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教育产业化危害的中国人 胡赳赳05月04日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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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教育 产业化
分类 : 热点
摘要 : 中国的教育产业化危害了谁？
中国人成长的三个阶段：求学、成家、立业。求学越来越早、成家越来越晚、毕业找不到工作。每一项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背后，都有中国家长的“教育成功学”在作祟。中国人的成长链亦面临教育和社会的双风险。
这一年里，中国年轻人脸上写着的茫然，比任何一个年份都多。
中国人的成长链遭遇到最难堪的一环：毕业即失业。可他们曾经这样被加工：幼儿园、九年义务教育、高考、大学教育。19年的中国式教育目的只有一个：成人、成材、进入社会、有份好工作、有个好前途。
教育没有社会变化快，是社会问题，还是教育问题?
幼教大热、大学生找工作大冷；输入端恐落人后，输出端无人无津；理想远大，现实无情；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中国社会和经济运行的结构调整，而教育严重错位。
学历、学位、双学位、海位学位、海外留学背景，所学越多、所用越无；私立学校、贵族学校、国际学校、双语学校，花费愈巨，产出愈低。“成长的烦恼”及至最后一刻幡然醒悟，“读书无用”又有新的论调和说法。
中国学生、中国家长迎来了自己的成长焦虑症。中国人成长的三个阶段：求学、成家、立业。其中求学和成家在往两头发展：求学越来越早（幼教），成家越来越迟（晚婚），立业却力不从心——房奴、车奴、卡奴、穷忙，每一样，都埋伏着陷阱。社会复杂、商业险恶。
成长唯艰，于是，家长越加倍投入，希望赢在起跑线、赢在胎教、赢在择校、赢在专业、赢在才艺、赢在外语，可最后都不免要倒在失业的枪口下。
社会和教育之间供需的巨大剥离，使得付出必须越来越多，而收获可能越来越少。家长对教育几乎不叫投入成本，而是不惜血本，但在某一刻，血本无归，啃老族、宅居族的出现，使得家长明白教育投资有风险、“入校”需谨慎。
中国教育的产业化和体制改革从包分配到双向选择到自主择业经历了30年。如果把中国的教育比做一条产品线：高中和高等教育是精英化教学、大众化就业，越来越没压力和包袱，收益最大、风险最小；九年义务教育减免了学费，越来越普及，惠及农村，但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择校在城里变成一个红火的收费项目；少年宫、才艺班等课外教育则是家长的另一套因材施教的成长体系，其热度不减反升；早期教育业已市场化，各路品牌纷纷涉水抢摊。
有一次导演张元说，他最反对电视上针对孩童的广告，因为那完全是不对等的诱导。儿童缠着家长购买商品。事实上在教育领域中，有着针对孩子的“二次销售”：第一次是把教育理念灌输给父母，父母再把孩子圈进来。
李阳15年的疯狂英语运动并没有使中国人的英语变得流利起来，反而是新东方等应试教育的项目变成了一个产业。在听闻中学生卖听课笔记居然也演化成创业项目后，一位大学老师在博客上表达了他的愤怒：“我们一直觉得应试教育有问题，也老是嚷嚷要改革，可是改来改去，竟然改出了这个结果：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利用应试教育来牟取利益并与这个反人性的教育体制沆瀣一气甚至为虎作伥的害人虫！”
那些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们，则另僻蹊径选择：私立小学、私立中学、国外留学。他们不认同中国教育，也不想让孩子整天做不完作业，所以就用高花费铺就另外一条道路。
但是，他们骨子里仍是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考名校、进入精英阶层，在英语中，专门有一个名词“中国妈妈”，用来指留学陪读的中国妈妈，她们替孩子做所有的决定，什么事都是妈妈说了算。
台湾人亦如此，每个台湾孩子平均学习了三项才艺。这显然都不是“自我选择”，而是“包办教育”。在中国，有人说子女就像父母的财产，不仅父母对其有抚养权，还有支配权和控制权。从出生开始到上学、工作、结婚生子，这其中没一件事是父母不操心的，父母几乎把一辈子都搭进了子女的世界中。
无法成人的几个变量：社会、教育、父母之责，父母首当其冲。
中国人热衷于为教育买单。
医疗花费是不得不，教育花费是心甘情愿。北京东北四环附近的一处楼盘项目，因打出“名校全程进驻”的广告，而掀起了抢购热潮，一时成为楼市低迷时期的亮点。虽然此承诺未能写进购房合同，但家长仍火热咨询，其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一份名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日前发布，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而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子女的总成本，这一数字为49万元。
一个广州人给儿子从小到大做了笔“预算”，如果按照名牌幼儿园、名牌小学、名牌初中、名牌高中、名牌大学以及出国深造的成长路线，养育孩子需要100万元。其中的教育支出包括学前教育费用1.092万元、幼儿园学费10.2万元、小学教育费18.6万元（含3万元赞助费）、中学教育费用16.8万元（含3万元赞助费）、大学教育费用4万元和留学教育费用30万元，总计超过80万元。
追求“教育GDP”的盲目冲动，使得政府、教育机构和市场形成一种合谋。教育学者杨东平说：“高教管理追求的就是那些数字和政绩。有人称之为„教育GDP‟，就是规模、速度、科研成果、博士点这些指标化的东西，大家都拼命追求高指标。”
这似乎让家长和学生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上大学不再是一个人生的分山岭。但也正因如此，高考改变命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大学毕业将迎来一个险峻的时期。
“就业难和高校扩招没有因果关系，甚至就整个国民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需求而言，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一位持这种论调的专家说，“大学以面向未来为使命。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和市场脱节，而是要求大学尽最大努力去揭示那些左右市场的因素和力量，为人们的未来生活提供更好的参考意见，或者创造更好的条件。”
公众对于教育高成本与就业难的双重无奈现象无能为力，这一恶性循环的影响还将继续。
中国家长的教育大纲是：软教育、硬投入、争夺教育资源。一般在9月份入学前的“活动期”，不长家长会开始他们最为忙碌的日子。一位家长因为孩子的入学年龄只差几天，而卡在那里入不了学，她不得不为进入一家实验小学发愁：“中间人已经找好关系了，学校也一直答应着，但就是没有下文。”
既便是在北京偏远的郊区，民营性质的幼儿园也四处开花，但仍赶不上入园的速度，稍微好点的幼儿园就爆满。几千元的入园费对于家长来讲，是一笔不得不给的投入。在义务教育之前的阶段，教育花费在利益驱动下，是一个不小的市场。
但中国家长的教育大纲实在规划得不怎么样，包办孩子的教育战略，到为孩子选择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大学专业后，终于出现了分裂：许多人在毕业时放弃专业改行了。
《家长是最好的老师》、《哈佛女孩刘婷》、《100个中国孩子的成功报告》，乃至新概念作文、奥数竞赛、国际才艺表演，每一项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背后，都有中国家长的“教育成功学”在作祟。
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播种龙种、收获的却可能是跳蚤。
那些不堪忍受教育体制的人，成为教育体制的外逃者，其中不乏成绩优秀的学生。清华大学博士王垠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赞赏发明家EDWIN H. LAND的一篇演讲《伟大的年代》：“在这个年代，在这个国家（美国），是有机会发展人的智力、文化、精神方面的潜能的，而这是以前在我们国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相信每个年轻人都是不同的，就像每个人的指纹都不同一样，他对解决未解决的问题能提出一个很好的又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
LAND的演讲常常令人热血沸腾，他指向富有创造力的大学对年轻人的态度：“我认可他（年轻人）仅仅是个伟大的人，而非天才，他不可能跨越他专长的领域。他不会想到用几百年的时间缩短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不会突然说人民大众就是力量，那是天才做的事情。但是在他自己的领域内他会让事物发展并繁盛；他会因为在他自己的领域内帮助别人变得快乐。在这个领域内如果他没有取得成功，他会增加不应该被增加的东西。”
“自我实现”在中国的受教育者那里只是一个迷梦。他们只有在成人的那一刻起才拥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在此之前，他们被家长包办、然后又被学校包办。这对他们而言是不得不走的一段弯路。
“无法成人”的“成人礼”是一张大学毕业证书，此后，他们被抛弃到自我奋斗的历程之中。就业和谋生只是其中小小的一页，当它翻过之后，人们才会明白，中国人的教育大纲需要重修了，而不仅仅是增加国学教育和艺术教育那么简单。
被教育产业化危害的中国人 胡赳赳05月04日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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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教育 产业化
分类 : 热点
摘要 : 中国的教育产业化危害了谁？
中国人成长的三个阶段：求学、成家、立业。求学越来越早、成家越来越晚、毕业找不到工作。每一项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背后，都有中国家长的“教育成功学”在作祟。中国人的成长链亦面临教育和社会的双风险。
这一年里，中国年轻人脸上写着的茫然，比任何一个年份都多。
中国人的成长链遭遇到最难堪的一环：毕业即失业。可他们曾经这样被加工：幼儿园、九年义务教育、高考、大学教育。19年的中国式教育目的只有一个：成人、成材、进入社会、有份好工作、有个好前途。
教育没有社会变化快，是社会问题，还是教育问题?
幼教大热、大学生找工作大冷；输入端恐落人后，输出端无人无津；理想远大，现实无情；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中国社会和经济运行的结构调整，而教育严重错位。
学历、学位、双学位、海位学位、海外留学背景，所学越多、所用越无；私立学校、贵族学校、国际学校、双语学校，花费愈巨，产出愈低。“成长的烦恼”及至最后一刻幡然醒悟，“读书无用”又有新的论调和说法。
中国学生、中国家长迎来了自己的成长焦虑症。中国人成长的三个阶段：求学、成家、立业。其中求学和成家在往两头发展：求学越来越早（幼教），成家越来越迟（晚婚），立业却力不从心——房奴、车奴、卡奴、穷忙，每一样，都埋伏着陷阱。社会复杂、商业险恶。
成长唯艰，于是，家长越加倍投入，希望赢在起跑线、赢在胎教、赢在择校、赢在专业、赢在才艺、赢在外语，可最后都不免要倒在失业的枪口下。
社会和教育之间供需的巨大剥离，使得付出必须越来越多，而收获可能越来越少。家长对教育几乎不叫投入成本，而是不惜血本，但在某一刻，血本无归，啃老族、宅居族的出现，使得家长明白教育投资有风险、“入校”需谨慎。
中国教育的产业化和体制改革从包分配到双向选择到自主择业经历了30年。如果把中国的教育比做一条产品线：高中和高等教育是精英化教学、大众化就业，越来越没压力和包袱，收益最大、风险最小；九年义务教育减免了学费，越来越普及，惠及农村，但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择校在城里变成一个红火的收费项目；少年宫、才艺班等课外教育则是家长的另一套因材施教的成长体系，其热度不减反升；早期教育业已市场化，各路品牌纷纷涉水抢摊。
有一次导演张元说，他最反对电视上针对孩童的广告，因为那完全是不对等的诱导。儿童缠着家长购买商品。事实上在教育领域中，有着针对孩子的“二次销售”：第一次是把教育理念灌输给父母，父母再把孩子圈进来。
李阳15年的疯狂英语运动并没有使中国人的英语变得流利起来，反而是新东方等应试教育的项目变成了一个产业。在听闻中学生卖听课笔记居然也演化成创业项目后，一位大学老师在博客上表达了他的愤怒：“我们一直觉得应试教育有问题，也老是嚷嚷要改革，可是改来改去，竟然改出了这个结果：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利用应试教育来牟取利益并与这个反人性的教育体制沆瀣一气甚至为虎作伥的害人虫！”
那些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们，则另僻蹊径选择：私立小学、私立中学、国外留学。他们不认同中国教育，也不想让孩子整天做不完作业，所以就用高花费铺就另外一条道路。
但是，他们骨子里仍是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考名校、进入精英阶层，在英语中，专门有一个名词“中国妈妈”，用来指留学陪读的中国妈妈，她们替孩子做所有的决定，什么事都是妈妈说了算。
台湾人亦如此，每个台湾孩子平均学习了三项才艺。这显然都不是“自我选择”，而是“包办教育”。在中国，有人说子女就像父母的财产，不仅父母对其有抚养权，还有支配权和控制权。从出生开始到上学、工作、结婚生子，这其中没一件事是父母不操心的，父母几乎把一辈子都搭进了子女的世界中。
无法成人的几个变量：社会、教育、父母之责，父母首当其冲。
中国人热衷于为教育买单。
医疗花费是不得不，教育花费是心甘情愿。北京东北四环附近的一处楼盘项目，因打出“名校全程进驻”的广告，而掀起了抢购热潮，一时成为楼市低迷时期的亮点。虽然此承诺未能写进购房合同，但家长仍火热咨询，其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一份名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日前发布，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而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子女的总成本，这一数字为49万元。
一个广州人给儿子从小到大做了笔“预算”，如果按照名牌幼儿园、名牌小学、名牌初中、名牌高中、名牌大学以及出国深造的成长路线，养育孩子需要100万元。其中的教育支出包括学前教育费用1.092万元、幼儿园学费10.2万元、小学教育费18.6万元（含3万元赞助费）、中学教育费用16.8万元（含3万元赞助费）、大学教育费用4万元和留学教育费用30万元，总计超过80万元。
追求“教育GDP”的盲目冲动，使得政府、教育机构和市场形成一种合谋。教育学者杨东平说：“高教管理追求的就是那些数字和政绩。有人称之为„教育GDP‟，就是规模、速度、科研成果、博士点这些指标化的东西，大家都拼命追求高指标。”
这似乎让家长和学生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上大学不再是一个人生的分山岭。但也正因如此，高考改变命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大学毕业将迎来一个险峻的时期。
“就业难和高校扩招没有因果关系，甚至就整个国民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需求而言，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一位持这种论调的专家说，“大学以面向未来为使命。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和市场脱节，而是要求大学尽最大努力去揭示那些左右市场的因素和力量，为人们的未来生活提供更好的参考意见，或者创造更好的条件。”
公众对于教育高成本与就业难的双重无奈现象无能为力，这一恶性循环的影响还将继续。
中国家长的教育大纲是：软教育、硬投入、争夺教育资源。一般在9月份入学前的“活动期”，不长家长会开始他们最为忙碌的日子。一位家长因为孩子的入学年龄只差几天，而卡在那里入不了学，她不得不为进入一家实验小学发愁：“中间人已经找好关系了，学校也一直答应着，但就是没有下文。”
既便是在北京偏远的郊区，民营性质的幼儿园也四处开花，但仍赶不上入园的速度，稍微好点的幼儿园就爆满。几千元的入园费对于家长来讲，是一笔不得不给的投入。在义务教育之前的阶段，教育花费在利益驱动下，是一个不小的市场。
但中国家长的教育大纲实在规划得不怎么样，包办孩子的教育战略，到为孩子选择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大学专业后，终于出现了分裂：许多人在毕业时放弃专业改行了。
《家长是最好的老师》、《哈佛女孩刘婷》、《100个中国孩子的成功报告》，乃至新概念作文、奥数竞赛、国际才艺表演，每一项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背后，都有中国家长的“教育成功学”在作祟。
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播种龙种、收获的却可能是跳蚤。
那些不堪忍受教育体制的人，成为教育体制的外逃者，其中不乏成绩优秀的学生。清华大学博士王垠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赞赏发明家EDWIN H. LAND的一篇演讲《伟大的年代》：“在这个年代，在这个国家（美国），是有机会发展人的智力、文化、精神方面的潜能的，而这是以前在我们国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相信每个年轻人都是不同的，就像每个人的指纹都不同一样，他对解决未解决的问题能提出一个很好的又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
LAND的演讲常常令人热血沸腾，他指向富有创造力的大学对年轻人的态度：“我认可他（年轻人）仅仅是个伟大的人，而非天才，他不可能跨越他专长的领域。他不会想到用几百年的时间缩短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不会突然说人民大众就是力量，那是天才做的事情。但是在他自己的领域内他会让事物发展并繁盛；他会因为在他自己的领域内帮助别人变得快乐。在这个领域内如果他没有取得成功，他会增加不应该被增加的东西。”
“自我实现”在中国的受教育者那里只是一个迷梦。他们只有在成人的那一刻起才拥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在此之前，他们被家长包办、然后又被学校包办。这对他们而言是不得不走的一段弯路。
“无法成人”的“成人礼”是一张大学毕业证书，此后，他们被抛弃到自我奋斗的历程之中。就业和谋生只是其中小小的一页，当它翻过之后，人们才会明白，中国人的教育大纲需要重修了，而不仅仅是增加国学教育和艺术教育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