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案近年呈高发态势
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之间旷日持久的商业秘密侵权纠纷就是例证。
去年11月13日，网上一份题为《工程机械行业之耻：三一重工三爆商业间谍案》的帖子提到了三起间谍案：
2009年10月，三一重工设立新洛普咨询公司，非法窃取中联重科等34家同行的商业秘密;2011年6月，三一重工雇用黑客组织，攻击中联重科OA系统窃取商业秘密;2012年11月，三一重工在本地高校毕业生中发展商业间谍，通过派遣间谍用技术手段窃取中联重科的商业秘密。
对此，三一重工宣传文化部部长陈志婷回应说：“网上恶意攻击我们的人有很多，我们感到莫名其妙。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
中联重科则在今年6月份就三起“间谍门”发布了独立董事调查结果，署名的四名独立董事分别是：刘长琨、王志乐、连维增、钱世政。算是对媒体的正面回应。
记者试图追问清楚去年发生在两家企业之间，广受媒体关注的，经湖南汉寿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的一起商业秘密侵权案，但结果并不理想。
该案大致情况是，犯罪嫌疑人三一重工员工黄某、中联重科原员工甘某，涉嫌利用盗用中联重科员工账号的方式，入侵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分公司售后服务计算机系统，非法获取中联重科商业信息数据，犯罪嫌疑人三一重工员工刘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黄某、刘某被汉寿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后变更为取保候审;甘某被汉寿县公安局监视居住，后因期限届满被解除监视居住。
对于此案，中联重科品牌宣传部长部长王旭虹表示：“我们会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进展情况以公告为主。”
徐新明律师分析称：“按照司法实践来看，如果拘留满37天，公安机关掌握的证据不足，就无法申请到检察机关的逮捕令，必须变更强制措施，比如取保候审。”他认为，商业秘密侵权案的举证工作是非常繁复的，从目前披露的进展情况看，该案依然在收集证据阶段，具体结果如何还要看下一步侦查的情况。
有不完全统计显示，2008年全年侵害商业机密的案件达到200起，2009年全年上升到253起。
近两年虽然尚没有见到具体统计数据，但在北京市律师协会官方网站——首都律师所提供的北大法宝法律检索系统中，《企业观察报》记者看到，中国法院裁判文书数据库收集了917条有关商业机密的纠纷案例。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唐青林，这位商业机密法律领域资深律师介绍说，这个数据库收集的案例，其实仅是全国所有案例的冰山一角。据唐青林的直观感受，近年来接手的有关商业机密侵权的法律纠纷案越来越多，而且平日接到的有关商业机密侵权事件的问询电话也越来越多，涉及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中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城市也开始出现。
北京市律师协会专利法律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识产权部主任徐新明近年来也对商业泄密案件感到“应接不暇”。徐新明多年来一直接手侵害商业机密方面的案件，因这类案件审理难度大，审理周期长，接手一个案子，往往需调动整个团队来一起完成，所以如今他们非常繁忙。
案件高发的四大主因
对此，唐青林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越是稳定趋好，市场经营活动的活跃程度加强，出现侵犯商业机密等不正当行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法院此类案件的收案量就随之上升。”这在国外是得到了验证的。
孔祥俊对各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研情况也显示，2006-2009年，3年间审结商业机密案件超过100件的地区有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广东这几个经济较发达的省市，超过50件但未达到100件的地区是浙江、海南、吉林、贵州等，经济欠发达的省市则未受理商业机密案件。
即便是在同一省级行政区划内，商业机密案件也相对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福建省的商业机密案件高度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如福州、厦门和泉州，三地收案量占全省商业机密纠纷案件的85%以上。广东省法院新收的商业机密案件也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中深圳收案量占全省的33.34%。
商业机密纠纷案高发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与企业与个人的逐利欲望有较大关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需要先进的技术做支撑。情急之下，一些商业道德不高的企业或者个人就想走捷径，不惜违法，用低价的方略获取高昂的技术秘密。”
徐新民说，商业机密案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秘密，比如生产工艺、核心设备参数、设计方案、产品配方、制作工艺等;一类是经营管理秘密，如客户名单、产品价格体系构成、销售渠道、货源情报、管理诀窍、经营策略等。徐新民将审理过的案件进行分析总结后发现，技术秘密的侵权案件要多于经营管理类秘密的侵权案，化工、医药等行业的技术秘密侵权案尤其高发。
徐新民认为，在化工、医药等行业，企业如走正常的研发途径，不仅需要有杰出的人才，具备一定水平的研发实力，而且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进行旷日持久的研发，经历漫长的技术升级过程。即便如此，很多企业在历经多年努力后仍会以失败告终。走正常技术许可的路线也需要支付高昂的许可费。于是一些企业就想走“拿来主义”的捷径。
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高薪或者优厚的待遇吸引竞争对手企业的技术人员，带着技术秘密到自己公司就职，另一方面是直接花钱贿赂竞争对手公司的相关人员，里应外合，窃取对方的技术秘密。
“我接手过一个案例，一个涉案的工程师仅仅是为了筹办婚礼的资金，便不惜冒着风险窃取技术信息，卖给竞争对手获取资金，最终落入法网。”唐青林说。
商业机密侵权案高发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法律惩处方面存在一些漏洞。
北京联德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方面的律师蒋洪义表示，多年来，商业机密案件的处理一直存在着“先刑后民”、“重刑轻民”的不正常现象。一些不道德的市场主体，常常假借商业机密被侵害的名义，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下，滥用公权力来恶意打击竞争对手。
蒋洪义分析，一方面，在现行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下，侵害商业机密案件难以取证、举证，所以很多权利人，较难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得到有效救济，只能走刑事路径;另一方面，商业机密的刑事保护又过于泛滥，公权力对于商业机密保护有时显得过多和介入过度。这也诱使一些不道德的市场主体滥用公权力来恶意打击竞争对手。
“在刑事程序中，公安机关把侵权嫌疑人抓起来后，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抓错人，或者为了避免承担因抓错人而产生的国家赔偿责任，会尽力与其所委托的鉴定机构进行沟通，千方百计拿到对自己有利的鉴定结论，这样就难以保障办案的公正性，难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徐新民说。
密案近年呈高发态势
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之间旷日持久的商业秘密侵权纠纷就是例证。
去年11月13日，网上一份题为《工程机械行业之耻：三一重工三爆商业间谍案》的帖子提到了三起间谍案：
2009年10月，三一重工设立新洛普咨询公司，非法窃取中联重科等34家同行的商业秘密;2011年6月，三一重工雇用黑客组织，攻击中联重科OA系统窃取商业秘密;2012年11月，三一重工在本地高校毕业生中发展商业间谍，通过派遣间谍用技术手段窃取中联重科的商业秘密。
对此，三一重工宣传文化部部长陈志婷回应说：“网上恶意攻击我们的人有很多，我们感到莫名其妙。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
中联重科则在今年6月份就三起“间谍门”发布了独立董事调查结果，署名的四名独立董事分别是：刘长琨、王志乐、连维增、钱世政。算是对媒体的正面回应。
记者试图追问清楚去年发生在两家企业之间，广受媒体关注的，经湖南汉寿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的一起商业秘密侵权案，但结果并不理想。
该案大致情况是，犯罪嫌疑人三一重工员工黄某、中联重科原员工甘某，涉嫌利用盗用中联重科员工账号的方式，入侵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分公司售后服务计算机系统，非法获取中联重科商业信息数据，犯罪嫌疑人三一重工员工刘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黄某、刘某被汉寿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后变更为取保候审;甘某被汉寿县公安局监视居住，后因期限届满被解除监视居住。
对于此案，中联重科品牌宣传部长部长王旭虹表示：“我们会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进展情况以公告为主。”
徐新明律师分析称：“按照司法实践来看，如果拘留满37天，公安机关掌握的证据不足，就无法申请到检察机关的逮捕令，必须变更强制措施，比如取保候审。”他认为，商业秘密侵权案的举证工作是非常繁复的，从目前披露的进展情况看，该案依然在收集证据阶段，具体结果如何还要看下一步侦查的情况。
有不完全统计显示，2008年全年侵害商业机密的案件达到200起，2009年全年上升到253起。
近两年虽然尚没有见到具体统计数据，但在北京市律师协会官方网站——首都律师所提供的北大法宝法律检索系统中，《企业观察报》记者看到，中国法院裁判文书数据库收集了917条有关商业机密的纠纷案例。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唐青林，这位商业机密法律领域资深律师介绍说，这个数据库收集的案例，其实仅是全国所有案例的冰山一角。据唐青林的直观感受，近年来接手的有关商业机密侵权的法律纠纷案越来越多，而且平日接到的有关商业机密侵权事件的问询电话也越来越多，涉及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中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城市也开始出现。
北京市律师协会专利法律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识产权部主任徐新明近年来也对商业泄密案件感到“应接不暇”。徐新明多年来一直接手侵害商业机密方面的案件，因这类案件审理难度大，审理周期长，接手一个案子，往往需调动整个团队来一起完成，所以如今他们非常繁忙。
案件高发的四大主因
对此，唐青林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越是稳定趋好，市场经营活动的活跃程度加强，出现侵犯商业机密等不正当行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法院此类案件的收案量就随之上升。”这在国外是得到了验证的。
孔祥俊对各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研情况也显示，2006-2009年，3年间审结商业机密案件超过100件的地区有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广东这几个经济较发达的省市，超过50件但未达到100件的地区是浙江、海南、吉林、贵州等，经济欠发达的省市则未受理商业机密案件。
即便是在同一省级行政区划内，商业机密案件也相对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福建省的商业机密案件高度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如福州、厦门和泉州，三地收案量占全省商业机密纠纷案件的85%以上。广东省法院新收的商业机密案件也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中深圳收案量占全省的33.34%。
商业机密纠纷案高发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与企业与个人的逐利欲望有较大关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需要先进的技术做支撑。情急之下，一些商业道德不高的企业或者个人就想走捷径，不惜违法，用低价的方略获取高昂的技术秘密。”
徐新民说，商业机密案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秘密，比如生产工艺、核心设备参数、设计方案、产品配方、制作工艺等;一类是经营管理秘密，如客户名单、产品价格体系构成、销售渠道、货源情报、管理诀窍、经营策略等。徐新民将审理过的案件进行分析总结后发现，技术秘密的侵权案件要多于经营管理类秘密的侵权案，化工、医药等行业的技术秘密侵权案尤其高发。
徐新民认为，在化工、医药等行业，企业如走正常的研发途径，不仅需要有杰出的人才，具备一定水平的研发实力，而且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进行旷日持久的研发，经历漫长的技术升级过程。即便如此，很多企业在历经多年努力后仍会以失败告终。走正常技术许可的路线也需要支付高昂的许可费。于是一些企业就想走“拿来主义”的捷径。
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高薪或者优厚的待遇吸引竞争对手企业的技术人员，带着技术秘密到自己公司就职，另一方面是直接花钱贿赂竞争对手公司的相关人员，里应外合，窃取对方的技术秘密。
“我接手过一个案例，一个涉案的工程师仅仅是为了筹办婚礼的资金，便不惜冒着风险窃取技术信息，卖给竞争对手获取资金，最终落入法网。”唐青林说。
商业机密侵权案高发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法律惩处方面存在一些漏洞。
北京联德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方面的律师蒋洪义表示，多年来，商业机密案件的处理一直存在着“先刑后民”、“重刑轻民”的不正常现象。一些不道德的市场主体，常常假借商业机密被侵害的名义，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下，滥用公权力来恶意打击竞争对手。
蒋洪义分析，一方面，在现行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下，侵害商业机密案件难以取证、举证，所以很多权利人，较难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得到有效救济，只能走刑事路径;另一方面，商业机密的刑事保护又过于泛滥，公权力对于商业机密保护有时显得过多和介入过度。这也诱使一些不道德的市场主体滥用公权力来恶意打击竞争对手。
“在刑事程序中，公安机关把侵权嫌疑人抓起来后，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抓错人，或者为了避免承担因抓错人而产生的国家赔偿责任，会尽力与其所委托的鉴定机构进行沟通，千方百计拿到对自己有利的鉴定结论，这样就难以保障办案的公正性，难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徐新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