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对待西安事变问题论析_赵全

总23卷 第10期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10月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 23No . 10

Oct . 2002

前苏联对待西安事变问题论析

赵 全

(渝西学院政法系, 重庆402168)

  摘要:由于张学良、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是希望取得苏联的同情和支持的。但是事与愿违, 苏联却极力否定事变, 而且对西安事变作出了有违事实的不公正的评价。苏联的这种态度对西安事变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 但在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上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张学良; 苏联; 西安事变; 期望; 态度; 影响

中图分类号:K264. 8(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2) 10—0161—04

  1936年12月12日,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又由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 因此,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期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 苏联也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反应, 而这种反应反过来又对西安事变的解决产生了影响。本文试图通过这样几个方面, 对苏联与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作一论析, 这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无裨益。

一、张学良西安事变对苏联援助的期望由于张学良、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在相当程度上是寄希望于苏联的同情和帮助的。而苏联的同情和帮助, 又必须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桥梁作用,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帮助来实现。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凌晨, 张学良就给毛泽东、周恩来发来电报, 请求意见和办法, 并求得军事上的援助:“兄等有何高见? 速复, 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 以便共同行动, 以防胡敌南进。”中国共产党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也于当日连续给共产国际发出三封电报, 报告西安事变的有关情况, 请求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支持。中共在电报中说:“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 特别是:(一) 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 (二) 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 (三) 苏联积极援助中国。”12月16日, 共产国际书记处向中共中央发出一封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 但电

  收稿日期:2002-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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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 . 1053)

文不清, 译不出来, 中共中央只得回电说:“勤务组弄错了, 完全译不出来, 请即检查重发, 至要。”

由于迟迟未得到苏联方面明确的正式表态, 12月17日, 张学良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并直截了当的询问:“国际对`一二·一二' 之革命有何批评, 乞

[3](p . 1085)

告。”这表明张学良关注苏联态度的急迫心情。当天, 周恩来赶到西安会见了张学良, 于第二天也致电毛泽东说, “张学良极愿听我们的意见, 尤愿听国际意见”。而且还特别强调:“国际有电来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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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我。”有学者指出, 张学良要成功发动这一场重大事变, 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 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为军事同盟; 第二, 苏联的同情与援助; 第三, 或者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 或者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而抛弃蒋介石与南京少数当权派。上述三个条件除苏联的态度不甚明了外, 张学良最初的胜算至少占了一半, 这样:“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前途具有最为关键性的影响”。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因此, 张学良对于苏联的态度和苏联的援助表现出了特别的重视和关注。还在西安事变前, 张学良就在开始有计划的接近苏联, 以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的同情和支持。

当1933年张学良下野游历欧洲时, 就曾拟订赴苏考察计划,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中东路事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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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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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了苏联的拒绝。回国之后又被蒋介石派往西北“剿共”, 在“剿共”受挫的情况下开始接近中共, 希望停止内战, 联共抗日, 同时, 也希望通过联共达到联苏, 打通国际路线, 取得苏联援助。1936年上半年, 张学良与中共进行了著名的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 在会谈中张学良首先提出了“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代表去苏联? 请苏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 谈判之后还达成了具体的协议安排:红军的代表经新疆去苏联, 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求得支持, 东北军代表由欧洲去苏联。1936年7月, 张学良又在上海两次会见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 讨论了中苏建立军事同盟的可能性问题。张说:“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 成绩皆与苏联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 苏联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 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 共同对付日本。”鲍答道:“如果中国能够团结起来, 苏联政府一定会重考虑您的意见。”

[7](p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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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17日苏外交人民委员部李维诺夫应邀会晤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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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苏外

交人民委员部给苏驻南京政府外交代表斯皮尔瓦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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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电报, 19日斯皮尔瓦涅克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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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12月16

[14](p . 11)

日发出的一封电码错乱而12月20日又重发给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正式文件, 以及同时期的苏联《消息报》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通讯》上刊载的消息和文章等。

[15](p . 13)

在这些消息、文章、

电报和谈话中, 苏联对西安事变都是持完全否定的

态度。

首先, 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出完全错误的评判。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刊物, 不断把西安事变说成是“叛变”、“阴谋”。1936年12月14日《真理报》第一版以显著的位置报导西安事变的消息说:“张学良叛变反对南京政府。”同时又发表以《中国发生事变》为题的社论说:“中国西北发生的这一事变是极其值得注意的征兆。值此日本对华侵略日益严重之际, 张学良部举行兵变并扣押蒋介石, 其性质尤为特殊。”张学良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 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 实际上制造国家分裂, 使中国继续混乱下

[12](p . 576, 577)

去”。同一天的《消息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也几乎持同样的观点。12月17日的《真理报》又说西安事变“其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和破坏日益高涨的抗日人民运动”。而且还强调:“凡不受警察的命令或戈培尔一类当局限制的各国社会舆论都对西安事件持有这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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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张学良又派人去新疆, 联络与苏联有联系的盛世才, “以便一旦抗日战争爆发好求得苏联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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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对于张学良的联苏愿望和计划, 中国共产党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配合。1936年8月12日, 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称:“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 打通苏联, 巩固内部, 出兵绥远, 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 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 达

[9]

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中国共产党还及时把张学良等的愿望向共产国际进行了反映, 10月26日,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说:“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 近来问的更多了。打通国际路线, 成了张学良、杨虎城……一班人的口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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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毫无根据的将西安事变与日本人和汪精

卫牵扯在一起。《真理报》说, “毫无疑问, 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 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连”。”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 挑起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他在日本主子唆使之下, 力图在中国制造混乱, 以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掠夺计划”。《真理报》还特别强调上述的说法是“道出了发生兵变的内幕, 是极为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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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为了联苏, 达

到求得苏联援助的目的, 甚至还向中共中央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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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这足以说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和西安事变中都表现了在联苏问题上的紧迫性和坚定性。但是, 苏联对于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

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如何, 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秘密。我们现在能够普遍接触到的有关苏联(包括共产国际) 对西安事变态度的资料有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在第一版报导西安事变的一则消息和以《中国发生事变》为题的社论。15日发表

[12](p . 580)

的μ·哈马丹《中国的抗日运动》的文章,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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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真理报》

又把西安事变与“德日协定”联系起来, 认为“张学良

兵变是德日协定签字的直接后果, 而德日协定的目的和使命就是进行战争煽动, 促使战争早日爆发。日本人挑起的这次事件, 便是这一协定既定手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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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化表演”。

, 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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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指责张学良一贯奉行的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帮忙的对外不抵抗政策”。说什么“1931年当日本入侵满洲时, 张学良不作任何抵制, 拱手将中国这块辽阔富饶的地区交给了侵略强盗”。而且《真理报》还将张学良部队中士兵们的抗日情绪与张学良分离开来, 认为张学良的部队“充满着抗日的决心”, “存在着抗日的情绪, 但他们对自己的司令奉行不抵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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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极为不满”。认为张学良在压制和反对士兵们的抗日行动。因此,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刊物不断骂张学良是“叛徒”、“强盗”和“走狗”。直到蒋介石被释放, 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 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还说:“叛徒张学良在陕西的叛乱已经可耻地结束了, 这是导致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的日本阴谋的真正失败。”后来周恩来在一次评述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讲话中说:“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 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 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第四, 对蒋介石南京政府表示赞赏的态度。《真理报》在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进行了攻击和指责之后, 针对南京政府则说, “南京政府在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的推动下, 开始采取一系列旨在促使国家统一, 使四分五裂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措施”。“以蒋介石政府为核心统一中国的进程正在发生并取得重大进展, 这对日本实现其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计划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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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极为严重的威胁”。苏联在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进行赞扬的同时, 对于中国其它一切反蒋独裁的事件都大张挞伐。对于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 苏联指责他们是“接受日本的借款、武器和顾问”, “是按日本主子的意志行事的”。同时又说:“中国西北陕西省新近发生的暴动事件显然属于同样的性质。”这当然很有些是非不分了。

第五, 极力摆脱与西安事变的干系, 把什么都推得一干二净。西安事变爆发后, 先是日本人指责苏联支持策动了西安事变。日本《日日新闻》说:“张学良自治政府同苏联”已订立了一项“攻防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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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日本《日日新闻》“采取了嫁祸于人的手法”。而苏联却又采取“反嫁祸”的手段, 不负责任的指责西安事变是受日本人和汪精卫指使的。同时, 又采取各

种外交手段, 消除南京政府对苏联的怀疑。12月16日, 苏外交人民委员部发给斯皮尔瓦涅克电报, 要他紧急会见孔祥熙或张群并发表声明, 说“苏联政府不仅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 而且自日军占领满洲之时起, 从未与张学良保持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17日, 当李维诺夫与蒋廷黻进行会晤时, 李维诺夫作了如下声明:“自张学良离东北后, 苏联与彼无关系, 与任何私人无关系。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员如王明等, 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当蒋廷黻谈及“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 而共党与第三国际有关”时, 李维诺夫竟然道:“第三国际与苏联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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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为了否定其与西安事变的关系, 不但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和汪精卫的阴谋, 对张学良本人进行责难, 对南京政府表示赞扬, 而且还不惜否定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甚至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这一切都是违背事实的, 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苏联的这种不负责的态度又对西安事变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三、苏联态度的影响

苏联的态度对西安事变的进程和结局影响较大。

首先, 南京当局把苏联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作为了向西安施加压力的重要砝码。12月17日, 孔祥熙致张学良电报说:“陕变起后, 全国各地公私法团, 全军袍泽, 无不愤慨。昨日全国报界宣言, 尤足表示各地舆情。……且欧美各国舆论, 无不一致斥责。英国《泰晤士报》, 想兄处当经阅悉。日前苏俄舆论, 亦称陕变以反日运动为投机, 实际为敌作伥。

[19](p . 1099)

可见无论中外, 对兄此举, 皆持反对。”而且蒋介石也对扣押他的张学良说:“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 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

[20](p . 274)

动。”其次, 苏联的态度给张学良造成了直接的压力。本来,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对于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是怀有很大的信心的, 他认为为抗日而对蒋实行兵谏, 一定会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的, 这也可以说是张敢于发动兵谏的因素之一。但是, 苏联却对西安事变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这使张学良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愤懑。苏联学者A ·季托夫在其著作中写道:“当周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时, 张学, 。

后是南京政府怀疑西安事变与苏联有

关。12月13日下午, 孔祥熙会见了苏联驻南京政府外交代表斯皮尔瓦涅克, 告以“西安之事, 外传与

共党有关, 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 则全国之愤恨, 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

[17](p . 126)

当时京沪一带也曾谣

传“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苏联煽动共产党, 共产党又煽

[18](p . 199)

动张学良, 因而发生的”。面对这种指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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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p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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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中共与东北军联络员的刘鼎在向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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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汇报张学良的情况时也说:“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为抗日, 可以取得苏联的谅解, 从此可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 结果适得其反。张两次问我:`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的指使? ' 表情是不满的, ……接你前一天, 他还问我:`听见了吗? ' (指苏联广播报纸社论) 仍然很是愤懑的表情。应得田也对我说:'

[22](p . 248)

副司令对苏联态度很不满意。' ”这说明, 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的压力很大。莫洛托夫在一次国际会晤中也说过这样的话:“蒋被允许恢复他在政府中的地位, 而革命领袖张学良则遭到逮捕, 这归功于苏联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

[21](p . 14)

因此, 后来张学

良匆匆释放蒋介石, 草草结束对这一事变的解决并亲自送蒋回南京“请罪”而几乎被终身幽禁, 苏联态度的影响不能不说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 同时亦应指出, 苏联虽然在西安事变问题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对西安事变作出了有违事实的不公正的评价, 以反对张、杨扣押蒋介石, 但是其主要的目的还是不希望中国出现内战。《真理报》的文章说,“面对发动进攻的日本侵略者, 这种内战只能削弱和破坏抵抗力量, 使侵略者更易于进一步蚕

[12](p . 576)

食中国”。“中国的内战只能对日本有利”。

[2](p . 272)

因此, 西安事变之后, 苏联和共产国际都

努力促使事变和平解决。共产国际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文说:“既然这一发动已经完成, 就应当考虑既成事实。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

[14](p . 11)

事实上, 在西安事变

解决的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已经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并努力加以了实施。不过,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虽然是中共在策略上的自我调整, 自我成熟的独立自主的产物, 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对这一方针的确定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当时参与对蒋策略决策全过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凯丰, 在蒋获释后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真理报》所说的, 对我们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 使我们着重地

[2](p . 298)

顾到整个利益, 同时也不放弃局部的利益。

综上所述, 苏联的态度对西安事变既有负面的影响, 同时在局部问题上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 杨春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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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对待西安事变问题论析

赵 全

(渝西学院政法系, 重庆402168)

  摘要:由于张学良、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是希望取得苏联的同情和支持的。但是事与愿违, 苏联却极力否定事变, 而且对西安事变作出了有违事实的不公正的评价。苏联的这种态度对西安事变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 但在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上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张学良; 苏联; 西安事变; 期望; 态度; 影响

中图分类号:K264. 8(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2) 10—0161—04

  1936年12月12日,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又由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 因此,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期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 苏联也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反应, 而这种反应反过来又对西安事变的解决产生了影响。本文试图通过这样几个方面, 对苏联与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作一论析, 这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无裨益。

一、张学良西安事变对苏联援助的期望由于张学良、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在相当程度上是寄希望于苏联的同情和帮助的。而苏联的同情和帮助, 又必须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桥梁作用,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帮助来实现。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凌晨, 张学良就给毛泽东、周恩来发来电报, 请求意见和办法, 并求得军事上的援助:“兄等有何高见? 速复, 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 以便共同行动, 以防胡敌南进。”中国共产党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也于当日连续给共产国际发出三封电报, 报告西安事变的有关情况, 请求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支持。中共在电报中说:“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 特别是:(一) 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 (二) 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 (三) 苏联积极援助中国。”12月16日, 共产国际书记处向中共中央发出一封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 但电

  收稿日期:2002-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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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不清, 译不出来, 中共中央只得回电说:“勤务组弄错了, 完全译不出来, 请即检查重发, 至要。”

由于迟迟未得到苏联方面明确的正式表态, 12月17日, 张学良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并直截了当的询问:“国际对`一二·一二' 之革命有何批评, 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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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这表明张学良关注苏联态度的急迫心情。当天, 周恩来赶到西安会见了张学良, 于第二天也致电毛泽东说, “张学良极愿听我们的意见, 尤愿听国际意见”。而且还特别强调:“国际有电来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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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我。”有学者指出, 张学良要成功发动这一场重大事变, 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 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为军事同盟; 第二, 苏联的同情与援助; 第三, 或者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 或者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而抛弃蒋介石与南京少数当权派。上述三个条件除苏联的态度不甚明了外, 张学良最初的胜算至少占了一半, 这样:“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前途具有最为关键性的影响”。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因此, 张学良对于苏联的态度和苏联的援助表现出了特别的重视和关注。还在西安事变前, 张学良就在开始有计划的接近苏联, 以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的同情和支持。

当1933年张学良下野游历欧洲时, 就曾拟订赴苏考察计划,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中东路事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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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了苏联的拒绝。回国之后又被蒋介石派往西北“剿共”, 在“剿共”受挫的情况下开始接近中共, 希望停止内战, 联共抗日, 同时, 也希望通过联共达到联苏, 打通国际路线, 取得苏联援助。1936年上半年, 张学良与中共进行了著名的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 在会谈中张学良首先提出了“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代表去苏联? 请苏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 谈判之后还达成了具体的协议安排:红军的代表经新疆去苏联, 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求得支持, 东北军代表由欧洲去苏联。1936年7月, 张学良又在上海两次会见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 讨论了中苏建立军事同盟的可能性问题。张说:“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 成绩皆与苏联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 苏联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 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 共同对付日本。”鲍答道:“如果中国能够团结起来, 苏联政府一定会重考虑您的意见。”

[7](p . 10)

[6](p . 23—26)

15日、17日苏外交人民委员部李维诺夫应邀会晤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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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苏外

交人民委员部给苏驻南京政府外交代表斯皮尔瓦涅

[13](p . 49)

克的电报, 19日斯皮尔瓦涅克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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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12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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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出的一封电码错乱而12月20日又重发给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正式文件, 以及同时期的苏联《消息报》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通讯》上刊载的消息和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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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消息、文章、

电报和谈话中, 苏联对西安事变都是持完全否定的

态度。

首先, 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出完全错误的评判。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刊物, 不断把西安事变说成是“叛变”、“阴谋”。1936年12月14日《真理报》第一版以显著的位置报导西安事变的消息说:“张学良叛变反对南京政府。”同时又发表以《中国发生事变》为题的社论说:“中国西北发生的这一事变是极其值得注意的征兆。值此日本对华侵略日益严重之际, 张学良部举行兵变并扣押蒋介石, 其性质尤为特殊。”张学良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 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 实际上制造国家分裂, 使中国继续混乱下

[12](p . 576, 577)

去”。同一天的《消息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也几乎持同样的观点。12月17日的《真理报》又说西安事变“其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和破坏日益高涨的抗日人民运动”。而且还强调:“凡不受警察的命令或戈培尔一类当局限制的各国社会舆论都对西安事件持有这种评价。”

[13](p . 47, 48)

8

月, 张学良又派人去新疆, 联络与苏联有联系的盛世才, “以便一旦抗日战争爆发好求得苏联的援

[8](p . 83)

助”。

对于张学良的联苏愿望和计划, 中国共产党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配合。1936年8月12日, 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称:“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 打通苏联, 巩固内部, 出兵绥远, 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 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 达

[9]

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中国共产党还及时把张学良等的愿望向共产国际进行了反映, 10月26日,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说:“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 近来问的更多了。打通国际路线, 成了张学良、杨虎城……一班人的口头语。”

[10](p . 13)

其次, 毫无根据的将西安事变与日本人和汪精

卫牵扯在一起。《真理报》说, “毫无疑问, 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 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连”。”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 挑起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他在日本主子唆使之下, 力图在中国制造混乱, 以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掠夺计划”。《真理报》还特别强调上述的说法是“道出了发生兵变的内幕, 是极为可信的”。

[12](p . 577)

张学良为了联苏, 达

到求得苏联援助的目的, 甚至还向中共中央提出了

[11]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这足以说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和西安事变中都表现了在联苏问题上的紧迫性和坚定性。但是, 苏联对于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

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如何, 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秘密。我们现在能够普遍接触到的有关苏联(包括共产国际) 对西安事变态度的资料有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在第一版报导西安事变的一则消息和以《中国发生事变》为题的社论。15日发表

[12](p . 580)

的μ·哈马丹《中国的抗日运动》的文章, 17日,

[13](p . 47)

[12](p . 576)

之后, 《真理报》

又把西安事变与“德日协定”联系起来, 认为“张学良

兵变是德日协定签字的直接后果, 而德日协定的目的和使命就是进行战争煽动, 促使战争早日爆发。日本人挑起的这次事件, 便是这一协定既定手段的

[13](p . 48)

形象化表演”。

, 责难《

 第10期              赵 全 前苏联对待西安事变问题论析

163

报》指责张学良一贯奉行的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帮忙的对外不抵抗政策”。说什么“1931年当日本入侵满洲时, 张学良不作任何抵制, 拱手将中国这块辽阔富饶的地区交给了侵略强盗”。而且《真理报》还将张学良部队中士兵们的抗日情绪与张学良分离开来, 认为张学良的部队“充满着抗日的决心”, “存在着抗日的情绪, 但他们对自己的司令奉行不抵抗政

[12](p . 583)

策极为不满”。认为张学良在压制和反对士兵们的抗日行动。因此,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刊物不断骂张学良是“叛徒”、“强盗”和“走狗”。直到蒋介石被释放, 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 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还说:“叛徒张学良在陕西的叛乱已经可耻地结束了, 这是导致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的日本阴谋的真正失败。”后来周恩来在一次评述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讲话中说:“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 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 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第四, 对蒋介石南京政府表示赞赏的态度。《真理报》在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进行了攻击和指责之后, 针对南京政府则说, “南京政府在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的推动下, 开始采取一系列旨在促使国家统一, 使四分五裂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措施”。“以蒋介石政府为核心统一中国的进程正在发生并取得重大进展, 这对日本实现其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计划将造

[12](p . 578)

成极为严重的威胁”。苏联在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进行赞扬的同时, 对于中国其它一切反蒋独裁的事件都大张挞伐。对于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 苏联指责他们是“接受日本的借款、武器和顾问”, “是按日本主子的意志行事的”。同时又说:“中国西北陕西省新近发生的暴动事件显然属于同样的性质。”这当然很有些是非不分了。

第五, 极力摆脱与西安事变的干系, 把什么都推得一干二净。西安事变爆发后, 先是日本人指责苏联支持策动了西安事变。日本《日日新闻》说:“张学良自治政府同苏联”已订立了一项“攻防同盟”。

[12](p . 578)

[12](p . 582)

[16](p . 311)

[15](p . 13)

责日本《日日新闻》“采取了嫁祸于人的手法”。而苏联却又采取“反嫁祸”的手段, 不负责任的指责西安事变是受日本人和汪精卫指使的。同时, 又采取各

种外交手段, 消除南京政府对苏联的怀疑。12月16日, 苏外交人民委员部发给斯皮尔瓦涅克电报, 要他紧急会见孔祥熙或张群并发表声明, 说“苏联政府不仅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 而且自日军占领满洲之时起, 从未与张学良保持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17日, 当李维诺夫与蒋廷黻进行会晤时, 李维诺夫作了如下声明:“自张学良离东北后, 苏联与彼无关系, 与任何私人无关系。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员如王明等, 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当蒋廷黻谈及“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 而共党与第三国际有关”时, 李维诺夫竟然道:“第三国际与苏联无关系。”

[2](p . 267)

[13](p . 49)

苏联为了否定其与西安事变的关系, 不但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和汪精卫的阴谋, 对张学良本人进行责难, 对南京政府表示赞扬, 而且还不惜否定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甚至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这一切都是违背事实的, 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苏联的这种不负责的态度又对西安事变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三、苏联态度的影响

苏联的态度对西安事变的进程和结局影响较大。

首先, 南京当局把苏联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作为了向西安施加压力的重要砝码。12月17日, 孔祥熙致张学良电报说:“陕变起后, 全国各地公私法团, 全军袍泽, 无不愤慨。昨日全国报界宣言, 尤足表示各地舆情。……且欧美各国舆论, 无不一致斥责。英国《泰晤士报》, 想兄处当经阅悉。日前苏俄舆论, 亦称陕变以反日运动为投机, 实际为敌作伥。

[19](p . 1099)

可见无论中外, 对兄此举, 皆持反对。”而且蒋介石也对扣押他的张学良说:“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 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

[20](p . 274)

动。”其次, 苏联的态度给张学良造成了直接的压力。本来,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对于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是怀有很大的信心的, 他认为为抗日而对蒋实行兵谏, 一定会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的, 这也可以说是张敢于发动兵谏的因素之一。但是, 苏联却对西安事变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这使张学良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愤懑。苏联学者A ·季托夫在其著作中写道:“当周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时, 张学, 。

后是南京政府怀疑西安事变与苏联有

关。12月13日下午, 孔祥熙会见了苏联驻南京政府外交代表斯皮尔瓦涅克, 告以“西安之事, 外传与

共党有关, 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 则全国之愤恨, 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

[17](p . 126)

当时京沪一带也曾谣

传“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苏联煽动共产党, 共产党又煽

[18](p . 199)

动张学良, 因而发生的”。面对这种指责、怀

164“

[21](p . 41)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3卷 

担任中共与东北军联络员的刘鼎在向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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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汇报张学良的情况时也说:“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为抗日, 可以取得苏联的谅解, 从此可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 结果适得其反。张两次问我:`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的指使? ' 表情是不满的, ……接你前一天, 他还问我:`听见了吗? ' (指苏联广播报纸社论) 仍然很是愤懑的表情。应得田也对我说:'

[22](p . 248)

副司令对苏联态度很不满意。' ”这说明, 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的压力很大。莫洛托夫在一次国际会晤中也说过这样的话:“蒋被允许恢复他在政府中的地位, 而革命领袖张学良则遭到逮捕, 这归功于苏联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

[21](p . 14)

因此, 后来张学

良匆匆释放蒋介石, 草草结束对这一事变的解决并亲自送蒋回南京“请罪”而几乎被终身幽禁, 苏联态度的影响不能不说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 同时亦应指出, 苏联虽然在西安事变问题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对西安事变作出了有违事实的不公正的评价, 以反对张、杨扣押蒋介石, 但是其主要的目的还是不希望中国出现内战。《真理报》的文章说,“面对发动进攻的日本侵略者, 这种内战只能削弱和破坏抵抗力量, 使侵略者更易于进一步蚕

[12](p . 576)

食中国”。“中国的内战只能对日本有利”。

[2](p . 272)

因此, 西安事变之后, 苏联和共产国际都

努力促使事变和平解决。共产国际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文说:“既然这一发动已经完成, 就应当考虑既成事实。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

[14](p . 11)

事实上, 在西安事变

解决的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已经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并努力加以了实施。不过,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虽然是中共在策略上的自我调整, 自我成熟的独立自主的产物, 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对这一方针的确定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当时参与对蒋策略决策全过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凯丰, 在蒋获释后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真理报》所说的, 对我们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 使我们着重地

[2](p . 298)

顾到整个利益, 同时也不放弃局部的利益。

综上所述, 苏联的态度对西安事变既有负面的影响, 同时在局部问题上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 杨春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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