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黎朝1科举考试与中国史学的影响
陈文
内容摘要：黎朝是越南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统治者崇尚儒学，各种文物制度仿效中国，以汉文经史为主要教学和考试内容的科举取士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促进了中国历史知识在越南的普及、史学思想在越南的传播与应用，这时期史学家辈出，史学著作频现，无论是史家之思想，还是史书之编纂体例都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并将越南古代史学推向了繁荣时期。
关键词：中国史学 越南 黎朝 影响
古代越南，中国史书称之为交州、交趾、交阯、安南等，其北部和中部地区，自秦汉以至宋朝初期一直处于中国封建皇朝的管辖之下，此时期称郡县时代或北属时期，随着南北人员往来和交流的频繁，中国史学书籍和史学思想也逐渐南播交州。越南立国后的一千多年，汉文化在越南经历了由发展、繁荣到衰微的过程，汉文史学也是如此。丁黎时期（968—1009年），越南封建社会处于草创阶段，一切文物制度尚处于建设之中。李朝时期（1009—1224年），越南已经开始记载自己的历史，但所撰的史书不传。在中国史学的影响下，越南自陈朝（1225—1440年）开始设立国史院，任命史臣撰写历史。到后黎朝，儒学占居主导地位，以汉文经史文学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不断发展和完善，越南史学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阮朝时期（1802-1907年），汉文史学继续得到发展，尽管法国殖民者统治越南后，实行去中国化的各种改革，汉文化逐渐式微，但是直到20世纪初中国史学对越南史学仍有较深的影响。
关于中国史学对越南的影响，国内学界有关论文和中越关系著作已有所论述2，但是，由于条件所限，有的作者阅读越南史学原著有限，就中国史学对越南影响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笔者拟通过阅读相关越南史籍和越南汉喃典籍目录，以越南黎朝为中心，从科举考试这一角度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对越南史学的影响，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1越南历史上有两个黎朝，980年黎恒建立的黎朝，越南史称前黎朝，只存在30年。1428年黎利建立的黎朝，史称后黎朝（1428-1787年），为方便
行文，本文所述的“后黎朝”一律称为“黎朝”。后黎朝分三个时期，前期（1428—1527年），国家统一时期；莫朝（1527—1 592年），莫登庸篡位建立莫朝，黎朝在南部中兴，此时期又称南北朝时期；1 592年黎朝打败莫朝入主河内后，郑氏贵族在北部地区称王，阮氏贵族在南部地区称王，越南历史进入郑阮纷争时期（1592—1787年）。
2主要有：陈玉龙等著《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郭振铎、张笑梅著《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郭廷以等著《中越文化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王介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著作；以及[日]竹田龙儿著、陈奉林译《越南阮朝初期与清朝的文化往来》（《东南亚纵横》1991年第3期）等著作和论文，对中国古代史学对越南的影响均有所论述。而武尚清《〈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孙晓明《试论〈安南志略〉的史料价值》（《东南亚》1987年第3期），竺天、戈振《越南〈越鉴通考总论〉的编纂及其若干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张笑梅、郭振铎《越南〈越史略〉编撰的若干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郭振铎《〈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初探》（《东南亚》1989年第4期）等论文则专门分别对某一部越南历史著作进行了考证。前辈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古代越南史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史学对越南的影响提供了帮助。
3Ngô Ðúc Th■ chú biên, Các Nhà Khoa B■ng Vi■t Nam（1075-1919），Hà Nôi ：Nhà Xu■t B■n Vǎn H■c，1993，p.966.
一、科举考试中的北史与中国史籍在越南的流播
越南科举取士始于1075年，通过考试选拔儒学文学人才。经过李朝和陈朝的开端和发展，到黎朝前期，越南科举取士制度已经相当完备，仿照中国体制，进士科三年一开科。据越南学者统计，黎朝包括莫朝共开进士科126科，取士2278名3。除了进士科以外，越南黎朝还开设了宏词科、明经科、试东阁、士望科、制举、武举、书算科等考试科目，以选拔各种类型人才。这时期，官员授职升迁途径多样化，主要有世袭荫承封官、有战功者及其子孙之授官升迁、登科者以及保举授官、有才能者获得授官和升迁，还有捐资授官等等，其中科举取士是朝廷选拔文官队伍最主要的渠道，科举中格者成
为政府文阶官员尤其是高级文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黎朝仿照中国制度，进士科一般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乡试、会试分四场考试，第一场经义，第二场诗赋，第三场制、诏、表等杂文，第四场策文。1殿试以策文定等第高下。第一场试经义，主要是考察举子对儒家经典的熟悉和理解程度。而策文，以经史旨意之异同、历代政事之得失为问，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政治局势、财政经济、军事武备、封建伦理、文化教育、求才选能等方面，要求考生引用中国历史典故，联系越南历史现实，提出治国方略，举子们必须熟悉中国历史方能完成对策，获得高分。黎朝进士科考试除了策文多引用中国历史外，在第一场考试中有时也出现中国历史题目。 除了开设进士科外，黎朝还开设了一些考试科目，以选拔不同类型的人才。黎朝开设的制科如同进士科，考四场：第一场儒家经义；第二场四六骈文；第三场诗、赋；第四场策文，以中越历史典故和越南现实治国方略为问。2试东阁科，“御题或五诗唐律，或论、辨、判、赋、颂、箴、铭、记、跋，无定式”3，出题范围很广泛，主要考察考生的写作能力。黎朝宏词科的考试内容与中国唐朝相似，“其试题，或诗赋，或料事，或策论，皆临辰随出，亦无一定之式云”4，同样考诗、赋、策论。黎朝还仿照中国制度举行过举贤良方正、举贤才、举孝廉、举智勇英杰、举可堪守令者等制举，以选拔德才兼备之非常之才。这些考试都涉及中国儒家经典、中国历史、诗赋以及诏表等政府公文写作等内容，要求考生必须熟悉儒家经典、中国历史、诗赋格律，引据中国历史经典，纵论中国越南古今，方能获得高分而得以中举授官。
总之，在越南黎朝，科举考试成为士人获得功名利禄和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这就大大刺激了黎朝士人学习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的兴趣以及对中国史籍的涉猎。阮俦撰《经史时务策学提纲注》所列的中国历史典籍来看，黎朝时期举子们为了应付广泛的中国历史知识进士科考试，必须熟悉中国相关的史学名著，如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汉书》、陈寿《三国志》、沈约《宋书》、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史籍，甚至连野史《世说新语》也在举子的阅读范围之内。这就造成大量中国史学著作在越南的需求与流传，科举考试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历史知识在越南的普及。
1《古今科试通考》卷2，越南嗣德二十六年（1873年）刻。
2[越]潘清简《钦定越史通监纲目》正编卷28，黎中宗顺平六年，第4页。
3[越]黎贵惇《见闻小录》卷2，越南汉喃院藏抄本，编号A.32。
4[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26《科目志》，越南汉喃院藏抄本，编号A.50/3。
黎朝时期，越南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中央有国子监、昭文馆、崇文馆、秀林局等高等级的全国性的学校和贵族学校，用以培养全国的俊秀子弟和贵族子弟。地方则有路学、府学、县学等地方政府兴办的学校，培养地方民间子弟。基层的学校则有社学、村学等地方筹资兴建的学校。此外，还有各种私塾，由私人开堂授课。黎朝教育已经相当普及，稍有一点经济基础的家族，都愿意送子弟入学，希望通过读书——应试——做官的途径来改变家族的生活，提升家族的地位。黎朝时期学校的教学目的以科举考试为旨归，教学内容都是与科举有密切联系的儒家经典、汉文文史等内容。黎朝学者黎贵惇记载了此时期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洪德年间（1470—1497年），递年颁官书于各府，四书、五经、《玉堂文苑》、《文献通考》、《文选》、《纲目》，“学官以此教习，科举以此取士”。中兴以后，只以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少徵》、《通鉴》、《提纲》，《呆斋》、《四道》、《长策源流》至论命题。正和甲戌（即1694年）拟以《提纲》、《呆斋》、《四道》、《长策源流》支叶之文停之，令天下士子学《纲目》、《左传》。1科举、仕途与教育的结合，势必造成中国儒家经典和文史著作在越南的大量需求与广泛流播，它为儒学和中国历史在越南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机制上的保证。
1[越]黎贵惇《见闻小录》卷2《体例》，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编号A.32。
2[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28页。
3[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合校《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卷3《黎纪》，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献丛刊，昭和59年，第1080-1081页。
4《明英宗实录》卷279，天顺元年六月甲午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
5《清世宗实录》卷27，雍正二年十二月丁丑条，第5页，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6[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合校《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卷二《黎纪》，第1060页。
7阮朝国史馆《大南实录前编》卷8《显宗孝明皇帝实录下》，越南阮朝嗣德五年（1852年）刻本，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昭和四十三年八月影印。
8[越]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4《风俗志》，戴可来、杨保筠校注《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3页
9明·张燮《东西洋考》“交趾交易”条，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3年。
1011明·朱舜水《安南供役记事》，《舜水先生文集》卷28，《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85。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7《南蛮·安南》，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2000年第2次印刷，第239页。
这时期，中国经史书籍通过多种渠道在越南广泛流播。一是由朝廷刻印、颁发经史书籍，统一教科书，以资士人学习和考试之用。黎朝前期，所用的四书、五经等书，大多使用中国刊行的版本2，直到黎朝后期龙德三年（1734年），郑杠“命文臣阮傚、范谦益等，分刻四书、诸史、诗林、字汇诸本书，颁行”，并禁止再买中国印行的书籍3。二是黎朝使节出使中国时购买或明清王朝赏赐书籍。1459年六月，安南黎朝陪臣黎文老奏请明朝云：“诗书所以淑人心，药石所以寿人命。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理，以跻寿域。今乞循旧习，以带来土产香味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明皇从之。4清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安南黎朝派范谦益出使清朝，向雍正皇帝表贺登极、贡方物5，范谦益献诗称贺，雍正皇帝以黎王好学崇儒，遂赏《古文渊鉴》、《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3部书，以褒奖其献诗称贺之诚6。有时是越南黎朝专程派人到中国求购或求赏书籍，如黎中兴后，南部阮氏政权阮福淍曾派人到清朝购买《大藏经》与律论千余部，置于天佬寺院7。三是华人或越南商人将中国经史书籍带入越南。如明末清初鄚玖、鄚天锡父子率领华人南下南越，开发嘉定城，就推动了中国文化在南越的传播和发展。据《嘉定城通志》载：嘉定城中“国人皆学中国经籍”，“其学五经、四书、《通鉴》，精于义理。中兴初设督学，颁学规，开试科，举业兴行，于是理学与文章始尉然并美，而华风振作矣。”8安南黎朝人喜欢中国书籍，常以重金购买。明人张燮《东西洋考》“交趾交易”条云：“土人嗜书，每重赀以购焉。”9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士人家族一般都有较为丰富的藏书。据明朝遗民朱舜水《安南供役记事》所载，他在安南供职期间，曾与安南官员交谈，问及某官员家中藏书情况，“余问云：„尊府古书多否？‟答曰：„少少足备观览。‟余问《通
鉴纲目》、前后书（即《前汉书》、《后汉书》——笔者注）、《廿一史》、《史记》、《文献通考》、《纪事本末》、《潜确类书》、《焚书》、《藏书》及《古文奇赏》、《鸿藻》等书，答云：„俱有，惟《鸿藻》无有。‟”10由此看出，黎朝时期中国经史书籍在越南流传广泛，官员和士人拥有相当丰富的汉文经史文学藏书。据明人严从简记载，越南黎朝时期流通的书籍，如儒书则有《少微》史、《资治通鉴》史、《东莱》史、《五经》、《四书》、胡氏《左传》、《性理》、《氏族》、《韵府》、《玉篇》、《翰墨》、《类聚》、韩柳集、《诗学大成》、《唐书》、《汉书》、《古文四场》、四道、《源流》、《鼓吹》、《增韵》、《广韵》、《洪武王韵》、《三国志》、《武经》、《黄石公》、《素书》、《武侯将苑百传》、《文选》、《文萃》、《文献》、二史纲目、《贞观正（政）要》、《毕用清钱》、《中舟万选》、《太公家教》、《明心宝鉴》、《剪灯新余话》等书。11这些中国儒学文史书籍在越南的流通，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儒学、史学、文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在今天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的汉喃古文献中，80%是汉文典籍，而在汉文典籍中，史部有1667种，占该院藏汉文典籍总数的33.2%，1也就是说，历史典籍在现存的古代越南汉文典籍中占有三分天下的地位。
由于中国儒家经典和文史书籍在越南黎朝的广泛流通，不少士人、学者从小受家学熏陶，得以披览大量的中国经史书籍，阮廌、吴士连、黎嵩、范公著、潘孚先、黎贵惇等史学家均出身于书香仕宦世家，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儒学文史典籍。黎贵惇（1726—1786年），其父黎富庶进士出身，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曾兼国子监祭酒。贵惇聪明过人，好学不倦，从小阅读了大量的中国书籍，他4岁学《唐书》；5岁学《诗经》、《左传》、《国语》、《国策》、《文选》；6岁能诗文；7岁学史；8岁能作赋策；10岁能作行歌、论、辨、书、檄；11岁学《宋史》、《元史》、《易经》；14岁，遍读五经四书、史籍传记，旁及诸子百家之书，无不熟读，当时世人已以宿儒称之；27岁中会元、庭元，赐榜眼出身。2黎氏的博学多闻，熟悉中国历史与典章制度，使其“论经史者，渊源淹贯；述典故者，该括详明”，3从其所著的《芸台类语》、《见闻小录》和《群书考辨》等著作可见一斑。他在《群书考辨》序中说道，他“糿庭训兼陪贤士大夫遊，累代典籍，幸得窃窥旨奥，间曾上下史传，而有志焉”。黎朝文人学士尤其是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儒学、文史典籍的大量阅读和涉猎，势必造成其价值取向和史学思想潜移默化地受儒家思想和中国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们所编纂的越南史书，也必然深深地烙上中国史学的印记。
而一般士人只是应付科举考试，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精读中国历代史籍，所以一些士人将卷册浩繁的中国史籍再次简约，编辑成节要式
的版本。这一时期，已经有不少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典籍的节要本。越南学者服务于举业编撰的儒家经典著述节要书籍，最具代表性的是裴辉璧（1744—1818年）的《周礼节要》、《五经节要》、《书经节要》、《四书节要》等书4。宋朝江贽撰《少微通鉴节要》，在黎朝洪德年间（1470—1497年）已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出题来源。黎景兴年间（1740—1787年），裴辉碧根据原书重新编辑了《少微节要》28卷，分为三皇纪、五帝纪、夏纪、商纪、周纪、列国纪、汉纪、东汉纪、三国纪、晋纪、南北朝纪、隋纪、唐纪、五代纪、宋纪、元纪等，以重要事件为线索，叙述自三皇五帝至元顺宗时的中国历史，5以方便士人阅读和记忆。由清朝傅恒总裁、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刊行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120卷）也流入越南，现在我们还可以在越南有关图书馆看到乾隆年间中国刻印的版本。诸如此类的简约化的中国历史书籍和儒家经典的节要本还有不少，它们完全是适应越南科举考试和少年读书的需求而产生的，这些节要性的经学和史学书籍的流传，有利于儒学思想和中国历史知识在越南的传播和普及。
1王小盾、刘春银、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之王小盾序，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15页。
2[越]佚名《工部尚书黎相公年谱》，载《人物志》，陈庆洁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六册，法国远东学院、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216—217页。
3[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11《德业之儒》，越南文化与青年部，1973年，第34页。
4[越]丁克顺《越南科举的历史与研究状况》，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208页。
5[越]裴辉碧辑《新刊补正少徵通鉴节要》，越南嗣德十九年（1866年）据锦文堂藏板刻，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本，编号R.825。
6据越南学者统计，在河内昇龙地区有年龄可考的252名进士中，20岁以前登科占总数的0.79%，20～26岁占16.28%，26～30岁占26.98%，31～40岁占40.87%，41～50岁占12.70%，50岁以上者占2.38%。参
在科举取士成为士人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的科举社会里，教学以科举考试内容为导向。可以说越南黎朝士人在幼年入学以后就已经开始涉及中国历史，从启蒙到县学、州学、府学以至国子监，更确切地说在科举中第之前，儒学和中国历史一直成为黎朝士人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有“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越南黎朝也相差无几，科举考试不限年龄，在20岁左右中第的少年登科者仅占极小的比例，绝大多数的进士是在25—40岁登第，有的士人甚至考到60多岁，6也就是说，黎朝绝大多数的科举士人学习中国历史的时间长达十数年乃至数十年。越南史学家陈重金无不感慨地说：在古代越南，“不管大人小孩，谁去上学都只学中国历史，而不学本国史。诗赋文章也要取典于中国历史，对本国之事则是只字不提。国人把本国历史看成微不足道，认为知之无用”。1黎朝时期，在科举取士制度的导引下，中国历史知识在越南普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推动了越南学者对中国史学思想和史学体例的研究与应用，为中国史学在越南的移植和成长提供了合适的阳光和土壤，并结出了丰硕的南国之果。
二、黎朝史家辈出，史学著作频现
黎朝是在明朝军队撤退后建立的，由于民族感情的激昂，更注重国史的编纂2。越南黎朝尤其是前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统治者大力提倡和发展汉文化，朝廷重视修纂史书，中国盛世修史的历史传统在黎朝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涌现了一大批史学家和史学著作。
从李时期开始，越南就已经出现编纂和记载历史的书籍，据《历朝宪章类志》记载，李太祖十七年命修《皇朝王牒》一卷，李太宗命修的《刑书》一卷等书，可惜今已不传。
到陈朝，开始设置史学院，命史臣专门从事历史的编纂工作。此时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是黎文休编纂的《大越史记》。黎文休（1230—1322年），陈太宗天应政平丁未年（1247年）17岁中榜眼，仕至兵部尚书、翰林学士、国史院监修，1272年编修完成《大越史记》三十卷，叙述从赵武帝至安南李昭皇时期（公元前207—1224年）的历史，这是越南最早的一部编年体通史。此书经历后世增订删改，原来面目已不可识。3陈朝还出现了另外两部史书《安南志略》和《越史略》。《安南志略》二十卷，元黎崱撰。黎崱（约1260年代—1340年代），早年为越南陈圣宗侄陈键幕僚，1285年随陈军降阮军，居于汉阳，授奉议大夫，晚年撰成此书。此书详细记载了陈朝以前安南的历史、人物、山川、风俗以及中越关系。佚名《越史略》三卷，所记自赵佗以下至安南陈朝之史事，可补宋元二史外国传之所未备。4
黎朝时期，统治者重视历史的修纂，科举教育促进了史学知识的普及，培养了一大批史学工作者，著名史学家与科举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均为进
士出身。此时期可谓史学人才辈出，史学巨著居越南历代之首。
见Bùi Xuân Ðính ，Nguy■n Vi■t Chúc chu biên，Các Làng Khoa B■ng Thăng Long-Hà N■i，Hà N■i： Nhà Xu■t B■n Chinh Tr■ Qu■c Gia，2004.p29。
1[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序第1—2页。
2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第22页。
3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彚辑》之《安南书录》，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第226页。
4《四库全书提要·越史略》，《从书集成初编》之《越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越]吴士连著《大越史记全书》序，第55页。
6[越]武檰等编撰《鼎锲大越登科录》卷1，越南汉喃研究院藏，编号VHc.01283。
黎朝时期史学家和修撰的越南通史有：
潘孚先编撰《史记续编》十卷，记叙自陈太宗至明人还国时期。潘孚先，陈朝末年太学生，又中黎顺天二年巳酉科明经科，知史院。吴士连称其书“旁搜遗史，会辑成书，使后之览者无遗憾焉。”5
吴士连编撰《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吴士连，大宝三年（1442年）壬戌科赐同进士，仕至侍郎、国子监司业兼史院修撰。该书叙自鸿厖氏至黎太祖初年。
武琼著《越鉴通考》二十六卷。武琼，26岁中洪德九年（1478年）戊戌科进士，仕至兵部尚书，侍经筵兼史馆总裁，所撰《越鉴通考》述自鸿氏至黎太祖初年历史。
阮迪心撰《越史考鉴》十卷。阮迪心，18岁中洪德九年（1478年）戊戌科进士，仕至尚书、少保，所著《越史考鉴》今不传。6
洪德年间东阁学士黎嵩撰《越鉴通考总论》（又名《大越通考总论》）一卷，1514年成书，为武琼《越鉴通考》之撮要。
范公著《大越史记本纪续编》二十三卷，考订吴士连书自鸿厖氏至黎太祖时期，并续编自黎庄宗（1533—1548年）至黎神宗（1649—1662年）的历史。范公著，同进士出身，仕至参从、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正和年间，黎僖等奉黎熙宗之命对黎文休、潘孚先、吴士连、武琼、范公著等所著之越史进行校正，并撰《史记续编》，记自黎朝景治初年（1663年）至黎嘉宗德元二年（1675年）凡13年之史事，正和十八年（1697年）书成，为《大越史记全书》之最后修订本，共二十四卷。此书考编者有黎僖、阮贵德（探花）、阮公董（同进士）、武晠（探花）、何宗穆（同进士）、阮衍（同进士）、阮致中（同进士）、阮当褒、阮迈（进士）、阮湖（同进士）、吴公擢（同进士）、陈附翼、杜公弼（同进士）等人，他们大多为进士出身，有的还出使过中国，如吴公擢。
黎朝后期，还出现了几部记载黎朝历史的断代史。景兴三十六年八月，郑氏命国史馆编修国史，命吴时任、范阮攸、宁逊、阮佗等编纂，陪从阮俒、黎贵惇、副都御史武檰等总其事。1这些史臣均为进士或同进士出身，他们撰成《国史续编》六卷，自黎熙宗永治年间（1676—1679年）至黎懿宗永祐年间（1735—1739年）。此外，还有进士阮俨撰《越史备览》，该书“评论精切简当，号称名笔”2。进士吴时仕撰《越史标案》，校正旧史讹谬。著名史学家黎贵惇撰有《大越通史》（因记黎朝史事，所以又称《黎朝通史》）三十卷、《国史续编》八卷等史书。黎朝后期还有进士陈文火著撰《黎皇朝类编》。 黎朝时期出现了多部实录。黎太祖御制、阮薦撰《蓝山实录》三卷，自黎利起兵至吴时事。黎襄翼帝命撰《中兴实录》一卷。进士、东阁科中格胡士扬撰《中兴实录》三卷，备载黎朝中兴以后灭莫至郑氏主政之史事。郑明王命朝臣修撰《平西实录》二卷，记载景兴十年（1749年）至景兴十二年（1751年）阮名芳于山西起义并遭平定之事。靖王郑森命朝臣编纂《平兴实录》一卷，记载景兴二十八年（1767年）至景兴三十年（1769年）黄公质于兴化起义并遭平定之事。《平宁实录》一卷，叙景兴三十年（1769年）至三十一年（1770年）黎维蜜于镇宁（老挝）起义并遭平定之事。此外还有郑森命编纂《平南实录》，叙述景兴三十五年（1774年）至三十八年（1777年）五月黄五受郑森之命攻入顺化一事。这种实录体裁，到阮朝得到进一步发展，以篇幅浩繁的阮朝国史馆修《大南实录》最具代表。
至于典章制度之书即政书，则有黎圣宗洪德年间命修的《洪德法典》，记载黎朝及以前的典章制度。黎圣宗敕命修撰，由进士申仁忠、杜润等纂修《天
南余暇记》一百卷，因兵灾多所散佚，仅存四五卷。黎朝后期，虽然南北争战不断，但统治者也注重史书的编纂，如龙德三年（1734年）七月，“命修国朝会典”，辑历朝之政事，依时间顺序分类编撰。3景兴三十七年（1776年），又令六部续修会典，接龙德年间修的《国朝会典》，按年次续修。4黎贵惇撰《见闻小录》二卷，则是对中越历朝典章制度之比较与考辨。
黎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兼具历史和地理特色的地方志，以及一些笔记小说。
1[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44，第36页。
2[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42《文籍志》，第16页。
3[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续编本纪卷3《黎纪》，第1081页。
4[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44，第32页。
三、中国史学对越南黎朝史学的影响
这一时期，不仅史学人才辈出，史学著作居越南历代之冠，而且史学家的素质，史学著作的水平都达到了越南历史上的繁荣时期，史学思想和编纂方法也无不体现出中国史学的深刻影响，显示出科举考试对越南史学发展的导向作用。黎朝史学受中国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作史者的素质要求受中国史学家的影响
中国自古重视史书的修纂，对作史者的要求以儒家伦理为标准，史学者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的素质。随着中国史籍在越南的流传和中国历史知识在越南的普及，中国历代史家对史学者素质的论述也对越南产生影响。黎朝时期，凡编纂历史的学者，均了解中国关于修史者的标准和要求，并将之贯穿于修史之中。
黎贵惇博览中国史籍，熟悉各名家之相关论述。他的《大越通史序》，第一句话即是“作史要旨”，他列举了汉之荀悦、文中子、远山松，唐之刘知几、李翱，宋之张宓、欧阳修、曾巩、江藻、陆游、杨徯斯等学者对修史要求的论述。引刘知几曰：“史须有三长，才也、学也、识也。”关于史官要知识渊博，
熟悉天文、地理、山川、礼乐制度，则引宋张宓曰：“史官之职，凡天地日月之详、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世之序、礼乐师旅之政，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关于作为一名良史所应具备的素质，引曾巩曰：“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事理物之理，其道必足以通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关于对史官的选择，则引杨徯斯曰：“修史以用人为本，有文学而不知史事者不可预，有文学知史事而心术不正不可预。”关于修史之难，引远山松曰：“史之为难有五：烦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书不实录三，赏罚不中四也，文不胜质五也。”1等等，中国学者对史学工作者素质的要求成为黎贵惇修纂《大越通史》等史学著作的准绳。
2. 中国史学笔法对黎朝史书编撰的影响
孔子删定《春秋》创立的春秋笔法，“寓褒贬，劝善存恶”之“微言大义”对中国封建史学影响深远，成为历代修史者所秉承的笔法。司马迁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2“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君臣、父子、夫妻等儒家正统思想和封建伦理纲常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编撰之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无不奉之为圭臬。胡三省称《资治通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3随着以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与科举考试在越南的实行和发展，中国史学思想也在越南不断得以传播，越南史学家将其奉为修史之准绳。“纂修历史者同时又是做官的人，皇帝委派他负责纂修历史，因此历史的记载肯定不能自由，经常有意偏袒皇帝，所修史书中只载录有关皇帝的事件，而很少载录有关国内人民进化的事件。”4陈重金所言正是中国史书编撰的传统思想对越南影响的体现。 越南陈朝时学者就已经运用中国史学思想来编写越南历史。黎文休是陈朝后期著名的儒学斗士，积极提倡儒学，坚决反对佛教道教，并且把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佛教5，儒家思想体现在他的修史之中。黎文休《大越史记》仿《史记》之“太史公曰”，叙事之后亦有“黎文休曰”对事件加以评论，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黎文休是按儒家史学观点作史的，他在书中贯穿着孔子之春秋笔法，对叛逆篡夺者不遗余力地加以谴责讨伐。
黎朝时期，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史学家也以儒家正统思想来治史，他们所撰写的越南史书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儒家思想来修撰史书一直是史
学家所秉承的理念，并将其贯穿于修史的全部过程；二是经常与中国历史比照，说明史学家具有渊博的中国历史知识，对中国历史典籍十分熟悉。
1[越]黎贵惇《大越通史》之序，越南教育文化与青年部出版1973年版，附原文影印第1—3页。
2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3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4[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序第1页。
5何成轩《儒学南传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0—341页。
6[越]吴士连等著 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5《陈纪》，第328页。
潘孚先撰写的《史记续编》至今虽已不存，但其史学思想，我们可以从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中引的“潘孚先曰”可见一斑。陈建中六年（1237年），陈太宗纳兄怀王柳妻顺天公主李氏为顺天皇后。潘孚先曰：“三纲五常，人之大伦，太宗开基之主，固当立法，以垂后世，乃听守度之邪谋，夺兄妻以为后，毋乃斁彝伦，以启淫乱之端乎。”6认为陈太宗作为开国之君，纳兄之妻为后，违反了儒家三纲五常之伦理道德，开启了淫乱之端，对陈朝影响极坏。 吴士连熟读中国史学著作，对中国史学思想和编纂方法有较深的研究，深受《春秋》、《史记》笔法的影响。受黎圣宗之命，吴士连在黎文休《大越史记》和潘孚先《史记续编》的基础上续修越史，于洪德十年（1479年）完成《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吴士连完全用中国正统的史学思想来编写此书，范公著称其“笔削大法，又炳于史笔之微旨矣”。1吴士连在《拟进大越史记全书表》中云：“古有信书，国之大典。所以纪国统之离合，所以明治化之隆污，盖欲垂鉴戒于将来，岂特著几微于既往，必善恶具形褒贬，始足示于劝惩，必翰墨久役心神，方可观于著述，非苟作者岂易方哉。”所以他“采群言而增校，备历代君臣之跡，明古今治乱之原，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统正于下而人纪立，以至礼乐征伐，与夫制度纪纲，莫不正其谬讹，补其阙略。间有词于风化，附臆说以发明，名曰《大越史记全书》。”2范公著在《大越史记续编书》云，吴氏书“皆所以尊正统，而黜僭伪，举大纲，而昭监戒耳”。3吴士连还仿司马迁《史记》之“太史公曰”的体例，在事件叙述之后，附“史臣吴士连曰”加以评论，这些评论无不以儒家之正统思想和封建伦理为标准。如在记叙胡季犛编
撰《明道》十四篇批判唐宋儒学，把周公列为先圣，孔子列为先师，文庙的排位也以周公坐正位，孔子偏西坐，吴士连曰：“前圣之道，非孔子无以明，后圣之生，非孔子无以法，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而敢轻议之，亦不知量也。”4批判胡氏妄评孔子，是不知量的行为。
范公著认为用春秋笔法来修史，使善者知可以为法，恶者知可以为戒。他在《大越史记本纪续编序》曰：“史以记事为主，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史，而史之载笔，持论甚严，如黼黻至治，与日月而并明。鈇钺乱贼，与秋霜而俱厉，善者知可以为法，恶者知可以为戒，关系治体，不为不多，故有为而作也。”所以其所编纂的《大越史记续编》中叙及莫登庸篡弑时，处理方法是，因黎恭皇为权臣莫登庸篡弑，自丁亥至壬辰的六年时间没有位号，该书则以次年纪之。而莫氏僭权，则两行分注于次年之下，“以尊正统，沮僭窃也。”5
黎嵩在《越鉴通考总论》对以儒家思想来治史论述详明，他说：“臣闻虞典即虞书，自孔子删《尚书》以为典谟，而帝王修齐治平之道益彰。《春秋》本鲁史，自孔子修《春秋》以定褒贬，而天子典礼命讨之权益重。是以圣帝明王之治天下，有志于任君师之责，不可不究帝王之学。有志于究帝王之学，不可不明古今之理。然则诸史有作，所以为历代人君之龟鉴，意有在矣。”6他认为修史的目的是劝善惩恶，以史为鉴，实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在《大越史记续编序》中说：所编的史书，“天下之人目是编者豁然如覩青天，坦然如循大路。善者知所激昂，恶者知所惩艾，推而为修齐治平之极功，绥来动和之大效，端在是矣。”7
1[越]范公著《大越史记续编书》，载[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第59页。
2[越]吴士连《拟进大越史记全书表》，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第57页。
3[越]范公著《大越史记续编书》，载[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第60页。
4[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8《陈纪》，第468页。
5《大越史记全书续编》之《凡例》，载[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第69页。
6[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之《越鉴通考总论》，第83页。
7[越]黎嵩等《大越史记续编序》，载[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第61页。
8[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之《越鉴通考总论》，第83—84页。
9[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之《越鉴通考总论》，第91—92页。
对于儒家主张的封建伦理，黎嵩认为：“臣闻《周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此纲常之道所由著也。《大学》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而后天下平。‟此治平之道所由行也。然则天地之道，不能外纲常以立极。帝王之道瞎，岂能外纲常以为治哉。”8黎嵩认为胡季犛篡权不符合儒家之纲常伦理，他说：“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名分者，国之隄防，不可不谨。名分正，则纲常立。……若按春秋之法，定褒贬之公，固当削卧朝之伪称，以诛逆贼，去季犛之僭号，以讨奸臣，然后正名分于当时，扶纲常于万世。”9
黎贵惇撰写《大越通史》的设目，也以儒家伦理为标准。他在“凡例”说：“列传，先后妃帝系，重伦叙也；次功臣相将，表功德也；次儒林，次节义，重才学、褒忠节也；次高士，次烈女，旌恬退，表阃行也；次方技、外戚，备事也；次侫倖、奸臣、逆臣，惩恶也；终以四夷，严内外之防也。”1
黎朝史学家的史学思想虽以儒家的正统思想和封建伦理为主，但也可以看到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如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叙述陈太宗建中二年（1226年）八月陈守度弑已经归佛的李惠宗于真教禅寺之事时，评论曰：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故大德之君，无积恶之甚者，天未尝遽绝之也。夏苟无桀，商苟无纣，传祚盖未没也。以周之末，诸侯强僭，而正统之传，绵绵然不绝者，是其祖宗深仁厚泽，有以及天下后世故矣。李氏得国，无愧三代，传世至惠宗，无子且婴疾，盖先王之泽，于是乎竭矣，故陈氏得以取之，既取人国，又弑其君，不仁之甚也。厥后废帝缢死，元后见弑，出乎尔反乎尔，天道然也。虽无惠宗盟咀之言，犹信焉。守度以此谋国尽忠，殊不知天下后世皆指为弑君之贼，况又为狗彘之行哉。2
这是吴士连以儒家之正统思想不评论陈守度之弑君建立陈朝之事，认为这是狗彘之行，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儒家思想中也参杂了一些佛教之因果
报应的思想。
3. 中国史书体例对越南的影响
中国古代史书体例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还有舆地、政书、登科录等体裁。越南黎朝时期出现的史学著作，亦仿照中国史书体例来编撰。
（1）编年体
编年体是中国古代史书按照顺序叙述历史的史书体裁，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在于它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容易使人看清事件之间发生的联系。因其为中国最古老的史书体裁，所以《隋书·经籍志》称之为“古史”。编年体又分通史和断代史。它由周代史官于公元前841年前后创造，《左传》完善其体例，之后有《春秋》、《左传》。荀悦《汉纪》创断代史编年体例，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成通史编年体，这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它通贯古今，融会各家学说，采录多种史料，首尾一贯，浑然一体，梁启超称：“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作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其他编年体史书还有纲目体、实录体、起居注等。
越南黎朝编纂的史书，大多以编年体例来撰写。黎贵惇有云：“我越立国设修史之官，相承用编年纪事，如文李之李纪，孚先之陈书，简洁雅正，颇有可采。”3
现存越南最早的编年史书是《越史略》。陈朝黎文休《大越史记》，叙述从赵武帝至李昭皇时期的历史，是越南最早的一部编年体通史。陈朝时期黎崱撰《安南志略》，从编纂体例和内容撰述，都受中国史学笔法的影响。
黎朝时期，潘孚先《史记续编》、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武琼《越鉴通考》、范公著《大越史记本纪续编》、黎僖《大越史记全书续编》等都是按照编年体例来编纂的。
1[越]黎贵惇《大越通史》之“凡例”，越南文化教育与青年部出版，1973年翻译本附原文。
2[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5《陈纪》，第322页。
3[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42《文籍志》，第17页。
4[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之序，
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是以编年体例撰写的。他称《大越史记全书》是“效马史之编年，第惭补缀。法麟经之比事，敢望谨严。但于彝伦日用之常，与其致知格物之学，尝于燕暇少备览观。传信传疑，期汗青之无愧。系辞系事，庶文献之足证。”4此言的“马史”是指司马光《资治通鉴》，吴氏《大越史记全书》是仿效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例来撰写的，以事系于日，日系于月，月系于年，根据时间先后顺序来叙述越南历史1。
黎洪顺三年（1511年）四月，武琼《大越通鉴》二十六卷书成，述自鸿厐氏至十二使君为外纪，丁先皇至太祖大定初年为本纪，“拜详节历代纪年”，2也是以编年体例来编纂。
范公著撰《大越史记续编》为吴士连书之续本，亦以编年体例来叙述越南历史，“凡所续编，其系年之下，非正统者及北朝年号，皆两行分注，与夫凡例所书，一遵前史旧例。皆所以尊正统，而黜僭伪，举大纲，而昭监戒耳。”3
黎嵩等撰《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其世次、凡例、年表，一如前所著述。”4
黎贵惇撰《国史续编》八卷，用编年体撰写，述自黎庄宗中兴以后至黎嘉宗凡144年之历史，记事详核，增补旧史之阙。
实录，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一种体例，是在新皇帝即位后，由国史馆根据前皇的起居注等资料，重新汇编，撰修成前皇的生平事迹以及一代政事之编年体长编。自北涼刘昞《敦煌实录》创体，唐以后成为定制，历朝均修纂实录，如《明实录》、《清实录》篇幅宏大，记载明清两朝之历代皇帝之史事。
越南实录也是受中国实录体例的影响。《中兴实录》的作者黎朝进士胡士扬，他在序文中写道，“粤自北朝汉唐宋有《史记》以载兴亡治乱，而别录又有两汉志、隋唐志、宋志，皆直书其事，足以补史学之漏处，而观者多为美谈。其如世家本纪、皇朝实录，或传或记，或表或书，这般事迹，昭垂简册，
令观者易详，足以察古今而验得失，味圣贤而求义理者欤？”“采以国语旧录，参诸《国史续编》，撰作实录”，以显功德，正名分，扶纲常，利于国本世教。5黎朝时期的《蓝山实录》和《三平实录》（前述的《平西实录》、《平兴实录》和《平宁实录》）也是这种实录体裁。《蓝山实录》记载黎利蓝山起义之吏实6。
到阮朝，明命二年（1821年）设立史馆，纂修实录，1841年《列圣实录》前编书成，为嘉隆帝以前阮氏广南诸王实录。此后，阮朝历代皆修实录，合编刊行，称《大南实录》。
（2）纪传体
黎朝时期出现的纪传体史书有黎贵惇《大越通史》（又称《黎朝通史》）三十卷。黎贵惇在翻阅越南史籍时发现，“我越之史惟用编年”而无纪传体，难以考证历朝之典章制度沿革和历史发展之前因后果，遂于1749年仿照《史记》、《宋史》之纪传体编撰《大越通史》，分为本纪，述自黎太祖至黎恭皇帝；诸志则仿《宋史》，分类叙述；列传，则先后妃帝纪，次功臣将相，次儒林、节义、廌士、烈女、方技、外戚，次侫倖、奸臣、逆臣，最后为四夷，7这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他也认为修史之难莫过于志，在比较中国史书之志的优劣后，他选择了比较好的写作方法。在《大越史通》之“凡例”中他说：“修史之难莫无过于志，《汉书》、《唐书》备载法制，杂以议论，方法虽妙，而观者苦之。惟《宋史》区别条目，事类粲然，便于披阅。今修国朝志，准《宋史志》。”8
1有些学者认为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是仿效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例而作，因其书内容分为外纪记北属中国之历史，本纪记越南独立后之历史，以此将《大越史记全书》列为纪传体是错误的。
2[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26，第11页。
3[越]范公著《大越史记续编书》，附载于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第60页。
4[越]黎嵩《大越史记续编序》，附载于吴士连等著 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第61页。
5[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45《文籍志》，第96页。
6关于该书作者问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胡士杨永治元年（1676年）重刊本序，冯承钧先生称此书为胡士杨所撰（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彚辑》之《安南书录》，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第237页）；王小盾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称撰人不详；有的认为是黎朝功臣阮薦所撰，因阮薦《抑斋全集》收入《蓝山实录》。
7[越]黎贵惇《黎朝通史》序，见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42《文籍志》，第21页。
8[越]黎贵惇《大越通史》之“凡例”，越南文化教育与青年部出版，1973年翻译本附原文，第5页。
（3）政书
典章制度之书即政书，黎朝时期也相当丰富。黎贵惇《见闻小录·体例》云，黎朝所用之礼，大略仿《大明会典》，百官朝贺，皆仿明制为之。黎朝时期所修撰的制度典籍也仿效中国古代政书体例。黎圣宗时期（1460—1497年）编撰的《洪德律例》、《皇朝官制》、《洪德法典》、《天南余暇》等政书，均受中国政书体例的影响。《洪德律例》六卷，越南历史上常称为《黎朝刑律》，是以唐律、唐令为蓝本，结合越南的风俗习惯和旧法编撰而成，内容包括刑法、婚姻和家族法、民事法和诉讼法。黎圣宗于洪德年间还命词臣编撰了《洪德法典》，制定了官制、军制、刑法、民法等条款。黎圣宗敕修撰，进士申仁忠等撰的《天南余暇》一百卷，则是仿唐宋《会典》体例，备载黎朝典章条例、职官、律例、文翰、典诰大略等，惜因兵灾多所散佚。
黎朝后期，虽然南北争战不断，但统治者仍注重史书的编纂。龙德三年（1734年）七月，“命修国朝会典”，辑历朝之政事，依时间顺序分类编撰。1景兴三十七年（1776年），又令六部续修会典，接龙德年间修的《国朝会典》，按年次续修。2又有同进士梁德威校订《国朝典例》。3黎朝后期还有景兴三十年（1769年）以洪德刑律为据而删定印行的《国朝条律》六卷，进士裴辉璧编录《国朝玖典录》七卷，则记载黎朝典章制度。黎贵惇撰《见闻小录》二卷，对中越历朝典章制度进行比较和考辨。阮朝初年，则有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记载越南建国以来的地域、人物、法令、制度等。
（4）舆地志书（地方志）
在唐朝时，高骈任安南都护使时，“奉命往南邦二十余年，遍览形地，瞭然心得”，4将安南风水宝地撰成《地理便览》，或称《高骈遗稿》、《高骈地稿集》。还有高迥的《安南地舆稿》，记叙安南地区的山川、风水、形势等内容。5但是，据越南学者考证，越南历史上多托名高骈之堪舆书，有的流传的高骈著作是伪作6。李朝英宗时期（1138—1175年）有《南北藩界地图》，记录越南国内山川形势风物，可惜此书已经失传7。
黎朝时期，出现的舆地之书是仿照中国古代地理书和地方志体例编撰而成。黎朝前期有阮廌撰《南越舆地志》，越南学者称之为越南地理学书籍之始，8此书又名《抑斋集·南越舆地志》，有进士阮天纵集注，进士李子晋通论，此书仿照中国地理书籍的编撰体例，记叙越南自泾阳王至黎朝的历代的位置、疆界、国号沿革以及各路府州县之人口、物产、风俗、人物等内容。9黎圣宗时期，越南进行了两次地界重新划定和地名更改：于光顺十年（1469年）将越南划分为十二承宣，洪德二十一年（1490年）再次分为十三承宣，黎圣宗命各承宣使堪查所辖地区之山川名胜、古今事迹等，画成地图，附注详明，递呈户部，综合编辑成《天下版图》，此乃黎朝最重要的地图集。洪德年间编撰的《天南余暇集》之《天下版图》也注明府县地名。今天越南汉喃研究院还藏有《洪德版图》。
1[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合校《大越史记全书》续编本纪卷3《黎纪》，第1081页。
2[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44。
3[越]武檰等编，阮俒校正《鼎锲大越历朝登科录》卷1。
4《高骈集》，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手抄本，编号R.1927。
5参见高迥《安南地舆稿》，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手抄本，编号R.1921。
6王小盾、刘春银、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第467页。
7[越]吴德寿《〈同庆地舆志〉：越南十九世纪末期一部地理学书籍》，吴德寿等翻译《同庆地舆志》，河内：世界出版社，2003年，卷首第37页。
8[越]吴德寿《同庆地舆志：越南十九世纪末期一部地理学书籍》，吴德寿同上书，卷首第37页。
9参见[越]阮廌《抑斋遗集》卷6，越南福溪堂藏板，1868年刻。
10参见[越]杨文安《乌州近录》，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编号A.263。
黎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地方志，无论从编撰体例，还是编写内容，都仿照中国地方志的编撰方法。同进士杨文安撰于莫朝景历年间（1548—1553年）的《乌州近录》，记载乌州地区（今属广平、广治、承天等省及广南省之奠盤府一带）的山川、海港、社村地名、课税、风俗、道路、渡口、寺庙、官制等10。榜眼黎贵惇撰于景兴三十七年（1776年）的《抚边杂录》六卷，在郑氏军队收复顺化、广南地区之后，作者作为顺化和广南道的参视、参赞，“经历山川，询访遗迹，寻阅旧例，蒐访人才，随手记云”，1遂成此书，记叙顺化和广南省的地理沿革、山川、城垒、道路、驿站、物产、税务、军队、人丁、风俗、人才、诗文等内容，是一部地方性志书。
除了编撰本国地理书外，黎朝还有学者编辑中国地志。探花阮辉■出使清朝时，得中国的《名胜全志》，并以此为蓝本，于景兴十年（1749年）节要编辑成《北舆辑览》，记叙清朝十五省的行政区划、名胜古迹、山川、城郭、关隘、桥梁、台阁、宫殿、庙宇等情况2。
到阮朝，各种地理志书不断出现，体例进一步完善。1833年潘辉注撰成《皇越地舆志》则是越南首次付梓的一部地理书3。阮朝最具代表性的是阮朝国史馆编撰和高春育总裁、刘德称等编修《大南一统志》，是仿照中国《大明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的体例编撰而成，以省为单位，记载各省的地界、形势、气候、城池、学校、户口、田土、课税、山川、物产、人物以及各府县的历代沿革等。而编撰于同庆时期（1886—1888年）的《同庆地舆志》二十五卷，则以县为单位，详细记载各地的山川、城池、地理、道路、风俗、物产等资料。
（5）科举文献
黎朝时期出现了各种科举文献，这些文献也是仿照中国各种科举文献的体例编撰而成的，而且编辑科举文献的人员都与科举有着直接的联系，或为进士，或为贡士、举人，或为科举中第者之朋友、亲戚。
关于中国科举名录文献，早在唐初就已经出现进士题名录，开始不过是记录同榜者的姓名、郡望、年龄、行第等，留作纪念。后有好事者就用这些
原始记录加以整理、扩充，发展成为记载科第的专门文献——《登科记》。中唐以后，出现了官方撰写的《登科记》。尔后历朝不仅编撰有登科记、登科录、同年录等科举名录，还将各科的试题、中第者的答卷汇编成册，刻印发行，如乡试录、会试录等。随着科举制度在越南的实行和发展，中国进士题名碑和科举名录的编撰体例也传入越南。
越南黎朝进士题名碑记是模仿中国明朝进士题名碑记之体例。黎贵惇《见闻小录》卷二载，越南进士题名碑始于黎圣宗洪德十五年（1484年），工部砻石，词臣撰记，中书属官书篆，“盖仿明制”。此后，黎朝几乎每科进士科均立有题名碑，歌颂统治者崇文选才的圣意，记载登科进士之姓名、籍贯、中第年龄等内容。后人高园斋将黎朝各科进士题名碑记搜集整理，编成《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记》一书。
越南李陈时期尚未出现科举名录，到黎朝已经出现有《登科录》、《乡试文选》、《会试文选》、《庭试文选》等科举文献，但绝大多数是进士科的文献。关于编辑这种科举文献的目的，是以“显士名臣，播在口碑，披卷可见，而事业无闻者，亦得以留名于后，使人知此县社鲁发科甲，自力于学”4，使有志之士览是书者，“得以为高山景行”5。黎朝时期的《登科录》的体例和编辑方法一如中国的登科录，其记载的内容与中国历代之《登科录》并无多大差别。
6如武檰等编辑、阮俒校正《登科录》的编撰方法是，“历科编次，彚以成书。盖凡姓、乡贯、年甲、家世与其宦业之所底，悉备见焉”。景兴年间（1740—1786
年）编的《秋比题名记》记载进士情况则更为简单，只在科目下列进士姓名及籍贯。
1[越]黎贵惇《抚边杂录·序》，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抄本，编号R.1605。
2王小盾、刘春银、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第286页。
3[越]吴德寿《同庆地舆志：越南十九世纪末期一部地理学书籍》，吴德寿同上书卷首第38页。
4黎贵惇《见闻小录》卷2。
5[越]武檰等编辑，阮俒校正《鼎锲大越历朝登科录》，序。
6[越]武檰等编辑，阮俒校正《鼎锲大越历朝登科录》，序。
7[越]佚名《乂静杂记》，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手抄本，编号A.93。
除了全国性的登科录外，黎阮时期还出现了地方性的登科录。一个省的登科录，有潘辉温编辑、潘辉浃校正的登科录多部，如《乂静杂记》，记载乂安、河静籍陈、黎、莫朝的状元、榜眼、探花、进士名单7；《山西登科考》，以县为单元记录山西省李朝至黎朝中第者之名单1；《山南历朝登科考》，以县为单位排列记录李朝至黎朝山南省登科者之名单2。一个县的登科录，则有杜谦斋撰于昭统元年（1787年）《东安县登科录》，记载兴安省快州府东安县自黎太宗大宝三年（1442年）壬戌科至景兴四十一年（1781年）辛丑科登科名单。3更有某一社或某一家族的登科录，重抄于1745年的《乐道社历朝登科考》，由本族人撰写，记载河内嘉林县乐道社杨族历代登科者名录，书中收录杨族始祖莫朝1547年丁未科状元杨福滋及第策文，并载有自莫朝至黎朝本族9世所出的1名状元、9名进士名单。4
黎朝还出现了记载某一科的科举文献，如永盛十三年（1717年）阮贵恩撰、进士阮贵德润色《正和进士题名碑记》，不仅收录正和二十四年（1703年）癸未科进士题名碑记，还收录有贺中第之账文、对联与唱和诗。5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在黎朝时期儒家思想已经在越南居于正统地位，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成为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越南人自幼学习中国历史，从而促进了中国历史知识在越南的普及，中国史学著作在越南的广泛流播，中国史学思想和编撰方法也因之传入越南，从而促进了越南史学的发展。黎朝时期越南史学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黎朝时期史学的发展与科举、教育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汉文经史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和教育促进了中国历史知识在越南的普及，为越南培养了大量史学人才，史学家多为进士出身，他们博览中国历史典籍，熟悉中国史书编撰方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越南史学的发展。
二是黎朝时期，史学家辈出，史学著作数量之多，体例之丰，居越南历代之首，既有编年体也有纪传体，既有贯通越南古今之通史，也有总览一代盛衰之断代史；既有记叙越南历代典章制度之政书、会典、律例，亦有各种登科录和科举文选；既有实录和人物传记，也有笔记小说、历史小说；既有
记叙越南历代山川名胜、人口、物产的舆地志，也有详略记载某一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物产的地方志；等等，种类多样，体例各异。
三是中国史学对越南影响至深至广，黎朝史学无论是史学家之史识、史才、史德等素质，还是史学著作之编纂体例、方法、史学笔法等无不受中国史学的影响。这时期所编撰的越南史书大多仿照中国史籍之编撰体例、方法，寓意笔法亦以儒家之正统思想为圭臬，中国史学移植到越南后，由于有统治者的提倡，科举与教育的推动，适应越南的本土文化而枝繁叶茂。
四是黎朝时期，由于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需要，大量中国史籍流入越南，成为士人学习和考试的重要材料，这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在越南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代史籍卷册浩繁，一般士人只是出于科举考试才学习中国历史，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精读中国历代典籍，所以一些士人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将篇幅巨大的中国史籍择其重要史实，编辑成简明扼要的节要本，以供科举士人学习和应试参考。也就是说，中国史籍传播到越南后，适应越南的国情，又编辑成为简约化的中国史书。此外，此时期越南也出现了简约化的中国地理书。这是中国史学在越南的本土化的表现。
作者简介：陈文，女，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州市，51 06 30）
1[越]佚名《山西登科考》，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手抄本，编号VHv.1289。
2[越]佚名《山南历朝登科考》，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手抄本，编号A.2176。
3王小盾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第86页。
4王小盾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第91页。
5[越]佚名《正和进士题名碑记》，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手抄本，编号A.421。
越南黎朝1科举考试与中国史学的影响
陈文
内容摘要：黎朝是越南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统治者崇尚儒学，各种文物制度仿效中国，以汉文经史为主要教学和考试内容的科举取士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促进了中国历史知识在越南的普及、史学思想在越南的传播与应用，这时期史学家辈出，史学著作频现，无论是史家之思想，还是史书之编纂体例都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并将越南古代史学推向了繁荣时期。
关键词：中国史学 越南 黎朝 影响
古代越南，中国史书称之为交州、交趾、交阯、安南等，其北部和中部地区，自秦汉以至宋朝初期一直处于中国封建皇朝的管辖之下，此时期称郡县时代或北属时期，随着南北人员往来和交流的频繁，中国史学书籍和史学思想也逐渐南播交州。越南立国后的一千多年，汉文化在越南经历了由发展、繁荣到衰微的过程，汉文史学也是如此。丁黎时期（968—1009年），越南封建社会处于草创阶段，一切文物制度尚处于建设之中。李朝时期（1009—1224年），越南已经开始记载自己的历史，但所撰的史书不传。在中国史学的影响下，越南自陈朝（1225—1440年）开始设立国史院，任命史臣撰写历史。到后黎朝，儒学占居主导地位，以汉文经史文学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不断发展和完善，越南史学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阮朝时期（1802-1907年），汉文史学继续得到发展，尽管法国殖民者统治越南后，实行去中国化的各种改革，汉文化逐渐式微，但是直到20世纪初中国史学对越南史学仍有较深的影响。
关于中国史学对越南的影响，国内学界有关论文和中越关系著作已有所论述2，但是，由于条件所限，有的作者阅读越南史学原著有限，就中国史学对越南影响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笔者拟通过阅读相关越南史籍和越南汉喃典籍目录，以越南黎朝为中心，从科举考试这一角度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对越南史学的影响，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1越南历史上有两个黎朝，980年黎恒建立的黎朝，越南史称前黎朝，只存在30年。1428年黎利建立的黎朝，史称后黎朝（1428-1787年），为方便
行文，本文所述的“后黎朝”一律称为“黎朝”。后黎朝分三个时期，前期（1428—1527年），国家统一时期；莫朝（1527—1 592年），莫登庸篡位建立莫朝，黎朝在南部中兴，此时期又称南北朝时期；1 592年黎朝打败莫朝入主河内后，郑氏贵族在北部地区称王，阮氏贵族在南部地区称王，越南历史进入郑阮纷争时期（1592—1787年）。
2主要有：陈玉龙等著《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郭振铎、张笑梅著《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郭廷以等著《中越文化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王介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著作；以及[日]竹田龙儿著、陈奉林译《越南阮朝初期与清朝的文化往来》（《东南亚纵横》1991年第3期）等著作和论文，对中国古代史学对越南的影响均有所论述。而武尚清《〈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孙晓明《试论〈安南志略〉的史料价值》（《东南亚》1987年第3期），竺天、戈振《越南〈越鉴通考总论〉的编纂及其若干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张笑梅、郭振铎《越南〈越史略〉编撰的若干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郭振铎《〈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初探》（《东南亚》1989年第4期）等论文则专门分别对某一部越南历史著作进行了考证。前辈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古代越南史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史学对越南的影响提供了帮助。
3Ngô Ðúc Th■ chú biên, Các Nhà Khoa B■ng Vi■t Nam（1075-1919），Hà Nôi ：Nhà Xu■t B■n Vǎn H■c，1993，p.966.
一、科举考试中的北史与中国史籍在越南的流播
越南科举取士始于1075年，通过考试选拔儒学文学人才。经过李朝和陈朝的开端和发展，到黎朝前期，越南科举取士制度已经相当完备，仿照中国体制，进士科三年一开科。据越南学者统计，黎朝包括莫朝共开进士科126科，取士2278名3。除了进士科以外，越南黎朝还开设了宏词科、明经科、试东阁、士望科、制举、武举、书算科等考试科目，以选拔各种类型人才。这时期，官员授职升迁途径多样化，主要有世袭荫承封官、有战功者及其子孙之授官升迁、登科者以及保举授官、有才能者获得授官和升迁，还有捐资授官等等，其中科举取士是朝廷选拔文官队伍最主要的渠道，科举中格者成
为政府文阶官员尤其是高级文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黎朝仿照中国制度，进士科一般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乡试、会试分四场考试，第一场经义，第二场诗赋，第三场制、诏、表等杂文，第四场策文。1殿试以策文定等第高下。第一场试经义，主要是考察举子对儒家经典的熟悉和理解程度。而策文，以经史旨意之异同、历代政事之得失为问，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政治局势、财政经济、军事武备、封建伦理、文化教育、求才选能等方面，要求考生引用中国历史典故，联系越南历史现实，提出治国方略，举子们必须熟悉中国历史方能完成对策，获得高分。黎朝进士科考试除了策文多引用中国历史外，在第一场考试中有时也出现中国历史题目。 除了开设进士科外，黎朝还开设了一些考试科目，以选拔不同类型的人才。黎朝开设的制科如同进士科，考四场：第一场儒家经义；第二场四六骈文；第三场诗、赋；第四场策文，以中越历史典故和越南现实治国方略为问。2试东阁科，“御题或五诗唐律，或论、辨、判、赋、颂、箴、铭、记、跋，无定式”3，出题范围很广泛，主要考察考生的写作能力。黎朝宏词科的考试内容与中国唐朝相似，“其试题，或诗赋，或料事，或策论，皆临辰随出，亦无一定之式云”4，同样考诗、赋、策论。黎朝还仿照中国制度举行过举贤良方正、举贤才、举孝廉、举智勇英杰、举可堪守令者等制举，以选拔德才兼备之非常之才。这些考试都涉及中国儒家经典、中国历史、诗赋以及诏表等政府公文写作等内容，要求考生必须熟悉儒家经典、中国历史、诗赋格律，引据中国历史经典，纵论中国越南古今，方能获得高分而得以中举授官。
总之，在越南黎朝，科举考试成为士人获得功名利禄和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这就大大刺激了黎朝士人学习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的兴趣以及对中国史籍的涉猎。阮俦撰《经史时务策学提纲注》所列的中国历史典籍来看，黎朝时期举子们为了应付广泛的中国历史知识进士科考试，必须熟悉中国相关的史学名著，如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汉书》、陈寿《三国志》、沈约《宋书》、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史籍，甚至连野史《世说新语》也在举子的阅读范围之内。这就造成大量中国史学著作在越南的需求与流传，科举考试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历史知识在越南的普及。
1《古今科试通考》卷2，越南嗣德二十六年（1873年）刻。
2[越]潘清简《钦定越史通监纲目》正编卷28，黎中宗顺平六年，第4页。
3[越]黎贵惇《见闻小录》卷2，越南汉喃院藏抄本，编号A.32。
4[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26《科目志》，越南汉喃院藏抄本，编号A.50/3。
黎朝时期，越南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中央有国子监、昭文馆、崇文馆、秀林局等高等级的全国性的学校和贵族学校，用以培养全国的俊秀子弟和贵族子弟。地方则有路学、府学、县学等地方政府兴办的学校，培养地方民间子弟。基层的学校则有社学、村学等地方筹资兴建的学校。此外，还有各种私塾，由私人开堂授课。黎朝教育已经相当普及，稍有一点经济基础的家族，都愿意送子弟入学，希望通过读书——应试——做官的途径来改变家族的生活，提升家族的地位。黎朝时期学校的教学目的以科举考试为旨归，教学内容都是与科举有密切联系的儒家经典、汉文文史等内容。黎朝学者黎贵惇记载了此时期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洪德年间（1470—1497年），递年颁官书于各府，四书、五经、《玉堂文苑》、《文献通考》、《文选》、《纲目》，“学官以此教习，科举以此取士”。中兴以后，只以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少徵》、《通鉴》、《提纲》，《呆斋》、《四道》、《长策源流》至论命题。正和甲戌（即1694年）拟以《提纲》、《呆斋》、《四道》、《长策源流》支叶之文停之，令天下士子学《纲目》、《左传》。1科举、仕途与教育的结合，势必造成中国儒家经典和文史著作在越南的大量需求与广泛流播，它为儒学和中国历史在越南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机制上的保证。
1[越]黎贵惇《见闻小录》卷2《体例》，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编号A.32。
2[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28页。
3[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合校《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卷3《黎纪》，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献丛刊，昭和59年，第1080-1081页。
4《明英宗实录》卷279，天顺元年六月甲午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
5《清世宗实录》卷27，雍正二年十二月丁丑条，第5页，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6[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合校《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卷二《黎纪》，第1060页。
7阮朝国史馆《大南实录前编》卷8《显宗孝明皇帝实录下》，越南阮朝嗣德五年（1852年）刻本，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昭和四十三年八月影印。
8[越]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4《风俗志》，戴可来、杨保筠校注《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3页
9明·张燮《东西洋考》“交趾交易”条，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3年。
1011明·朱舜水《安南供役记事》，《舜水先生文集》卷28，《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85。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7《南蛮·安南》，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2000年第2次印刷，第239页。
这时期，中国经史书籍通过多种渠道在越南广泛流播。一是由朝廷刻印、颁发经史书籍，统一教科书，以资士人学习和考试之用。黎朝前期，所用的四书、五经等书，大多使用中国刊行的版本2，直到黎朝后期龙德三年（1734年），郑杠“命文臣阮傚、范谦益等，分刻四书、诸史、诗林、字汇诸本书，颁行”，并禁止再买中国印行的书籍3。二是黎朝使节出使中国时购买或明清王朝赏赐书籍。1459年六月，安南黎朝陪臣黎文老奏请明朝云：“诗书所以淑人心，药石所以寿人命。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理，以跻寿域。今乞循旧习，以带来土产香味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明皇从之。4清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安南黎朝派范谦益出使清朝，向雍正皇帝表贺登极、贡方物5，范谦益献诗称贺，雍正皇帝以黎王好学崇儒，遂赏《古文渊鉴》、《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3部书，以褒奖其献诗称贺之诚6。有时是越南黎朝专程派人到中国求购或求赏书籍，如黎中兴后，南部阮氏政权阮福淍曾派人到清朝购买《大藏经》与律论千余部，置于天佬寺院7。三是华人或越南商人将中国经史书籍带入越南。如明末清初鄚玖、鄚天锡父子率领华人南下南越，开发嘉定城，就推动了中国文化在南越的传播和发展。据《嘉定城通志》载：嘉定城中“国人皆学中国经籍”，“其学五经、四书、《通鉴》，精于义理。中兴初设督学，颁学规，开试科，举业兴行，于是理学与文章始尉然并美，而华风振作矣。”8安南黎朝人喜欢中国书籍，常以重金购买。明人张燮《东西洋考》“交趾交易”条云：“土人嗜书，每重赀以购焉。”9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士人家族一般都有较为丰富的藏书。据明朝遗民朱舜水《安南供役记事》所载，他在安南供职期间，曾与安南官员交谈，问及某官员家中藏书情况，“余问云：„尊府古书多否？‟答曰：„少少足备观览。‟余问《通
鉴纲目》、前后书（即《前汉书》、《后汉书》——笔者注）、《廿一史》、《史记》、《文献通考》、《纪事本末》、《潜确类书》、《焚书》、《藏书》及《古文奇赏》、《鸿藻》等书，答云：„俱有，惟《鸿藻》无有。‟”10由此看出，黎朝时期中国经史书籍在越南流传广泛，官员和士人拥有相当丰富的汉文经史文学藏书。据明人严从简记载，越南黎朝时期流通的书籍，如儒书则有《少微》史、《资治通鉴》史、《东莱》史、《五经》、《四书》、胡氏《左传》、《性理》、《氏族》、《韵府》、《玉篇》、《翰墨》、《类聚》、韩柳集、《诗学大成》、《唐书》、《汉书》、《古文四场》、四道、《源流》、《鼓吹》、《增韵》、《广韵》、《洪武王韵》、《三国志》、《武经》、《黄石公》、《素书》、《武侯将苑百传》、《文选》、《文萃》、《文献》、二史纲目、《贞观正（政）要》、《毕用清钱》、《中舟万选》、《太公家教》、《明心宝鉴》、《剪灯新余话》等书。11这些中国儒学文史书籍在越南的流通，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儒学、史学、文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在今天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的汉喃古文献中，80%是汉文典籍，而在汉文典籍中，史部有1667种，占该院藏汉文典籍总数的33.2%，1也就是说，历史典籍在现存的古代越南汉文典籍中占有三分天下的地位。
由于中国儒家经典和文史书籍在越南黎朝的广泛流通，不少士人、学者从小受家学熏陶，得以披览大量的中国经史书籍，阮廌、吴士连、黎嵩、范公著、潘孚先、黎贵惇等史学家均出身于书香仕宦世家，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儒学文史典籍。黎贵惇（1726—1786年），其父黎富庶进士出身，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曾兼国子监祭酒。贵惇聪明过人，好学不倦，从小阅读了大量的中国书籍，他4岁学《唐书》；5岁学《诗经》、《左传》、《国语》、《国策》、《文选》；6岁能诗文；7岁学史；8岁能作赋策；10岁能作行歌、论、辨、书、檄；11岁学《宋史》、《元史》、《易经》；14岁，遍读五经四书、史籍传记，旁及诸子百家之书，无不熟读，当时世人已以宿儒称之；27岁中会元、庭元，赐榜眼出身。2黎氏的博学多闻，熟悉中国历史与典章制度，使其“论经史者，渊源淹贯；述典故者，该括详明”，3从其所著的《芸台类语》、《见闻小录》和《群书考辨》等著作可见一斑。他在《群书考辨》序中说道，他“糿庭训兼陪贤士大夫遊，累代典籍，幸得窃窥旨奥，间曾上下史传，而有志焉”。黎朝文人学士尤其是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儒学、文史典籍的大量阅读和涉猎，势必造成其价值取向和史学思想潜移默化地受儒家思想和中国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们所编纂的越南史书，也必然深深地烙上中国史学的印记。
而一般士人只是应付科举考试，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精读中国历代史籍，所以一些士人将卷册浩繁的中国史籍再次简约，编辑成节要式
的版本。这一时期，已经有不少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典籍的节要本。越南学者服务于举业编撰的儒家经典著述节要书籍，最具代表性的是裴辉璧（1744—1818年）的《周礼节要》、《五经节要》、《书经节要》、《四书节要》等书4。宋朝江贽撰《少微通鉴节要》，在黎朝洪德年间（1470—1497年）已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出题来源。黎景兴年间（1740—1787年），裴辉碧根据原书重新编辑了《少微节要》28卷，分为三皇纪、五帝纪、夏纪、商纪、周纪、列国纪、汉纪、东汉纪、三国纪、晋纪、南北朝纪、隋纪、唐纪、五代纪、宋纪、元纪等，以重要事件为线索，叙述自三皇五帝至元顺宗时的中国历史，5以方便士人阅读和记忆。由清朝傅恒总裁、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刊行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120卷）也流入越南，现在我们还可以在越南有关图书馆看到乾隆年间中国刻印的版本。诸如此类的简约化的中国历史书籍和儒家经典的节要本还有不少，它们完全是适应越南科举考试和少年读书的需求而产生的，这些节要性的经学和史学书籍的流传，有利于儒学思想和中国历史知识在越南的传播和普及。
1王小盾、刘春银、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之王小盾序，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15页。
2[越]佚名《工部尚书黎相公年谱》，载《人物志》，陈庆洁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六册，法国远东学院、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216—217页。
3[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11《德业之儒》，越南文化与青年部，1973年，第34页。
4[越]丁克顺《越南科举的历史与研究状况》，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208页。
5[越]裴辉碧辑《新刊补正少徵通鉴节要》，越南嗣德十九年（1866年）据锦文堂藏板刻，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本，编号R.825。
6据越南学者统计，在河内昇龙地区有年龄可考的252名进士中，20岁以前登科占总数的0.79%，20～26岁占16.28%，26～30岁占26.98%，31～40岁占40.87%，41～50岁占12.70%，50岁以上者占2.38%。参
在科举取士成为士人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的科举社会里，教学以科举考试内容为导向。可以说越南黎朝士人在幼年入学以后就已经开始涉及中国历史，从启蒙到县学、州学、府学以至国子监，更确切地说在科举中第之前，儒学和中国历史一直成为黎朝士人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有“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越南黎朝也相差无几，科举考试不限年龄，在20岁左右中第的少年登科者仅占极小的比例，绝大多数的进士是在25—40岁登第，有的士人甚至考到60多岁，6也就是说，黎朝绝大多数的科举士人学习中国历史的时间长达十数年乃至数十年。越南史学家陈重金无不感慨地说：在古代越南，“不管大人小孩，谁去上学都只学中国历史，而不学本国史。诗赋文章也要取典于中国历史，对本国之事则是只字不提。国人把本国历史看成微不足道，认为知之无用”。1黎朝时期，在科举取士制度的导引下，中国历史知识在越南普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推动了越南学者对中国史学思想和史学体例的研究与应用，为中国史学在越南的移植和成长提供了合适的阳光和土壤，并结出了丰硕的南国之果。
二、黎朝史家辈出，史学著作频现
黎朝是在明朝军队撤退后建立的，由于民族感情的激昂，更注重国史的编纂2。越南黎朝尤其是前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统治者大力提倡和发展汉文化，朝廷重视修纂史书，中国盛世修史的历史传统在黎朝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涌现了一大批史学家和史学著作。
从李时期开始，越南就已经出现编纂和记载历史的书籍，据《历朝宪章类志》记载，李太祖十七年命修《皇朝王牒》一卷，李太宗命修的《刑书》一卷等书，可惜今已不传。
到陈朝，开始设置史学院，命史臣专门从事历史的编纂工作。此时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是黎文休编纂的《大越史记》。黎文休（1230—1322年），陈太宗天应政平丁未年（1247年）17岁中榜眼，仕至兵部尚书、翰林学士、国史院监修，1272年编修完成《大越史记》三十卷，叙述从赵武帝至安南李昭皇时期（公元前207—1224年）的历史，这是越南最早的一部编年体通史。此书经历后世增订删改，原来面目已不可识。3陈朝还出现了另外两部史书《安南志略》和《越史略》。《安南志略》二十卷，元黎崱撰。黎崱（约1260年代—1340年代），早年为越南陈圣宗侄陈键幕僚，1285年随陈军降阮军，居于汉阳，授奉议大夫，晚年撰成此书。此书详细记载了陈朝以前安南的历史、人物、山川、风俗以及中越关系。佚名《越史略》三卷，所记自赵佗以下至安南陈朝之史事，可补宋元二史外国传之所未备。4
黎朝时期，统治者重视历史的修纂，科举教育促进了史学知识的普及，培养了一大批史学工作者，著名史学家与科举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均为进
士出身。此时期可谓史学人才辈出，史学巨著居越南历代之首。
见Bùi Xuân Ðính ，Nguy■n Vi■t Chúc chu biên，Các Làng Khoa B■ng Thăng Long-Hà N■i，Hà N■i： Nhà Xu■t B■n Chinh Tr■ Qu■c Gia，2004.p29。
1[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序第1—2页。
2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第22页。
3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彚辑》之《安南书录》，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第226页。
4《四库全书提要·越史略》，《从书集成初编》之《越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越]吴士连著《大越史记全书》序，第55页。
6[越]武檰等编撰《鼎锲大越登科录》卷1，越南汉喃研究院藏，编号VHc.01283。
黎朝时期史学家和修撰的越南通史有：
潘孚先编撰《史记续编》十卷，记叙自陈太宗至明人还国时期。潘孚先，陈朝末年太学生，又中黎顺天二年巳酉科明经科，知史院。吴士连称其书“旁搜遗史，会辑成书，使后之览者无遗憾焉。”5
吴士连编撰《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吴士连，大宝三年（1442年）壬戌科赐同进士，仕至侍郎、国子监司业兼史院修撰。该书叙自鸿厖氏至黎太祖初年。
武琼著《越鉴通考》二十六卷。武琼，26岁中洪德九年（1478年）戊戌科进士，仕至兵部尚书，侍经筵兼史馆总裁，所撰《越鉴通考》述自鸿氏至黎太祖初年历史。
阮迪心撰《越史考鉴》十卷。阮迪心，18岁中洪德九年（1478年）戊戌科进士，仕至尚书、少保，所著《越史考鉴》今不传。6
洪德年间东阁学士黎嵩撰《越鉴通考总论》（又名《大越通考总论》）一卷，1514年成书，为武琼《越鉴通考》之撮要。
范公著《大越史记本纪续编》二十三卷，考订吴士连书自鸿厖氏至黎太祖时期，并续编自黎庄宗（1533—1548年）至黎神宗（1649—1662年）的历史。范公著，同进士出身，仕至参从、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正和年间，黎僖等奉黎熙宗之命对黎文休、潘孚先、吴士连、武琼、范公著等所著之越史进行校正，并撰《史记续编》，记自黎朝景治初年（1663年）至黎嘉宗德元二年（1675年）凡13年之史事，正和十八年（1697年）书成，为《大越史记全书》之最后修订本，共二十四卷。此书考编者有黎僖、阮贵德（探花）、阮公董（同进士）、武晠（探花）、何宗穆（同进士）、阮衍（同进士）、阮致中（同进士）、阮当褒、阮迈（进士）、阮湖（同进士）、吴公擢（同进士）、陈附翼、杜公弼（同进士）等人，他们大多为进士出身，有的还出使过中国，如吴公擢。
黎朝后期，还出现了几部记载黎朝历史的断代史。景兴三十六年八月，郑氏命国史馆编修国史，命吴时任、范阮攸、宁逊、阮佗等编纂，陪从阮俒、黎贵惇、副都御史武檰等总其事。1这些史臣均为进士或同进士出身，他们撰成《国史续编》六卷，自黎熙宗永治年间（1676—1679年）至黎懿宗永祐年间（1735—1739年）。此外，还有进士阮俨撰《越史备览》，该书“评论精切简当，号称名笔”2。进士吴时仕撰《越史标案》，校正旧史讹谬。著名史学家黎贵惇撰有《大越通史》（因记黎朝史事，所以又称《黎朝通史》）三十卷、《国史续编》八卷等史书。黎朝后期还有进士陈文火著撰《黎皇朝类编》。 黎朝时期出现了多部实录。黎太祖御制、阮薦撰《蓝山实录》三卷，自黎利起兵至吴时事。黎襄翼帝命撰《中兴实录》一卷。进士、东阁科中格胡士扬撰《中兴实录》三卷，备载黎朝中兴以后灭莫至郑氏主政之史事。郑明王命朝臣修撰《平西实录》二卷，记载景兴十年（1749年）至景兴十二年（1751年）阮名芳于山西起义并遭平定之事。靖王郑森命朝臣编纂《平兴实录》一卷，记载景兴二十八年（1767年）至景兴三十年（1769年）黄公质于兴化起义并遭平定之事。《平宁实录》一卷，叙景兴三十年（1769年）至三十一年（1770年）黎维蜜于镇宁（老挝）起义并遭平定之事。此外还有郑森命编纂《平南实录》，叙述景兴三十五年（1774年）至三十八年（1777年）五月黄五受郑森之命攻入顺化一事。这种实录体裁，到阮朝得到进一步发展，以篇幅浩繁的阮朝国史馆修《大南实录》最具代表。
至于典章制度之书即政书，则有黎圣宗洪德年间命修的《洪德法典》，记载黎朝及以前的典章制度。黎圣宗敕命修撰，由进士申仁忠、杜润等纂修《天
南余暇记》一百卷，因兵灾多所散佚，仅存四五卷。黎朝后期，虽然南北争战不断，但统治者也注重史书的编纂，如龙德三年（1734年）七月，“命修国朝会典”，辑历朝之政事，依时间顺序分类编撰。3景兴三十七年（1776年），又令六部续修会典，接龙德年间修的《国朝会典》，按年次续修。4黎贵惇撰《见闻小录》二卷，则是对中越历朝典章制度之比较与考辨。
黎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兼具历史和地理特色的地方志，以及一些笔记小说。
1[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44，第36页。
2[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42《文籍志》，第16页。
3[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续编本纪卷3《黎纪》，第1081页。
4[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44，第32页。
三、中国史学对越南黎朝史学的影响
这一时期，不仅史学人才辈出，史学著作居越南历代之冠，而且史学家的素质，史学著作的水平都达到了越南历史上的繁荣时期，史学思想和编纂方法也无不体现出中国史学的深刻影响，显示出科举考试对越南史学发展的导向作用。黎朝史学受中国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作史者的素质要求受中国史学家的影响
中国自古重视史书的修纂，对作史者的要求以儒家伦理为标准，史学者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的素质。随着中国史籍在越南的流传和中国历史知识在越南的普及，中国历代史家对史学者素质的论述也对越南产生影响。黎朝时期，凡编纂历史的学者，均了解中国关于修史者的标准和要求，并将之贯穿于修史之中。
黎贵惇博览中国史籍，熟悉各名家之相关论述。他的《大越通史序》，第一句话即是“作史要旨”，他列举了汉之荀悦、文中子、远山松，唐之刘知几、李翱，宋之张宓、欧阳修、曾巩、江藻、陆游、杨徯斯等学者对修史要求的论述。引刘知几曰：“史须有三长，才也、学也、识也。”关于史官要知识渊博，
熟悉天文、地理、山川、礼乐制度，则引宋张宓曰：“史官之职，凡天地日月之详、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世之序、礼乐师旅之政，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关于作为一名良史所应具备的素质，引曾巩曰：“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事理物之理，其道必足以通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关于对史官的选择，则引杨徯斯曰：“修史以用人为本，有文学而不知史事者不可预，有文学知史事而心术不正不可预。”关于修史之难，引远山松曰：“史之为难有五：烦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书不实录三，赏罚不中四也，文不胜质五也。”1等等，中国学者对史学工作者素质的要求成为黎贵惇修纂《大越通史》等史学著作的准绳。
2. 中国史学笔法对黎朝史书编撰的影响
孔子删定《春秋》创立的春秋笔法，“寓褒贬，劝善存恶”之“微言大义”对中国封建史学影响深远，成为历代修史者所秉承的笔法。司马迁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2“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君臣、父子、夫妻等儒家正统思想和封建伦理纲常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编撰之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无不奉之为圭臬。胡三省称《资治通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3随着以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与科举考试在越南的实行和发展，中国史学思想也在越南不断得以传播，越南史学家将其奉为修史之准绳。“纂修历史者同时又是做官的人，皇帝委派他负责纂修历史，因此历史的记载肯定不能自由，经常有意偏袒皇帝，所修史书中只载录有关皇帝的事件，而很少载录有关国内人民进化的事件。”4陈重金所言正是中国史书编撰的传统思想对越南影响的体现。 越南陈朝时学者就已经运用中国史学思想来编写越南历史。黎文休是陈朝后期著名的儒学斗士，积极提倡儒学，坚决反对佛教道教，并且把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佛教5，儒家思想体现在他的修史之中。黎文休《大越史记》仿《史记》之“太史公曰”，叙事之后亦有“黎文休曰”对事件加以评论，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黎文休是按儒家史学观点作史的，他在书中贯穿着孔子之春秋笔法，对叛逆篡夺者不遗余力地加以谴责讨伐。
黎朝时期，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史学家也以儒家正统思想来治史，他们所撰写的越南史书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儒家思想来修撰史书一直是史
学家所秉承的理念，并将其贯穿于修史的全部过程；二是经常与中国历史比照，说明史学家具有渊博的中国历史知识，对中国历史典籍十分熟悉。
1[越]黎贵惇《大越通史》之序，越南教育文化与青年部出版1973年版，附原文影印第1—3页。
2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3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4[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序第1页。
5何成轩《儒学南传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0—341页。
6[越]吴士连等著 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5《陈纪》，第328页。
潘孚先撰写的《史记续编》至今虽已不存，但其史学思想，我们可以从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中引的“潘孚先曰”可见一斑。陈建中六年（1237年），陈太宗纳兄怀王柳妻顺天公主李氏为顺天皇后。潘孚先曰：“三纲五常，人之大伦，太宗开基之主，固当立法，以垂后世，乃听守度之邪谋，夺兄妻以为后，毋乃斁彝伦，以启淫乱之端乎。”6认为陈太宗作为开国之君，纳兄之妻为后，违反了儒家三纲五常之伦理道德，开启了淫乱之端，对陈朝影响极坏。 吴士连熟读中国史学著作，对中国史学思想和编纂方法有较深的研究，深受《春秋》、《史记》笔法的影响。受黎圣宗之命，吴士连在黎文休《大越史记》和潘孚先《史记续编》的基础上续修越史，于洪德十年（1479年）完成《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吴士连完全用中国正统的史学思想来编写此书，范公著称其“笔削大法，又炳于史笔之微旨矣”。1吴士连在《拟进大越史记全书表》中云：“古有信书，国之大典。所以纪国统之离合，所以明治化之隆污，盖欲垂鉴戒于将来，岂特著几微于既往，必善恶具形褒贬，始足示于劝惩，必翰墨久役心神，方可观于著述，非苟作者岂易方哉。”所以他“采群言而增校，备历代君臣之跡，明古今治乱之原，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统正于下而人纪立，以至礼乐征伐，与夫制度纪纲，莫不正其谬讹，补其阙略。间有词于风化，附臆说以发明，名曰《大越史记全书》。”2范公著在《大越史记续编书》云，吴氏书“皆所以尊正统，而黜僭伪，举大纲，而昭监戒耳”。3吴士连还仿司马迁《史记》之“太史公曰”的体例，在事件叙述之后，附“史臣吴士连曰”加以评论，这些评论无不以儒家之正统思想和封建伦理为标准。如在记叙胡季犛编
撰《明道》十四篇批判唐宋儒学，把周公列为先圣，孔子列为先师，文庙的排位也以周公坐正位，孔子偏西坐，吴士连曰：“前圣之道，非孔子无以明，后圣之生，非孔子无以法，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而敢轻议之，亦不知量也。”4批判胡氏妄评孔子，是不知量的行为。
范公著认为用春秋笔法来修史，使善者知可以为法，恶者知可以为戒。他在《大越史记本纪续编序》曰：“史以记事为主，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史，而史之载笔，持论甚严，如黼黻至治，与日月而并明。鈇钺乱贼，与秋霜而俱厉，善者知可以为法，恶者知可以为戒，关系治体，不为不多，故有为而作也。”所以其所编纂的《大越史记续编》中叙及莫登庸篡弑时，处理方法是，因黎恭皇为权臣莫登庸篡弑，自丁亥至壬辰的六年时间没有位号，该书则以次年纪之。而莫氏僭权，则两行分注于次年之下，“以尊正统，沮僭窃也。”5
黎嵩在《越鉴通考总论》对以儒家思想来治史论述详明，他说：“臣闻虞典即虞书，自孔子删《尚书》以为典谟，而帝王修齐治平之道益彰。《春秋》本鲁史，自孔子修《春秋》以定褒贬，而天子典礼命讨之权益重。是以圣帝明王之治天下，有志于任君师之责，不可不究帝王之学。有志于究帝王之学，不可不明古今之理。然则诸史有作，所以为历代人君之龟鉴，意有在矣。”6他认为修史的目的是劝善惩恶，以史为鉴，实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在《大越史记续编序》中说：所编的史书，“天下之人目是编者豁然如覩青天，坦然如循大路。善者知所激昂，恶者知所惩艾，推而为修齐治平之极功，绥来动和之大效，端在是矣。”7
1[越]范公著《大越史记续编书》，载[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第59页。
2[越]吴士连《拟进大越史记全书表》，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第57页。
3[越]范公著《大越史记续编书》，载[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第60页。
4[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8《陈纪》，第468页。
5《大越史记全书续编》之《凡例》，载[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第69页。
6[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之《越鉴通考总论》，第83页。
7[越]黎嵩等《大越史记续编序》，载[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第61页。
8[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之《越鉴通考总论》，第83—84页。
9[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之《越鉴通考总论》，第91—92页。
对于儒家主张的封建伦理，黎嵩认为：“臣闻《周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此纲常之道所由著也。《大学》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而后天下平。‟此治平之道所由行也。然则天地之道，不能外纲常以立极。帝王之道瞎，岂能外纲常以为治哉。”8黎嵩认为胡季犛篡权不符合儒家之纲常伦理，他说：“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名分者，国之隄防，不可不谨。名分正，则纲常立。……若按春秋之法，定褒贬之公，固当削卧朝之伪称，以诛逆贼，去季犛之僭号，以讨奸臣，然后正名分于当时，扶纲常于万世。”9
黎贵惇撰写《大越通史》的设目，也以儒家伦理为标准。他在“凡例”说：“列传，先后妃帝系，重伦叙也；次功臣相将，表功德也；次儒林，次节义，重才学、褒忠节也；次高士，次烈女，旌恬退，表阃行也；次方技、外戚，备事也；次侫倖、奸臣、逆臣，惩恶也；终以四夷，严内外之防也。”1
黎朝史学家的史学思想虽以儒家的正统思想和封建伦理为主，但也可以看到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如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叙述陈太宗建中二年（1226年）八月陈守度弑已经归佛的李惠宗于真教禅寺之事时，评论曰：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故大德之君，无积恶之甚者，天未尝遽绝之也。夏苟无桀，商苟无纣，传祚盖未没也。以周之末，诸侯强僭，而正统之传，绵绵然不绝者，是其祖宗深仁厚泽，有以及天下后世故矣。李氏得国，无愧三代，传世至惠宗，无子且婴疾，盖先王之泽，于是乎竭矣，故陈氏得以取之，既取人国，又弑其君，不仁之甚也。厥后废帝缢死，元后见弑，出乎尔反乎尔，天道然也。虽无惠宗盟咀之言，犹信焉。守度以此谋国尽忠，殊不知天下后世皆指为弑君之贼，况又为狗彘之行哉。2
这是吴士连以儒家之正统思想不评论陈守度之弑君建立陈朝之事，认为这是狗彘之行，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儒家思想中也参杂了一些佛教之因果
报应的思想。
3. 中国史书体例对越南的影响
中国古代史书体例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还有舆地、政书、登科录等体裁。越南黎朝时期出现的史学著作，亦仿照中国史书体例来编撰。
（1）编年体
编年体是中国古代史书按照顺序叙述历史的史书体裁，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在于它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容易使人看清事件之间发生的联系。因其为中国最古老的史书体裁，所以《隋书·经籍志》称之为“古史”。编年体又分通史和断代史。它由周代史官于公元前841年前后创造，《左传》完善其体例，之后有《春秋》、《左传》。荀悦《汉纪》创断代史编年体例，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成通史编年体，这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它通贯古今，融会各家学说，采录多种史料，首尾一贯，浑然一体，梁启超称：“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作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其他编年体史书还有纲目体、实录体、起居注等。
越南黎朝编纂的史书，大多以编年体例来撰写。黎贵惇有云：“我越立国设修史之官，相承用编年纪事，如文李之李纪，孚先之陈书，简洁雅正，颇有可采。”3
现存越南最早的编年史书是《越史略》。陈朝黎文休《大越史记》，叙述从赵武帝至李昭皇时期的历史，是越南最早的一部编年体通史。陈朝时期黎崱撰《安南志略》，从编纂体例和内容撰述，都受中国史学笔法的影响。
黎朝时期，潘孚先《史记续编》、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武琼《越鉴通考》、范公著《大越史记本纪续编》、黎僖《大越史记全书续编》等都是按照编年体例来编纂的。
1[越]黎贵惇《大越通史》之“凡例”，越南文化教育与青年部出版，1973年翻译本附原文。
2[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5《陈纪》，第322页。
3[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42《文籍志》，第17页。
4[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之序，
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是以编年体例撰写的。他称《大越史记全书》是“效马史之编年，第惭补缀。法麟经之比事，敢望谨严。但于彝伦日用之常，与其致知格物之学，尝于燕暇少备览观。传信传疑，期汗青之无愧。系辞系事，庶文献之足证。”4此言的“马史”是指司马光《资治通鉴》，吴氏《大越史记全书》是仿效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例来撰写的，以事系于日，日系于月，月系于年，根据时间先后顺序来叙述越南历史1。
黎洪顺三年（1511年）四月，武琼《大越通鉴》二十六卷书成，述自鸿厐氏至十二使君为外纪，丁先皇至太祖大定初年为本纪，“拜详节历代纪年”，2也是以编年体例来编纂。
范公著撰《大越史记续编》为吴士连书之续本，亦以编年体例来叙述越南历史，“凡所续编，其系年之下，非正统者及北朝年号，皆两行分注，与夫凡例所书，一遵前史旧例。皆所以尊正统，而黜僭伪，举大纲，而昭监戒耳。”3
黎嵩等撰《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其世次、凡例、年表，一如前所著述。”4
黎贵惇撰《国史续编》八卷，用编年体撰写，述自黎庄宗中兴以后至黎嘉宗凡144年之历史，记事详核，增补旧史之阙。
实录，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一种体例，是在新皇帝即位后，由国史馆根据前皇的起居注等资料，重新汇编，撰修成前皇的生平事迹以及一代政事之编年体长编。自北涼刘昞《敦煌实录》创体，唐以后成为定制，历朝均修纂实录，如《明实录》、《清实录》篇幅宏大，记载明清两朝之历代皇帝之史事。
越南实录也是受中国实录体例的影响。《中兴实录》的作者黎朝进士胡士扬，他在序文中写道，“粤自北朝汉唐宋有《史记》以载兴亡治乱，而别录又有两汉志、隋唐志、宋志，皆直书其事，足以补史学之漏处，而观者多为美谈。其如世家本纪、皇朝实录，或传或记，或表或书，这般事迹，昭垂简册，
令观者易详，足以察古今而验得失，味圣贤而求义理者欤？”“采以国语旧录，参诸《国史续编》，撰作实录”，以显功德，正名分，扶纲常，利于国本世教。5黎朝时期的《蓝山实录》和《三平实录》（前述的《平西实录》、《平兴实录》和《平宁实录》）也是这种实录体裁。《蓝山实录》记载黎利蓝山起义之吏实6。
到阮朝，明命二年（1821年）设立史馆，纂修实录，1841年《列圣实录》前编书成，为嘉隆帝以前阮氏广南诸王实录。此后，阮朝历代皆修实录，合编刊行，称《大南实录》。
（2）纪传体
黎朝时期出现的纪传体史书有黎贵惇《大越通史》（又称《黎朝通史》）三十卷。黎贵惇在翻阅越南史籍时发现，“我越之史惟用编年”而无纪传体，难以考证历朝之典章制度沿革和历史发展之前因后果，遂于1749年仿照《史记》、《宋史》之纪传体编撰《大越通史》，分为本纪，述自黎太祖至黎恭皇帝；诸志则仿《宋史》，分类叙述；列传，则先后妃帝纪，次功臣将相，次儒林、节义、廌士、烈女、方技、外戚，次侫倖、奸臣、逆臣，最后为四夷，7这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他也认为修史之难莫过于志，在比较中国史书之志的优劣后，他选择了比较好的写作方法。在《大越史通》之“凡例”中他说：“修史之难莫无过于志，《汉书》、《唐书》备载法制，杂以议论，方法虽妙，而观者苦之。惟《宋史》区别条目，事类粲然，便于披阅。今修国朝志，准《宋史志》。”8
1有些学者认为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是仿效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例而作，因其书内容分为外纪记北属中国之历史，本纪记越南独立后之历史，以此将《大越史记全书》列为纪传体是错误的。
2[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26，第11页。
3[越]范公著《大越史记续编书》，附载于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第60页。
4[越]黎嵩《大越史记续编序》，附载于吴士连等著 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卷首，第61页。
5[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45《文籍志》，第96页。
6关于该书作者问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胡士杨永治元年（1676年）重刊本序，冯承钧先生称此书为胡士杨所撰（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彚辑》之《安南书录》，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第237页）；王小盾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称撰人不详；有的认为是黎朝功臣阮薦所撰，因阮薦《抑斋全集》收入《蓝山实录》。
7[越]黎贵惇《黎朝通史》序，见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42《文籍志》，第21页。
8[越]黎贵惇《大越通史》之“凡例”，越南文化教育与青年部出版，1973年翻译本附原文，第5页。
（3）政书
典章制度之书即政书，黎朝时期也相当丰富。黎贵惇《见闻小录·体例》云，黎朝所用之礼，大略仿《大明会典》，百官朝贺，皆仿明制为之。黎朝时期所修撰的制度典籍也仿效中国古代政书体例。黎圣宗时期（1460—1497年）编撰的《洪德律例》、《皇朝官制》、《洪德法典》、《天南余暇》等政书，均受中国政书体例的影响。《洪德律例》六卷，越南历史上常称为《黎朝刑律》，是以唐律、唐令为蓝本，结合越南的风俗习惯和旧法编撰而成，内容包括刑法、婚姻和家族法、民事法和诉讼法。黎圣宗于洪德年间还命词臣编撰了《洪德法典》，制定了官制、军制、刑法、民法等条款。黎圣宗敕修撰，进士申仁忠等撰的《天南余暇》一百卷，则是仿唐宋《会典》体例，备载黎朝典章条例、职官、律例、文翰、典诰大略等，惜因兵灾多所散佚。
黎朝后期，虽然南北争战不断，但统治者仍注重史书的编纂。龙德三年（1734年）七月，“命修国朝会典”，辑历朝之政事，依时间顺序分类编撰。1景兴三十七年（1776年），又令六部续修会典，接龙德年间修的《国朝会典》，按年次续修。2又有同进士梁德威校订《国朝典例》。3黎朝后期还有景兴三十年（1769年）以洪德刑律为据而删定印行的《国朝条律》六卷，进士裴辉璧编录《国朝玖典录》七卷，则记载黎朝典章制度。黎贵惇撰《见闻小录》二卷，对中越历朝典章制度进行比较和考辨。阮朝初年，则有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记载越南建国以来的地域、人物、法令、制度等。
（4）舆地志书（地方志）
在唐朝时，高骈任安南都护使时，“奉命往南邦二十余年，遍览形地，瞭然心得”，4将安南风水宝地撰成《地理便览》，或称《高骈遗稿》、《高骈地稿集》。还有高迥的《安南地舆稿》，记叙安南地区的山川、风水、形势等内容。5但是，据越南学者考证，越南历史上多托名高骈之堪舆书，有的流传的高骈著作是伪作6。李朝英宗时期（1138—1175年）有《南北藩界地图》，记录越南国内山川形势风物，可惜此书已经失传7。
黎朝时期，出现的舆地之书是仿照中国古代地理书和地方志体例编撰而成。黎朝前期有阮廌撰《南越舆地志》，越南学者称之为越南地理学书籍之始，8此书又名《抑斋集·南越舆地志》，有进士阮天纵集注，进士李子晋通论，此书仿照中国地理书籍的编撰体例，记叙越南自泾阳王至黎朝的历代的位置、疆界、国号沿革以及各路府州县之人口、物产、风俗、人物等内容。9黎圣宗时期，越南进行了两次地界重新划定和地名更改：于光顺十年（1469年）将越南划分为十二承宣，洪德二十一年（1490年）再次分为十三承宣，黎圣宗命各承宣使堪查所辖地区之山川名胜、古今事迹等，画成地图，附注详明，递呈户部，综合编辑成《天下版图》，此乃黎朝最重要的地图集。洪德年间编撰的《天南余暇集》之《天下版图》也注明府县地名。今天越南汉喃研究院还藏有《洪德版图》。
1[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合校《大越史记全书》续编本纪卷3《黎纪》，第1081页。
2[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44。
3[越]武檰等编，阮俒校正《鼎锲大越历朝登科录》卷1。
4《高骈集》，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手抄本，编号R.1927。
5参见高迥《安南地舆稿》，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手抄本，编号R.1921。
6王小盾、刘春银、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第467页。
7[越]吴德寿《〈同庆地舆志〉：越南十九世纪末期一部地理学书籍》，吴德寿等翻译《同庆地舆志》，河内：世界出版社，2003年，卷首第37页。
8[越]吴德寿《同庆地舆志：越南十九世纪末期一部地理学书籍》，吴德寿同上书，卷首第37页。
9参见[越]阮廌《抑斋遗集》卷6，越南福溪堂藏板，1868年刻。
10参见[越]杨文安《乌州近录》，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编号A.263。
黎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地方志，无论从编撰体例，还是编写内容，都仿照中国地方志的编撰方法。同进士杨文安撰于莫朝景历年间（1548—1553年）的《乌州近录》，记载乌州地区（今属广平、广治、承天等省及广南省之奠盤府一带）的山川、海港、社村地名、课税、风俗、道路、渡口、寺庙、官制等10。榜眼黎贵惇撰于景兴三十七年（1776年）的《抚边杂录》六卷，在郑氏军队收复顺化、广南地区之后，作者作为顺化和广南道的参视、参赞，“经历山川，询访遗迹，寻阅旧例，蒐访人才，随手记云”，1遂成此书，记叙顺化和广南省的地理沿革、山川、城垒、道路、驿站、物产、税务、军队、人丁、风俗、人才、诗文等内容，是一部地方性志书。
除了编撰本国地理书外，黎朝还有学者编辑中国地志。探花阮辉■出使清朝时，得中国的《名胜全志》，并以此为蓝本，于景兴十年（1749年）节要编辑成《北舆辑览》，记叙清朝十五省的行政区划、名胜古迹、山川、城郭、关隘、桥梁、台阁、宫殿、庙宇等情况2。
到阮朝，各种地理志书不断出现，体例进一步完善。1833年潘辉注撰成《皇越地舆志》则是越南首次付梓的一部地理书3。阮朝最具代表性的是阮朝国史馆编撰和高春育总裁、刘德称等编修《大南一统志》，是仿照中国《大明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的体例编撰而成，以省为单位，记载各省的地界、形势、气候、城池、学校、户口、田土、课税、山川、物产、人物以及各府县的历代沿革等。而编撰于同庆时期（1886—1888年）的《同庆地舆志》二十五卷，则以县为单位，详细记载各地的山川、城池、地理、道路、风俗、物产等资料。
（5）科举文献
黎朝时期出现了各种科举文献，这些文献也是仿照中国各种科举文献的体例编撰而成的，而且编辑科举文献的人员都与科举有着直接的联系，或为进士，或为贡士、举人，或为科举中第者之朋友、亲戚。
关于中国科举名录文献，早在唐初就已经出现进士题名录，开始不过是记录同榜者的姓名、郡望、年龄、行第等，留作纪念。后有好事者就用这些
原始记录加以整理、扩充，发展成为记载科第的专门文献——《登科记》。中唐以后，出现了官方撰写的《登科记》。尔后历朝不仅编撰有登科记、登科录、同年录等科举名录，还将各科的试题、中第者的答卷汇编成册，刻印发行，如乡试录、会试录等。随着科举制度在越南的实行和发展，中国进士题名碑和科举名录的编撰体例也传入越南。
越南黎朝进士题名碑记是模仿中国明朝进士题名碑记之体例。黎贵惇《见闻小录》卷二载，越南进士题名碑始于黎圣宗洪德十五年（1484年），工部砻石，词臣撰记，中书属官书篆，“盖仿明制”。此后，黎朝几乎每科进士科均立有题名碑，歌颂统治者崇文选才的圣意，记载登科进士之姓名、籍贯、中第年龄等内容。后人高园斋将黎朝各科进士题名碑记搜集整理，编成《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记》一书。
越南李陈时期尚未出现科举名录，到黎朝已经出现有《登科录》、《乡试文选》、《会试文选》、《庭试文选》等科举文献，但绝大多数是进士科的文献。关于编辑这种科举文献的目的，是以“显士名臣，播在口碑，披卷可见，而事业无闻者，亦得以留名于后，使人知此县社鲁发科甲，自力于学”4，使有志之士览是书者，“得以为高山景行”5。黎朝时期的《登科录》的体例和编辑方法一如中国的登科录，其记载的内容与中国历代之《登科录》并无多大差别。
6如武檰等编辑、阮俒校正《登科录》的编撰方法是，“历科编次，彚以成书。盖凡姓、乡贯、年甲、家世与其宦业之所底，悉备见焉”。景兴年间（1740—1786
年）编的《秋比题名记》记载进士情况则更为简单，只在科目下列进士姓名及籍贯。
1[越]黎贵惇《抚边杂录·序》，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抄本，编号R.1605。
2王小盾、刘春银、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第286页。
3[越]吴德寿《同庆地舆志：越南十九世纪末期一部地理学书籍》，吴德寿同上书卷首第38页。
4黎贵惇《见闻小录》卷2。
5[越]武檰等编辑，阮俒校正《鼎锲大越历朝登科录》，序。
6[越]武檰等编辑，阮俒校正《鼎锲大越历朝登科录》，序。
7[越]佚名《乂静杂记》，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手抄本，编号A.93。
除了全国性的登科录外，黎阮时期还出现了地方性的登科录。一个省的登科录，有潘辉温编辑、潘辉浃校正的登科录多部，如《乂静杂记》，记载乂安、河静籍陈、黎、莫朝的状元、榜眼、探花、进士名单7；《山西登科考》，以县为单元记录山西省李朝至黎朝中第者之名单1；《山南历朝登科考》，以县为单位排列记录李朝至黎朝山南省登科者之名单2。一个县的登科录，则有杜谦斋撰于昭统元年（1787年）《东安县登科录》，记载兴安省快州府东安县自黎太宗大宝三年（1442年）壬戌科至景兴四十一年（1781年）辛丑科登科名单。3更有某一社或某一家族的登科录，重抄于1745年的《乐道社历朝登科考》，由本族人撰写，记载河内嘉林县乐道社杨族历代登科者名录，书中收录杨族始祖莫朝1547年丁未科状元杨福滋及第策文，并载有自莫朝至黎朝本族9世所出的1名状元、9名进士名单。4
黎朝还出现了记载某一科的科举文献，如永盛十三年（1717年）阮贵恩撰、进士阮贵德润色《正和进士题名碑记》，不仅收录正和二十四年（1703年）癸未科进士题名碑记，还收录有贺中第之账文、对联与唱和诗。5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在黎朝时期儒家思想已经在越南居于正统地位，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成为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越南人自幼学习中国历史，从而促进了中国历史知识在越南的普及，中国史学著作在越南的广泛流播，中国史学思想和编撰方法也因之传入越南，从而促进了越南史学的发展。黎朝时期越南史学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黎朝时期史学的发展与科举、教育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汉文经史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和教育促进了中国历史知识在越南的普及，为越南培养了大量史学人才，史学家多为进士出身，他们博览中国历史典籍，熟悉中国史书编撰方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越南史学的发展。
二是黎朝时期，史学家辈出，史学著作数量之多，体例之丰，居越南历代之首，既有编年体也有纪传体，既有贯通越南古今之通史，也有总览一代盛衰之断代史；既有记叙越南历代典章制度之政书、会典、律例，亦有各种登科录和科举文选；既有实录和人物传记，也有笔记小说、历史小说；既有
记叙越南历代山川名胜、人口、物产的舆地志，也有详略记载某一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物产的地方志；等等，种类多样，体例各异。
三是中国史学对越南影响至深至广，黎朝史学无论是史学家之史识、史才、史德等素质，还是史学著作之编纂体例、方法、史学笔法等无不受中国史学的影响。这时期所编撰的越南史书大多仿照中国史籍之编撰体例、方法，寓意笔法亦以儒家之正统思想为圭臬，中国史学移植到越南后，由于有统治者的提倡，科举与教育的推动，适应越南的本土文化而枝繁叶茂。
四是黎朝时期，由于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需要，大量中国史籍流入越南，成为士人学习和考试的重要材料，这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在越南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代史籍卷册浩繁，一般士人只是出于科举考试才学习中国历史，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精读中国历代典籍，所以一些士人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将篇幅巨大的中国史籍择其重要史实，编辑成简明扼要的节要本，以供科举士人学习和应试参考。也就是说，中国史籍传播到越南后，适应越南的国情，又编辑成为简约化的中国史书。此外，此时期越南也出现了简约化的中国地理书。这是中国史学在越南的本土化的表现。
作者简介：陈文，女，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州市，51 06 30）
1[越]佚名《山西登科考》，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手抄本，编号VHv.1289。
2[越]佚名《山南历朝登科考》，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手抄本，编号A.2176。
3王小盾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第86页。
4王小盾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第91页。
5[越]佚名《正和进士题名碑记》，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手抄本，编号A.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