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作家，也是当代具有思想个性的小说家。
在莫言的小说思想中，他对小说语言的独特认识，主要表现在对小说语言的民族化追求方面。
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今天，不仅物质生活日益趋同，而且精神文化生活也日益趋同，最集中地蕴藏着、表现了一个民族深层心理结构和文化积淀的语言，也加快了吸收其他民族语言营养的速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莫言却把小说语言的民族化当做了自己的追求。“我想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最大的追求就是语言的或曰文体的追求，总是想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或者不太一样的声音。这个追求其实根本不涉及到民族语言的问题，当然也不关乎小说的民族化问题，说穿了这是作家个人的事情，但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你的创作不管好坏毕竟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也就使作家的个人努力获得了一种集体的意义。”①
莫言认为小说一是要有故事，二是要有语言：“不知是不是观念的倒退，越来越觉得小说还是要讲故事，当然讲故事的方法也很重要，当然锤炼出一手优美的语言也很重要。能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讲述妙趣横生的故事的人，我认为就是一个好的小说家。”②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总是要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某种语言在脑子里盘旋久了，就有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一旦写起来就会有一种冲击力，在自己进入写作状态时，感到自己都控制不住，不是自己刻意要追求某种语言，而是某种叙述腔调一经确定并有东西要讲时，小说的语言就会自己蹦跳出来，自言自语，自我狂欢，小说语言有自己的惯性。从《檀香刑》开始，莫言感到有了自己的语感，这是一种较为生活化的语言，贴近北方的说话习惯，语句不是太长，有时甚至是押韵的，读起来可以朗朗上口，速度偏快，在语言效果上可以有一种冲击力。“到了写《檀香刑》时，我的追求已经十分自觉。我想我首先要用一种跟自己过去的语言、跟流行的翻译腔调不一样的语言。这时候我想到了猫腔的戏文。所谓‘撤退’，其实就是向民间回归。所谓‘撤退的还不够’就是说小说中的语言还是有很多洋派的东西，没有像赵树理的小说语言那样纯粹。在今后的写作中，我也许再往后退几步，使用一种真正土得掉渣、但很有生命的语言。”③
莫言的小说创作中糅进了方言，不仅融入人物对话中，而且融入了语感和叙述语言中。在《檀香刑》中，为了增强人物身份特征，唱戏的和县老太爷就用了他们各自的家乡方言和说话腔调，以形成一种阅读的陌生化效果。“《檀香刑》在结构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语言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具体地说就是借助了我故乡那种猫腔的小戏，试图锻炼出一种比较民间、比较陌生的语言。”④但是莫言对文学语言中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普通话写作应该是主要的，作品的主体结构一定要是大家熟悉的语言，至于个别细节和表述语言，为了增强小说的表现效果，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有表现力的方言。比如他的家乡形容甜叫“甘甜”，形容刀的锋利叫“锋快”，形容一个人美叫“奇俊”，这些方言起到的效果，是普通话所没有的，写作时可以吸收。“长篇小说的语言之难，当然是指具有鲜明个性的、陌生化的语言。但这陌生化的语言，应该是一种基本驯化的语言，不是故意地用方言土语制造阅读困难。方言土语自然是我们语言的富矿，但如果只在小说的对话部分使用方言土语，并希望借此实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则是一个误区。把方言土语融入叙述语言，才是对语言的真正贡献。”⑤不过莫言认为，方言运用也必须以读者能懂为前提，方言太多了并不会给作品增色，本土化不能变成地方主义。他认为作家不是按照普通话的格式在写作，而是用普通话去发现和感受某种语言。一个作家用什么语言来写作，是作家自己的天赋决定的。大家都在用同一种语言，为什么有的作家作品有自己的语言特征，而有的却没有呢？这是因为有的作家通过某种发现，唤醒了语言中沉睡的不被人注意的东西，而这种语感是属于作家个人的，只有他能够这样感受，只有他能够传神地将这种语感的灼热温度传达出来。一个作家只有寻找到这种语感和语言的表达方式，才算是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学语言。
在莫言的文学思想里，他特别强调小说创作与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的关系，这就在小说题材方面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作家自我心声的流露，自我就是作家自己的个人生活体验。莫言文学创作的基础是他在故乡的农村生活经验，他在农村经验的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文学想象。他感到童年的经历和经验对他以后看问题、搞创作有很多潜在的影响，有时自己都不知道，潜意识里不知不觉会回到童年的状态。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当时的农村又穷又落后，饥饿和恐惧成了他最强烈的感受和记忆，这些在《透明的红萝卜》等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所写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使用的语言都与他的农村生活密切相关，他的故乡高密东北乡就是他人生的起点和小说创作的起点。“编造一个凄凄惨惨的故事，对于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那种非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却不是能够凭借才华编造出来的。”⑥他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等小说，都是以农村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但他的小说并没有停留在乡村生活经验的叙述上，而是将乡村生活经验当做认识整个人类生活的独特视觉，乡村是他的小说创作的基础，但他写作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乡村经验的范围，具有了普遍的意义。“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从文学的意义上说，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虽然我身在异乡，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肉体生活在北京，我的灵魂生活在对于故乡的记忆里。”⑦
《枯河》中的那条河流，《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那个桥洞，《红高粱家族》中的大片的高粱，《球状闪电》中的荒草甸子等等，这些故乡的风景都变成了莫言小说中的风景。他在故乡的一些亲身经历变成了他小说中的素材：“我十三岁时曾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过小工，给一个打铁的师傅拉风箱生火。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产生与我这段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小说中的黑孩儿虽然不是我，但与我的心是相通的。”⑧故乡的传说与故事也变成了他小说中的素材。由于他的故乡离蒲松龄的家乡很近，所以在他的故乡也流传着许多鬼狐故事。“我的小说中写鬼怪的不多，只有一篇《草鞋窨子》中写了一些，但我还是要承认少时听过的这些故事对我产生的深刻影响，它培养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我惧怕的只是故乡的自然景物，别的地方的山川河流无论多么雄伟壮大，也引不起我的敬畏。为什么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外乡的这些东西与我没有精神上的联系，所以我不怕它们。”⑨故乡的奇人奇事有很多进入了他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就源自发生在他家乡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传奇故事。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化的过程……历史是人写的，英雄是人造的。人对现实不满时便怀念过去；人对自己不满时便崇拜祖先，这实际上是很阿Q的。我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大概也就是这一类的东西。”⑩他在《丰乳肥臀》中描述了高密东北乡从一片没有人烟的荒原变成繁华市镇的历史，描写了这片土地的百年变迁。母亲和她的儿女们在这片土地上苦苦地煎熬着、不屈地挣扎着，他们的血泪浸透了黑色的土地。母亲饱经苦难，勤劳勇敢，乐善好施，爱惜生命，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顽强不屈地生活着，“毫无疑问，我的母亲的一生经历，在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11)。
一个作家没有个人的独特体会是写不好小说的，这种体会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自然积累起来的。如果大家都一样，没有独特表现，也就没有独创可言。莫言强调作家的独特表现与他的虚构和想象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虚构和想象的能力又与一个人的生活积累、生活体验紧密相连。生活中没有“檀香刑” 这种刑罚，但在《檀香刑》中为了增加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他就想象出这样一种酷刑。其实酷刑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面对酷刑时的心理感受和心理状态。
在莫言的小说思想里，他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主要表现在小说叙事形式的探索上。
莫言是当代作家中创作个性较为鲜明的作家。他认为好的作家必须具有独创性，好的小说也必须具有独创性：“《红高粱》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轰动，其原因就在于它有那么一点独创性。将近二十年过去后，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所有的内心世界都可以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创新。”(12)人称的变化就是视角的变化，而崭新的人称叙事视角，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叙述天地。《红高粱》中“我爷爷”的视角，就是人称与视角的结合，是一个很复杂的叙述时空。“我爷爷”确定了“我”用一个后人的角度来叙述前辈的事迹，但又非常自如，全知全能，一切都好像是“我”亲眼所见一样，这种视角同时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评判态度。《红高粱家族》是莫言创作的8部长篇小说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这种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小说表达了当时中国人向往自由的心态和张扬个性解放的精神。在小说中，“红高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且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象征了我们的民族精神。莫言认为，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写作，应该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应该思索人类的命运，应该把自己的小说创作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这样的写作才有价值。“看起来我写的好像是高密东北乡这块弹丸之地上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我把天南海北发生的凡是对我有用的事件全都拿到了我的高密东北乡来。”(13)在莫言的小说中，“高密东北乡”既是一个地方，同时又是一种象征，其意义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和地理学上的意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能够通过自己的创作使文学地理成为历史空间的作家还比较少，鲁迅笔下的绍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做到了这一点，当代的莫言也做到了这一点。
莫言小说的独创性也表现在对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的探索上。
“我的长处就是对大自然和动植物的敏感，对生命的丰富的感受，比如我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发现比别人更加丰富的色彩，这些因素一旦移植到了我的文学中，那我的作品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如果小说不把作家对生命的感觉移植进去的话，即便您写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的一件事，那也不会真实。”�(14)在《红高粱》中，动物的叫声具有了人的情感，味觉有了色彩，光线会发出声音，闪电变成了血色等等，表现了莫言独特的艺术感觉。在《透明的红萝卜》里，莫言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超越常人又源于天性的感觉世界，形成了与现实世界的强烈反差。黑孩具有灵敏的感觉和丰富的想象，他丰富的幻觉、通感、联想所形成的感觉世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与想象性：“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
莫言文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民间立场，进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莫言认为当前小说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种不谋而合的趋同化，许多作家生活经历很相似，所受的教育也差不多，因此，写出来的作品雷同，作家的个性也比较模糊，现在重要的是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他认为民间写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强调个性化的写作，什么人的写作特别张扬自己鲜明的个性，就是真正的民间写作。对民间叙述立场的迷恋，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也是一个作家的文化态度的问题。“因为我本身就是老百姓，我感受的生活和我灵魂的痛苦是跟老百姓一样的。”(15)在他看来，作家的工作与社会上的民间工匠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认为作家这个职业并没有那么神圣那么崇高，作家就是一个老百姓，无论别人怎么吹捧，你也是一个老百姓。如果你时时刻刻忘不了自己的作家身份，把自己当成精神贵族，别说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就连为老百姓写作也不大可能。一个编织筐篮的高手，一个手段高明的泥瓦匠，一个技术精湛的雕花木匠，他们的职业一点也不比作家们的工作低贱。“前几年我每次回去，村子里的人就对我说：你应该去当官，当了官，我们好跟着沾点光。我对作家这个职业的比较低调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我的乡亲。”(16)这种对文学，对作家，对中国农村、中国现实以及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理性与深刻的。莫言认为作家在写作时不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不要把自己放在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不要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于是，他提出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概念：“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因此他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他也不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17)《司令的女人》从农民的角度描写了知青生活；《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一个抗日故事；《师傅越来越幽默》站在下岗工人的立场表现了现实的严峻和艰难；《天堂蒜薹之歌》站在农民的立场表现了现实生活的沉重。
莫言认为，在小说中要保持真正的民间立场和视角，就要求作家丢掉知识分子立场，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他在谈到《四十一炮》时说道：“因为本书是用罗小通的口吻诉说，作者深藏幕后，或者说，在这本书里，没有作者的思想。而罗小通的思想，罗小通对老兰的矛盾心态，正代表着民间的标准。老百姓有自己的是非观念，也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比如说往肉里注水，我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那是深恶痛绝的，因为这种肉会损害我的健康和利益，但从罗小通和老兰们的角度看，那就是注水有理。你如果不注，别人也要注。农民往肉里注水，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是诸多腐败现象中的一个现象。这跟出版行业中的盗版、制药行业中的假药、医疗行业里的红包、官员们的假数字和贪污腐化等是一样性质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人都是害人者，人人都是受害者。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需要痛苦。”(18)在《檀香刑》中，莫言自觉地坚持民间文化立场，保持平民化的叙事格调，他在《〈檀香刑〉后记》中指出：“猪肚部看似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但其实也是记录了在民间用口头传诵的方式或者用歌咏的方式诉说着的一段传奇历史――归根结底还是声音。”他不仅用传统的叙事来结构故事，而且还用高密的猫腔、俗语、俚语、民谣、谚语来确定叙事的话语基调，保持了民间叙事传奇化、民谣化、自娱化的特点，通过孙丙、眉娘、小甲等人物形象，用彻底的民间立场进行自我叙述，从民间文化视角展现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生存图景。
莫言并没有像“五四”以来的作家那样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对“人民”要么同情，要么批判，而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位置上，与他作品中的“人民”进行平等的对话，进行真诚的情感的交流。他“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小说思想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注释：
①③ 莫言：《是什么支撑着〈檀香刑〉――答张慧敏》，《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②莫言：《旧“创作谈”批判》，《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④(17)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⑤⑥ 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⑦⑧⑨⑩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11)莫言：《〈丰乳肥臀〉解》，《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2日。
(12)莫言：《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在〈检察日报〉通讯员学习班上的讲话》，《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30莫言：《我的〈丰乳肥臀〉――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
(14)(15)《寻找红高粱的故乡――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的对话》，《南方周末》2002年2月28日。
(16)(17)莫言：《以低调写作贴近生活――关于〈四十一炮〉的对话》，《文学报》2003年第1423期。
责任编辑 半夏
莫言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作家，也是当代具有思想个性的小说家。
在莫言的小说思想中，他对小说语言的独特认识，主要表现在对小说语言的民族化追求方面。
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今天，不仅物质生活日益趋同，而且精神文化生活也日益趋同，最集中地蕴藏着、表现了一个民族深层心理结构和文化积淀的语言，也加快了吸收其他民族语言营养的速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莫言却把小说语言的民族化当做了自己的追求。“我想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最大的追求就是语言的或曰文体的追求，总是想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或者不太一样的声音。这个追求其实根本不涉及到民族语言的问题，当然也不关乎小说的民族化问题，说穿了这是作家个人的事情，但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你的创作不管好坏毕竟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也就使作家的个人努力获得了一种集体的意义。”①
莫言认为小说一是要有故事，二是要有语言：“不知是不是观念的倒退，越来越觉得小说还是要讲故事，当然讲故事的方法也很重要，当然锤炼出一手优美的语言也很重要。能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讲述妙趣横生的故事的人，我认为就是一个好的小说家。”②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总是要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某种语言在脑子里盘旋久了，就有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一旦写起来就会有一种冲击力，在自己进入写作状态时，感到自己都控制不住，不是自己刻意要追求某种语言，而是某种叙述腔调一经确定并有东西要讲时，小说的语言就会自己蹦跳出来，自言自语，自我狂欢，小说语言有自己的惯性。从《檀香刑》开始，莫言感到有了自己的语感，这是一种较为生活化的语言，贴近北方的说话习惯，语句不是太长，有时甚至是押韵的，读起来可以朗朗上口，速度偏快，在语言效果上可以有一种冲击力。“到了写《檀香刑》时，我的追求已经十分自觉。我想我首先要用一种跟自己过去的语言、跟流行的翻译腔调不一样的语言。这时候我想到了猫腔的戏文。所谓‘撤退’，其实就是向民间回归。所谓‘撤退的还不够’就是说小说中的语言还是有很多洋派的东西，没有像赵树理的小说语言那样纯粹。在今后的写作中，我也许再往后退几步，使用一种真正土得掉渣、但很有生命的语言。”③
莫言的小说创作中糅进了方言，不仅融入人物对话中，而且融入了语感和叙述语言中。在《檀香刑》中，为了增强人物身份特征，唱戏的和县老太爷就用了他们各自的家乡方言和说话腔调，以形成一种阅读的陌生化效果。“《檀香刑》在结构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语言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具体地说就是借助了我故乡那种猫腔的小戏，试图锻炼出一种比较民间、比较陌生的语言。”④但是莫言对文学语言中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普通话写作应该是主要的，作品的主体结构一定要是大家熟悉的语言，至于个别细节和表述语言，为了增强小说的表现效果，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有表现力的方言。比如他的家乡形容甜叫“甘甜”，形容刀的锋利叫“锋快”，形容一个人美叫“奇俊”，这些方言起到的效果，是普通话所没有的，写作时可以吸收。“长篇小说的语言之难，当然是指具有鲜明个性的、陌生化的语言。但这陌生化的语言，应该是一种基本驯化的语言，不是故意地用方言土语制造阅读困难。方言土语自然是我们语言的富矿，但如果只在小说的对话部分使用方言土语，并希望借此实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则是一个误区。把方言土语融入叙述语言，才是对语言的真正贡献。”⑤不过莫言认为，方言运用也必须以读者能懂为前提，方言太多了并不会给作品增色，本土化不能变成地方主义。他认为作家不是按照普通话的格式在写作，而是用普通话去发现和感受某种语言。一个作家用什么语言来写作，是作家自己的天赋决定的。大家都在用同一种语言，为什么有的作家作品有自己的语言特征，而有的却没有呢？这是因为有的作家通过某种发现，唤醒了语言中沉睡的不被人注意的东西，而这种语感是属于作家个人的，只有他能够这样感受，只有他能够传神地将这种语感的灼热温度传达出来。一个作家只有寻找到这种语感和语言的表达方式，才算是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学语言。
在莫言的文学思想里，他特别强调小说创作与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的关系，这就在小说题材方面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作家自我心声的流露，自我就是作家自己的个人生活体验。莫言文学创作的基础是他在故乡的农村生活经验，他在农村经验的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文学想象。他感到童年的经历和经验对他以后看问题、搞创作有很多潜在的影响，有时自己都不知道，潜意识里不知不觉会回到童年的状态。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当时的农村又穷又落后，饥饿和恐惧成了他最强烈的感受和记忆，这些在《透明的红萝卜》等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所写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使用的语言都与他的农村生活密切相关，他的故乡高密东北乡就是他人生的起点和小说创作的起点。“编造一个凄凄惨惨的故事，对于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那种非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却不是能够凭借才华编造出来的。”⑥他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等小说，都是以农村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但他的小说并没有停留在乡村生活经验的叙述上，而是将乡村生活经验当做认识整个人类生活的独特视觉，乡村是他的小说创作的基础，但他写作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乡村经验的范围，具有了普遍的意义。“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从文学的意义上说，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虽然我身在异乡，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肉体生活在北京，我的灵魂生活在对于故乡的记忆里。”⑦
《枯河》中的那条河流，《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那个桥洞，《红高粱家族》中的大片的高粱，《球状闪电》中的荒草甸子等等，这些故乡的风景都变成了莫言小说中的风景。他在故乡的一些亲身经历变成了他小说中的素材：“我十三岁时曾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过小工，给一个打铁的师傅拉风箱生火。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产生与我这段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小说中的黑孩儿虽然不是我，但与我的心是相通的。”⑧故乡的传说与故事也变成了他小说中的素材。由于他的故乡离蒲松龄的家乡很近，所以在他的故乡也流传着许多鬼狐故事。“我的小说中写鬼怪的不多，只有一篇《草鞋窨子》中写了一些，但我还是要承认少时听过的这些故事对我产生的深刻影响，它培养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我惧怕的只是故乡的自然景物，别的地方的山川河流无论多么雄伟壮大，也引不起我的敬畏。为什么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外乡的这些东西与我没有精神上的联系，所以我不怕它们。”⑨故乡的奇人奇事有很多进入了他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就源自发生在他家乡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传奇故事。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化的过程……历史是人写的，英雄是人造的。人对现实不满时便怀念过去；人对自己不满时便崇拜祖先，这实际上是很阿Q的。我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大概也就是这一类的东西。”⑩他在《丰乳肥臀》中描述了高密东北乡从一片没有人烟的荒原变成繁华市镇的历史，描写了这片土地的百年变迁。母亲和她的儿女们在这片土地上苦苦地煎熬着、不屈地挣扎着，他们的血泪浸透了黑色的土地。母亲饱经苦难，勤劳勇敢，乐善好施，爱惜生命，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顽强不屈地生活着，“毫无疑问，我的母亲的一生经历，在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11)。
一个作家没有个人的独特体会是写不好小说的，这种体会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自然积累起来的。如果大家都一样，没有独特表现，也就没有独创可言。莫言强调作家的独特表现与他的虚构和想象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虚构和想象的能力又与一个人的生活积累、生活体验紧密相连。生活中没有“檀香刑” 这种刑罚，但在《檀香刑》中为了增加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他就想象出这样一种酷刑。其实酷刑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面对酷刑时的心理感受和心理状态。
在莫言的小说思想里，他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主要表现在小说叙事形式的探索上。
莫言是当代作家中创作个性较为鲜明的作家。他认为好的作家必须具有独创性，好的小说也必须具有独创性：“《红高粱》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轰动，其原因就在于它有那么一点独创性。将近二十年过去后，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所有的内心世界都可以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创新。”(12)人称的变化就是视角的变化，而崭新的人称叙事视角，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叙述天地。《红高粱》中“我爷爷”的视角，就是人称与视角的结合，是一个很复杂的叙述时空。“我爷爷”确定了“我”用一个后人的角度来叙述前辈的事迹，但又非常自如，全知全能，一切都好像是“我”亲眼所见一样，这种视角同时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评判态度。《红高粱家族》是莫言创作的8部长篇小说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这种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小说表达了当时中国人向往自由的心态和张扬个性解放的精神。在小说中，“红高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且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象征了我们的民族精神。莫言认为，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写作，应该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应该思索人类的命运，应该把自己的小说创作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这样的写作才有价值。“看起来我写的好像是高密东北乡这块弹丸之地上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我把天南海北发生的凡是对我有用的事件全都拿到了我的高密东北乡来。”(13)在莫言的小说中，“高密东北乡”既是一个地方，同时又是一种象征，其意义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和地理学上的意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能够通过自己的创作使文学地理成为历史空间的作家还比较少，鲁迅笔下的绍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做到了这一点，当代的莫言也做到了这一点。
莫言小说的独创性也表现在对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的探索上。
“我的长处就是对大自然和动植物的敏感，对生命的丰富的感受，比如我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发现比别人更加丰富的色彩，这些因素一旦移植到了我的文学中，那我的作品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如果小说不把作家对生命的感觉移植进去的话，即便您写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的一件事，那也不会真实。”�(14)在《红高粱》中，动物的叫声具有了人的情感，味觉有了色彩，光线会发出声音，闪电变成了血色等等，表现了莫言独特的艺术感觉。在《透明的红萝卜》里，莫言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超越常人又源于天性的感觉世界，形成了与现实世界的强烈反差。黑孩具有灵敏的感觉和丰富的想象，他丰富的幻觉、通感、联想所形成的感觉世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与想象性：“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
莫言文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民间立场，进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莫言认为当前小说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种不谋而合的趋同化，许多作家生活经历很相似，所受的教育也差不多，因此，写出来的作品雷同，作家的个性也比较模糊，现在重要的是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他认为民间写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强调个性化的写作，什么人的写作特别张扬自己鲜明的个性，就是真正的民间写作。对民间叙述立场的迷恋，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也是一个作家的文化态度的问题。“因为我本身就是老百姓，我感受的生活和我灵魂的痛苦是跟老百姓一样的。”(15)在他看来，作家的工作与社会上的民间工匠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认为作家这个职业并没有那么神圣那么崇高，作家就是一个老百姓，无论别人怎么吹捧，你也是一个老百姓。如果你时时刻刻忘不了自己的作家身份，把自己当成精神贵族，别说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就连为老百姓写作也不大可能。一个编织筐篮的高手，一个手段高明的泥瓦匠，一个技术精湛的雕花木匠，他们的职业一点也不比作家们的工作低贱。“前几年我每次回去，村子里的人就对我说：你应该去当官，当了官，我们好跟着沾点光。我对作家这个职业的比较低调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我的乡亲。”(16)这种对文学，对作家，对中国农村、中国现实以及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理性与深刻的。莫言认为作家在写作时不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不要把自己放在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不要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于是，他提出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概念：“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因此他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他也不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17)《司令的女人》从农民的角度描写了知青生活；《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一个抗日故事；《师傅越来越幽默》站在下岗工人的立场表现了现实的严峻和艰难；《天堂蒜薹之歌》站在农民的立场表现了现实生活的沉重。
莫言认为，在小说中要保持真正的民间立场和视角，就要求作家丢掉知识分子立场，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他在谈到《四十一炮》时说道：“因为本书是用罗小通的口吻诉说，作者深藏幕后，或者说，在这本书里，没有作者的思想。而罗小通的思想，罗小通对老兰的矛盾心态，正代表着民间的标准。老百姓有自己的是非观念，也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比如说往肉里注水，我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那是深恶痛绝的，因为这种肉会损害我的健康和利益，但从罗小通和老兰们的角度看，那就是注水有理。你如果不注，别人也要注。农民往肉里注水，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是诸多腐败现象中的一个现象。这跟出版行业中的盗版、制药行业中的假药、医疗行业里的红包、官员们的假数字和贪污腐化等是一样性质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人都是害人者，人人都是受害者。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需要痛苦。”(18)在《檀香刑》中，莫言自觉地坚持民间文化立场，保持平民化的叙事格调，他在《〈檀香刑〉后记》中指出：“猪肚部看似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但其实也是记录了在民间用口头传诵的方式或者用歌咏的方式诉说着的一段传奇历史――归根结底还是声音。”他不仅用传统的叙事来结构故事，而且还用高密的猫腔、俗语、俚语、民谣、谚语来确定叙事的话语基调，保持了民间叙事传奇化、民谣化、自娱化的特点，通过孙丙、眉娘、小甲等人物形象，用彻底的民间立场进行自我叙述，从民间文化视角展现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生存图景。
莫言并没有像“五四”以来的作家那样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对“人民”要么同情，要么批判，而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位置上，与他作品中的“人民”进行平等的对话，进行真诚的情感的交流。他“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小说思想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注释：
①③ 莫言：《是什么支撑着〈檀香刑〉――答张慧敏》，《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②莫言：《旧“创作谈”批判》，《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④(17)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⑤⑥ 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⑦⑧⑨⑩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11)莫言：《〈丰乳肥臀〉解》，《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2日。
(12)莫言：《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在〈检察日报〉通讯员学习班上的讲话》，《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30莫言：《我的〈丰乳肥臀〉――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
(14)(15)《寻找红高粱的故乡――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的对话》，《南方周末》2002年2月28日。
(16)(17)莫言：《以低调写作贴近生活――关于〈四十一炮〉的对话》，《文学报》2003年第1423期。
责任编辑 半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