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宝
【内容摘要】 在制度经济学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循环经济的制度因素分析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市场失灵、自然资源与环境公共产权的特性及循环经济与人类行为假设问题。目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着很多制度的限制因素，诸如制度安排问题、旧制度的路径依赖机制、我国现有环境保护制度存在问题、环境产权界定困难等。本文认为循环经济制度创新主要应该包括如下具体内容：产权制度创新，生态税收制度，资源补偿费制度，生态安全预警制度，非正式生态制度，其他生态制度创新。
【关键词】 循环经济 制度因素 制度障碍 制度创新
一、循环经济的制度因素分析
在制度经济学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它要求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的自然福利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到经济循环过程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这就要求在理论上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析。
1、发展循环经济的市场失灵问题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然而，事实上市场也存在着一些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会出现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对资源与环境进行有效配置的能力更是有限的，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因素：（ 1 ）资源与环境的公共性。资源与环境一向被视为公共财产，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这种公共性表现为非排他性、无偿性、强制性和不可分割性等特征。（ 2 ）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是指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之间或私人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效益之间的非一致性，即某些个人或企业的经济行为影响了其他个人或企业，但都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 3 ）市场不完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市场没有发育起来，或根本不存在，而且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价格存在严重扭曲的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资源被大量消耗，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源与环境日益稀缺。由于过去一直没有注意到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更由于其产权不明确，难于定价等因素，在过去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很少将其纳入生产要素，对其进行分析。
2、自然资源与环境公共产权的特性分析
（ 1 ）自然资源与环境公共产权具有代际分配特性。自然资源产权本质上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产权结构。从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总体上看，它不仅属于今人，也属于后人，具有代际分配特性。建立自然资源代际产权及国际产权也许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我们知道，现有的产权一般仅指被当代有行为能力人所属的一种制度设计。这实际上排除了未成年人及后来出生的后代人应得的权利要求。所以会出现忽略下一代及后代利益，就在于他们没有行为能力。隐含的前提是：即使赋予他们一定的产权，由于他们没有行为能力也不会充分有效地行使属于自己的权利。这种产权立论基础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 2 ）自然资源与环境公共产权具有国际分配特性。自然资源与环境产权还具有国际性。这是自然资源与环境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超越一个民族国家的正负效应的公共产品属性。某一地域的沙化引起的沙尘会传播到其他国家；某一地域地下水的枯竭、污染会引起其他国家地下水位下降甚至枯竭和污染。总之，自然资源与环境具有复杂的内在国际传播机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对自然资源与环境产权的分割具有国际性，这种国际性表现在自然资源产权中，就是所有权具有一定的国际融合性，既在现实上为某一民族国家所有，其占有权和使用权属于民族国家。同时在功能发挥上又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属于国际社会。这是自然资源作为国际公共物品其使用权、占有权与所有权相分离造成的。因此，在公共物品的使用上，由于其外部性具有国际传播特征，必然受到国际社会的一定约束通过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协调。只有这种产权结构，才会使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使用具有可持续性。
3、循环经济与人类行为假设
任何一种理论分析都要以一定的经济活动主体 —— 人的行为假定为前提和基础，在大力提倡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总结与归纳经济学中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其同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与安排结合起来，寻求有效的发展路径。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表明，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双重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诺斯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建立了更为复杂、更接近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之间进行权衡。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承认人类行为的寻利动机，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还处在求温饱求小康的现实中，这种动机更加明显。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人既是新古典式的理性 “ 经济人 ” ，又是康德式的理性 “ 道德人 ” 。这种存在于人本性中的双重人格会在行为主体的任何选择与行为中体现出来。这双重行为的人格化都是理性的，理性不单纯是指自利最大化，利他行为也并非是非理性。这就需要规范和约束 “ 经济人 ” 寻利行为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并且使这种制度化的力量逐渐内化为道德的力量，在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使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整体目标的实现。
二、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
目前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着很多制度的限制因素，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制度安排问题。 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安排中有许多方面制约循环经济的发展。因为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原材料成本较低，其成本中增值部分所占比例较高，而增值税是按增值的比例缴纳税收，因此按照产值计算，循环利用资源反而需要缴纳更高比例的增值税。
2、旧制度的路径依赖机制阻碍着循环经济的建立。 旧制度的路径依赖机制是指制度变迁会沿着原有制度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制度变迁表现为强烈的依赖性。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是因为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或者说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在我国，由于传统制度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加上传统制度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必然会使得循环经济真正建立、健全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
3、我国现有环境保护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环境保护的制度力度不够，漏洞较多，没有足够的权威，因而不能保证有效地贯彻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纵容环境污染行为的负面作用。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污染形式日趋多样化，定量日趋复杂化，使得现有法律、法规效力减弱。其次，我国依旧存在部门分割，如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就有农业部、林业部、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分部门的多头管理不仅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行动难以协调一致，而且容易出现政出多门、政策冲突或政策盲区。最后，我国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中还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未能明确公民的环境权益，从而使得公民不能维护自身权益，导致政府在监督污染排放方面成本过大。只有在保护环境质量和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实践中，公众才有可能彻底转变环境行为，并树立牢固的环境意识。
4、环境产权界定困难。 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关于环境产权的概念还未明确界定。为了使外部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成本与利益内部化，十分有必要明确地界定环境产权。但是，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弥散性与流动性的特点，不具有明确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使得环境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如江河、大气等自然环境就十分难以界定产权。另外，环境属于公共物品，环境产权的主体应是国家，所以要研究环境产权如何进行转让和交易、如何才能对厂商产生刺激等难题；由于环境产权交易是以排污权的需求与环境产权和排污权的供给为特征的，还要研究如何分配排污权、如何评价排污权的使用、对富余排污权如何处理等难题。
三、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创新
针对我国循环经济制度安排的严重缺陷以及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客观要求，迫切需要对现行循环经济制度进行重新设计和安排，全方位的建立、完善循环经济制度创新的内容，为实施可持续经济发展战略提供根本保证。制度安排与市场机制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在循环经济发展之初，前者尤为重要，应占主导地位，尤其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则的建立和制度的创新必不可缺。制度的构建与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包罗万象，既有宏观循环经济制度，又有微观循环经济制度，包括资源制度、产权制度、产业制度、技术制度、税收制度、消费制度等。本文认为循环经济制度创新主要应该包括如下具体内容：
1、产权制度创新。 产权制度通常是指一系列利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在循环经济时代，生态技术因素是制约现代生态产权制度演变的一个积极因素。同时，还受人口压力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增强、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等因素影响。人口和资源的尖锐矛盾必然促使人们建立排他性产权，资源的稀缺性要求在有效的产权制度下，使其得到最有效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必须因地制宜地设计产权，分门别类地进行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再生产管理。建立经济高效率的产权制度，推动公共资源要素市场的建立，解决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与促进作用。
2、生态税收制度。 生态税收最早起源于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的外部性理论，即政府可将税收用于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思想。但生态税收未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重视。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基本上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西方一些国家就是在这个时期前后开始征收生态税的。而我国更应尽早建立生态税的征收制度。
3、资源补偿费制度。 该制度在我国早已确立，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生态资源稀缺加剧与人们的生态观念的更新，原有的资源补偿制度已适应不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范围，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加强征收工作的管理。对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保护的行业和企业，要实行减免收费，并给予奖励政策。此外，还应建立自然资源储备运营体系，在使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同时还必须注重代际分配。
4、生态核算制度。 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应将自然资源与环境总量持续供给能力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强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此，应以自然资源与环境要素调整国民经济核算，纠正以往单纯注重经济指标和经济能力的发展战略。建立生态核算制度，主要是针对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一大缺陷，即缺乏对自然资源价值变动和环境污染情况的全面核算，特别是缺乏对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的核算而提出的一种核算制度。联合国统计署组织德国统计学家卡尔斯通、斯达门尔等人，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与环境统一核算体系（ SEEA ），并提供了对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与资源变动的定量描述。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和统计部门的专家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尽管目前生态 GDP 核算方法仍处于研究阶段，操作层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尚无一个国家政府正式公布生态 GDP 数据，但将环境资源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大势所趋。应该说生态 GDP 是对 GDP 的完善和发展，特别是对我国 “ 行政区经济 ” 、 “ 诸侯经济 ” 和现有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所产生的弊端，进行根本意义上的修正和抑制。
5、生态安全预警制度。 建立国家生态安全预警防护体系，制定国家生态安全标准，确定 “ 国家生态安全总指数 ” ，定期发布，从而进行国家生态安全总体评价。同时对各资源、环境功能区域制定区域性的、专项的资源与环境预警防护体系，为区域资源、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提供准确及时的决策依据。
6、非正式生态制度。 如果说上述生态制度属于正式生态制度安排的话，保证可持续经济发展还需要强化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指生态文化和教育制度、政府生态制度引导制度等，涉及到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等。当前非正式制度安排建立的关键是要引导显性和隐性的经济主体的环境理性，使人们的经济理性与环境理性相结合。
7、其他生态制度创新。 排污收费制度、绿色产品生产制度、生态营销制度、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资源产业发展制度、生态组织制度等多个方面，也是生态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由于字数的限制，这里不再一一论述。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要把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思想变成现实，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概念必须同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创新结合起来。在理论和操作两个层面上，循环经济制度创新都有待深入研究，这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第二版）
2、冯之浚.循环经济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周宏春等.循环经济学[M].2005
4、单宝.政府政策与循环经济发展[J].生态经济，2005
（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工商管理系）
单宝
【内容摘要】 在制度经济学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循环经济的制度因素分析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市场失灵、自然资源与环境公共产权的特性及循环经济与人类行为假设问题。目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着很多制度的限制因素，诸如制度安排问题、旧制度的路径依赖机制、我国现有环境保护制度存在问题、环境产权界定困难等。本文认为循环经济制度创新主要应该包括如下具体内容：产权制度创新，生态税收制度，资源补偿费制度，生态安全预警制度，非正式生态制度，其他生态制度创新。
【关键词】 循环经济 制度因素 制度障碍 制度创新
一、循环经济的制度因素分析
在制度经济学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它要求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的自然福利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到经济循环过程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这就要求在理论上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析。
1、发展循环经济的市场失灵问题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然而，事实上市场也存在着一些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会出现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对资源与环境进行有效配置的能力更是有限的，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因素：（ 1 ）资源与环境的公共性。资源与环境一向被视为公共财产，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这种公共性表现为非排他性、无偿性、强制性和不可分割性等特征。（ 2 ）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是指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之间或私人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效益之间的非一致性，即某些个人或企业的经济行为影响了其他个人或企业，但都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 3 ）市场不完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市场没有发育起来，或根本不存在，而且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价格存在严重扭曲的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资源被大量消耗，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源与环境日益稀缺。由于过去一直没有注意到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更由于其产权不明确，难于定价等因素，在过去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很少将其纳入生产要素，对其进行分析。
2、自然资源与环境公共产权的特性分析
（ 1 ）自然资源与环境公共产权具有代际分配特性。自然资源产权本质上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产权结构。从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总体上看，它不仅属于今人，也属于后人，具有代际分配特性。建立自然资源代际产权及国际产权也许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我们知道，现有的产权一般仅指被当代有行为能力人所属的一种制度设计。这实际上排除了未成年人及后来出生的后代人应得的权利要求。所以会出现忽略下一代及后代利益，就在于他们没有行为能力。隐含的前提是：即使赋予他们一定的产权，由于他们没有行为能力也不会充分有效地行使属于自己的权利。这种产权立论基础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 2 ）自然资源与环境公共产权具有国际分配特性。自然资源与环境产权还具有国际性。这是自然资源与环境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超越一个民族国家的正负效应的公共产品属性。某一地域的沙化引起的沙尘会传播到其他国家；某一地域地下水的枯竭、污染会引起其他国家地下水位下降甚至枯竭和污染。总之，自然资源与环境具有复杂的内在国际传播机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对自然资源与环境产权的分割具有国际性，这种国际性表现在自然资源产权中，就是所有权具有一定的国际融合性，既在现实上为某一民族国家所有，其占有权和使用权属于民族国家。同时在功能发挥上又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属于国际社会。这是自然资源作为国际公共物品其使用权、占有权与所有权相分离造成的。因此，在公共物品的使用上，由于其外部性具有国际传播特征，必然受到国际社会的一定约束通过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协调。只有这种产权结构，才会使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使用具有可持续性。
3、循环经济与人类行为假设
任何一种理论分析都要以一定的经济活动主体 —— 人的行为假定为前提和基础，在大力提倡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总结与归纳经济学中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其同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与安排结合起来，寻求有效的发展路径。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表明，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双重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诺斯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建立了更为复杂、更接近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之间进行权衡。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承认人类行为的寻利动机，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还处在求温饱求小康的现实中，这种动机更加明显。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人既是新古典式的理性 “ 经济人 ” ，又是康德式的理性 “ 道德人 ” 。这种存在于人本性中的双重人格会在行为主体的任何选择与行为中体现出来。这双重行为的人格化都是理性的，理性不单纯是指自利最大化，利他行为也并非是非理性。这就需要规范和约束 “ 经济人 ” 寻利行为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并且使这种制度化的力量逐渐内化为道德的力量，在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使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整体目标的实现。
二、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
目前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着很多制度的限制因素，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制度安排问题。 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安排中有许多方面制约循环经济的发展。因为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原材料成本较低，其成本中增值部分所占比例较高，而增值税是按增值的比例缴纳税收，因此按照产值计算，循环利用资源反而需要缴纳更高比例的增值税。
2、旧制度的路径依赖机制阻碍着循环经济的建立。 旧制度的路径依赖机制是指制度变迁会沿着原有制度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制度变迁表现为强烈的依赖性。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是因为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或者说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在我国，由于传统制度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加上传统制度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必然会使得循环经济真正建立、健全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
3、我国现有环境保护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环境保护的制度力度不够，漏洞较多，没有足够的权威，因而不能保证有效地贯彻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纵容环境污染行为的负面作用。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污染形式日趋多样化，定量日趋复杂化，使得现有法律、法规效力减弱。其次，我国依旧存在部门分割，如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就有农业部、林业部、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分部门的多头管理不仅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行动难以协调一致，而且容易出现政出多门、政策冲突或政策盲区。最后，我国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中还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未能明确公民的环境权益，从而使得公民不能维护自身权益，导致政府在监督污染排放方面成本过大。只有在保护环境质量和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实践中，公众才有可能彻底转变环境行为，并树立牢固的环境意识。
4、环境产权界定困难。 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关于环境产权的概念还未明确界定。为了使外部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成本与利益内部化，十分有必要明确地界定环境产权。但是，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弥散性与流动性的特点，不具有明确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使得环境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如江河、大气等自然环境就十分难以界定产权。另外，环境属于公共物品，环境产权的主体应是国家，所以要研究环境产权如何进行转让和交易、如何才能对厂商产生刺激等难题；由于环境产权交易是以排污权的需求与环境产权和排污权的供给为特征的，还要研究如何分配排污权、如何评价排污权的使用、对富余排污权如何处理等难题。
三、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创新
针对我国循环经济制度安排的严重缺陷以及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客观要求，迫切需要对现行循环经济制度进行重新设计和安排，全方位的建立、完善循环经济制度创新的内容，为实施可持续经济发展战略提供根本保证。制度安排与市场机制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在循环经济发展之初，前者尤为重要，应占主导地位，尤其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则的建立和制度的创新必不可缺。制度的构建与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包罗万象，既有宏观循环经济制度，又有微观循环经济制度，包括资源制度、产权制度、产业制度、技术制度、税收制度、消费制度等。本文认为循环经济制度创新主要应该包括如下具体内容：
1、产权制度创新。 产权制度通常是指一系列利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在循环经济时代，生态技术因素是制约现代生态产权制度演变的一个积极因素。同时，还受人口压力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增强、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等因素影响。人口和资源的尖锐矛盾必然促使人们建立排他性产权，资源的稀缺性要求在有效的产权制度下，使其得到最有效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必须因地制宜地设计产权，分门别类地进行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再生产管理。建立经济高效率的产权制度，推动公共资源要素市场的建立，解决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与促进作用。
2、生态税收制度。 生态税收最早起源于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的外部性理论，即政府可将税收用于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思想。但生态税收未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重视。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基本上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西方一些国家就是在这个时期前后开始征收生态税的。而我国更应尽早建立生态税的征收制度。
3、资源补偿费制度。 该制度在我国早已确立，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生态资源稀缺加剧与人们的生态观念的更新，原有的资源补偿制度已适应不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范围，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加强征收工作的管理。对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保护的行业和企业，要实行减免收费，并给予奖励政策。此外，还应建立自然资源储备运营体系，在使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同时还必须注重代际分配。
4、生态核算制度。 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应将自然资源与环境总量持续供给能力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强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此，应以自然资源与环境要素调整国民经济核算，纠正以往单纯注重经济指标和经济能力的发展战略。建立生态核算制度，主要是针对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一大缺陷，即缺乏对自然资源价值变动和环境污染情况的全面核算，特别是缺乏对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的核算而提出的一种核算制度。联合国统计署组织德国统计学家卡尔斯通、斯达门尔等人，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与环境统一核算体系（ SEEA ），并提供了对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与资源变动的定量描述。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和统计部门的专家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尽管目前生态 GDP 核算方法仍处于研究阶段，操作层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尚无一个国家政府正式公布生态 GDP 数据，但将环境资源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大势所趋。应该说生态 GDP 是对 GDP 的完善和发展，特别是对我国 “ 行政区经济 ” 、 “ 诸侯经济 ” 和现有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所产生的弊端，进行根本意义上的修正和抑制。
5、生态安全预警制度。 建立国家生态安全预警防护体系，制定国家生态安全标准，确定 “ 国家生态安全总指数 ” ，定期发布，从而进行国家生态安全总体评价。同时对各资源、环境功能区域制定区域性的、专项的资源与环境预警防护体系，为区域资源、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提供准确及时的决策依据。
6、非正式生态制度。 如果说上述生态制度属于正式生态制度安排的话，保证可持续经济发展还需要强化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指生态文化和教育制度、政府生态制度引导制度等，涉及到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等。当前非正式制度安排建立的关键是要引导显性和隐性的经济主体的环境理性，使人们的经济理性与环境理性相结合。
7、其他生态制度创新。 排污收费制度、绿色产品生产制度、生态营销制度、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资源产业发展制度、生态组织制度等多个方面，也是生态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由于字数的限制，这里不再一一论述。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要把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思想变成现实，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概念必须同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创新结合起来。在理论和操作两个层面上，循环经济制度创新都有待深入研究，这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第二版）
2、冯之浚.循环经济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周宏春等.循环经济学[M].2005
4、单宝.政府政策与循环经济发展[J].生态经济，2005
（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工商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