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中生态伦理观

解读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中的生态伦理观

摘要奥尔多·利奥波德,一位提倡“人是大自然共同体的一员”的科学家,被奉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知和精神领袖。他的遗著《沙乡年鉴》融哲理和文学为一体。本文旨在从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的形成与实施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来解读利奥波德的生态伦理观。

关键词:生态伦理 自然 共同体 和谐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沙乡年鉴》(sand county almanac)的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被称为美国“生态伦理之父”。有人说他是“一个热心的观察家,一个敏锐的思想家和一个造诣极深的文学巨匠”。《沙乡年鉴》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堪称是自然写作的经典,更被奉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新“圣经”。这本书以其诗歌般的语言和对自然界的敏锐观察成为20世纪环保主题的文学里程碑。

这本书融哲理和文学为一体,以自然写作的形式将利奥波德在野外和乡间的生活凝炼、浓缩与升华,展现其生态伦理观的形成与实施。第一部分是作者从每年的春天到冬天,从每年的一月到十二月的散文式记述,并不仅止于表面的写景、描绘野生动植物的四季活动而已,更有深刻的思考与反省,充满了科学的事实。这些事实得到诗一样的描述,流溢出简朴悠闲的乡土情趣。第二部分以广阔的旅行经历为背景,引出对破坏生态系统的现代生活的批判,其笔调充满着悲哀、失落和愤怒。第三部分,作者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自

觉而又极有理性地形成了具有前瞻意识的生态观和土地伦理观,把土地看作一个由人与其他物质相互依赖组成的共同体,认为“人是大自然共同体的一员”,每个成员都有它继续存在的权利。号召人类应该以具体的行为实践“土地伦理”,最终皈依宇宙的大和谐境界。本文将从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的形成与实施,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来解读《沙乡年鉴》中的生态伦理观。

“土地伦理”这个伟大的道德观念和洪亮声音来自于作者对土地深深的理解与热爱。利奥波德出生在美国衣阿华州伯灵顿市一个德裔移民之家,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大自然热爱者,利奥波德从小就对自然显示出极大兴趣,喜欢跟着父亲去野外活动。父亲常常带他远足、打猎。他经常在荒野、林莽、牧场、河畔流连。位于密西西比河滨的伯灵顿有着绚丽的自然风景,野生动植物十分丰富。小利奥波德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被大自然的温柔之手爱抚着。1906年,他成为耶鲁大学林业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他作为联邦林业局的职员被派往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当了一名林业官。1912年,他升迁为新墨西哥北部的卡森国家森林的监察官。1915年,他被任命负责管理森林局西南部地区的渔猎活动。在那里,他起草了一本渔猎手册,规定了管理森林的官员在相应的狩猎工作中的权力和义务,并成立了狩猎保护小组,严格执行狩猎保护法律,为动物们营造避难家园,使枯竭的水资源和陆地重新获得生命。利奥波德还建议森林局将无路的地区留出来作为自然保护区。1924年,森林局采纳了他的建议,

将新墨西哥州的大毒蜥地区开辟为野生自然保护区,这比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案还早40年。利奥波德在1928年离开了林业局,把兴趣转移到了自己更为关心的野生动物研究。他在美国中部和北部的一些州从事了一段野生动物考察工作。1933年,他出版了《野生动物管理》一书,被公认为是野生动物管理这门学科的创始者,由此也被认为是美国野生动物保护之父。同年,他成为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管理系的一名教授。他在野生动植物课上教学生们如何观察大自然,并从中得到乐趣。1935年,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罗伯特·马歇尔和其他保护主义者决定创建“荒野学会”, 致力于保护面临被侵害和被污染的荒野大地以及荒野上的自由的生命。利奥波德应邀担任学会主席。同年,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河畔的“沙乡”买下了一个因滥用而几乎沙漠化的农场,举家迁入这个农场的一座破旧的木屋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在这里观察自然的变异、思考土地的命运。他带领家人种草植树,他们种植了上千棵树以重新恢复土地的生态健康,观察植物和动物们生命的繁衍与强壮。在体验荒野和修复土地的过程中,利奥波德写出了代表作《沙乡年鉴》。书中那些哲理性强的文章是作者一生观察、经历和思考的结晶。在这本书里,他追述了沙乡农场上一年十二个月不同的自然景象,提出了著名的“土地伦理”的观念。简而言之,他认为,“土地道德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进而他向那些不思悔改的人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在人类历史上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利奥波德号召人们培养一种生态良心。提倡人们应该亲近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师从大自然,与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和动植物结成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 二

早年的利奥波德是一个保护主义者。他带着一种欣赏的眼光看自然,而不是把人类与大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他经常从打猎中获得乐趣。他认为狼是坏的捕食者,吃掉了对人有用的鹿,应该猎杀。但“到了1924年,鹿吃光了这个地区可吃的植物,头数减少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此刻,一种对狼的负罪感时时困扰着我。”这使他对原来的认识产生了困惑。在一次捕狼过程中,他察觉到母狼临死前眼中“令人难受的垂死的绿光”。在《沙乡年鉴》里一篇著名散文《像山那样思考》中,他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感受:

“这时,我觉察到,而且以后一直是这样想,在这双眼睛里,有某种对我来说是新的东西,是某种只有它和这座山才了解的东西。我总是认为,狼越少,鹿就越多,因此,没有狼的地方就意味着是猎人的天堂。但是,在看到这垂死的绿光时,我感到,无论是狼,或是山,都不会同意这种观点。”

利奥波德被极大地震撼了。从那时起,他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世界。他开始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生物体,像其他的生物一样也有一些基本需要。一座山似乎无法思考,但是山的存在所体现的却是山上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岩石、土地间的整体性和相关性。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才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实质,它内在地表达了人们

应当放弃早期的自然保护主义伦理观的功利思想,应该从整体上保持大自然的和谐。

个体是一个由多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个体的本能激励他在共同体内争取一席之地,而伦理观则协调共同体内各成员在相互竞争中的关系,促使个体和其他成员合作从而达到共生共存的目的。利奥波德将传统伦理观进行扩展,提出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关系的土地伦理观。利奥波德重视野生物的生命价值,尤其是其在自然系统中的价值。身为野生猎物管理专家,他深知生物共同体的稳定依赖它的“综合性”与多样性。他提出“大地共同体”概念。他说:”大地伦理学只是扩大了共同体的边界,把土地、水、植物和动物包括在其中,或把这些看作是一个完整的集合:大地。”人只是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土地的统治者,我们需要尊重土地。利奥波德认为,“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一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当这个共同体本身的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

利奥波德饶有风趣地介绍不同物种在自然界的妙用,说明自然界丰富物种对于系统的整体价值远胜过其有限的经济价值。在利奥波德看来,大地金字塔是一个由生物和无生物组成的“高度组织化的结构”,低层是土壤,往上依次是植物层、昆虫层、鸟类与啮齿动

物层,最顶层由大型食肉动物组成;这最后两层之间还包括一系列由不同动物组成的较小的层。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结构的正常运转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是各个部分的合作与竞争。因此,利奥波德倡导人们保护生物共同体在结构上的复杂性以及支撑这种复杂性的生物多样性。他同时指出人类对生物共同体的干预不应过于剧烈,人为改变的激烈程度越小,金字塔自我修复的可能性就越大。大地伦理学把生物共同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视为最高的善,它并不把道德地位直接赋予植物、动物、土壤和水这类存在物。共同体本身的“好”才是确定其构成部分的相对价值的标准,它是裁定各个部分相互冲突的尺度。他力图在阐释土地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去强化人们对土地的了解,从而激发人们对土地共同体的热爱和尊敬。共同体成员之间因长期生活在一起而形成的情感和休戚与共的“命运意识”是大地伦理学的一个道德情感基础。利奥波德认为,通过了解和热爱,就会产生一种在行为上的道德责任感,从而便能维护这个共同体健全的功能。利奥波德的这种伦理观念不同于以往的佛教、自然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提出的伦理观,是从地球环境总体的角度上提出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关系的伦理观念。这就是利奥波德在半个世纪前向全人类发出的建立一种全新伦理观念的呼唤。

在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重读《沙乡年鉴》,对我们来说意义尤

为重大。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的序言中写道:

“野生的东西在开始被摒弃之前,一直和风吹日落一样,被认为是极其平常自然的。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种平静的较高的‘生活水准’,是否值得以牺牲自然的、野外的和无拘束的东西为代价。对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能有机会看到大雁要比看电视更为重要,能有机会看到一朵白头翁花就如同自由地谈话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我们非常叹服作者六十年前就做出的呼唤。

人类对自然的利用越来越无度,在现代技术水平的帮助下,更是随心所欲。当愈来愈严重的生态恶化已成为一种全球的趋势时,我们会不会仍然把利奥波德深沉的呼唤看作是痴语?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被无情地破坏了。虽然在这一进程中,人类创造了这以前几千年都无法比拟的物质财富,然而这是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和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为代价的。利奥波德曾说:

“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也就是水,山川河流,土壤岩石,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一切生物,都有按照自然生态过程持续存在和繁衍生息的权利。”

人类对自然的适度利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当的。但人类不是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我们得与自然、生物圈融洽相处。然而现代工业社会的行为方式与利奥波德的观点背道而驰,不仅带来了难

以根治的污染,而且使难以计数的动植物遭到灭绝,并最终威胁到地球生命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的存在。人类的这种挖空根基的发展无异是一种集体自杀行为,全球性的环境恶化势头仍无法遏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确信,整个地球的环境问题仅靠技术上的修修补是无济于事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要取决于现代社会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的根本变革。因此,我们深感《沙乡年鉴》的警示意义:人类不能再把自己看成是地球的主人,必须学会尊重大自然及其他生命,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致走向毁灭。

《沙乡年鉴》如今在美国已经取得与19世纪美国自然主义经典作品《瓦尔登湖》同样的位置。但是,在环境保护运动的历史上,利奥波德无疑比梭罗更前进了一步。19世纪上半叶,梭罗来到瓦尔登湖是为了做自力更生的生活的实验。他试图通过最简朴的物质生活来寻求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心灵的净化。而利奥波德来到沙郡,已经摆脱了梭罗的那种医治工业文明对个人造成的身心创伤的狭隘的境界,而进入了一个更为宽阔的领域。他是为了医治土地的创伤,努力恢复土地的健康。这是从自我意识到生态意识转变的新观念,是对西方文明的推进和新的诠释。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不愧为生态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参考文献:

[1]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杨通进:《整合与超越: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潘倩,女,1976—,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西安邮电学院。

解读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中的生态伦理观

摘要奥尔多·利奥波德,一位提倡“人是大自然共同体的一员”的科学家,被奉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知和精神领袖。他的遗著《沙乡年鉴》融哲理和文学为一体。本文旨在从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的形成与实施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来解读利奥波德的生态伦理观。

关键词:生态伦理 自然 共同体 和谐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沙乡年鉴》(sand county almanac)的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被称为美国“生态伦理之父”。有人说他是“一个热心的观察家,一个敏锐的思想家和一个造诣极深的文学巨匠”。《沙乡年鉴》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堪称是自然写作的经典,更被奉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新“圣经”。这本书以其诗歌般的语言和对自然界的敏锐观察成为20世纪环保主题的文学里程碑。

这本书融哲理和文学为一体,以自然写作的形式将利奥波德在野外和乡间的生活凝炼、浓缩与升华,展现其生态伦理观的形成与实施。第一部分是作者从每年的春天到冬天,从每年的一月到十二月的散文式记述,并不仅止于表面的写景、描绘野生动植物的四季活动而已,更有深刻的思考与反省,充满了科学的事实。这些事实得到诗一样的描述,流溢出简朴悠闲的乡土情趣。第二部分以广阔的旅行经历为背景,引出对破坏生态系统的现代生活的批判,其笔调充满着悲哀、失落和愤怒。第三部分,作者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自

觉而又极有理性地形成了具有前瞻意识的生态观和土地伦理观,把土地看作一个由人与其他物质相互依赖组成的共同体,认为“人是大自然共同体的一员”,每个成员都有它继续存在的权利。号召人类应该以具体的行为实践“土地伦理”,最终皈依宇宙的大和谐境界。本文将从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的形成与实施,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来解读《沙乡年鉴》中的生态伦理观。

“土地伦理”这个伟大的道德观念和洪亮声音来自于作者对土地深深的理解与热爱。利奥波德出生在美国衣阿华州伯灵顿市一个德裔移民之家,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大自然热爱者,利奥波德从小就对自然显示出极大兴趣,喜欢跟着父亲去野外活动。父亲常常带他远足、打猎。他经常在荒野、林莽、牧场、河畔流连。位于密西西比河滨的伯灵顿有着绚丽的自然风景,野生动植物十分丰富。小利奥波德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被大自然的温柔之手爱抚着。1906年,他成为耶鲁大学林业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他作为联邦林业局的职员被派往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当了一名林业官。1912年,他升迁为新墨西哥北部的卡森国家森林的监察官。1915年,他被任命负责管理森林局西南部地区的渔猎活动。在那里,他起草了一本渔猎手册,规定了管理森林的官员在相应的狩猎工作中的权力和义务,并成立了狩猎保护小组,严格执行狩猎保护法律,为动物们营造避难家园,使枯竭的水资源和陆地重新获得生命。利奥波德还建议森林局将无路的地区留出来作为自然保护区。1924年,森林局采纳了他的建议,

将新墨西哥州的大毒蜥地区开辟为野生自然保护区,这比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案还早40年。利奥波德在1928年离开了林业局,把兴趣转移到了自己更为关心的野生动物研究。他在美国中部和北部的一些州从事了一段野生动物考察工作。1933年,他出版了《野生动物管理》一书,被公认为是野生动物管理这门学科的创始者,由此也被认为是美国野生动物保护之父。同年,他成为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管理系的一名教授。他在野生动植物课上教学生们如何观察大自然,并从中得到乐趣。1935年,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罗伯特·马歇尔和其他保护主义者决定创建“荒野学会”, 致力于保护面临被侵害和被污染的荒野大地以及荒野上的自由的生命。利奥波德应邀担任学会主席。同年,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河畔的“沙乡”买下了一个因滥用而几乎沙漠化的农场,举家迁入这个农场的一座破旧的木屋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在这里观察自然的变异、思考土地的命运。他带领家人种草植树,他们种植了上千棵树以重新恢复土地的生态健康,观察植物和动物们生命的繁衍与强壮。在体验荒野和修复土地的过程中,利奥波德写出了代表作《沙乡年鉴》。书中那些哲理性强的文章是作者一生观察、经历和思考的结晶。在这本书里,他追述了沙乡农场上一年十二个月不同的自然景象,提出了著名的“土地伦理”的观念。简而言之,他认为,“土地道德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进而他向那些不思悔改的人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在人类历史上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利奥波德号召人们培养一种生态良心。提倡人们应该亲近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师从大自然,与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和动植物结成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 二

早年的利奥波德是一个保护主义者。他带着一种欣赏的眼光看自然,而不是把人类与大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他经常从打猎中获得乐趣。他认为狼是坏的捕食者,吃掉了对人有用的鹿,应该猎杀。但“到了1924年,鹿吃光了这个地区可吃的植物,头数减少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此刻,一种对狼的负罪感时时困扰着我。”这使他对原来的认识产生了困惑。在一次捕狼过程中,他察觉到母狼临死前眼中“令人难受的垂死的绿光”。在《沙乡年鉴》里一篇著名散文《像山那样思考》中,他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感受:

“这时,我觉察到,而且以后一直是这样想,在这双眼睛里,有某种对我来说是新的东西,是某种只有它和这座山才了解的东西。我总是认为,狼越少,鹿就越多,因此,没有狼的地方就意味着是猎人的天堂。但是,在看到这垂死的绿光时,我感到,无论是狼,或是山,都不会同意这种观点。”

利奥波德被极大地震撼了。从那时起,他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世界。他开始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生物体,像其他的生物一样也有一些基本需要。一座山似乎无法思考,但是山的存在所体现的却是山上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岩石、土地间的整体性和相关性。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才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实质,它内在地表达了人们

应当放弃早期的自然保护主义伦理观的功利思想,应该从整体上保持大自然的和谐。

个体是一个由多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个体的本能激励他在共同体内争取一席之地,而伦理观则协调共同体内各成员在相互竞争中的关系,促使个体和其他成员合作从而达到共生共存的目的。利奥波德将传统伦理观进行扩展,提出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关系的土地伦理观。利奥波德重视野生物的生命价值,尤其是其在自然系统中的价值。身为野生猎物管理专家,他深知生物共同体的稳定依赖它的“综合性”与多样性。他提出“大地共同体”概念。他说:”大地伦理学只是扩大了共同体的边界,把土地、水、植物和动物包括在其中,或把这些看作是一个完整的集合:大地。”人只是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土地的统治者,我们需要尊重土地。利奥波德认为,“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一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当这个共同体本身的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

利奥波德饶有风趣地介绍不同物种在自然界的妙用,说明自然界丰富物种对于系统的整体价值远胜过其有限的经济价值。在利奥波德看来,大地金字塔是一个由生物和无生物组成的“高度组织化的结构”,低层是土壤,往上依次是植物层、昆虫层、鸟类与啮齿动

物层,最顶层由大型食肉动物组成;这最后两层之间还包括一系列由不同动物组成的较小的层。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结构的正常运转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是各个部分的合作与竞争。因此,利奥波德倡导人们保护生物共同体在结构上的复杂性以及支撑这种复杂性的生物多样性。他同时指出人类对生物共同体的干预不应过于剧烈,人为改变的激烈程度越小,金字塔自我修复的可能性就越大。大地伦理学把生物共同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视为最高的善,它并不把道德地位直接赋予植物、动物、土壤和水这类存在物。共同体本身的“好”才是确定其构成部分的相对价值的标准,它是裁定各个部分相互冲突的尺度。他力图在阐释土地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去强化人们对土地的了解,从而激发人们对土地共同体的热爱和尊敬。共同体成员之间因长期生活在一起而形成的情感和休戚与共的“命运意识”是大地伦理学的一个道德情感基础。利奥波德认为,通过了解和热爱,就会产生一种在行为上的道德责任感,从而便能维护这个共同体健全的功能。利奥波德的这种伦理观念不同于以往的佛教、自然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提出的伦理观,是从地球环境总体的角度上提出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关系的伦理观念。这就是利奥波德在半个世纪前向全人类发出的建立一种全新伦理观念的呼唤。

在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重读《沙乡年鉴》,对我们来说意义尤

为重大。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的序言中写道:

“野生的东西在开始被摒弃之前,一直和风吹日落一样,被认为是极其平常自然的。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种平静的较高的‘生活水准’,是否值得以牺牲自然的、野外的和无拘束的东西为代价。对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能有机会看到大雁要比看电视更为重要,能有机会看到一朵白头翁花就如同自由地谈话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我们非常叹服作者六十年前就做出的呼唤。

人类对自然的利用越来越无度,在现代技术水平的帮助下,更是随心所欲。当愈来愈严重的生态恶化已成为一种全球的趋势时,我们会不会仍然把利奥波德深沉的呼唤看作是痴语?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被无情地破坏了。虽然在这一进程中,人类创造了这以前几千年都无法比拟的物质财富,然而这是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和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为代价的。利奥波德曾说:

“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也就是水,山川河流,土壤岩石,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一切生物,都有按照自然生态过程持续存在和繁衍生息的权利。”

人类对自然的适度利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当的。但人类不是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我们得与自然、生物圈融洽相处。然而现代工业社会的行为方式与利奥波德的观点背道而驰,不仅带来了难

以根治的污染,而且使难以计数的动植物遭到灭绝,并最终威胁到地球生命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的存在。人类的这种挖空根基的发展无异是一种集体自杀行为,全球性的环境恶化势头仍无法遏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确信,整个地球的环境问题仅靠技术上的修修补是无济于事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要取决于现代社会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的根本变革。因此,我们深感《沙乡年鉴》的警示意义:人类不能再把自己看成是地球的主人,必须学会尊重大自然及其他生命,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致走向毁灭。

《沙乡年鉴》如今在美国已经取得与19世纪美国自然主义经典作品《瓦尔登湖》同样的位置。但是,在环境保护运动的历史上,利奥波德无疑比梭罗更前进了一步。19世纪上半叶,梭罗来到瓦尔登湖是为了做自力更生的生活的实验。他试图通过最简朴的物质生活来寻求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心灵的净化。而利奥波德来到沙郡,已经摆脱了梭罗的那种医治工业文明对个人造成的身心创伤的狭隘的境界,而进入了一个更为宽阔的领域。他是为了医治土地的创伤,努力恢复土地的健康。这是从自我意识到生态意识转变的新观念,是对西方文明的推进和新的诠释。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不愧为生态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参考文献:

[1]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杨通进:《整合与超越: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潘倩,女,1976—,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西安邮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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