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杨绛先生的新作《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并非作品内容，而在于作者的态度。
杨绛，本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随笔集《将饮茶》，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这个90多岁的老人，还天天坚持读书、写作和思考，着实令人感动。而能把人生的大喜大悲大感悟叙说得那么平和与冷静，像聊家常一样，面带微笑地娓娓道来，实在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读杨先生的文章，能够感受到一种文字之外的信息，感受到一种沉潜的定力，任何尘世繁华都无法令其动摇。但是，最难能可贵之处还不在此，最可贵最感人的是杨先生的真诚。无论做人还是作文，她都从不作秀，不自欺，不欺人，实事求是，朴实无华，无伪地面对一切。因此她的文章就具有了震撼力。
杨先生在她的书中，提出了一个似乎早有定论尽人皆知的问题，天真得像个孩子。这个问题肯定存在于很多人的心中，但是谁都不肯这样公然地提出来，就是怕别人笑话，怕别人说像孩子一样无知。可是，不正是一个孩子说出的真话才揭示了皇帝没穿衣服的真相吗？杨绛先生正是这样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孩子，一个90多岁的顽童。在
她功成名就的晚年，大胆地向世人袒露自己的困惑与无知，这是一种怎样的光明磊落、大智大勇！
在前言中，杨先生如此写道：“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这一段话点出了她要讨论的两大主题，一是人生的价值，二是灵魂的去向，前者指向生，后者指向死。我们读下去便知道，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在讨论人生的价值时，杨先生强调人生贯穿灵与肉的斗争，而人生的价值大致取决于灵对肉的支配。不过，这里的“灵”，并不是灵魂。杨先生说：“我最初认为灵魂当然在灵的一面。可是仔细思考之后，很惊讶地发现，灵魂原来在肉的一面。”读到这句话，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们常说的灵与肉的斗争，不就是灵魂与肉体的斗争吗？但是，接着我发现，她把“灵魂”和“灵”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是很有道理的。她说的灵魂，指不同于动物生命的人的生命，一个看不见的灵魂附在一个看得见的肉体上，就形成了一条人命，且各自称为“我”。据我理解，这个意义上的灵魂，相当于每一个人的内在的“自我意识”，它是人的个体生命的核心。在灵与肉的斗争中，表面上是肉在与灵斗，实质上是附于肉体的灵魂在与灵斗。所以，杨先生说：“灵魂虽然带上一个‘灵’字，并不灵，只是一条人命罢了。”我们不妨把“灵”字去掉，名之为“魂”，也许更确切。
关于灵魂的有无及灵与肉的关系，大概是一个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就困惑折磨着人类至今仍然使人困惑并备受折磨的问题。但由于时间太久，争议太大，所以人们都不愿意再讨论它，甚至不愿再想它。因为，讨论不会有结果，想也无益，甚至还会招来讥笑和麻烦。就连勤于思索勇于追求的孔老夫子，似乎也不大愿意涉及这一话题。对于长久无果的问题，聪明人往往采取放弃或回避的态度，也算是一种解脱。但杨先生却执著地要弄清她所不明白的事情，不耻向晚辈请教；即使到了人生的边上，也还是要回过头来，向浑浑噩噩的世人发出振聋发聩的一问。
其实，对于灵魂的有无，杨先生已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以其一生的实践，以其诚笃的科学的人生态度和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不过使杨先生痛心的是：“当今之世，人性中的灵性良心，迷蒙在烟雨云雾间。”这位九十六岁的老人依然心明眼亮，对这个时代偏离神明指引的种种现象看得一清二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人世间只成了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战场，穷人、富人有各自操不完的心，都陷在苦恼之中„„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好人更苦：“你想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处吃亏„„”不难看出，杨先生说的
是她的切身感受。她不禁发出悲叹：“曾为灵性良心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
况且我们还看到，命运惯爱捉弄人，小人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可以欺世盗名，有品德的人一生困顿不遇，这类事例数不胜数。“造化小儿的胡作非为，造成了一个不合理的人世。”这就使人对上天的神明产生了怀疑。然而，杨先生不赞成怀疑和绝望，她说：“我们可以迷惑不解，但是可以设想其中或有缘故。因为上天的神明，岂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呢。”进而设问：“让我们生存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能是世人的归宿处吗？又安知这个不合理的人间，正是神明的大自然故意安排的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杨先生的潜台词是：这个人世间可能只是一个过渡，神明给人安排的真正归宿处可能在别处。在哪里呢？她没有说，但我们可设想的只能是类似佛教的净土、基督教的天国那样的所在了。
这一点推测，可由杨先生关于灵魂不灭的论述证明。她指出：人需要锻炼，而受锻炼的是灵魂，肉体不过是中介，锻炼的成绩只留在灵魂上；灵魂接受或不接受锻炼，就有不同程度的成绩或罪孽；人死之后，肉体没有了，但灵魂仍在，锻炼或不锻炼的结果也就仍在。她的结论是：“所以，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杨先生的诚实和认真，着实令人感动。但不止于此，她还是敏锐和勇敢的，她的敏锐和勇敢令人敬佩。由于中国二千多年传统文化的实用品格，加上几十年的唯物论宣传和教育，人们对于看不见、
摸不着的东西往往不肯相信，甚至毫不关心。杨先生问得好：“‘真、善、美’看得见吗？摸得着吗？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是只能心里明白吗？信念是看不见的，只能领悟。”我们的问题正在于太“唯物”了，只承认物质现实，不相信精神价值，于是把信仰视为迷信。她所求教的那些“聪明的年轻人”都是“先进知识分子”，大抵比她小一辈，其实也都是老年人了，但浸染于中国的实用文化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对精神事物都抱着不思、不信乃至不屑的态度。杨先生尖锐地指出：“什么都不信，就保证不迷吗？”“他们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凡是对我们时代的状况有深刻忧虑和思考的人都知道，杨先生的这番话多么切中时弊，不啻是醒世良言。这个时代有种种问题，最大的问题正是信仰的缺失。
杨先生讨论哲学，只和自己讨论。她的讨论与学术无关，甚至与她暂时栖身的这个热闹世界也无关。她讨论的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同时是她自己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她是在为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做准备。走到人生边上，她要想明白留在身后的是什么，前面等着她的又是什么。她的心态和文字依然平和，平和中却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勇敢和敏锐。她如此诚实，以至于经常得不出确定的结论，却得到了可靠的真理。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
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我无法不惊异于杨先生的敏锐，这位九十六岁的老人实在比绝大多数比她年轻的人更年轻，心智更活泼，精神更健康。尼采有言：“句子的步态表明作者是否疲倦了。”我们可以看出，杨先生在写这些文章时是怎样地毫不疲倦，精神饱满，兴趣盎然，遣词造句、布局谋篇是怎样地胸有成竹，收放自如，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些文章是一位九十六岁的老人写的吗？不可能。杨先生真是年轻！
读了杨绛先生的新作《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并非作品内容，而在于作者的态度。
杨绛，本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随笔集《将饮茶》，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这个90多岁的老人，还天天坚持读书、写作和思考，着实令人感动。而能把人生的大喜大悲大感悟叙说得那么平和与冷静，像聊家常一样，面带微笑地娓娓道来，实在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读杨先生的文章，能够感受到一种文字之外的信息，感受到一种沉潜的定力，任何尘世繁华都无法令其动摇。但是，最难能可贵之处还不在此，最可贵最感人的是杨先生的真诚。无论做人还是作文，她都从不作秀，不自欺，不欺人，实事求是，朴实无华，无伪地面对一切。因此她的文章就具有了震撼力。
杨先生在她的书中，提出了一个似乎早有定论尽人皆知的问题，天真得像个孩子。这个问题肯定存在于很多人的心中，但是谁都不肯这样公然地提出来，就是怕别人笑话，怕别人说像孩子一样无知。可是，不正是一个孩子说出的真话才揭示了皇帝没穿衣服的真相吗？杨绛先生正是这样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孩子，一个90多岁的顽童。在
她功成名就的晚年，大胆地向世人袒露自己的困惑与无知，这是一种怎样的光明磊落、大智大勇！
在前言中，杨先生如此写道：“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这一段话点出了她要讨论的两大主题，一是人生的价值，二是灵魂的去向，前者指向生，后者指向死。我们读下去便知道，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在讨论人生的价值时，杨先生强调人生贯穿灵与肉的斗争，而人生的价值大致取决于灵对肉的支配。不过，这里的“灵”，并不是灵魂。杨先生说：“我最初认为灵魂当然在灵的一面。可是仔细思考之后，很惊讶地发现，灵魂原来在肉的一面。”读到这句话，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们常说的灵与肉的斗争，不就是灵魂与肉体的斗争吗？但是，接着我发现，她把“灵魂”和“灵”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是很有道理的。她说的灵魂，指不同于动物生命的人的生命，一个看不见的灵魂附在一个看得见的肉体上，就形成了一条人命，且各自称为“我”。据我理解，这个意义上的灵魂，相当于每一个人的内在的“自我意识”，它是人的个体生命的核心。在灵与肉的斗争中，表面上是肉在与灵斗，实质上是附于肉体的灵魂在与灵斗。所以，杨先生说：“灵魂虽然带上一个‘灵’字，并不灵，只是一条人命罢了。”我们不妨把“灵”字去掉，名之为“魂”，也许更确切。
关于灵魂的有无及灵与肉的关系，大概是一个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就困惑折磨着人类至今仍然使人困惑并备受折磨的问题。但由于时间太久，争议太大，所以人们都不愿意再讨论它，甚至不愿再想它。因为，讨论不会有结果，想也无益，甚至还会招来讥笑和麻烦。就连勤于思索勇于追求的孔老夫子，似乎也不大愿意涉及这一话题。对于长久无果的问题，聪明人往往采取放弃或回避的态度，也算是一种解脱。但杨先生却执著地要弄清她所不明白的事情，不耻向晚辈请教；即使到了人生的边上，也还是要回过头来，向浑浑噩噩的世人发出振聋发聩的一问。
其实，对于灵魂的有无，杨先生已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以其一生的实践，以其诚笃的科学的人生态度和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不过使杨先生痛心的是：“当今之世，人性中的灵性良心，迷蒙在烟雨云雾间。”这位九十六岁的老人依然心明眼亮，对这个时代偏离神明指引的种种现象看得一清二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人世间只成了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战场，穷人、富人有各自操不完的心，都陷在苦恼之中„„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好人更苦：“你想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处吃亏„„”不难看出，杨先生说的
是她的切身感受。她不禁发出悲叹：“曾为灵性良心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
况且我们还看到，命运惯爱捉弄人，小人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可以欺世盗名，有品德的人一生困顿不遇，这类事例数不胜数。“造化小儿的胡作非为，造成了一个不合理的人世。”这就使人对上天的神明产生了怀疑。然而，杨先生不赞成怀疑和绝望，她说：“我们可以迷惑不解，但是可以设想其中或有缘故。因为上天的神明，岂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呢。”进而设问：“让我们生存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能是世人的归宿处吗？又安知这个不合理的人间，正是神明的大自然故意安排的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杨先生的潜台词是：这个人世间可能只是一个过渡，神明给人安排的真正归宿处可能在别处。在哪里呢？她没有说，但我们可设想的只能是类似佛教的净土、基督教的天国那样的所在了。
这一点推测，可由杨先生关于灵魂不灭的论述证明。她指出：人需要锻炼，而受锻炼的是灵魂，肉体不过是中介，锻炼的成绩只留在灵魂上；灵魂接受或不接受锻炼，就有不同程度的成绩或罪孽；人死之后，肉体没有了，但灵魂仍在，锻炼或不锻炼的结果也就仍在。她的结论是：“所以，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杨先生的诚实和认真，着实令人感动。但不止于此，她还是敏锐和勇敢的，她的敏锐和勇敢令人敬佩。由于中国二千多年传统文化的实用品格，加上几十年的唯物论宣传和教育，人们对于看不见、
摸不着的东西往往不肯相信，甚至毫不关心。杨先生问得好：“‘真、善、美’看得见吗？摸得着吗？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是只能心里明白吗？信念是看不见的，只能领悟。”我们的问题正在于太“唯物”了，只承认物质现实，不相信精神价值，于是把信仰视为迷信。她所求教的那些“聪明的年轻人”都是“先进知识分子”，大抵比她小一辈，其实也都是老年人了，但浸染于中国的实用文化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对精神事物都抱着不思、不信乃至不屑的态度。杨先生尖锐地指出：“什么都不信，就保证不迷吗？”“他们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凡是对我们时代的状况有深刻忧虑和思考的人都知道，杨先生的这番话多么切中时弊，不啻是醒世良言。这个时代有种种问题，最大的问题正是信仰的缺失。
杨先生讨论哲学，只和自己讨论。她的讨论与学术无关，甚至与她暂时栖身的这个热闹世界也无关。她讨论的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同时是她自己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她是在为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做准备。走到人生边上，她要想明白留在身后的是什么，前面等着她的又是什么。她的心态和文字依然平和，平和中却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勇敢和敏锐。她如此诚实，以至于经常得不出确定的结论，却得到了可靠的真理。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
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我无法不惊异于杨先生的敏锐，这位九十六岁的老人实在比绝大多数比她年轻的人更年轻，心智更活泼，精神更健康。尼采有言：“句子的步态表明作者是否疲倦了。”我们可以看出，杨先生在写这些文章时是怎样地毫不疲倦，精神饱满，兴趣盎然，遣词造句、布局谋篇是怎样地胸有成竹，收放自如，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些文章是一位九十六岁的老人写的吗？不可能。杨先生真是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