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思想
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一) 是当代西方与哈贝马斯、布迪厄齐名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社会学理论家之一，他近年来发表的《现代性的后果》(1989)、《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超越左与右》(1994)等著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
此外还有：《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的后果》、《亲密关系的变革》、《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气候变化的政治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欧洲模式》、《在边缘》、《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失控的世界》。
王铭铭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社会论丛”译序》中说：“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两打大方面．即对西方社会思想界各种学派的批判性总结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论述”。与古典时期社会学的开创者不一样，吉登斯并非一味对现代社会持赞赏、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享受安全的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20世纪变得尤为明显。吉登斯判断我们身处一个生态破坏、贫困、全面战争和极权政治的高风险社会，“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现代社会的风险思想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吉登斯在阐述其社会理论中就多处论及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这一研究颇具特色，思想也不乏新意与深度。本文试对这一思想作一分析，以期正确认识并驾驭现代社会的“风险”。
（1）风险的概念
①含义来源
现当代西方社会思想家们普遍关注风险问题，并且不少西方学者视风险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吉登斯也认为，“在中世纪，除了一些与风险相关的概念外，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概念”，而且，“在大多数其他传统文化中也没有风险这个概念”，所以，风险“这个显然非常简单的概念却能说明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
那么，究竟什么是风险呢? 吉登斯首先从词源的角度对风险作了一些分析。他说：“在16和17世纪．风险这个概念似乎已经有了，西方探险家们在开始他们的全世界航海时，他们第一次创造了这个概念。”而“风险这个词好像是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传人英语中的．原意是指航行到未知的水域”时，“遇到危险或者是触礁”
因此，在吉登斯看来，风险原本是资本主义早期商贸航行的一个术语，意指遇上危险或触礁。风险概念起源于现代社会的早期，标志着与过去决裂和面对开放的未来的努力。吉登斯认为，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没有风险的概念，它暗含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
“换句话说。风险这个词最早主要是空间方面的含义。后来，它转向了时间方面。”“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通过这种分析，吉登斯指出，“风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
吉登斯分析了风险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他说：“这个概念的产生是随着人们意识到这一点而产生的。即未能预期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图。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人们对于幸运(命或命运) 的想法，并且与宇宙决定论分离。”
②风险与危险、冒险的区别
吉登斯在分析风险与冒险、危险的关系中给出了他对风险的理解。“根据卢曼的分析，
风险与危险的差别在于，前者取决于人的决断，它所导致的损害也是由人的决断决定的，而危险则是先于人的行为决定的，是给定的，所导致的损害也是由外在的因素来决定的”他认为，风险所涉及的是对未来危害的积极评估，危险/危害能够控制，也能够保险；然而风险是一种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无从体验、也无法依据传统的时间序列来估计。
那么，风险与危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总体上来看．吉登斯认为，“危险与风险密切相关但又不尽相同。这种区别并不取决于个人在考虑或采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时是否会有意识地权衡各种选择。准确地说，风险意味着危险(但并不一定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 当某人冒险做某一件事情时，在这里，危险被看成是对预期结果的一种威胁”。
“危险存在于风险环境之中，实际上它也与确定究竟什么是风险有关。例如，乘坐一条小船跨越大西洋所冒的风险远比乘坐一艘远洋客轮要大，因为前者所包含的危险因素要多得多”。
但另一方面，“风险与冒险或者危险是不同的。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它只是在将来的社会中被广泛使用——这个社会正好把将来看作是被征服或者被殖民的范围。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
③现代世界中的风险类型
“正是这一系列风险给现代性以一种失控的毁灭性力量的感觉。并使我们内心充满了本体的不安全感”。那么，这一系列的风险具体包括哪些类型呢? 吉登斯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此进行了划分。有以下几种说法：
两种：外部风险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人为风险)
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演进，风险概念也逐渐从最初对地理空间的探索转移到对时间的探索。这种以时间序列为依据来做出估计的风险，吉登斯称之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它指的是：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生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是否发生及其对人类的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和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外部风险也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带来的风险。
随着人类自身知识能力的增强，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量的扩大，一种新的风险形式出现了，吉登斯把它称为是“人力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简称“人造风险” (manufacturedrisk)，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如全球变暖有关的环境问题。它是人们以往并没有体验到的，也是无法依据传统的时间序列作出估计的。
吉登斯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 人为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在工业化前两百年里，外部风险占主导地位，但在自然和传统终结之后，人为风险渐发展成为主导的风险。
相较于外部风险，人为风险的三个不同特点，一是人为风险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二是其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三是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吉登斯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科学理应使世界的可预测性增强，但与此同时，科学已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其中许多具有全球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基本上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
也许因为“风险不只是个人的行动。有一些共同影响着许许多多个体的‘风险环境’。举例来说．它们潜在地影响着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生态变化或核战争便是如此。”吉登斯认为．他“不能同意卢曼‘不行动也就无风险’(换言之，不冒险也就什么也不会失去) 的观点。不行动经常也有风险，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有一些风险是我们大家都必须面对的。诸如生态灾变、核战争，等等”。
吉登斯认为，区别二者的最好办法是，外部风险中，我们更多担心自然对我们怎么样，而在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中。人们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所做的。在所有传统文化中、在工业社会中以及直到今天，人类担心的都是来自外部的风险，而在某个时刻(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也就是最近) ，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另外，吉登斯认为，外部风险具有广泛的可预料性，是能够精细地计算的，可以通过保险来防范的；而人为风险，人们实际上往往并不知道风险是什么，就更不用说从概率表的角度来对它们加以精确计算了。
三种：
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必然影响到我们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方面。在个人体验中，对一定形式的社会和技术构架的可靠性的信任之中，混杂着躁动、预期、失望的情感、焦虑，交织进自我认同的核心。吉登斯认为，社会制度性危机必定会引起个人生活领域的焦虑和不安。人类在制造风险的同时却使自己陷入了风险的两难困境：
联合与分裂。时空伸延使远距离发生的事或抽象系统的知识融人到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中，然而，面对选择的多样性，自我认同与他人认同总会有差距。导致个人安全感的丧失：
无力感与占有。个人面对现代社会提供的丰富的生活策略感到困惑与无力抉择，然而，对抽象系统信任又产生了让人占有新事物的机遇；
权威与不确定性。传统的颠覆使从前亲属制度和地方社区的权威统统丢失，日常生活的不可预期性和不可控制性，又让专家系统的权威岌岌可危。
四种：
吉登斯认为，在四种主要的情况下，人类面临着来自人为不确定性扩展的高风险。每一个都符合现代性的制度维度。第一种涉及现代社会发展对世界生态体系的冲击，第二种危机涉及大规模贫困的发展——被描述为“贫困大毁灭”，世界人口的20％以上生活在绝对贫困的条件下，不能正常地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危机的第三个来源是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普遍存在，以及集体暴力可能性隐约可见的情况等；全球危机的第四个来源涉及对民主权利的大规模压制“以及哪怕是自己一小部分潜能都无法开发的人数的增加。”或者说，现代性的风险主要表现为经济的两极分化、生态的威胁、对民主权利的否定和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四类。
七种：风险的客观分布(七种说中的前四个) 与风险体验(七种说中的后三个)
“为更详细地观察现代性更具体的风险景象’’，吉登斯认为．“我们可以用下列方式来勾画它：一方面，从风险的客观分布状况的改变来看，表现为：1、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例如，核战争构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突发事件不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这些事件影响着每一个人(或至少，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多数人) ，如全球化劳动分工的变化；3、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人类的知识进入到物质环境：4、影响着千百万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例如，投资市场；另一方面，从风险的经验或对风险观念的理解的改变来看，又表现为5、风险意识本身作为风险：风险中的‘知识鸿沟’不可能被宗教或巫术知识转变为‘确定性’；6、分布趋于均匀的风险意识：我们共同面对的许多危险已为广大的公众所了解；7、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意识：就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来看，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西方学者一般是把这种风险的含义概括为三个层面：即技术学上的风险计算、对生态危机的社会意识和当今社会政治的风险性质。
④风险的两个维度：风险强度和风险环境
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不仅“风险强度”空前加剧了，而且“风险环境”也空前扩张了。就风险强度而言，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当然也包括不断出现的民族与宗教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都在每个人面前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其中潜在的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危险
就是核战争。这一切“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而且，没有哪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能够对它们负责，或者能够要求‘正确地安排’它们。”
当然，吉登斯并不认为某些风险的全球性强度已经超越了所有社会和经济差别。他指出：即使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许多风险在特权阶层和无特权阶层之间分布仍是有区别的。风险环境的扩张表现在多种层面上，一则是指风险环境范围的全球化，由此产生的新的风险是“资源与服务将再也不受地域的控制，因此就不可能由地方上将其用来应付偶然的突发事件。”二则是风险环境类型的复杂化，由于人类知识进入到物质环境所引起的自然变化———出现了“人化环境”或者“社会化自然”———改变了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关系的性质，但由此产生的各种生态危险的严重程度已足以令人生畏；同时，市场的制度化风险环境也不再仅限于市场的“适当范围”之内，“不仅外部的风险在内部强迫自身，而且制度框架结构内的决策后果也不断在外部对这些风险施加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风险环境的扩张甚至渗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其表现为：在现代社会，当风险被非专业人士普遍承认为风险时，那种在有危险的环境中通过宗教或巫术来获取信心的传统模式就失效了；但是，当人们已经对存在着许多风险这个事实有了普遍的了解时，却又往往容易诱发出一种麻木的感觉，使这种“老生常谈”成了一种姑妄听之的“呼喊和祈祷”；况且，许多风险若按严格的可能性来估价都是有争议的，再加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专业知识的局限性，“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成为全能的专家”，从而有可能削弱或破坏非专业人士对专家系统的信念。
从吉登斯对风险概念的阐释来看，应当说是比其他学者更具深度和广度的，而且，吉登斯并不仅局限于对风险的表象描述，而是将它置于现代社会的宏观考察之中，并以此来进行他对现代性的反思和重构。
（2）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
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实际上是他对现代性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吉登斯看来，风险概念的产生及其扩展本身就体现了现代性的演进过程。与其他一些西方社会思想家一样，吉登斯认为风险概念标识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差异，为此，他强调应把风险与危险或危害加以区别，尽管风险和危险紧密相关，但并非等同，危险或危害是消极的，而“风险则标志着与过去的决裂和面对未知的未来的努力”。
从根本意义上而言，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吉登斯有时也称之为行动的反思性监测，以让人们注意到相关行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的特征。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性具有了不同的特征。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
我们现代吗? 按照惯常的思维方式它似乎是一个很显然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但现代究竟是什么呢? 吉登斯认为，世界的现代性，即什么具有现代特征，这恰恰是当代社会的社会安排，这个世界超越了自己的过去，不为传统、习俗、习惯和信念所禁锢。现代性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差异状况，它以某种方式打破了从前的一切。
①“两个终结”
实际上，在任何传统文化中都没有风险这种概念，中世纪的人们虽然也处于各种危险之中，但是他们并不是从风险角度，而主要是从命运或上帝赐与的福与祸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前所述，风险概念正是在15世纪欧洲人开辟新航路和开始资本主义的早期扩张活动的背景下才出现的。在此后的历史中，吉登斯认为：“在工业社会存在的头两百年里，占主导地位的风险可以称为‘外部风险’。”
但伴随着“外部风险”逐渐向“人造风险”的转移，以及“人造风险”的普遍扩散，我们就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了一个“风险社会”里。风险社会的出现是与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两大根本转变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所谓“自然界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
至于具体的发生时间，吉登斯这样说到：这不是一种其发生日期可以精确地标明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粗略地找到自然的终结所发生的时间；自然的终结是最近的事情，它是在最近40或50年左右才发生的。在这里所标明的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而使当代人类社会发生的全面而深刻的巨大变革。
自然的终结并不是意味着一个自然环境消失了的世界，它意味着在物质世界的各个方面，现在不受人类干预影响的即便有，也已寥寥无几。在以往很长一个时期，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的自然环境，所担心的都是自然界可能会对我们产生的种种不良影响，如自然灾害及相关的疾病、贫困等等。
但在当代社会里，人类都是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再也不仅仅是对人类活动能力的制约，而且更多地充斥着人类活动的后果，许多过去属于自然界的事物，现在也可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不但包括像海底世界和外层空间，还包括人体的内部环境等过去认为的极限区域。当人们的担心主要不再是自然界可能带来的不幸，而是更多地担心我们已经给自然界所造成的后果时，这一转变“为人们踏入风险社会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起点”。与自然的终结相关联的是传统的终结，这实际上是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剧变。
传统的终结，按吉登斯的解释就是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听天由命了。这实际上是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剧变。在以往的社会中，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往都被传统确立为命运，他们循规蹈矩地生活，听天由命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例如：过去人们的婚姻就是由已经确定的传统所构筑的，它很大程度上会考虑到对性别、性特征等的传统期望。
然而，在当代社会，个人化的倾向日益明显地凸现出来。，“个人化”的倾向日益明显地凸现出来。同样是婚姻，现在已成了一个带有新的风险形式的、开放性强得多的系统，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离婚率和再婚率都很高的社会。这是一种“非传统化”的表现。“一个生存在自然和传统消亡后的社会，实际上与先前的工业社会形式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当代社会的生活环境正日益成为我们自己行动的产物，相应地，我们的行动也反过来越来越注重应付我们自己所造成的风险，这就使得这个社会具有鲜明的反思性。它要求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根据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不是既定的行为模式做出大量的面向未来的决定。这就是逐渐脱离了自然和传统而处于风险社会的人们的生活情形。
这就是逐渐脱离了自然和传统而处于风险社会的人们的生活情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把先前的工业社会的现代化称为“简单现代化”———这是一种旧式的、直线发展的现代化，而把风险社会的现代化称为“反思性现代化”或者叫“激进的现代化”，它“意味着我们被迫以一种更为反思的方式生活，去面对一个更加开放、更不确定的未来。”
②“断裂”的本质及反思现代性
吉登斯一直十分强调“断裂”或非连续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并以此来解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认为现代的社会制度在一些基本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指出：把握住“断裂”的本质是“分析什么是真正现代性的一个必要开端”，也是“论断其结果的必要开端”，但是，吉登斯对工业社会的“简单现代化”与风险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或“激进的现代化”的区别，则是为了说明在现代性演进过程中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诚然，吉登斯承认：在某种意义上，风险社会、反思性现代化或激进的现代化与人们所说的“后现代”其实涉及的是同一个问题，但他宁愿采用前者而不是后者，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与吉登斯一贯的寻求超越“左”和“右”的二元选择模式而采取的比较温和折中的批判态度和学术立场有关，他在把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推向深入的同时，也反对任何一种极端的激进路线。但是，另一方面，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反思性现代化或激进的现代化与那种力图解构现代性的“后现代”思潮并不是一回事。“后现代”思潮否定或者说摈弃了现代性构思中的合理成分，但实际上像资本主义的扩张、科学与技术变迁的后果、民主的扩大
等等这些现代性的动力源泉依然存在，现代社会并没有消逝。
所以，要分析和解释现代性问题的形成原因，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之类的新概念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我们只有也只能通过现代性去反思现代性，从而使现代化获得“新的涵义和雅致”。在西方社会的理论界，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是指检审工业化现代的危机和后继问题，并由此建构社会现代化的更新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反思性现代化作为当前的现代化的特定阶段，其特征是：科学化日益成为社会实践的一种政治行动，国家、集团的决断———风险行为无不以科学的推论为前提。因此，需要检审科学在实践中的政治化，分析作为政治行为的理性前提的科学化可能引发的冲突和后果。吉登斯对此是十分认同的，他指出：“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许多不确定性正是由人类知识增长创造出来的。”“过去一直将科学与技术看作政治之外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也已经变得过时了。”
在吉登斯看来：我们所面临的新风险当中，有许多在没有科学分析工具情况下是无法察觉的。但是，对风险的评估不能简单地交给科学家去做，也不能简单地接受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因为新的风险情形的特征在于科学家们相互之间经常存有分歧，而且，所有形式的风险估算和应对策略，都暗示着对价值观和所中意的生活方式的考虑，它们还与权力和既得利益体系关系密切。
所以，政策制定者们能够依赖的、线条清晰的一系列发现现在是不存在的：相反，倒是研究萌生了许多模糊的结论和备受争议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那些并非起源于政治领域的风险加以政治上的管理。于是，政府的众多政治决策都会涉及到管理风险。但是，在风险社会里，政府的决策往往存在着两难选择的困境，缺乏现成的解决良方，因为新型风险的特点是：就连它们是否存在也是有争议的。
因此，作为“风险管理者”的政府“在产生风险决策的每一个步骤上，都需要有一定的协商程序，这一程序通常必须有专家、政府和外行人士参加，许多风险情形的复杂性通常意味着协商的范围必须是非常大的。”
（3）风险的两重性
吉登斯在阐释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时并不是片面、单纯地描述风险的各种负面影响，而是强调了风险是具有两重性的。吉登斯提出：风险社会的出现并不完全与避免危机有关，风险有其积极的方面，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风险社会是一个人们的选择余地扩大了的社会。
所以说，“风险一方面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我们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风险所伴生的各种机会。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活力的规则。”
我们生活在一种由风险的影响普遍化而形成的“风险文化”之中，风险的主题将社会政治的各种不同领域联结了起来，我们越是要就未来事件作出积极的决策，我们就越需要从风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为“世界的现代性质与其说是以任何特定的科技、制度或信仰体系为特征，不如说是以当代社会新提供的浩如烟海的机遇和风险为特色”。
为了全面、准确地认识风险，吉登斯列出了一个风险矩阵：
在这个风险矩阵中，机会与创新显然是从风险的积极方面来考虑的，因为风险给人们提供了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的可能和机会，人们通过积极创新去把握这种机会，就
可能把理想化为现实，这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积极地利用风险作出投资决策被看作是市场中最富有活力的一个方面。而安全与责任则是针对风险的消极方面提出的。正如吉登斯所说的那样：“我们一个人的生活是如此，全人类生!!!"! 活在整体上也是如此；一方面，我们很容易看到可以把我们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许多新机遇；另一方面，我们几乎到处都能看到灾难的可能性，在许多情况下很难确切地说事情会朝哪一方面发展。”
在当代社会，有些维持我们共同生活的手段恰恰是对人类共同生活的主要威胁，所以，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有些风险是人类所不得不共同面对的。那么，如何防范和降低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谋求一种相对安全的环境，这就涉及到承担风险的责任问题。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指出：“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差异，首先是由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来区分的。”!+#（，%)-.）吉登斯也认为：“谁应当对（无论是个人、国家，还是其他组织所采取的）当前行为的将来后果承担责任，是新型政治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如同在情况恶化的时候，由谁、怎样、以及利用什么资源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一样。”
既然没有人可以逃避风险，那么被动地经历风险与积极参与风险、主动预测风险之间就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吉登斯极力主张应当形成一个政府、企业和劳动者都成为负责任的风险承担者的社会，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吉登斯对西方国家现行的福利制度展开了批判。吉登斯认为：福利制度最初是作为一种提供生活保障的国家体制、作为一条防范风险的途径而发展起来的，它产生于“自然界仍是自然界，传统仍是传统”的社会背景之中，与私人保险的早期形式一样，它是在外部风险的假设基础上建立的，为人们防范诸如疾病、伤残、失业等事故提供集体保险。
所以，长期以来，福利国家制度一直被看作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这种旧式的福利制度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其表现并不单纯是在财政上的，更是一种在“人造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出现的风险管理危机。因为这种福利制度不但创造了一种依赖性的文化氛围，甚至导致了一种“道德公害”：就是人们理性地利用福利所提供的保障，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比如人们利用福利救济逃避劳动，就在事实上制造了新的失业。这样，福利国家“与其说是资源的0汇聚点，倒不如说是风险的所在地”。
针对现行的福利国家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吉登斯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要在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心理利益的培育，要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并进一步把福利供给的重组和公民社会的积极发展结合起来。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其改革思想，吉登斯还提出用“社会投资国家”的概念取代福利国家的概念，据此对社会实行有效的风险管理。这种有效的风险管理，“并不仅仅意味着减小风险或者保护人们免受风险影响；它还意味着利用风险的积极而富有活力的方面，并为风险承担提供必要的资源。”在这里，风险承担不单是企业家活动中的固有因素，它同样也适用于劳动力。
综观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其内在的逻辑性和鲜明的现实性。它不仅阐述了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同时也指明了认识现代性本质的新的路径。它一方面向人们展示了现代社会的各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为人们指出了通过社会改革，不断积极探索的前进方向。而且，无论是对现代性现状的认识，还是对现代性未来的把握，吉登斯都不是盲目乐观或者消极悲观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其风险思想“已经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分。风险既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机制，也是我们面临的新两难困境的中心难题。„„在机遇和风险之间，能否达到有效的平衡，就取决于我们自己了。”
应当看到，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阐释是以西方社会作为出发点的，其现代社会的风险思想也是依据对西方社会现状的分析研究而提出的。西方社会在经历了简单现代化之后，已经步入了反思性现代化的新阶段。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大多面临着简单现代化和反思性现代化这双重境域。因此，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西方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
的影响也会渗入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现代化的情形变得更为复杂，以致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产生诸多的困惑。
因此，强调现代化的风险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既不能把现代化设想为完美无缺的境界，以为一切问题都会随之迎刃而解，但也不能把现代化看成是充满灾难的“陷阱”，以偏概全地从怀疑走向否定。因为现代化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是谋求赶超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风险决策，其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一方面应当尽量防范和减低现代化这种风险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必须极力利用和发挥现代化这种风险的积极作用，趋利而避害，这才是一种可取的正确态度，也正是我们对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进行分析研究的意义所在。
（4）现代社会风险的成因
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今天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两项根本转变。两者都与科学和技术不断增强的影响力有关．尽管它们并非完全为科技影响所决定。第一项转变可称为自然界的终结；第二项．传统的终结。”所谓自然界的终结，是指主要由于科技变迁的加剧．在物质世界的各个方面当中，现在未受人类干预影响的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在某一时刻．大约50年前．我们不再那么担心自然界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不幸。而是开始担心我们已经给自然界造成的后果。这一转变为人们踏入风险社会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起点。而生活在传统消亡之后，实质上就是生活在人们不再听天由命的世界上。这一转变，贝克称之为“个人化”。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遭受坐上现代性的毁灭性力量之背的那些负面后果? ”吉登斯提出了几种理由。首先是现代世界在设计上的失误，那些设计现代世界各种要素的人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其次是操作者的失败。但吉登斯却认为其他两个因素才是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即：意外后果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也就是说，一个系统性的后果根本不可能被完全预知．新知识持续不断地将系统推向新的方向。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不能完全控制毁灭性力量，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掌握现代世界。”事实上，吉登斯关于社会风险(他有时又称风险社会) 原因的阐述，除了以上几种说法外，还提到现代性的三个动力机制在其中的作用：
第一个是时空分离与重组。在前现代社会，时间与特定的社会行动的地点相联，只有当全世界拥有标准化的时间，时间摆脱特定空间的制约．才使得跨越无限时空距离、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控制的现代组织成为可能。于是，现代性导致了全球化，没有人能脱离由现代性所导致的转型：
第二个推动力是被吉登斯称之为社会结构的“脱域机制”，即社会关系被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从个人的经验中脱离，被符号化，并成为专家系统的专门技术领域。于是，对那些抽象系统的信任成为人们日常行动决策的基础，因为每个人最多只能占用专门知识与技术的表层肤浅部分。这样一来。在使得某些生活领域中风险性降低的同时．又建立了一种没有人能直接控制的社会影响方式，反而促成了一些先前年代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的高后果风险；因为个人经常碰到决定命运的危机时刻，需要通过反思。组织自己的生活规则，
第三个动力：反思性。前现代的社会是通过传统或习俗维持的，现代社会依赖理性，但却并未将其视为必然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外在权威，相反，怀疑倒是现代理性的普遍特征．甚至将极端的怀疑制度化，坚持所有的知识都采取假说的形式，于是，自我必定是反思性地产生出来，在多元化的权威中进行选择。
（5）风险社会或社会风险的后果
阅读吉登斯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基本上认为，风险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和全方位的。比如，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带来了几
项有趣的后果。这些后果应当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一、随着人为风险的扩散，风险有了新的加剧。新科技对我们产生着长期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对人们已经认为理所当然的种种做事方法的几乎没完没了的修正。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下，前途越来越令人劳神费力。同时也越来越晦涩难解。把握前途的直接线索很少。有的只是多样化的“未来可能性”；
二、人造风险的普遍化造成这样一种新的道德气氛：决策工作所受到的困扰一方面来自于对“耸人听闻”的指控．另一方面又来自对“欲盖弥彰”的指责。这种政治困境是司空见惯的，但却没有现成的解决良方；
三、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风险社会是一个人们的选择余地扩大了的社会。选择余地现在显然是依据阶级和收入而不同地分配的。由于习惯的做事方法变得充满问题，所以人们必须在从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规范所指导的种种领域中作出选择，而科技创新通常使人们的选择范围扩大成为可能：
四、在风险社会中，现代化的涵义有所不同，反射性现代化能适应现代秩序中的极限和矛盾．人类社会可能从简单的现代化进入反射性现代化(或者自反性现代化) ；
五、人们与科学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人都认识到科学的本质上的可疑陛质；
六、必须重新审视福利国家，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并不纯粹是财政上的，它是一个被新型风险的左右的社会中的一场风险管理危机。而以上每一个的影响又是极其重要而不可忽视的。
（6）风险社会中的主体策略
至于如何对待现代社会的风险? 针对人们通常容易产生的恐慌心理．吉登斯一再提及“同以前存在的社会秩序形式相比，一个风险社会。其内在的危险性或危害性并不更大。前现代社会中，没有风险观念，其原因在于，人们把危险当作命中注定。危险要么来自于上帝．要么仅仅来源于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的世界。风险理念与实施控制的抱负，特别是控制未来的观念密切相关。虽然风险社会概念或许使人想到一个危险性增大的世界。但是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实际上，这是一个越来越一心关注未来(还有安全) 的社会，风险观念由此产生。”
吉登斯不仅关注宏观的社会变迁，也关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境遇。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吉登斯视野中的主体对待风险的不同态度，和采取的不同策略。现代生活不可避免地会与危险相伴，这些危险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甚至，这些危险对千百万人乃至整个人类来说都可能是高强度的和威胁生命的，这些风险并不是什么人刻意选择的。灾祸临近感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现在人们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风险的巨大后果，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
我们如何能经常不断地把具有极大威胁却又远离个人控制的危险铭记在心呢? 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整天都在忧心核战争是否会爆发的人，很容易被人认为是神经错乱但是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观点会变得麻木起来。甚至在某个公众集会上收集这些话题的人也容易被看成是歇斯底里和笨拙可笑。
吉登斯认为，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中，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是为适应自然的支配和历史反思性所创造的那种体系的必然衍生物。为此，就现代性的风险景象做出适应性反应而言，非专业人士和专家之间的重大区别并不明显。他区分了四种可能的适应性反应：
第一种是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这种反应的中心论点是生存，不是一种从外部世界的退却，而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参与，从而维系着对日常问题与目标的关注。实用主义背后的态度既可能是悲观主义的论调，也可能是充满希望的想法，二者彼此矛盾地共存。
第二种是持久的乐观主义，它实际上是坚持启蒙主义的态度，一种持之以恒的对天意
理性的信仰，而不论当前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是什么。在分析了人们通常对于社会风险的适应性反应如麻木、悲观、盲目乐观等的基础上，吉登斯认为。“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是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我们在支持科学创新或者其他种类的变革中．可能应该表现得更为积极些，而不能过于谨慎。”
第三种：与上述态度对立的是犬儒式的悲观主义。这种态度设定了与后果严重的危险引起的焦虑之间的直接关联。犬儒主义并非冷漠，也非认定就只有厄运，它是通过幽默和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和情绪上影响的模式。
最后一种适应性反应是激进的卷入，是针对已察觉的危险之根源的实践性搏击。持此态度的人认为，在我们面临严重问题的困扰时，我们仍然能够而且应该动员起来以降低其影响或者战胜它们。当然，自发运作的风险，与那些建构到社会生活的约束因素中去的，或者是建构到一个人所认可的生活方式中去的那些风险之间，是有差别的。
制度化的风险环境提供了某些个体能够对稀缺的风险资源加以选择的情境，这包括他们自己的生活。然而，自主运作的风险，与一种以漫无目的的方式对个体产生影响的风险之间的区分，常常是含混的，而且并不总是与外在的制度化风险环境之间的区分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植入现代经济中的风险因素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无论某个特定的个体是否是在经济秩序中表现为积极主动。
他还特别提到对运用科学知识来解决风险问题的看法，吉登斯认为，“由于生态方面的危机，对科学产生敌对态度。甚至进一步对其他的理性思想也采取敌视的态度，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没有科学的分析手段，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到这些危机。”当然，由于一些存在的问题，人们与科学的关系也应当与以前有一些变化。吉登斯认为，“对于科学技术的更为公开的处理方式并不一定会消除是公开还是隐藏的这种两难困境，但也许能使我们减少一些更具破坏性的后果的产生。”
此外，在毁灭性力量和它所带来的种种风险面前。吉登斯还向我们建议了一种表面上看似荒谬的乌托邦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试图在乌托邦理想和现代世界的生活现实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他甚至对各种社会运动寄予厚望，希望它们能够在处理现代世界的某些风险和指点我们走向一个风险被改善的社会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对信任和风险概念的解释上，吉登斯认为，信任不是与风险而是与突发性联系在一起的。面对突发性事件结果，信任总是具有信赖的涵义，而无论这些结果是由于个人的行动还是由于系统的运作造成的。风险和信任交织在一起，信任通常足以避免特殊的行动方式所可能遇到的危险，或把这些危险降到最低的程度。在信任所涉及的环境框架中，在某些情况下，风险的类型是可以被制度化的。在这里，技术和机会是限制风险的因素，但是通常风险是经过周密估算的。
因此，今天的个体就可能会遭遇到专家系统。在现代性的状况下，情况恰恰是在专门领域中，对于外行人及专家来说，依据风险和风险评估来思维，或多或少是一种常会出现的训练。对于已经侵入我们日常活动中来的专家系统的大部分内容来说，我们全都是外行人。专家系统的扩展，加上现代制度的发达以及专家领域的进一步狭窄化，这似乎是技术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专家系统变得越来越集中，领域也越来越狭小，因此，任何特定的个人都能够声称自己是专家。即使是在专家达成某种共识的领域当中，现代知识的变化与发展的特征，致使外行的思维和实践的过滤回馈(filterback)效应，变得十分模糊而又复杂。
专家的意识如此经常性的不一致，以至于甚至专业人员也会发现，他们自己对于核心部分的特定专家领域也跟外行一样，要面临同样的选择。在一个没有终极权威的系统中，甚至专家系统中最珍贵的信念也是要面临修改的。授权作为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部分，一般都能为外行人所获得。但是，对于这种权威是如何被翻译成信任并付诸行动的，还是存在问题的。
因此，运气或宿命论的某个特定要素，允许一个人与某种部分合理的决策并行。而这种部分的合理性是指在地方性的或专家性知识范围内而言的成立。
关于专家系统的难点，吉登斯以核发电的例子作了说明，对于核发电，专家们当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对普通人而言，他无法确定谁的观点正确，因为这些意见都具有权威的分量。因此，在吉登斯看来，这正是人们信赖专门知识的窘境：没有所有权威的权威可以求助。因而在我们生活的不同领域中，我们大家都是专家，又是外行。但在某一点上，人们必须决策，或不决策，但却无人和权威可以求助。
（7）对其思想的评价
与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负面性分析有所不同。吉登斯对社会风险的研究是多维度的，这一方面与现代性是一个涉及多种层面因素的问题而风险性又是现代性的双重性之一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吉登斯社会结构化理论原则与方法的必然结果。
“因为吉登斯所说的社会结构化，是人们按照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通过社会实践而展开的，人们思想意识活动在社会结构化过程中充当能动的支配性因素。无论是社会结构化中的制度重建。还是其中的群体与组织的变迁．都要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寻找它的动因。并且。人们的思想意识本身就是具有二重性结构的构成因素”。
因而，我们看到，无论是对社会风险的表现形式、成因、后果及其对策的论述都涉及到了现代社会制度结构转型，并以现代社会制度结构转型为前提，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如何改变人们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进而引起人的自我意识的深刻变化，然后又以变化了的心态去重构现代社会。风险作为现代性双重性特征之一的观念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1984年) 、尤其是结构化理论中对时间和空间重要性的强调非常切合。社会风险毁灭性力量的意象有点像正在通过时间和跨越物理空间向前运动的东西。
然而，毁灭性力量的意象却不能很好地切合吉登斯对能动行动者力量的强调，这一意象似乎赋予这种现代机制比操控它的行动者以更加强大的力量。这也是吉登斯理论中的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因而，我们在对人为风险的危险|生充分认识的前提下，还应对人类凭借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风险的能力不悲观。
此外，吉登斯在论述“现代性”问题时，在对前现代与现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比较时，没有太多地涉及发达国家之外的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他的分析主要是针对先发的、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论及的现代性亦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制度性的转变。而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全球化，那全球化趋势和背景下的中国的现代性更令人关注，中国的现代性在如何发生与发展? 其动力来自什么? 尤其是作为现代性的特征与后果的社会风险在中国又有什么样的特征? 这些论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去研究的。
吉登斯的社会风险思想对人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对于今天正在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来说不无意义。吉登斯关于风险意识的分析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总的说来．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现代化，不可能没有风险，更为重要的是，不少风险是过去我们根本没有经历过的，有些甚至不可能想象得到。因此，我们要加强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研究，以便加以防范。
安东尼•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思想
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一) 是当代西方与哈贝马斯、布迪厄齐名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社会学理论家之一，他近年来发表的《现代性的后果》(1989)、《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超越左与右》(1994)等著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
此外还有：《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的后果》、《亲密关系的变革》、《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气候变化的政治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欧洲模式》、《在边缘》、《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失控的世界》。
王铭铭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社会论丛”译序》中说：“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两打大方面．即对西方社会思想界各种学派的批判性总结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论述”。与古典时期社会学的开创者不一样，吉登斯并非一味对现代社会持赞赏、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享受安全的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20世纪变得尤为明显。吉登斯判断我们身处一个生态破坏、贫困、全面战争和极权政治的高风险社会，“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现代社会的风险思想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吉登斯在阐述其社会理论中就多处论及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这一研究颇具特色，思想也不乏新意与深度。本文试对这一思想作一分析，以期正确认识并驾驭现代社会的“风险”。
（1）风险的概念
①含义来源
现当代西方社会思想家们普遍关注风险问题，并且不少西方学者视风险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吉登斯也认为，“在中世纪，除了一些与风险相关的概念外，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概念”，而且，“在大多数其他传统文化中也没有风险这个概念”，所以，风险“这个显然非常简单的概念却能说明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
那么，究竟什么是风险呢? 吉登斯首先从词源的角度对风险作了一些分析。他说：“在16和17世纪．风险这个概念似乎已经有了，西方探险家们在开始他们的全世界航海时，他们第一次创造了这个概念。”而“风险这个词好像是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传人英语中的．原意是指航行到未知的水域”时，“遇到危险或者是触礁”
因此，在吉登斯看来，风险原本是资本主义早期商贸航行的一个术语，意指遇上危险或触礁。风险概念起源于现代社会的早期，标志着与过去决裂和面对开放的未来的努力。吉登斯认为，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没有风险的概念，它暗含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
“换句话说。风险这个词最早主要是空间方面的含义。后来，它转向了时间方面。”“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通过这种分析，吉登斯指出，“风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
吉登斯分析了风险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他说：“这个概念的产生是随着人们意识到这一点而产生的。即未能预期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图。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人们对于幸运(命或命运) 的想法，并且与宇宙决定论分离。”
②风险与危险、冒险的区别
吉登斯在分析风险与冒险、危险的关系中给出了他对风险的理解。“根据卢曼的分析，
风险与危险的差别在于，前者取决于人的决断，它所导致的损害也是由人的决断决定的，而危险则是先于人的行为决定的，是给定的，所导致的损害也是由外在的因素来决定的”他认为，风险所涉及的是对未来危害的积极评估，危险/危害能够控制，也能够保险；然而风险是一种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无从体验、也无法依据传统的时间序列来估计。
那么，风险与危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总体上来看．吉登斯认为，“危险与风险密切相关但又不尽相同。这种区别并不取决于个人在考虑或采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时是否会有意识地权衡各种选择。准确地说，风险意味着危险(但并不一定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 当某人冒险做某一件事情时，在这里，危险被看成是对预期结果的一种威胁”。
“危险存在于风险环境之中，实际上它也与确定究竟什么是风险有关。例如，乘坐一条小船跨越大西洋所冒的风险远比乘坐一艘远洋客轮要大，因为前者所包含的危险因素要多得多”。
但另一方面，“风险与冒险或者危险是不同的。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它只是在将来的社会中被广泛使用——这个社会正好把将来看作是被征服或者被殖民的范围。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
③现代世界中的风险类型
“正是这一系列风险给现代性以一种失控的毁灭性力量的感觉。并使我们内心充满了本体的不安全感”。那么，这一系列的风险具体包括哪些类型呢? 吉登斯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此进行了划分。有以下几种说法：
两种：外部风险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人为风险)
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演进，风险概念也逐渐从最初对地理空间的探索转移到对时间的探索。这种以时间序列为依据来做出估计的风险，吉登斯称之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它指的是：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生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是否发生及其对人类的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和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外部风险也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带来的风险。
随着人类自身知识能力的增强，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量的扩大，一种新的风险形式出现了，吉登斯把它称为是“人力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简称“人造风险” (manufacturedrisk)，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如全球变暖有关的环境问题。它是人们以往并没有体验到的，也是无法依据传统的时间序列作出估计的。
吉登斯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 人为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在工业化前两百年里，外部风险占主导地位，但在自然和传统终结之后，人为风险渐发展成为主导的风险。
相较于外部风险，人为风险的三个不同特点，一是人为风险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二是其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三是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吉登斯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科学理应使世界的可预测性增强，但与此同时，科学已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其中许多具有全球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基本上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
也许因为“风险不只是个人的行动。有一些共同影响着许许多多个体的‘风险环境’。举例来说．它们潜在地影响着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生态变化或核战争便是如此。”吉登斯认为．他“不能同意卢曼‘不行动也就无风险’(换言之，不冒险也就什么也不会失去) 的观点。不行动经常也有风险，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有一些风险是我们大家都必须面对的。诸如生态灾变、核战争，等等”。
吉登斯认为，区别二者的最好办法是，外部风险中，我们更多担心自然对我们怎么样，而在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中。人们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所做的。在所有传统文化中、在工业社会中以及直到今天，人类担心的都是来自外部的风险，而在某个时刻(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也就是最近) ，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另外，吉登斯认为，外部风险具有广泛的可预料性，是能够精细地计算的，可以通过保险来防范的；而人为风险，人们实际上往往并不知道风险是什么，就更不用说从概率表的角度来对它们加以精确计算了。
三种：
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必然影响到我们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方面。在个人体验中，对一定形式的社会和技术构架的可靠性的信任之中，混杂着躁动、预期、失望的情感、焦虑，交织进自我认同的核心。吉登斯认为，社会制度性危机必定会引起个人生活领域的焦虑和不安。人类在制造风险的同时却使自己陷入了风险的两难困境：
联合与分裂。时空伸延使远距离发生的事或抽象系统的知识融人到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中，然而，面对选择的多样性，自我认同与他人认同总会有差距。导致个人安全感的丧失：
无力感与占有。个人面对现代社会提供的丰富的生活策略感到困惑与无力抉择，然而，对抽象系统信任又产生了让人占有新事物的机遇；
权威与不确定性。传统的颠覆使从前亲属制度和地方社区的权威统统丢失，日常生活的不可预期性和不可控制性，又让专家系统的权威岌岌可危。
四种：
吉登斯认为，在四种主要的情况下，人类面临着来自人为不确定性扩展的高风险。每一个都符合现代性的制度维度。第一种涉及现代社会发展对世界生态体系的冲击，第二种危机涉及大规模贫困的发展——被描述为“贫困大毁灭”，世界人口的20％以上生活在绝对贫困的条件下，不能正常地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危机的第三个来源是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普遍存在，以及集体暴力可能性隐约可见的情况等；全球危机的第四个来源涉及对民主权利的大规模压制“以及哪怕是自己一小部分潜能都无法开发的人数的增加。”或者说，现代性的风险主要表现为经济的两极分化、生态的威胁、对民主权利的否定和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四类。
七种：风险的客观分布(七种说中的前四个) 与风险体验(七种说中的后三个)
“为更详细地观察现代性更具体的风险景象’’，吉登斯认为．“我们可以用下列方式来勾画它：一方面，从风险的客观分布状况的改变来看，表现为：1、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例如，核战争构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突发事件不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这些事件影响着每一个人(或至少，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多数人) ，如全球化劳动分工的变化；3、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人类的知识进入到物质环境：4、影响着千百万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例如，投资市场；另一方面，从风险的经验或对风险观念的理解的改变来看，又表现为5、风险意识本身作为风险：风险中的‘知识鸿沟’不可能被宗教或巫术知识转变为‘确定性’；6、分布趋于均匀的风险意识：我们共同面对的许多危险已为广大的公众所了解；7、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意识：就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来看，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西方学者一般是把这种风险的含义概括为三个层面：即技术学上的风险计算、对生态危机的社会意识和当今社会政治的风险性质。
④风险的两个维度：风险强度和风险环境
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不仅“风险强度”空前加剧了，而且“风险环境”也空前扩张了。就风险强度而言，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当然也包括不断出现的民族与宗教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都在每个人面前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其中潜在的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危险
就是核战争。这一切“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而且，没有哪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能够对它们负责，或者能够要求‘正确地安排’它们。”
当然，吉登斯并不认为某些风险的全球性强度已经超越了所有社会和经济差别。他指出：即使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许多风险在特权阶层和无特权阶层之间分布仍是有区别的。风险环境的扩张表现在多种层面上，一则是指风险环境范围的全球化，由此产生的新的风险是“资源与服务将再也不受地域的控制，因此就不可能由地方上将其用来应付偶然的突发事件。”二则是风险环境类型的复杂化，由于人类知识进入到物质环境所引起的自然变化———出现了“人化环境”或者“社会化自然”———改变了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关系的性质，但由此产生的各种生态危险的严重程度已足以令人生畏；同时，市场的制度化风险环境也不再仅限于市场的“适当范围”之内，“不仅外部的风险在内部强迫自身，而且制度框架结构内的决策后果也不断在外部对这些风险施加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风险环境的扩张甚至渗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其表现为：在现代社会，当风险被非专业人士普遍承认为风险时，那种在有危险的环境中通过宗教或巫术来获取信心的传统模式就失效了；但是，当人们已经对存在着许多风险这个事实有了普遍的了解时，却又往往容易诱发出一种麻木的感觉，使这种“老生常谈”成了一种姑妄听之的“呼喊和祈祷”；况且，许多风险若按严格的可能性来估价都是有争议的，再加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专业知识的局限性，“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成为全能的专家”，从而有可能削弱或破坏非专业人士对专家系统的信念。
从吉登斯对风险概念的阐释来看，应当说是比其他学者更具深度和广度的，而且，吉登斯并不仅局限于对风险的表象描述，而是将它置于现代社会的宏观考察之中，并以此来进行他对现代性的反思和重构。
（2）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
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实际上是他对现代性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吉登斯看来，风险概念的产生及其扩展本身就体现了现代性的演进过程。与其他一些西方社会思想家一样，吉登斯认为风险概念标识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差异，为此，他强调应把风险与危险或危害加以区别，尽管风险和危险紧密相关，但并非等同，危险或危害是消极的，而“风险则标志着与过去的决裂和面对未知的未来的努力”。
从根本意义上而言，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吉登斯有时也称之为行动的反思性监测，以让人们注意到相关行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的特征。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性具有了不同的特征。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
我们现代吗? 按照惯常的思维方式它似乎是一个很显然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但现代究竟是什么呢? 吉登斯认为，世界的现代性，即什么具有现代特征，这恰恰是当代社会的社会安排，这个世界超越了自己的过去，不为传统、习俗、习惯和信念所禁锢。现代性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差异状况，它以某种方式打破了从前的一切。
①“两个终结”
实际上，在任何传统文化中都没有风险这种概念，中世纪的人们虽然也处于各种危险之中，但是他们并不是从风险角度，而主要是从命运或上帝赐与的福与祸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前所述，风险概念正是在15世纪欧洲人开辟新航路和开始资本主义的早期扩张活动的背景下才出现的。在此后的历史中，吉登斯认为：“在工业社会存在的头两百年里，占主导地位的风险可以称为‘外部风险’。”
但伴随着“外部风险”逐渐向“人造风险”的转移，以及“人造风险”的普遍扩散，我们就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了一个“风险社会”里。风险社会的出现是与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两大根本转变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所谓“自然界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
至于具体的发生时间，吉登斯这样说到：这不是一种其发生日期可以精确地标明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粗略地找到自然的终结所发生的时间；自然的终结是最近的事情，它是在最近40或50年左右才发生的。在这里所标明的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而使当代人类社会发生的全面而深刻的巨大变革。
自然的终结并不是意味着一个自然环境消失了的世界，它意味着在物质世界的各个方面，现在不受人类干预影响的即便有，也已寥寥无几。在以往很长一个时期，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的自然环境，所担心的都是自然界可能会对我们产生的种种不良影响，如自然灾害及相关的疾病、贫困等等。
但在当代社会里，人类都是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再也不仅仅是对人类活动能力的制约，而且更多地充斥着人类活动的后果，许多过去属于自然界的事物，现在也可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不但包括像海底世界和外层空间，还包括人体的内部环境等过去认为的极限区域。当人们的担心主要不再是自然界可能带来的不幸，而是更多地担心我们已经给自然界所造成的后果时，这一转变“为人们踏入风险社会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起点”。与自然的终结相关联的是传统的终结，这实际上是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剧变。
传统的终结，按吉登斯的解释就是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听天由命了。这实际上是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剧变。在以往的社会中，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往都被传统确立为命运，他们循规蹈矩地生活，听天由命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例如：过去人们的婚姻就是由已经确定的传统所构筑的，它很大程度上会考虑到对性别、性特征等的传统期望。
然而，在当代社会，个人化的倾向日益明显地凸现出来。，“个人化”的倾向日益明显地凸现出来。同样是婚姻，现在已成了一个带有新的风险形式的、开放性强得多的系统，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离婚率和再婚率都很高的社会。这是一种“非传统化”的表现。“一个生存在自然和传统消亡后的社会，实际上与先前的工业社会形式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当代社会的生活环境正日益成为我们自己行动的产物，相应地，我们的行动也反过来越来越注重应付我们自己所造成的风险，这就使得这个社会具有鲜明的反思性。它要求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根据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不是既定的行为模式做出大量的面向未来的决定。这就是逐渐脱离了自然和传统而处于风险社会的人们的生活情形。
这就是逐渐脱离了自然和传统而处于风险社会的人们的生活情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把先前的工业社会的现代化称为“简单现代化”———这是一种旧式的、直线发展的现代化，而把风险社会的现代化称为“反思性现代化”或者叫“激进的现代化”，它“意味着我们被迫以一种更为反思的方式生活，去面对一个更加开放、更不确定的未来。”
②“断裂”的本质及反思现代性
吉登斯一直十分强调“断裂”或非连续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并以此来解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认为现代的社会制度在一些基本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指出：把握住“断裂”的本质是“分析什么是真正现代性的一个必要开端”，也是“论断其结果的必要开端”，但是，吉登斯对工业社会的“简单现代化”与风险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或“激进的现代化”的区别，则是为了说明在现代性演进过程中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诚然，吉登斯承认：在某种意义上，风险社会、反思性现代化或激进的现代化与人们所说的“后现代”其实涉及的是同一个问题，但他宁愿采用前者而不是后者，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与吉登斯一贯的寻求超越“左”和“右”的二元选择模式而采取的比较温和折中的批判态度和学术立场有关，他在把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推向深入的同时，也反对任何一种极端的激进路线。但是，另一方面，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反思性现代化或激进的现代化与那种力图解构现代性的“后现代”思潮并不是一回事。“后现代”思潮否定或者说摈弃了现代性构思中的合理成分，但实际上像资本主义的扩张、科学与技术变迁的后果、民主的扩大
等等这些现代性的动力源泉依然存在，现代社会并没有消逝。
所以，要分析和解释现代性问题的形成原因，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之类的新概念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我们只有也只能通过现代性去反思现代性，从而使现代化获得“新的涵义和雅致”。在西方社会的理论界，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是指检审工业化现代的危机和后继问题，并由此建构社会现代化的更新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反思性现代化作为当前的现代化的特定阶段，其特征是：科学化日益成为社会实践的一种政治行动，国家、集团的决断———风险行为无不以科学的推论为前提。因此，需要检审科学在实践中的政治化，分析作为政治行为的理性前提的科学化可能引发的冲突和后果。吉登斯对此是十分认同的，他指出：“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许多不确定性正是由人类知识增长创造出来的。”“过去一直将科学与技术看作政治之外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也已经变得过时了。”
在吉登斯看来：我们所面临的新风险当中，有许多在没有科学分析工具情况下是无法察觉的。但是，对风险的评估不能简单地交给科学家去做，也不能简单地接受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因为新的风险情形的特征在于科学家们相互之间经常存有分歧，而且，所有形式的风险估算和应对策略，都暗示着对价值观和所中意的生活方式的考虑，它们还与权力和既得利益体系关系密切。
所以，政策制定者们能够依赖的、线条清晰的一系列发现现在是不存在的：相反，倒是研究萌生了许多模糊的结论和备受争议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那些并非起源于政治领域的风险加以政治上的管理。于是，政府的众多政治决策都会涉及到管理风险。但是，在风险社会里，政府的决策往往存在着两难选择的困境，缺乏现成的解决良方，因为新型风险的特点是：就连它们是否存在也是有争议的。
因此，作为“风险管理者”的政府“在产生风险决策的每一个步骤上，都需要有一定的协商程序，这一程序通常必须有专家、政府和外行人士参加，许多风险情形的复杂性通常意味着协商的范围必须是非常大的。”
（3）风险的两重性
吉登斯在阐释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时并不是片面、单纯地描述风险的各种负面影响，而是强调了风险是具有两重性的。吉登斯提出：风险社会的出现并不完全与避免危机有关，风险有其积极的方面，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风险社会是一个人们的选择余地扩大了的社会。
所以说，“风险一方面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我们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风险所伴生的各种机会。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活力的规则。”
我们生活在一种由风险的影响普遍化而形成的“风险文化”之中，风险的主题将社会政治的各种不同领域联结了起来，我们越是要就未来事件作出积极的决策，我们就越需要从风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为“世界的现代性质与其说是以任何特定的科技、制度或信仰体系为特征，不如说是以当代社会新提供的浩如烟海的机遇和风险为特色”。
为了全面、准确地认识风险，吉登斯列出了一个风险矩阵：
在这个风险矩阵中，机会与创新显然是从风险的积极方面来考虑的，因为风险给人们提供了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的可能和机会，人们通过积极创新去把握这种机会，就
可能把理想化为现实，这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积极地利用风险作出投资决策被看作是市场中最富有活力的一个方面。而安全与责任则是针对风险的消极方面提出的。正如吉登斯所说的那样：“我们一个人的生活是如此，全人类生!!!"! 活在整体上也是如此；一方面，我们很容易看到可以把我们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许多新机遇；另一方面，我们几乎到处都能看到灾难的可能性，在许多情况下很难确切地说事情会朝哪一方面发展。”
在当代社会，有些维持我们共同生活的手段恰恰是对人类共同生活的主要威胁，所以，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有些风险是人类所不得不共同面对的。那么，如何防范和降低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谋求一种相对安全的环境，这就涉及到承担风险的责任问题。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指出：“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差异，首先是由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来区分的。”!+#（，%)-.）吉登斯也认为：“谁应当对（无论是个人、国家，还是其他组织所采取的）当前行为的将来后果承担责任，是新型政治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如同在情况恶化的时候，由谁、怎样、以及利用什么资源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一样。”
既然没有人可以逃避风险，那么被动地经历风险与积极参与风险、主动预测风险之间就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吉登斯极力主张应当形成一个政府、企业和劳动者都成为负责任的风险承担者的社会，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吉登斯对西方国家现行的福利制度展开了批判。吉登斯认为：福利制度最初是作为一种提供生活保障的国家体制、作为一条防范风险的途径而发展起来的，它产生于“自然界仍是自然界，传统仍是传统”的社会背景之中，与私人保险的早期形式一样，它是在外部风险的假设基础上建立的，为人们防范诸如疾病、伤残、失业等事故提供集体保险。
所以，长期以来，福利国家制度一直被看作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这种旧式的福利制度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其表现并不单纯是在财政上的，更是一种在“人造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出现的风险管理危机。因为这种福利制度不但创造了一种依赖性的文化氛围，甚至导致了一种“道德公害”：就是人们理性地利用福利所提供的保障，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比如人们利用福利救济逃避劳动，就在事实上制造了新的失业。这样，福利国家“与其说是资源的0汇聚点，倒不如说是风险的所在地”。
针对现行的福利国家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吉登斯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要在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心理利益的培育，要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并进一步把福利供给的重组和公民社会的积极发展结合起来。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其改革思想，吉登斯还提出用“社会投资国家”的概念取代福利国家的概念，据此对社会实行有效的风险管理。这种有效的风险管理，“并不仅仅意味着减小风险或者保护人们免受风险影响；它还意味着利用风险的积极而富有活力的方面，并为风险承担提供必要的资源。”在这里，风险承担不单是企业家活动中的固有因素，它同样也适用于劳动力。
综观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其内在的逻辑性和鲜明的现实性。它不仅阐述了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同时也指明了认识现代性本质的新的路径。它一方面向人们展示了现代社会的各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为人们指出了通过社会改革，不断积极探索的前进方向。而且，无论是对现代性现状的认识，还是对现代性未来的把握，吉登斯都不是盲目乐观或者消极悲观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其风险思想“已经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分。风险既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机制，也是我们面临的新两难困境的中心难题。„„在机遇和风险之间，能否达到有效的平衡，就取决于我们自己了。”
应当看到，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阐释是以西方社会作为出发点的，其现代社会的风险思想也是依据对西方社会现状的分析研究而提出的。西方社会在经历了简单现代化之后，已经步入了反思性现代化的新阶段。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大多面临着简单现代化和反思性现代化这双重境域。因此，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西方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
的影响也会渗入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现代化的情形变得更为复杂，以致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产生诸多的困惑。
因此，强调现代化的风险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既不能把现代化设想为完美无缺的境界，以为一切问题都会随之迎刃而解，但也不能把现代化看成是充满灾难的“陷阱”，以偏概全地从怀疑走向否定。因为现代化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是谋求赶超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风险决策，其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一方面应当尽量防范和减低现代化这种风险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必须极力利用和发挥现代化这种风险的积极作用，趋利而避害，这才是一种可取的正确态度，也正是我们对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进行分析研究的意义所在。
（4）现代社会风险的成因
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今天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两项根本转变。两者都与科学和技术不断增强的影响力有关．尽管它们并非完全为科技影响所决定。第一项转变可称为自然界的终结；第二项．传统的终结。”所谓自然界的终结，是指主要由于科技变迁的加剧．在物质世界的各个方面当中，现在未受人类干预影响的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在某一时刻．大约50年前．我们不再那么担心自然界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不幸。而是开始担心我们已经给自然界造成的后果。这一转变为人们踏入风险社会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起点。而生活在传统消亡之后，实质上就是生活在人们不再听天由命的世界上。这一转变，贝克称之为“个人化”。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遭受坐上现代性的毁灭性力量之背的那些负面后果? ”吉登斯提出了几种理由。首先是现代世界在设计上的失误，那些设计现代世界各种要素的人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其次是操作者的失败。但吉登斯却认为其他两个因素才是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即：意外后果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也就是说，一个系统性的后果根本不可能被完全预知．新知识持续不断地将系统推向新的方向。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不能完全控制毁灭性力量，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掌握现代世界。”事实上，吉登斯关于社会风险(他有时又称风险社会) 原因的阐述，除了以上几种说法外，还提到现代性的三个动力机制在其中的作用：
第一个是时空分离与重组。在前现代社会，时间与特定的社会行动的地点相联，只有当全世界拥有标准化的时间，时间摆脱特定空间的制约．才使得跨越无限时空距离、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控制的现代组织成为可能。于是，现代性导致了全球化，没有人能脱离由现代性所导致的转型：
第二个推动力是被吉登斯称之为社会结构的“脱域机制”，即社会关系被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从个人的经验中脱离，被符号化，并成为专家系统的专门技术领域。于是，对那些抽象系统的信任成为人们日常行动决策的基础，因为每个人最多只能占用专门知识与技术的表层肤浅部分。这样一来。在使得某些生活领域中风险性降低的同时．又建立了一种没有人能直接控制的社会影响方式，反而促成了一些先前年代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的高后果风险；因为个人经常碰到决定命运的危机时刻，需要通过反思。组织自己的生活规则，
第三个动力：反思性。前现代的社会是通过传统或习俗维持的，现代社会依赖理性，但却并未将其视为必然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外在权威，相反，怀疑倒是现代理性的普遍特征．甚至将极端的怀疑制度化，坚持所有的知识都采取假说的形式，于是，自我必定是反思性地产生出来，在多元化的权威中进行选择。
（5）风险社会或社会风险的后果
阅读吉登斯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基本上认为，风险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和全方位的。比如，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带来了几
项有趣的后果。这些后果应当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一、随着人为风险的扩散，风险有了新的加剧。新科技对我们产生着长期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对人们已经认为理所当然的种种做事方法的几乎没完没了的修正。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下，前途越来越令人劳神费力。同时也越来越晦涩难解。把握前途的直接线索很少。有的只是多样化的“未来可能性”；
二、人造风险的普遍化造成这样一种新的道德气氛：决策工作所受到的困扰一方面来自于对“耸人听闻”的指控．另一方面又来自对“欲盖弥彰”的指责。这种政治困境是司空见惯的，但却没有现成的解决良方；
三、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风险社会是一个人们的选择余地扩大了的社会。选择余地现在显然是依据阶级和收入而不同地分配的。由于习惯的做事方法变得充满问题，所以人们必须在从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规范所指导的种种领域中作出选择，而科技创新通常使人们的选择范围扩大成为可能：
四、在风险社会中，现代化的涵义有所不同，反射性现代化能适应现代秩序中的极限和矛盾．人类社会可能从简单的现代化进入反射性现代化(或者自反性现代化) ；
五、人们与科学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人都认识到科学的本质上的可疑陛质；
六、必须重新审视福利国家，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并不纯粹是财政上的，它是一个被新型风险的左右的社会中的一场风险管理危机。而以上每一个的影响又是极其重要而不可忽视的。
（6）风险社会中的主体策略
至于如何对待现代社会的风险? 针对人们通常容易产生的恐慌心理．吉登斯一再提及“同以前存在的社会秩序形式相比，一个风险社会。其内在的危险性或危害性并不更大。前现代社会中，没有风险观念，其原因在于，人们把危险当作命中注定。危险要么来自于上帝．要么仅仅来源于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的世界。风险理念与实施控制的抱负，特别是控制未来的观念密切相关。虽然风险社会概念或许使人想到一个危险性增大的世界。但是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实际上，这是一个越来越一心关注未来(还有安全) 的社会，风险观念由此产生。”
吉登斯不仅关注宏观的社会变迁，也关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境遇。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吉登斯视野中的主体对待风险的不同态度，和采取的不同策略。现代生活不可避免地会与危险相伴，这些危险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甚至，这些危险对千百万人乃至整个人类来说都可能是高强度的和威胁生命的，这些风险并不是什么人刻意选择的。灾祸临近感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现在人们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风险的巨大后果，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
我们如何能经常不断地把具有极大威胁却又远离个人控制的危险铭记在心呢? 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整天都在忧心核战争是否会爆发的人，很容易被人认为是神经错乱但是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观点会变得麻木起来。甚至在某个公众集会上收集这些话题的人也容易被看成是歇斯底里和笨拙可笑。
吉登斯认为，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中，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是为适应自然的支配和历史反思性所创造的那种体系的必然衍生物。为此，就现代性的风险景象做出适应性反应而言，非专业人士和专家之间的重大区别并不明显。他区分了四种可能的适应性反应：
第一种是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这种反应的中心论点是生存，不是一种从外部世界的退却，而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参与，从而维系着对日常问题与目标的关注。实用主义背后的态度既可能是悲观主义的论调，也可能是充满希望的想法，二者彼此矛盾地共存。
第二种是持久的乐观主义，它实际上是坚持启蒙主义的态度，一种持之以恒的对天意
理性的信仰，而不论当前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是什么。在分析了人们通常对于社会风险的适应性反应如麻木、悲观、盲目乐观等的基础上，吉登斯认为。“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是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我们在支持科学创新或者其他种类的变革中．可能应该表现得更为积极些，而不能过于谨慎。”
第三种：与上述态度对立的是犬儒式的悲观主义。这种态度设定了与后果严重的危险引起的焦虑之间的直接关联。犬儒主义并非冷漠，也非认定就只有厄运，它是通过幽默和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和情绪上影响的模式。
最后一种适应性反应是激进的卷入，是针对已察觉的危险之根源的实践性搏击。持此态度的人认为，在我们面临严重问题的困扰时，我们仍然能够而且应该动员起来以降低其影响或者战胜它们。当然，自发运作的风险，与那些建构到社会生活的约束因素中去的，或者是建构到一个人所认可的生活方式中去的那些风险之间，是有差别的。
制度化的风险环境提供了某些个体能够对稀缺的风险资源加以选择的情境，这包括他们自己的生活。然而，自主运作的风险，与一种以漫无目的的方式对个体产生影响的风险之间的区分，常常是含混的，而且并不总是与外在的制度化风险环境之间的区分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植入现代经济中的风险因素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无论某个特定的个体是否是在经济秩序中表现为积极主动。
他还特别提到对运用科学知识来解决风险问题的看法，吉登斯认为，“由于生态方面的危机，对科学产生敌对态度。甚至进一步对其他的理性思想也采取敌视的态度，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没有科学的分析手段，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到这些危机。”当然，由于一些存在的问题，人们与科学的关系也应当与以前有一些变化。吉登斯认为，“对于科学技术的更为公开的处理方式并不一定会消除是公开还是隐藏的这种两难困境，但也许能使我们减少一些更具破坏性的后果的产生。”
此外，在毁灭性力量和它所带来的种种风险面前。吉登斯还向我们建议了一种表面上看似荒谬的乌托邦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试图在乌托邦理想和现代世界的生活现实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他甚至对各种社会运动寄予厚望，希望它们能够在处理现代世界的某些风险和指点我们走向一个风险被改善的社会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对信任和风险概念的解释上，吉登斯认为，信任不是与风险而是与突发性联系在一起的。面对突发性事件结果，信任总是具有信赖的涵义，而无论这些结果是由于个人的行动还是由于系统的运作造成的。风险和信任交织在一起，信任通常足以避免特殊的行动方式所可能遇到的危险，或把这些危险降到最低的程度。在信任所涉及的环境框架中，在某些情况下，风险的类型是可以被制度化的。在这里，技术和机会是限制风险的因素，但是通常风险是经过周密估算的。
因此，今天的个体就可能会遭遇到专家系统。在现代性的状况下，情况恰恰是在专门领域中，对于外行人及专家来说，依据风险和风险评估来思维，或多或少是一种常会出现的训练。对于已经侵入我们日常活动中来的专家系统的大部分内容来说，我们全都是外行人。专家系统的扩展，加上现代制度的发达以及专家领域的进一步狭窄化，这似乎是技术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专家系统变得越来越集中，领域也越来越狭小，因此，任何特定的个人都能够声称自己是专家。即使是在专家达成某种共识的领域当中，现代知识的变化与发展的特征，致使外行的思维和实践的过滤回馈(filterback)效应，变得十分模糊而又复杂。
专家的意识如此经常性的不一致，以至于甚至专业人员也会发现，他们自己对于核心部分的特定专家领域也跟外行一样，要面临同样的选择。在一个没有终极权威的系统中，甚至专家系统中最珍贵的信念也是要面临修改的。授权作为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部分，一般都能为外行人所获得。但是，对于这种权威是如何被翻译成信任并付诸行动的，还是存在问题的。
因此，运气或宿命论的某个特定要素，允许一个人与某种部分合理的决策并行。而这种部分的合理性是指在地方性的或专家性知识范围内而言的成立。
关于专家系统的难点，吉登斯以核发电的例子作了说明，对于核发电，专家们当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对普通人而言，他无法确定谁的观点正确，因为这些意见都具有权威的分量。因此，在吉登斯看来，这正是人们信赖专门知识的窘境：没有所有权威的权威可以求助。因而在我们生活的不同领域中，我们大家都是专家，又是外行。但在某一点上，人们必须决策，或不决策，但却无人和权威可以求助。
（7）对其思想的评价
与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负面性分析有所不同。吉登斯对社会风险的研究是多维度的，这一方面与现代性是一个涉及多种层面因素的问题而风险性又是现代性的双重性之一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吉登斯社会结构化理论原则与方法的必然结果。
“因为吉登斯所说的社会结构化，是人们按照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通过社会实践而展开的，人们思想意识活动在社会结构化过程中充当能动的支配性因素。无论是社会结构化中的制度重建。还是其中的群体与组织的变迁．都要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寻找它的动因。并且。人们的思想意识本身就是具有二重性结构的构成因素”。
因而，我们看到，无论是对社会风险的表现形式、成因、后果及其对策的论述都涉及到了现代社会制度结构转型，并以现代社会制度结构转型为前提，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如何改变人们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进而引起人的自我意识的深刻变化，然后又以变化了的心态去重构现代社会。风险作为现代性双重性特征之一的观念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1984年) 、尤其是结构化理论中对时间和空间重要性的强调非常切合。社会风险毁灭性力量的意象有点像正在通过时间和跨越物理空间向前运动的东西。
然而，毁灭性力量的意象却不能很好地切合吉登斯对能动行动者力量的强调，这一意象似乎赋予这种现代机制比操控它的行动者以更加强大的力量。这也是吉登斯理论中的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因而，我们在对人为风险的危险|生充分认识的前提下，还应对人类凭借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风险的能力不悲观。
此外，吉登斯在论述“现代性”问题时，在对前现代与现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比较时，没有太多地涉及发达国家之外的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他的分析主要是针对先发的、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论及的现代性亦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制度性的转变。而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全球化，那全球化趋势和背景下的中国的现代性更令人关注，中国的现代性在如何发生与发展? 其动力来自什么? 尤其是作为现代性的特征与后果的社会风险在中国又有什么样的特征? 这些论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去研究的。
吉登斯的社会风险思想对人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对于今天正在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来说不无意义。吉登斯关于风险意识的分析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总的说来．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现代化，不可能没有风险，更为重要的是，不少风险是过去我们根本没有经历过的，有些甚至不可能想象得到。因此，我们要加强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研究，以便加以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