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9月07日 10:32凤凰读书
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 人民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
有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质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作沉痛检查。”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胡耀邦甚至萌发了“冷却一下”的想法。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小刊物发挥了惊天作用，胡耀邦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
说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能不提到一份刊物，这就是胡耀邦创办的《理论动态》。就是这份一开始并不起眼的小刊物，在发表了一篇举国瞩目的文章后，它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早在延安时期，胡耀邦曾邀请毛泽东写一篇文章。毛泽东很快就写出来了，这就是后来收集在《毛泽东选集》里的第一篇短文《反对自由主义》，但它最早发表在胡耀邦主办的油印刊物《思想战线》上。当时，王明还在莫斯科。毛泽东准备等王明回国后再同他论战。胡耀邦后来谈起这件事还说，《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就是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如果没有这个准备，就对付不了王明路线，打不开抗日战争的局面。
胡耀邦由此联想到，如果没有新的思想准备，也就无法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于是，他萌发了创办一个理论刊物的想法。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走马上任后不久，中央党校召开了整风会议。6月4日，即会议结束的当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一个只有10个人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中央党校的教学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提出了创办刊物的设想。其实，这个想法已经在他的脑子里酝酿了好几个星期。胡耀邦建议，先找几个人筹备，其中包括孟凡、沈宝祥、吴振坤、刘立中等四人。胡耀邦还表示，在创刊的两个月里，每一篇文章都由他来定稿，至少负责搞两个月。
据胡耀邦身边的人回忆，当时，耀邦同志考虑到，党校只让干部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不够。有些是非要颠倒过来，必须写文章，用评论来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所以，“他就有了还要办一个刊物的设想”。开学前不久，耀邦找来10多个人座谈，他专门讲了按劳分配的问题。讲完之后，整理成《谈谈按劳分配》。他是这样考虑的，大批干部进入中央党校，只让他们读那几篇经典著作还不行，还要给他们讲一讲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于是，胡耀邦在发表那篇《谈谈按劳分配》的讲话之后，就决定办一个刊物，一期登一篇文章。他说，现在新问题很多，需要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回答。“当时我们都赞成他的倡议”。
6月6日，胡耀邦把刊物编辑组的几个人召集起来开了第一次会议，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刊物的内容宁可少一些。每期发表一篇文章，最多两篇，只发理论文章，政策问题少涉及一些。二、三天出一期，每个月出9至13期。刊物的名称叫《理论动态》，这是一个面向党内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性质的内部刊物，发行对象是中央领导同志、各省的干部，还有党校的同志，以及理论部门的工作者。在6月22日的会议上，胡耀邦提出，如果二、三天出一期来不及的话，就改为5天出一期。每篇文章大约2000字，无论如何不能超过4000字，三、四页纸。在谈到刊物的作用时，胡耀邦表示，第一，使领导干部及时掌握理论研究方面的动态；第二，澄清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7月1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持召开理论座谈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学习辅导问题。此前，《人民日报》于5月1日发表了华国锋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而写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认为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其中还提到：“文化大革命”，总的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所以，在座谈会上，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的吴江就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谈了几点看法。他说，第一，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当做整“走资派”，否则会被某些野心家用来“打倒一切”；第二，“继续革命”的任务应当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也就是生产方面的革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学技术革命是不行的；第三，有人认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
胡耀邦听了很高兴，称之为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为了办好这个刊物，胡耀邦已经准备了几篇文章，但第一期需要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胡耀邦还没有确定下来。就在这时，吴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极大兴趣。所以，会议结束后，胡耀邦于当天晚上找到吴江，让他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一篇5000字以内的文章，准备在《理论动态》创刊号上发表。
根据原先的安排，《理论动态》第一期准备于9月出版，因为那时中央党校正好开学。考虑到邓小平在此之前已经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所以，胡耀邦决定将《理论动态》第一期提前出版。
按照胡耀邦的吩咐，吴江在第二天就把文章写出来了。随后，他把文章送给了胡耀邦。文章于7月14日打印成清样，胡耀邦看过之后，让他的秘书将文章送到了印刷厂。7月15日，《理论动态》第一期正式出版，发表了吴江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编者还加了一段说明：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过程中，同志们针对“四人帮”长期以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提出了不少问题。7月12日，我校邀请教研室部分同志座谈。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同志提出了如何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很好地弄清楚，特将他的发言刊登……
这期《理论动态》共印了300份，发行的对象是由胡耀邦确定的。据当事人回忆，中央党校的同志拿到刊物后，“立即就有比较强烈的反应”。沈宝祥将这一情况反映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同样很高兴。
这里有个细节问题。吴江回忆说，胡耀邦之所以敢在《理论动态》第一期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原来是经邓小平的认可”。吴江还说，胡耀邦后来在同他谈话时说过：“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写道：7月13日，“父亲看了题为《‘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的文章，非常赞赏，马上送给邓小平审阅。邓小平看后，认为这篇文章是好的。”
可是，沈宝祥觉得这不大可能。他说：从时间上看，7月12日上午，吴江同志发言。7月12日晚，胡耀邦同志找吴江同志，让他将发言撰写成文章。7月13日，吴江同志写成5000字的稿子。7月14日，吴江同志将稿子送给胡耀邦，未经耀邦同志仔细审阅，秘书即将稿子送至印刷厂排清样。7月14日下午，排出清样后送给胡耀邦，他当即审阅定稿，并即送印刷厂正式付印。7月15日上午，刊物发行。所以，“从时间上看，胡耀邦同志没有可能在事前将此稿送邓小平同志阅看。”而且，沈宝祥还说，从当时的工作关系来讲，“胡耀邦同志也不大可能采取这种做法”。
不过，孟凡写的一份汇报提纲可以证实吴江的推测。他在1978年1月给中央党校负责人写过一份工作情况的汇报，其中有一条是对已经出版的《理论动态》各期的反映。他写了这样一句话：“邓副主席亲自看过动态第一期，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据孟凡说，这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在电话中告知的。
到了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很清楚了。邓小平看到的可能不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初稿，而是发表在《理论动态》第一期上的正式文章。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邓小平确实看过这篇文章，而且还表示赞同。
文章发表后，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用当事人的话说，仅文章题目本身就使人感到“震惊”。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直被奉为经典。就在《理论动态》第一期出版之前，华国锋还在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的路线。”而且，这是他在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而写的文章中所说的话。在当时，这个理论是不可怀疑的。在这样的形势下，《理论动态》居然发表文章要对这个理论进行探讨，这已经是够“大胆”的了。
不可否认，文章也有它无法克服的弱点。这就是，它没有完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还肯定它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着重阐明的非常重要的思想”。但作者毕竟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单从这一点来看，文章显然触及到了当时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不仅使人“耳目一新”，甚至“大吃一惊。”
就在这时候，中央党校开学了。吴江第一次给学员上的就是哲学课。之后，他又作了一个专题报告，着重讲了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既反右，也反“左”。他解释说，自5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反右，不准反“左”，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右的错误而没有“左”的错误。结果，在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头脑里，没有“两条战线斗争”的概念。中共十一大仍然如此，把林彪、“四人帮”的路线说成是极右或形“左”实右或假“左”真右。总之，人们不知道“左”为何物，谈“左”成为最大的政治禁忌。
吴江在报告的第一部分讲了“两条路线”和“两条战线”的关系，在第二部分批判了“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哲学。在这部分里，他讲了判断路线方针是非的标准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也就是说，“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是林彪，还是“四人帮”，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有正确路线。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也就越大，“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后来，吴江把“两条战线”这一部分摘要发表在《理论动态》上。
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0月12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这篇文章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谈了党内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触及了几千万人的问题。他鼓励说，你们要敢于触及实际问题，不要害怕，形势毕竟不同了。
胡耀邦在创办《理论动态》之初，就对办刊方针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些刊物过于脱离实际，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特别是一些政治理论刊物，号称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实际上书卷气很重。他表示，《理论动态》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10〕他还在一篇送审稿上写了这样一段话：“《理论动态》切不可绕开当前全党性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矛盾走。如果绕开，质量要立即降低。”
在当时的情况下，胡耀邦提出的办刊方针，体现了相当大的理论勇气。由于贯彻了这样的办刊方针，《理论动态》在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带头作用。
《理论动态》第6期发表了《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一文，明确断定：按劳分配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认为按劳分配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存在。文章实际上批驳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的理论依据。
胡耀邦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仍然没有放下《理论动态》。临走时还特意设立了一个“理论研究室”，将《理论动态》的编辑工作交给这个研究室，作为它的主要任务。
12月15日，《理论动态》第31期发表邵华泽的文章《文风和认识路线》，实际上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邵华泽在文章中谈了三个问题。第一，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还是人的主观认识是第一性的？他认为，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认识则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注重客观事实，就是注重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风的起码要求。既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人们只能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而不能按照主观的需要任意去解释、利用。否则，“还有什么真理可言？”第二，用一般指导具体，还是用一般代替具体？对此，邵华泽在文章中写道：认识具体事物，不能离开一般原则的指导。但是，一般又不能代替具体。“如果以为有了一般的原理、原则，就可以不费力气，不调查研究，那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第三，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看别的什么东西？由此看来，作者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真理的标准问题。他明确写道：“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四人帮”横行时，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都被他们搞乱了，必须一一纠正过来。邵华泽认为，判断一个干部能力强不强，要看实践，看他工作的实际效果，看他的行动是否给人民带来了好处以及这种好处的大小。判断一篇报道水平高不高，要看它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群众的实践，是否经得起客观实践的检验。绝不是抄马列的诗句多就是水平高。“那种看上去句句有本本根据，可一点也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文件、报告、文章，有什么水平？”应该“丢到废纸篓里去”。1978年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12月25日，《理论动态》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为题，编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几条语录，还加了编者按。这一期《理论动态》发出后，在外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人叫好，但也招来质疑。据当事人回忆，有人简直就是“愤怒”，气势汹汹地责问《理论动态》究竟“要干什么？”把矛头“对准谁？”
随着1978年新年的临近，胡耀邦让《理论动态》组的同志写一篇题为《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的文章，以迎接新年的到来。12月30日，第34期《理论动态》发表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社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后，决定转载，就打电话给《理论动态》组，还询问起署名的事。胡耀邦得知后，考虑到报纸既然能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章，《理论动态》也可以有自己的“特约评论员”。于是，动态组的同志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人民日报》社。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人民日报》在1月2日转载这篇文章时用的是“岳平”的名字。据推测，这个名字就是“特约评论员”的缩写。此后，“岳平”也就成了《理论动态》的一个笔名。
1月31日，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的秘书打来电话说，华国锋说这篇文章写得好。还说“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多谋善断，提法很好。”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华国锋还让《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参考这篇文章。据说，12月3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于当天送到华国锋手里，他看了后很欣赏。还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人，是否看过这期《理论动态》？认为第34期的文章写得很好，观点也不错。他还称赞说，文章中提到的“多谋善断”非常重要，现在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怎样学习，就是要“多谋善断”。他让起草组认真看一看，好好学一学。
作者在文章里究竟写了些什么使华国锋都觉得很好？文章一共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新的课题”。实际上是在讨论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作者指出，现在，我们面临在本世纪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起点。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的大国，要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内，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工业、国防到科学技术，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是从国内角度来看，还是从世界范围来看，都是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人们的物质生活到精神面貌的深刻改造。它的成功，不但将改变整个中国的现状，而且将影响世界的革命进程。“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四人帮”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造成的困难，尚待我们继续克服。被“四人帮”破坏了的，要百废俱兴。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作者还说，为了适应新时期的新任务，我们要树雄心，立壮志，要有一种奋发图强，百折不挠，敢破敢立，脚踏实地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要求我们在新事物面前，具有高度的革命敏感性和革命果断性。”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善于学习”。作者写道：我们的领导和思想水平，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要更好地适应新的历史任务提出的要求。我们要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具备革命者的一种可贵品质，就是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有的同志缺乏这种敏感，不善于学习新东西，思想套上了精神枷锁，工作掉进了事务深渊。“四人帮”制造了一系列精神枷锁，设置了一系列思想禁区，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僵化，不接受新事物，怕研究新问题。“四人帮”的这种流毒极为严重，必须肃清。除此以外，心有余悸，怕担风险，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等等消极的东西，也是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应当统统去掉”。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打碎精神枷锁，跳出事务深渊，以高度的革命敏感去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领导水平，改进工作方法，使自己的思想不断更新，始终走在四个现代化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前头。”
文中提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多谋善断”。作者指出，现代化这场伟大革命带来的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不但逼迫我们要有对新事物的高度敏感，还要求我们在新事物层出不穷的环境中善于作出判断，把革命的敏感性同革命的果断性结合起来。“这就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要多谋善断。”
什么叫多谋？就是“与多方面商量，向多方面作调查。”我们了解情况，制订方案，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研究各种材料，走群众路线。有的同志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群众谋得少。这样，了解情况就不全面。“我们不仅要与左右的干部谋，更要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谋；不仅与相同意见的同志谋，更要注意与不同意见的同志谋。”既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你就应当与他谋，看看他的意见怎样。”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等。要了解农业情况，解决农业问题，就上农村生产队去谋。要了解工业情况，解决工业问题，就上工厂车间去谋。要了解科研情况，解决科研问题，就上研究室去谋。要了解教育情况，解决教育问题，就上学校课堂去谋。要了解商业情况，解决商业问题，就上商店柜台去谋。要了解军队情况，解决军队问题，就上连队去谋。总之，“一切新事物都出在第一线，领导人员的头脑，只能起一个加工厂的作用。我们要使自己的头脑跟上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多谋于各条战线的第一线。”
什么叫善断？就是“在多谋的基础上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少谋武断不行。”穷于应付，无法迈开腿上第一线去，根本不同人家商量，就下判断，这叫武断；还有一种，有谋无断，想来想去，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不果断，也不行。“多谋就能稳准，善断就能好快。”为此，作者在文中还讲了一段有关袁绍的故事，说：袁绍出身望族，四世居三公位，在封建士大夫中威信很高，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兵强马壮，有几十万军队，号称长戟百万，胡骑千群。那时曹操只有四万兵。可是几年之间，袁绍就被曹操彻底打垮了。曹操部下有个参谋叫郭嘉，批评袁绍的要害是“性迟而多疑”，“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既不敏感，又不果断，结果垮了台。
作者由此认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有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完全可以做到多谋善断”。
这篇文章得到华国锋的赞同，很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文章肯定了“抓纲治国”的方针。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1978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重要的一年”。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应当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这新的一年？”这当然很合华国锋的口味。第二，虽然作者提出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但毕竟没有直接批评“两个凡是”。所以，文章的主基调是华国锋可以接受的。几个月后，《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此后，华国锋也就不再支持这个刊物了。
1月5日，《理论动态》发表《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4月15日，又发表了《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两篇文章批驳了多年来一直盛行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说法，认为农民经营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以这种从属性的经济为其存在的主要基础的集市贸易，“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文章说，保留社员家庭副业有其客观必然性，如果把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话，就是在实行一种“愚蠢”的政策。这两篇文章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引起很大影响。
《理论动态》有这么大的影响，主要还在于它“燃起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之火”。作为一个面向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刊物，《理论动态》以其内容和特点见长，在共产党内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胡耀邦在谈起这一刊物的作用时说，别看这个刊物小，办好了以后，“等于我们办了另外一个党校”。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展起来后，《理论动态》的影响就更大了，以至胡耀邦在同《理论动态》组的成员谈话时颇为深情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几乎就在同时，邓小平对胡耀邦夸奖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看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
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 人民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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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9月07日 10:32凤凰读书
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 人民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
有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质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作沉痛检查。”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胡耀邦甚至萌发了“冷却一下”的想法。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小刊物发挥了惊天作用，胡耀邦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
说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能不提到一份刊物，这就是胡耀邦创办的《理论动态》。就是这份一开始并不起眼的小刊物，在发表了一篇举国瞩目的文章后，它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早在延安时期，胡耀邦曾邀请毛泽东写一篇文章。毛泽东很快就写出来了，这就是后来收集在《毛泽东选集》里的第一篇短文《反对自由主义》，但它最早发表在胡耀邦主办的油印刊物《思想战线》上。当时，王明还在莫斯科。毛泽东准备等王明回国后再同他论战。胡耀邦后来谈起这件事还说，《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就是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如果没有这个准备，就对付不了王明路线，打不开抗日战争的局面。
胡耀邦由此联想到，如果没有新的思想准备，也就无法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于是，他萌发了创办一个理论刊物的想法。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走马上任后不久，中央党校召开了整风会议。6月4日，即会议结束的当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一个只有10个人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中央党校的教学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提出了创办刊物的设想。其实，这个想法已经在他的脑子里酝酿了好几个星期。胡耀邦建议，先找几个人筹备，其中包括孟凡、沈宝祥、吴振坤、刘立中等四人。胡耀邦还表示，在创刊的两个月里，每一篇文章都由他来定稿，至少负责搞两个月。
据胡耀邦身边的人回忆，当时，耀邦同志考虑到，党校只让干部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不够。有些是非要颠倒过来，必须写文章，用评论来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所以，“他就有了还要办一个刊物的设想”。开学前不久，耀邦找来10多个人座谈，他专门讲了按劳分配的问题。讲完之后，整理成《谈谈按劳分配》。他是这样考虑的，大批干部进入中央党校，只让他们读那几篇经典著作还不行，还要给他们讲一讲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于是，胡耀邦在发表那篇《谈谈按劳分配》的讲话之后，就决定办一个刊物，一期登一篇文章。他说，现在新问题很多，需要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回答。“当时我们都赞成他的倡议”。
6月6日，胡耀邦把刊物编辑组的几个人召集起来开了第一次会议，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刊物的内容宁可少一些。每期发表一篇文章，最多两篇，只发理论文章，政策问题少涉及一些。二、三天出一期，每个月出9至13期。刊物的名称叫《理论动态》，这是一个面向党内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性质的内部刊物，发行对象是中央领导同志、各省的干部，还有党校的同志，以及理论部门的工作者。在6月22日的会议上，胡耀邦提出，如果二、三天出一期来不及的话，就改为5天出一期。每篇文章大约2000字，无论如何不能超过4000字，三、四页纸。在谈到刊物的作用时，胡耀邦表示，第一，使领导干部及时掌握理论研究方面的动态；第二，澄清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7月1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持召开理论座谈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学习辅导问题。此前，《人民日报》于5月1日发表了华国锋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而写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认为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其中还提到：“文化大革命”，总的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所以，在座谈会上，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的吴江就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谈了几点看法。他说，第一，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当做整“走资派”，否则会被某些野心家用来“打倒一切”；第二，“继续革命”的任务应当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也就是生产方面的革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学技术革命是不行的；第三，有人认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
胡耀邦听了很高兴，称之为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为了办好这个刊物，胡耀邦已经准备了几篇文章，但第一期需要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胡耀邦还没有确定下来。就在这时，吴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极大兴趣。所以，会议结束后，胡耀邦于当天晚上找到吴江，让他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一篇5000字以内的文章，准备在《理论动态》创刊号上发表。
根据原先的安排，《理论动态》第一期准备于9月出版，因为那时中央党校正好开学。考虑到邓小平在此之前已经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所以，胡耀邦决定将《理论动态》第一期提前出版。
按照胡耀邦的吩咐，吴江在第二天就把文章写出来了。随后，他把文章送给了胡耀邦。文章于7月14日打印成清样，胡耀邦看过之后，让他的秘书将文章送到了印刷厂。7月15日，《理论动态》第一期正式出版，发表了吴江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编者还加了一段说明：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过程中，同志们针对“四人帮”长期以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提出了不少问题。7月12日，我校邀请教研室部分同志座谈。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同志提出了如何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很好地弄清楚，特将他的发言刊登……
这期《理论动态》共印了300份，发行的对象是由胡耀邦确定的。据当事人回忆，中央党校的同志拿到刊物后，“立即就有比较强烈的反应”。沈宝祥将这一情况反映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同样很高兴。
这里有个细节问题。吴江回忆说，胡耀邦之所以敢在《理论动态》第一期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原来是经邓小平的认可”。吴江还说，胡耀邦后来在同他谈话时说过：“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写道：7月13日，“父亲看了题为《‘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的文章，非常赞赏，马上送给邓小平审阅。邓小平看后，认为这篇文章是好的。”
可是，沈宝祥觉得这不大可能。他说：从时间上看，7月12日上午，吴江同志发言。7月12日晚，胡耀邦同志找吴江同志，让他将发言撰写成文章。7月13日，吴江同志写成5000字的稿子。7月14日，吴江同志将稿子送给胡耀邦，未经耀邦同志仔细审阅，秘书即将稿子送至印刷厂排清样。7月14日下午，排出清样后送给胡耀邦，他当即审阅定稿，并即送印刷厂正式付印。7月15日上午，刊物发行。所以，“从时间上看，胡耀邦同志没有可能在事前将此稿送邓小平同志阅看。”而且，沈宝祥还说，从当时的工作关系来讲，“胡耀邦同志也不大可能采取这种做法”。
不过，孟凡写的一份汇报提纲可以证实吴江的推测。他在1978年1月给中央党校负责人写过一份工作情况的汇报，其中有一条是对已经出版的《理论动态》各期的反映。他写了这样一句话：“邓副主席亲自看过动态第一期，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据孟凡说，这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在电话中告知的。
到了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很清楚了。邓小平看到的可能不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初稿，而是发表在《理论动态》第一期上的正式文章。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邓小平确实看过这篇文章，而且还表示赞同。
文章发表后，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用当事人的话说，仅文章题目本身就使人感到“震惊”。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直被奉为经典。就在《理论动态》第一期出版之前，华国锋还在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的路线。”而且，这是他在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而写的文章中所说的话。在当时，这个理论是不可怀疑的。在这样的形势下，《理论动态》居然发表文章要对这个理论进行探讨，这已经是够“大胆”的了。
不可否认，文章也有它无法克服的弱点。这就是，它没有完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还肯定它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着重阐明的非常重要的思想”。但作者毕竟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单从这一点来看，文章显然触及到了当时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不仅使人“耳目一新”，甚至“大吃一惊。”
就在这时候，中央党校开学了。吴江第一次给学员上的就是哲学课。之后，他又作了一个专题报告，着重讲了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既反右，也反“左”。他解释说，自5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反右，不准反“左”，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右的错误而没有“左”的错误。结果，在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头脑里，没有“两条战线斗争”的概念。中共十一大仍然如此，把林彪、“四人帮”的路线说成是极右或形“左”实右或假“左”真右。总之，人们不知道“左”为何物，谈“左”成为最大的政治禁忌。
吴江在报告的第一部分讲了“两条路线”和“两条战线”的关系，在第二部分批判了“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哲学。在这部分里，他讲了判断路线方针是非的标准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也就是说，“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是林彪，还是“四人帮”，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有正确路线。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也就越大，“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后来，吴江把“两条战线”这一部分摘要发表在《理论动态》上。
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0月12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这篇文章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谈了党内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触及了几千万人的问题。他鼓励说，你们要敢于触及实际问题，不要害怕，形势毕竟不同了。
胡耀邦在创办《理论动态》之初，就对办刊方针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些刊物过于脱离实际，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特别是一些政治理论刊物，号称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实际上书卷气很重。他表示，《理论动态》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10〕他还在一篇送审稿上写了这样一段话：“《理论动态》切不可绕开当前全党性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矛盾走。如果绕开，质量要立即降低。”
在当时的情况下，胡耀邦提出的办刊方针，体现了相当大的理论勇气。由于贯彻了这样的办刊方针，《理论动态》在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带头作用。
《理论动态》第6期发表了《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一文，明确断定：按劳分配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认为按劳分配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存在。文章实际上批驳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的理论依据。
胡耀邦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仍然没有放下《理论动态》。临走时还特意设立了一个“理论研究室”，将《理论动态》的编辑工作交给这个研究室，作为它的主要任务。
12月15日，《理论动态》第31期发表邵华泽的文章《文风和认识路线》，实际上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邵华泽在文章中谈了三个问题。第一，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还是人的主观认识是第一性的？他认为，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认识则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注重客观事实，就是注重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风的起码要求。既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人们只能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而不能按照主观的需要任意去解释、利用。否则，“还有什么真理可言？”第二，用一般指导具体，还是用一般代替具体？对此，邵华泽在文章中写道：认识具体事物，不能离开一般原则的指导。但是，一般又不能代替具体。“如果以为有了一般的原理、原则，就可以不费力气，不调查研究，那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第三，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看别的什么东西？由此看来，作者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真理的标准问题。他明确写道：“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四人帮”横行时，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都被他们搞乱了，必须一一纠正过来。邵华泽认为，判断一个干部能力强不强，要看实践，看他工作的实际效果，看他的行动是否给人民带来了好处以及这种好处的大小。判断一篇报道水平高不高，要看它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群众的实践，是否经得起客观实践的检验。绝不是抄马列的诗句多就是水平高。“那种看上去句句有本本根据，可一点也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文件、报告、文章，有什么水平？”应该“丢到废纸篓里去”。1978年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12月25日，《理论动态》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为题，编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几条语录，还加了编者按。这一期《理论动态》发出后，在外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人叫好，但也招来质疑。据当事人回忆，有人简直就是“愤怒”，气势汹汹地责问《理论动态》究竟“要干什么？”把矛头“对准谁？”
随着1978年新年的临近，胡耀邦让《理论动态》组的同志写一篇题为《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的文章，以迎接新年的到来。12月30日，第34期《理论动态》发表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社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后，决定转载，就打电话给《理论动态》组，还询问起署名的事。胡耀邦得知后，考虑到报纸既然能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章，《理论动态》也可以有自己的“特约评论员”。于是，动态组的同志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人民日报》社。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人民日报》在1月2日转载这篇文章时用的是“岳平”的名字。据推测，这个名字就是“特约评论员”的缩写。此后，“岳平”也就成了《理论动态》的一个笔名。
1月31日，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的秘书打来电话说，华国锋说这篇文章写得好。还说“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多谋善断，提法很好。”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华国锋还让《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参考这篇文章。据说，12月3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于当天送到华国锋手里，他看了后很欣赏。还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人，是否看过这期《理论动态》？认为第34期的文章写得很好，观点也不错。他还称赞说，文章中提到的“多谋善断”非常重要，现在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怎样学习，就是要“多谋善断”。他让起草组认真看一看，好好学一学。
作者在文章里究竟写了些什么使华国锋都觉得很好？文章一共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新的课题”。实际上是在讨论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作者指出，现在，我们面临在本世纪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起点。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的大国，要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内，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工业、国防到科学技术，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是从国内角度来看，还是从世界范围来看，都是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人们的物质生活到精神面貌的深刻改造。它的成功，不但将改变整个中国的现状，而且将影响世界的革命进程。“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四人帮”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造成的困难，尚待我们继续克服。被“四人帮”破坏了的，要百废俱兴。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作者还说，为了适应新时期的新任务，我们要树雄心，立壮志，要有一种奋发图强，百折不挠，敢破敢立，脚踏实地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要求我们在新事物面前，具有高度的革命敏感性和革命果断性。”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善于学习”。作者写道：我们的领导和思想水平，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要更好地适应新的历史任务提出的要求。我们要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具备革命者的一种可贵品质，就是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有的同志缺乏这种敏感，不善于学习新东西，思想套上了精神枷锁，工作掉进了事务深渊。“四人帮”制造了一系列精神枷锁，设置了一系列思想禁区，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僵化，不接受新事物，怕研究新问题。“四人帮”的这种流毒极为严重，必须肃清。除此以外，心有余悸，怕担风险，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等等消极的东西，也是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应当统统去掉”。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打碎精神枷锁，跳出事务深渊，以高度的革命敏感去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领导水平，改进工作方法，使自己的思想不断更新，始终走在四个现代化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前头。”
文中提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多谋善断”。作者指出，现代化这场伟大革命带来的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不但逼迫我们要有对新事物的高度敏感，还要求我们在新事物层出不穷的环境中善于作出判断，把革命的敏感性同革命的果断性结合起来。“这就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要多谋善断。”
什么叫多谋？就是“与多方面商量，向多方面作调查。”我们了解情况，制订方案，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研究各种材料，走群众路线。有的同志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群众谋得少。这样，了解情况就不全面。“我们不仅要与左右的干部谋，更要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谋；不仅与相同意见的同志谋，更要注意与不同意见的同志谋。”既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你就应当与他谋，看看他的意见怎样。”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等。要了解农业情况，解决农业问题，就上农村生产队去谋。要了解工业情况，解决工业问题，就上工厂车间去谋。要了解科研情况，解决科研问题，就上研究室去谋。要了解教育情况，解决教育问题，就上学校课堂去谋。要了解商业情况，解决商业问题，就上商店柜台去谋。要了解军队情况，解决军队问题，就上连队去谋。总之，“一切新事物都出在第一线，领导人员的头脑，只能起一个加工厂的作用。我们要使自己的头脑跟上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多谋于各条战线的第一线。”
什么叫善断？就是“在多谋的基础上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少谋武断不行。”穷于应付，无法迈开腿上第一线去，根本不同人家商量，就下判断，这叫武断；还有一种，有谋无断，想来想去，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不果断，也不行。“多谋就能稳准，善断就能好快。”为此，作者在文中还讲了一段有关袁绍的故事，说：袁绍出身望族，四世居三公位，在封建士大夫中威信很高，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兵强马壮，有几十万军队，号称长戟百万，胡骑千群。那时曹操只有四万兵。可是几年之间，袁绍就被曹操彻底打垮了。曹操部下有个参谋叫郭嘉，批评袁绍的要害是“性迟而多疑”，“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既不敏感，又不果断，结果垮了台。
作者由此认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有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完全可以做到多谋善断”。
这篇文章得到华国锋的赞同，很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文章肯定了“抓纲治国”的方针。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1978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重要的一年”。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应当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这新的一年？”这当然很合华国锋的口味。第二，虽然作者提出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但毕竟没有直接批评“两个凡是”。所以，文章的主基调是华国锋可以接受的。几个月后，《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此后，华国锋也就不再支持这个刊物了。
1月5日，《理论动态》发表《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4月15日，又发表了《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两篇文章批驳了多年来一直盛行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说法，认为农民经营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以这种从属性的经济为其存在的主要基础的集市贸易，“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文章说，保留社员家庭副业有其客观必然性，如果把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话，就是在实行一种“愚蠢”的政策。这两篇文章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引起很大影响。
《理论动态》有这么大的影响，主要还在于它“燃起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之火”。作为一个面向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刊物，《理论动态》以其内容和特点见长，在共产党内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胡耀邦在谈起这一刊物的作用时说，别看这个刊物小，办好了以后，“等于我们办了另外一个党校”。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展起来后，《理论动态》的影响就更大了，以至胡耀邦在同《理论动态》组的成员谈话时颇为深情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几乎就在同时，邓小平对胡耀邦夸奖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看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
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 人民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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