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建国初期苏联对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
引言：
建国初期，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开始掀起全方位向苏联学习的热潮。苏联的城市规划建设的理论和经验作为苏联模式的一个方面，对中国的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将以北京市为例，简要谈谈对于这一问题的一点思考。
关键词：建国初期 苏联 中国 城市规划建设 北京
1 苏联的城市规划建设对北京城建的影响
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其规划建设的好与坏不仅影响到城市自身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为此，在新中国成立了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专门研究北京市的规划问题，同时邀请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专家来参加工作。其中，作为中国学习经验的对象，苏联专家的意见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拒不完全统计1950~1956年，前苏联派到中国的专家就有5092人之多，”，就城市规划建设方面，比较著名的专家有穆欣（另译为莫欣、莫辛及摩亨）和巴拉金等城市规划专家，这些专家直接将苏联城市规划建设的思想理论带入中国，对北京市今天的城市格局的形成影响巨大。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旧城改造和行政中心的确立。
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代表的建筑学家曾提出保护旧城原貌，将行政中心移至北京西郊并另辟新区的方案，认为其能够保护古都的历史风貌，同时有利于分散市区人口，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区。但是苏联专家则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改造旧城，建设首都行政中心的方案，认为该方案能充分利用市区土地资源，并能很好地解决政府机关的设置和城市建筑的美化问题。1949年12月召开的城市规划会议上，苏联专家根据本国经验对此作了论证：“拆毁旧的房屋的费用，在莫斯科甚至拆毁更有价值的房屋，连同居民迁移费用，不超出25%—30%新建房屋的造价”[2] ，同时对梁思成等人的方案进行了批驳，认为将北京城作为博物馆保存下来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合实际的幻想”。对此双方还曾进行激烈的辩论，但是中国决策者还是听取了苏联专家的建议，以故宫和天安门为轴心进行城市建设。于是便有了1953年北京市委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提出的《改建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确定了行政中心设置在旧城及对旧城进行改造的内容。《要点》还提出要采用类似莫斯科的放射环状路系统由中心向城外发展的方式进行城市布局。《要点》还提出关于城市分区的布置，大致为北京市东南部地区为工业区，西北部地区作为风景休养区和学校区，住宅区则位于工业区附近。可以看车，这个方案已和今天北京市的城市功能区的布局十分接近。《要点》虽未得到批准，但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北京城市建设，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的”[3] ，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于1957年以之前提出的《草案要点》为基础拟定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以后的规划方案则多以此为蓝本。值得一体的是在这个方案中，明确提出了要规划设置三个环路，三个公路环和十八条放射路的内容。这条方案为今天北京的公路系统奠定了基础。
苏联的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对北京市的另一个影响是工业城市的建立。北京市在建国之初是个不折不扣的“消费城市”，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且经过长年战乱，现存的大部分工产业已停产或倒闭为由商业情况略好，如拥有诸多“老字号”。对此苏联专家引用了“斯大林的城市规划原则”（内容包括“便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等），指出“为确保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就必须保证工人阶级的数量，要[1]
大规模地发展工业，特别是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才能与首都的地位相称”。
[2] 这正与中共在解放前曾多次提到的“将北平由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以消除城市中存在的封建残余，建立起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一致。[4]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将北京变为工业城市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学习，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内容之一。于是，北京便着手进行工业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一五计划期间“北京建设了三百多个工业项目……产业结构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市国民收入中，工业的比重1949年为25.9%，1952年上升到39.5%，1957年又上升到47.4%。”[3]
此外，苏联的城市规划建设对北京的影响不仅在于整体的布局上，还涉及到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尤其在城市建筑上，如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在北京修建的一系列“斯大林式建筑”(下部较为宽大，顶部多为尖顶，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建筑，为“赞美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秩序”而设计建造的建筑，在斯大林掌权时期被广泛应用，北京市的北京展览馆、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等都是这类建筑) ，体现了苏联建筑风格对中国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中苏关系。
2北京市选择苏联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原因
北京市采用苏联的城建思想进行城市规划建设，是主动接受的过程。首先，苏联的城市规划建设的思想反映了苏联模式的重要内容。纵观莫斯科城市建设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建国初期苏联专家的方案建议与1935年在斯大林的同意下进行的莫斯科总体规划工程有着密切联系。“这个改建是基于保护莫斯科的传统中心结构，把首都发展为最现代化的城市。其总体设计仍然以克里姆林宫为核心，基于莫斯科城传统的蜘蛛网形的设计，来进行辐射环形式的重新规划。” 显然这次改建的中心内容还是旧城的改造和保持单一中心格局。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权力集中于中央，因此将行政机构集中于城市中心的规划与这个特点相适应。此外，社会主义国家往往重视“政治中心”的象征意义，确立首都的城市中心作为行政中心，意味着首都成为无产阶级的总指挥地，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对宣传社会主义和巩固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二，关于建设工业城市的规划建设思想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将北京建成工业城市，不仅能升全国的工业化水平，也能增强北京市本身的经济实力，进而增加北京作为全国首都的威信力。第三，北京城已有近百年的建都史，已有了一定的都城文化沉淀，直接对旧城改造，建造新都 便利用这一文化传统，为今后管理提供便利，而且也起到表达“社会主义必将战胜封建主义”这一寓意，因此受到决策者的欢迎。最后，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说，中国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只有苏联才能提供较为完善并与当时中国国情比较贴近的城市规划建设的方案。所以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势在必行。而对苏联的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应用确实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北京的城市管理，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城市建设的方式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其后果一直延续到当代。
3 苏联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在北京的困境
苏联专家提出的对旧城进行改造并直接建立行政中心的建设方案在实施之始就遭遇一系列问题。首先，在旧城的改造中安置拆迁居民的困难很大。旧城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过高，基础设施薄弱，因此造成改建中要进行大量拆迁，改建设施及人口安置工作。不仅如此，被拆迁者的就业等问题也急需解决。由此一来，改造的工程量巨大，且需耗费大量经费，根本无法进行。且一些机关单位为了降低建设成本，以低标准来安置拆迁居民。“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旧城的大规模改建中，大量居民被拆迁到左安门外，右安门外等地搭建的简易平房区里”[2]，造成市民生活条件骤然下降，对社会安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第二，由于拆迁安置工作需要大量经费和精力，成本巨大，使得众多单位望而却步，转向郊外
[5]
建设，结果还是造成了行政单位的分散布置，将行政中心的集中建设成为一纸空文。结果便是“到1953年底，新建筑在城内仅占三分之一，而且多藏在小胡同里，只是人们有‘不知道新房子都盖到哪里去了’的反应”第三，有不少机关由于用地困难便占用了京城的一 些王府，如卫生部占用了醇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礼亲王府等。亦有机关为了抢占土地自行圈占土地。根据1964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中指出：“许多单位总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区建设布局的不合理和建筑形式的不协调，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用地的严重浪费”[6]。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实施改建的过程中往往只按照各单位上级对下级的条令进行工作，而不进行整体改建规划，造成城市建设的混乱。
这种城市规划和建设方式直至今日已经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后果，诸如城市环境的破坏，人口及交通压力过大，文物古迹的破坏及社会治安混乱等问题。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特别是工业建设导致环境污染的问题，单一中心+环形道路这城市发展格局引发的北京交通压力过重的问题及旧城改造中文物古迹的破坏与保护等问题目前已被充分讨论并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这里毋须赘言。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北京的城市格局仍为单一中心及环形道路网，尽管建设了数个卫星城，但是北京的交通状况并未得到缓解；文物保护一再谈起，但是北京市目前仅剩四十余片历史文化区零星分布于市内，古城遗迹难寻……因此，解决北京长期不合理的规划建设导致的问题仍需一定时间的努力。 4反思
回顾历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鉴于一定地域条件的限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苏联和中国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都未能考虑北京旧城的形态及特点，再加上当时世界上对于古城改建何在利用的理论都比较欠缺，导致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建设可以说几乎全盘照搬苏联的方案，为听取中国有关专家的意见，最终导致北京城市建设出现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在今后的城市规划建设中，中国仍需广泛听取各国的先进城市规划设计理念，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城市发展的建设之路。 [1] 韩林飞 张圣海 高萌《回顾与反思-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城市规划的影响》
[2] 王军《城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1月
[3] 张敬淦《北京规划建设五十年》 中国书店2001年1月
[4] 如毛泽东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5] 天安门广场建设与苏联专家 网易新闻中心 2009年6月15日
[6] 董光器 《北京规划战略思考》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年5月
浅谈建国初期苏联对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
引言：
建国初期，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开始掀起全方位向苏联学习的热潮。苏联的城市规划建设的理论和经验作为苏联模式的一个方面，对中国的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将以北京市为例，简要谈谈对于这一问题的一点思考。
关键词：建国初期 苏联 中国 城市规划建设 北京
1 苏联的城市规划建设对北京城建的影响
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其规划建设的好与坏不仅影响到城市自身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为此，在新中国成立了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专门研究北京市的规划问题，同时邀请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专家来参加工作。其中，作为中国学习经验的对象，苏联专家的意见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拒不完全统计1950~1956年，前苏联派到中国的专家就有5092人之多，”，就城市规划建设方面，比较著名的专家有穆欣（另译为莫欣、莫辛及摩亨）和巴拉金等城市规划专家，这些专家直接将苏联城市规划建设的思想理论带入中国，对北京市今天的城市格局的形成影响巨大。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旧城改造和行政中心的确立。
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代表的建筑学家曾提出保护旧城原貌，将行政中心移至北京西郊并另辟新区的方案，认为其能够保护古都的历史风貌，同时有利于分散市区人口，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区。但是苏联专家则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改造旧城，建设首都行政中心的方案，认为该方案能充分利用市区土地资源，并能很好地解决政府机关的设置和城市建筑的美化问题。1949年12月召开的城市规划会议上，苏联专家根据本国经验对此作了论证：“拆毁旧的房屋的费用，在莫斯科甚至拆毁更有价值的房屋，连同居民迁移费用，不超出25%—30%新建房屋的造价”[2] ，同时对梁思成等人的方案进行了批驳，认为将北京城作为博物馆保存下来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合实际的幻想”。对此双方还曾进行激烈的辩论，但是中国决策者还是听取了苏联专家的建议，以故宫和天安门为轴心进行城市建设。于是便有了1953年北京市委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提出的《改建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确定了行政中心设置在旧城及对旧城进行改造的内容。《要点》还提出要采用类似莫斯科的放射环状路系统由中心向城外发展的方式进行城市布局。《要点》还提出关于城市分区的布置，大致为北京市东南部地区为工业区，西北部地区作为风景休养区和学校区，住宅区则位于工业区附近。可以看车，这个方案已和今天北京市的城市功能区的布局十分接近。《要点》虽未得到批准，但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北京城市建设，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的”[3] ，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于1957年以之前提出的《草案要点》为基础拟定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以后的规划方案则多以此为蓝本。值得一体的是在这个方案中，明确提出了要规划设置三个环路，三个公路环和十八条放射路的内容。这条方案为今天北京的公路系统奠定了基础。
苏联的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对北京市的另一个影响是工业城市的建立。北京市在建国之初是个不折不扣的“消费城市”，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且经过长年战乱，现存的大部分工产业已停产或倒闭为由商业情况略好，如拥有诸多“老字号”。对此苏联专家引用了“斯大林的城市规划原则”（内容包括“便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等），指出“为确保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就必须保证工人阶级的数量，要[1]
大规模地发展工业，特别是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才能与首都的地位相称”。
[2] 这正与中共在解放前曾多次提到的“将北平由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以消除城市中存在的封建残余，建立起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一致。[4]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将北京变为工业城市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学习，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内容之一。于是，北京便着手进行工业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一五计划期间“北京建设了三百多个工业项目……产业结构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市国民收入中，工业的比重1949年为25.9%，1952年上升到39.5%，1957年又上升到47.4%。”[3]
此外，苏联的城市规划建设对北京的影响不仅在于整体的布局上，还涉及到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尤其在城市建筑上，如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在北京修建的一系列“斯大林式建筑”(下部较为宽大，顶部多为尖顶，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建筑，为“赞美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秩序”而设计建造的建筑，在斯大林掌权时期被广泛应用，北京市的北京展览馆、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等都是这类建筑) ，体现了苏联建筑风格对中国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中苏关系。
2北京市选择苏联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原因
北京市采用苏联的城建思想进行城市规划建设，是主动接受的过程。首先，苏联的城市规划建设的思想反映了苏联模式的重要内容。纵观莫斯科城市建设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建国初期苏联专家的方案建议与1935年在斯大林的同意下进行的莫斯科总体规划工程有着密切联系。“这个改建是基于保护莫斯科的传统中心结构，把首都发展为最现代化的城市。其总体设计仍然以克里姆林宫为核心，基于莫斯科城传统的蜘蛛网形的设计，来进行辐射环形式的重新规划。” 显然这次改建的中心内容还是旧城的改造和保持单一中心格局。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权力集中于中央，因此将行政机构集中于城市中心的规划与这个特点相适应。此外，社会主义国家往往重视“政治中心”的象征意义，确立首都的城市中心作为行政中心，意味着首都成为无产阶级的总指挥地，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对宣传社会主义和巩固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二，关于建设工业城市的规划建设思想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将北京建成工业城市，不仅能升全国的工业化水平，也能增强北京市本身的经济实力，进而增加北京作为全国首都的威信力。第三，北京城已有近百年的建都史，已有了一定的都城文化沉淀，直接对旧城改造，建造新都 便利用这一文化传统，为今后管理提供便利，而且也起到表达“社会主义必将战胜封建主义”这一寓意，因此受到决策者的欢迎。最后，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说，中国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只有苏联才能提供较为完善并与当时中国国情比较贴近的城市规划建设的方案。所以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势在必行。而对苏联的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应用确实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北京的城市管理，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城市建设的方式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其后果一直延续到当代。
3 苏联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在北京的困境
苏联专家提出的对旧城进行改造并直接建立行政中心的建设方案在实施之始就遭遇一系列问题。首先，在旧城的改造中安置拆迁居民的困难很大。旧城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过高，基础设施薄弱，因此造成改建中要进行大量拆迁，改建设施及人口安置工作。不仅如此，被拆迁者的就业等问题也急需解决。由此一来，改造的工程量巨大，且需耗费大量经费，根本无法进行。且一些机关单位为了降低建设成本，以低标准来安置拆迁居民。“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旧城的大规模改建中，大量居民被拆迁到左安门外，右安门外等地搭建的简易平房区里”[2]，造成市民生活条件骤然下降，对社会安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第二，由于拆迁安置工作需要大量经费和精力，成本巨大，使得众多单位望而却步，转向郊外
[5]
建设，结果还是造成了行政单位的分散布置，将行政中心的集中建设成为一纸空文。结果便是“到1953年底，新建筑在城内仅占三分之一，而且多藏在小胡同里，只是人们有‘不知道新房子都盖到哪里去了’的反应”第三，有不少机关由于用地困难便占用了京城的一 些王府，如卫生部占用了醇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礼亲王府等。亦有机关为了抢占土地自行圈占土地。根据1964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中指出：“许多单位总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区建设布局的不合理和建筑形式的不协调，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用地的严重浪费”[6]。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实施改建的过程中往往只按照各单位上级对下级的条令进行工作，而不进行整体改建规划，造成城市建设的混乱。
这种城市规划和建设方式直至今日已经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后果，诸如城市环境的破坏，人口及交通压力过大，文物古迹的破坏及社会治安混乱等问题。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特别是工业建设导致环境污染的问题，单一中心+环形道路这城市发展格局引发的北京交通压力过重的问题及旧城改造中文物古迹的破坏与保护等问题目前已被充分讨论并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这里毋须赘言。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北京的城市格局仍为单一中心及环形道路网，尽管建设了数个卫星城，但是北京的交通状况并未得到缓解；文物保护一再谈起，但是北京市目前仅剩四十余片历史文化区零星分布于市内，古城遗迹难寻……因此，解决北京长期不合理的规划建设导致的问题仍需一定时间的努力。 4反思
回顾历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鉴于一定地域条件的限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苏联和中国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都未能考虑北京旧城的形态及特点，再加上当时世界上对于古城改建何在利用的理论都比较欠缺，导致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建设可以说几乎全盘照搬苏联的方案，为听取中国有关专家的意见，最终导致北京城市建设出现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在今后的城市规划建设中，中国仍需广泛听取各国的先进城市规划设计理念，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城市发展的建设之路。 [1] 韩林飞 张圣海 高萌《回顾与反思-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城市规划的影响》
[2] 王军《城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1月
[3] 张敬淦《北京规划建设五十年》 中国书店2001年1月
[4] 如毛泽东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5] 天安门广场建设与苏联专家 网易新闻中心 2009年6月15日
[6] 董光器 《北京规划战略思考》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