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的针灸特色
作者：王家骜
张仲景不仅是一位擅长外感杂病的内科医生，还是位具有相当造指的针灸专家，整部《伤寒杂病论》涉及到针灸的条文共有69条。张仲景针灸法直接继承了《内经》的思想方法，并开创了后代针灸学的广阔道路。他的针灸法和他的整部著作一样，实用性强，言简意赅，内容丰富。张仲景的针灸特色，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重视预防，截断病情
针灸的作用之一是预防保健。《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开宗明义指出：“上工治未病”。所谓治未病，有未病先防和已病防变两层意思。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抗御外邪，保卫机体，在正虚邪盛的情况下，经络又是传注病邪的途径。《素问·五藏生成篇》云：“人有大谷十二分，小溪三百五十四名……此皆卫气之所留止，邪气之所客也，针石缘而去之。”“大谷”即经脉，“小溪”即经穴，卫气健旺而运行于经络、穴道，发挥卫外的生理功能。若是卫外功能失调，则邪气乘虚而入，首先客于经络，针刺即可疏通经络，使卫外功能正常，以预防疾病、抗御外邪。正因为经络在生理和病理上有如此的重要性，所以张仲景对经络的作用颇为重视，认为：如果人能养生防病，邪气就不得侵犯经络，如果一时不慎，外邪侵犯了经络，应及时治疗，以冀邪气不得入里。“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比如说：“四肢才觉
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之，勿令九窍闭塞。”所谓“四肢才觉重滞”，就是外邪已侵入人体经络，经络之气阻滞不通，这时如及时使用以上诸法，以疏通经络之气血，祛邪外出，疾病便不得深入了。
《伤寒杂病论》中，针灸还用于防止疾病的转化，即利用针灸截断疾病的发展方向，使病情停止传变，而趋向痊愈，如“太阳病……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对于经久不愈，有可能传向阳明经的太阳病证，使用针刺调动阳明经的经气，阻断其传，就可以防止变化发生了。
三阳宜针，三阴宜灸
整部《伤寒杂病论》，应用针刺的绝大多数为“三阳经疾病”，应用灸法的(包括烧针、熏、熨等)绝大多数为“三阴经疾病”。我们知道，针法和灸法虽然各有其补泻手法的不同，但总的来说，就针法和灸法各自的偏重来看，针法用于实证据多，而灸法大多用于虚证。《灵枢·官能》篇曰：“针所不为，灸之所宜。”既说明了针和灸在治疗上可以相互补充，也含有针和灸的作用各有所宜的意思。
《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证治”论伤寒，从而初步形成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总观仲景的所谓六经论治，凡是归入三阳经的疾病，大多属于机体的抗病能力正常或尚属亢进的阳证，凡是归于三阴经的疾病，大多属于机体的抗病能力已经衰退的阴证。正因如此，《伤寒杂病论》中贯穿了“三阳宜针，三阴宜灸”的思想。推而广之，无论是外
感，还是杂病，实证热证，先须考虑用针法治疗，虚证寒证，当须考虑以灸法为主。事实上，仲景在治杂病使用针灸疗法时，即是采用了这一原则，如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的，使用灸法；而热入血室的，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即是例证。
三阴病证中的厥阴病为伤寒较后的阶段，病情复杂且危重，有上热下寒，厥热胜复，厥逆，下利吐哕等证。主要特点为寒热错杂，所以临床治疗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随证立法。仲景不仅在药物治疗方面为厥阴病创制了各种方剂，在针灸疗法的应用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伤寒脉促，手足厥逆，可灸之”。本条属阳为阴阻之证。有热有寒，寒热错杂，治疗上颇为棘手。而仲景独以灸法治之。清代尤在泾在其《伤寒贯珠集》中对本条作出解释：“脉，阳盛则促，阴盛则结，手足厥而脉促者，非阳之盛，乃阳之郁而不通也，灸之所以引阳外出。”此说深得仲景之精髓。灸而运其经气，其证焉得不解?遵法则而不拘泥之，临床运用灵活效显，着实令人叹服。
勿庸讳言，张仲景被后人遵为“医圣”，故而他的热证忌灸之说，被后世一些医家奉为圭臬，而拘泥执守，限制了灸法的应用范围。张仲景在他所处的时代，将针灸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后人是应该加以发展、提高的。所以，热证忌灸论对后世束缚，是张仲景本人也不愿看到的，故其咎不在仲景也。
针药并用，提高疗效
汉代医学发展的总趋势是《内经》的基本理论进一步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充实和发展，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密切结合起来。张仲景对此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针灸的操作上，使用了针刺、温针、烧针(火针)、灸、熏、熨等方法。更为突出的是，纵观整部《伤寒杂病论》，论及针灸者，大多是为提高疗效，把汤药与针、灸等疗法结合起来使用。《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有言：“妇人之病……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治危得安。”明确强调了针灸与方药不可偏废的思想。针灸药各有所长，针灸药并用，其效果往往比只用一种方法为好。例如：“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即愈。”风邪太甚，阻于经络，药不胜之，通过针刺风池，风府二穴，以疏通其经络之气，然后再以桂枝汤解其肌表，祛风外出，即获痊愈。在太少并病中，仲景列出柴胡桂枝汤等方为其主治方，同时又另列二条专用针灸治疗的方法，针药合施，相得益彰。
重视“灸禁”，谨防误治
早在《内经》中，对所谓“刺禁”就有了专门的论述，其中对房事、醉酒、过劳、过饱等都较为重视，认为在这些情况的前后，都不宜针刺。另外，大热、大汗、大失血、脉与病相逆时，都在禁刺之列。作为临床大家的张仲景，对针灸的禁忌比较重视，特别是在灸法的禁忌方面发展了《内经》的思想。《伤寒杂病论》中谈到针灸禁忌或违禁而产生不良后果的条文有26条之多，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绝大多数是对于灸法的，常可见到“可火”、“不可火”、“不可以火攻之”等字眼。总结张仲景的所谓“灸禁”(包括温针、烧针、熨等的禁忌)的范围有：
太阳病初起，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中暍，脉浮热甚，微数之脉等证。“夫灸法当用火，用之不当，则因火为邪恶”。所以后人称为“火逆”。太阳篇中有：“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清血，名为火邪。”太阳病用火熏之法以取汗，纵令汗出，亦由火力劫迫所致，于治为逆，不得汗，则热无从出。火热灼津，令病人躁扰不安，火入里则伤其阴络，必致便血。此证由误火引起。仲景还提到挽救的办法：便血时，但清其热，不必止血，火清邪上，其血自止，治病必求其本也。太阳病篇又云：“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本条是论述阴虚之证误用灸法的。以上两条条文从两个方面阐明了违反“灸禁”的后果和病理机制，与前述三阳宜针，三阴宜灸的思想是一致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虽有刺禁、灸禁一类的戒律，然而仲景并不拘泥于兹。如关元穴，古人认为此穴为孕妇禁刺。然《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云：“病人伤胎，怀身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重，如有水气状。怀身七月，太阴当养不养，此心气实。当刺泻劳宫及关元，小便微利则愈。”从所列症状来看，本病为妊娠水肿，关元穴对妊娠者，本为禁穴，然《内经》论及孕妇使用峻猛药物及有毒药物时说“有故无殒，亦无殒也”。用药如此，用针亦当如此，且关元穴为治小便不利之特效穴，故仲景敢于打破禁区，于妊娠水肿用之，所谓“有病则病当之”。实际上，仲景在方药中亦有如此大胆的用法，如怀孕用半夏、附子，甘草、甘遂等反药同用，仲景医术之精，亦可
由此窥见一斑。
来源: 中医文献杂志
张仲景的针灸特色
作者：王家骜
张仲景不仅是一位擅长外感杂病的内科医生，还是位具有相当造指的针灸专家，整部《伤寒杂病论》涉及到针灸的条文共有69条。张仲景针灸法直接继承了《内经》的思想方法，并开创了后代针灸学的广阔道路。他的针灸法和他的整部著作一样，实用性强，言简意赅，内容丰富。张仲景的针灸特色，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重视预防，截断病情
针灸的作用之一是预防保健。《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开宗明义指出：“上工治未病”。所谓治未病，有未病先防和已病防变两层意思。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抗御外邪，保卫机体，在正虚邪盛的情况下，经络又是传注病邪的途径。《素问·五藏生成篇》云：“人有大谷十二分，小溪三百五十四名……此皆卫气之所留止，邪气之所客也，针石缘而去之。”“大谷”即经脉，“小溪”即经穴，卫气健旺而运行于经络、穴道，发挥卫外的生理功能。若是卫外功能失调，则邪气乘虚而入，首先客于经络，针刺即可疏通经络，使卫外功能正常，以预防疾病、抗御外邪。正因为经络在生理和病理上有如此的重要性，所以张仲景对经络的作用颇为重视，认为：如果人能养生防病，邪气就不得侵犯经络，如果一时不慎，外邪侵犯了经络，应及时治疗，以冀邪气不得入里。“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比如说：“四肢才觉
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之，勿令九窍闭塞。”所谓“四肢才觉重滞”，就是外邪已侵入人体经络，经络之气阻滞不通，这时如及时使用以上诸法，以疏通经络之气血，祛邪外出，疾病便不得深入了。
《伤寒杂病论》中，针灸还用于防止疾病的转化，即利用针灸截断疾病的发展方向，使病情停止传变，而趋向痊愈，如“太阳病……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对于经久不愈，有可能传向阳明经的太阳病证，使用针刺调动阳明经的经气，阻断其传，就可以防止变化发生了。
三阳宜针，三阴宜灸
整部《伤寒杂病论》，应用针刺的绝大多数为“三阳经疾病”，应用灸法的(包括烧针、熏、熨等)绝大多数为“三阴经疾病”。我们知道，针法和灸法虽然各有其补泻手法的不同，但总的来说，就针法和灸法各自的偏重来看，针法用于实证据多，而灸法大多用于虚证。《灵枢·官能》篇曰：“针所不为，灸之所宜。”既说明了针和灸在治疗上可以相互补充，也含有针和灸的作用各有所宜的意思。
《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证治”论伤寒，从而初步形成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总观仲景的所谓六经论治，凡是归入三阳经的疾病，大多属于机体的抗病能力正常或尚属亢进的阳证，凡是归于三阴经的疾病，大多属于机体的抗病能力已经衰退的阴证。正因如此，《伤寒杂病论》中贯穿了“三阳宜针，三阴宜灸”的思想。推而广之，无论是外
感，还是杂病，实证热证，先须考虑用针法治疗，虚证寒证，当须考虑以灸法为主。事实上，仲景在治杂病使用针灸疗法时，即是采用了这一原则，如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的，使用灸法；而热入血室的，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即是例证。
三阴病证中的厥阴病为伤寒较后的阶段，病情复杂且危重，有上热下寒，厥热胜复，厥逆，下利吐哕等证。主要特点为寒热错杂，所以临床治疗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随证立法。仲景不仅在药物治疗方面为厥阴病创制了各种方剂，在针灸疗法的应用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伤寒脉促，手足厥逆，可灸之”。本条属阳为阴阻之证。有热有寒，寒热错杂，治疗上颇为棘手。而仲景独以灸法治之。清代尤在泾在其《伤寒贯珠集》中对本条作出解释：“脉，阳盛则促，阴盛则结，手足厥而脉促者，非阳之盛，乃阳之郁而不通也，灸之所以引阳外出。”此说深得仲景之精髓。灸而运其经气，其证焉得不解?遵法则而不拘泥之，临床运用灵活效显，着实令人叹服。
勿庸讳言，张仲景被后人遵为“医圣”，故而他的热证忌灸之说，被后世一些医家奉为圭臬，而拘泥执守，限制了灸法的应用范围。张仲景在他所处的时代，将针灸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后人是应该加以发展、提高的。所以，热证忌灸论对后世束缚，是张仲景本人也不愿看到的，故其咎不在仲景也。
针药并用，提高疗效
汉代医学发展的总趋势是《内经》的基本理论进一步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充实和发展，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密切结合起来。张仲景对此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针灸的操作上，使用了针刺、温针、烧针(火针)、灸、熏、熨等方法。更为突出的是，纵观整部《伤寒杂病论》，论及针灸者，大多是为提高疗效，把汤药与针、灸等疗法结合起来使用。《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有言：“妇人之病……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治危得安。”明确强调了针灸与方药不可偏废的思想。针灸药各有所长，针灸药并用，其效果往往比只用一种方法为好。例如：“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即愈。”风邪太甚，阻于经络，药不胜之，通过针刺风池，风府二穴，以疏通其经络之气，然后再以桂枝汤解其肌表，祛风外出，即获痊愈。在太少并病中，仲景列出柴胡桂枝汤等方为其主治方，同时又另列二条专用针灸治疗的方法，针药合施，相得益彰。
重视“灸禁”，谨防误治
早在《内经》中，对所谓“刺禁”就有了专门的论述，其中对房事、醉酒、过劳、过饱等都较为重视，认为在这些情况的前后，都不宜针刺。另外，大热、大汗、大失血、脉与病相逆时，都在禁刺之列。作为临床大家的张仲景，对针灸的禁忌比较重视，特别是在灸法的禁忌方面发展了《内经》的思想。《伤寒杂病论》中谈到针灸禁忌或违禁而产生不良后果的条文有26条之多，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绝大多数是对于灸法的，常可见到“可火”、“不可火”、“不可以火攻之”等字眼。总结张仲景的所谓“灸禁”(包括温针、烧针、熨等的禁忌)的范围有：
太阳病初起，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中暍，脉浮热甚，微数之脉等证。“夫灸法当用火，用之不当，则因火为邪恶”。所以后人称为“火逆”。太阳篇中有：“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清血，名为火邪。”太阳病用火熏之法以取汗，纵令汗出，亦由火力劫迫所致，于治为逆，不得汗，则热无从出。火热灼津，令病人躁扰不安，火入里则伤其阴络，必致便血。此证由误火引起。仲景还提到挽救的办法：便血时，但清其热，不必止血，火清邪上，其血自止，治病必求其本也。太阳病篇又云：“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本条是论述阴虚之证误用灸法的。以上两条条文从两个方面阐明了违反“灸禁”的后果和病理机制，与前述三阳宜针，三阴宜灸的思想是一致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虽有刺禁、灸禁一类的戒律，然而仲景并不拘泥于兹。如关元穴，古人认为此穴为孕妇禁刺。然《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云：“病人伤胎，怀身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重，如有水气状。怀身七月，太阴当养不养，此心气实。当刺泻劳宫及关元，小便微利则愈。”从所列症状来看，本病为妊娠水肿，关元穴对妊娠者，本为禁穴，然《内经》论及孕妇使用峻猛药物及有毒药物时说“有故无殒，亦无殒也”。用药如此，用针亦当如此，且关元穴为治小便不利之特效穴，故仲景敢于打破禁区，于妊娠水肿用之，所谓“有病则病当之”。实际上，仲景在方药中亦有如此大胆的用法，如怀孕用半夏、附子，甘草、甘遂等反药同用，仲景医术之精，亦可
由此窥见一斑。
来源: 中医文献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