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流连胜迹� 人们一说到南京，常常会浮起“鸡鸣风雨”、“白门秋柳”之类熟悉的字眼。而我的情绪，倒是用“芳草斜阳”更能概括这个骄傲又伤心的城市。这么想是因为读了《黄裳说南京》一书。� 黄先生的书话一直在读书人中很受欢迎，那种散淡中见深邃的大家气象，即便在他的同辈人中也并不多见。所以有读书人说，黄裳的书可以见一本买一本而绝不后悔。《黄裳说南京》是 “名家说名城系列”之一，纳入的文字既有他40年代的旧章，也有“文革”结束后重访故地的新作。它们都有着黄裳一贯蕴藉清雅的趣味。细细读这本书，我仿佛也跟着作者的视线，将南京的六朝烟柳、乌衣旧巷……都尽兴地游览了一番。� 1985年，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出差就到的是南京，那是我第一次出川。采访之余，走马观花掠过了苏、锡、杭、沪等地，但南京给我印象却最深、令我意想不到地惊讶。以前从种种渠道对苏州园林、无锡太湖、杭州西湖等胜景都有了或多或少的印象，真正“到此一游”时，无非是印证了或失落了某种想象与期待；但南京不一样，它此前留给我最深的记忆是照片里解放军登上楼顶插红旗的一瞬间，以及毛泽东“钟山风雨”、“虎踞龙盘”等诗句。总之，这是一个跟天翻地覆的时代相关，应该是很阳刚的城市。但它与西安、北京、洛阳等属于北方的古都相比，气质却复杂含混得多。它有时很慷慨激越、有时很绮靡妩媚、有时又很伤恸脆弱……总之，你很难用一个纯粹的词汇去概括它。当然，它更多的时候还是趋于凄婉、阴柔。� 80年代中期我见到的南京已经没有多少古老悠远的气氛了，但那时“惊艳”的许多片断至今还历历在目：去中山陵的途中，遮天蔽日的梧桐撑起浓密的绿荫，令人顿生凉意、心情也格外宁静；随后渐渐就有震撼感升起――即便我对“堪舆”术一窍不通，当脚步缓缓地登上嵯峨雄浑、被翠绿山峰环绕的中山陵时，还是忍不住想到“风水”两个字。孙中山先生是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掘墓人，所以我不能说中山陵的选址和建筑设计有“帝王之气”，只能说它有一种登峰造极的大气和俯仰自如的雍容。很多年后我才在叶兆言的《老南京》里读到，1912年2月，孙中山率文武官员赴明孝陵祭陵后不久，与其僚友在钟山打猎时，曾经表示：“百年之后，愿向国民乞此一�土以安躯壳”。那时他就流露出葬在钟山的愿望。� 紫金山色调丰富的绿色如奔涌的波涛、连天接地，离城区那么近，其幽深浑厚之气却叫人立刻可以忘却街市的喧嚣。它连绵的身姿，有雄奇劲健之态，又不乏绮丽柔和；明孝陵气概不凡，走在沉默肃穆的甬道上，不免要想到几百年前那个故事不断的朝代；浓荫蔽日的石像路上，面目各异的文官武将和表情温顺的大象、骆驼们各得其所。斑驳的阳光穿透浓密的树叶，在石像的脸上形成迷离恍惚的光斑，令人生出莫名怅然；� 还有玄武湖，差不多就镶嵌在热热闹闹的街区。进入其间，愈行愈静――水幽林茂，杂花生树，野趣渐浓，似有“惊起一滩鸥鹭”的效果。全不似苏州园林和虎丘的人满为患；� 南京人也是一道风景，尤其是那些学着高仓健将夹克或风衣的领子竖起来的小伙子，他们魁梧高大却不粗糙，灵巧安静而不纤细，有北方人的舒朗，也有南方人的精致。人们通常说苏杭美女如何如何，假如评选美男，我倒是会毫不犹豫地投南京一票。� 很多年了，再也没有重访过南京。它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地方，却似乎比那些多次经过的城市更令我怀念。� 2，“追缅古欢”� 黄裳先生40年代做记者时住在南京，还能依稀触摸到一鳞半爪的古迹旧貌。比方说，那时，南京不少地方的铺路砖竟“奢侈”到采用明初的城墙砖，而这些“废弃物”若在好些国家早已被小心翼翼捧进博物馆了，黄裳先生不住地惋惜。不过，我们总算可以想见，在文物多到被弃置的地方，“发思古之幽情”总算有些凭依。� 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人们就站在南京的残垣断壁前抒发过盛与衰、兴与毁的感慨了。光阴流逝，又历经战火，南京却依旧留存了许多令人感怀不已的古迹。黄裳说他当年仅仅凭着手边一本朱�的《金陵古迹图考》出行，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兴致。他游历燕子矶、白鹭洲、秦淮河、乌衣巷，体味不尽的兴亡之叹，旁征博引而绝不迂执；他在旧巷枯树前搜寻蛛丝马迹，追怀王安石、杨龙友、余怀（澹心）、钱谦益、柳如是等人的行迹，将当事人以及周围人的诗、文、笔记等随手拈来，相互印证。使古人的音容笑貌穿越遥远的时空，在眼前依稀恍惚的遗物遗迹上奇迹般地复活。这绝不是文人的胶柱鼓瑟或自作多情。黄裳在文内说：�� 像台城、朱雀桥、乌衣巷这样的地方，这些孕育了巨大能量的古旧的地理名称，在南京几乎到处都是。即使有些已经泯灭了的遗址，但名字都还在。那些古老的巷子实在给了我莫可言说的感兴，不是凄凉不是感慨，是所谓“追缅古欢”吧。我总是不能忘记这些小角落中所曾经演出过的历史场面……�� 六朝古都南京是一个浸满繁华与衰落、风流与野蛮的温柔乡、伤心地。它的城池楼阁、曲水荒冢上附着了太多绚丽、血腥的故事，就像李香君那把奇异的桃花扇，扇面上点缀着色泽鲜妍、呼之欲出的桃花，但花的娇艳却出自李香君无奈和绝望的鲜血。假如换一个文字粗糙、感觉愚钝的人去描绘这个城市一定失真。但黄裳先生的确是南京最出色、最善解人意的解说者。� 黄裳经常会提到那个以写《板桥杂记》传世的余澹心。秦淮河旧日的绮靡风情、繁华景象经《板桥杂记》勾勒，笙歌弦索宛若袅绕在耳畔。余澹心是明朝遗民，忆起从前的绚烂，大抵还是在为眼前的萧索而悲切，所以《板桥杂记》虽没有明说有“黍离麦秀之悲”，但燕去楼空的悲凉却浸透纸背。� 余澹心在他《咏怀古迹》诗集前的小序里曾说：�� 金陵，六朝建都之地。山水风流，甲于天下。丧乱以来，多为茂草。予以暇日，寻揽古迹，形诸歌咏，以备采风。然举目河山，伤心第宅；华清如梦，江南可哀。其为悱恻，可胜道哉。�� 黄裳先生1946年在各处古迹徘徊时，也是在南京遭遇巨大劫难――日寇践踏之后。距离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还不到10年，一城疮痍，满目萧条。当然间或也有“承平气象”：美国大兵的音乐与舞女拙劣的舞姿。在这样的氛围下，怀旧是与“此情此景”疏离的最好方式。所以“不是复古论者”的黄裳在跑新闻之余，专心地流连于六朝故都的古迹。低徊于胜景旧迹之间，他的心情跟寻访古迹作咏怀诗的余澹心不乏相似之处，这大约也是余澹心的身世、背景及其诗文在《黄裳说南京》里多次出现的缘由。� 说来，南京从来就不缺乏轻歌醉影或强颜欢笑的绮艳元素，秦淮河一贯就是有钱的、“风雅”的人寻欢买笑的胜地。湘军刚平定太平天国时，南京也是瓦砾遍地，残垣无数，颓败和萧瑟之气触目惊心。为着经济和政治的原因，端方持重的理学大师曾国藩也是首先向朝廷建议，有节制地恢复秦淮河的传统业务：“效管仲设女闾”，恢复几家妓院。桨声灯影、红衫翠袖的景象也才逐渐回来。� 3，芳草凄迷� 黄裳用了最多的笔墨对晚明的人物、风尚作评点、考据。对南京这个城市而言，在历朝历代的盛衰兴亡史里，晚明的确是一个上演过惊心动魄大戏、各色人等密集登场的时刻。复社文人、四公子、弘光小朝廷、清军压境、山河易色……这个时期，秦淮河的美人艳姬李香君、顾媚、董小宛等都以琴棋书画的造诣或举止、风度、见识不俗而名动江南江北；就连这个时代大奸大丑的阮大铖、马士英之流也是舞文弄墨的好手，阮大铖的《春灯谜》、《燕子笺》纯从艺术上看，其辞藻的华丽、结构的精美在同时代的传奇里也算得上出色。�
这是一座风韵十足的城市。遥想当年，南京的茶社时兴以繁花助客人茗兴，“金陵茶廊……花多者胜。每开一种，题绛帖于旗亭，曰某茶社异本某花，香艳第一，大放可观。”这种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悉心推敲、追求风雅的习俗还流传到后世。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就讲到南京的挑粪工，挑完粪后就相约到永宁泉茶社喝茶，然后到雨花台看落日。虽是小说家笔法，到底抓住了当地风俗的某种特征。� 晚明的南京承载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异族入侵的惊悸与耻辱。别的不说，孔尚任一部《桃花扇》就写满了城市的颠覆破碎、风流飘散，写尽了个人命运在惊涛骇浪前的载沉载浮。当然，也写出了才子的风流倜傥与佳人的深明大义。� 同样是一种坚持，当李香君毅然“却奁”时，无论权势还是财富，都不能阻挡她对侯方域的等待；侯方域似乎稍逊风骚，入清后并没有像他的朋友、“复社四公子”的其他三位陈贞慧、冒辟疆、方以智那样，以遗民终老，而是在清顺治八年，迫于清廷严峻的压力去应乡试，中了副榜。对一个曾经旷放的名士来说，这肯定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选择，却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理智或无奈的举措。联系到清初残酷的政治环境和文人的恶劣处境，设身处地一番，侯方域之参与科考，且并未入仕，后人似乎不能苛求，也还不能称他为“变节”。但无论当时还是之后，这污点一直环绕着他，旁人语含讥讽――“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自己愧悔难当――他在商丘家中原来的书房旁另建“壮悔堂”，郁结难抒，年仅37岁即离世。此时，随他回到家乡的李香君也已病逝数年（一说李香君历经艰难后依傍从前的旧院姐妹、后来的女道人卞玉京以终）。� 谁说只是燕赵多悲歌慷慨之气呢？江南也不乏血气方刚之士，那些英武刚烈的士子凝聚起决心捍卫乡土的父老，也凝聚起仇恨、骄傲与决绝。所以在柔婉的江南，清军的铁蹄并非一帆风顺地推进着。� 虽然没有如当时不少文人那样持续地参与反清复明，陈贞慧、冒辟疆等“不识时务”的士子选择的遗民姿态看似中性，实际上仍旧要冒着难以承受的风险，所以同样值得人心生敬佩。今天，我们无法超然地去鄙夷人数更多的侯方域们――在措手不及的巨大变故和兵祸、战火前，渺小的个体的确难以真正主宰自己的行为、命运、甚至性命。� 轻移莲步、绮罗飘拂的美人们就不消说了。不幸的，早就在狂风骤雨中化做飞絮杨花，委身尘土；幸运又才智清明的，原本就非“不知亡国恨”之流，就算是暂时安顿了身躯，照旧得低迷于家国之痛。而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子，在承平年代或许是繁华的点缀或锦上添花者，但狼烟遍地时节，别说是安邦定土、驱逐强虏――就算是避祸、逃难吧，也往往束手无策，只能叹一声“百无一用是书生”了。� 4，《板桥杂记》� 现在，有必要说说黄裳先生一遍遍提起的《板桥杂记》和它的作者余澹心了。《板桥杂记》用深切的欣赏、怜惜之意，描画了晚明时秦淮河畔众多歌女名妓的群像，笔墨兼及名士才子的宴饮雅集，王孙公子的风度翩翩。当然，随着改朝换代，曾经夜以继日的笙歌弦索杳然而去，王孙沦为贱民，文士沉沦消遁，歌女流落星散――因而这是一部追忆旧日风物人物的伤情、伤逝、伤感之作。� 余怀字澹心，又字无怀，号曼翁，也号广霞，又号壶山外史，复社文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去世，享年80岁。他原籍福建莆田，因父亲在江南经商致富，全家迁至南京。余澹心在南京生长，生活，直到后期移寓苏州。所以他常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 余澹心从小熟读经史，年轻时即有文名。当年留都南京的南都乡试，规模逼近北京。南京国子监（南雍）因聚集着东南数省准备参与南都乡试的学子在此学习，一时藏龙卧虎。南雍考试名列榜首的，经常是余澹心与湖广杜浚、江宁白梦鼐，人称“余杜白”（鱼肚白谐音）。 � 1640年或1641年，由于余澹心才情超群，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质公）邀他进入幕府，负责接待四方宾客，掌管文书。当时他只有二十五六岁。� 那个时段的余澹心，公务之余，也出入秦楼楚馆。诗酒风流，放诞飘洒，称一时俊彦。秦淮河畔那些装饰考究的楼台水榭，如寒秀斋、眉楼、媚香楼等，都是他与复社同仁和江南才子们聚集欢宴之所。� 他交游广泛，文采斐然，为时人推重，还写有不少赠答名妓的诗篇。他的品藻，是能替丽人们锦上添花的。你看他赠李香君的诗：“生小倾城是李香，怀中婀娜袖中藏。何缘十二巫峰女，梦里偏来见楚王”，被当时名士魏学谦书写于李香君的粉壁，杨龙友再画兰、石于侧，被人们称为诗、书、画三绝。使得李香君名气更盛，四方才士，争相以一见香君之面为荣。“颀身玉立，皓齿明眸”的王微波在一次“征歌选妓”的比赛中，于众多名花中胜出，名列第一。余澹心为之赋诗：“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娥第一香”，被王微波绣在丝巾上，时时不忍离手；同时，余澹心也是义气勃然的。当顾媚和顿文等被粗痞刁蛮的“伧父”寻隙欺辱时，他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其实是拔笔相助，借助文墨和舆论等，“作檄讨罪”，或奔走援助）；当然他也顽皮谐谑，喜欢玩笑，在朋友和秦淮诸艳的圈子里又轻松又好玩。� 可以说，余澹心不仅是范景文的书记官，也是秦淮风月的目击者、亲历者和摄像师。� 余澹心与同仁的舞文弄墨，最喜欢安排在李十娘那里。李十娘字雪衣，生得“娉婷娟好，肌肤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性嗜洁，能鼓琴清歌。”跟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秦淮名姬一样，李十娘也通文墨，也爱文人才士。她的居所，也是精致雅洁、清香缭绕：曲折幽微的房舍，帷幕低垂，清供宜人；宽敞明丽的长廊，左边种一树老梅，花开时节，几案矮榻，都拂满香雪一般的花瓣；右边则是两株梧桐和数十竿巨竹，丫环们清晨傍晚必“洗桐拭竹”，使之看上去秀色可餐。由老梅、修竹、梧桐装点的庭院，浓荫蔽日，清芬盈盈。� 当余澹心等人有诗文之会，每位客人都会有聪慧可人的丫环代为磨墨洗笔，燃香奉茶。黄昏时节，则大开酒宴，尽欢而散。“宾主秩然，不及于乱”。那些诗歌酬唱之欢欣，丝竹管弦之妙音，美人肴酒之快意，带给他们多少惬意和回味。� 有一阵子，李自成、张献忠的队伍在江北活动，很多名士移居南京，艳羡李十娘者甚多，但十娘称病谢客，罢妆饰，只与二三知己欢好。后来她改名贞美，刻了一方印章“李十贞美之印”。不料此举却被口无遮拦的余澹心拿来开玩笑：美倒是美啊，“贞”却未必了。言下颇有揶揄之意。这本是一句戏言，孰料李十娘一听，竟然哭了起来，伤心道：“你是了解我的，为什么也会出此言？我虽然是风尘贱质，却并非淫逸放荡之辈……我的不贞是因为命！如何？”这番话掷地有声，倒真的令余澹心无地自容，赶紧敛容道歉：“我失言了，我错了。”两边厢这一哭、一道歉，包含了许多辛酸、心气、谅解和懂得啊。� 十娘有侄女媚姐，年方十三，眉目如画，娇啼婉转，舞姿轻盈。余怀与媚姐互生爱慕，十娘预备为余怀做媒。那是1642年，明朝灭亡的前两年，余怀参加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科考。媚姐每天用钱币卜卦，期望他能高中。跟冒辟疆、侯方域等人的情形相仿，这个人人看好的才子，以为自己此去是探囊取物，只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了。谁知道会事与愿违呢？发榜一看，余怀竟落第了！愤懑忧郁令他大病一场，是因为生病加上“无颜见江东父老”吧，他避居栖霞寺，经年不与外界通消息。� 1644年明清易代，大厦倾颓，万物萧瑟，前尘往事尽付云烟。有一天很巧，余怀在从前的泰州刺史陈素（澹仙）流寓的丛桂园，看见陈的姬妾，是个很面熟的女子。连忙打听，姓李，原来果真是媚姐啊。他和她隔着帷帘，尚未说话，两人已经黯然泣下――园废、人亡，摧梅为薪，风流云散……种种野蛮和不幸，全都是因江山易代的急遽、惨烈而导致！�
余澹心在去世前三年、以76岁高龄写《板桥杂记》，追忆故都繁盛，人物风雅，他所沉缅和侧重的，绝不仅仅止于才子佳人的缠绵悱侧。� 5，群芳凋萎� 余澹心在《板桥杂记》的序里说：�� 或问余曰：“《板桥杂记》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有为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录者何限，而子唯狭斜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斜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 余澹心说：“金陵古称佳丽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余生也晚”――他生于万历末年，成长于崇祯年间――在他记事时，万历年间那些曾经风华绝代的名姬艳姝，如朱斗儿、徐翩翩、马湘兰，好些已经湮没。崇祯年间虽属末世乱世，所幸好些年里南京也还在歌舞升平，秦淮繁华的流风余韵，他总算得以亲近和目睹。他在《板桥杂记》序里接着说：�� 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轻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 是啊，明清易代，万事非复当年。急管繁弦，清歌曼舞，绮帘绣幕，丽人媚语……全都化作了尘与土。� 在序文最后，余澹心说自己是仿效《东京梦华录》而写此书。《东京梦华录》乃宋人孟元老在宋室南渡以后，遥想北宋帝京开封当年的盛景而写，“追念回首怆然”。一样的家国兴亡之痛，一样的物换星移之叹，虽异代而不同时，又的确异曲而同工。� 余澹心笔下那些秦淮旧院女子，沦落风尘而不甘沉沦。既是职业训练的需要，也是自身的聪颖使然，她们中的佼佼者似乎更像那个时代的女知识分子或才华出众的女艺人，通文墨，擅书画，精音律，与文人志士趣味相投。虽说我们从李十娘和媚姐身上，对其他女子有了大致了解，但余澹心笔下的每个人，性情、面貌和遭遇各不相同，且活灵活现。� 比如，从外形和才艺看，沙才是“美而艳，丰而柔，骨体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弈棋吹箫、度曲”；范珏弃绝任何奢华浮艳之物，擅长画山水，老树横斜，远山幽涧，笔墨富天然气韵；马娇“姿首清丽，濯濯如春月柳，滟滟如出水芙蓉”，也善“知音识曲，妙合宫商，老伎师推为独步”。当然，也不是个个天生丽质，尹春就“姿态不甚丽”，不过妙在后天修炼――举止风雅，有大家风范，性情温和，谈吐清爽雅致。� 从性格和气质看，李十娘被誉为“侠妓”，性格豪放，有须眉丈夫之气；李香君除了善弹琵琶，能将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唱得妙和音律，更兼能识士大夫贤愚，谈吐风趣又善自珍重；寇白门是风流任放，不拘形迹，爱恨皆走极端；王小大为人圆滑敏捷，长于周旋，筵席中尤擅执掌酒令，还能为酒客解纷释怨，外号“和气汤”……� 相同的是，她们其实都是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弱女子。她们是真正漂浮无根的一群，所能看到的最好出路是从良，成为某文人、官宦、商人的侍妾。若对方恰好是情投意合的对象，那就算一段佳话，是令姐妹们艳羡的善终，如顾媚、董小婉、李香君等；还相同的是，她们都身逢乱世，中国历史上最残绝人寰的时段之一，连男人都无法苟全性命的时刻。所以，她们也最容易零落成泥碾作尘。城破国残之际，这群女子，除了少量幸运者，有的成了女道人，权且栖身；有的穷愁潦倒，当偶然相逢故人，会勾起许多盛景难再的伤悲。� 还有的更不幸。前面提到余澹心曾为之赋诗的王微波，本来心有所属，却被父亲以三千金卖给权势者。后辗转落入张献忠营寨中，因得罪暴虐成性的张献忠，被杀；年仅16岁的燕顺，在1644年3月，与其他歌妓被乱兵所擒获，捆绑于马上，她奋力挣扎哭骂，被杀；秦淮女宋惠湘和许多不知名的女子一样，因兵燹流落，被掳入军中，生死两难，含悲泣血题绝句于墙壁，以诉愤懑：“将军战死君王系，薄命红颜马上来”――清军占领南京后，弘光皇帝被降清将领擒捉，押回南京领赏；所有人当中，以葛嫩的遭遇最惨烈悲壮：她嫁与孙克咸为妾，甲申之变后，唐王在福州称帝，孙克咸任兵部右侍郎杨龙友的监军副使，后因兵败俱被清军捕获。 清军主将欲轻薄葛嫩，被葛嫩怒斥，“嚼舌碎，含血喷其面。将手刃之。”杨龙友、孙克咸也从容赴死。 �余澹心每当书里回忆起往日的快意场面，常心驰神往，感叹“太平景象，恍然心目”。反之，写到葛嫩们的群芳飘零，香销玉殒，他的悲伤也总是溢于言表：俯仰之间，“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黄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显然，《板桥杂记》记录的，不是轻薄子弟章台走马的狭邪，作者姿态端庄肃然，落墨凝重诚挚，有深意藏焉。那些华丽往事与凄美碎片，承载了无限盛衰、兴亡之叹。那群颖慧美貌的晚明女子，那段凋零残破的旧事，与历史的宏大叙事迥然不同、却又直抵人心最柔软易感的角落。这也就是为什么此书问世三百多年来，一直广受欢迎的原因所在吧。� � 晚明的征候，是大地震即将来临前的惊惶失措和地震爆发时的绝望麻木。就在天崩地裂的瞬间，曾经的花柳繁盛地，化作凄婉伤心处。 就这样，我对南京的印象，被黄裳和余澹心牢牢定格在晚明那个时段了。南京，似乎不再是个地理名称，它幻化为一个历史的、文化的概念。� 责任编辑 肖 痕
1，流连胜迹� 人们一说到南京，常常会浮起“鸡鸣风雨”、“白门秋柳”之类熟悉的字眼。而我的情绪，倒是用“芳草斜阳”更能概括这个骄傲又伤心的城市。这么想是因为读了《黄裳说南京》一书。� 黄先生的书话一直在读书人中很受欢迎，那种散淡中见深邃的大家气象，即便在他的同辈人中也并不多见。所以有读书人说，黄裳的书可以见一本买一本而绝不后悔。《黄裳说南京》是 “名家说名城系列”之一，纳入的文字既有他40年代的旧章，也有“文革”结束后重访故地的新作。它们都有着黄裳一贯蕴藉清雅的趣味。细细读这本书，我仿佛也跟着作者的视线，将南京的六朝烟柳、乌衣旧巷……都尽兴地游览了一番。� 1985年，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出差就到的是南京，那是我第一次出川。采访之余，走马观花掠过了苏、锡、杭、沪等地，但南京给我印象却最深、令我意想不到地惊讶。以前从种种渠道对苏州园林、无锡太湖、杭州西湖等胜景都有了或多或少的印象，真正“到此一游”时，无非是印证了或失落了某种想象与期待；但南京不一样，它此前留给我最深的记忆是照片里解放军登上楼顶插红旗的一瞬间，以及毛泽东“钟山风雨”、“虎踞龙盘”等诗句。总之，这是一个跟天翻地覆的时代相关，应该是很阳刚的城市。但它与西安、北京、洛阳等属于北方的古都相比，气质却复杂含混得多。它有时很慷慨激越、有时很绮靡妩媚、有时又很伤恸脆弱……总之，你很难用一个纯粹的词汇去概括它。当然，它更多的时候还是趋于凄婉、阴柔。� 80年代中期我见到的南京已经没有多少古老悠远的气氛了，但那时“惊艳”的许多片断至今还历历在目：去中山陵的途中，遮天蔽日的梧桐撑起浓密的绿荫，令人顿生凉意、心情也格外宁静；随后渐渐就有震撼感升起――即便我对“堪舆”术一窍不通，当脚步缓缓地登上嵯峨雄浑、被翠绿山峰环绕的中山陵时，还是忍不住想到“风水”两个字。孙中山先生是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掘墓人，所以我不能说中山陵的选址和建筑设计有“帝王之气”，只能说它有一种登峰造极的大气和俯仰自如的雍容。很多年后我才在叶兆言的《老南京》里读到，1912年2月，孙中山率文武官员赴明孝陵祭陵后不久，与其僚友在钟山打猎时，曾经表示：“百年之后，愿向国民乞此一�土以安躯壳”。那时他就流露出葬在钟山的愿望。� 紫金山色调丰富的绿色如奔涌的波涛、连天接地，离城区那么近，其幽深浑厚之气却叫人立刻可以忘却街市的喧嚣。它连绵的身姿，有雄奇劲健之态，又不乏绮丽柔和；明孝陵气概不凡，走在沉默肃穆的甬道上，不免要想到几百年前那个故事不断的朝代；浓荫蔽日的石像路上，面目各异的文官武将和表情温顺的大象、骆驼们各得其所。斑驳的阳光穿透浓密的树叶，在石像的脸上形成迷离恍惚的光斑，令人生出莫名怅然；� 还有玄武湖，差不多就镶嵌在热热闹闹的街区。进入其间，愈行愈静――水幽林茂，杂花生树，野趣渐浓，似有“惊起一滩鸥鹭”的效果。全不似苏州园林和虎丘的人满为患；� 南京人也是一道风景，尤其是那些学着高仓健将夹克或风衣的领子竖起来的小伙子，他们魁梧高大却不粗糙，灵巧安静而不纤细，有北方人的舒朗，也有南方人的精致。人们通常说苏杭美女如何如何，假如评选美男，我倒是会毫不犹豫地投南京一票。� 很多年了，再也没有重访过南京。它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地方，却似乎比那些多次经过的城市更令我怀念。� 2，“追缅古欢”� 黄裳先生40年代做记者时住在南京，还能依稀触摸到一鳞半爪的古迹旧貌。比方说，那时，南京不少地方的铺路砖竟“奢侈”到采用明初的城墙砖，而这些“废弃物”若在好些国家早已被小心翼翼捧进博物馆了，黄裳先生不住地惋惜。不过，我们总算可以想见，在文物多到被弃置的地方，“发思古之幽情”总算有些凭依。� 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人们就站在南京的残垣断壁前抒发过盛与衰、兴与毁的感慨了。光阴流逝，又历经战火，南京却依旧留存了许多令人感怀不已的古迹。黄裳说他当年仅仅凭着手边一本朱�的《金陵古迹图考》出行，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兴致。他游历燕子矶、白鹭洲、秦淮河、乌衣巷，体味不尽的兴亡之叹，旁征博引而绝不迂执；他在旧巷枯树前搜寻蛛丝马迹，追怀王安石、杨龙友、余怀（澹心）、钱谦益、柳如是等人的行迹，将当事人以及周围人的诗、文、笔记等随手拈来，相互印证。使古人的音容笑貌穿越遥远的时空，在眼前依稀恍惚的遗物遗迹上奇迹般地复活。这绝不是文人的胶柱鼓瑟或自作多情。黄裳在文内说：�� 像台城、朱雀桥、乌衣巷这样的地方，这些孕育了巨大能量的古旧的地理名称，在南京几乎到处都是。即使有些已经泯灭了的遗址，但名字都还在。那些古老的巷子实在给了我莫可言说的感兴，不是凄凉不是感慨，是所谓“追缅古欢”吧。我总是不能忘记这些小角落中所曾经演出过的历史场面……�� 六朝古都南京是一个浸满繁华与衰落、风流与野蛮的温柔乡、伤心地。它的城池楼阁、曲水荒冢上附着了太多绚丽、血腥的故事，就像李香君那把奇异的桃花扇，扇面上点缀着色泽鲜妍、呼之欲出的桃花，但花的娇艳却出自李香君无奈和绝望的鲜血。假如换一个文字粗糙、感觉愚钝的人去描绘这个城市一定失真。但黄裳先生的确是南京最出色、最善解人意的解说者。� 黄裳经常会提到那个以写《板桥杂记》传世的余澹心。秦淮河旧日的绮靡风情、繁华景象经《板桥杂记》勾勒，笙歌弦索宛若袅绕在耳畔。余澹心是明朝遗民，忆起从前的绚烂，大抵还是在为眼前的萧索而悲切，所以《板桥杂记》虽没有明说有“黍离麦秀之悲”，但燕去楼空的悲凉却浸透纸背。� 余澹心在他《咏怀古迹》诗集前的小序里曾说：�� 金陵，六朝建都之地。山水风流，甲于天下。丧乱以来，多为茂草。予以暇日，寻揽古迹，形诸歌咏，以备采风。然举目河山，伤心第宅；华清如梦，江南可哀。其为悱恻，可胜道哉。�� 黄裳先生1946年在各处古迹徘徊时，也是在南京遭遇巨大劫难――日寇践踏之后。距离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还不到10年，一城疮痍，满目萧条。当然间或也有“承平气象”：美国大兵的音乐与舞女拙劣的舞姿。在这样的氛围下，怀旧是与“此情此景”疏离的最好方式。所以“不是复古论者”的黄裳在跑新闻之余，专心地流连于六朝故都的古迹。低徊于胜景旧迹之间，他的心情跟寻访古迹作咏怀诗的余澹心不乏相似之处，这大约也是余澹心的身世、背景及其诗文在《黄裳说南京》里多次出现的缘由。� 说来，南京从来就不缺乏轻歌醉影或强颜欢笑的绮艳元素，秦淮河一贯就是有钱的、“风雅”的人寻欢买笑的胜地。湘军刚平定太平天国时，南京也是瓦砾遍地，残垣无数，颓败和萧瑟之气触目惊心。为着经济和政治的原因，端方持重的理学大师曾国藩也是首先向朝廷建议，有节制地恢复秦淮河的传统业务：“效管仲设女闾”，恢复几家妓院。桨声灯影、红衫翠袖的景象也才逐渐回来。� 3，芳草凄迷� 黄裳用了最多的笔墨对晚明的人物、风尚作评点、考据。对南京这个城市而言，在历朝历代的盛衰兴亡史里，晚明的确是一个上演过惊心动魄大戏、各色人等密集登场的时刻。复社文人、四公子、弘光小朝廷、清军压境、山河易色……这个时期，秦淮河的美人艳姬李香君、顾媚、董小宛等都以琴棋书画的造诣或举止、风度、见识不俗而名动江南江北；就连这个时代大奸大丑的阮大铖、马士英之流也是舞文弄墨的好手，阮大铖的《春灯谜》、《燕子笺》纯从艺术上看，其辞藻的华丽、结构的精美在同时代的传奇里也算得上出色。�
这是一座风韵十足的城市。遥想当年，南京的茶社时兴以繁花助客人茗兴，“金陵茶廊……花多者胜。每开一种，题绛帖于旗亭，曰某茶社异本某花，香艳第一，大放可观。”这种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悉心推敲、追求风雅的习俗还流传到后世。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就讲到南京的挑粪工，挑完粪后就相约到永宁泉茶社喝茶，然后到雨花台看落日。虽是小说家笔法，到底抓住了当地风俗的某种特征。� 晚明的南京承载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异族入侵的惊悸与耻辱。别的不说，孔尚任一部《桃花扇》就写满了城市的颠覆破碎、风流飘散，写尽了个人命运在惊涛骇浪前的载沉载浮。当然，也写出了才子的风流倜傥与佳人的深明大义。� 同样是一种坚持，当李香君毅然“却奁”时，无论权势还是财富，都不能阻挡她对侯方域的等待；侯方域似乎稍逊风骚，入清后并没有像他的朋友、“复社四公子”的其他三位陈贞慧、冒辟疆、方以智那样，以遗民终老，而是在清顺治八年，迫于清廷严峻的压力去应乡试，中了副榜。对一个曾经旷放的名士来说，这肯定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选择，却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理智或无奈的举措。联系到清初残酷的政治环境和文人的恶劣处境，设身处地一番，侯方域之参与科考，且并未入仕，后人似乎不能苛求，也还不能称他为“变节”。但无论当时还是之后，这污点一直环绕着他，旁人语含讥讽――“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自己愧悔难当――他在商丘家中原来的书房旁另建“壮悔堂”，郁结难抒，年仅37岁即离世。此时，随他回到家乡的李香君也已病逝数年（一说李香君历经艰难后依傍从前的旧院姐妹、后来的女道人卞玉京以终）。� 谁说只是燕赵多悲歌慷慨之气呢？江南也不乏血气方刚之士，那些英武刚烈的士子凝聚起决心捍卫乡土的父老，也凝聚起仇恨、骄傲与决绝。所以在柔婉的江南，清军的铁蹄并非一帆风顺地推进着。� 虽然没有如当时不少文人那样持续地参与反清复明，陈贞慧、冒辟疆等“不识时务”的士子选择的遗民姿态看似中性，实际上仍旧要冒着难以承受的风险，所以同样值得人心生敬佩。今天，我们无法超然地去鄙夷人数更多的侯方域们――在措手不及的巨大变故和兵祸、战火前，渺小的个体的确难以真正主宰自己的行为、命运、甚至性命。� 轻移莲步、绮罗飘拂的美人们就不消说了。不幸的，早就在狂风骤雨中化做飞絮杨花，委身尘土；幸运又才智清明的，原本就非“不知亡国恨”之流，就算是暂时安顿了身躯，照旧得低迷于家国之痛。而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子，在承平年代或许是繁华的点缀或锦上添花者，但狼烟遍地时节，别说是安邦定土、驱逐强虏――就算是避祸、逃难吧，也往往束手无策，只能叹一声“百无一用是书生”了。� 4，《板桥杂记》� 现在，有必要说说黄裳先生一遍遍提起的《板桥杂记》和它的作者余澹心了。《板桥杂记》用深切的欣赏、怜惜之意，描画了晚明时秦淮河畔众多歌女名妓的群像，笔墨兼及名士才子的宴饮雅集，王孙公子的风度翩翩。当然，随着改朝换代，曾经夜以继日的笙歌弦索杳然而去，王孙沦为贱民，文士沉沦消遁，歌女流落星散――因而这是一部追忆旧日风物人物的伤情、伤逝、伤感之作。� 余怀字澹心，又字无怀，号曼翁，也号广霞，又号壶山外史，复社文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去世，享年80岁。他原籍福建莆田，因父亲在江南经商致富，全家迁至南京。余澹心在南京生长，生活，直到后期移寓苏州。所以他常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 余澹心从小熟读经史，年轻时即有文名。当年留都南京的南都乡试，规模逼近北京。南京国子监（南雍）因聚集着东南数省准备参与南都乡试的学子在此学习，一时藏龙卧虎。南雍考试名列榜首的，经常是余澹心与湖广杜浚、江宁白梦鼐，人称“余杜白”（鱼肚白谐音）。 � 1640年或1641年，由于余澹心才情超群，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质公）邀他进入幕府，负责接待四方宾客，掌管文书。当时他只有二十五六岁。� 那个时段的余澹心，公务之余，也出入秦楼楚馆。诗酒风流，放诞飘洒，称一时俊彦。秦淮河畔那些装饰考究的楼台水榭，如寒秀斋、眉楼、媚香楼等，都是他与复社同仁和江南才子们聚集欢宴之所。� 他交游广泛，文采斐然，为时人推重，还写有不少赠答名妓的诗篇。他的品藻，是能替丽人们锦上添花的。你看他赠李香君的诗：“生小倾城是李香，怀中婀娜袖中藏。何缘十二巫峰女，梦里偏来见楚王”，被当时名士魏学谦书写于李香君的粉壁，杨龙友再画兰、石于侧，被人们称为诗、书、画三绝。使得李香君名气更盛，四方才士，争相以一见香君之面为荣。“颀身玉立，皓齿明眸”的王微波在一次“征歌选妓”的比赛中，于众多名花中胜出，名列第一。余澹心为之赋诗：“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娥第一香”，被王微波绣在丝巾上，时时不忍离手；同时，余澹心也是义气勃然的。当顾媚和顿文等被粗痞刁蛮的“伧父”寻隙欺辱时，他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其实是拔笔相助，借助文墨和舆论等，“作檄讨罪”，或奔走援助）；当然他也顽皮谐谑，喜欢玩笑，在朋友和秦淮诸艳的圈子里又轻松又好玩。� 可以说，余澹心不仅是范景文的书记官，也是秦淮风月的目击者、亲历者和摄像师。� 余澹心与同仁的舞文弄墨，最喜欢安排在李十娘那里。李十娘字雪衣，生得“娉婷娟好，肌肤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性嗜洁，能鼓琴清歌。”跟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秦淮名姬一样，李十娘也通文墨，也爱文人才士。她的居所，也是精致雅洁、清香缭绕：曲折幽微的房舍，帷幕低垂，清供宜人；宽敞明丽的长廊，左边种一树老梅，花开时节，几案矮榻，都拂满香雪一般的花瓣；右边则是两株梧桐和数十竿巨竹，丫环们清晨傍晚必“洗桐拭竹”，使之看上去秀色可餐。由老梅、修竹、梧桐装点的庭院，浓荫蔽日，清芬盈盈。� 当余澹心等人有诗文之会，每位客人都会有聪慧可人的丫环代为磨墨洗笔，燃香奉茶。黄昏时节，则大开酒宴，尽欢而散。“宾主秩然，不及于乱”。那些诗歌酬唱之欢欣，丝竹管弦之妙音，美人肴酒之快意，带给他们多少惬意和回味。� 有一阵子，李自成、张献忠的队伍在江北活动，很多名士移居南京，艳羡李十娘者甚多，但十娘称病谢客，罢妆饰，只与二三知己欢好。后来她改名贞美，刻了一方印章“李十贞美之印”。不料此举却被口无遮拦的余澹心拿来开玩笑：美倒是美啊，“贞”却未必了。言下颇有揶揄之意。这本是一句戏言，孰料李十娘一听，竟然哭了起来，伤心道：“你是了解我的，为什么也会出此言？我虽然是风尘贱质，却并非淫逸放荡之辈……我的不贞是因为命！如何？”这番话掷地有声，倒真的令余澹心无地自容，赶紧敛容道歉：“我失言了，我错了。”两边厢这一哭、一道歉，包含了许多辛酸、心气、谅解和懂得啊。� 十娘有侄女媚姐，年方十三，眉目如画，娇啼婉转，舞姿轻盈。余怀与媚姐互生爱慕，十娘预备为余怀做媒。那是1642年，明朝灭亡的前两年，余怀参加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科考。媚姐每天用钱币卜卦，期望他能高中。跟冒辟疆、侯方域等人的情形相仿，这个人人看好的才子，以为自己此去是探囊取物，只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了。谁知道会事与愿违呢？发榜一看，余怀竟落第了！愤懑忧郁令他大病一场，是因为生病加上“无颜见江东父老”吧，他避居栖霞寺，经年不与外界通消息。� 1644年明清易代，大厦倾颓，万物萧瑟，前尘往事尽付云烟。有一天很巧，余怀在从前的泰州刺史陈素（澹仙）流寓的丛桂园，看见陈的姬妾，是个很面熟的女子。连忙打听，姓李，原来果真是媚姐啊。他和她隔着帷帘，尚未说话，两人已经黯然泣下――园废、人亡，摧梅为薪，风流云散……种种野蛮和不幸，全都是因江山易代的急遽、惨烈而导致！�
余澹心在去世前三年、以76岁高龄写《板桥杂记》，追忆故都繁盛，人物风雅，他所沉缅和侧重的，绝不仅仅止于才子佳人的缠绵悱侧。� 5，群芳凋萎� 余澹心在《板桥杂记》的序里说：�� 或问余曰：“《板桥杂记》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有为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录者何限，而子唯狭斜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斜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 余澹心说：“金陵古称佳丽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余生也晚”――他生于万历末年，成长于崇祯年间――在他记事时，万历年间那些曾经风华绝代的名姬艳姝，如朱斗儿、徐翩翩、马湘兰，好些已经湮没。崇祯年间虽属末世乱世，所幸好些年里南京也还在歌舞升平，秦淮繁华的流风余韵，他总算得以亲近和目睹。他在《板桥杂记》序里接着说：�� 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轻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 是啊，明清易代，万事非复当年。急管繁弦，清歌曼舞，绮帘绣幕，丽人媚语……全都化作了尘与土。� 在序文最后，余澹心说自己是仿效《东京梦华录》而写此书。《东京梦华录》乃宋人孟元老在宋室南渡以后，遥想北宋帝京开封当年的盛景而写，“追念回首怆然”。一样的家国兴亡之痛，一样的物换星移之叹，虽异代而不同时，又的确异曲而同工。� 余澹心笔下那些秦淮旧院女子，沦落风尘而不甘沉沦。既是职业训练的需要，也是自身的聪颖使然，她们中的佼佼者似乎更像那个时代的女知识分子或才华出众的女艺人，通文墨，擅书画，精音律，与文人志士趣味相投。虽说我们从李十娘和媚姐身上，对其他女子有了大致了解，但余澹心笔下的每个人，性情、面貌和遭遇各不相同，且活灵活现。� 比如，从外形和才艺看，沙才是“美而艳，丰而柔，骨体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弈棋吹箫、度曲”；范珏弃绝任何奢华浮艳之物，擅长画山水，老树横斜，远山幽涧，笔墨富天然气韵；马娇“姿首清丽，濯濯如春月柳，滟滟如出水芙蓉”，也善“知音识曲，妙合宫商，老伎师推为独步”。当然，也不是个个天生丽质，尹春就“姿态不甚丽”，不过妙在后天修炼――举止风雅，有大家风范，性情温和，谈吐清爽雅致。� 从性格和气质看，李十娘被誉为“侠妓”，性格豪放，有须眉丈夫之气；李香君除了善弹琵琶，能将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唱得妙和音律，更兼能识士大夫贤愚，谈吐风趣又善自珍重；寇白门是风流任放，不拘形迹，爱恨皆走极端；王小大为人圆滑敏捷，长于周旋，筵席中尤擅执掌酒令，还能为酒客解纷释怨，外号“和气汤”……� 相同的是，她们其实都是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弱女子。她们是真正漂浮无根的一群，所能看到的最好出路是从良，成为某文人、官宦、商人的侍妾。若对方恰好是情投意合的对象，那就算一段佳话，是令姐妹们艳羡的善终，如顾媚、董小婉、李香君等；还相同的是，她们都身逢乱世，中国历史上最残绝人寰的时段之一，连男人都无法苟全性命的时刻。所以，她们也最容易零落成泥碾作尘。城破国残之际，这群女子，除了少量幸运者，有的成了女道人，权且栖身；有的穷愁潦倒，当偶然相逢故人，会勾起许多盛景难再的伤悲。� 还有的更不幸。前面提到余澹心曾为之赋诗的王微波，本来心有所属，却被父亲以三千金卖给权势者。后辗转落入张献忠营寨中，因得罪暴虐成性的张献忠，被杀；年仅16岁的燕顺，在1644年3月，与其他歌妓被乱兵所擒获，捆绑于马上，她奋力挣扎哭骂，被杀；秦淮女宋惠湘和许多不知名的女子一样，因兵燹流落，被掳入军中，生死两难，含悲泣血题绝句于墙壁，以诉愤懑：“将军战死君王系，薄命红颜马上来”――清军占领南京后，弘光皇帝被降清将领擒捉，押回南京领赏；所有人当中，以葛嫩的遭遇最惨烈悲壮：她嫁与孙克咸为妾，甲申之变后，唐王在福州称帝，孙克咸任兵部右侍郎杨龙友的监军副使，后因兵败俱被清军捕获。 清军主将欲轻薄葛嫩，被葛嫩怒斥，“嚼舌碎，含血喷其面。将手刃之。”杨龙友、孙克咸也从容赴死。 �余澹心每当书里回忆起往日的快意场面，常心驰神往，感叹“太平景象，恍然心目”。反之，写到葛嫩们的群芳飘零，香销玉殒，他的悲伤也总是溢于言表：俯仰之间，“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黄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显然，《板桥杂记》记录的，不是轻薄子弟章台走马的狭邪，作者姿态端庄肃然，落墨凝重诚挚，有深意藏焉。那些华丽往事与凄美碎片，承载了无限盛衰、兴亡之叹。那群颖慧美貌的晚明女子，那段凋零残破的旧事，与历史的宏大叙事迥然不同、却又直抵人心最柔软易感的角落。这也就是为什么此书问世三百多年来，一直广受欢迎的原因所在吧。� � 晚明的征候，是大地震即将来临前的惊惶失措和地震爆发时的绝望麻木。就在天崩地裂的瞬间，曾经的花柳繁盛地，化作凄婉伤心处。 就这样，我对南京的印象，被黄裳和余澹心牢牢定格在晚明那个时段了。南京，似乎不再是个地理名称，它幻化为一个历史的、文化的概念。� 责任编辑 肖 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