进党总召柯建铭的司法关说案，引发“九月政争”之纷扰至今正好满一个月。连日来，传出国民党放弃对王金平党籍假处分提出抗告，阁揆江宜桦也与王金平会面沟通，舆论以“马王和解契机”解读。和解，意味政治僵局有化解的机会，值得积极看待；但要提醒的是，解决僵局的同时，不能以牺牲是非为代价。
此次事件在朝野引发倒王、倒马的斗争，在行政与立法部门间引发让江揆无法进行施政报告的杯葛，政局瘫痪至今。除此之外，倒阁、罢免、弹劾等种种战斗未休，宪政暗潮蠢动。受这样的风暴影响，举国上下似乎不再关注其他议题，政务濒于停摆。此案始于司法关说却不断枝节横生，乃至变形走调，演成黄世铭沦为泄密案被告而总统和江揆因此接受侦讯，均已远超乎国人想像。
在这种情况下，马总统和江揆相继递出和解的橄榄枝，从大局看，其实是必要的。理由是，无论马总统铡王的诉求多麽正当，但因一党的纪律处分无法贯彻落实，而致要将整个国政赔上，从观瞻或得失而言，都不符比例原则，也难获民意认同。尤其，值此民众殷盼“拚经济”之际，“停止抗告”若能摆脱国政与之俱沉的泥淖，应该予以肯定，也有助于使争议回归制度面的理性讨论。
简单地说，须等四射的乱炮烟硝沉寂之后，民众才有机会比较冷静地审视事件本质，并深入咀嚼。以关说案而言，朝野国会龙头涉及的关说事件虽未查获“对价关系”，但从监听译文看来，“司法关说”的事实很难一举否认，当事人迄今也一味避重就轻，未对事件疑点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尤有甚者，日来若干蓝绿政治人物为了卸责，不断散布“司法关说”是“国会议员正常选民服务”的声音。倘若这样的说法，竟因政争的升沉而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那麽，台湾的民主法治不啻将倒退数十年。如此一来，不仅“司法独立”变成空谈，司法更将沦为政治人物予取予求之禁脔。
另一个亟待厘清的是非，是特侦组监听国会总机事件。尽管特侦组辩称是“搞错电话”，且“未监听到任何内容”；但无论有心或无意，此举造成立院各党派的不安，而产生特侦组“滥权”的疑虑，均不容忽视。民主国家“国会至上”的原则，其重要性和“司法独立”并驾齐驱；唯有免于恐惧的国会，才能实践民主。特侦组莫名监听国会总机，不唯自损司法公信，也让台湾好不容易才清洗的“白色恐怖”阴影再起，令人扼腕！
亦即，无论执政党与王金平的“和解”要如何开展，厘清“司法关说”的是非，都有其绝对的必要性。国民党除应设法补正党纪处分程序中“未审先判”的缺失外，更应积极推动“司法关说入罪”的修法，让介入司法关说的权势者或民意代表都必须付出代价。
另外，既然“立委关说司法”目前仅能由“国会自律”处理，立法院纪律委员会也不应虚晃一招，应对王、柯是否实质涉及司法关说，以及应如何惩处，给社会大众交代。
经过连月角力，王金平面对国民党抛来的橄榄枝，或许仍有未尽的意气，但自思在此事件中的作为，难道真的不曾有一刻“超越了司法红线”？若果真如此，虽然得以保住立法院长权位，王金平仍有义务对“司法关说”，做更清楚的交代甚至道歉。
至于法务部针对监听案的调查工作，虽仍在进行中，但无论调查结果为何，都不应该“见树不见林”。此案揭露监听执行之浮滥、便宜行事，令人瞠目结舌；对此，除了技术疏失的改进，法务更应针对职权行使不当所造成的危害积极补强。唯有让监听的法规和执行更加完备，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回顾这一个月的政潮，若只求止于递出橄榄枝，那只证明是一场政客的庸人自扰。然而，朝野都别忘了台下的观众，人们还在等着对这场大戏的是非作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