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维为
社会观察 2010年06期
一个国家政治软实力的核心是理念。中国过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引来了世界的关注，但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并没有产生大的理念，更有人认为中国还处在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全盘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笔者认为，正是中国自己独特的理念才使中国避免了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的厄运，才带来了今天整个国家的崛起。
过去30多年，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崛起，虽然仍有很多问题，但已经取得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想都不敢想的成绩。这种崛起触动了这个世界的许多敏感的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中国理念源于中华文明，并在与外部世界大规模互动中日趋成熟。这些理念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可能伴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而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
一个民族没有理念上的崛起，就很难真正崛起。虽然中国理念有很多，但我认为关键的是：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第一、“民心”理念与政绩合法性、有选择的学习与适应和创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这八个中国理念。
一、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理念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指一种做学问的诚实态度，后来明清时代又形成了“实学”，强调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则，英文则把这个概念翻译成“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毛泽东把这个理念定为中国革命成功的思想精髓。1978年，邓小平把这个理念再次提出，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理念使中国摆脱了东、西方教条主义的束缚，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这个理念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双方都因此而摆脱了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但两者也有差异：“实事求是”是中国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避免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唯我独尊等历史局限。
中国人从对事实的检验中逐步摸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并非完美无缺，但在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方面，确实取得了比大多数国家更大的成就。
西方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动了所谓“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么会有问题？但仔细看一看事实，人们就不得不质疑：为什么整个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西方民主化而实现现代化的例子？“实事求是”对于世界的意义在于：它提醒世人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相信教条，而是要理性地、客观地、准确地看待并探索一切问题。
二、民生为大
中国人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中国人常说：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民生问题解决得如何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25年中，世界上近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中国过去30多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当作核心人权来推动。
世界上仍然有约30亿人在饱受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没有解决好民生这一基本问题，大多数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脱贫的希望。中国“民生为大”的理念纠正了西方人权观念长期存在的一个偏差，即只重视公民政治权，不重视民生权。
“民生为大”还意味着在所有人权中，应该优先推动与民生有关的权利。美国从不认为消除贫困是人权问题。欧洲最多把消除贫困看作是消除享受人权的障碍。而对于中国，这不仅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且是一个核心人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这是个实践问题，中国在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将继续这样做。中国模式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绩大大好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在认知上的这种巨大差别。
改善民生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更为全面的发展。从“民生为大”的理念来看，即使一个国家推动政治改革，也应该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民生的品质，政治改革不应该与改善民生脱节，改善民生本身也有利于创造政治改革所需要的稳定秩序，而政治改革最终一定要落实到政府能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能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上。
三、整体思维
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国人的整体观和辩证观大概是最强的。中国人认为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有整体观，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统筹思考，辩证认知，标本兼治。由于这种整体思维观，中国人懂得牵一发而动全身，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形成了先易后难的清晰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改革不求一步到位，十全十美，但求持续渐进，出现问题也逐步纠正，最后通过不断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理念。
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尊严这些价值在西方几乎完全属于个人价值范畴，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则往往与国家安康的信念紧密相连，因为中国人有“家国同构”的传统。这种把国家与个人看作一个整体的理念只要运用得当，似乎比西方通过个人主义的理念和方法能更有效地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我甚至可以说，两种方法在效果上的差别大概就是邓小平的方法和特雷莎修女的方法之间的差别：邓小平的方法是整体入手，逐渐惠及个人；特雷莎的方法是个体入手，逐渐感动整体；邓小平的方法使近4亿个人脱离了赤贫，获得了更多的尊严、自由和幸福，而特雷莎的方法拯救了很多个人，也感动了无数的人，但是整个印度扶贫事业迄今却还没有多少起色。
西方哲学中强调个体，中国哲学中强调整体，其实两者完全可以互补，以深化我们对世界事物的认识。在当今世界上，全球治理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更多一些的整体思维，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政客短视的问题，西方政客往往只关心部分选民的局部利益，而忽视民众和世界的整体利益；往往只关心自己的选票和任期之内的事，而忽视更加长远的问题。如果这种短视继续有增无减，那么处理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性问题就会非常困难。发展中国家更需要较强的整体思维能力，因为它们的资源有限，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发展目标和所有人权，如果没有一种整体出发的、分轻重缓急的发展战略，它们的各项事业是很难成功的。
四、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历史上由于强政府曾带来过诸如宗教迫害、极权主义等问题，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把政府看作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
中国则不同，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往往都和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中人们往往把政府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善”。中国邓小平比苏联戈尔巴乔夫棋高一着的地方就是他认为没有必要放弃强势政府的优点，而是要对其进行改革并使之转型，从过去为实现一个乌托邦理想而奋斗的政府，转化为一个为实现现代化而服务的政府。其实，强势政府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弱点是容易导致专断。实践证明，通过政府转型，为改革开放服务，虽有不足，但总体上是一种利大于弊的选择，中国在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领导下迅速崛起。
中国人发挥了政府对维护社会与经济稳定的关键作用。中国政府今天对经济采取的每一个宏观调控的措施，都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国际金融海啸席卷世界之时，连美国这样一个一贯怀疑政府作用的国家，也开始实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难怪有人戏称：美国开始走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了。当然，中国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务也不轻。在如何进一步调整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在如何确保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上，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创新。但“政府是必要的善”这个理念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五、良政第一
目前关于“良政(good governance)”，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普遍接受的定义。笔者认为“以人为本”、“励精图治”，其实就是中国人理解的“良政”，也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出一切努力，为了人民的利益把国家治理好。
西方很多人总喜欢强调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少中国人也喜欢用这个概念作为政治分析的框架。但是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同时又明显地缺少阐释力。因为这个观念把千差万别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约了。我认为更为中性，更有诠释力，同时又能把世界政治简化为两大类的概念，是良政(good governance)与恶政(bad governance)。“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香港特区。“恶政”也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宾；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缅甸。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换言之，中国人从自己“实事求是”的理念出发，强调从“内容”和“结果”来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质量，这对于只强调“形式”和“程序正确”的西方“民主与专制”话语是一种颠覆，一种范式变化(paradym shift)，也更符合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中国人认为无论是什么制度，最终都必须体现在是否能够实现良政上，体现在自己人民的满意和认同之上，并认为这才是民主的实质。西方的主流观点往往认为形式正义就会自动产生实质正义，这不符合我们看到的事实，中国认为更佳的途径是由实质正义而衍生出适合每个国家具体情况的程序正义。
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也从本质上否定了那种十分幼稚的“历史终结论”，世界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政治体制创新的努力正方兴未艾，“以人为本”，“励精图治”的良政，应该是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要争取达到的目标。
六、“民心”理念与政绩合法性
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或正当性)来源于“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不等同于“民意”。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而讲“民心大于天”，就是这个意思。“民心”指的不只是一时一刻的“民意”，而更是指实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种长跨度的历史眼光和整体思维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正因为有这么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合法性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政权这种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人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更为显著突出的地位，而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主要源泉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通过考试来选拔文官的科举制度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传统。
一位欧洲学者曾问我，中国政府的产生不是通过多党竞争和普选，怎么能有合法性？我则反问他：“如果你这种话语也能够成立，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没有合法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任何选举就自称代表了美国人民。泰国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选来选去，选出来的人的威望从未超过泰国国王。泰国国王的合法性从哪里来？美国最不受公众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谁？是美国国会议员，可他们是选出来的。整个西方都是在现代化实现了之后才实行了普选，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实现现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国政府都没有合法性？美国黑人和妇女权利的获得，不是通过民主制度，而是在强大的民权运动推动下，最后由司法判定而确定的。从历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国根本废除不了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通过战争废除的。”他无言以对。
在过去30多年中，我们已经在整个体制内推行了以政绩合法性为基础的选贤任能制度，使得国家在许多层次上，特别在中央一级的领导配备上，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精英团队和梯队。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在落实政绩合法性上仍有诸多偏差和不足，需要不断纠正，但总体上看，中国把扶贫、环保等指标列为官员晋升的关键标准，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认为，从长远来看，一个只知道“选举”而不知道“选拔”的政治安排，将竞争不过一个能够把“选拔”与“选举”结合起来的政治安排；一个只了解“民意”的政治制度将竞争不过一个既了解“民意”又懂得“民心”的政治制度；一个只知道程序合法性的国家也将竞争不过一个把程序合法性与政绩合法性结合起来的国家。这就是中国“民心”理念和政绩合法性的真正国际意义所在。
七、有选择的学习、适应和创新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族，我们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千年古训，有程门立雪、悬梁刺股、囊萤夜读等无数关于学习的成语典故。现在的我们致力于建立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上至中央政治局的定期学习制度，下至无数职员忙着“充电”，都展示了中国人好学不倦的学习精神。中国人善于借鉴其他国家的好经验、好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消化和创新，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学习、适应和创新。我们采用学习、消化、创新的方法，使中国的高铁技术一下子走到了世界最前列。我们还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学习、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使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规模很快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在当今世界上，唯有不断的学习、适应和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中国理念及其大规模的实践对当今世界的启迪。
八、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
“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也是重要的中国理念。“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还是用“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来解决更好。这也是历史上中国人治理庞大而错综复杂的社会时所信奉的理念。
中国拒绝西方的对抗性政治，并大力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共同之处，极力化解社会迅速变革带来的各种矛盾。西方习惯了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欢斗争哲学；而中国更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共生。西方很多人以为柏林墙倒了，西方的理念标志了历史的终结，但正是这种带有极端主义倾向的思潮导致了今天已经破产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和伊拉克战争，导致了世界穷国富国之间的墙、强国弱国之间的墙、不同宗教之间的墙、不同文明之间的墙越来越高了。如果说伊拉克战争的结局证明了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失败，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那么当今这个世界或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谐中道”、“和而不同”。全球化的世界充满了挑战，从反恐斗争到防止文明冲突，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对付全球经济危机等等，世界各国惟有通过以和为贵、通力合作的方式取长补短，才能应对这些问题。
西方喜欢的“价值观外交”之路不能解决问题。西方以基督教传教士的精神来改造其他文明已被证明是一条只会引来更多文明对抗的道路。可以说，“西方话语”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在走向终结。世界面临这么多问题，需要大家的智慧，包括中国的智慧，才能解决好。中国理念丰富了世界的智慧，构成中国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政治软实力的迅速崛起，对中国和世界实在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作者介绍：张维为，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作者：张维为
社会观察 2010年06期
一个国家政治软实力的核心是理念。中国过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引来了世界的关注，但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并没有产生大的理念，更有人认为中国还处在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全盘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笔者认为，正是中国自己独特的理念才使中国避免了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的厄运，才带来了今天整个国家的崛起。
过去30多年，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崛起，虽然仍有很多问题，但已经取得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想都不敢想的成绩。这种崛起触动了这个世界的许多敏感的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中国理念源于中华文明，并在与外部世界大规模互动中日趋成熟。这些理念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可能伴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而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
一个民族没有理念上的崛起，就很难真正崛起。虽然中国理念有很多，但我认为关键的是：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第一、“民心”理念与政绩合法性、有选择的学习与适应和创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这八个中国理念。
一、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理念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指一种做学问的诚实态度，后来明清时代又形成了“实学”，强调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则，英文则把这个概念翻译成“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毛泽东把这个理念定为中国革命成功的思想精髓。1978年，邓小平把这个理念再次提出，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理念使中国摆脱了东、西方教条主义的束缚，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这个理念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双方都因此而摆脱了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但两者也有差异：“实事求是”是中国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避免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唯我独尊等历史局限。
中国人从对事实的检验中逐步摸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并非完美无缺，但在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方面，确实取得了比大多数国家更大的成就。
西方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动了所谓“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么会有问题？但仔细看一看事实，人们就不得不质疑：为什么整个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西方民主化而实现现代化的例子？“实事求是”对于世界的意义在于：它提醒世人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相信教条，而是要理性地、客观地、准确地看待并探索一切问题。
二、民生为大
中国人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中国人常说：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民生问题解决得如何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25年中，世界上近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中国过去30多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当作核心人权来推动。
世界上仍然有约30亿人在饱受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没有解决好民生这一基本问题，大多数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脱贫的希望。中国“民生为大”的理念纠正了西方人权观念长期存在的一个偏差，即只重视公民政治权，不重视民生权。
“民生为大”还意味着在所有人权中，应该优先推动与民生有关的权利。美国从不认为消除贫困是人权问题。欧洲最多把消除贫困看作是消除享受人权的障碍。而对于中国，这不仅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且是一个核心人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这是个实践问题，中国在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将继续这样做。中国模式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绩大大好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在认知上的这种巨大差别。
改善民生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更为全面的发展。从“民生为大”的理念来看，即使一个国家推动政治改革，也应该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民生的品质，政治改革不应该与改善民生脱节，改善民生本身也有利于创造政治改革所需要的稳定秩序，而政治改革最终一定要落实到政府能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能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上。
三、整体思维
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国人的整体观和辩证观大概是最强的。中国人认为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有整体观，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统筹思考，辩证认知，标本兼治。由于这种整体思维观，中国人懂得牵一发而动全身，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形成了先易后难的清晰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改革不求一步到位，十全十美，但求持续渐进，出现问题也逐步纠正，最后通过不断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理念。
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尊严这些价值在西方几乎完全属于个人价值范畴，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则往往与国家安康的信念紧密相连，因为中国人有“家国同构”的传统。这种把国家与个人看作一个整体的理念只要运用得当，似乎比西方通过个人主义的理念和方法能更有效地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我甚至可以说，两种方法在效果上的差别大概就是邓小平的方法和特雷莎修女的方法之间的差别：邓小平的方法是整体入手，逐渐惠及个人；特雷莎的方法是个体入手，逐渐感动整体；邓小平的方法使近4亿个人脱离了赤贫，获得了更多的尊严、自由和幸福，而特雷莎的方法拯救了很多个人，也感动了无数的人，但是整个印度扶贫事业迄今却还没有多少起色。
西方哲学中强调个体，中国哲学中强调整体，其实两者完全可以互补，以深化我们对世界事物的认识。在当今世界上，全球治理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更多一些的整体思维，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政客短视的问题，西方政客往往只关心部分选民的局部利益，而忽视民众和世界的整体利益；往往只关心自己的选票和任期之内的事，而忽视更加长远的问题。如果这种短视继续有增无减，那么处理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性问题就会非常困难。发展中国家更需要较强的整体思维能力，因为它们的资源有限，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发展目标和所有人权，如果没有一种整体出发的、分轻重缓急的发展战略，它们的各项事业是很难成功的。
四、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历史上由于强政府曾带来过诸如宗教迫害、极权主义等问题，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把政府看作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
中国则不同，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往往都和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中人们往往把政府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善”。中国邓小平比苏联戈尔巴乔夫棋高一着的地方就是他认为没有必要放弃强势政府的优点，而是要对其进行改革并使之转型，从过去为实现一个乌托邦理想而奋斗的政府，转化为一个为实现现代化而服务的政府。其实，强势政府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弱点是容易导致专断。实践证明，通过政府转型，为改革开放服务，虽有不足，但总体上是一种利大于弊的选择，中国在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领导下迅速崛起。
中国人发挥了政府对维护社会与经济稳定的关键作用。中国政府今天对经济采取的每一个宏观调控的措施，都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国际金融海啸席卷世界之时，连美国这样一个一贯怀疑政府作用的国家，也开始实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难怪有人戏称：美国开始走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了。当然，中国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务也不轻。在如何进一步调整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在如何确保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上，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创新。但“政府是必要的善”这个理念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五、良政第一
目前关于“良政(good governance)”，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普遍接受的定义。笔者认为“以人为本”、“励精图治”，其实就是中国人理解的“良政”，也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出一切努力，为了人民的利益把国家治理好。
西方很多人总喜欢强调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少中国人也喜欢用这个概念作为政治分析的框架。但是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同时又明显地缺少阐释力。因为这个观念把千差万别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约了。我认为更为中性，更有诠释力，同时又能把世界政治简化为两大类的概念，是良政(good governance)与恶政(bad governance)。“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香港特区。“恶政”也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宾；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缅甸。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换言之，中国人从自己“实事求是”的理念出发，强调从“内容”和“结果”来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质量，这对于只强调“形式”和“程序正确”的西方“民主与专制”话语是一种颠覆，一种范式变化(paradym shift)，也更符合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中国人认为无论是什么制度，最终都必须体现在是否能够实现良政上，体现在自己人民的满意和认同之上，并认为这才是民主的实质。西方的主流观点往往认为形式正义就会自动产生实质正义，这不符合我们看到的事实，中国认为更佳的途径是由实质正义而衍生出适合每个国家具体情况的程序正义。
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也从本质上否定了那种十分幼稚的“历史终结论”，世界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政治体制创新的努力正方兴未艾，“以人为本”，“励精图治”的良政，应该是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要争取达到的目标。
六、“民心”理念与政绩合法性
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或正当性)来源于“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不等同于“民意”。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而讲“民心大于天”，就是这个意思。“民心”指的不只是一时一刻的“民意”，而更是指实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种长跨度的历史眼光和整体思维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正因为有这么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合法性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政权这种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人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更为显著突出的地位，而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主要源泉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通过考试来选拔文官的科举制度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传统。
一位欧洲学者曾问我，中国政府的产生不是通过多党竞争和普选，怎么能有合法性？我则反问他：“如果你这种话语也能够成立，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没有合法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任何选举就自称代表了美国人民。泰国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选来选去，选出来的人的威望从未超过泰国国王。泰国国王的合法性从哪里来？美国最不受公众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谁？是美国国会议员，可他们是选出来的。整个西方都是在现代化实现了之后才实行了普选，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实现现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国政府都没有合法性？美国黑人和妇女权利的获得，不是通过民主制度，而是在强大的民权运动推动下，最后由司法判定而确定的。从历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国根本废除不了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通过战争废除的。”他无言以对。
在过去30多年中，我们已经在整个体制内推行了以政绩合法性为基础的选贤任能制度，使得国家在许多层次上，特别在中央一级的领导配备上，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精英团队和梯队。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在落实政绩合法性上仍有诸多偏差和不足，需要不断纠正，但总体上看，中国把扶贫、环保等指标列为官员晋升的关键标准，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认为，从长远来看，一个只知道“选举”而不知道“选拔”的政治安排，将竞争不过一个能够把“选拔”与“选举”结合起来的政治安排；一个只了解“民意”的政治制度将竞争不过一个既了解“民意”又懂得“民心”的政治制度；一个只知道程序合法性的国家也将竞争不过一个把程序合法性与政绩合法性结合起来的国家。这就是中国“民心”理念和政绩合法性的真正国际意义所在。
七、有选择的学习、适应和创新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族，我们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千年古训，有程门立雪、悬梁刺股、囊萤夜读等无数关于学习的成语典故。现在的我们致力于建立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上至中央政治局的定期学习制度，下至无数职员忙着“充电”，都展示了中国人好学不倦的学习精神。中国人善于借鉴其他国家的好经验、好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消化和创新，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学习、适应和创新。我们采用学习、消化、创新的方法，使中国的高铁技术一下子走到了世界最前列。我们还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学习、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使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规模很快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在当今世界上，唯有不断的学习、适应和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中国理念及其大规模的实践对当今世界的启迪。
八、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
“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也是重要的中国理念。“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还是用“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来解决更好。这也是历史上中国人治理庞大而错综复杂的社会时所信奉的理念。
中国拒绝西方的对抗性政治，并大力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共同之处，极力化解社会迅速变革带来的各种矛盾。西方习惯了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欢斗争哲学；而中国更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共生。西方很多人以为柏林墙倒了，西方的理念标志了历史的终结，但正是这种带有极端主义倾向的思潮导致了今天已经破产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和伊拉克战争，导致了世界穷国富国之间的墙、强国弱国之间的墙、不同宗教之间的墙、不同文明之间的墙越来越高了。如果说伊拉克战争的结局证明了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失败，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那么当今这个世界或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谐中道”、“和而不同”。全球化的世界充满了挑战，从反恐斗争到防止文明冲突，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对付全球经济危机等等，世界各国惟有通过以和为贵、通力合作的方式取长补短，才能应对这些问题。
西方喜欢的“价值观外交”之路不能解决问题。西方以基督教传教士的精神来改造其他文明已被证明是一条只会引来更多文明对抗的道路。可以说，“西方话语”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在走向终结。世界面临这么多问题，需要大家的智慧，包括中国的智慧，才能解决好。中国理念丰富了世界的智慧，构成中国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政治软实力的迅速崛起，对中国和世界实在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作者介绍：张维为，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