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通过考试，幸运地返回北京，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第二届“工农兵学员”（第一届是1971年，1972年未招生）。说是上大学，其实很少有正规的学习，那是“文革”的后半期，“四人帮”对教育界仍一统天下，“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贯穿一切，以各种政治运动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一进校，先是挖地下教室，说是备战，接着就是搞“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以及批判教育界的所谓“右倾回潮”、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最后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三年里，一半时间不在学校，而在工厂、农村和部队。其中有两次在报社实习，第一次是在北京日报。在北京日报的实习也是我首次真正接触到报社，所以印象深刻。
1974年初秋，我们班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锻炼了几个月后，终于回归到“新闻”这个专业来，我和一部分同学被分配到北京日报实习。那时的北京日报的主楼，在四周低矮的平房衬托下，显得颇为高大。我和同学秦运才（毕业后一直在山西运城市人大工作，直到退休）被分配到农村组，接待我们的是农村组的负责人王兆平老师。他30多岁，有些清瘦，显得很精神，工作沉稳，说话不多，新闻业务工作经验丰富。
我在八团做过两年的专职报道工作，但地处偏僻，不知道报社是什么样子。两年多时间内给兵团战士报投了约千篇稿件，仅被采用几十篇，中稿率百分之几；只在省级报纸发过一篇，还是与兵团报道组合作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真正的报社，在报社的楼道里走着，我关注的是两边各个办公室的牌子，因为报社的部门配置对我来说颇为生疏。与王老师会面，他的话不多，简单介绍了情况，然后要我好好看看报纸，熟悉一下情况。我说起此前在石景山钢铁厂的炼钢厂锻炼时，因有一天的钢产量突破历史纪录而写过一篇报道，寄给了北京日报，但没有回音。他问我是怎么写的，我说，当时瞄着报纸某一天头版头条的样子，还做了肩题、主题和副题。他一听笑了，说你的选题很具体，写一条简讯就够了，怎么可以写成这样大的东西呢，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没法采用。他这一说，我意识到我囿于炼钢厂而没有站在全市的角度衡量这个事实，这也是很多通讯员的通病。
到报社两天了，看报纸都腻了，无所事事。这时王老师跟我们说，上面布置写一篇关于北京知青的通讯，农村组有记者去延庆采访，让我们跟着去。第二天一大早，一位姓焦的30多岁的记者带着我和秦运才，坐上报社的轿车赶往延庆。这也是我头一次坐上小轿车，感觉真好。一路上焦老师简单说明去哪儿，采访谁，没有再多说什么。我们采访的村子比较土气，很普通，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进村时接近中午，没见到什么人，径直采访一位给城里知青做饭的老头儿，说是村里的老贫农，我和秦运才不知道该怎么问，焦老师显然很老练，村里的知青有多少，是城里哪个学校的，在村里干什么活儿，知青小食堂的经费来源，他本人如何算工分等等，问得颇为详细。老头儿一边回答问题，一边将咸菜疙瘩切成细丝，同时蒸着窝头和馒头。问得差不多了，吃饭的时间也到了。来了几个知青打饭，一半窝头一半馒头，咸菜丝加上一碗清汤。焦老师又进一步问了他们几个问题。
我在黑龙江呆了五年，虽然不是插队，但对插队知青的生活还是知道的，这样的生活算是很不错了。知青比起当地的老百姓来，至少能吃饱，因为有市里的补贴。我们也各吃了一份这位老贫农做的知青饭，饭后各交了四两粮票和一毛五分钱。
饭后汽车往延庆与河北怀来交界处开，说是这样走路好，于是我看到了一种别样的情景：北京境内的路两旁树木和沟壑较为整齐，而在河北境内，顿时感觉土气多了，延庆还是沾了首都郊区的光啊。
采访了一天，因为路途远，其实大约只谈了一个多小时，但对焦老师的采访提问，我一直在回味。这是一次任务式的采访，没法做充分准备，这就需要平时对问题多积累，以及丰富社会生活经验，如若不然，到时候连问什么都想不出来。回去后王老师布置我和秦运才就这次采访分别写一部分。除了材料有限外，主要因为那时知青下乡已经处于衰退期，不是人们关注的问题，这个村子知青情况很一般，没有特别的地方，我们写了几遍，也写不出特色来，交上去后没有发表，事情不了了之。后来王老师说，这是上面要求采访的，其实他也知道没什么可写的。这次采访反映了“文革”后期报纸工作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又赋闲了几天。当时报纸每天只有四个版，在“四人帮”控制下，全国报纸数量很少，北京市仅有北京日报这一家报纸，而且还是小报（指地方报纸）抄大报（指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大报抄“梁效”（指“四人帮”控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写作组），刊登本报的文章很少，因而北京日报自然人浮于事，需要自己写的稿太少了。后来王老师拿来两篇评论来稿，分别叫我们修改。我分到的一篇是关于养猪的，我对这个问题比较熟悉，我原来所在的黑龙江兵团八团，是养猪的典型单位，我曾陪着兵团的报道员尚绍华（后来在中国妇女杂志社工作）在八团几个养猪较好的连采访过，我们共同写的通讯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但眼下的评论文章是讲北京市的养猪，毕竟环境不一样了，我向王老师询问了北京市的养猪政策，改了两遍就交给了他。他提了一些意见，要求我逐句改动。反正时间富裕，我开始逐字逐句推敲，把自学过的现代汉语语法修辞知识都用上了，花了两天时间，改得行文无可挑剔，这回交给王老师，他没改一个字就交了上去，并很快发表了。虽然署名不是我，但我还是颇为激动地把刊登的文章看了几遍，这是我在北京日报实习期间唯一见报的“成果”。这次改稿，是一次实实在在的修改文章的锻炼，不认真不行，没有语法修辞的知识不行。我在修改文章方面的底子，便是开始于此。
想不起学校有什么事情了，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们接到返校通知，短短一个月的北京日报实习戛然而止。这次报社实习，对我后来的新闻工作都有影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导，本刊学术顾问）
1973年，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通过考试，幸运地返回北京，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第二届“工农兵学员”（第一届是1971年，1972年未招生）。说是上大学，其实很少有正规的学习，那是“文革”的后半期，“四人帮”对教育界仍一统天下，“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贯穿一切，以各种政治运动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一进校，先是挖地下教室，说是备战，接着就是搞“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以及批判教育界的所谓“右倾回潮”、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最后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三年里，一半时间不在学校，而在工厂、农村和部队。其中有两次在报社实习，第一次是在北京日报。在北京日报的实习也是我首次真正接触到报社，所以印象深刻。
1974年初秋，我们班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锻炼了几个月后，终于回归到“新闻”这个专业来，我和一部分同学被分配到北京日报实习。那时的北京日报的主楼，在四周低矮的平房衬托下，显得颇为高大。我和同学秦运才（毕业后一直在山西运城市人大工作，直到退休）被分配到农村组，接待我们的是农村组的负责人王兆平老师。他30多岁，有些清瘦，显得很精神，工作沉稳，说话不多，新闻业务工作经验丰富。
我在八团做过两年的专职报道工作，但地处偏僻，不知道报社是什么样子。两年多时间内给兵团战士报投了约千篇稿件，仅被采用几十篇，中稿率百分之几；只在省级报纸发过一篇，还是与兵团报道组合作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真正的报社，在报社的楼道里走着，我关注的是两边各个办公室的牌子，因为报社的部门配置对我来说颇为生疏。与王老师会面，他的话不多，简单介绍了情况，然后要我好好看看报纸，熟悉一下情况。我说起此前在石景山钢铁厂的炼钢厂锻炼时，因有一天的钢产量突破历史纪录而写过一篇报道，寄给了北京日报，但没有回音。他问我是怎么写的，我说，当时瞄着报纸某一天头版头条的样子，还做了肩题、主题和副题。他一听笑了，说你的选题很具体，写一条简讯就够了，怎么可以写成这样大的东西呢，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没法采用。他这一说，我意识到我囿于炼钢厂而没有站在全市的角度衡量这个事实，这也是很多通讯员的通病。
到报社两天了，看报纸都腻了，无所事事。这时王老师跟我们说，上面布置写一篇关于北京知青的通讯，农村组有记者去延庆采访，让我们跟着去。第二天一大早，一位姓焦的30多岁的记者带着我和秦运才，坐上报社的轿车赶往延庆。这也是我头一次坐上小轿车，感觉真好。一路上焦老师简单说明去哪儿，采访谁，没有再多说什么。我们采访的村子比较土气，很普通，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进村时接近中午，没见到什么人，径直采访一位给城里知青做饭的老头儿，说是村里的老贫农，我和秦运才不知道该怎么问，焦老师显然很老练，村里的知青有多少，是城里哪个学校的，在村里干什么活儿，知青小食堂的经费来源，他本人如何算工分等等，问得颇为详细。老头儿一边回答问题，一边将咸菜疙瘩切成细丝，同时蒸着窝头和馒头。问得差不多了，吃饭的时间也到了。来了几个知青打饭，一半窝头一半馒头，咸菜丝加上一碗清汤。焦老师又进一步问了他们几个问题。
我在黑龙江呆了五年，虽然不是插队，但对插队知青的生活还是知道的，这样的生活算是很不错了。知青比起当地的老百姓来，至少能吃饱，因为有市里的补贴。我们也各吃了一份这位老贫农做的知青饭，饭后各交了四两粮票和一毛五分钱。
饭后汽车往延庆与河北怀来交界处开，说是这样走路好，于是我看到了一种别样的情景：北京境内的路两旁树木和沟壑较为整齐，而在河北境内，顿时感觉土气多了，延庆还是沾了首都郊区的光啊。
采访了一天，因为路途远，其实大约只谈了一个多小时，但对焦老师的采访提问，我一直在回味。这是一次任务式的采访，没法做充分准备，这就需要平时对问题多积累，以及丰富社会生活经验，如若不然，到时候连问什么都想不出来。回去后王老师布置我和秦运才就这次采访分别写一部分。除了材料有限外，主要因为那时知青下乡已经处于衰退期，不是人们关注的问题，这个村子知青情况很一般，没有特别的地方，我们写了几遍，也写不出特色来，交上去后没有发表，事情不了了之。后来王老师说，这是上面要求采访的，其实他也知道没什么可写的。这次采访反映了“文革”后期报纸工作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又赋闲了几天。当时报纸每天只有四个版，在“四人帮”控制下，全国报纸数量很少，北京市仅有北京日报这一家报纸，而且还是小报（指地方报纸）抄大报（指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大报抄“梁效”（指“四人帮”控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写作组），刊登本报的文章很少，因而北京日报自然人浮于事，需要自己写的稿太少了。后来王老师拿来两篇评论来稿，分别叫我们修改。我分到的一篇是关于养猪的，我对这个问题比较熟悉，我原来所在的黑龙江兵团八团，是养猪的典型单位，我曾陪着兵团的报道员尚绍华（后来在中国妇女杂志社工作）在八团几个养猪较好的连采访过，我们共同写的通讯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但眼下的评论文章是讲北京市的养猪，毕竟环境不一样了，我向王老师询问了北京市的养猪政策，改了两遍就交给了他。他提了一些意见，要求我逐句改动。反正时间富裕，我开始逐字逐句推敲，把自学过的现代汉语语法修辞知识都用上了，花了两天时间，改得行文无可挑剔，这回交给王老师，他没改一个字就交了上去，并很快发表了。虽然署名不是我，但我还是颇为激动地把刊登的文章看了几遍，这是我在北京日报实习期间唯一见报的“成果”。这次改稿，是一次实实在在的修改文章的锻炼，不认真不行，没有语法修辞的知识不行。我在修改文章方面的底子，便是开始于此。
想不起学校有什么事情了，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们接到返校通知，短短一个月的北京日报实习戛然而止。这次报社实习，对我后来的新闻工作都有影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导，本刊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