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诗歌创作与儒道精神

  摘要:韩愈历来被作为儒家的杰出代表人物,是唐代反佛老的勇士。或因如此, 他的诗歌创作也历来被人们重点从儒家的角度进行研究,然而生活于儒、释、道都得到张扬的时代氛围中,他的世界观、文学创作不可能只受一家之言影响。   关键词: 韩愈诗歌儒家道教      韩愈生活的唐朝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唐代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个少有的思想较为自由和活跃的时代。在唐朝近300年统治历程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儒、释、道思想同时得到提倡和发展,它们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到了中唐,已经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生存于儒释道都得到张扬的时代背景中,韩愈的诗歌创作也明显受到了儒道精神的影响。   一   从世界观,行为上看,韩愈身上明显体现出儒家思想积极入世,服务于社会和政治的倾向。   生活于风雨飘摇、国势日颓的中唐,韩愈力图从重振儒家思想人手,整顿民心,以有利于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定。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自法门寺迎奉佛骨回宫供奉,一时扰动朝野,韩愈作《论佛骨表》,上书宪宗,“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这种大义凛然的无私行为却被皇帝认为是大逆不道,使他差点被处死,最后在裴度等人的救助下才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诗中表述了自己被贬离开京师后凄凉无奈的心情:   一朝封奏九重天, 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即使在贬到偏远的南方之后,韩愈也仍然兢兢业业地为百姓造福。他在阳山呆了一年,“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命其子” 。在潮州,他设学校、除鳄鱼;任袁州刺史时,他设法解放男女奴隶七百余人。   在危急的形势下,韩愈还每每以一介书生表现出舍生取义的刚烈的一面,充分体现了儒家志士的凛然气节和忠贞风骨。长庆二(822),镇州王廷凑反叛,朝廷派韩愈去宣抚。唐穆宗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于是特别嘱咐韩愈不必深入虎穴。韩愈却认为绝对不能“受君命而滞留自顾”,于是奋起策马疾驰孤身入敌营。王廷凑列甲士于庭,严阵以待。韩愈慷慨激昂,晓以厉害,竟然不战而屈人之兵,令叛军归服了中央。这一传奇般的经历中韩愈所表现出的英勇与智慧,足以让无数武将汗颜和神往。可以说,韩愈的社会行为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儒家的人世理想。   二   就韩愈思想来看, “ 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比较复杂, 主要渊源于儒家, 但也有一些‘ 离经叛道’的言论”。   韩愈现存诗四百余首,这些诗作中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不多,反映社会现实的面也不宽,在诗歌里,更多的是表露私人情绪,表达对外在世界美的感受,流露出较浓的道家、道教色彩。   (一)诗中丰富的道教意象   道教天尊鬼神的信仰,飞升羽化的理想,斋醮符咒、炼丹服食的手段,使之给人以热烈迷狂的情绪。它带给文学艺术的,因而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趣,一种色彩缤纷、瑰伟怪诞的意象群。   在《孟东野失子》这首诗中,韩愈。内容不过是吊慰死了儿子的朋友,这样的诗本不必和道教意象挂钩,但是韩愈也运用了道教意象,编造了一番上天人地、灵龟问讯、天帝以宽言相解、灵龟又托梦于孟郊的荒诞经历,写得奇崛幽默。   《赤藤杖歌》描写一根普通的赤藤杖:   共传滇神出水献, 赤龙拔须血淋漓。   又云羲和操火鞭, 螟到西极睡所遗。   ……   “ 赤龙拔须”和“ 羲和操火鞭”都触目惊心, 令读者虽未亲见, 却也能深受感染。   他在创作中运用道教意象的范围非常广泛, 不但在记事、写人、写景状物的诗作中运用道教意象, 而且即使是言志诗也是如此。   《杂诗》是为讥讽那种只为功名而为文的人所作, 诗中多作神仙之语, 如“ 独携无言子, 共升昆仑颠。长风飘襟据, 遂起飞高圆。下视禹九州, 一尘集毫端。遨嬉未云几, 下已亿万年” 、“ 翩然下大荒, 被发骑骥骄” 。昆仑乃道教神仙居住之所, 大荒是远离世间污秽之地,《抱朴子・博喻篇》有“ 逸麟逍遥大荒之表” 的话语。作者以此表脱俗之志。另如《射训狐》、《忽忽》等诗也是同类作品。   (二)诗歌中的隐逸情绪   韩愈在青壮年时代即偶有归隐之心。《归彭城》一诗写于贞元十六年,韩愈时年33岁。诗歌先是忧时伤乱,感叹抱负不能施展,然后写道:“乘闲辄骑马,茫茫诣空陂。遇酒即酩醉,君知我为谁?”诗句语含悲愤,已开始流露欲去山水、酒间寻解脱之心。再看《秋怀之五》:   离离挂空悲,戚戚抱虚警。   露泫秋树高,虫吊寒夜永。   敛退就新懦,趋营悼前猛。   归愚识夷途,汲古得修绠。   名浮犹可耻,味薄真自幸。   庶几遗悔尤,即此是幽屏。   这首诗就表现了道家内敛的倾向,表达了诗人要抛弃俗务、恬养性情的愿望。在被贬南方之后,韩愈诗中的隐逸情绪就更明显了,诗歌《县斋有怀》、《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岳阳楼别窦司直》中都有所反映。到了晚年,韩愈诗风渐趋平淡,退隐意识更强了。如赠和裴度的诗《和仆射相公朝回见寄》:   尽瘁年将久,公今始暂闲。   事随忧共减,诗与酒共还。   放意机衡外,收身矢石间。   秋台风日迥,正好看前山。   诗中流露了较浓的隐逸思想。其他如《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赠崔立之评事》、《南内朝贺归呈同官》、《示爽》等,都显现出对隐居生活的艳羡。和中国古代无数文人一样,归隐的情绪一直伴随着韩愈,这既是他积极人世之心的一股巨大分裂力量,也是他心理获得平衡的重要因素。   (三)追求奇、险、怪的创作倾向   中唐时争斗、杀戮、死亡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 政治颓势无法挽回。时代的凄风冷雨中, 和谐之美被不断破坏着, 险、怪、丑的因素作为社会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进入文艺的表达领域和诗人的心灵。道教奇特的意象世界、神秘的思维方式为奇、险、怪使这种审美心理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韩愈的《陆浑山火一首和黄甫�用其韵》是写景诗追求险怪的一个典型。作者写了一个道教诸神争斗的故事来表现火势之盛:火神的极度嚣张,水神的无可奈何;水神上告天帝, 天帝不予理睬……诗歌构思奇特, 充满奇词僻典, 使人触目惊心,作者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标新立异的审美追求   《醉留东野》写与孟郊的交往,为表现自己对东野的敬重和仰慕,韩愈写道:“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他通过幻想龙与云的奇特的动态场景,抒发出强烈的感情。即如上文提到的《孟东野失子》,用语、构思都很怪异。在语言上,韩愈一反常人避免使用生词僻语的传统,大量择用生僻词语,在用词上造成奇、险、怪的特色。他在诗中还使用了“之”、“于”、“而”、“焉”等许多虚字。这种状况,当也和道教影响下形成的尚怪求异心理有关。   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 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挟点之人物”,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积极入世的政治追求和诗歌中个人丰富的超然独立的道家精神相得益彰,使他成为至今仍鲜活在历史记忆里的不朽形象      参考文献:   [1]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2]新唐书・韩愈传   [3]陈寅格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摘要:韩愈历来被作为儒家的杰出代表人物,是唐代反佛老的勇士。或因如此, 他的诗歌创作也历来被人们重点从儒家的角度进行研究,然而生活于儒、释、道都得到张扬的时代氛围中,他的世界观、文学创作不可能只受一家之言影响。   关键词: 韩愈诗歌儒家道教      韩愈生活的唐朝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唐代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个少有的思想较为自由和活跃的时代。在唐朝近300年统治历程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儒、释、道思想同时得到提倡和发展,它们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到了中唐,已经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生存于儒释道都得到张扬的时代背景中,韩愈的诗歌创作也明显受到了儒道精神的影响。   一   从世界观,行为上看,韩愈身上明显体现出儒家思想积极入世,服务于社会和政治的倾向。   生活于风雨飘摇、国势日颓的中唐,韩愈力图从重振儒家思想人手,整顿民心,以有利于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定。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自法门寺迎奉佛骨回宫供奉,一时扰动朝野,韩愈作《论佛骨表》,上书宪宗,“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这种大义凛然的无私行为却被皇帝认为是大逆不道,使他差点被处死,最后在裴度等人的救助下才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诗中表述了自己被贬离开京师后凄凉无奈的心情:   一朝封奏九重天, 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即使在贬到偏远的南方之后,韩愈也仍然兢兢业业地为百姓造福。他在阳山呆了一年,“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命其子” 。在潮州,他设学校、除鳄鱼;任袁州刺史时,他设法解放男女奴隶七百余人。   在危急的形势下,韩愈还每每以一介书生表现出舍生取义的刚烈的一面,充分体现了儒家志士的凛然气节和忠贞风骨。长庆二(822),镇州王廷凑反叛,朝廷派韩愈去宣抚。唐穆宗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于是特别嘱咐韩愈不必深入虎穴。韩愈却认为绝对不能“受君命而滞留自顾”,于是奋起策马疾驰孤身入敌营。王廷凑列甲士于庭,严阵以待。韩愈慷慨激昂,晓以厉害,竟然不战而屈人之兵,令叛军归服了中央。这一传奇般的经历中韩愈所表现出的英勇与智慧,足以让无数武将汗颜和神往。可以说,韩愈的社会行为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儒家的人世理想。   二   就韩愈思想来看, “ 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比较复杂, 主要渊源于儒家, 但也有一些‘ 离经叛道’的言论”。   韩愈现存诗四百余首,这些诗作中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不多,反映社会现实的面也不宽,在诗歌里,更多的是表露私人情绪,表达对外在世界美的感受,流露出较浓的道家、道教色彩。   (一)诗中丰富的道教意象   道教天尊鬼神的信仰,飞升羽化的理想,斋醮符咒、炼丹服食的手段,使之给人以热烈迷狂的情绪。它带给文学艺术的,因而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趣,一种色彩缤纷、瑰伟怪诞的意象群。   在《孟东野失子》这首诗中,韩愈。内容不过是吊慰死了儿子的朋友,这样的诗本不必和道教意象挂钩,但是韩愈也运用了道教意象,编造了一番上天人地、灵龟问讯、天帝以宽言相解、灵龟又托梦于孟郊的荒诞经历,写得奇崛幽默。   《赤藤杖歌》描写一根普通的赤藤杖:   共传滇神出水献, 赤龙拔须血淋漓。   又云羲和操火鞭, 螟到西极睡所遗。   ……   “ 赤龙拔须”和“ 羲和操火鞭”都触目惊心, 令读者虽未亲见, 却也能深受感染。   他在创作中运用道教意象的范围非常广泛, 不但在记事、写人、写景状物的诗作中运用道教意象, 而且即使是言志诗也是如此。   《杂诗》是为讥讽那种只为功名而为文的人所作, 诗中多作神仙之语, 如“ 独携无言子, 共升昆仑颠。长风飘襟据, 遂起飞高圆。下视禹九州, 一尘集毫端。遨嬉未云几, 下已亿万年” 、“ 翩然下大荒, 被发骑骥骄” 。昆仑乃道教神仙居住之所, 大荒是远离世间污秽之地,《抱朴子・博喻篇》有“ 逸麟逍遥大荒之表” 的话语。作者以此表脱俗之志。另如《射训狐》、《忽忽》等诗也是同类作品。   (二)诗歌中的隐逸情绪   韩愈在青壮年时代即偶有归隐之心。《归彭城》一诗写于贞元十六年,韩愈时年33岁。诗歌先是忧时伤乱,感叹抱负不能施展,然后写道:“乘闲辄骑马,茫茫诣空陂。遇酒即酩醉,君知我为谁?”诗句语含悲愤,已开始流露欲去山水、酒间寻解脱之心。再看《秋怀之五》:   离离挂空悲,戚戚抱虚警。   露泫秋树高,虫吊寒夜永。   敛退就新懦,趋营悼前猛。   归愚识夷途,汲古得修绠。   名浮犹可耻,味薄真自幸。   庶几遗悔尤,即此是幽屏。   这首诗就表现了道家内敛的倾向,表达了诗人要抛弃俗务、恬养性情的愿望。在被贬南方之后,韩愈诗中的隐逸情绪就更明显了,诗歌《县斋有怀》、《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岳阳楼别窦司直》中都有所反映。到了晚年,韩愈诗风渐趋平淡,退隐意识更强了。如赠和裴度的诗《和仆射相公朝回见寄》:   尽瘁年将久,公今始暂闲。   事随忧共减,诗与酒共还。   放意机衡外,收身矢石间。   秋台风日迥,正好看前山。   诗中流露了较浓的隐逸思想。其他如《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赠崔立之评事》、《南内朝贺归呈同官》、《示爽》等,都显现出对隐居生活的艳羡。和中国古代无数文人一样,归隐的情绪一直伴随着韩愈,这既是他积极人世之心的一股巨大分裂力量,也是他心理获得平衡的重要因素。   (三)追求奇、险、怪的创作倾向   中唐时争斗、杀戮、死亡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 政治颓势无法挽回。时代的凄风冷雨中, 和谐之美被不断破坏着, 险、怪、丑的因素作为社会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进入文艺的表达领域和诗人的心灵。道教奇特的意象世界、神秘的思维方式为奇、险、怪使这种审美心理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韩愈的《陆浑山火一首和黄甫�用其韵》是写景诗追求险怪的一个典型。作者写了一个道教诸神争斗的故事来表现火势之盛:火神的极度嚣张,水神的无可奈何;水神上告天帝, 天帝不予理睬……诗歌构思奇特, 充满奇词僻典, 使人触目惊心,作者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标新立异的审美追求   《醉留东野》写与孟郊的交往,为表现自己对东野的敬重和仰慕,韩愈写道:“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他通过幻想龙与云的奇特的动态场景,抒发出强烈的感情。即如上文提到的《孟东野失子》,用语、构思都很怪异。在语言上,韩愈一反常人避免使用生词僻语的传统,大量择用生僻词语,在用词上造成奇、险、怪的特色。他在诗中还使用了“之”、“于”、“而”、“焉”等许多虚字。这种状况,当也和道教影响下形成的尚怪求异心理有关。   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 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挟点之人物”,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积极入世的政治追求和诗歌中个人丰富的超然独立的道家精神相得益彰,使他成为至今仍鲜活在历史记忆里的不朽形象      参考文献:   [1]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2]新唐书・韩愈传   [3]陈寅格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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