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史讲义
新中国外交史讲义
来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网（www.sinoir.com
目录： 概 论
第一单元、新中国外交的缘起与形成（1949-19550）
第1节：新中国对外政策的缘起
第2节：建交方针的提出与实践
第3节：抗美援朝与援越抗法
第4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意义
第二单元、发展与动荡的十年（1956-1965）
第1节：中共八大外交方针的提出。
第2节：中苏关系的发展与衰落
第3节：中美关系
第4节：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第三单元、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1965-1977）
第1节：文革对中国外交的冲击和影响。
第2节、中苏边界冲突与中美缓和
第3节：中国外交的发展与挫折。
第四单元、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的转型（1978-1989）
第1节：清除
第2节：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其曲折发展
第3节、中苏关系正常化
第五单元、冷战后中国外交概论
第1节：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战略
第2节：冷战后中国对外关系的新格局。
第3节：新世纪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基本问题极左外交的影响
概 论
三课时
一、讲授和研究的目的。（50分钟）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中国对外关系。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外交关系；二，以中国共产党为行为者的政党外交关系；三，特殊形式的非政府对外关系，“人民外交”所形成的对外关系，它是国家外交的重要方面和补充。 是中国人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重要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首先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2)学习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是认识自己以及自己与世界之的系的重要部分和重要环节。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必定会对中国当今和今后的对外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学科研究概况。（50分钟）全面介绍有关研究的现状，目的是说明现在教授的内容是很不够的，深度和范围都不够。希望能够在学习中积极参与，独立思考，积极讨论和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教研领域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20年来，经过学术界不断的努力，中国外交史的教研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研究中国外交史的群体最初主要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其一是国家外交部门（如外交部的外交史研究室、《当代中国外交》编写组）及所属院校（如外交部所属外交学院）中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员。这支队伍已经出版了很有分量的通史类著作，着重从国家外交的角度，归纳、描述和介绍中国外交的发展演变过程。另一群体是党史研究工作者，他们的成果侧重于重大事件和决策的专题研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加入到教研的行列。中国外交史研究是因政治宣传和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特点对研究的影响是明显的。如研究中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辨等。这些特点表现在研究成果中则是欠缺独立思考，不重视学术规范，以及文化品味不高等。总而言之，中国外交史研究还是一块刚开始开垦的处女地。
三、关于时期的划分与重点。（50分钟）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建国到1978年；第二阶段从11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第一阶段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建国到1955年是形成时期；中共八大到1965年是发展与探索时期；1966年以后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二个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1届三中全会到冷战结束；冷战结束至今。
第四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意义
三课时
1、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50分钟）
朝鲜停战后， 1954年4月在日内瓦召开了由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分，参加讨论重大国际问题，也是中国第一次通过大型多边的国际会议，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1）决定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原因主要是1951年开始，工作中心逐步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周边形势恶化和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在增加。在以上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从1952年开始提出了新的安全战略构想，并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主要内容就是缓和周边形势，争取在周边建立和平缓冲地区，相应地提出了“和平统一战线”政策。在这个背景下，参加日内瓦会议促成印度支那停战，不是一个孤立的、临时的、和局部的停战问题，是中国外交战略转变的一个重大的关键的步骤，它决定了中国对会议中一系列洞达问题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一些重大的外交决策。
（2）促成印度支那停战日内瓦会议要讨论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朝鲜问题，4月26日开始，6月15日结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第二个是印度支那问题。5月8日召开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在讨论过程中，中国的政策实际上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坚决促成印度支那停战；二是决定打开外交大门。周恩来负责会议准备工作，在2月初步提出会议方针：“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力求不使日内瓦会议无结果而散。在具体方案上，设想了5种方案：1，就地停战、2，在统一选举基础上建立联合政府、3，北纬16度划线分治、4，先划区再停战、5联合国托管。周恩来提出，最上策是争取划线停战的方案。方案获批准。会议期间周恩来做了艰巨的说服工作，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法、越双方终于达成妥协，以17度线为界停战。经过前后长达75天的讨论，在7月21日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有关各方终于达成了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和三个停战协定并发表了最后宣言，只有美国拒绝在最后宣言上签字，。
（3）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成功的意义 有三个重要的意义：促成印度支那停战，使国际形势进一步的缓和，巩固了中国南部边陲的安全，为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打破美国孤立和遏制政策的重要一步，中美两国代表也就双方公民回国问题进行了接触；日内瓦会议成功的实践促使中共中央决定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坚定了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信心，下决心打开大门。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主要内容（50分钟）
（1）提出与主要内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是在同印度谈判中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印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希望双方以五项原则为基础妥善处理。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1954年6月25日至29日，周恩来借日内瓦会议休会，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都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关各方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并倡议将其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其中改了一句，平等互惠改成了平等互利。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他说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至万隆会议时将表述方式最后确定下来，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条成为一个有机体，概括出中国倡议的新型国家关系准则。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渊源。
列宁首先提出和平共处思想，中心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以和平相处，存在一个互相不使用武力的和平时期，他们可以和平共处，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进行正常的国家交往。斯大林提出了三大矛盾的学说，认为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等等矛盾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超过了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的同盟军。思想根源是中国近代以来建立平等的国际秩序的追求。在中国近代的先进思想中，包含着大量追求国与国之间平等的思想。中共继承了中国近代的平等思想。
（3）提出的背景。
首先，新中国外交包含着与生俱来的过渡性，新中国外交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的，复杂的经历形成了独特的经验，运用到后来的国家外交实践中便展现出处理对外关系的行为特征。其次，国内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和平的周边环境，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第三，中国领导人对有关问题的重新认识，其一是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其二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在今天看来是很简单的结论，在当时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
（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意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原则的最终形成和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为处理与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提出的，但它提出之后很快就彼中国领导人当作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普遍准则。从长远发展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具生命力的政策。经过50年实践的检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而且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3、中国参加万隆会议。（50分钟）
中国参加万隆会议是新的和平外交方针的具体落实，万隆会议中中国代表团的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证明了“求同存异”的原则在外交实践中是行之有效的。中国参加这次会议并取得成功，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2节：中苏关系的发展与衰落
二课时
1、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的发展（50分钟）
这10年中苏关系几乎与中国外交动荡相伴始终，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1958年，中苏关系一直是友好和密切的。两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合作。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一度弥合了双方在历史上的误解和分歧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期间，中苏签署了七个重要文件，其中包括苏军从旅顺口的海军基地撤退，并于1955年5月31日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以及将1950年和1951年创办的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交给中国。赫鲁晓夫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还就国际形势问题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相当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推动中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帮助和支持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渡过了政治难关。苏共中央承认，它以往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党际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至少在表面上，苏共中央接受了中共领导人一贯倡导的国与国、党与党之间必须平
等相处、互相尊重的原则。 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主要是经过中共和苏共的共同努力，会议基本达到了增强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和扭转波兰匈牙利事件后的形势的目的。会议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中苏关系也因此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中苏分歧的产生及其背景。
主要是分析分歧和矛盾的发生、内容和同盟的衰落。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59年10月北京会晤是中苏关系走向衰落的转折。（1）1956——1957年中苏的分歧与矛盾，主要围绕国际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展开的，包括苏共20大的影响、波匈事件的影响、莫斯科会议上的分歧的影响，等等。另一方面八大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开始出现波动，在其他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影响下，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对各种国际力量对比的估计开始发生变化。首先，50年代中期，亚非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继续向前发展。其次是资本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特别是美、英、法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增长。第三是总的来看，当时社会主义力量依然充满朝气，在两大阵营的斗争中社会主义阵营占据着相对主动的地位。最后，由于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发生，前一时期出现的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势头被打断了，两大阵营的关系，中国同美国的关系都重新紧张起来。这些因素使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都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2）1958至1959年10月是中苏关系的转折。从1958到1959年，在经历了一系列分歧和冲突以后，中苏关系发生逆转。从过程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在安全与军事合作领域的分歧。
2，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主要是对美国关系上的分歧。中苏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分歧在1959年进一步扩大，发展到双方已经无法在战略层次上协调政策，当时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对美政策。
3，在中国“大跃进”问题上的分歧。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为了顺利贯彻“大跃进”政策和相应的对外政策，毛泽东在党内进一步批评了那些强调苏联经验的人。上述历史背景、庐山会议等与赫鲁晓夫对当时中国内外政策的批评混合在一起，导致了毛泽东将赫鲁晓夫的言行同中共党内的斗争联系起来，加剧了中苏矛盾。
3、中苏论战及其影响。（50分钟）
从1960年至1964年，是中苏同盟走向破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苏经历了一些的考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外部，都出现了新的挑战、新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争论日益尖锐激烈，两国在对外政策、安全事务等领域的矛盾、分歧不断发生，并逐步被导入到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最终使同盟彻底破裂。意识形态、战略利益、对外政策、国内政策等等分歧、矛盾，几乎是同时发生，同时存在，在不同的时期，有的矛盾突出一些，有的矛盾有所缓和或暂时消失，但一直是互相影响、互相刺激的，当一切分歧与矛盾被归结为或上升为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时，在那个时代矛盾就很难解决了。（1）1960年春到1961年夏季，是意识形态论战的初期。其中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包括：1960年6月24日至26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是中苏公开论战的第一个战场。随后是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1960年11月十月革命43周年时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会议，中苏关系有所缓和。
（2）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导致关系又一次开始恶化，不过中苏对双方的分歧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逐步侵蚀、冲击中苏关系，维持两国关系的愿望终于未能经受住冲击。10月28日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的退让而告结束。10月发生的美苏古巴导弹危机也成了
中苏矛盾的催化剂。 11月19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肯定了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从而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立刻着手反击中国在危机期间对苏联政策的批评。从11月起相继召开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的党代表大会上，苏联及其盟友对中国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中共中央进行了反击，从12月15日至次年3月8日，相继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和《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等七篇文章进行反驳。至此，中苏论战实际上已经开始。
（3）中苏论战持续到1963年初。5月6 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苏联，并于5月9日通知苏联。双方最后商定，会谈于7月5 日开始。中苏两党会谈在7月5日开始。他们除了继续争论外，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布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苏联全国范围内传达，逐条批驳了中共提出的建议。这封公开信，就苏联方面而言，在论战中同样起到了总纲领的作用。7月20日，中苏发表公报，宣布会谈失败。破裂的重要背景是苏联在中苏会谈的同时，邀请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到莫斯科，谈判签署核禁试条约。7月25日，苏联在未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中国领导人猛烈地抨击苏联苏联企图与美国共同“统治世界，要全世界都听他们的命令”。
（4）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通常简称为“九评”），全面抨击苏共的对内对外政策。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这样，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高潮。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着中苏论战，他在中苏论战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成为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
2、中美大使级会谈。（50分钟）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中国领导人的声明是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它表明中国希望在缓和周边形势的同时，也采取措施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表明缓和意愿的声明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杜勒斯于三天后（4月26日）表示，美国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 7月中旬，经英方斡旋，中美双方确定将原在日内瓦举行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一度极为紧张的中美关系终于有所和缓。8月1日，首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双方就会谈的两项议程达成协议：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大使级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1日至9月1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首先讨论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历时40天，会谈14次，双方终于达成了遣返平民的协议。第二阶段从9月14日开始，中方代表建议立即进入第二项议程的讨论，并提出解除禁运和准备高一级会谈两个议题。中方希望通过消除禁运和外长会谈，寻求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进两国来往，改善相互关系。中方代表提出两个原则性声明：1，中国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其次，中美之间不使用武力，绝不能同中国用和平的或武力的方式解放台湾的内政问题混为一谈；3，中国政府一再声明愿在可能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决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议题。美方则以“互不使用武力”问题未达成协议和美国在华犯人未全部释放等两个理由，拒绝讨论中方建议。尽管中方作出努力，双方始终未能就第二项议程的谈判达成任何协议。 1956年9月至1957年12月，中方先后提出过关于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关于中美两国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进行新闻采访、关于彼此给予司法协助等协议声明草案，想以此推动会议前进。对中方这些积极的提案，美方一直拒绝讨论。在1957年12月12日第73次会议上，美方企图单方面降低会谈级别，会谈从僵局发展到中断。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表明，美国执意奉行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其中冻结台湾地区现状，制造“两个中国”，是其重要手段。美国需要的是使两岸分离的状态固定化，甚至永久化，谈判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不要因为台海紧张而将美国拖入军事
冲突。所以美国可以接一些具体问题，如人员互相准许回国。对于中国来说，当时主要是为了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会谈虽然没有早台湾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结果，但对缓和中美间的紧张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外交史讲义
新中国外交史讲义
来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网（www.sinoir.com
目录： 概 论
第一单元、新中国外交的缘起与形成（1949-19550）
第1节：新中国对外政策的缘起
第2节：建交方针的提出与实践
第3节：抗美援朝与援越抗法
第4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意义
第二单元、发展与动荡的十年（1956-1965）
第1节：中共八大外交方针的提出。
第2节：中苏关系的发展与衰落
第3节：中美关系
第4节：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第三单元、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1965-1977）
第1节：文革对中国外交的冲击和影响。
第2节、中苏边界冲突与中美缓和
第3节：中国外交的发展与挫折。
第四单元、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的转型（1978-1989）
第1节：清除
第2节：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其曲折发展
第3节、中苏关系正常化
第五单元、冷战后中国外交概论
第1节：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战略
第2节：冷战后中国对外关系的新格局。
第3节：新世纪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基本问题极左外交的影响
概 论
三课时
一、讲授和研究的目的。（50分钟）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中国对外关系。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外交关系；二，以中国共产党为行为者的政党外交关系；三，特殊形式的非政府对外关系，“人民外交”所形成的对外关系，它是国家外交的重要方面和补充。 是中国人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重要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首先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2)学习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是认识自己以及自己与世界之的系的重要部分和重要环节。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必定会对中国当今和今后的对外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学科研究概况。（50分钟）全面介绍有关研究的现状，目的是说明现在教授的内容是很不够的，深度和范围都不够。希望能够在学习中积极参与，独立思考，积极讨论和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教研领域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20年来，经过学术界不断的努力，中国外交史的教研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研究中国外交史的群体最初主要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其一是国家外交部门（如外交部的外交史研究室、《当代中国外交》编写组）及所属院校（如外交部所属外交学院）中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员。这支队伍已经出版了很有分量的通史类著作，着重从国家外交的角度，归纳、描述和介绍中国外交的发展演变过程。另一群体是党史研究工作者，他们的成果侧重于重大事件和决策的专题研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加入到教研的行列。中国外交史研究是因政治宣传和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特点对研究的影响是明显的。如研究中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辨等。这些特点表现在研究成果中则是欠缺独立思考，不重视学术规范，以及文化品味不高等。总而言之，中国外交史研究还是一块刚开始开垦的处女地。
三、关于时期的划分与重点。（50分钟）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建国到1978年；第二阶段从11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第一阶段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建国到1955年是形成时期；中共八大到1965年是发展与探索时期；1966年以后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二个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1届三中全会到冷战结束；冷战结束至今。
第四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意义
三课时
1、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50分钟）
朝鲜停战后， 1954年4月在日内瓦召开了由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分，参加讨论重大国际问题，也是中国第一次通过大型多边的国际会议，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1）决定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原因主要是1951年开始，工作中心逐步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周边形势恶化和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在增加。在以上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从1952年开始提出了新的安全战略构想，并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主要内容就是缓和周边形势，争取在周边建立和平缓冲地区，相应地提出了“和平统一战线”政策。在这个背景下，参加日内瓦会议促成印度支那停战，不是一个孤立的、临时的、和局部的停战问题，是中国外交战略转变的一个重大的关键的步骤，它决定了中国对会议中一系列洞达问题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一些重大的外交决策。
（2）促成印度支那停战日内瓦会议要讨论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朝鲜问题，4月26日开始，6月15日结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第二个是印度支那问题。5月8日召开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在讨论过程中，中国的政策实际上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坚决促成印度支那停战；二是决定打开外交大门。周恩来负责会议准备工作，在2月初步提出会议方针：“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力求不使日内瓦会议无结果而散。在具体方案上，设想了5种方案：1，就地停战、2，在统一选举基础上建立联合政府、3，北纬16度划线分治、4，先划区再停战、5联合国托管。周恩来提出，最上策是争取划线停战的方案。方案获批准。会议期间周恩来做了艰巨的说服工作，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法、越双方终于达成妥协，以17度线为界停战。经过前后长达75天的讨论，在7月21日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有关各方终于达成了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和三个停战协定并发表了最后宣言，只有美国拒绝在最后宣言上签字，。
（3）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成功的意义 有三个重要的意义：促成印度支那停战，使国际形势进一步的缓和，巩固了中国南部边陲的安全，为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打破美国孤立和遏制政策的重要一步，中美两国代表也就双方公民回国问题进行了接触；日内瓦会议成功的实践促使中共中央决定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坚定了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信心，下决心打开大门。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主要内容（50分钟）
（1）提出与主要内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是在同印度谈判中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印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希望双方以五项原则为基础妥善处理。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1954年6月25日至29日，周恩来借日内瓦会议休会，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都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关各方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并倡议将其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其中改了一句，平等互惠改成了平等互利。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他说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至万隆会议时将表述方式最后确定下来，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条成为一个有机体，概括出中国倡议的新型国家关系准则。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渊源。
列宁首先提出和平共处思想，中心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以和平相处，存在一个互相不使用武力的和平时期，他们可以和平共处，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进行正常的国家交往。斯大林提出了三大矛盾的学说，认为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等等矛盾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超过了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的同盟军。思想根源是中国近代以来建立平等的国际秩序的追求。在中国近代的先进思想中，包含着大量追求国与国之间平等的思想。中共继承了中国近代的平等思想。
（3）提出的背景。
首先，新中国外交包含着与生俱来的过渡性，新中国外交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的，复杂的经历形成了独特的经验，运用到后来的国家外交实践中便展现出处理对外关系的行为特征。其次，国内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和平的周边环境，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第三，中国领导人对有关问题的重新认识，其一是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其二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在今天看来是很简单的结论，在当时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
（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意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原则的最终形成和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为处理与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提出的，但它提出之后很快就彼中国领导人当作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普遍准则。从长远发展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具生命力的政策。经过50年实践的检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而且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3、中国参加万隆会议。（50分钟）
中国参加万隆会议是新的和平外交方针的具体落实，万隆会议中中国代表团的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证明了“求同存异”的原则在外交实践中是行之有效的。中国参加这次会议并取得成功，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2节：中苏关系的发展与衰落
二课时
1、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的发展（50分钟）
这10年中苏关系几乎与中国外交动荡相伴始终，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1958年，中苏关系一直是友好和密切的。两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合作。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一度弥合了双方在历史上的误解和分歧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期间，中苏签署了七个重要文件，其中包括苏军从旅顺口的海军基地撤退，并于1955年5月31日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以及将1950年和1951年创办的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交给中国。赫鲁晓夫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还就国际形势问题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相当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推动中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帮助和支持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渡过了政治难关。苏共中央承认，它以往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党际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至少在表面上，苏共中央接受了中共领导人一贯倡导的国与国、党与党之间必须平
等相处、互相尊重的原则。 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主要是经过中共和苏共的共同努力，会议基本达到了增强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和扭转波兰匈牙利事件后的形势的目的。会议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中苏关系也因此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中苏分歧的产生及其背景。
主要是分析分歧和矛盾的发生、内容和同盟的衰落。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59年10月北京会晤是中苏关系走向衰落的转折。（1）1956——1957年中苏的分歧与矛盾，主要围绕国际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展开的，包括苏共20大的影响、波匈事件的影响、莫斯科会议上的分歧的影响，等等。另一方面八大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开始出现波动，在其他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影响下，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对各种国际力量对比的估计开始发生变化。首先，50年代中期，亚非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继续向前发展。其次是资本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特别是美、英、法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增长。第三是总的来看，当时社会主义力量依然充满朝气，在两大阵营的斗争中社会主义阵营占据着相对主动的地位。最后，由于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发生，前一时期出现的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势头被打断了，两大阵营的关系，中国同美国的关系都重新紧张起来。这些因素使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都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2）1958至1959年10月是中苏关系的转折。从1958到1959年，在经历了一系列分歧和冲突以后，中苏关系发生逆转。从过程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在安全与军事合作领域的分歧。
2，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主要是对美国关系上的分歧。中苏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分歧在1959年进一步扩大，发展到双方已经无法在战略层次上协调政策，当时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对美政策。
3，在中国“大跃进”问题上的分歧。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为了顺利贯彻“大跃进”政策和相应的对外政策，毛泽东在党内进一步批评了那些强调苏联经验的人。上述历史背景、庐山会议等与赫鲁晓夫对当时中国内外政策的批评混合在一起，导致了毛泽东将赫鲁晓夫的言行同中共党内的斗争联系起来，加剧了中苏矛盾。
3、中苏论战及其影响。（50分钟）
从1960年至1964年，是中苏同盟走向破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苏经历了一些的考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外部，都出现了新的挑战、新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争论日益尖锐激烈，两国在对外政策、安全事务等领域的矛盾、分歧不断发生，并逐步被导入到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最终使同盟彻底破裂。意识形态、战略利益、对外政策、国内政策等等分歧、矛盾，几乎是同时发生，同时存在，在不同的时期，有的矛盾突出一些，有的矛盾有所缓和或暂时消失，但一直是互相影响、互相刺激的，当一切分歧与矛盾被归结为或上升为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时，在那个时代矛盾就很难解决了。（1）1960年春到1961年夏季，是意识形态论战的初期。其中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包括：1960年6月24日至26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是中苏公开论战的第一个战场。随后是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1960年11月十月革命43周年时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会议，中苏关系有所缓和。
（2）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导致关系又一次开始恶化，不过中苏对双方的分歧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逐步侵蚀、冲击中苏关系，维持两国关系的愿望终于未能经受住冲击。10月28日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的退让而告结束。10月发生的美苏古巴导弹危机也成了
中苏矛盾的催化剂。 11月19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肯定了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从而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立刻着手反击中国在危机期间对苏联政策的批评。从11月起相继召开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的党代表大会上，苏联及其盟友对中国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中共中央进行了反击，从12月15日至次年3月8日，相继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和《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等七篇文章进行反驳。至此，中苏论战实际上已经开始。
（3）中苏论战持续到1963年初。5月6 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苏联，并于5月9日通知苏联。双方最后商定，会谈于7月5 日开始。中苏两党会谈在7月5日开始。他们除了继续争论外，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布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苏联全国范围内传达，逐条批驳了中共提出的建议。这封公开信，就苏联方面而言，在论战中同样起到了总纲领的作用。7月20日，中苏发表公报，宣布会谈失败。破裂的重要背景是苏联在中苏会谈的同时，邀请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到莫斯科，谈判签署核禁试条约。7月25日，苏联在未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中国领导人猛烈地抨击苏联苏联企图与美国共同“统治世界，要全世界都听他们的命令”。
（4）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通常简称为“九评”），全面抨击苏共的对内对外政策。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这样，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高潮。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着中苏论战，他在中苏论战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成为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
2、中美大使级会谈。（50分钟）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中国领导人的声明是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它表明中国希望在缓和周边形势的同时，也采取措施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表明缓和意愿的声明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杜勒斯于三天后（4月26日）表示，美国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 7月中旬，经英方斡旋，中美双方确定将原在日内瓦举行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一度极为紧张的中美关系终于有所和缓。8月1日，首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双方就会谈的两项议程达成协议：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大使级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1日至9月1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首先讨论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历时40天，会谈14次，双方终于达成了遣返平民的协议。第二阶段从9月14日开始，中方代表建议立即进入第二项议程的讨论，并提出解除禁运和准备高一级会谈两个议题。中方希望通过消除禁运和外长会谈，寻求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进两国来往，改善相互关系。中方代表提出两个原则性声明：1，中国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其次，中美之间不使用武力，绝不能同中国用和平的或武力的方式解放台湾的内政问题混为一谈；3，中国政府一再声明愿在可能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决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议题。美方则以“互不使用武力”问题未达成协议和美国在华犯人未全部释放等两个理由，拒绝讨论中方建议。尽管中方作出努力，双方始终未能就第二项议程的谈判达成任何协议。 1956年9月至1957年12月，中方先后提出过关于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关于中美两国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进行新闻采访、关于彼此给予司法协助等协议声明草案，想以此推动会议前进。对中方这些积极的提案，美方一直拒绝讨论。在1957年12月12日第73次会议上，美方企图单方面降低会谈级别，会谈从僵局发展到中断。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表明，美国执意奉行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其中冻结台湾地区现状，制造“两个中国”，是其重要手段。美国需要的是使两岸分离的状态固定化，甚至永久化，谈判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不要因为台海紧张而将美国拖入军事
冲突。所以美国可以接一些具体问题，如人员互相准许回国。对于中国来说，当时主要是为了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会谈虽然没有早台湾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结果，但对缓和中美间的紧张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