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袁氏当国》所想到的 从自己熟悉的角度出发，惊奇地有着自己的感受。文中的若干摘要让我决定从微观着手，书写自己的所思所想。
在辛亥革命之后，那有数千年历史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了，以后中国历史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可能还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慢慢的转化过来呢。①虽然这段时间乐观来讲不需要又一个数千年，但我们这代人绝对是要抱着对民治时代未曾到来的遗憾离世的。我们的党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建立法治国家、要创造中国梦等。每每听到他们的言论，我们不是唏嘘不已就是感觉政府这次是动真格了，我们的生活会更好了。但就像我们不够文明所以要一遍遍地对外重申我们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一样，因为老百姓活得不够有尊严、政府难做到依法治国、我们缺乏中国梦等，所以我们才能不止一次的听到类似的话。另外我想“很长一段时间”绝不能成为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借口，更不能成为我们公民在面对政府肆意践踏民主法制自我安慰的理由。而且它之于社会现状的安慰在我看来远不如板蓝根之于禽流感来的靠谱。现在的中国已是一个处于世界信息圈内的国家，国人面对现在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自然而然就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超越它们，在各个方面超越它们。即使现在难以做到，但起码国人希望看到政府这种奋力拼搏的实干劲。所以当国人看到政府老是拿以前贫穷落后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然后认为自己让国人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以及政府在面对国内空气污染、毒牛奶、腐败问题时又与外国进行对比进而认为我们还不算太糟糕时，国人再受到日本——一个中国必须全面打败的一个国家，人均生活水平远高于我们时，愈发对政府有一种烂泥扶不上墙的哀痛，远大于对国足的痛。再加上接二连三出现的社会事件，怎能不让人感觉置身于一个哀鸿遍野的人间?怎能奢求自己能一睹中国真正“民治”时代的到来?
可是龙应台在面对极其类似状况的台湾时，就指出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环境。她不甘像其他好像看透社会本质的人一样沉沦下去，于是她不断地写不断地揭露出台湾的种种弊端，希望以此唤醒更多有志将自己的社会建设得更宜居的人们，希望加速民治社会的早点到来。一些人毫无疑问会像我们大陆的一些人一样，认为她区区一个作家，面对强势的当局，无异于豆腐撞墙，不仅难有效果，反而会引野火烧到了自己。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我只知道受龙应台的影响，国人热切期盼在大陆也会出现一些人，哪怕一个像龙应台一样敢于“当众生气”的人，于是在我熟悉的年代，韩寒火了，虽然一如既往地他也被人批评文章不够一针见血，很多东西都是点到为止。但无论怎样，他毕竟比我们每个人都更进了一步，作为公民，她是一个合格者。同样作为公民的我们，难道又要像龙应台“可是，你是谁？凭什么你就做‘沉默的大众’，等着少数人努力了，牺牲了，你再去享受他们的成果？”说的这样么？好在，我们都还活着，还能摸到那颗不愿停止的心脏所带来的节奏感，既然选择不移民，既然下一代还在这片土地生活着，那么即使不为别人也应该为他（她）们着想，我们终究还是要做点什么的。
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了。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大总统一职就变成虚位元首了。此一约法几经研讨，终由孙文大总统于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
这一着是明显的针对着袁世凯而设计的。将来中山如让位与袁，袁大总统的职权和孙大总统的职权，就不可同日而语了。问良心，这是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对未来的大总统所投的‘不信任票’，也是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一群张三李四，想对新到的和尚鲁智深，来个‘下马威’，乘他立足末稳，便把他摔到粪窖里去的一厢情愿的安排。②孙中山先生劝告当时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是针砭时弊，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在这‘大尾巴’上做文章。试问青年人个个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谁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国父大人也是我们五千年中华大酱缸里出来的嘛，未能免俗也。③他自己，乃至他的智囊团，就不能了解，任何政治社会的‘定型’(settled pattern)，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地发展出来的。这一形态，今日虽不合中国国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后，它就合乎中国国情了呢？袁氏和他的智囊们当时没有这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因此认为共和既然不合中国国情，那就
④只有干脆回头去搞帝制了。从这些摘要可以看出，无论是国父孙中山还是“枭
雄”袁氏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在那个时代一厢情愿地干着他们认为能如愿的事，只是事与愿违，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人常说历史的一大作用就是告诫今人避免犯类似的错误，避免走弯路。可是在我们的当今社会中有这种作用体现么？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有，但就像龙应台在写言论自由所表达的一样，有并不代表就够了，历史作用体现的够与否完全要看人民的“需求”有多少，对历史作用的需求高于它的现有供给就是不够。那我们当今中国社会对历史作用的需求够还是不够呢？还是用事实说话吧。2013/4/10，湖南凤凰县县政府未经与凤凰城内居民以及商户商量的情况下，就在“游客不在乎票价多少”的思维下，强行变更原来的买票制度。暂且不去理会在当今中国不在乎148元票价的人都是一些什么身份的人，也不去考虑当地政府的这种买票制度有没有限制游客自主选择的权利，单从后来大批警力进驻古城内，不断有人被强行带走，大量店铺关门以及一个家在古城内的小伙带女朋友见家长被拦在古城口要求外地女友要交148元时，很难想象当地政府没有一厢情愿。顺便讲个笑话，不过很难保证这不是事实。一个大学生在中华大地上排队买过年火车票，已不知排了多久，估计一顿两顿没吃吧，终于他的脚可以碰到售票窗口了，那个激动啊，着实羡煞旁人啊，可当他跟售票员温柔地说出他要买几日去哪里的票时，这位售票员的两字“没有”可谓一脚将他踹进了北方冬天的河流，还好河面结着冰。但生性乐观的他转念一想啊，也许还有站票卖，售票员习惯性地以为他只要硬座票也说不定呢。于是他说：“阿姨，那站票有么”?,只听售票员背书似地对着电脑说：“领导说了，今年不让一个大学生站着回家”。于是我好像看到那个被踹到冰面的学生毅然决然地使劲用头把冰炸碎然后看似很舒服的跳了进去。所以可以毫不客气的讲，在中国因为掌权者的一厢情愿而造成的荒唐事只有你想不到，而没有做不到。
还记得那句我们背过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么，它居然真的被广大的掌权者所践行哟，要知道同样是被我们更早背过的“为人民服务”，至今还在众多官员的嘴里苟延残喘地讨生活呢，所以有时候我就对别人说政治书是一派胡言、满纸谎言深不以为然，这不上面那句话就是最好的见证。毋庸置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定时期内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马克思说过任何理论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会打上深深地时代烙印。所以当他们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搞特搞时，在环境、道德等等方面出现了灾难。在此之前，因为考虑到中国人民穷怕了的因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少还能代表广大民意，但时至今日，面对今天的中国，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难道不算是政府的一厢
情愿么！虽然中央政府已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要减慢经济增长速度，但在以经济发展为硬指标考核地方政府这种同样未通过人民同意带有强烈一厢情愿色彩的制度下，大拆大建仍在吓人地进行着。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段子：温总理乘飞机去汶川灾区视察，经过大同上空时往下一看，以为已经到了。大拆大建还只是当今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里的沧海一栗，但即便如此，它也残忍地造成了因碾压事件不断而形成的“田野矿难”现象，进而一个个缺失土地的农民被赶进了城市，但城市哪能习惯他们的长久存在，他们的身份变得尴尬起来，安全感大为降低，这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么？可美丽乡村已经面目全非地他们完全不认识了，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他们就这样成为生他们养他们农村的客人。还有那些公然跟《物权法》叫板让本已脆弱的民主法治更加雪上加霜的强拆，难以想象国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居然到了不惜自焚的地步，可终究改变不了什么，死后房子依然被拆了。凡此种种，套用唐德刚对日、俄近代侵略我国无耻、不要脸的行为所说的那样，真是“述之真足污我笔墨”。就像我们不能忘记日本侵略过中国这段历史一样，我们也决不能忘记后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段历史。因为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的很多同胞不是被瓦斯炸死了，就是被活埋了；不是被毒死了，就是被气死了。但这些如果真成历史了，对于我们这些活着的处于权力弱势的人来讲也算是一种庆幸，可最最让人害怕的是，这种历史还将继续在中华大地上一天天上演着。
如果政府真正能想民所想，做民想做，不再那么一厢情愿的话，那么那个饱受诟病的新国五条就不会造成那么多人真离婚了，下面这段话读起来也就没有那么精辟了：
这就像老师布置了一份作业，课代表做了一份粗略版以供参考，结果同学们还是不知道怎么细化或者不想细化，干脆直接照抄了一部分交差了事。
还有我们在教育部要求中小学进行减负的大环境下，面对一个又一个孩子因为忍受不了课业负担选择自杀的报道下，我们除了大骂一句“减你妹啊”或者哭着笑说：“孩子们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为国家减少人口做贡献”外，也不会愈发“佩服”当局者的“坚强”了。每当我这样想时，鲁迅就会过来对我：“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知道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的话在现今看来不得不说还是那么地有市场，我们也确实是需要生气的。
古氏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时，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紧锣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讨袁；袁亦调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更不幸的是，古德诺正是生长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拜拜’。很自然的将美作华，他就站在北方林肯总统的一边，而视南方所发动的二次独立为应该被镇压的动乱了⑤在袁氏的耸恿之下，孙公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向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帐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此是后话。
【笔者附注】：关于十万英里铁路，百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中山说了一辈子，但他一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⑥不能因为汪精卫当了汉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笔抹煞。事实上，汪在投敌之前，他在全中国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实在是全国第一人。他在民初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是总理孙文的当然继承人，排位在黄、宋、胡之上。⑦在众人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讨袁。但
是与会高干，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因此党中乃逐渐形成孙、黄两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异。中山主动武，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云云。但是国民党那时连两师军队也没有。纵有，亦绝非袁之对手。袁此时兵多将广，哪是两师军队就可打得倒的呢？⑧在孙文主义的各种著作里，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对本党同志的谈话和通讯中，中山都不断地慨叹他底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们没有决心去实行他的主义的缘故。其所以然者，实在是党员们知识水平太低。要实行项新的政治体制，先得有认识这项体制的知识，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孙公也随之创出了他底‘知难行易’的孙文学说来。⑨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仅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
⑩从我„„。在其后历经四阅月的艰苦谈判中，自袁以下，外长陆征祥，次长曹
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在长期交涉中，受尽折磨与屈辱则有之，细查中日档案，纵是一向有妥协倾向的曹汝霖，日方会谈纪录也说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云云。11这次袁世凯的二十一条交涉，被后世史家和著作家，说成是袁世凯企图帝制，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总罪证。其实袁世凯又何尝接受二十一条呢？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就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嘛。吾人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有霄壤之别也。12
①唐德刚：《袁氏当国》，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唐德刚：《袁氏当国》，1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③唐德刚：《袁氏当国》，55-5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④唐德刚：《袁氏当国》，1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德刚：《袁氏当国》15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德刚：《袁氏当国》，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⑤ ⑥
⑦
⑧唐德刚：《袁氏当国》，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德刚：《袁氏当国》，7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⑨唐德刚：《袁氏当国》，9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⑩唐德刚：《袁氏当国》，10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1唐德刚：《袁氏当国》，1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2唐德刚：《袁氏当国》，14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由《袁氏当国》所想到的 从自己熟悉的角度出发，惊奇地有着自己的感受。文中的若干摘要让我决定从微观着手，书写自己的所思所想。
在辛亥革命之后，那有数千年历史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了，以后中国历史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可能还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慢慢的转化过来呢。①虽然这段时间乐观来讲不需要又一个数千年，但我们这代人绝对是要抱着对民治时代未曾到来的遗憾离世的。我们的党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建立法治国家、要创造中国梦等。每每听到他们的言论，我们不是唏嘘不已就是感觉政府这次是动真格了，我们的生活会更好了。但就像我们不够文明所以要一遍遍地对外重申我们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一样，因为老百姓活得不够有尊严、政府难做到依法治国、我们缺乏中国梦等，所以我们才能不止一次的听到类似的话。另外我想“很长一段时间”绝不能成为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借口，更不能成为我们公民在面对政府肆意践踏民主法制自我安慰的理由。而且它之于社会现状的安慰在我看来远不如板蓝根之于禽流感来的靠谱。现在的中国已是一个处于世界信息圈内的国家，国人面对现在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自然而然就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超越它们，在各个方面超越它们。即使现在难以做到，但起码国人希望看到政府这种奋力拼搏的实干劲。所以当国人看到政府老是拿以前贫穷落后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然后认为自己让国人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以及政府在面对国内空气污染、毒牛奶、腐败问题时又与外国进行对比进而认为我们还不算太糟糕时，国人再受到日本——一个中国必须全面打败的一个国家，人均生活水平远高于我们时，愈发对政府有一种烂泥扶不上墙的哀痛，远大于对国足的痛。再加上接二连三出现的社会事件，怎能不让人感觉置身于一个哀鸿遍野的人间?怎能奢求自己能一睹中国真正“民治”时代的到来?
可是龙应台在面对极其类似状况的台湾时，就指出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环境。她不甘像其他好像看透社会本质的人一样沉沦下去，于是她不断地写不断地揭露出台湾的种种弊端，希望以此唤醒更多有志将自己的社会建设得更宜居的人们，希望加速民治社会的早点到来。一些人毫无疑问会像我们大陆的一些人一样，认为她区区一个作家，面对强势的当局，无异于豆腐撞墙，不仅难有效果，反而会引野火烧到了自己。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我只知道受龙应台的影响，国人热切期盼在大陆也会出现一些人，哪怕一个像龙应台一样敢于“当众生气”的人，于是在我熟悉的年代，韩寒火了，虽然一如既往地他也被人批评文章不够一针见血，很多东西都是点到为止。但无论怎样，他毕竟比我们每个人都更进了一步，作为公民，她是一个合格者。同样作为公民的我们，难道又要像龙应台“可是，你是谁？凭什么你就做‘沉默的大众’，等着少数人努力了，牺牲了，你再去享受他们的成果？”说的这样么？好在，我们都还活着，还能摸到那颗不愿停止的心脏所带来的节奏感，既然选择不移民，既然下一代还在这片土地生活着，那么即使不为别人也应该为他（她）们着想，我们终究还是要做点什么的。
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了。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大总统一职就变成虚位元首了。此一约法几经研讨，终由孙文大总统于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
这一着是明显的针对着袁世凯而设计的。将来中山如让位与袁，袁大总统的职权和孙大总统的职权，就不可同日而语了。问良心，这是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对未来的大总统所投的‘不信任票’，也是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一群张三李四，想对新到的和尚鲁智深，来个‘下马威’，乘他立足末稳，便把他摔到粪窖里去的一厢情愿的安排。②孙中山先生劝告当时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是针砭时弊，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在这‘大尾巴’上做文章。试问青年人个个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谁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国父大人也是我们五千年中华大酱缸里出来的嘛，未能免俗也。③他自己，乃至他的智囊团，就不能了解，任何政治社会的‘定型’(settled pattern)，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地发展出来的。这一形态，今日虽不合中国国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后，它就合乎中国国情了呢？袁氏和他的智囊们当时没有这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因此认为共和既然不合中国国情，那就
④只有干脆回头去搞帝制了。从这些摘要可以看出，无论是国父孙中山还是“枭
雄”袁氏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在那个时代一厢情愿地干着他们认为能如愿的事，只是事与愿违，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人常说历史的一大作用就是告诫今人避免犯类似的错误，避免走弯路。可是在我们的当今社会中有这种作用体现么？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有，但就像龙应台在写言论自由所表达的一样，有并不代表就够了，历史作用体现的够与否完全要看人民的“需求”有多少，对历史作用的需求高于它的现有供给就是不够。那我们当今中国社会对历史作用的需求够还是不够呢？还是用事实说话吧。2013/4/10，湖南凤凰县县政府未经与凤凰城内居民以及商户商量的情况下，就在“游客不在乎票价多少”的思维下，强行变更原来的买票制度。暂且不去理会在当今中国不在乎148元票价的人都是一些什么身份的人，也不去考虑当地政府的这种买票制度有没有限制游客自主选择的权利，单从后来大批警力进驻古城内，不断有人被强行带走，大量店铺关门以及一个家在古城内的小伙带女朋友见家长被拦在古城口要求外地女友要交148元时，很难想象当地政府没有一厢情愿。顺便讲个笑话，不过很难保证这不是事实。一个大学生在中华大地上排队买过年火车票，已不知排了多久，估计一顿两顿没吃吧，终于他的脚可以碰到售票窗口了，那个激动啊，着实羡煞旁人啊，可当他跟售票员温柔地说出他要买几日去哪里的票时，这位售票员的两字“没有”可谓一脚将他踹进了北方冬天的河流，还好河面结着冰。但生性乐观的他转念一想啊，也许还有站票卖，售票员习惯性地以为他只要硬座票也说不定呢。于是他说：“阿姨，那站票有么”?,只听售票员背书似地对着电脑说：“领导说了，今年不让一个大学生站着回家”。于是我好像看到那个被踹到冰面的学生毅然决然地使劲用头把冰炸碎然后看似很舒服的跳了进去。所以可以毫不客气的讲，在中国因为掌权者的一厢情愿而造成的荒唐事只有你想不到，而没有做不到。
还记得那句我们背过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么，它居然真的被广大的掌权者所践行哟，要知道同样是被我们更早背过的“为人民服务”，至今还在众多官员的嘴里苟延残喘地讨生活呢，所以有时候我就对别人说政治书是一派胡言、满纸谎言深不以为然，这不上面那句话就是最好的见证。毋庸置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定时期内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马克思说过任何理论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会打上深深地时代烙印。所以当他们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搞特搞时，在环境、道德等等方面出现了灾难。在此之前，因为考虑到中国人民穷怕了的因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少还能代表广大民意，但时至今日，面对今天的中国，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难道不算是政府的一厢
情愿么！虽然中央政府已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要减慢经济增长速度，但在以经济发展为硬指标考核地方政府这种同样未通过人民同意带有强烈一厢情愿色彩的制度下，大拆大建仍在吓人地进行着。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段子：温总理乘飞机去汶川灾区视察，经过大同上空时往下一看，以为已经到了。大拆大建还只是当今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里的沧海一栗，但即便如此，它也残忍地造成了因碾压事件不断而形成的“田野矿难”现象，进而一个个缺失土地的农民被赶进了城市，但城市哪能习惯他们的长久存在，他们的身份变得尴尬起来，安全感大为降低，这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么？可美丽乡村已经面目全非地他们完全不认识了，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他们就这样成为生他们养他们农村的客人。还有那些公然跟《物权法》叫板让本已脆弱的民主法治更加雪上加霜的强拆，难以想象国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居然到了不惜自焚的地步，可终究改变不了什么，死后房子依然被拆了。凡此种种，套用唐德刚对日、俄近代侵略我国无耻、不要脸的行为所说的那样，真是“述之真足污我笔墨”。就像我们不能忘记日本侵略过中国这段历史一样，我们也决不能忘记后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段历史。因为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的很多同胞不是被瓦斯炸死了，就是被活埋了；不是被毒死了，就是被气死了。但这些如果真成历史了，对于我们这些活着的处于权力弱势的人来讲也算是一种庆幸，可最最让人害怕的是，这种历史还将继续在中华大地上一天天上演着。
如果政府真正能想民所想，做民想做，不再那么一厢情愿的话，那么那个饱受诟病的新国五条就不会造成那么多人真离婚了，下面这段话读起来也就没有那么精辟了：
这就像老师布置了一份作业，课代表做了一份粗略版以供参考，结果同学们还是不知道怎么细化或者不想细化，干脆直接照抄了一部分交差了事。
还有我们在教育部要求中小学进行减负的大环境下，面对一个又一个孩子因为忍受不了课业负担选择自杀的报道下，我们除了大骂一句“减你妹啊”或者哭着笑说：“孩子们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为国家减少人口做贡献”外，也不会愈发“佩服”当局者的“坚强”了。每当我这样想时，鲁迅就会过来对我：“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知道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的话在现今看来不得不说还是那么地有市场，我们也确实是需要生气的。
古氏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时，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紧锣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讨袁；袁亦调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更不幸的是，古德诺正是生长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拜拜’。很自然的将美作华，他就站在北方林肯总统的一边，而视南方所发动的二次独立为应该被镇压的动乱了⑤在袁氏的耸恿之下，孙公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向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帐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此是后话。
【笔者附注】：关于十万英里铁路，百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中山说了一辈子，但他一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⑥不能因为汪精卫当了汉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笔抹煞。事实上，汪在投敌之前，他在全中国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实在是全国第一人。他在民初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是总理孙文的当然继承人，排位在黄、宋、胡之上。⑦在众人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讨袁。但
是与会高干，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因此党中乃逐渐形成孙、黄两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异。中山主动武，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云云。但是国民党那时连两师军队也没有。纵有，亦绝非袁之对手。袁此时兵多将广，哪是两师军队就可打得倒的呢？⑧在孙文主义的各种著作里，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对本党同志的谈话和通讯中，中山都不断地慨叹他底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们没有决心去实行他的主义的缘故。其所以然者，实在是党员们知识水平太低。要实行项新的政治体制，先得有认识这项体制的知识，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孙公也随之创出了他底‘知难行易’的孙文学说来。⑨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仅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
⑩从我„„。在其后历经四阅月的艰苦谈判中，自袁以下，外长陆征祥，次长曹
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在长期交涉中，受尽折磨与屈辱则有之，细查中日档案，纵是一向有妥协倾向的曹汝霖，日方会谈纪录也说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云云。11这次袁世凯的二十一条交涉，被后世史家和著作家，说成是袁世凯企图帝制，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总罪证。其实袁世凯又何尝接受二十一条呢？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就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嘛。吾人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有霄壤之别也。12
①唐德刚：《袁氏当国》，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唐德刚：《袁氏当国》，1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③唐德刚：《袁氏当国》，55-5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④唐德刚：《袁氏当国》，1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德刚：《袁氏当国》15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德刚：《袁氏当国》，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⑤ ⑥
⑦
⑧唐德刚：《袁氏当国》，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德刚：《袁氏当国》，7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⑨唐德刚：《袁氏当国》，9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⑩唐德刚：《袁氏当国》，10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1唐德刚：《袁氏当国》，1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2唐德刚：《袁氏当国》，14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