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亭想起这天清晨法官孟健说过的话。他说，今天有个好天气。李树亭看了看窗外，觉得奇怪，济南有阳光，但也不是很晴朗，哪能算好天气呢？孟健说了一遍又一遍，李树亭都没有往心里去。直到此刻，他才明白孟健话里的深意。在这个“好天”里回望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天，21年已经过去了 毫无预兆地，张焕枝哭了。 饭桌瞬间安静了下来。她半闭着眼睛，说起一件谁都没有听过的往事。 1996年夏天，她的丈夫聂学生还在工厂里工作。相熟的同事们都到了退休的年纪，让自家孩子来顶职，车间主任就让聂学生带着这群年轻人熟悉新工作。 车间一下子热闹起来。十二三个孩子叽叽喳喳的，连说带笑。一有什么活儿布置下来，就一哄而上：“走走走，干活干活。”一到傍晚，大家就一哄而散：“走走走，回家吃饭。” 聂学生受不了这个场景，回家对着张焕枝抹眼泪：“这么多个孩子让我领着，哪个是我的儿子啊？” 三个月后，聂学生偏瘫了，住进了医院。 张焕枝知道村里有风言风语，有的邻里教育自家孩子说，别学聂家儿子，聂树斌都被政府给崩了。 她不敢流露软弱，怕被看笑话。 一天，从医院出来，不远处的石家庄二环还是土路，她坐在路边放声痛哭。一个中年人路过，看她可怜，停下来问她：“为什么哭了？”张焕枝没吭声。 中年人有些无措，继续问：“跟儿子生气了？” 他不知道，张焕枝已经没有儿子了。一年前，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死刑。 那时，张焕枝并不知道，这件事还要折磨她至少20年。 “今天有个好天气” 律师李树亭一晚没睡好，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等着天亮。他有些心慌，觉得在明天迎接他们的，可能是一个坏结果。 这是2016年6月7日。头一天下午五点，山东高院给他和张焕枝打来电话，让他们于6月8日上午前往山东高院，沟通有关聂树斌案的复查情况。 李树亭找了一辆车、一个司机，和张焕枝赶往济南。因对方交代此事要保密，除了聂家人，他们俩谁都没告知，一声不吭地上了路。 自2015年4月28日召开聂树斌案异地复查的听证会之后，山东高院四次延长了复查期限。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焕枝被通知去过山东高院几次。每次在合议庭迎接她的，都是复查聂案的合议庭法官们，他们告诉她，复查还在继续，需要延期。 张焕枝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此次出发前，她没敢多想，也不敢有太高的期待。她问李树亭，这一次会不会不再延期，而有一个结果，李树亭也不敢打包票，只告诉她，如果案子可以再审，当然要感谢山东高院，但如果案子被驳回，他们应搞清楚驳回的理由，并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6月7日晚7点，他们来到山东高院。复查聂案的合议庭法官朱云三、孟健正等着他们。 对于第二天即将进行的沟通，法官们只字不提，反而问起张焕枝的身体情况。听说她有高血压，孟健嘱咐李树亭，一定让张焕枝按时吃降压药，“做好安抚和安慰工作”。 李树亭发了慌。“用‘安抚’这个字眼，可能结果不太好。” 6月8日上午十点，他们二人再次来到山东高院。朱云三、孟健告诉他们，经过听证会、对证据线索的调查核实、专家研讨和合议庭评议，山东高院给出了复查意见，将由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对他们进行通报。 朱、孟二人走了出去，三名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名女法官，向他们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的副庭长滕伟。 滕伟未做太多的寒暄，告诉张焕枝和李树亭，山东高院认为，原审判决缺少指向聂树斌作案的客观性证据，建议再审。最高院同意山东高院的复查意见，决定提审此案。 张焕枝有些发蒙，问法官，什么叫“缺少指向聂树斌作案的客观性证据”，法官一字一句地解释给她听，随后把再审决定书交给张焕枝。 这个结果显然出乎张焕枝的预料。她静默了，再抬头已是满脸泪，哽咽地无法说出成句的话。李树亭拍着她的背劝慰，自己也泪水盈眶。 李树亭忽然明白，为什么头一天下午法官们听说张焕枝有高血压，嘱咐她要好好吃药，并让自己做好“安抚和安慰工作”了。 山东高院聂案复查合议庭的法官们走了进来。朱云三说，现在再审决定书已送达，“标志聂树斌案进入了再审程序，也标志着山东高院的复查工作结束了。” 李树亭想起这天清晨孟健说过的话。自己情绪低落，被孟健看了出来。孟健只字不提山东高院的态度，只是对李树亭说，今天有个好天气。 李树亭看了看窗外，觉得奇怪，济南有阳光，但也不是很晴朗，哪能算好天气呢？ 孟健说了一遍又一遍，李树亭都没有往心里去。直到此刻，他才明白孟健话里的深意。 四次延期 张焕枝的手机响个不停。记者们看到了新华社通稿，得知复查结果，不断打电话来采访。 李树亭琢磨着朱云三最后说的话，心中百般滋味。 朱云三说，从2014年12月12日山东高院开始立案复查起，中间历时一年六个月，这段时间，是“合议庭和申诉人、代理律师共同走过的”。 在4月28日听证会之前40天，聂案的代理律师终于拿到了聂树斌案、王书金案的全部卷宗。 李树亭回忆，他用20天时间和另一名代理律师陈光武背对背阅卷，各自写下了辩护意见。李树亭写了七万余字，于4月8日提交。 从那时起，他和山东高院就始终处于沟通状态。 在得知山东高院四次延长复查的期限时，始终关心此事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有些担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觉得案子可能碰到了一些阻力，他原本很乐观的期望也一直在下降，担心案子受到了外界的影响。 张焕枝和李树亭却没有类似的担忧。 他们二人都说，这一年来，山东高院聂案复查合议庭的法官，对他们提交的每一份证据和线索都进行了调查核实，因此耗时长久，几次延期。 “每次延期，山东高院都会当面通知我，要延期了，原因是什么，调查核实工作都做了哪些，还有什么正在进行，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张焕枝如是说。 这一年中，提交的一份重要证据是一个视频材料。 2015年，李树亭从湖南大学教授邱兴隆处得知，有一名聂树斌当年的狱友愿意作证，称聂树斌曾受刑讯逼供。 邱兴隆曾因经济犯罪入石家庄看守所。多年后，当聂案在全国进行大规模报道后，与他同监时间较长的一名狱友给他留言说，自己曾和聂树斌同监。 邱兴隆与这名狱友联系，对方表示愿意出面作证。这位狱友告诉邱兴隆，从聂树斌的表现看，他曾受过刑讯逼供。 2015年7月29日，李树亭前往广东，见这名已经有着千万身家的证人。随后，他向法庭提交了证人的视频资料。 2016年5月，山东高院向证人本人调查取证，但因为证人妻子的反对，怕他过去的经历影响现在的生活，取证作罢。 李树亭说，这样的“无用功”，自己做了多次，也曾于一年间陆陆续续向山东高院补充提交各项证据。 律师最后只剩一人 山东高院复查的一年多时间里，朱云三和孟健多次告诉李树亭，案件的处理，要靠事实和证据说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而在此次领取再审决定书时，朱云三再次强调，应依法表达诉求，避免舆论炒作。李树亭明白对方多番敲打的含义，也明白他的弦外之音。 2015年4月的听证会前后，聂案当时的代理律师之一陈光武选择公布了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的照片，以及其他一些可能改变舆论的卷宗材料，其中包括对聂树斌被执行死刑时间的质疑，似乎佐证了当时盛传的一些说法。 李树亭如今回忆起此事，却有一些后怕。卷宗里有很多隐私的内容，包括尸体、聂树斌被执行的照片等，其他人并无资格阅卷。而当时在微博上引起反响的卷宗，让李树亭觉得，司法局、律协可能随时都会前来采取措施，吊销自己的律师资格证。 事实上，有关聂案代理律师的争议从未停止。 李树亭是聂家最早一批代理律师之一，从2005年开始，2010年解除委托。之后，聂家的代理律师只有刘博今一人，直至2013年，杨金柱、陈光武、伍雷等陆续与聂家签订了委托协议。 2014年12月15日，在最高法院指定山东高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后的第4天，杨金柱、刘博今和陈光武这三位当时聂家的委托代理人，到山东高院与合议庭座谈，山东高院表示此案只能限定两名代理人。 张焕枝最终选择了李树亭和陈光武作为聂案的代理律师。 经历了这些年，张焕枝早已不是最初无助的农村妇女。她很清楚，代理聂树斌的案子对律师意味着什么。她对李树亭和陈光武说，“聂树斌这个案子这么大，我给了你们了。群众给你们起名字了，叫大律师，谁得了这个案子谁就是大律师。” 对那些没有获得代理资格的律师，她说：“你不理解，你慢慢去理解。”她还说，“有人说要‘摘桃子’，这个树是我种的，不是你想摘就能摘的。” 2016年4月，聂案代理律师再起波澜。陈光武发微博称：“已与聂树斌母亲沟通，确认聂树斌家人与其已解除委托。” 当时有媒体报道称，此次解聘，与陈光武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之间的诽谤案所引发的争议有关。 一年前，洪道德作为法学专家代表参与山东高院的听证会。会后，媒体报道引用了洪道德对此案的部分观点。随后，陈光武在新浪博客上发表了题为《洪道德教授，无道无德》的文章，对洪道德提出批评，如“把道德镶嵌进名字里的洪道德，竟然完完全全地丧失了道德”。 洪道德以诽谤罪对陈光武提起刑事自诉，直到今年年初双方才达成调解，陈光武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诽谤罪并公开道歉，洪道德则撤回刑事自诉。 从那时起，聂案的代理律师只剩李树亭一人。 在这十余年间曾短暂出家受戒寻求内心安宁的李树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代理这个案子，感觉人心真是最难测。以前有些事情，我都忍着，专心阅卷，但不等于我不搭理。” 张焕枝和她的“智囊团” 郑成月抵达位于石家庄下聂庄的聂树斌家时，正是下午四点。 2016年6月10日，夏至未至，聂家大院的水泥地散着热气。郑成月掀帘子进屋，坐在了正对着门的小板凳上，一手拿起放在桌上的西瓜，吃了起来。 张焕枝挨着他坐着，问道：“我昨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北京啊？” 郑成月愣了愣，停止了咀嚼，拿着西瓜的手垂到了腿上，眼睛忽然红了，一言未发，抹起了眼泪。 这一天，他的眼泪如同关不紧的水龙头，流了一次又一次。 他说，自己想起作为人民警察第一次领到枪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说，你掌握着人的生命和政治生命，不能说假话、做假事，不能害人。 张焕枝倒是平静得很，看着郑成月一点点收了眼泪，继续说了起来：“咱们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案子接下来怎么办吧。” 自“一案两凶”被全国了解之后，聂案智囊团就基本成形，包括聂母张焕枝、聂父聂学生、姐姐聂淑慧、最初报道者马云龙、王书金案主办人郑成月，律师则来来回回换了几次，现在只剩下李树亭。 这是智囊团2016年的首次聚齐。 针对头一天山东高院与新华社记者的答问，几人在聂家进行了讨论。 根据最高法的说法，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而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同意了山东高院意见。 因为这段话，每个人都对再审的结果很乐观：“我觉得翻案没有悬念。”李树亭甚至说：“有这几句话，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亦认同聂家智囊团的看法。他认为，“不确实”是指证据的内容可能具有不完全符合案件客观情况的地方，具体到这个案件，则涉及证据的真实性，比如嫌疑人口供、证人证言等;“不充分”是指现有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具有排他性的证据链，无法充分证明聂树斌就是实施强奸杀人的人。 再审的结果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改判，一种维持原判。但何家弘认为，中国对重大刑事冤案启动再审的标准比较高，往往是觉得确实有错误需要改判，才会启动再审。 虽然各方都对结果十分乐观，聂家智囊团仍认为，李树亭应继续提交现有的所有证据，同时追踪可能出现的新证据。 此次山东高院出面回应了申诉方对三个问题的质疑，包括聂树斌的执行死刑时间、个人上诉状的签名时间以及是否遭受刑讯逼供。 李树亭此前提出，聂树斌行刑的照片显示，周围是一片雪地，他又走访调查了与聂树斌同时执行死刑的苏辉峰的亲属，认为二人被执行死刑是1996年初，而非此前所说的1995年4月27日。 山东高院回复称，聂树斌确实于1995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执行死刑现场照片拍摄于石家庄市滹沱河刑场，照片中显示的不是雪地，而是沙地。除此之外，还有当天看守所的值班日记和第二天的《石家庄日报》佐证这一说法。 马云龙认为，应找专业摄影师出具对此照片背景是沙地还是雪地的证明，并与之前材料一同，再次提交最高院。 有关聂树斌上诉状的签名时间问题，李树亭提出，聂树斌的一份个人上诉状曾签下“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三日”，间接证明聂树斌不可能在4月27日被执行死刑，此外，他们认为，聂树斌的多个签名造假，与他本人笔迹不符。 山东高院回复称，这应是聂树斌的笔误所致。 李树亭并不认同山东高院的这一说法。他坚持认为，一个即将执行死刑的人，度日如年，绝不可能写错生死攸关的上诉状的时间，即使他写错了，主审法官也会及时纠正，因此笔误的说法站不住脚。他说，自己仍会将此问题提交给最高院。 而有关聂树斌是否受到刑讯逼供的问题，聂家曾提出，有两人可以证明聂树斌曾遭受刑讯逼供，但其中一名被山东高院认定为与聂树斌从未在一个牢房中待过，另一名则因家庭等诸多原因不愿作证。 智囊团有人提出，他们还有第三位与聂树斌同处一个牢房的人的信息，但至今尚未找到他。马云龙希望李树亭能趁着这段时间将此人找到，提交证言。 除此之外，智囊团也讨论了最高院的那句被多家媒体引用的话：“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一名在场的媒体记者称最高法此话是“划重点”。 李树亭认为，聂树斌从未说起过犯罪时间，即1994年8月5日。另外，河北高院提出，聂树斌供述是用一件花衬衫勒死了被害人。但李树亭认为，这件花衬衫的由来值得怀疑，涉嫌造假。至于被害人死因，因王书金说自己曾踩踏被害人胸腔，因此被害人究竟是被掐死还是被踩踏致死，李树亭认为存疑。 事实上，智囊团成员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聂树斌案的翻案几乎没有悬念，但他们为了追责以及给王书金案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他们将继续强化目前证据的确实性。 张焕枝说，只要证明是冤杀的就够了，至于什么时候杀的，对自己来说不重要。 马云龙立刻打断了她，老太太，不能这么说，必须追责。“你是一个母亲，你有资格知道你的儿子究竟是哪天死的。” 张焕枝解释说，自己的主要目标是给儿子翻案。“我怕最高院只想翻案，不想理别的，如果我们一直提别的东西，怕他们就不给我翻了。” 张焕枝像是一直被身边的智囊团推着向前，而后者则想得很远。 郑成月说，应给聂树斌做一个小雕像，放在进村的路上，或者聂树斌的墓前，供人们瞻仰。他还说，自己死后，希望能有一座雕刻自己的警察像，立在聂树斌的边上。 张焕枝立刻否认了这个说法：“不不不，不要立像。我死了以后，树斌的像就没人管了，我受不了这个。” 有人说，可以将聂家布置成聂树斌案的展览馆，把所有资料、相关媒体报道集结，展示给大家。 这个说法得到了李树亭、马云龙的赞同。 张焕枝不置可否。后来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只考虑下一步再审的事情，往后的事情，一律不考虑。 智囊团的一名成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评价说，这么多年来，张焕枝变化了许多，尤其在山东高院宣布异地复查之后，张焕枝整个人都乐观了。不过时至今日，他觉得张焕枝仍然会流露出一些软弱来。 他说，这些始终在一起经历风雨的人，有的也有了表演欲，出现了一些他本人并不喜欢的变化。 “看着吧，事情还会再继续。”他说。
李树亭想起这天清晨法官孟健说过的话。他说，今天有个好天气。李树亭看了看窗外，觉得奇怪，济南有阳光，但也不是很晴朗，哪能算好天气呢？孟健说了一遍又一遍，李树亭都没有往心里去。直到此刻，他才明白孟健话里的深意。在这个“好天”里回望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天，21年已经过去了 毫无预兆地，张焕枝哭了。 饭桌瞬间安静了下来。她半闭着眼睛，说起一件谁都没有听过的往事。 1996年夏天，她的丈夫聂学生还在工厂里工作。相熟的同事们都到了退休的年纪，让自家孩子来顶职，车间主任就让聂学生带着这群年轻人熟悉新工作。 车间一下子热闹起来。十二三个孩子叽叽喳喳的，连说带笑。一有什么活儿布置下来，就一哄而上：“走走走，干活干活。”一到傍晚，大家就一哄而散：“走走走，回家吃饭。” 聂学生受不了这个场景，回家对着张焕枝抹眼泪：“这么多个孩子让我领着，哪个是我的儿子啊？” 三个月后，聂学生偏瘫了，住进了医院。 张焕枝知道村里有风言风语，有的邻里教育自家孩子说，别学聂家儿子，聂树斌都被政府给崩了。 她不敢流露软弱，怕被看笑话。 一天，从医院出来，不远处的石家庄二环还是土路，她坐在路边放声痛哭。一个中年人路过，看她可怜，停下来问她：“为什么哭了？”张焕枝没吭声。 中年人有些无措，继续问：“跟儿子生气了？” 他不知道，张焕枝已经没有儿子了。一年前，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死刑。 那时，张焕枝并不知道，这件事还要折磨她至少20年。 “今天有个好天气” 律师李树亭一晚没睡好，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等着天亮。他有些心慌，觉得在明天迎接他们的，可能是一个坏结果。 这是2016年6月7日。头一天下午五点，山东高院给他和张焕枝打来电话，让他们于6月8日上午前往山东高院，沟通有关聂树斌案的复查情况。 李树亭找了一辆车、一个司机，和张焕枝赶往济南。因对方交代此事要保密，除了聂家人，他们俩谁都没告知，一声不吭地上了路。 自2015年4月28日召开聂树斌案异地复查的听证会之后，山东高院四次延长了复查期限。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焕枝被通知去过山东高院几次。每次在合议庭迎接她的，都是复查聂案的合议庭法官们，他们告诉她，复查还在继续，需要延期。 张焕枝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此次出发前，她没敢多想，也不敢有太高的期待。她问李树亭，这一次会不会不再延期，而有一个结果，李树亭也不敢打包票，只告诉她，如果案子可以再审，当然要感谢山东高院，但如果案子被驳回，他们应搞清楚驳回的理由，并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6月7日晚7点，他们来到山东高院。复查聂案的合议庭法官朱云三、孟健正等着他们。 对于第二天即将进行的沟通，法官们只字不提，反而问起张焕枝的身体情况。听说她有高血压，孟健嘱咐李树亭，一定让张焕枝按时吃降压药，“做好安抚和安慰工作”。 李树亭发了慌。“用‘安抚’这个字眼，可能结果不太好。” 6月8日上午十点，他们二人再次来到山东高院。朱云三、孟健告诉他们，经过听证会、对证据线索的调查核实、专家研讨和合议庭评议，山东高院给出了复查意见，将由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对他们进行通报。 朱、孟二人走了出去，三名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名女法官，向他们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的副庭长滕伟。 滕伟未做太多的寒暄，告诉张焕枝和李树亭，山东高院认为，原审判决缺少指向聂树斌作案的客观性证据，建议再审。最高院同意山东高院的复查意见，决定提审此案。 张焕枝有些发蒙，问法官，什么叫“缺少指向聂树斌作案的客观性证据”，法官一字一句地解释给她听，随后把再审决定书交给张焕枝。 这个结果显然出乎张焕枝的预料。她静默了，再抬头已是满脸泪，哽咽地无法说出成句的话。李树亭拍着她的背劝慰，自己也泪水盈眶。 李树亭忽然明白，为什么头一天下午法官们听说张焕枝有高血压，嘱咐她要好好吃药，并让自己做好“安抚和安慰工作”了。 山东高院聂案复查合议庭的法官们走了进来。朱云三说，现在再审决定书已送达，“标志聂树斌案进入了再审程序，也标志着山东高院的复查工作结束了。” 李树亭想起这天清晨孟健说过的话。自己情绪低落，被孟健看了出来。孟健只字不提山东高院的态度，只是对李树亭说，今天有个好天气。 李树亭看了看窗外，觉得奇怪，济南有阳光，但也不是很晴朗，哪能算好天气呢？ 孟健说了一遍又一遍，李树亭都没有往心里去。直到此刻，他才明白孟健话里的深意。 四次延期 张焕枝的手机响个不停。记者们看到了新华社通稿，得知复查结果，不断打电话来采访。 李树亭琢磨着朱云三最后说的话，心中百般滋味。 朱云三说，从2014年12月12日山东高院开始立案复查起，中间历时一年六个月，这段时间，是“合议庭和申诉人、代理律师共同走过的”。 在4月28日听证会之前40天，聂案的代理律师终于拿到了聂树斌案、王书金案的全部卷宗。 李树亭回忆，他用20天时间和另一名代理律师陈光武背对背阅卷，各自写下了辩护意见。李树亭写了七万余字，于4月8日提交。 从那时起，他和山东高院就始终处于沟通状态。 在得知山东高院四次延长复查的期限时，始终关心此事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有些担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觉得案子可能碰到了一些阻力，他原本很乐观的期望也一直在下降，担心案子受到了外界的影响。 张焕枝和李树亭却没有类似的担忧。 他们二人都说，这一年来，山东高院聂案复查合议庭的法官，对他们提交的每一份证据和线索都进行了调查核实，因此耗时长久，几次延期。 “每次延期，山东高院都会当面通知我，要延期了，原因是什么，调查核实工作都做了哪些，还有什么正在进行，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张焕枝如是说。 这一年中，提交的一份重要证据是一个视频材料。 2015年，李树亭从湖南大学教授邱兴隆处得知，有一名聂树斌当年的狱友愿意作证，称聂树斌曾受刑讯逼供。 邱兴隆曾因经济犯罪入石家庄看守所。多年后，当聂案在全国进行大规模报道后，与他同监时间较长的一名狱友给他留言说，自己曾和聂树斌同监。 邱兴隆与这名狱友联系，对方表示愿意出面作证。这位狱友告诉邱兴隆，从聂树斌的表现看，他曾受过刑讯逼供。 2015年7月29日，李树亭前往广东，见这名已经有着千万身家的证人。随后，他向法庭提交了证人的视频资料。 2016年5月，山东高院向证人本人调查取证，但因为证人妻子的反对，怕他过去的经历影响现在的生活，取证作罢。 李树亭说，这样的“无用功”，自己做了多次，也曾于一年间陆陆续续向山东高院补充提交各项证据。 律师最后只剩一人 山东高院复查的一年多时间里，朱云三和孟健多次告诉李树亭，案件的处理，要靠事实和证据说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而在此次领取再审决定书时，朱云三再次强调，应依法表达诉求，避免舆论炒作。李树亭明白对方多番敲打的含义，也明白他的弦外之音。 2015年4月的听证会前后，聂案当时的代理律师之一陈光武选择公布了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的照片，以及其他一些可能改变舆论的卷宗材料，其中包括对聂树斌被执行死刑时间的质疑，似乎佐证了当时盛传的一些说法。 李树亭如今回忆起此事，却有一些后怕。卷宗里有很多隐私的内容，包括尸体、聂树斌被执行的照片等，其他人并无资格阅卷。而当时在微博上引起反响的卷宗，让李树亭觉得，司法局、律协可能随时都会前来采取措施，吊销自己的律师资格证。 事实上，有关聂案代理律师的争议从未停止。 李树亭是聂家最早一批代理律师之一，从2005年开始，2010年解除委托。之后，聂家的代理律师只有刘博今一人，直至2013年，杨金柱、陈光武、伍雷等陆续与聂家签订了委托协议。 2014年12月15日，在最高法院指定山东高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后的第4天，杨金柱、刘博今和陈光武这三位当时聂家的委托代理人，到山东高院与合议庭座谈，山东高院表示此案只能限定两名代理人。 张焕枝最终选择了李树亭和陈光武作为聂案的代理律师。 经历了这些年，张焕枝早已不是最初无助的农村妇女。她很清楚，代理聂树斌的案子对律师意味着什么。她对李树亭和陈光武说，“聂树斌这个案子这么大，我给了你们了。群众给你们起名字了，叫大律师，谁得了这个案子谁就是大律师。” 对那些没有获得代理资格的律师，她说：“你不理解，你慢慢去理解。”她还说，“有人说要‘摘桃子’，这个树是我种的，不是你想摘就能摘的。” 2016年4月，聂案代理律师再起波澜。陈光武发微博称：“已与聂树斌母亲沟通，确认聂树斌家人与其已解除委托。” 当时有媒体报道称，此次解聘，与陈光武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之间的诽谤案所引发的争议有关。 一年前，洪道德作为法学专家代表参与山东高院的听证会。会后，媒体报道引用了洪道德对此案的部分观点。随后，陈光武在新浪博客上发表了题为《洪道德教授，无道无德》的文章，对洪道德提出批评，如“把道德镶嵌进名字里的洪道德，竟然完完全全地丧失了道德”。 洪道德以诽谤罪对陈光武提起刑事自诉，直到今年年初双方才达成调解，陈光武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诽谤罪并公开道歉，洪道德则撤回刑事自诉。 从那时起，聂案的代理律师只剩李树亭一人。 在这十余年间曾短暂出家受戒寻求内心安宁的李树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代理这个案子，感觉人心真是最难测。以前有些事情，我都忍着，专心阅卷，但不等于我不搭理。” 张焕枝和她的“智囊团” 郑成月抵达位于石家庄下聂庄的聂树斌家时，正是下午四点。 2016年6月10日，夏至未至，聂家大院的水泥地散着热气。郑成月掀帘子进屋，坐在了正对着门的小板凳上，一手拿起放在桌上的西瓜，吃了起来。 张焕枝挨着他坐着，问道：“我昨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北京啊？” 郑成月愣了愣，停止了咀嚼，拿着西瓜的手垂到了腿上，眼睛忽然红了，一言未发，抹起了眼泪。 这一天，他的眼泪如同关不紧的水龙头，流了一次又一次。 他说，自己想起作为人民警察第一次领到枪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说，你掌握着人的生命和政治生命，不能说假话、做假事，不能害人。 张焕枝倒是平静得很，看着郑成月一点点收了眼泪，继续说了起来：“咱们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案子接下来怎么办吧。” 自“一案两凶”被全国了解之后，聂案智囊团就基本成形，包括聂母张焕枝、聂父聂学生、姐姐聂淑慧、最初报道者马云龙、王书金案主办人郑成月，律师则来来回回换了几次，现在只剩下李树亭。 这是智囊团2016年的首次聚齐。 针对头一天山东高院与新华社记者的答问，几人在聂家进行了讨论。 根据最高法的说法，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而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同意了山东高院意见。 因为这段话，每个人都对再审的结果很乐观：“我觉得翻案没有悬念。”李树亭甚至说：“有这几句话，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亦认同聂家智囊团的看法。他认为，“不确实”是指证据的内容可能具有不完全符合案件客观情况的地方，具体到这个案件，则涉及证据的真实性，比如嫌疑人口供、证人证言等;“不充分”是指现有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具有排他性的证据链，无法充分证明聂树斌就是实施强奸杀人的人。 再审的结果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改判，一种维持原判。但何家弘认为，中国对重大刑事冤案启动再审的标准比较高，往往是觉得确实有错误需要改判，才会启动再审。 虽然各方都对结果十分乐观，聂家智囊团仍认为，李树亭应继续提交现有的所有证据，同时追踪可能出现的新证据。 此次山东高院出面回应了申诉方对三个问题的质疑，包括聂树斌的执行死刑时间、个人上诉状的签名时间以及是否遭受刑讯逼供。 李树亭此前提出，聂树斌行刑的照片显示，周围是一片雪地，他又走访调查了与聂树斌同时执行死刑的苏辉峰的亲属，认为二人被执行死刑是1996年初，而非此前所说的1995年4月27日。 山东高院回复称，聂树斌确实于1995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执行死刑现场照片拍摄于石家庄市滹沱河刑场，照片中显示的不是雪地，而是沙地。除此之外，还有当天看守所的值班日记和第二天的《石家庄日报》佐证这一说法。 马云龙认为，应找专业摄影师出具对此照片背景是沙地还是雪地的证明，并与之前材料一同，再次提交最高院。 有关聂树斌上诉状的签名时间问题，李树亭提出，聂树斌的一份个人上诉状曾签下“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三日”，间接证明聂树斌不可能在4月27日被执行死刑，此外，他们认为，聂树斌的多个签名造假，与他本人笔迹不符。 山东高院回复称，这应是聂树斌的笔误所致。 李树亭并不认同山东高院的这一说法。他坚持认为，一个即将执行死刑的人，度日如年，绝不可能写错生死攸关的上诉状的时间，即使他写错了，主审法官也会及时纠正，因此笔误的说法站不住脚。他说，自己仍会将此问题提交给最高院。 而有关聂树斌是否受到刑讯逼供的问题，聂家曾提出，有两人可以证明聂树斌曾遭受刑讯逼供，但其中一名被山东高院认定为与聂树斌从未在一个牢房中待过，另一名则因家庭等诸多原因不愿作证。 智囊团有人提出，他们还有第三位与聂树斌同处一个牢房的人的信息，但至今尚未找到他。马云龙希望李树亭能趁着这段时间将此人找到，提交证言。 除此之外，智囊团也讨论了最高院的那句被多家媒体引用的话：“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一名在场的媒体记者称最高法此话是“划重点”。 李树亭认为，聂树斌从未说起过犯罪时间，即1994年8月5日。另外，河北高院提出，聂树斌供述是用一件花衬衫勒死了被害人。但李树亭认为，这件花衬衫的由来值得怀疑，涉嫌造假。至于被害人死因，因王书金说自己曾踩踏被害人胸腔，因此被害人究竟是被掐死还是被踩踏致死，李树亭认为存疑。 事实上，智囊团成员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聂树斌案的翻案几乎没有悬念，但他们为了追责以及给王书金案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他们将继续强化目前证据的确实性。 张焕枝说，只要证明是冤杀的就够了，至于什么时候杀的，对自己来说不重要。 马云龙立刻打断了她，老太太，不能这么说，必须追责。“你是一个母亲，你有资格知道你的儿子究竟是哪天死的。” 张焕枝解释说，自己的主要目标是给儿子翻案。“我怕最高院只想翻案，不想理别的，如果我们一直提别的东西，怕他们就不给我翻了。” 张焕枝像是一直被身边的智囊团推着向前，而后者则想得很远。 郑成月说，应给聂树斌做一个小雕像，放在进村的路上，或者聂树斌的墓前，供人们瞻仰。他还说，自己死后，希望能有一座雕刻自己的警察像，立在聂树斌的边上。 张焕枝立刻否认了这个说法：“不不不，不要立像。我死了以后，树斌的像就没人管了，我受不了这个。” 有人说，可以将聂家布置成聂树斌案的展览馆，把所有资料、相关媒体报道集结，展示给大家。 这个说法得到了李树亭、马云龙的赞同。 张焕枝不置可否。后来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只考虑下一步再审的事情，往后的事情，一律不考虑。 智囊团的一名成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评价说，这么多年来，张焕枝变化了许多，尤其在山东高院宣布异地复查之后，张焕枝整个人都乐观了。不过时至今日，他觉得张焕枝仍然会流露出一些软弱来。 他说，这些始终在一起经历风雨的人，有的也有了表演欲，出现了一些他本人并不喜欢的变化。 “看着吧，事情还会再继续。”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