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世奇比我小两岁，他出生于1932年。但他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却比我早一年；他是1950年秋季入学，我是1951年秋季入学。由于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被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去工作了几年，然后再回北京大学经济系完成自己的学业，所以大学毕业的年限又比我晚了几年。
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工作期间，我们在同一个教研室，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这是一个庞大的教研室，包括四个学科：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每个学科为一个“组”。“组”是很专业的，除了给本科生开课程以外，还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我在外国经济史组，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组。
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当时经常遭到批判，长时期从事资料翻译工作，我不常与同事们来往，以免又产生麻烦，只完成系里、教研室里交给我的任务。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学校环境比过去好多了，系里环境也大有改变，我和同事之间的往来才渐渐多了起来，再加上1983年末，学校新建设一些教授、副教授宿舍，我和石世奇一起搬到中关园新建的宿舍中，我们的住处相距不远，在早晚散步时经常见面聊天，而且天南海北什么都谈。一来这反映了北大教师们对国家改革过程的关心，想了解有关下一步改革和开放的情况，二来这反映了北京大学校园风气的转变，不像70年代初期和中期即使熟人见面了，也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表示礼貌不想多说几句，减少不必要的寒暄免得麻烦接踵而至。
石世奇研究的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对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化有过专门的探讨，其中不少看法是有新意的，而我当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开设了三门课，一门是给本科生的《西方经济学概论》；另一门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专题》主要内容是如何推进改革和开放，是选修课，校内校外来听课的人很多，教室都坐不下；第三门课是研究生课《经济史比较研究》。原来以为只有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才会选此门课，不料研究生们根本不分专业，都选修了这门课，以至于三换教室，越换越大，这样我和石世奇之间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我想从他的专业中学到可以令我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并增加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的知识，他则想多听听我对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各国经济史比较研究中的心得和体会。往往一交谈起来就没完没了了。有时，晚饭后散步的时间长了，天黑了，他会说：“上我家里坐坐吧”，我就跟着到了他家里接着交谈。有时我说：“上我家里接着谈”。两人无拘无束，话匣一打开，就难以结束。这种交谈今天回想起来是最有益处的。我常说：一个人的学问有三个重要的来源，一是听来的，别人的读书心得通过交谈就记住了。二是读书所获得的体会，这要靠自己安下心来，日积月累而形成自己的观点。三是想出来的，这说明光听别人说，或光是读书、摘录、记笔记都不够，一定要深入思考，把听来的和书上记载的自己做一番梳理，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三个来源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第三个来源“想出来的”。在同石世奇交谈时，我多次提到自己的治学经验：听、读、想；石世奇十分赞赏我的这些看法。石世奇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许多观点，可能适合于他们本国，但不一定适用于中国；西方经济学家针对中国而提出的种种建议，虽然不能说他们“别有用心”，但总是隔了一层，因为中国的国情毕竟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阶段。因此，石世奇常说，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原著)有什么用？当年有多少人读了这本书？有几人读懂了这本书？中国依旧是中国，中国落后依旧是中国落后，又比如说，北洋航队建立了，跟日本航队一打，就败下阵来，光会买洋人造的舰船，造的大炮，体制不改，人的观念不改有什么用？石世奇很有感触地说，不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改革着手，不从中国的旧体制改革着手，仅仅靠介绍西方的学说，靠买进洋枪洋炮，能挽救中国吗？我觉得石世奇是有远见的。我也认为，西方经济学家的学说，不管在国外多么有效，如果中国不改本国的国情，一味的照抄照搬，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石世奇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兴起和败亡，他在同我交流时说过，有人认为太平天国是邪教作对，这太片面了，把太平天国说成是农民起义，这个观点并不错，因为农民起义中不少也打着宗教旗号，而且从来都是“成王败寇”，从来都是一批穷人推翻一批当权者而建立新王朝的。问题是要看起来造反的新头领是不是推出了有利于改善民生的得力措施，赢得了民心，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太平天国却不是这样。他们一打下南京就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他们自己恣意享受，而让民众过着穷困的生活，这怎能不失去民心？石世奇说，封建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太平天国只不过又为历史书增添了一个例证而已。他还说，课堂上不便如此说，但实际情况却是如此。我同意他的看法，只是补充了一点，如果农民夺取了政权之后，施政的结果比旧政权还糟，这种新政权是不能持久的。太平天国的败亡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石世奇很关心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进展情况，有一次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当时所在地四院楼里碰到我，说：“现在经济改革中西派争论很激烈，一派主张放开价格，一派主张先界定产权，你是后一派的积极主张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两派的争论？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我说：“用最简单明了的说法来讲吧!必须懂得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于是我稍稍展开论述。我说，现阶段中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但非均衡经济分两类，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主要特征是市场不完善，存在着垄断现象，价格也不灵活，所以要从完善市场，消除垄断，放开价格着手。而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主要特征是：不仅市场不完善，存在着垄断现象，价格不灵活，还由于缺乏市场主体。所以中国经济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治理，而应当先界定产权，明确市场主体，使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投资责任明确的独立生产者，这样，中国经济就能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然后再通过完善市场等措施逐步从第一类非均衡向均衡状态靠拢，这就是我的改革基本思路。为什么我提倡实行股份制呢？因为股份制是界定产权、投资责任明确的最佳方案。石世奇听完我的讲述，沉默了一会儿，说到：“我懂了.这样争论纯粹是学术之争，改革思路之争，与私有化无关。那些把主张产权改革和实行股份制的经济观点说成是搞私有化，看来是站不住脚的”。石世奇当时笑着对我说：“你继续研究吧，我了解你”。石世奇一贯为人正直、思想解放，此时又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党委负责人，他在四院对我说的这番话，使我久久难忘，至今记忆犹新。
在同石世奇交谈的过程中，还谈到了比较经济史领域内的一些争论。他谦虚地说自己的专业太窄了，只埋头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领域，也许是因为个人专业确定的太晚了，又加上经济系内的党政工作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所以对比较经济史和比较经济思想史领域内许多曾经感兴趣的问题无暇顾及了，这也是事实。我说，比较经济史研究是我的老本行，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当时陈振汉老师作为经济系代理系主任就对我说：“你的学术方向不要仅限于中国经济史或西方经济史，最好是定在比较经济史方面”。具体指导我的老师是周炳琳教授，尽管他的专长是西欧近代经济史，但他一再叮嘱我，读书的范围要广泛些，再广泛些，要有比较研究的眼光。两位恩师的教诲我一直铭记在心。比较经济史研究中有些争论问题，我虽然不敢匆匆介入，但却把它们纳入研究视野中。上世纪80-90年间，石世奇常常问我：“最近又在研究什么经济史的课题？”我多次用这样一句话作为答复：“温故知新”。也就是说：尽管是老问题，但不妨换一个角度来分析。石世奇笑了说：“举几个例子吧”！我列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古希腊、古罗马是不是奴隶制社会？我认为不是。古希腊是城邦社会；古罗马早期也是城邦社会，后来是中央集权的，非分封制的封建社会。西欧封建社会是怎样解体的？因为它是刚性体制，一旦出现了中世纪城市，刚性体制就维持不下去了，就出现了体制外异己力量。市民阶层形成了体制外权利中心城市。“为什么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了这么长久？”因为中晚唐五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刚性体制到弹性体制的过度阶段，这
个过渡阶段长达200年之久，从北宋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已转变为弹性体制的封建体制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延长了。“资本主义是不是也有从刚性体制到弹性体制的转变？有，1929-1933年大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以前，存在的是资本主义的刚性体制，即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产主义制度经历了调整，它以转变为弹性体制的资本主义了。什么是弹性体制的资本主义？这就是混合经济的资本主义。”…… 石世奇对此非常感兴趣，他问：“难道你把这些新的观点仅仅写成读书笔记吗？”我说，我正在撰写专著，已经同商务印书馆谈妥了，由它出系列著作。可以告慰石世奇的是：《希腊古代经济是》（上、下编）、《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下编）、《资产主义的起源》、《工业化和制度调整》几部专著都已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石世奇在了解上述情况后，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赶快培养年轻一代的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的教师、研究人员。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本来就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强项、特菜，现在都快绝后了。”我和他的想法一样，再不培养接班人，真要绝版了。
最后，在怀念石世奇去世两周年之际，我想用两句话来概述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益友难得，思绪万千。
2014年8月2日
石世奇比我小两岁，他出生于1932年。但他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却比我早一年；他是1950年秋季入学，我是1951年秋季入学。由于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被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去工作了几年，然后再回北京大学经济系完成自己的学业，所以大学毕业的年限又比我晚了几年。
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工作期间，我们在同一个教研室，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这是一个庞大的教研室，包括四个学科：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每个学科为一个“组”。“组”是很专业的，除了给本科生开课程以外，还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我在外国经济史组，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组。
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当时经常遭到批判，长时期从事资料翻译工作，我不常与同事们来往，以免又产生麻烦，只完成系里、教研室里交给我的任务。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学校环境比过去好多了，系里环境也大有改变，我和同事之间的往来才渐渐多了起来，再加上1983年末，学校新建设一些教授、副教授宿舍，我和石世奇一起搬到中关园新建的宿舍中，我们的住处相距不远，在早晚散步时经常见面聊天，而且天南海北什么都谈。一来这反映了北大教师们对国家改革过程的关心，想了解有关下一步改革和开放的情况，二来这反映了北京大学校园风气的转变，不像70年代初期和中期即使熟人见面了，也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表示礼貌不想多说几句，减少不必要的寒暄免得麻烦接踵而至。
石世奇研究的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对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化有过专门的探讨，其中不少看法是有新意的，而我当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开设了三门课，一门是给本科生的《西方经济学概论》；另一门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专题》主要内容是如何推进改革和开放，是选修课，校内校外来听课的人很多，教室都坐不下；第三门课是研究生课《经济史比较研究》。原来以为只有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才会选此门课，不料研究生们根本不分专业，都选修了这门课，以至于三换教室，越换越大，这样我和石世奇之间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我想从他的专业中学到可以令我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并增加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的知识，他则想多听听我对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各国经济史比较研究中的心得和体会。往往一交谈起来就没完没了了。有时，晚饭后散步的时间长了，天黑了，他会说：“上我家里坐坐吧”，我就跟着到了他家里接着交谈。有时我说：“上我家里接着谈”。两人无拘无束，话匣一打开，就难以结束。这种交谈今天回想起来是最有益处的。我常说：一个人的学问有三个重要的来源，一是听来的，别人的读书心得通过交谈就记住了。二是读书所获得的体会，这要靠自己安下心来，日积月累而形成自己的观点。三是想出来的，这说明光听别人说，或光是读书、摘录、记笔记都不够，一定要深入思考，把听来的和书上记载的自己做一番梳理，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三个来源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第三个来源“想出来的”。在同石世奇交谈时，我多次提到自己的治学经验：听、读、想；石世奇十分赞赏我的这些看法。石世奇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许多观点，可能适合于他们本国，但不一定适用于中国；西方经济学家针对中国而提出的种种建议，虽然不能说他们“别有用心”，但总是隔了一层，因为中国的国情毕竟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阶段。因此，石世奇常说，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原著)有什么用？当年有多少人读了这本书？有几人读懂了这本书？中国依旧是中国，中国落后依旧是中国落后，又比如说，北洋航队建立了，跟日本航队一打，就败下阵来，光会买洋人造的舰船，造的大炮，体制不改，人的观念不改有什么用？石世奇很有感触地说，不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改革着手，不从中国的旧体制改革着手，仅仅靠介绍西方的学说，靠买进洋枪洋炮，能挽救中国吗？我觉得石世奇是有远见的。我也认为，西方经济学家的学说，不管在国外多么有效，如果中国不改本国的国情，一味的照抄照搬，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石世奇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兴起和败亡，他在同我交流时说过，有人认为太平天国是邪教作对，这太片面了，把太平天国说成是农民起义，这个观点并不错，因为农民起义中不少也打着宗教旗号，而且从来都是“成王败寇”，从来都是一批穷人推翻一批当权者而建立新王朝的。问题是要看起来造反的新头领是不是推出了有利于改善民生的得力措施，赢得了民心，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太平天国却不是这样。他们一打下南京就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他们自己恣意享受，而让民众过着穷困的生活，这怎能不失去民心？石世奇说，封建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太平天国只不过又为历史书增添了一个例证而已。他还说，课堂上不便如此说，但实际情况却是如此。我同意他的看法，只是补充了一点，如果农民夺取了政权之后，施政的结果比旧政权还糟，这种新政权是不能持久的。太平天国的败亡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石世奇很关心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进展情况，有一次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当时所在地四院楼里碰到我，说：“现在经济改革中西派争论很激烈，一派主张放开价格，一派主张先界定产权，你是后一派的积极主张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两派的争论？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我说：“用最简单明了的说法来讲吧!必须懂得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于是我稍稍展开论述。我说，现阶段中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但非均衡经济分两类，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主要特征是市场不完善，存在着垄断现象，价格也不灵活，所以要从完善市场，消除垄断，放开价格着手。而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主要特征是：不仅市场不完善，存在着垄断现象，价格不灵活，还由于缺乏市场主体。所以中国经济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治理，而应当先界定产权，明确市场主体，使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投资责任明确的独立生产者，这样，中国经济就能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然后再通过完善市场等措施逐步从第一类非均衡向均衡状态靠拢，这就是我的改革基本思路。为什么我提倡实行股份制呢？因为股份制是界定产权、投资责任明确的最佳方案。石世奇听完我的讲述，沉默了一会儿，说到：“我懂了.这样争论纯粹是学术之争，改革思路之争，与私有化无关。那些把主张产权改革和实行股份制的经济观点说成是搞私有化，看来是站不住脚的”。石世奇当时笑着对我说：“你继续研究吧，我了解你”。石世奇一贯为人正直、思想解放，此时又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党委负责人，他在四院对我说的这番话，使我久久难忘，至今记忆犹新。
在同石世奇交谈的过程中，还谈到了比较经济史领域内的一些争论。他谦虚地说自己的专业太窄了，只埋头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领域，也许是因为个人专业确定的太晚了，又加上经济系内的党政工作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所以对比较经济史和比较经济思想史领域内许多曾经感兴趣的问题无暇顾及了，这也是事实。我说，比较经济史研究是我的老本行，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当时陈振汉老师作为经济系代理系主任就对我说：“你的学术方向不要仅限于中国经济史或西方经济史，最好是定在比较经济史方面”。具体指导我的老师是周炳琳教授，尽管他的专长是西欧近代经济史，但他一再叮嘱我，读书的范围要广泛些，再广泛些，要有比较研究的眼光。两位恩师的教诲我一直铭记在心。比较经济史研究中有些争论问题，我虽然不敢匆匆介入，但却把它们纳入研究视野中。上世纪80-90年间，石世奇常常问我：“最近又在研究什么经济史的课题？”我多次用这样一句话作为答复：“温故知新”。也就是说：尽管是老问题，但不妨换一个角度来分析。石世奇笑了说：“举几个例子吧”！我列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古希腊、古罗马是不是奴隶制社会？我认为不是。古希腊是城邦社会；古罗马早期也是城邦社会，后来是中央集权的，非分封制的封建社会。西欧封建社会是怎样解体的？因为它是刚性体制，一旦出现了中世纪城市，刚性体制就维持不下去了，就出现了体制外异己力量。市民阶层形成了体制外权利中心城市。“为什么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了这么长久？”因为中晚唐五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刚性体制到弹性体制的过度阶段，这
个过渡阶段长达200年之久，从北宋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已转变为弹性体制的封建体制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延长了。“资本主义是不是也有从刚性体制到弹性体制的转变？有，1929-1933年大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以前，存在的是资本主义的刚性体制，即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产主义制度经历了调整，它以转变为弹性体制的资本主义了。什么是弹性体制的资本主义？这就是混合经济的资本主义。”…… 石世奇对此非常感兴趣，他问：“难道你把这些新的观点仅仅写成读书笔记吗？”我说，我正在撰写专著，已经同商务印书馆谈妥了，由它出系列著作。可以告慰石世奇的是：《希腊古代经济是》（上、下编）、《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下编）、《资产主义的起源》、《工业化和制度调整》几部专著都已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石世奇在了解上述情况后，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赶快培养年轻一代的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的教师、研究人员。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本来就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强项、特菜，现在都快绝后了。”我和他的想法一样，再不培养接班人，真要绝版了。
最后，在怀念石世奇去世两周年之际，我想用两句话来概述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益友难得，思绪万千。
2014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