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坤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4年03期
非常欣赏林左鸣先生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观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家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企业家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时代精神的引擎。无疑，企业家除了追寻与创造财富，还肩负着历史责任。以此认识为基点，如何发掘、提升企业家精神，培养一支具备现代企业家精神的领导干部队伍，成为各个组织的重要命题。
领导力是现代企业家精神“接地气”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情境下，在国企背景下，领导力的内涵需要着重考虑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变革创新与坚忍不拔
中国正面临着世界近代史上空前的变革。之所以空前，有三个特征：一是“大”变革，涉及体量之大，内容之广，影响之深，史无前例。在改革开放35年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添强劲动力，举世瞩目：二是“快”变革，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几百年的历程。尤其在互联网技术与金融资本力量的推动下，资源无边界流通整合，更加提升了变革的速度，增加了变革的可能性：三是“同步”变革，以往更多是借鉴先进经验渐进变革、慢慢消化，如今在某些领域已经与西方在同步探索、同步变革。
这些变革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与层面，却无一不与企业经营管理密切相关。社会在变革，对企业家的最直接要求就是“创新”——领导者区别于管理者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不断打破平衡，消除组织惰性，找到新动力”。
然而。所有变革创新都是在“新旧交替”之际进行的。换言之，价值观念、文化土壤、体制弊端等都是变革的现实障碍。领导者一面要看清未来趋势、坚定信心，一面还要脚踏实地做“灰度妥协”，内心坚忍不拔。对于中国大型国企而言，尤其如此。
二、家国情怀与商业精神
企业无国界，企业家有国籍。企业家精神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其源泉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民族文化精髓是企业家精神的基因，它很难复制，无可改变，却形影相随、世代相传。诚如林左鸣先生所言：士大夫操守，企业家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最高理想，在新时代中演化成“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卓越企业、优秀企业家，大多怀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并在企业发展的一定阶段，高举着“产业报国”的大旗。即使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开放包容地接纳国际要素，但家国情怀却须臾不离，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日本已向西方学习了几百年，跨国企业不胜枚举，但卓越的企业领导人却坚守着内心的东方智慧，形成独具特色的经营与组织文化。欧美企业的背后，则是骑士精神、基督教文明与企业家精神的高度融合。
对中国大型国企而言，尤其是军工等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特殊行业，家国情怀自不待言，但追求商业成功、遵守商业规则也是企业与行业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二者的有机相融是企业领导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组织转型与个人修炼
对大型国企而言，在变革中推动组织转型，追求商业成功，承担社会责任是必然使命。但长久以来，我们的体制与文化中，更强调大局、组织、集体对领导者个人的期望与要求，却往往忽视了领导者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一面。因此，在大量关于奉献、关于隐忍的领导者案例中，领导者往往忍辱负重、孜孜以求，像圣人一般肩负着太多生命之外的重担，最后轰然倒地。有研究显示，西方的企业家在心态的轻松与感知生命快乐方面，远远高于中国企业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却鲜少看到快乐的企业家。在笔者对央企领导者的访谈中，多数领导者表示现在更多是使命驱动，希望“退休后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抛却所有的外在标签，领导者首先是人，最后也是人，必须还原作为人的一面。这对我们有两个启示：第一，领导者是极为特殊的职业，本质上他不是权力、不是官衔，而是引导他人实现目标的动力与能力。换言之，对真正的领导者而言，领导组织过程中的艰难困苦是应有的题中之意，这符合他对自己的生命价值追求，他是快乐的。所以，寻找到具有领导者基因的人，让他们成为领导者，是最重要的一环。第二，文化土壤与管理机制要支撑回报真正的领导者。无论是职业生涯，还是物质回报，抑或社会尊重。
我们可以用社会、组织的特征与目标要求领导者，但领导力的提升本质上是一个持续自我修炼的过程。所以，正本清源，让领导者本身成为发动机，去发动自己，发动组织，回报社会，最后回到人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去实现他们的自身价值，从而人生无憾。
作者：任坤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4年03期
非常欣赏林左鸣先生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观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家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企业家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时代精神的引擎。无疑，企业家除了追寻与创造财富，还肩负着历史责任。以此认识为基点，如何发掘、提升企业家精神，培养一支具备现代企业家精神的领导干部队伍，成为各个组织的重要命题。
领导力是现代企业家精神“接地气”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情境下，在国企背景下，领导力的内涵需要着重考虑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变革创新与坚忍不拔
中国正面临着世界近代史上空前的变革。之所以空前，有三个特征：一是“大”变革，涉及体量之大，内容之广，影响之深，史无前例。在改革开放35年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添强劲动力，举世瞩目：二是“快”变革，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几百年的历程。尤其在互联网技术与金融资本力量的推动下，资源无边界流通整合，更加提升了变革的速度，增加了变革的可能性：三是“同步”变革，以往更多是借鉴先进经验渐进变革、慢慢消化，如今在某些领域已经与西方在同步探索、同步变革。
这些变革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与层面，却无一不与企业经营管理密切相关。社会在变革，对企业家的最直接要求就是“创新”——领导者区别于管理者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不断打破平衡，消除组织惰性，找到新动力”。
然而。所有变革创新都是在“新旧交替”之际进行的。换言之，价值观念、文化土壤、体制弊端等都是变革的现实障碍。领导者一面要看清未来趋势、坚定信心，一面还要脚踏实地做“灰度妥协”，内心坚忍不拔。对于中国大型国企而言，尤其如此。
二、家国情怀与商业精神
企业无国界，企业家有国籍。企业家精神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其源泉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民族文化精髓是企业家精神的基因，它很难复制，无可改变，却形影相随、世代相传。诚如林左鸣先生所言：士大夫操守，企业家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最高理想，在新时代中演化成“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卓越企业、优秀企业家，大多怀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并在企业发展的一定阶段，高举着“产业报国”的大旗。即使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开放包容地接纳国际要素，但家国情怀却须臾不离，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日本已向西方学习了几百年，跨国企业不胜枚举，但卓越的企业领导人却坚守着内心的东方智慧，形成独具特色的经营与组织文化。欧美企业的背后，则是骑士精神、基督教文明与企业家精神的高度融合。
对中国大型国企而言，尤其是军工等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特殊行业，家国情怀自不待言，但追求商业成功、遵守商业规则也是企业与行业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二者的有机相融是企业领导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组织转型与个人修炼
对大型国企而言，在变革中推动组织转型，追求商业成功，承担社会责任是必然使命。但长久以来，我们的体制与文化中，更强调大局、组织、集体对领导者个人的期望与要求，却往往忽视了领导者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一面。因此，在大量关于奉献、关于隐忍的领导者案例中，领导者往往忍辱负重、孜孜以求，像圣人一般肩负着太多生命之外的重担，最后轰然倒地。有研究显示，西方的企业家在心态的轻松与感知生命快乐方面，远远高于中国企业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却鲜少看到快乐的企业家。在笔者对央企领导者的访谈中，多数领导者表示现在更多是使命驱动，希望“退休后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抛却所有的外在标签，领导者首先是人，最后也是人，必须还原作为人的一面。这对我们有两个启示：第一，领导者是极为特殊的职业，本质上他不是权力、不是官衔，而是引导他人实现目标的动力与能力。换言之，对真正的领导者而言，领导组织过程中的艰难困苦是应有的题中之意，这符合他对自己的生命价值追求，他是快乐的。所以，寻找到具有领导者基因的人，让他们成为领导者，是最重要的一环。第二，文化土壤与管理机制要支撑回报真正的领导者。无论是职业生涯，还是物质回报，抑或社会尊重。
我们可以用社会、组织的特征与目标要求领导者，但领导力的提升本质上是一个持续自我修炼的过程。所以，正本清源，让领导者本身成为发动机，去发动自己，发动组织，回报社会，最后回到人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去实现他们的自身价值，从而人生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