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立秋的多重主题意蕴
山西省话剧团2004年上演的话剧《立秋》，是当代文学史上继话居糕茶馆》《天下第一楼》、
等之后又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该剧讲述了晋商马洪翰继承祖业经营的丰德票号，在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国运衰微的形势下，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最终由盛而衰的故事。该剧既展示了富甲天下数百年的晋商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又揭示了晋商衰败的重要原因及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它的成功不仅说明现实主义话剧仍然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其主题思想对于推进民族现代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对晋商衰败原因的文化反思
金汉等学者认为：新时期以来的戏剧“创作者的视野扩展到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历史延伸和当代人的深层意识层面，其戏剧性不再满足于社会历史政治关系外部表层的冲突，而是力图在浓烈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寻求揭示人物关系的深层意蕴。”[1]《：立秋》正是这样。“晋商”是清代在商界和金融界崛起的一种以自然经济为背景的推动古老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力量。他们最初只是几个普通农民，不甘在大山的皱褶中面朝黄土背朝天，便以“走西12”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靠了自己的拼搏与奋斗。靠了历史提供的机会，他们终于造就了“晋商”这一奇迹。但历经数百年的繁盛之后，晋商又无可规避地走上了衰落的穷途o《立秋黼破了以往影视戏剧作品仅歌颂晋商创业精神，歌颂其宏图伟业的窠臼，通过马洪翰这个集中国传统文化多种因子于一身的人物及其命运，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解析与反思。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马洪翰的积极方面通过丰德票号的店训得到了精彩诠释：“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勤奋、敬业、谨慎、诚信”。靠了这些优秀的思想与品质，马洪翰继承祖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随着封建社会日渐解体，现代金融大潮扑面而来，其因循守119的消极方面也开始表现出来。作为总经理，他拒绝了副总经理徐凌翔及二百多家分号“参加国家银行”，“融入现代银行业”的请愿与建议，“即使我马洪翰粉身碎骨。只要有一线生机，我也要为丰德护碑守门”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给马洪翰“一线生机”。而是步步紧逼，使他最终不得不以毁家纾难的方式，结束了丰德票号辉煌数百年的光荣历史。
以马洪翰为代表的曾经富甲天下的晋商集团，终于在现代金融大潮中土崩瓦解了。但马洪翰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输在哪里，他百思不得其解，才发出这样的慨叹：“问天问地问古问今问自己，我到底输在那里?我不服啊!”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将其原因归结为山西商人“人格结构中还有脆弱的一面”，和“上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这当然是有其道理的：但《立秋》另辟蹊径，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切入，指出了另一种重要原因，那就是不懂得与时俱进、图变求存，最终在日渐艰难的“守成”之中丧失了历史机遇，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应该说，马洪翰是输在了小农经济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守旧思想，输在了缺乏政治眼光和危机意识，输在了鲁迅所说的“因袭的重担”。但是，编剧并不是一个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作为现代话语符号的许凌翔父子虽然在剧中没有取得关键性胜利，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更生的潜在因素，他们终于踉踉跄跄地走出了传统票号的运作模式而溶入了现代金融的新潮之中。应该说，在展现传统文化的合理性与保守性之间的重大差异、揭示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创新和因循守旧之间的矛盾冲突方面，该剧取得了成功。对于时至今日必须面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主题意蕴不仅具有回顾历史的认识价值，更有因“直面现实”而震撼人心的力量。它是沉重的，但同时也是积极的和必须的。
二、对社会转型时期女性命运的思考
除了表现家族事业应该如何应对时代变革这一重要主题，《立秋》还通过展示家族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在这一方面，作者首先表现出了对处于社会巨变时期的中国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
“几千年来，中国女性的生活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血泪史”。到了剧中的清未民初，社会的急剧变化也给女性的命运与思想情感带来了巨大变化。马洪翰的母亲。是一个“贾母”式的小脚女人，在丰德面临倒闭的危急时刻，打开祖传金库，拿出马家十三代积攒的六十万两黄金，还清股银和利息，倾家荡产保住了丰德票号最后的“诚信”，自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度。但是，她对女性个体价值的认识是完全符合旧时代道德规范的：嫁到马家便以马氏家族的命运为自己命运的全部，甘愿将自己的襟怀和气度拘囿在院墙以内，“给男人一个窝，让他们尽管远在万里，心里也有个牵挂的地方，回来了也有个喝口热水、吃餐饱饭的地方。”她无视凤鸣的情感，自作主张将她嫁给了儿子洪翰：她认同旧俗，将孙女瑶琴困在绣楼六年只为等待许昌仁的迎娶。历尽沧桑的她，对女性命运的不公自然深有体会，但她却有感慨无 怨怼，表现出“认命”的人生态度。相比之下。儿媳凤鸣有所不同。她对自己的情感痛苦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但她的态度是隐忍的，在这一点上，凤鸣很像巴金笔下的觉新。为了不使女儿重走自己的老路，她最终对瑶琴的出走采取了支持态度。这样的反抗虽然是间接的，但却透露出她发自内心的渴望。——这是时代对她影响的积极结果，也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前奏。到了瑶琴，虽然因为阴差阳错而陷入尴尬境地，但到底在许昌仁和文菲的帮助下走出了绣楼，冲出了家门。“五四女性以冲出家庭、恋爱自由为始点来争取个性、意志、自我价值的解放，这种解放以娜拉出走以后的经济问题为终点”。虽然这个起点还不能解决“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但比起祖母和母亲，她到底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立秋》通过三代女性的不同命运和不同思想情感的对照，揭示了中国女性摆脱男性附属品这一历史命运的艰难，同时也揭示了她们从麻木到感慨再到愤懑与反抗的执著与顽强。和剧中人相比，百年之间中国女性的命运由于薪尽火传式的努力已经得到很大的改观，现实生活中的无数职业女性，其实就是跨出家门的瑶琴，正行走在剧中三代女性命运的那条延长线上。虽然她们已经获得了祖辈们无法获得的工作权、婚姻自主权及其它生而为人所应当享有的诸多权力，但道路依然漫长，女性主体精神的张扬和这一前提下与男性和谐共存的理想的最终实现，依然需要“瑶琴”们付出巨大的努力。《立秋》有关女性命运的阐释话语的现实意义正在这里。
在剧中，这一主题意蕴虽然是从属性的，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不仅对于张扬女性主体精神，传播现代女性观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塑造马洪翰这一人物形象的多重性和展示传统文化的多个侧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对不同人生价值观念的理解和宽容
在通过展示家族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突，表现现代意识方面，除了对转型时期女性命运的关注，作者还通过不同人物的理想与命运的刻画表现出对不同人生价值观念的理解和宽容。
许凌翔是马洪翰的商业伙伴，两个人亲如手足。但在丰德票号何去何从这一问题上却“兄弟二人不相容”。对许凌翔的撤资，不同的观念会有不同的结论。用中国的传统观念去衡量，许凌翔知恩而不图报，有落井下石之嫌：但用现代商业观念去衡量却无可厚非。马洪翰有一儿一女，他将女儿指给了许凌翔的儿子许昌仁，并把未来的女婿送到国外学习金融，希望他能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但许昌仁在国外接受了现代金融思想，立志要通过建立国家银行报效祖国，这样他就不得不成为丰德票号的掘墓人。
至于马洪翰唯一的儿子江涛，本来应该是丰德票号的新一代继承人，但他从小就对票号业不感兴趣而对作一个“戏子”情有独钟，因此被气急败坏的父亲赶出了家门。在第五场中，多年浪迹天涯，已成为名角的江涛隐姓埋名归家省亲，父子相见不相认，借戏文剖白亲情。
面对四面楚歌的父亲的请求，江涛依然强调了自己不做富豪做戏子的人生选择。如果用传统观念去衡量，无论是许昌仁还是亲生儿子江涛，都是忘恩负义、不忠不孝之人：但如果用现代观念去关照，他们的选择虽然有些无情但却都是为了保住自己做人的底线。早在1919年，鲁迅先生就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趣与抱负，每个人也都有把握自己命运航向的权利与自由，这正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核心观念。反过来说也许会更明白一些：即便他们都按照马洪翰的意愿行事，那也与大局无补，无非是濒临倒闭的丰德票号多了几个殉葬者而已。所以，马洪翰的“众叛亲离”虽然令人同情。但说到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导致的“人的解放”的必然。
编剧渗透在剧情中的对不同人生价值观念的理解和宽容，对于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人只有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生命能量：只有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生命能量，社会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与完善。这虽然是一种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理想状态，但却是基于人性的、值得人们不懈追求的趋向性目标。“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立秋》通过剧情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在中国传统观念积极因素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现代观念。这样的观念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立秋》主题意蕴的多重性还表现在对山西的民俗、饮食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展示。同时，作为话剧，它在结构、语言、表演艺术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所以，评论家们说它是当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功作品，是实事求是的灼见，而不是虚与委蛇的溢美之辞。
话剧立秋的多重主题意蕴
山西省话剧团2004年上演的话剧《立秋》，是当代文学史上继话居糕茶馆》《天下第一楼》、
等之后又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该剧讲述了晋商马洪翰继承祖业经营的丰德票号，在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国运衰微的形势下，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最终由盛而衰的故事。该剧既展示了富甲天下数百年的晋商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又揭示了晋商衰败的重要原因及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它的成功不仅说明现实主义话剧仍然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其主题思想对于推进民族现代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对晋商衰败原因的文化反思
金汉等学者认为：新时期以来的戏剧“创作者的视野扩展到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历史延伸和当代人的深层意识层面，其戏剧性不再满足于社会历史政治关系外部表层的冲突，而是力图在浓烈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寻求揭示人物关系的深层意蕴。”[1]《：立秋》正是这样。“晋商”是清代在商界和金融界崛起的一种以自然经济为背景的推动古老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力量。他们最初只是几个普通农民，不甘在大山的皱褶中面朝黄土背朝天，便以“走西12”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靠了自己的拼搏与奋斗。靠了历史提供的机会，他们终于造就了“晋商”这一奇迹。但历经数百年的繁盛之后，晋商又无可规避地走上了衰落的穷途o《立秋黼破了以往影视戏剧作品仅歌颂晋商创业精神，歌颂其宏图伟业的窠臼，通过马洪翰这个集中国传统文化多种因子于一身的人物及其命运，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解析与反思。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马洪翰的积极方面通过丰德票号的店训得到了精彩诠释：“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勤奋、敬业、谨慎、诚信”。靠了这些优秀的思想与品质，马洪翰继承祖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随着封建社会日渐解体，现代金融大潮扑面而来，其因循守119的消极方面也开始表现出来。作为总经理，他拒绝了副总经理徐凌翔及二百多家分号“参加国家银行”，“融入现代银行业”的请愿与建议，“即使我马洪翰粉身碎骨。只要有一线生机，我也要为丰德护碑守门”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给马洪翰“一线生机”。而是步步紧逼，使他最终不得不以毁家纾难的方式，结束了丰德票号辉煌数百年的光荣历史。
以马洪翰为代表的曾经富甲天下的晋商集团，终于在现代金融大潮中土崩瓦解了。但马洪翰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输在哪里，他百思不得其解，才发出这样的慨叹：“问天问地问古问今问自己，我到底输在那里?我不服啊!”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将其原因归结为山西商人“人格结构中还有脆弱的一面”，和“上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这当然是有其道理的：但《立秋》另辟蹊径，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切入，指出了另一种重要原因，那就是不懂得与时俱进、图变求存，最终在日渐艰难的“守成”之中丧失了历史机遇，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应该说，马洪翰是输在了小农经济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守旧思想，输在了缺乏政治眼光和危机意识，输在了鲁迅所说的“因袭的重担”。但是，编剧并不是一个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作为现代话语符号的许凌翔父子虽然在剧中没有取得关键性胜利，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更生的潜在因素，他们终于踉踉跄跄地走出了传统票号的运作模式而溶入了现代金融的新潮之中。应该说，在展现传统文化的合理性与保守性之间的重大差异、揭示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创新和因循守旧之间的矛盾冲突方面，该剧取得了成功。对于时至今日必须面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主题意蕴不仅具有回顾历史的认识价值，更有因“直面现实”而震撼人心的力量。它是沉重的，但同时也是积极的和必须的。
二、对社会转型时期女性命运的思考
除了表现家族事业应该如何应对时代变革这一重要主题，《立秋》还通过展示家族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在这一方面，作者首先表现出了对处于社会巨变时期的中国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
“几千年来，中国女性的生活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血泪史”。到了剧中的清未民初，社会的急剧变化也给女性的命运与思想情感带来了巨大变化。马洪翰的母亲。是一个“贾母”式的小脚女人，在丰德面临倒闭的危急时刻，打开祖传金库，拿出马家十三代积攒的六十万两黄金，还清股银和利息，倾家荡产保住了丰德票号最后的“诚信”，自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度。但是，她对女性个体价值的认识是完全符合旧时代道德规范的：嫁到马家便以马氏家族的命运为自己命运的全部，甘愿将自己的襟怀和气度拘囿在院墙以内，“给男人一个窝，让他们尽管远在万里，心里也有个牵挂的地方，回来了也有个喝口热水、吃餐饱饭的地方。”她无视凤鸣的情感，自作主张将她嫁给了儿子洪翰：她认同旧俗，将孙女瑶琴困在绣楼六年只为等待许昌仁的迎娶。历尽沧桑的她，对女性命运的不公自然深有体会，但她却有感慨无 怨怼，表现出“认命”的人生态度。相比之下。儿媳凤鸣有所不同。她对自己的情感痛苦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但她的态度是隐忍的，在这一点上，凤鸣很像巴金笔下的觉新。为了不使女儿重走自己的老路，她最终对瑶琴的出走采取了支持态度。这样的反抗虽然是间接的，但却透露出她发自内心的渴望。——这是时代对她影响的积极结果，也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前奏。到了瑶琴，虽然因为阴差阳错而陷入尴尬境地，但到底在许昌仁和文菲的帮助下走出了绣楼，冲出了家门。“五四女性以冲出家庭、恋爱自由为始点来争取个性、意志、自我价值的解放，这种解放以娜拉出走以后的经济问题为终点”。虽然这个起点还不能解决“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但比起祖母和母亲，她到底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立秋》通过三代女性的不同命运和不同思想情感的对照，揭示了中国女性摆脱男性附属品这一历史命运的艰难，同时也揭示了她们从麻木到感慨再到愤懑与反抗的执著与顽强。和剧中人相比，百年之间中国女性的命运由于薪尽火传式的努力已经得到很大的改观，现实生活中的无数职业女性，其实就是跨出家门的瑶琴，正行走在剧中三代女性命运的那条延长线上。虽然她们已经获得了祖辈们无法获得的工作权、婚姻自主权及其它生而为人所应当享有的诸多权力，但道路依然漫长，女性主体精神的张扬和这一前提下与男性和谐共存的理想的最终实现，依然需要“瑶琴”们付出巨大的努力。《立秋》有关女性命运的阐释话语的现实意义正在这里。
在剧中，这一主题意蕴虽然是从属性的，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不仅对于张扬女性主体精神，传播现代女性观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塑造马洪翰这一人物形象的多重性和展示传统文化的多个侧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对不同人生价值观念的理解和宽容
在通过展示家族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突，表现现代意识方面，除了对转型时期女性命运的关注，作者还通过不同人物的理想与命运的刻画表现出对不同人生价值观念的理解和宽容。
许凌翔是马洪翰的商业伙伴，两个人亲如手足。但在丰德票号何去何从这一问题上却“兄弟二人不相容”。对许凌翔的撤资，不同的观念会有不同的结论。用中国的传统观念去衡量，许凌翔知恩而不图报，有落井下石之嫌：但用现代商业观念去衡量却无可厚非。马洪翰有一儿一女，他将女儿指给了许凌翔的儿子许昌仁，并把未来的女婿送到国外学习金融，希望他能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但许昌仁在国外接受了现代金融思想，立志要通过建立国家银行报效祖国，这样他就不得不成为丰德票号的掘墓人。
至于马洪翰唯一的儿子江涛，本来应该是丰德票号的新一代继承人，但他从小就对票号业不感兴趣而对作一个“戏子”情有独钟，因此被气急败坏的父亲赶出了家门。在第五场中，多年浪迹天涯，已成为名角的江涛隐姓埋名归家省亲，父子相见不相认，借戏文剖白亲情。
面对四面楚歌的父亲的请求，江涛依然强调了自己不做富豪做戏子的人生选择。如果用传统观念去衡量，无论是许昌仁还是亲生儿子江涛，都是忘恩负义、不忠不孝之人：但如果用现代观念去关照，他们的选择虽然有些无情但却都是为了保住自己做人的底线。早在1919年，鲁迅先生就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趣与抱负，每个人也都有把握自己命运航向的权利与自由，这正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核心观念。反过来说也许会更明白一些：即便他们都按照马洪翰的意愿行事，那也与大局无补，无非是濒临倒闭的丰德票号多了几个殉葬者而已。所以，马洪翰的“众叛亲离”虽然令人同情。但说到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导致的“人的解放”的必然。
编剧渗透在剧情中的对不同人生价值观念的理解和宽容，对于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人只有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生命能量：只有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生命能量，社会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与完善。这虽然是一种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理想状态，但却是基于人性的、值得人们不懈追求的趋向性目标。“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立秋》通过剧情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在中国传统观念积极因素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现代观念。这样的观念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立秋》主题意蕴的多重性还表现在对山西的民俗、饮食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展示。同时，作为话剧，它在结构、语言、表演艺术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所以，评论家们说它是当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功作品，是实事求是的灼见，而不是虚与委蛇的溢美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