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年11期
一、边缘题材与主流叙事
论及大学叙事，陈平原曾如是感喟：“文学家的‘大学叙事’，带有更多个人色彩，尽可上天入地，纵横捭阖。可惜的是，很长时间里，作家们并没有把‘大学’放在眼里——以及笔下。”①寥寥数语，已然彰显大学题材在现代文学中的边缘地位。时至“为工农兵而创作”的“十七年”文学，大学叙事更是陷于尴尬境地：点检彼时数量浩瀚的文学作品，公开发表的当代大学题材的长篇小说仅有《红路》、《勇往直前》、《大学春秋》三部。
1959年出版的《红路》系蒙古族作家扎拉嘎胡之作，它描写蒙族知识分子与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校园这一场域中，如何与利用知识分子疏离政治的心理、反对学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校长之间展开的斗争，最终大学生们端正了政治方向，共同走上了党指引的“红路”②；时隔两年后出版的汉水的《勇往直前》文如其名，描述了一群不同出身、不同性格的大学生，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克服了自身的年少懵懂、识破阶级异己分子的伪装利诱，“在广阔的生活道路上，勇往直前”③；而康式昭、奎曾发表于1965年的《大学春秋》则更为繁复、生动、细腻地展现了彼时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思想与志趣；折射出政治意识与学术意识对峙、革命激情与小资情调交锋等相克相生的意味④。纵观三部小说，不难发现名曰大学题材，却都浸染着彼时意识形态斗争的浓烈色彩。脱稿于阶级斗争已然“为纲”的60年代的《大学春秋》更具代表性。
《大学春秋》所以选择50年代中期的大学生活为题材，最初的动因自是因着作者曾亲历其境。正是大学校园这一独特的文化空间，玉成了其学识的积累，思想的沉潜，青春的激扬，热情的升华。
在小说旨在反映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共和国对高等教育的政策业已由盲目冒进，转为“系统地、有计划地”实行正规化教育。虽在新学制中仍“确定了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的教育在各级学校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但开始遵循一定的教育规律，亦重视“提高质量”⑤。表现在小说里的是青年学子争相“以毛主席给我们提出的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为标准，勤奋学习的热潮。
《大学春秋》在“大学叙事”这一敏感题材领域难能可贵地打开了一扇窗，无怪1965年小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后，因其新颖独特的题材，引发了彼时青年人对别一种精神生活的无限憧憬。《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礼平追忆彼时读小说的印象称：“很耐看，也很耐寻味，让人动情甚至激动不已”⑥；后来成为了诗人的王家新亦“从《收获》杂志连载的《大学春秋》的一个细节”受到震动与刺激——所谓刺激，“指的是小说中的大学生慷慨激昂地议论‘为什么中国作家至今还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王家新说：“当时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民族的耻辱，这一段特别刺激我，我就是在那一瞬间知道我这一生要做什么了。”⑦有意思的是，遍览《收获》所载小说，其实并无这一细节。与其说是王家新记忆有误，不如说作为读者的他在阅读中不知不觉间以自己内心的潜在憧憬与想象，参与了小说的再创作。
综上所述，选择50年代中期为特定的叙事时间(未必尽然是巧合，《勇往直前》也选择了1955年为时间背景)，不仅因着自身经历，亦缘于作者心中储存了太多的关于共和国童年期不失浪漫的理想、未泯纯真的记忆，即便事过境迁，也依然如此执恋。然而，作者开始酝酿写作时毕竟已是1960年，意识形态领域益趋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不可能不使作者意识到一头扎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一题材禁区的危险性。于是，作者在1955年的记忆中，便不得不“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将自身在60年代的现实中所感受到的时代气息都倾入到过往经验中。
作者借王月英之口如此警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是很尖锐的。阶级敌人不会死心，他们没有睡大觉。要认识到，不拿枪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可怕”，“别看红湖现在表面上平静无波，可是它也会有浪潮，有风暴”——未雨绸缪地预告了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⑧就此意义而言，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岂止殃及了社会空间层面，亦业已扩展至叙事时间层面。小说中，作者不时声辩，大学并不边缘，因着“这儿就是阶级斗争的前线”。有意无意间，移花接木，将“大学叙事”这一边缘题材纳入了60年代的主流叙事中，以反映无产阶级如何占领大学这一资产阶级最顽固的精神堡垒，并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这一主题，奠定了所有步入知识分子题材敏感区的合法性。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1960年代全民学毛选的氛围，亦被前移至50年代的时代语境中。小说中，正面人物言必称毛语录，还专用黑体字来凸示所引毛泽东语录的重要性。即便在大学这一知识场域中，努力学习自是学生的本业，也非得以响应毛主席“三好”指示的名义，使之顺理成章。
此外，小说还沿用了《青春之歌》一类小说的“成长”叙事范型。因着“成长”，男主人公许瑾的阶级成分逐渐转变，从最初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最终的“完全为党团组织的原则所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中间虽是混沌而徘徊不定的量变，两头却已完成毛虫变蝴蝶式的阶级质变。借此叙事策略，抵挡一切所谓正面表现乃至“美化歌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评时调。作者不仅悉心展现了校园中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心理轨迹；同时亦以较多的篇幅着力反映了工农学员“代表一个阶级”进大学、对整个知识分子队伍进行“换血”的历史进程。
二、革命激情与“小资”情调
作者笔下的“新华大学”乃是以北京大学为原型。无论是小说开首那“画栋飞檐，碧瓦红椽，道旁齐腰的松墙，湖畔挺立的水塔”一类的校园风景描写，迎春园与镜春园的暗合，或是《红湖》诗刊与北大《红楼》诗刊的对应，以及1981年版作者的后记，均已透露底细。
如是，彼时亦在北大就读的洪子诚的识见便分外启人思索，他说：“在上世纪的50年代，革命激情和‘小资’情调这种奇妙、和谐的结合，相信是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所喜欢的境界。”⑨
与此适成呼应，另一1955年考入北大的《红楼》诗人孙玉石也在其《旧事记忆钩沉》中如此说：“在我成长期的精神系统中，有两本书和两个人物，对我影响最大：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其中的保尔·柯察金，一本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其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⑩
赖有以上史实照映，下引小说中女主人公陈筱秋的卧室陈设便尤显得意味深长：
两个木制的书架，陈列着各式各样的书籍：从《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列宁文集》、《毛泽东选集》到《党的基本知识讲座》、《团章讲话》；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骤雨》、《卓娅》到《约翰·克利斯杂夫》、《欧根·奥涅金》、《当代英雄》……下面一张高高的茶几上，用鲜红的布衬底，摆着女英雄刘胡兰的半身石膏像。
整个屋子，就是这么中外古今，诸色杂陈；它复杂而充满矛盾，就象它的十九岁的女主人一样。
不难领悟，此处作者显然不在纪实，而在写意托喻，笔下的物象业已衍变为“意象”，日常生活空间也已提升为精神境界，于无声处演绎了前述洪子诚所谓的革命激情与“小资”情调的质诘论辩，相悖相成。
筱秋出生于老大学校园，却成长在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下。
一九五二年，纪念刘胡兰光荣牺牲五周年的时候，学校团组织决定由她扮演歌剧《刘胡兰》中的女主角。在那些日子里，她含着热泪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介绍刘胡兰烈士光辉事迹的材料……
然而，她又是个外国文学迷，已经翻译过来的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作品，她差不多都找来看过了。……她更深深地同情长诗《欧根·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当闲下来，或者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她也会象达吉雅娜那样沉思，那样多愁善感。
两个形象，两个时代，两个阶级，就这样在她的心里翻腾着，争夺着这个十九岁的青年团员。
在理智上，她崇拜和向往刘胡兰；在感情上，她却更接近于达吉雅娜。
显而易见，此处“刘胡兰”与“达吉雅娜”这两个形象，也早已超越特定的历史语境与长诗文本语境中的原型，而神游物外，分别成了表征革命激情与“小资”情调的两个符码。
在长时期的革命文化语境中，“小资”情调每每被用以泛指知识分子思想情感模式，而小说中的“达吉雅娜”正是别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思想情感模式的拟人赋形。其标志性品格便是于喧腾时潮中犹能不失沉静、沉思。
筱秋为达吉雅娜“为什么没有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抱屈。其实，某种意义上她便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达吉雅娜”，是红色革命与大学——这一“世上最美的一种机体”在某个历史契机的奇妙结合而孕育出的宁馨儿：激情萌动却又不失生于天清地宁的大学校园的“沉静”胎记；朝气蓬勃、积极向上而又略含一丝莫名的忧郁，气质中别有一种澄明、优雅。
同属“成长”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谱系，男主人公许谨亮相不久便俨然已成“近在眼前”的“现实中的英雄”；而陈莜秋却始终纯真未泯，难以“长大”，在文本中若隐若显，犹如“梦中的少女”。借用《雷雨》的表述，她是山雨欲来的“夏日里的一场春梦”，是大时代的电闪雷鸣中驱之不去的一抹明媚。
与其说“达吉雅娜”连同其所表征的思想情感模式意味着青年知识分子青春期一时的多愁善感；不如定义为生命成长中永恒的诗性憧憬。此前洪子诚、孙玉石等几代学人的自述应可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用以表征筱秋“小资”情调的“达吉雅娜”，作者似更多地抽象其普适意义；而用以表征白亚文、黄美云等大学生的“小资”思想的“于连”，则有意放大其阶级本性。无怪作品对白亚文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批判，态度坚决，毅然与之划清界限；而对筱秋式的所谓“小资”情调的针砭却姿态暧昧，看似无情却有情。
达吉雅娜以“一架子书”拒绝主流社会“一切这些个灿烂，喧哗，乌烟瘴气”；筱秋执守那“两架子书”又在不自觉间抵御着什么？“达吉雅娜”这一符号在小说中的复沓出现、挥之不去，意味着作者对人生的沉思，对学术、书斋的依恋坚守，对优雅情调气质的难以割舍，意味着潜意识中对那个喧腾、火热的时代生活的略有不适、倦怠乃至抵拒。
三、学术殿堂与政治战场
50年代中期，随着共和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建设的高潮亦呼之欲出。故此，小说中不乏新华大学开始重视学术研究的描述：校务委员会“确定了这学期的主要任务：头一条就是结合学术批判，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其次，推行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制度”；此外“还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出版《新华大学学报》”，“二是今年‘五四’校庆时召开新华大学第一次科学讨论会”。虽说动因源自紧密配合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但毕竟难得地促成了建构社会主义学术殿堂的可能。难怪陈文中教授喜不自禁奔走相告；而一心向学、崇尚学术的大学生吴学孟也闻鸡起舞。
书中人物若不计党政干部，陈文中应系教师中唯一的“正面人物”，余皆为右翼乃至反动分子。尽管作者亦听任时调对陈不无揶揄，指其“固执”，哂其“迂腐”，有时甚至将他视如“中间人物”；仍难改变读者对其“为了科学肯于放弃一切的精神”的敬重，对其势单力薄，勉力支撑着学术尊严的感动。随着情节的进展，渐见他由信心十足、雄心勃勃，衍为苦心孤诣、殚思竭虑。与其说他是华大古典文学的薪火传承者，不如说直如中国传统文化与学统的守灵人。
所谓“大学”，理应是知识分子求师问学、读书论道的知识场域；是崇尚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空间。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令华大校园顿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契机，小说中，作者曾借“残雪”“冰层”犹存，而1956年的“春天悄悄地来到了红湖”等景物描写，道出了“走在大自然前头的，是同学们心里的春天”的期盼。然而，随之而来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又如冷雨骤至，致使“百花”花落花残。
“鸣放”及“反右”中，下列现象尤为引人思索：“1949年以后的新一代大学生”竟然“具有他们前辈的那种反当局的观点和价值观”；而另一史实亦使执政者顿生政治焦虑：“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取而代之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苏联和西方影响在精英层次上的有争议的混合体。”(11)鉴于以上背景，应能会意小说中何以提出“学校要彻底无产阶级化”这一矫枉过正。
政治空间的日渐扩张，导致它与学术空间不免平生碰撞冲突。尽管作者不时以“学术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逻辑链，悉心弥合二者间的裂隙，试图营建政治第一、学术第二的可循秩序，但学术在新华大学中仍难免妾身未明的境遇。
陈文中的得意弟子吴学孟的遭际即可印证上说。吴时时显露出行事处世的可笑，结合其“老夫子”的绰号，恰传达出作者对此类潜心于学术殿堂中的人物的轻薄、戏谑。作者少不了概念化地给他戴上一幅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志的高度近视眼镜，在彼时的语境中，埋头读书即是错误，故随着眼镜度数的加深，连他自己都“觉得象做了什么错事一样”。与其说是担心自己的生理健康，不如说是顾虑那“身体政治”的问罪：眼睛近视，即是“政治近视”的症候。
展卷未半，华大这一学术殿堂，俨然已成“政治战场”：“我们将来都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兵，可战士是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这儿就是战场，这儿就是阶级斗争的前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武器”……诸多充满军事意象的话语下，恰透露出陈思和所谓的和平建设年代中的“战争文化心理”。终致外国文学课堂上围绕小说《红与黑》的学术讨论，演变为两军对垒的“白刃战”。
工农学员乌力布想不通：“凭什么要学那些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文学，读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指斥于连是“臭资产阶级！……流氓！……神经病！”时刻不忘政治挂帅的他，却偏偏未能读懂《红与黑》作为“政治小说”的深层蕴涵。
而此刻恪守精英立场的教师刘鹏对工农学员的傲慢与偏见，别有幽怀的右翼学生白亚文、黄美云等将于连“当作生活的教师”的畸说，却引出了许瑾“这不是个会不会欣赏世界名著的问题，这是个对资产阶级文学遗产抱什么态度的问题”之类的上纲上线。激动中，许根本无视以吴学孟、筱秋为代表的青年学子那不失清醒、平正的立场。
一方指责：“在没充分研究材料的情况下”，不应贸然发表意见；一方则回应：首先须确定原则，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适用于对一切作家、作品的估价”。学术话语讲究史料史实，旨在求真，为捕捉本相不惜竭泽而渔；政治话语却执守笼而统之的原则，努力致用，为印证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甚至对作品削足适履。
司汤达小说的“心灵辩证法”遂为红黑分明的阶级论取代；而毛泽东阶级分析学说的系统性、复杂性理念亦在运用中被简单化、庸俗化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连曾在法国资产阶级、贵族的法庭上，愤愤不平于陪审官席上坐着的“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人”，“我决不是被我的同阶级的人审判”；未料时过境迁，在20世纪新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学课堂上，竟然又招致了一次更严苛的缺席审判。而宣判其政治死刑的罪名，竟然冠之以“资产阶级野心家”。
对于连的口诛笔伐，绝非纸上谈兵；而未尝不是与白亚文、黄美云一类崇尚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作现实斗争的一场演习。然而，恰如《红与黑》中人物玛特尔所谓：于连“他不是一只狼，只不过是狼的影子”，白亚文、黄美云亦然；可彼时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警惕性早已草木皆兵，何忌捕风捉“影”。
整个课堂可视作一个微观的权力场，处于权力高端的教师在大学课堂上一时占据着居高临下的优势；而与课堂相关联的整个社会则是一个宏观的权力场，彼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赋予了政治压倒一切的权力话语，这便在无形中大大增强了党员学生、工农学员的力量。加之作者的激进倾向，故此，这场看似势均力敌的拉锯；其实尚未结束便已预示了胜负。
然而，令作者始料未及的是，上述激进叙事竟然被一场更其激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拦腰斩断。小说在《收获》杂志上未及刊完，便被认定为“十七年教育黑线”树碑立传的标本横遭大批判。
直至1980年代小说修改出版，方使作者得以重写旧事。
作为外国文学课堂上那场学术讨论的续曲，是学院党支部书记朱志刚拿着许瑾那篇论述《楚辞》人民性的读书报告与陈文中教授的论辩。许瑾的读书报告自诩“原则”、“方向”正确，不料被陈老画上了一个个问号。朱志刚读后虽觉得论证不充分、粗糙；却仍看重文章“能够从政治思想方面着眼，力求马列观点进行分析”之意义。
而陈文中却语重心长地反问：“为了革命，就可以牵强附会、任意引申吗？为了革命，就可以望文生义、乱贴标签吗？”有理有据地给党支书上了一课。直至朱志刚心悦诚服，领悟到老教授“是痛切地感到只讲政治性、革命性而忽视科学性、求实性的弊端”那份良苦用心。(12)
时过境迁，若非将激进政治发挥至极端处的“文革”的警示，若非80年代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若非思想解放、社会转型，原作中只有党支部书记甚至党员学生在思想上教训知识分子，只有政治干预学术之份，岂能想见如续书中知识分子给党支书“上课”、学术质诘“革命”这类本末倒置的叙事语境？
缺乏先见之明的作者，浩劫后终究有了后知之明。
惊回首，二十年过去，大学叙事中一个意味何其深长沉重的历史回旋！
注释：
①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收入《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②扎拉嘎胡：《红路》，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③汉水：《勇往直前》，百花文艺出版社1961年11月版。
④康式昭、奎曾：《大学春秋》(一至十五章)，发表于《收获》1965年第6期，原拟下期刊完，因“文革”山雨欲来遂遭腰斩。文中引文除特别注明的之外，均出自此刊，不一一注出。
⑤(11)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196页。
⑥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后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⑦何言宏、王家新：《回忆和话语之乡》，《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
⑧无独有偶，《勇往直前》中，党支书兼团总支书记王苹亦说过极其类似的警句：“珠江，也不是永远这样平静的，它有定时的潮水，还有巨风掀起的浪涛。”与其说，《大学春秋》拾人牙慧；不如说，这其实已成60年代中国隐喻阶级斗争的时调套语。
⑨洪子诚等：《〈新诗发展概况〉写作前后》，《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⑩孙玉石：《旧事记忆钩沉》，收入《孙玉石教授学术叙录》，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6年编印，第33页。
(12)引自康式昭、奎曾：《大学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介绍：张勐，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北京 200433
作者：张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年11期
一、边缘题材与主流叙事
论及大学叙事，陈平原曾如是感喟：“文学家的‘大学叙事’，带有更多个人色彩，尽可上天入地，纵横捭阖。可惜的是，很长时间里，作家们并没有把‘大学’放在眼里——以及笔下。”①寥寥数语，已然彰显大学题材在现代文学中的边缘地位。时至“为工农兵而创作”的“十七年”文学，大学叙事更是陷于尴尬境地：点检彼时数量浩瀚的文学作品，公开发表的当代大学题材的长篇小说仅有《红路》、《勇往直前》、《大学春秋》三部。
1959年出版的《红路》系蒙古族作家扎拉嘎胡之作，它描写蒙族知识分子与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校园这一场域中，如何与利用知识分子疏离政治的心理、反对学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校长之间展开的斗争，最终大学生们端正了政治方向，共同走上了党指引的“红路”②；时隔两年后出版的汉水的《勇往直前》文如其名，描述了一群不同出身、不同性格的大学生，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克服了自身的年少懵懂、识破阶级异己分子的伪装利诱，“在广阔的生活道路上，勇往直前”③；而康式昭、奎曾发表于1965年的《大学春秋》则更为繁复、生动、细腻地展现了彼时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思想与志趣；折射出政治意识与学术意识对峙、革命激情与小资情调交锋等相克相生的意味④。纵观三部小说，不难发现名曰大学题材，却都浸染着彼时意识形态斗争的浓烈色彩。脱稿于阶级斗争已然“为纲”的60年代的《大学春秋》更具代表性。
《大学春秋》所以选择50年代中期的大学生活为题材，最初的动因自是因着作者曾亲历其境。正是大学校园这一独特的文化空间，玉成了其学识的积累，思想的沉潜，青春的激扬，热情的升华。
在小说旨在反映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共和国对高等教育的政策业已由盲目冒进，转为“系统地、有计划地”实行正规化教育。虽在新学制中仍“确定了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的教育在各级学校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但开始遵循一定的教育规律，亦重视“提高质量”⑤。表现在小说里的是青年学子争相“以毛主席给我们提出的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为标准，勤奋学习的热潮。
《大学春秋》在“大学叙事”这一敏感题材领域难能可贵地打开了一扇窗，无怪1965年小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后，因其新颖独特的题材，引发了彼时青年人对别一种精神生活的无限憧憬。《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礼平追忆彼时读小说的印象称：“很耐看，也很耐寻味，让人动情甚至激动不已”⑥；后来成为了诗人的王家新亦“从《收获》杂志连载的《大学春秋》的一个细节”受到震动与刺激——所谓刺激，“指的是小说中的大学生慷慨激昂地议论‘为什么中国作家至今还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王家新说：“当时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民族的耻辱，这一段特别刺激我，我就是在那一瞬间知道我这一生要做什么了。”⑦有意思的是，遍览《收获》所载小说，其实并无这一细节。与其说是王家新记忆有误，不如说作为读者的他在阅读中不知不觉间以自己内心的潜在憧憬与想象，参与了小说的再创作。
综上所述，选择50年代中期为特定的叙事时间(未必尽然是巧合，《勇往直前》也选择了1955年为时间背景)，不仅因着自身经历，亦缘于作者心中储存了太多的关于共和国童年期不失浪漫的理想、未泯纯真的记忆，即便事过境迁，也依然如此执恋。然而，作者开始酝酿写作时毕竟已是1960年，意识形态领域益趋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不可能不使作者意识到一头扎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一题材禁区的危险性。于是，作者在1955年的记忆中，便不得不“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将自身在60年代的现实中所感受到的时代气息都倾入到过往经验中。
作者借王月英之口如此警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是很尖锐的。阶级敌人不会死心，他们没有睡大觉。要认识到，不拿枪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可怕”，“别看红湖现在表面上平静无波，可是它也会有浪潮，有风暴”——未雨绸缪地预告了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⑧就此意义而言，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岂止殃及了社会空间层面，亦业已扩展至叙事时间层面。小说中，作者不时声辩，大学并不边缘，因着“这儿就是阶级斗争的前线”。有意无意间，移花接木，将“大学叙事”这一边缘题材纳入了60年代的主流叙事中，以反映无产阶级如何占领大学这一资产阶级最顽固的精神堡垒，并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这一主题，奠定了所有步入知识分子题材敏感区的合法性。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1960年代全民学毛选的氛围，亦被前移至50年代的时代语境中。小说中，正面人物言必称毛语录，还专用黑体字来凸示所引毛泽东语录的重要性。即便在大学这一知识场域中，努力学习自是学生的本业，也非得以响应毛主席“三好”指示的名义，使之顺理成章。
此外，小说还沿用了《青春之歌》一类小说的“成长”叙事范型。因着“成长”，男主人公许瑾的阶级成分逐渐转变，从最初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最终的“完全为党团组织的原则所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中间虽是混沌而徘徊不定的量变，两头却已完成毛虫变蝴蝶式的阶级质变。借此叙事策略，抵挡一切所谓正面表现乃至“美化歌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评时调。作者不仅悉心展现了校园中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心理轨迹；同时亦以较多的篇幅着力反映了工农学员“代表一个阶级”进大学、对整个知识分子队伍进行“换血”的历史进程。
二、革命激情与“小资”情调
作者笔下的“新华大学”乃是以北京大学为原型。无论是小说开首那“画栋飞檐，碧瓦红椽，道旁齐腰的松墙，湖畔挺立的水塔”一类的校园风景描写，迎春园与镜春园的暗合，或是《红湖》诗刊与北大《红楼》诗刊的对应，以及1981年版作者的后记，均已透露底细。
如是，彼时亦在北大就读的洪子诚的识见便分外启人思索，他说：“在上世纪的50年代，革命激情和‘小资’情调这种奇妙、和谐的结合，相信是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所喜欢的境界。”⑨
与此适成呼应，另一1955年考入北大的《红楼》诗人孙玉石也在其《旧事记忆钩沉》中如此说：“在我成长期的精神系统中，有两本书和两个人物，对我影响最大：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其中的保尔·柯察金，一本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其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⑩
赖有以上史实照映，下引小说中女主人公陈筱秋的卧室陈设便尤显得意味深长：
两个木制的书架，陈列着各式各样的书籍：从《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列宁文集》、《毛泽东选集》到《党的基本知识讲座》、《团章讲话》；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骤雨》、《卓娅》到《约翰·克利斯杂夫》、《欧根·奥涅金》、《当代英雄》……下面一张高高的茶几上，用鲜红的布衬底，摆着女英雄刘胡兰的半身石膏像。
整个屋子，就是这么中外古今，诸色杂陈；它复杂而充满矛盾，就象它的十九岁的女主人一样。
不难领悟，此处作者显然不在纪实，而在写意托喻，笔下的物象业已衍变为“意象”，日常生活空间也已提升为精神境界，于无声处演绎了前述洪子诚所谓的革命激情与“小资”情调的质诘论辩，相悖相成。
筱秋出生于老大学校园，却成长在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下。
一九五二年，纪念刘胡兰光荣牺牲五周年的时候，学校团组织决定由她扮演歌剧《刘胡兰》中的女主角。在那些日子里，她含着热泪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介绍刘胡兰烈士光辉事迹的材料……
然而，她又是个外国文学迷，已经翻译过来的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作品，她差不多都找来看过了。……她更深深地同情长诗《欧根·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当闲下来，或者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她也会象达吉雅娜那样沉思，那样多愁善感。
两个形象，两个时代，两个阶级，就这样在她的心里翻腾着，争夺着这个十九岁的青年团员。
在理智上，她崇拜和向往刘胡兰；在感情上，她却更接近于达吉雅娜。
显而易见，此处“刘胡兰”与“达吉雅娜”这两个形象，也早已超越特定的历史语境与长诗文本语境中的原型，而神游物外，分别成了表征革命激情与“小资”情调的两个符码。
在长时期的革命文化语境中，“小资”情调每每被用以泛指知识分子思想情感模式，而小说中的“达吉雅娜”正是别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思想情感模式的拟人赋形。其标志性品格便是于喧腾时潮中犹能不失沉静、沉思。
筱秋为达吉雅娜“为什么没有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抱屈。其实，某种意义上她便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达吉雅娜”，是红色革命与大学——这一“世上最美的一种机体”在某个历史契机的奇妙结合而孕育出的宁馨儿：激情萌动却又不失生于天清地宁的大学校园的“沉静”胎记；朝气蓬勃、积极向上而又略含一丝莫名的忧郁，气质中别有一种澄明、优雅。
同属“成长”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谱系，男主人公许谨亮相不久便俨然已成“近在眼前”的“现实中的英雄”；而陈莜秋却始终纯真未泯，难以“长大”，在文本中若隐若显，犹如“梦中的少女”。借用《雷雨》的表述，她是山雨欲来的“夏日里的一场春梦”，是大时代的电闪雷鸣中驱之不去的一抹明媚。
与其说“达吉雅娜”连同其所表征的思想情感模式意味着青年知识分子青春期一时的多愁善感；不如定义为生命成长中永恒的诗性憧憬。此前洪子诚、孙玉石等几代学人的自述应可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用以表征筱秋“小资”情调的“达吉雅娜”，作者似更多地抽象其普适意义；而用以表征白亚文、黄美云等大学生的“小资”思想的“于连”，则有意放大其阶级本性。无怪作品对白亚文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批判，态度坚决，毅然与之划清界限；而对筱秋式的所谓“小资”情调的针砭却姿态暧昧，看似无情却有情。
达吉雅娜以“一架子书”拒绝主流社会“一切这些个灿烂，喧哗，乌烟瘴气”；筱秋执守那“两架子书”又在不自觉间抵御着什么？“达吉雅娜”这一符号在小说中的复沓出现、挥之不去，意味着作者对人生的沉思，对学术、书斋的依恋坚守，对优雅情调气质的难以割舍，意味着潜意识中对那个喧腾、火热的时代生活的略有不适、倦怠乃至抵拒。
三、学术殿堂与政治战场
50年代中期，随着共和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建设的高潮亦呼之欲出。故此，小说中不乏新华大学开始重视学术研究的描述：校务委员会“确定了这学期的主要任务：头一条就是结合学术批判，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其次，推行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制度”；此外“还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出版《新华大学学报》”，“二是今年‘五四’校庆时召开新华大学第一次科学讨论会”。虽说动因源自紧密配合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但毕竟难得地促成了建构社会主义学术殿堂的可能。难怪陈文中教授喜不自禁奔走相告；而一心向学、崇尚学术的大学生吴学孟也闻鸡起舞。
书中人物若不计党政干部，陈文中应系教师中唯一的“正面人物”，余皆为右翼乃至反动分子。尽管作者亦听任时调对陈不无揶揄，指其“固执”，哂其“迂腐”，有时甚至将他视如“中间人物”；仍难改变读者对其“为了科学肯于放弃一切的精神”的敬重，对其势单力薄，勉力支撑着学术尊严的感动。随着情节的进展，渐见他由信心十足、雄心勃勃，衍为苦心孤诣、殚思竭虑。与其说他是华大古典文学的薪火传承者，不如说直如中国传统文化与学统的守灵人。
所谓“大学”，理应是知识分子求师问学、读书论道的知识场域；是崇尚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空间。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令华大校园顿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契机，小说中，作者曾借“残雪”“冰层”犹存，而1956年的“春天悄悄地来到了红湖”等景物描写，道出了“走在大自然前头的，是同学们心里的春天”的期盼。然而，随之而来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又如冷雨骤至，致使“百花”花落花残。
“鸣放”及“反右”中，下列现象尤为引人思索：“1949年以后的新一代大学生”竟然“具有他们前辈的那种反当局的观点和价值观”；而另一史实亦使执政者顿生政治焦虑：“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取而代之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苏联和西方影响在精英层次上的有争议的混合体。”(11)鉴于以上背景，应能会意小说中何以提出“学校要彻底无产阶级化”这一矫枉过正。
政治空间的日渐扩张，导致它与学术空间不免平生碰撞冲突。尽管作者不时以“学术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逻辑链，悉心弥合二者间的裂隙，试图营建政治第一、学术第二的可循秩序，但学术在新华大学中仍难免妾身未明的境遇。
陈文中的得意弟子吴学孟的遭际即可印证上说。吴时时显露出行事处世的可笑，结合其“老夫子”的绰号，恰传达出作者对此类潜心于学术殿堂中的人物的轻薄、戏谑。作者少不了概念化地给他戴上一幅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志的高度近视眼镜，在彼时的语境中，埋头读书即是错误，故随着眼镜度数的加深，连他自己都“觉得象做了什么错事一样”。与其说是担心自己的生理健康，不如说是顾虑那“身体政治”的问罪：眼睛近视，即是“政治近视”的症候。
展卷未半，华大这一学术殿堂，俨然已成“政治战场”：“我们将来都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兵，可战士是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这儿就是战场，这儿就是阶级斗争的前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武器”……诸多充满军事意象的话语下，恰透露出陈思和所谓的和平建设年代中的“战争文化心理”。终致外国文学课堂上围绕小说《红与黑》的学术讨论，演变为两军对垒的“白刃战”。
工农学员乌力布想不通：“凭什么要学那些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文学，读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指斥于连是“臭资产阶级！……流氓！……神经病！”时刻不忘政治挂帅的他，却偏偏未能读懂《红与黑》作为“政治小说”的深层蕴涵。
而此刻恪守精英立场的教师刘鹏对工农学员的傲慢与偏见，别有幽怀的右翼学生白亚文、黄美云等将于连“当作生活的教师”的畸说，却引出了许瑾“这不是个会不会欣赏世界名著的问题，这是个对资产阶级文学遗产抱什么态度的问题”之类的上纲上线。激动中，许根本无视以吴学孟、筱秋为代表的青年学子那不失清醒、平正的立场。
一方指责：“在没充分研究材料的情况下”，不应贸然发表意见；一方则回应：首先须确定原则，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适用于对一切作家、作品的估价”。学术话语讲究史料史实，旨在求真，为捕捉本相不惜竭泽而渔；政治话语却执守笼而统之的原则，努力致用，为印证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甚至对作品削足适履。
司汤达小说的“心灵辩证法”遂为红黑分明的阶级论取代；而毛泽东阶级分析学说的系统性、复杂性理念亦在运用中被简单化、庸俗化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连曾在法国资产阶级、贵族的法庭上，愤愤不平于陪审官席上坐着的“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人”，“我决不是被我的同阶级的人审判”；未料时过境迁，在20世纪新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学课堂上，竟然又招致了一次更严苛的缺席审判。而宣判其政治死刑的罪名，竟然冠之以“资产阶级野心家”。
对于连的口诛笔伐，绝非纸上谈兵；而未尝不是与白亚文、黄美云一类崇尚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作现实斗争的一场演习。然而，恰如《红与黑》中人物玛特尔所谓：于连“他不是一只狼，只不过是狼的影子”，白亚文、黄美云亦然；可彼时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警惕性早已草木皆兵，何忌捕风捉“影”。
整个课堂可视作一个微观的权力场，处于权力高端的教师在大学课堂上一时占据着居高临下的优势；而与课堂相关联的整个社会则是一个宏观的权力场，彼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赋予了政治压倒一切的权力话语，这便在无形中大大增强了党员学生、工农学员的力量。加之作者的激进倾向，故此，这场看似势均力敌的拉锯；其实尚未结束便已预示了胜负。
然而，令作者始料未及的是，上述激进叙事竟然被一场更其激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拦腰斩断。小说在《收获》杂志上未及刊完，便被认定为“十七年教育黑线”树碑立传的标本横遭大批判。
直至1980年代小说修改出版，方使作者得以重写旧事。
作为外国文学课堂上那场学术讨论的续曲，是学院党支部书记朱志刚拿着许瑾那篇论述《楚辞》人民性的读书报告与陈文中教授的论辩。许瑾的读书报告自诩“原则”、“方向”正确，不料被陈老画上了一个个问号。朱志刚读后虽觉得论证不充分、粗糙；却仍看重文章“能够从政治思想方面着眼，力求马列观点进行分析”之意义。
而陈文中却语重心长地反问：“为了革命，就可以牵强附会、任意引申吗？为了革命，就可以望文生义、乱贴标签吗？”有理有据地给党支书上了一课。直至朱志刚心悦诚服，领悟到老教授“是痛切地感到只讲政治性、革命性而忽视科学性、求实性的弊端”那份良苦用心。(12)
时过境迁，若非将激进政治发挥至极端处的“文革”的警示，若非80年代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若非思想解放、社会转型，原作中只有党支部书记甚至党员学生在思想上教训知识分子，只有政治干预学术之份，岂能想见如续书中知识分子给党支书“上课”、学术质诘“革命”这类本末倒置的叙事语境？
缺乏先见之明的作者，浩劫后终究有了后知之明。
惊回首，二十年过去，大学叙事中一个意味何其深长沉重的历史回旋！
注释：
①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收入《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②扎拉嘎胡：《红路》，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③汉水：《勇往直前》，百花文艺出版社1961年11月版。
④康式昭、奎曾：《大学春秋》(一至十五章)，发表于《收获》1965年第6期，原拟下期刊完，因“文革”山雨欲来遂遭腰斩。文中引文除特别注明的之外，均出自此刊，不一一注出。
⑤(11)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196页。
⑥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后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⑦何言宏、王家新：《回忆和话语之乡》，《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
⑧无独有偶，《勇往直前》中，党支书兼团总支书记王苹亦说过极其类似的警句：“珠江，也不是永远这样平静的，它有定时的潮水，还有巨风掀起的浪涛。”与其说，《大学春秋》拾人牙慧；不如说，这其实已成60年代中国隐喻阶级斗争的时调套语。
⑨洪子诚等：《〈新诗发展概况〉写作前后》，《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⑩孙玉石：《旧事记忆钩沉》，收入《孙玉石教授学术叙录》，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6年编印，第33页。
(12)引自康式昭、奎曾：《大学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介绍：张勐，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北京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