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有感
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分析了信任这一社会美德对创造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显然，随着文化与经济的日渐融合，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日益密不可分，相关研究也层出不穷。但福山从信任这个角度分析社会资本对经济繁荣的作用，通过对低信任度社会如中、法、意、韩和高信任度社会如德、日的对家庭、社团与集体的认识和认可进行比较阐述问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视角和启示。
文化的作用似乎一直被传统的经济学家们所低估，他们认为人们总是理性地追求功利的最大化，但事实上却有许多非理性的例子。比如日本的网络组织企业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集体拯救同一网络下濒危的成员企业，更简单的如人们在进饭馆时不会在计算了“欺骗的代价（尴尬或较轻微的法律纠纷）”和“期望的利益（一顿免费餐）”哪个更高后决定是否付钱。这些基本的诚实、促进人们相互合作的信任就源于属于文化因素的社会品德，或者社会本身的信用程度。
现代社会的法律与规范似乎使信任变得可有可无，人们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和规定来约束、分配社会交往以达到经济效益。对此福山首先肯定，“产权法、契约和商业法都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必不可少的制度。”“文化本身不能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但是，“如果这些制度再加上社会资本和信任，商业交易的成本将显著降低。”“法律形式如股份公司可能允许无关系的陌生人一起合作，但是这样做的难易程度则取决于他们与非亲非故之人交往的合作性。”也就是说，信任能够减少经济生活中人们的摩擦和事务性成本，提高效率，有利于稳定的合作，这些都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自发的社会生活对经济生活至关重要，因为实际上，所有经济行为都是
通过群体而非个人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是最基本的单位。因此，各国的现代企业都是以家族企业为起点的。随着规模的扩大，家族企业需要向现代公司形式转化。这时信任便成为其转化顺利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
福山认为信任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国、韩国、意大利等国的只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低信任关系，一种是德国、日本等国超越家族关系的大型企业的高信任关系。在一个社会中，除了家族企业和国家企业，中间组织（如俱乐部、慈善团体、工会、宗教团体、民间教育组织等）的繁荣才更能体现人们超越血缘的相互信任，因此自发组织社群能力较强的文化常常带来较高的信任，也更益于大型现代企业和品牌的构建——因为他们合作稳定，持续长久。
低信任社会往往由“极端的家庭主义、男性遗产均分制与收养机制的缺乏以及对非亲非故者的不信任综合在一起”塑造而成，它们都曾被很强大的集权统治，拥有牢固的家庭制度，氏族和大家庭更为昌盛，自给自足的特征比较明显，缺少通向社群的桥梁。它们执着于家庭企业，不愿意将权力交给外人，最终家庭成员能力的萎缩或纷争使公司快速消亡。
高信任社会则往往表现出强大的经济实力，它们拥有庞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它们有高效的生产、富有人情的工作环境、充满信任的团队合作。以日本为例，这一部分源于它利于信任的文化传统：如普遍而容易进行的收养、长子继承全部家产、家长式社团的繁多、忠诚和双向责任感，另一部分也来源于它一些独特的经济特征：终身雇佣制、商业网络形式的企业集团。但实际上，这些基于文化传统的制度在世界并不通用。因为文化是相对稳定而不易改变的。
而在论述德国时，福山重点讨论了德国的学徒制。在日本企业也担负着培训
员工的责任。这使工人（员工）为工厂（公司）付出更多努力，拥有更多知识，其结果是管理者对下属的能力充分信任，让他们能够自主工作，减少法规和监管，并在长期的培训中培养他们的自豪感和忠诚感。我认为这是中国企业非常值得借鉴的。
高度信任的社会必定是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我认为中国也应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以信任为提示，或者说着眼点，应该探讨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我不敢随意论断，在这里只说说读过福山《信任》后关于信任的一些启发。
中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总量都很庞大，走大规模企业或企业联合道路都是未来的方向，而它们都需要信任作为运营良好的基础。培养社会信任是此书的最大启示。我认为途径有以下几个：通过繁荣中间组织，重视社团尤其是非血亲关系的社团来培育和扩展信任关系，构架人与人社会交往的桥梁，从日常团体生活中建立社会信任；重视道德教育（将其提前化），注重基本品德如诚实、信用以及与人沟通、与人合作的能力的培养；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用管理因素平衡文化因素产生的弊端，建立和谐的公司氛围，加强对员工的培训，重视情感交流，使普通员工和管理者都自觉地增强责任感和对公司的认同感。既然文化背景影响着社会的信任程度进而影响到工业结构与规模在福山的论证中得以证实，那么，努力创造一个信用社会对欠缺这一优势的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读《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有感
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分析了信任这一社会美德对创造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显然，随着文化与经济的日渐融合，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日益密不可分，相关研究也层出不穷。但福山从信任这个角度分析社会资本对经济繁荣的作用，通过对低信任度社会如中、法、意、韩和高信任度社会如德、日的对家庭、社团与集体的认识和认可进行比较阐述问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视角和启示。
文化的作用似乎一直被传统的经济学家们所低估，他们认为人们总是理性地追求功利的最大化，但事实上却有许多非理性的例子。比如日本的网络组织企业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集体拯救同一网络下濒危的成员企业，更简单的如人们在进饭馆时不会在计算了“欺骗的代价（尴尬或较轻微的法律纠纷）”和“期望的利益（一顿免费餐）”哪个更高后决定是否付钱。这些基本的诚实、促进人们相互合作的信任就源于属于文化因素的社会品德，或者社会本身的信用程度。
现代社会的法律与规范似乎使信任变得可有可无，人们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和规定来约束、分配社会交往以达到经济效益。对此福山首先肯定，“产权法、契约和商业法都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必不可少的制度。”“文化本身不能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但是，“如果这些制度再加上社会资本和信任，商业交易的成本将显著降低。”“法律形式如股份公司可能允许无关系的陌生人一起合作，但是这样做的难易程度则取决于他们与非亲非故之人交往的合作性。”也就是说，信任能够减少经济生活中人们的摩擦和事务性成本，提高效率，有利于稳定的合作，这些都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自发的社会生活对经济生活至关重要，因为实际上，所有经济行为都是
通过群体而非个人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是最基本的单位。因此，各国的现代企业都是以家族企业为起点的。随着规模的扩大，家族企业需要向现代公司形式转化。这时信任便成为其转化顺利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
福山认为信任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国、韩国、意大利等国的只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低信任关系，一种是德国、日本等国超越家族关系的大型企业的高信任关系。在一个社会中，除了家族企业和国家企业，中间组织（如俱乐部、慈善团体、工会、宗教团体、民间教育组织等）的繁荣才更能体现人们超越血缘的相互信任，因此自发组织社群能力较强的文化常常带来较高的信任，也更益于大型现代企业和品牌的构建——因为他们合作稳定，持续长久。
低信任社会往往由“极端的家庭主义、男性遗产均分制与收养机制的缺乏以及对非亲非故者的不信任综合在一起”塑造而成，它们都曾被很强大的集权统治，拥有牢固的家庭制度，氏族和大家庭更为昌盛，自给自足的特征比较明显，缺少通向社群的桥梁。它们执着于家庭企业，不愿意将权力交给外人，最终家庭成员能力的萎缩或纷争使公司快速消亡。
高信任社会则往往表现出强大的经济实力，它们拥有庞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它们有高效的生产、富有人情的工作环境、充满信任的团队合作。以日本为例，这一部分源于它利于信任的文化传统：如普遍而容易进行的收养、长子继承全部家产、家长式社团的繁多、忠诚和双向责任感，另一部分也来源于它一些独特的经济特征：终身雇佣制、商业网络形式的企业集团。但实际上，这些基于文化传统的制度在世界并不通用。因为文化是相对稳定而不易改变的。
而在论述德国时，福山重点讨论了德国的学徒制。在日本企业也担负着培训
员工的责任。这使工人（员工）为工厂（公司）付出更多努力，拥有更多知识，其结果是管理者对下属的能力充分信任，让他们能够自主工作，减少法规和监管，并在长期的培训中培养他们的自豪感和忠诚感。我认为这是中国企业非常值得借鉴的。
高度信任的社会必定是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我认为中国也应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以信任为提示，或者说着眼点，应该探讨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我不敢随意论断，在这里只说说读过福山《信任》后关于信任的一些启发。
中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总量都很庞大，走大规模企业或企业联合道路都是未来的方向，而它们都需要信任作为运营良好的基础。培养社会信任是此书的最大启示。我认为途径有以下几个：通过繁荣中间组织，重视社团尤其是非血亲关系的社团来培育和扩展信任关系，构架人与人社会交往的桥梁，从日常团体生活中建立社会信任；重视道德教育（将其提前化），注重基本品德如诚实、信用以及与人沟通、与人合作的能力的培养；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用管理因素平衡文化因素产生的弊端，建立和谐的公司氛围，加强对员工的培训，重视情感交流，使普通员工和管理者都自觉地增强责任感和对公司的认同感。既然文化背景影响着社会的信任程度进而影响到工业结构与规模在福山的论证中得以证实，那么，努力创造一个信用社会对欠缺这一优势的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就显得更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