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大家已经知道，器官移植的捐献者往往是死者。根据死者生前的遗愿，在他（或她）寿终正寝、病故或意外死亡后捐出器官，移植给患者。所以，当我听说活人捐肾――一位母亲为了挽救身患尿毒症的儿子的生命，毅然捐出自己的一个肾脏时，我的心为之一震。出于职业的敏感，我拨通了医院的电话，希望能与他们母子见上一面。2000年7月17日，也就是他们母子手术后的一星期，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泌尿外科凌建煜教授的精心安排下，我们一起来到了病房。 一 我们轻轻推开母子两人的特护病房房门，只见这位名叫钱洋妹的中年妇女正静静地躺在床上休息；在她身边，儿子吴益，一位小伙子正躺着看书。我站在他们中间，道出了来意。病床上的母亲，神情坦然；而吴益，腼腆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有谁能想到，一星期前的他还是一名面色苍白的重病人。站在一旁的凌教授热心地向我们讲起吴益母子的情况。 吴益今年19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次毕业体检，把他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一下砸得粉碎。毕业前，他被诊断为“肾功能不全，高血压症”。在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踏上工作岗位之际，他却奔波于各医院之间，没完没了地检查、化验、服药，使本已贫寒的家境雪上加霜。更可怕的是，药物并没有能延缓病情的发展。6个月后，又一份“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诊断书，将吴益推上了人生更艰险的道路。 拯救吴益生命的惟一途径是先透析治疗，然后再接受肾移植。父母东借西凑了几万元，在医院办了登记肾移植手术。可是，在半年时间内，数次找来的供肾均不适合于吴益，无法移植。一边是焦虑而无奈地等待，一边是筹集数万元的住院费如烈日下的冰雪在迅速消融。再这么下去，有限的治疗费用将消耗殆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救子心切的母亲听到可以用亲属的肾脏作移植术时，便提出把自己一个肾脏移植给儿子。但儿子无法接受，他附和着父亲的意见决然地说：“不行，父亲身体不好，我身体又不好，母亲再拿掉一个肾脏，全家三个人都成了废人，那还成什么家？”面对全家迟疑的目光，母亲对儿子说：“妈妈已经给了你一次生命，现在就再给你一次生命。”就这样，一家三口来到了仁济医院肾移植专家门诊。 在以后短短的一个星期内，母子俩顺利地完成了一系列复杂的术前检查。检查证明母亲的肾脏完全适合于吴益，而且母亲取走左肾后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医院组成了治疗小组，还专门为母子俩腾出一间隔离病房。 2000年7月10日是母子俩的手术日。手术开始了，一切都按照术前准备的方案顺利进行。母亲的左肾带着深深的母爱被移植到了儿子的体内，当主刀的凌教授撤去控制血流的钳子时，吴益的血立即涌进植入的母亲供肾，供肾顿时变得鲜红鲜红的。随着心脏的搏动，充足的血液流入肾脏，使供肾好像也在微微地搏动着。这是手术成功的一个良好兆头。果然不到一分钟，供肾的输尿管内流出了第一滴尿液，随后大量的尿液经供肾的输尿管流入吴益的膀胱，尿液带走了毒素，带来的是母爱赋予的勃勃生机。手术后第二天，吴益开始进食。第三天，拔去了导尿管和引流管，起床活动。吴益得救了，是伟大的母爱和精湛的医术给了吴益第二次生命！ 二 肾移植是20世纪后期医学科学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把一个异体的健康肾脏移植给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尿毒症病人，已是国内外挽救这类病人生命的主要治疗手段。凌教授向我们介绍了肾移植中的一些医学问题。 凌教授说，肾移植的供肾来源分为两种，一种为尸体供肾，一种为亲属活体供肾。每个人有两个肾脏，而一个健康的肾脏足以维持一个人的生命需要，取走一个肾脏不会影响生活质量。由于供肾来源极其紧张，在国外，亲属活体供肾几乎占肾脏来源的1/3～1/2。亲属活体供肾由于基因相似，引起的排异反应较少较轻，而且肾脏被取出以后，立即移植给病人，没有经过冷贮存（也即冷缺血），可以保证肾脏的“新鲜度”和质量。因此，亲属活体供肾移植的长期存活率明显优于无血缘关系的尸体供肾。在先进国家，尸体供肾移植的10年存活率约50%，有的达20年以上，而亲属活体供肾移植最长已存活40年。 出于好奇，我问凌教授，肾移植是不是就将“坏肾”切下后换上“好肾”？凌教授笑着说，由于民间习惯于将肾移植称为“换肾”，使大家误以为是把有病的肾脏切下再接一个健康的肾脏上去，其实这样做既复杂又不利于手术后对移植肾进行观察检查。肾移植是把供肾的动静脉分别与病人的髂内动脉和髂外静脉相吻合，再把供肾的输尿管吻合在膀胱上，手术后病人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排尿了。 针对吴益的病情，凌教授特地向我强调了亲属活体肾移植病人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他指出，吴益手术后必须终身服抗排异药物。这是因为，肾移植的供体与受体之间的HLA不完全相同（即使亲属间，HLA也不完全相同），肾移植后，受体的免疫系统仍会将供肾视为“异己”而加以排斥攻击，只是强度较轻，所以术后仍要使用免疫抑制剂来抑制受体的免疫系统，保护供肾不遭破坏。 目前应用的免疫疗法一般由激素、骁悉和环孢素三个药物组成，俗称“三联疗法”，它们在三个不同环节组成了三道防线来保护肾脏。 现在，国内在药物使用和经验积累方面丝毫不逊于国外先进国家，一些医院的肾移植成功率与国外先进国家已难分仲伯。 追踪报道 吴益的血红蛋白，术前为60克／升，正常为120～140克／升 ；术前血清肌酐大于1 000微摩／升，正常为小于140微摩／升。手术后2个星期，血红蛋白升至110克/升，血清肌酐低于100毫摩/升。 手术后4个星期，吴益康复出院了。以后，每星期门诊随访一次。至今未出现急性排异反应，肾功能良好。 吴益母亲术后第八天出院。她从操持一些轻微家务开始，至今已如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 愿吴益母亲的肾脏在儿子体内深深地“扎下根”，同时也祈祷“独肾母亲”一生平安。 背景资料： ●1953年，巴黎有一位17岁小木匠从高处跌下，造成肾脾破裂出血，经急诊手术切去了破裂的肾脏，但术后发现，病人是先天性孤立肾（生下只有一个肾脏），肾脏被切除后，病人很快从无尿发展成尿毒症。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母亲捐出了自己的一个肾脏，在巴黎的一家医院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亲属肾移植手术。术后供肾功能极佳，病人恢复得很好，各项化验指标均正常，并已起床活动。但终因移植肾发生排异反应而告失败。随着医学界对同种异体肾移植排异反应的深入了解，以及免疫抑制剂的合理使用，到1999年为止，全世界已施行肾移植手术47万例。在国外，肾脏来源中亲属活体供肾占的1/3～1/2。 ●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肾移植，去年一年已进行肾移植手术4000多例。我国每年需要做肾移植至少有10万人次。据估计，亲属活体供肾仅占肾脏来源不足1%。肾移植的供需矛盾十分尖锐，许多病人至死也等不到一个合适的供肾。 哪些人可以成为亲属活体供肾者 提供肾脏的亲属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①自己没有传染病。 ②没有转移性恶性肿瘤。 ③身体条件良好，能经受手术。 ④有两个健康的肾脏。 ⑤身心健康，自愿作为供肾者。 ⑥与患者的血型必须符合输血原则。 ⑦与患者的淋巴细胞毒性交叉试验必须阴性。 如果供肾者符合上述条件，还须进行人类白细胞抗原的匹配试验，医学上称HLA配型。因为，每个人都有三对与移植有关的HLA抗原，其中三个来自父亲，三个来自母亲，所以子女与父母之间有50%的HLA位点相配，而无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要寻求HLA完全相同的供、受体如大海捞针一样难。 HLA相配的程度是移植肾能否长期存活的极重要因素之一。
也许大家已经知道，器官移植的捐献者往往是死者。根据死者生前的遗愿，在他（或她）寿终正寝、病故或意外死亡后捐出器官，移植给患者。所以，当我听说活人捐肾――一位母亲为了挽救身患尿毒症的儿子的生命，毅然捐出自己的一个肾脏时，我的心为之一震。出于职业的敏感，我拨通了医院的电话，希望能与他们母子见上一面。2000年7月17日，也就是他们母子手术后的一星期，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泌尿外科凌建煜教授的精心安排下，我们一起来到了病房。 一 我们轻轻推开母子两人的特护病房房门，只见这位名叫钱洋妹的中年妇女正静静地躺在床上休息；在她身边，儿子吴益，一位小伙子正躺着看书。我站在他们中间，道出了来意。病床上的母亲，神情坦然；而吴益，腼腆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有谁能想到，一星期前的他还是一名面色苍白的重病人。站在一旁的凌教授热心地向我们讲起吴益母子的情况。 吴益今年19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次毕业体检，把他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一下砸得粉碎。毕业前，他被诊断为“肾功能不全，高血压症”。在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踏上工作岗位之际，他却奔波于各医院之间，没完没了地检查、化验、服药，使本已贫寒的家境雪上加霜。更可怕的是，药物并没有能延缓病情的发展。6个月后，又一份“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诊断书，将吴益推上了人生更艰险的道路。 拯救吴益生命的惟一途径是先透析治疗，然后再接受肾移植。父母东借西凑了几万元，在医院办了登记肾移植手术。可是，在半年时间内，数次找来的供肾均不适合于吴益，无法移植。一边是焦虑而无奈地等待，一边是筹集数万元的住院费如烈日下的冰雪在迅速消融。再这么下去，有限的治疗费用将消耗殆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救子心切的母亲听到可以用亲属的肾脏作移植术时，便提出把自己一个肾脏移植给儿子。但儿子无法接受，他附和着父亲的意见决然地说：“不行，父亲身体不好，我身体又不好，母亲再拿掉一个肾脏，全家三个人都成了废人，那还成什么家？”面对全家迟疑的目光，母亲对儿子说：“妈妈已经给了你一次生命，现在就再给你一次生命。”就这样，一家三口来到了仁济医院肾移植专家门诊。 在以后短短的一个星期内，母子俩顺利地完成了一系列复杂的术前检查。检查证明母亲的肾脏完全适合于吴益，而且母亲取走左肾后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医院组成了治疗小组，还专门为母子俩腾出一间隔离病房。 2000年7月10日是母子俩的手术日。手术开始了，一切都按照术前准备的方案顺利进行。母亲的左肾带着深深的母爱被移植到了儿子的体内，当主刀的凌教授撤去控制血流的钳子时，吴益的血立即涌进植入的母亲供肾，供肾顿时变得鲜红鲜红的。随着心脏的搏动，充足的血液流入肾脏，使供肾好像也在微微地搏动着。这是手术成功的一个良好兆头。果然不到一分钟，供肾的输尿管内流出了第一滴尿液，随后大量的尿液经供肾的输尿管流入吴益的膀胱，尿液带走了毒素，带来的是母爱赋予的勃勃生机。手术后第二天，吴益开始进食。第三天，拔去了导尿管和引流管，起床活动。吴益得救了，是伟大的母爱和精湛的医术给了吴益第二次生命！ 二 肾移植是20世纪后期医学科学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把一个异体的健康肾脏移植给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尿毒症病人，已是国内外挽救这类病人生命的主要治疗手段。凌教授向我们介绍了肾移植中的一些医学问题。 凌教授说，肾移植的供肾来源分为两种，一种为尸体供肾，一种为亲属活体供肾。每个人有两个肾脏，而一个健康的肾脏足以维持一个人的生命需要，取走一个肾脏不会影响生活质量。由于供肾来源极其紧张，在国外，亲属活体供肾几乎占肾脏来源的1/3～1/2。亲属活体供肾由于基因相似，引起的排异反应较少较轻，而且肾脏被取出以后，立即移植给病人，没有经过冷贮存（也即冷缺血），可以保证肾脏的“新鲜度”和质量。因此，亲属活体供肾移植的长期存活率明显优于无血缘关系的尸体供肾。在先进国家，尸体供肾移植的10年存活率约50%，有的达20年以上，而亲属活体供肾移植最长已存活40年。 出于好奇，我问凌教授，肾移植是不是就将“坏肾”切下后换上“好肾”？凌教授笑着说，由于民间习惯于将肾移植称为“换肾”，使大家误以为是把有病的肾脏切下再接一个健康的肾脏上去，其实这样做既复杂又不利于手术后对移植肾进行观察检查。肾移植是把供肾的动静脉分别与病人的髂内动脉和髂外静脉相吻合，再把供肾的输尿管吻合在膀胱上，手术后病人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排尿了。 针对吴益的病情，凌教授特地向我强调了亲属活体肾移植病人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他指出，吴益手术后必须终身服抗排异药物。这是因为，肾移植的供体与受体之间的HLA不完全相同（即使亲属间，HLA也不完全相同），肾移植后，受体的免疫系统仍会将供肾视为“异己”而加以排斥攻击，只是强度较轻，所以术后仍要使用免疫抑制剂来抑制受体的免疫系统，保护供肾不遭破坏。 目前应用的免疫疗法一般由激素、骁悉和环孢素三个药物组成，俗称“三联疗法”，它们在三个不同环节组成了三道防线来保护肾脏。 现在，国内在药物使用和经验积累方面丝毫不逊于国外先进国家，一些医院的肾移植成功率与国外先进国家已难分仲伯。 追踪报道 吴益的血红蛋白，术前为60克／升，正常为120～140克／升 ；术前血清肌酐大于1 000微摩／升，正常为小于140微摩／升。手术后2个星期，血红蛋白升至110克/升，血清肌酐低于100毫摩/升。 手术后4个星期，吴益康复出院了。以后，每星期门诊随访一次。至今未出现急性排异反应，肾功能良好。 吴益母亲术后第八天出院。她从操持一些轻微家务开始，至今已如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 愿吴益母亲的肾脏在儿子体内深深地“扎下根”，同时也祈祷“独肾母亲”一生平安。 背景资料： ●1953年，巴黎有一位17岁小木匠从高处跌下，造成肾脾破裂出血，经急诊手术切去了破裂的肾脏，但术后发现，病人是先天性孤立肾（生下只有一个肾脏），肾脏被切除后，病人很快从无尿发展成尿毒症。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母亲捐出了自己的一个肾脏，在巴黎的一家医院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亲属肾移植手术。术后供肾功能极佳，病人恢复得很好，各项化验指标均正常，并已起床活动。但终因移植肾发生排异反应而告失败。随着医学界对同种异体肾移植排异反应的深入了解，以及免疫抑制剂的合理使用，到1999年为止，全世界已施行肾移植手术47万例。在国外，肾脏来源中亲属活体供肾占的1/3～1/2。 ●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肾移植，去年一年已进行肾移植手术4000多例。我国每年需要做肾移植至少有10万人次。据估计，亲属活体供肾仅占肾脏来源不足1%。肾移植的供需矛盾十分尖锐，许多病人至死也等不到一个合适的供肾。 哪些人可以成为亲属活体供肾者 提供肾脏的亲属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①自己没有传染病。 ②没有转移性恶性肿瘤。 ③身体条件良好，能经受手术。 ④有两个健康的肾脏。 ⑤身心健康，自愿作为供肾者。 ⑥与患者的血型必须符合输血原则。 ⑦与患者的淋巴细胞毒性交叉试验必须阴性。 如果供肾者符合上述条件，还须进行人类白细胞抗原的匹配试验，医学上称HLA配型。因为，每个人都有三对与移植有关的HLA抗原，其中三个来自父亲，三个来自母亲，所以子女与父母之间有50%的HLA位点相配，而无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要寻求HLA完全相同的供、受体如大海捞针一样难。 HLA相配的程度是移植肾能否长期存活的极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