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谈谈作家鲁迅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需要伟大的读者，鲁迅拥有一个强大的读者毛泽东，这可能是鲁迅的幸运，也可能是鲁迅的不幸。文革时期的「鲁迅」，从一个作家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时髦的政治词汇之后，他深刻和妙趣横生的作品也被教条主义的阅读所淹没。在那个时代里，人人张口闭口都是「鲁迅先生说」，其亲热的语气好像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和鲁迅沾亲带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理解鲁迅。因此，文革时期的鲁迅虽然名声达到顶峰，可是真正的读者却寥寥无几，「鲁迅先生说」只是一个时代在起哄而已。
文革之后，鲁迅不再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他回归于一个作家，也就回归于争议之中。很多人继续推崇鲁迅，不少人开始贬低和攻击鲁迅。与鲁迅在世时遭受的攻击有所不同，现在的攻击里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乐道于隐私中的鲁迅，捕风捉影地研究起了与鲁迅恋爱有关的四个女人；还有的人干脆臆想起来：鲁迅的床上功夫十分糟糕；鲁迅的性心理十分变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鲁迅的商业价值也被不断地开发出来，鲁迅笔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纷纷用作餐饮业和旅游业，甚至KTV和夜总会里都有鲁迅笔下地名命名的包厢，官员和商人搂着小姐在这样的包厢里歌舞升平。
还有人直接拿鲁迅本人作为广告代言人。武汉有一家专卖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门口耸立起鲁迅叫卖臭豆腐的广告牌。广告上用的是一张鲁迅抽烟的经典照片，只是将鲁迅手上的香烟换成了一串臭豆腐。
这家小店的老板骄傲地声称：他们是鲁迅先生的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制作这样的广告是现在中国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应来招揽生意。
「鲁迅」在中国的命运，从一个作家的命运到一个词汇的命运，再从一个词汇的命运回到一个作家的命运，其实也折射出中国的命运。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可以在「鲁迅」里一叶见秋。
从书店买来《鲁迅全集》后的一个多月里，我沉浸在鲁迅清晰和敏捷的叙述里。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我想藉此机会再次谈论《孔乙己》，这是短篇小说中的典范。这部短篇小说开篇的叙述貌似简单却是意味深长，鲁迅上来就写鲁镇的酒店的格局，短衣帮的顾客都是靠在柜台外面站着喝酒，穿长衫的顾客是在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上酒菜，坐下来慢慢地喝酒。孔乙己是唯一站着喝酒穿长衫的人。鲁迅惜墨如金的开篇，一下子就让孔乙己与众不同的社会身分突出在了叙述之中。
在《孔乙己》里尤其重要的是，鲁迅省略了孔乙己最初几次来到酒店的描述，当孔乙己的腿被打断后，鲁迅才开始写他是如何走来的。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责任，当孔乙己双腿健全时，可以忽视他来到的方式，然而当他腿断了，就不能回避。于是，我们读到了「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坎坐着。」先是声音传来，然后才见着人，这样的叙述已经不同凡响，当「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坎上」，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钱后，令人赞叹的描述出现了，鲁迅只用了短短一句话，「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是用这手走来的。」
同样，在狂人日记中，写到那个狂人感觉整个世界失常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另外一些没有才华的作家也想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这些作家费力写下了几万字，他们笔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最后我想说，当一个作家成为了一个词汇以后，其实是对这个作家的伤害。
*鲁迅逝世80年了，今天我们要谈谈出版家鲁迅
201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纪念日。出版人杂志隆重推出纪念专题，揭开鲁迅作为出版家的一面。
鲁迅先生为世人所熟知的身份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其实，他还是一位功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他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过：“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开拓“崭新的文场”、培育中国式的“英俊”，成了鲁迅辉煌业绩中璀璨的一页。
吃自己的饭，办编辑的事务
1909年8月，鲁迅结束了七年的留日生活回国，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教，1910年秋就任绍兴府中学堂教职。1912年1月3日，鲁迅在绍兴发起创办的《越铎日报》正式出版，他在《出世辞》中指明该报的任务是：“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凡有知是，贡其颛愚，力小愿宏，企于改进。”
这之后，鲁迅主编和参与编辑的报刊有：《越社铎日报》、《新青年》、《民众文艺周刊》、《莽原》周刊、《莽原》半月刊、《波艇》月刊、《语丝》周刊、《未名》半月刊、《奔流》月刊、《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季刊、《巴尔底山》旬刊、《世界文艺》月刊、《前哨》月刊、《十字街头》半月刊、《十字街头》旬刊、《文学》月刊、《译文》月刊、《太白》半月刊、《海燕》月刊等近三十种。
鲁迅主办或参与创办的出版社有：未名社、朝花社、三闲书屋、野草书屋、铁木艺术社、版画丛刊会和诸夏怀霜社。
鲁迅生活的年代是“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的年代。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风暴正不知何时过去，现在是有加无已，那目的在封锁一切刊物，给我们没有投稿的地方。” 又说：“检查也糟到极顶，我自去年底以来，被删削，被不准登，甚至于被扣住原稿，接连的遇到。……这样下去，著作界是可以被摧残到什么也没有的。” 为了打破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鲁迅作了种种“委婉曲折”的斗争，他把这种斗争称作“带了镣铐的进军”。至于鲁迅的编辑工作，周作人在《鲁迅的编辑工作》 一文中有如下的描述：
鲁迅不曾任过某一出版机关的编辑，不曾坐在编辑室里办公，施行编辑的职务。他的编辑之职，乃是自己封的。他经常坐在自己家里，吃自己的饭，在办编辑的事务，著作翻译自然也占一大部分时间。他编辑自己的，更多是别人的稿件。
“鲁迅不曾任过某一出版机关的编辑”，可正是这位“无职”、“无位”、“无禄”的编辑，在一场又一场的“带了镣铐的进军”中，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对于编辑出版工作的热忱，毫无保留地绽放出来。
开拓“一片崭新的文场”
1918年1月15日，从《新青年》第4卷第l期起，鲁迅担任《新青年》编委。他在《忆刘半农君》中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是年5月，《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也是“五四”文学革命的进军宣言。从此，《新青年》大量刊登鲁迅的作品。截至1921年8月1日，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小说、新诗、杂文、译文等多达54篇。刘半农盛赞鲁迅是“文学革命军里一个冲锋健将”，阿英则称鲁迅为“《新青年》干部作家”。
1919年4月16日，鲁迅给北京大学新潮社学生领袖傅斯年写信，建议《新潮》杂志应该在讲科学时发表议论，“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又说他“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破破中国的寂寞”。
除了《新潮》，鲁迅还热情关心和支持过许多报刊，如《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等。鲁迅不仅为这些期刊提供重要的稿件，使这些刊物扩大了影响，还希望编辑要把作者的“圈子”和稿源的“圈子”划大；不仅要重视文稿的内容，对于与文稿有关的一切也都要尽量考究，尽善尽美，不留纰漏和缺憾。
1924年11月17日，由鲁迅支持的《语丝》周刊创刊。《﹤语丝﹥发刊词》中说：“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为了“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创刊这张小报”，“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反抗“一切专断与卑劣”。鲁迅不仅发表了一大批犀利的战斗杂文，作精神上的导向，还对“《语丝》的形式、内容，以及稿件的处理”提出要求，如“凡外来稿须署真实姓名的稿例”就是鲁迅主张的（川岛语）。1927年10月24日，《语丝》在北京被张作霖政府封禁。1927年12月17日，鲁迅开始接编迁至上海的《语丝》，从第4卷第1期开始，任该刊编辑一年左右。1928年12月，鲁迅推荐柔石接替他负责编辑。《语丝》于1930年出了第5卷第52期以后停刊。鲁迅在《语丝》发表了100多篇文章，他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说，“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 则竭力加以排击”。“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形成了特有的“语丝的文体”，即“语丝派”，不仅推动了中国散文的发展，也实现了鲁迅“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的“弘愿”。
莽原社的《莽原》，创办于1925年4月24日，由鲁迅编辑。初为周刊，附在《京报》发行，刊名寓有“旷野”之意。同年11月27日出至第32期休刊。1926年1月10日复刊，改为半月刊，独立发行。1926年8月，鲁迅离京后，《莽原》由韦素园（即韦漱园）接编。鲁迅在《出版预告》中说，“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实，望彼将来”。在《华盖集·题记》中又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 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鲁迅在该刊发表了50多篇作品，杂文有《春末闲笔》、《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历史小说有《奔月》、《铸剑》，散文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鲁迅在谈到编《莽原》时说：“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 他当编辑，是拼了命的。
1926年9月，鲁迅应邀到厦门大学执教。到厦大后，他热情支持并指导青年文艺团体“泱泱社”，《厦门通信》就登在“泱泱社”社刊《波艇》创刊号上。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
1927年10月，鲁迅来到上海，开始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最后十年。1928年6月20日，鲁迅和郁达夫编辑的《奔流》月刊出版，由北新书局印行。鲁迅主持《奔流》的编辑工作，亲自设计封面并书写刊名。该刊以介绍欧美及日本等国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家作品为主。鲁迅在第1卷第1～5期上连续刊载了他自己翻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受到文坛的普遍重视。《奔流》共出15期，于1929年12月20日停刊。鲁迅说他：“白天汗流，夜间蚊咬，较可忍耐的时间，都用到《奔流》上去了”，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把新鲜的血液灌输到旧中国去，希望从翻译里补充点新鲜力量”。
1928年12月6日，鲁迅与柔石在上海创办《朝花》周刊，1929年5月16日终刊，共出20期。1929年6月1日，鲁迅与柔石又创办了《朝花》旬刊，1929年9月21日停刊，共出12期。
1930年1月1日，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创刊，主要登载“翻译和绍介，创作，评论”。封面由鲁迅亲自绘制，“萌芽”两个美术字，写得颇有芽状感。自第1卷第3期起，成为左联机关刊物。1卷第3期为“三月纪念号”，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和巴黎公社；1卷第5期为“五月各节纪念号”，纪念“五一”和“五卅”。1卷第5期出版后即被国民党政府当局查禁。1卷第6期改名《新地月刊》，只出一期又被查禁。
1930年4月11日，《巴尔底山》出版，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鲁迅列名“基本的队员”名单，帮着选定刊名、题写刊头，又捐出一百元作印刷费。“巴尔底山”是英语“游击队”的音译。该刊“以短文、锋利之文，对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狙击”。1930年5月20日，出至第1卷第5期被禁停刊。
1930年9月10日，《世界文化》创刊，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鲁迅参与筹办和编辑。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报道国内外革命文化动态。仅出一期就被国民党以“宣传阶级斗争”的罪名查禁。
1931年2月7日，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等左联五位作家被反动派杀害，鲁迅强忍着悲痛的煎熬，于4月25日出版了纪念烈士的专刊《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纪念左联五烈士和1930年秋天在南京被害的左翼剧联成员宗晖（谢伟棨）。《前哨》是左联机关刊物之一，编委会由鲁迅、茅盾、冯雪峰等组成。刊名苍劲峻拔的“前哨”二字由鲁迅亲笔题写，刻成木版后用手工敲印在白色的封面上，绛红的颜色透过纸背，显得格外悲壮和炽烈。同期刊有L.S．（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以及烈士的传略和遗著等。出版后即被国民党当局以“反动文艺期刊”的罪名而禁止发行。鲁迅心有不甘。同年9月，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创刊前夕，鲁迅特地选了德国著名木刻家珂勒惠支一幅题为《牺牲》的木刻，作为《北斗》创刊号的插图，画面表现的“是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鲁迅《写于深夜里》），以此来再次纪念柔石等被害的青年作家。
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半月刊创刊，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鲁迅在指导编辑工作的同时，发表了《知难行难》、《“友邦惊诧”论》等文章，抨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强调作家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出版后即遭国民党当局查禁。
1933年7月1日，鲁迅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等一起创办的《文学》月刊创刊。1934年9月16日，鲁迅主编的《译文》杂志创刊。同年9月20日，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创刊，鲁迅担任编委。1936年1月19日，鲁迅与周文、聂绀弩等编辑的《海燕》月刊创刊，仅出两期就以“‘共’字罪被禁”，这是鲁迅主编的最后一份杂志。
鲁迅通过创办报刊来拓展文艺园地，夯实战斗阵地，召唤青年参与进来，经风雨，见世面。就像一个老战士带领一批新战士那样，鲁迅自己走在最前面，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同时又非常亲切、具体和周到地照顾和教育着新战士，激励他们“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
1926年，鲁迅在谈及他的人生时说：“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1932年，鲁迅在谈到编书办刊时说：“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每天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都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常常整天没有休息” ，就“好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
鲁迅著书译书、编辑报刊，与许多书店打过交道，鉴于有的书店“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甚” ，鲁迅就自费出版书籍。他自费出版书籍，或图或文，无不精美绝伦，在为《毁灭》（A.法捷耶夫作）、《铁流》（A.绥拉菲摩维支作）、《士敏土之图》（革拉特珂夫作）写的《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中说：
敝书屋因为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堕落和滑头，有些不满足，所以仗了三个有闲，一千资本，来认真绍介诚实的译作，有益的画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买主拿出钱来，拿了书去，没有意外的奖品，没有特别的花头，然而也不至于归根结蒂的上当。编辑并无名人挂名，校印却请老手动手。因为敝书屋是讲实在，不讲耍玩意儿的。
“三个有闲”，原是创造社个别作家给鲁迅罗织的“罪名”，说他“有闲，有闲，有闲”。鲁迅一笑了之。“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这就是鲁迅对出书作出的最庄严的承诺！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鲁迅闻讯后心情异常愤激也异常冷静，为了纪念这位异乎寻常的“知己”，对“罪大恶极”的“杀人者”予以“示威”和“抗议”，鲁迅与茅盾、郑振铎等相商，决定先编印瞿秋白的译文集。书名《海上述林》，是鲁迅拟定的，取述而不作之意，显得很“雅”。《海上述林》编定后，鲁迅亲自去开明书店的美成印刷厂发稿付排，洽商校对办法，像怀中揣着一团火似的，到处奔波，扶病为烈士收集整理文稿，募集出版经费，仅向现代书店赎回瞿秋白遗稿便付出了二百元。《海上述林》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装帧、题签、拟定广告及购买纸张、印刷、装订等项工作，鲁迅无不精心谋划经办，务必使书更臻于完美。开明书店的美成印刷厂备好《海上述林》纸型后，鲁迅亲自将纸型送到内山书店，托内山完造寄往东京印刷。1936年8月，《海上述林》（上卷）样本印成。鲁迅看后在致茅盾的信中很满意地说：“那第一本的装订样子已送来，重磅纸；皮脊太‘古典的’一点，平装是天鹅绒面，殊漂亮也。” “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竞已归土，哀哉。”10月2日，在日本印刷的《海上述林》（上卷）寄到上海，鲁迅即分送诸友好及相关者，并托冯雪峰转送毛泽东、周恩来各一本。
《海上述林》印装非常考究，分平装和精装两个版本，全部用重磅道林纸精印，并配有插图。精装本书脊，用麻布做封面，字是金色，形式典雅；平装本用天鹅绒做封面，同样用金字。由于受国民党白色恐怖影响，这本书没有署译者姓名，只有书脊和封面上印了鲁迅亲笔写的“STR”(即史铁儿，瞿秋白的笔名)三个金字，书名亦由鲁迅亲笔题签。出版社署“诸夏怀霜社”，这也是鲁迅拟定的。“诸夏”即中国，“霜”为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意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为了扩大《海上述林》的影响，鲁迅于1936年10月9日亲拟广告一则，题为《绍介﹤海上述林﹥上卷》，全文如下：
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好书易尽，欲购从速……
仅仅过了十天，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就与世长逝了。为选编和印制《海上述林》，鲁迅耗尽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滴血。
【链接】“凡有可造之材，不忍其埋没”——编辑出版生涯中的鲁迅与青年
“凡有可造之材，不忍其埋没”。“先生爱一切人，爱一切有专长之人”。——许广平
“我对于鲁迅的印象就是他对人的慷慨和没有架子，……再者，即是鲁迅对贫苦青年作家的慷慨支援。”——徐訏
400年前（1616年）的四月，春寒料峭，莎士比亚在故乡偶染风寒，悄然离世；80年前（1936年），深秋时节，鲁迅在上海与世长辞，葬礼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二者俱是泽被深远的文学特出者，但论其异殊，至少在与出版业的关系上，二者迥然不同。耶鲁大学“莎研”专家戴维·卡斯顿认为，莎翁是“剧场中人”而非“印刷中人”。鲁迅则彻底是“印刷中人”、“出版中人”——存世鲁迅书信中半数以上与书籍、杂志的出版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鲁迅生前对之恭敬、鲁迅逝世后对之大加挞伐的苏雪林在其1966年的初版文集《我论鲁迅》中提及，日本留学归国后，鲁迅曾一度“想到一个书店去当编辑员，亦被拒绝”（见于该书第一篇《鲁迅传论》。《鲁迅自传》写作“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在笔者看来，青年鲁迅想入出版界而不得，由此深知彼时出版作品之不易，对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更是如此。因此，当其成名后，即利用自办刊物和与出版界旧雨新知的关系，为一批青年的成才殚精竭虑、贡献心力，可谓一生才华，半付青年，虽蜡炬成灰，终育得桃李天下，芬芳四海。
如果说，莎士比亚是独步文坛、一枝独秀，鲁迅则是领袖群伦、作育群英，无论当时，还是今世，这也许是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之外，仍然被我们深深怀念的重要原因吧。
“此公颇有点尼采气”
1928年5月15日，应陈望道之请，鲁迅赴复旦实验中学讲演，记录者是年仅21岁的湖南籍学生徐诗荃。当月16日，徐将整理好的演讲记录稿函寄鲁迅，从此与之订交。7月17日，鲁迅日记中记载“得徐诗荃信并稿”。这份稿件就是日后给鲁迅带来不小麻烦、署名冯珧的《谈谈复旦大学》。六天后，鲁迅即将这篇批评复旦校方“腐败”与“没落”的犀利文字刊发在其主编的《语丝》周刊上。虽然两个月后，《语丝》周刊发表了已从复旦毕业的潘楚基等人的文章，对徐文做了些许“辨正”，但徐因受压力，第二年不得不远赴德国留学；鲁迅更因此受牵连。不过，从鲁迅日记看，徐诗荃与鲁迅的交往不但没有因此中断，反而愈加密切。1928年后四个月，徐至少又拜访鲁迅两次，并致信三封、投稿两次。赴德国后，他成为鲁迅与德国乃至欧洲文艺家们的联络人——当时，鲁迅正致力于开展木刻艺术教育以及木刻书籍的刊印，徐曾受鲁迅之托，在欧洲为其购买木刻书籍。
徐诗荃1932年回国后，徐诗荃常与鲁迅或面唔，或书信往还，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不少作品，大都是经鲁迅推荐而面世。1934年1月24日，鲁迅致信《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向其推荐徐诗荃的文字：“有一友人，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做短评，颇似尼采，今为绍介三则，倘能用，当能续作，但必仍由我转也。”当年的4月1日，鲁迅再次致信黎烈文：“‘此公’盖甚雄于文，今日送来短评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当续寄；但颇善虑，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于排印后，陆续见还，俾使我得以交代为幸。”前后两封信，鲁迅都提及“必仍由我转也”，“必欲我索回原稿”，于今看来，有些莫名其妙。许广平的回忆录对此作了解释：原来徐诗荃回国后，常常疑心有人跟踪，或欲加害于他，因此，住址从不示人，鲁迅也不知晓，而投稿文章，亦因其疑心，每篇必经鲁迅之手转了去。后来甚至要求鲁迅设法将其原稿抄录一遍，寄送副本给黎烈文。许广平和鲁迅本人曾多次为其抄录文稿，而徐还一度要求不断更换抄录者。
可以说，为了徐诗荃文章的发表，鲁迅苦心孤诣，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至于这么做的原因，正如许广平在回忆录中所说：“这因为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没；且其人颇深世故，能言人所未言；孑然介立，还不失其纯洁。若或稍加移易，积极为人，即社会的栋梁，故不惜辛勤设法，并非特有所私。”此语可谓一语中的。虽然在常人看来，青年徐诗荃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甚至“怪癖”，但鲁迅不以为意，看重的是他的才华和对社会的贡献，于是设身处地多方帮助。在后期徐诗荃译作的出版上，鲁迅对青年徐诗荃的期许以及乐于扶助青年的精神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约1934年下半年，徐诗荃完成了《尼采自传》的翻译，托鲁迅找合适的出版社。年底（12月12日），鲁迅致信良友出版公司的赵家璧：“那一本《尼采自传》今送上。约计字数，不到六万。……假如要印的话，则——一、译者以为书中紧要字句，每字间当距离较远，但此在欧文则可，施之汉文，是不好看的（也不清楚，难以醒目）。所以我给他改为旁加黑点。但如用黑体字或宋体字，似亦佳。二、圈点不如改在字旁，因为四号字而标点各占一格，即令人看去觉得散漫。三、前面可插一作者像，此像我有，可以借照。四、译者说是愿意自己校对，不过我觉得不大妥，因为他不明白印刷情形，有些意见是未必能照办的。所以不如由我校对，比较的便当。但如先生愿意结识天下各种古怪之英雄，那我也可以由他自己出马。”
《苏鲁支语录》（徐梵澄翻译）是尼采的一部主要著作，甚为鲁迅所欣赏。鲁迅最初加以翻译，用的是文言，题日《察罗堵斯德罗绪言》，是第一卷《序言》的前三节。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以编辑家的眼光，已对《尼采自传》做了初步的编辑加工，对于未来的校对，也从爱护译者和更专业地编校的角度，主动愿意承担更多工作。此后，为了《尼采自传》出版，鲁迅在该书出版前，又五次致信赵家璧，商谈如何为译者出好这本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鲁迅充分考虑青年徐诗荃的感受，处处为其设想，如在1934年12月25日给赵家璧的信中就提及：“但我看最好是能够给他独立出版，因为此公颇有点尼采气，不喜欢混入任何‘丛’中，销路多少，倒在所不问。”事实证明，这本译作的出版，鲁迅花费的心血，一点也不比推荐徐的文章少：在此书后续的出版过程中，果然是鲁迅承担了校对工作，原因无他，因为鲁迅也找不到徐诗荃（他和鲁迅一直是“单线联系”，鲁迅从无知晓他的住处）！
这位徐诗荃即是20世纪70年代末自印度归国后名满学界的梵澄先生。
垫资为青年出书
鲁迅老友许寿裳曾言，鲁迅的“富于友爱，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最肯帮人的忙，济人的急，尤其是对于青年，体贴无微不至”。1925年5月8日，鲁迅在写给身在河南正在编辑《豫报副刊》的青年朋友吕琦、向培良的信中说：“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事实上，鲁迅在与青年的交往中，通过自己的编辑出版工作，时时关心青年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济人之急，帮人之困，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曾为李霁野等人筹备学费，亦曾为孙伏园的去职（《晨报副刊》）而筹办新刊（《语丝》周刊）。他更曾为两位青年处女作的出版而承担印刷费和版税。
在鲁迅关爱的青年中，有两位系邮局职员出身：其一是曾在上海邮局工作，后来的现当代文学专家、藏书家唐弢；其二是曾任职于杭州邮局，后成为知名翻译家的孙用。
唐弢，1927～1933年间，鲁迅致信孙用14封，或为其译作发表进行帮助和指点，或为其译作出版作序、推荐，其热心周到，令人感慨。1929年上半年不到半年的时间里（1929年2月～7月），孙用已在鲁迅主编的《奔流》上发表了六七篇译作，这些作品大都是俄国或东欧名家的诗作、散文，原作既佳，译文又好，引起鲁迅对这位未谋面邮局青年的极大好感，不仅对其多加鼓励，还尽量为其译作发表提供契机。这年9月，孙用将自己通过世界语版本翻译的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转经北新书局寄给了鲁迅。11月6日，鲁迅收到北新书局送达的译稿，两天后即复信给孙用，表达了自己对这部译作的喜爱之情，并表示要找地方出版单行本：“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但于《奔流》不宜，因为《奔流》也有停滞现象，以后能否月出一册，殊不可知，所以分登起来，不知何时才毕……作者是匈牙利大诗人，译文又好，我想设法印一单行本，约印一千，托一书局经销，版税可得定价之百分之二十（但于售后才能收），不知先生以为可否？乞示。倘以为可，请将原译本并图寄下，如作一传，尤好（不知译本卷首有传否？），当即为张罗出版也。”
但事与愿违，即使鲁迅这般在文坛地位显赫、在出版界交游广泛的人，“张罗”《勇敢的约翰》出版的过程也颇为曲折，先后花去整整两年时间。据鲁迅书信，他曾经联系过与自己关系较为密切的年轻友人张友松主持的春潮书局，后者起初表示愿意出版，但很快就变得“态度颇不热心”。在此期间，鲁迅还联系过《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可二者都虚与委蛇，“大打官腔”，也没有成功。在联络书店的过程中，好像也有出版社有意出版这部译作，但鲁迅向译者表示：“自然，倘一任书坊用粗纸印刷，那是有出版之处的，但我不答应如此。”在他看来，这么优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译文，非要认真其事，才能对得起作者和译者。碰壁之后，鲁迅表示要自印此书：“先生的译文是很费力的，为赌气起见，想自行设法，印一千部给大家看看。”为了有更精美的插图，还托已经在德国的朋友（应是徐诗荃）设法购买匈牙利的插画本。
在鲁迅的努力下，宣侠父主持的湖风书局最终接受了这部书稿。因湖风书局规模有限，营业资本薄弱，为了使这本书印得漂亮，鲁迅自费印刷了这部书中的12幅插图和作者像。因当时的书局大都是在作品售罄之后才给作者结算版税，鲁迅深感此举于译者不公，遂将书局归还的此前垫付的插图印资70元寄给了孙用。
另一位得到鲁迅资助的青年是许钦文，他的处女作也是在鲁迅的帮助下得以出版的。
1920年冬，在故乡绍兴五师附小教书的许钦文辞去教职，只身来到北京，一边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一边创作，向孙伏园的《晨报副刊》投稿。因孙伏园是鲁迅早年学生，且过从甚密，许钦文通过孙伏园的介绍而与之相识。
通过交往和阅读许钦文的文字，鲁迅非常看好许的文学才华。大约1924年年中，在许钦文不知情的情况下，鲁迅收集、整理、编校了他几年来发表的小说，结为一集，取名《故乡》。这年11月1日，在致孙伏园的信中，鲁迅对许钦文的小说给予了评价：“钦文兄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村乡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两篇，则近于失败。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四篇。现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交给起孟，问起可收入《文艺丛书》否？而于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订正之。总之此集决可出版，无论收入与否。但须小加整理而已。”据许钦文回忆，鲁迅经常通过孙伏园，对他的创作给予评点和指引。许的这部小说集，从鲁迅初步收集、整理到最终出版，前后有两年时光。两年里，鲁迅不时关注许的创作，及时调整小说集的篇目。1925年9月30日，鲁迅在写给许本人的信中提到“《故乡》稿已交去，选而又选，存卅一篇，大约有三百页”。为了更加圆满地呈现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鲁迅花费的心血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北新书局最终接受此书稿，准备出版时，鲁迅又做了两件事：其一，将其纳入《乌合丛书》之二出版，而丛书的第一种乃是鲁迅自己的《呐喊》。首出作品，即与文坛领袖人物“同台”，恐怕这是年轻的许钦文想也没有想过的。不仅如此，这套书后来还收入了青年作家高长虹的《心的探索》、向培良的《飘渺的梦及其他》、冯沅君的《卷葹》，鲁迅后来又将自己的《彷徨》、《野草》等纳入其中，以此扩大丛书的社会关注度。可以说，为了青年作家的成长和成名，鲁迅真是俯首为牛、甘为人梯。其二，鲁迅想将此书印制精良些，考虑到许钦文当时仍是籍籍无名的青年作家，唯恐北新书局李小峰为难，就和书局商定，将《呐喊》的版税垫付作为《故乡》的印刷费。
在鲁迅的帮助下，年轻的许钦文凭借《故乡》一举成名，不仅奠定了在文坛的地位，也大大改善了个人窘迫的生活环境。
为后进指引人生
虽然年轻的许钦文凭借《故乡》一举成名，但在其初入北京，身无分文困窘万分时，也曾经对生活和写作充满困惑。彼时，又是鲁迅伸出援手，给予指引。
1924年5月30日下午，鲁迅在北京大学上完课，邀请许钦文到中央公园附近的来今雨轩喝茶。鲁迅和许钦文一边喝茶，一边向后者谈起自己的留学往事：当年曾经多次向商务印书馆投稿，亦多次被拒，甚至还收到过“以后不必再投稿”的婉辞信，当时也曾一度灰心丧气。但对写作的热爱，使自己坚持写来，持续不断地写，一如既往地投，后来不仅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己的作品，而且还陆续出版了其他几本书。多年后，许钦文忆及此事，仍然感动不已。那段时间，鲁迅帮忙将他的两篇稿子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结果一篇录用，另一篇被退回。鲁迅担心许钦文因此气馁，于是特意请其喝茶并现身说法。据许钦文回忆，那次会面，鲁迅还语重心长地指导他如何写稿：“我们写文章投稿的，要多用一番功夫，要写得能够通过编者的眼睛，实际上也要不使他们太为难。否则发表不出去，不就是白写了么？”
其实接受过鲁迅指导的青年，所在多多。青年萧军、萧红初到上海的时候，也曾得到鲁迅的多方面帮助。除了周济金钱，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做序，并为其出版奔走外，在社会生活方面，鲁迅也曾多次写信给予指导。在和“二萧”通信近20封后，双方渐渐熟识，鲁迅便很直接地在信中和“二萧”谈起他们的“野气”来：“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的久了，受环境的影响，是略略会有些变化的，除非不和社会接触。但是，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1930年3月13日致萧军、萧红信）这些指点，对“二萧”走向文坛并扎根下来，产生了积极影响。
无论对许钦文，还是对“二萧”，鲁迅的信往往长于平时数倍，从创作到人生，可谓语重心长、言无不尽，对远离家乡身在异乡谋发展的懵懂年轻人的关爱跃然纸上，于今读来仍令人动容。
纵观中外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人，我以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为名者（所谓富人、阔人，也喜欢文化，但游戏心态，玩闹的成分重些）；一是为利者（绝大部分出版商均在此列，所谓在商言商）；一是为书（文化）本身者（少之又少，不是商人，不为谋利；于名声，或不求，或早已声名在外）。鲁迅正是这少之又少的编辑出版人中的一员，他的出书，是因为喜欢；他的帮助青年出书，亦是为了文化和青年本身。这也许是他将生命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无私拿出，为青年成长而尽心尽力的原因吧。
鲁迅的非凡，不仅在于其帮助青年的实事，更在于其扶助青年的精神感染、影响了几代国人。笔者的硕士导师以及曾供职的沪上某大学出版社的主持者即是这样深受鲁迅精神影响的出版人，在笔者及其他年轻人的成长中，他们都给予多方帮助，这是鲁迅精神的体现，亦从一个侧面彰显了鲁迅的伟大！
今天，我们来谈谈作家鲁迅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需要伟大的读者，鲁迅拥有一个强大的读者毛泽东，这可能是鲁迅的幸运，也可能是鲁迅的不幸。文革时期的「鲁迅」，从一个作家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时髦的政治词汇之后，他深刻和妙趣横生的作品也被教条主义的阅读所淹没。在那个时代里，人人张口闭口都是「鲁迅先生说」，其亲热的语气好像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和鲁迅沾亲带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理解鲁迅。因此，文革时期的鲁迅虽然名声达到顶峰，可是真正的读者却寥寥无几，「鲁迅先生说」只是一个时代在起哄而已。
文革之后，鲁迅不再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他回归于一个作家，也就回归于争议之中。很多人继续推崇鲁迅，不少人开始贬低和攻击鲁迅。与鲁迅在世时遭受的攻击有所不同，现在的攻击里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乐道于隐私中的鲁迅，捕风捉影地研究起了与鲁迅恋爱有关的四个女人；还有的人干脆臆想起来：鲁迅的床上功夫十分糟糕；鲁迅的性心理十分变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鲁迅的商业价值也被不断地开发出来，鲁迅笔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纷纷用作餐饮业和旅游业，甚至KTV和夜总会里都有鲁迅笔下地名命名的包厢，官员和商人搂着小姐在这样的包厢里歌舞升平。
还有人直接拿鲁迅本人作为广告代言人。武汉有一家专卖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门口耸立起鲁迅叫卖臭豆腐的广告牌。广告上用的是一张鲁迅抽烟的经典照片，只是将鲁迅手上的香烟换成了一串臭豆腐。
这家小店的老板骄傲地声称：他们是鲁迅先生的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制作这样的广告是现在中国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应来招揽生意。
「鲁迅」在中国的命运，从一个作家的命运到一个词汇的命运，再从一个词汇的命运回到一个作家的命运，其实也折射出中国的命运。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可以在「鲁迅」里一叶见秋。
从书店买来《鲁迅全集》后的一个多月里，我沉浸在鲁迅清晰和敏捷的叙述里。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我想藉此机会再次谈论《孔乙己》，这是短篇小说中的典范。这部短篇小说开篇的叙述貌似简单却是意味深长，鲁迅上来就写鲁镇的酒店的格局，短衣帮的顾客都是靠在柜台外面站着喝酒，穿长衫的顾客是在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上酒菜，坐下来慢慢地喝酒。孔乙己是唯一站着喝酒穿长衫的人。鲁迅惜墨如金的开篇，一下子就让孔乙己与众不同的社会身分突出在了叙述之中。
在《孔乙己》里尤其重要的是，鲁迅省略了孔乙己最初几次来到酒店的描述，当孔乙己的腿被打断后，鲁迅才开始写他是如何走来的。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责任，当孔乙己双腿健全时，可以忽视他来到的方式，然而当他腿断了，就不能回避。于是，我们读到了「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坎坐着。」先是声音传来，然后才见着人，这样的叙述已经不同凡响，当「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坎上」，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钱后，令人赞叹的描述出现了，鲁迅只用了短短一句话，「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是用这手走来的。」
同样，在狂人日记中，写到那个狂人感觉整个世界失常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另外一些没有才华的作家也想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这些作家费力写下了几万字，他们笔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最后我想说，当一个作家成为了一个词汇以后，其实是对这个作家的伤害。
*鲁迅逝世80年了，今天我们要谈谈出版家鲁迅
201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纪念日。出版人杂志隆重推出纪念专题，揭开鲁迅作为出版家的一面。
鲁迅先生为世人所熟知的身份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其实，他还是一位功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他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过：“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开拓“崭新的文场”、培育中国式的“英俊”，成了鲁迅辉煌业绩中璀璨的一页。
吃自己的饭，办编辑的事务
1909年8月，鲁迅结束了七年的留日生活回国，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教，1910年秋就任绍兴府中学堂教职。1912年1月3日，鲁迅在绍兴发起创办的《越铎日报》正式出版，他在《出世辞》中指明该报的任务是：“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凡有知是，贡其颛愚，力小愿宏，企于改进。”
这之后，鲁迅主编和参与编辑的报刊有：《越社铎日报》、《新青年》、《民众文艺周刊》、《莽原》周刊、《莽原》半月刊、《波艇》月刊、《语丝》周刊、《未名》半月刊、《奔流》月刊、《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季刊、《巴尔底山》旬刊、《世界文艺》月刊、《前哨》月刊、《十字街头》半月刊、《十字街头》旬刊、《文学》月刊、《译文》月刊、《太白》半月刊、《海燕》月刊等近三十种。
鲁迅主办或参与创办的出版社有：未名社、朝花社、三闲书屋、野草书屋、铁木艺术社、版画丛刊会和诸夏怀霜社。
鲁迅生活的年代是“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的年代。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风暴正不知何时过去，现在是有加无已，那目的在封锁一切刊物，给我们没有投稿的地方。” 又说：“检查也糟到极顶，我自去年底以来，被删削，被不准登，甚至于被扣住原稿，接连的遇到。……这样下去，著作界是可以被摧残到什么也没有的。” 为了打破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鲁迅作了种种“委婉曲折”的斗争，他把这种斗争称作“带了镣铐的进军”。至于鲁迅的编辑工作，周作人在《鲁迅的编辑工作》 一文中有如下的描述：
鲁迅不曾任过某一出版机关的编辑，不曾坐在编辑室里办公，施行编辑的职务。他的编辑之职，乃是自己封的。他经常坐在自己家里，吃自己的饭，在办编辑的事务，著作翻译自然也占一大部分时间。他编辑自己的，更多是别人的稿件。
“鲁迅不曾任过某一出版机关的编辑”，可正是这位“无职”、“无位”、“无禄”的编辑，在一场又一场的“带了镣铐的进军”中，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对于编辑出版工作的热忱，毫无保留地绽放出来。
开拓“一片崭新的文场”
1918年1月15日，从《新青年》第4卷第l期起，鲁迅担任《新青年》编委。他在《忆刘半农君》中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是年5月，《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也是“五四”文学革命的进军宣言。从此，《新青年》大量刊登鲁迅的作品。截至1921年8月1日，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小说、新诗、杂文、译文等多达54篇。刘半农盛赞鲁迅是“文学革命军里一个冲锋健将”，阿英则称鲁迅为“《新青年》干部作家”。
1919年4月16日，鲁迅给北京大学新潮社学生领袖傅斯年写信，建议《新潮》杂志应该在讲科学时发表议论，“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又说他“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破破中国的寂寞”。
除了《新潮》，鲁迅还热情关心和支持过许多报刊，如《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等。鲁迅不仅为这些期刊提供重要的稿件，使这些刊物扩大了影响，还希望编辑要把作者的“圈子”和稿源的“圈子”划大；不仅要重视文稿的内容，对于与文稿有关的一切也都要尽量考究，尽善尽美，不留纰漏和缺憾。
1924年11月17日，由鲁迅支持的《语丝》周刊创刊。《﹤语丝﹥发刊词》中说：“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为了“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创刊这张小报”，“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反抗“一切专断与卑劣”。鲁迅不仅发表了一大批犀利的战斗杂文，作精神上的导向，还对“《语丝》的形式、内容，以及稿件的处理”提出要求，如“凡外来稿须署真实姓名的稿例”就是鲁迅主张的（川岛语）。1927年10月24日，《语丝》在北京被张作霖政府封禁。1927年12月17日，鲁迅开始接编迁至上海的《语丝》，从第4卷第1期开始，任该刊编辑一年左右。1928年12月，鲁迅推荐柔石接替他负责编辑。《语丝》于1930年出了第5卷第52期以后停刊。鲁迅在《语丝》发表了100多篇文章，他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说，“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 则竭力加以排击”。“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形成了特有的“语丝的文体”，即“语丝派”，不仅推动了中国散文的发展，也实现了鲁迅“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的“弘愿”。
莽原社的《莽原》，创办于1925年4月24日，由鲁迅编辑。初为周刊，附在《京报》发行，刊名寓有“旷野”之意。同年11月27日出至第32期休刊。1926年1月10日复刊，改为半月刊，独立发行。1926年8月，鲁迅离京后，《莽原》由韦素园（即韦漱园）接编。鲁迅在《出版预告》中说，“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实，望彼将来”。在《华盖集·题记》中又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 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鲁迅在该刊发表了50多篇作品，杂文有《春末闲笔》、《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历史小说有《奔月》、《铸剑》，散文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鲁迅在谈到编《莽原》时说：“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 他当编辑，是拼了命的。
1926年9月，鲁迅应邀到厦门大学执教。到厦大后，他热情支持并指导青年文艺团体“泱泱社”，《厦门通信》就登在“泱泱社”社刊《波艇》创刊号上。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
1927年10月，鲁迅来到上海，开始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最后十年。1928年6月20日，鲁迅和郁达夫编辑的《奔流》月刊出版，由北新书局印行。鲁迅主持《奔流》的编辑工作，亲自设计封面并书写刊名。该刊以介绍欧美及日本等国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家作品为主。鲁迅在第1卷第1～5期上连续刊载了他自己翻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受到文坛的普遍重视。《奔流》共出15期，于1929年12月20日停刊。鲁迅说他：“白天汗流，夜间蚊咬，较可忍耐的时间，都用到《奔流》上去了”，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把新鲜的血液灌输到旧中国去，希望从翻译里补充点新鲜力量”。
1928年12月6日，鲁迅与柔石在上海创办《朝花》周刊，1929年5月16日终刊，共出20期。1929年6月1日，鲁迅与柔石又创办了《朝花》旬刊，1929年9月21日停刊，共出12期。
1930年1月1日，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创刊，主要登载“翻译和绍介，创作，评论”。封面由鲁迅亲自绘制，“萌芽”两个美术字，写得颇有芽状感。自第1卷第3期起，成为左联机关刊物。1卷第3期为“三月纪念号”，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和巴黎公社；1卷第5期为“五月各节纪念号”，纪念“五一”和“五卅”。1卷第5期出版后即被国民党政府当局查禁。1卷第6期改名《新地月刊》，只出一期又被查禁。
1930年4月11日，《巴尔底山》出版，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鲁迅列名“基本的队员”名单，帮着选定刊名、题写刊头，又捐出一百元作印刷费。“巴尔底山”是英语“游击队”的音译。该刊“以短文、锋利之文，对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狙击”。1930年5月20日，出至第1卷第5期被禁停刊。
1930年9月10日，《世界文化》创刊，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鲁迅参与筹办和编辑。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报道国内外革命文化动态。仅出一期就被国民党以“宣传阶级斗争”的罪名查禁。
1931年2月7日，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等左联五位作家被反动派杀害，鲁迅强忍着悲痛的煎熬，于4月25日出版了纪念烈士的专刊《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纪念左联五烈士和1930年秋天在南京被害的左翼剧联成员宗晖（谢伟棨）。《前哨》是左联机关刊物之一，编委会由鲁迅、茅盾、冯雪峰等组成。刊名苍劲峻拔的“前哨”二字由鲁迅亲笔题写，刻成木版后用手工敲印在白色的封面上，绛红的颜色透过纸背，显得格外悲壮和炽烈。同期刊有L.S．（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以及烈士的传略和遗著等。出版后即被国民党当局以“反动文艺期刊”的罪名而禁止发行。鲁迅心有不甘。同年9月，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创刊前夕，鲁迅特地选了德国著名木刻家珂勒惠支一幅题为《牺牲》的木刻，作为《北斗》创刊号的插图，画面表现的“是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鲁迅《写于深夜里》），以此来再次纪念柔石等被害的青年作家。
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半月刊创刊，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鲁迅在指导编辑工作的同时，发表了《知难行难》、《“友邦惊诧”论》等文章，抨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强调作家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出版后即遭国民党当局查禁。
1933年7月1日，鲁迅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等一起创办的《文学》月刊创刊。1934年9月16日，鲁迅主编的《译文》杂志创刊。同年9月20日，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创刊，鲁迅担任编委。1936年1月19日，鲁迅与周文、聂绀弩等编辑的《海燕》月刊创刊，仅出两期就以“‘共’字罪被禁”，这是鲁迅主编的最后一份杂志。
鲁迅通过创办报刊来拓展文艺园地，夯实战斗阵地，召唤青年参与进来，经风雨，见世面。就像一个老战士带领一批新战士那样，鲁迅自己走在最前面，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同时又非常亲切、具体和周到地照顾和教育着新战士，激励他们“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
1926年，鲁迅在谈及他的人生时说：“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1932年，鲁迅在谈到编书办刊时说：“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每天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都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常常整天没有休息” ，就“好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
鲁迅著书译书、编辑报刊，与许多书店打过交道，鉴于有的书店“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甚” ，鲁迅就自费出版书籍。他自费出版书籍，或图或文，无不精美绝伦，在为《毁灭》（A.法捷耶夫作）、《铁流》（A.绥拉菲摩维支作）、《士敏土之图》（革拉特珂夫作）写的《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中说：
敝书屋因为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堕落和滑头，有些不满足，所以仗了三个有闲，一千资本，来认真绍介诚实的译作，有益的画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买主拿出钱来，拿了书去，没有意外的奖品，没有特别的花头，然而也不至于归根结蒂的上当。编辑并无名人挂名，校印却请老手动手。因为敝书屋是讲实在，不讲耍玩意儿的。
“三个有闲”，原是创造社个别作家给鲁迅罗织的“罪名”，说他“有闲，有闲，有闲”。鲁迅一笑了之。“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这就是鲁迅对出书作出的最庄严的承诺！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鲁迅闻讯后心情异常愤激也异常冷静，为了纪念这位异乎寻常的“知己”，对“罪大恶极”的“杀人者”予以“示威”和“抗议”，鲁迅与茅盾、郑振铎等相商，决定先编印瞿秋白的译文集。书名《海上述林》，是鲁迅拟定的，取述而不作之意，显得很“雅”。《海上述林》编定后，鲁迅亲自去开明书店的美成印刷厂发稿付排，洽商校对办法，像怀中揣着一团火似的，到处奔波，扶病为烈士收集整理文稿，募集出版经费，仅向现代书店赎回瞿秋白遗稿便付出了二百元。《海上述林》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装帧、题签、拟定广告及购买纸张、印刷、装订等项工作，鲁迅无不精心谋划经办，务必使书更臻于完美。开明书店的美成印刷厂备好《海上述林》纸型后，鲁迅亲自将纸型送到内山书店，托内山完造寄往东京印刷。1936年8月，《海上述林》（上卷）样本印成。鲁迅看后在致茅盾的信中很满意地说：“那第一本的装订样子已送来，重磅纸；皮脊太‘古典的’一点，平装是天鹅绒面，殊漂亮也。” “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竞已归土，哀哉。”10月2日，在日本印刷的《海上述林》（上卷）寄到上海，鲁迅即分送诸友好及相关者，并托冯雪峰转送毛泽东、周恩来各一本。
《海上述林》印装非常考究，分平装和精装两个版本，全部用重磅道林纸精印，并配有插图。精装本书脊，用麻布做封面，字是金色，形式典雅；平装本用天鹅绒做封面，同样用金字。由于受国民党白色恐怖影响，这本书没有署译者姓名，只有书脊和封面上印了鲁迅亲笔写的“STR”(即史铁儿，瞿秋白的笔名)三个金字，书名亦由鲁迅亲笔题签。出版社署“诸夏怀霜社”，这也是鲁迅拟定的。“诸夏”即中国，“霜”为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意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为了扩大《海上述林》的影响，鲁迅于1936年10月9日亲拟广告一则，题为《绍介﹤海上述林﹥上卷》，全文如下：
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好书易尽，欲购从速……
仅仅过了十天，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就与世长逝了。为选编和印制《海上述林》，鲁迅耗尽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滴血。
【链接】“凡有可造之材，不忍其埋没”——编辑出版生涯中的鲁迅与青年
“凡有可造之材，不忍其埋没”。“先生爱一切人，爱一切有专长之人”。——许广平
“我对于鲁迅的印象就是他对人的慷慨和没有架子，……再者，即是鲁迅对贫苦青年作家的慷慨支援。”——徐訏
400年前（1616年）的四月，春寒料峭，莎士比亚在故乡偶染风寒，悄然离世；80年前（1936年），深秋时节，鲁迅在上海与世长辞，葬礼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二者俱是泽被深远的文学特出者，但论其异殊，至少在与出版业的关系上，二者迥然不同。耶鲁大学“莎研”专家戴维·卡斯顿认为，莎翁是“剧场中人”而非“印刷中人”。鲁迅则彻底是“印刷中人”、“出版中人”——存世鲁迅书信中半数以上与书籍、杂志的出版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鲁迅生前对之恭敬、鲁迅逝世后对之大加挞伐的苏雪林在其1966年的初版文集《我论鲁迅》中提及，日本留学归国后，鲁迅曾一度“想到一个书店去当编辑员，亦被拒绝”（见于该书第一篇《鲁迅传论》。《鲁迅自传》写作“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在笔者看来，青年鲁迅想入出版界而不得，由此深知彼时出版作品之不易，对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更是如此。因此，当其成名后，即利用自办刊物和与出版界旧雨新知的关系，为一批青年的成才殚精竭虑、贡献心力，可谓一生才华，半付青年，虽蜡炬成灰，终育得桃李天下，芬芳四海。
如果说，莎士比亚是独步文坛、一枝独秀，鲁迅则是领袖群伦、作育群英，无论当时，还是今世，这也许是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之外，仍然被我们深深怀念的重要原因吧。
“此公颇有点尼采气”
1928年5月15日，应陈望道之请，鲁迅赴复旦实验中学讲演，记录者是年仅21岁的湖南籍学生徐诗荃。当月16日，徐将整理好的演讲记录稿函寄鲁迅，从此与之订交。7月17日，鲁迅日记中记载“得徐诗荃信并稿”。这份稿件就是日后给鲁迅带来不小麻烦、署名冯珧的《谈谈复旦大学》。六天后，鲁迅即将这篇批评复旦校方“腐败”与“没落”的犀利文字刊发在其主编的《语丝》周刊上。虽然两个月后，《语丝》周刊发表了已从复旦毕业的潘楚基等人的文章，对徐文做了些许“辨正”，但徐因受压力，第二年不得不远赴德国留学；鲁迅更因此受牵连。不过，从鲁迅日记看，徐诗荃与鲁迅的交往不但没有因此中断，反而愈加密切。1928年后四个月，徐至少又拜访鲁迅两次，并致信三封、投稿两次。赴德国后，他成为鲁迅与德国乃至欧洲文艺家们的联络人——当时，鲁迅正致力于开展木刻艺术教育以及木刻书籍的刊印，徐曾受鲁迅之托，在欧洲为其购买木刻书籍。
徐诗荃1932年回国后，徐诗荃常与鲁迅或面唔，或书信往还，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不少作品，大都是经鲁迅推荐而面世。1934年1月24日，鲁迅致信《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向其推荐徐诗荃的文字：“有一友人，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做短评，颇似尼采，今为绍介三则，倘能用，当能续作，但必仍由我转也。”当年的4月1日，鲁迅再次致信黎烈文：“‘此公’盖甚雄于文，今日送来短评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当续寄；但颇善虑，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于排印后，陆续见还，俾使我得以交代为幸。”前后两封信，鲁迅都提及“必仍由我转也”，“必欲我索回原稿”，于今看来，有些莫名其妙。许广平的回忆录对此作了解释：原来徐诗荃回国后，常常疑心有人跟踪，或欲加害于他，因此，住址从不示人，鲁迅也不知晓，而投稿文章，亦因其疑心，每篇必经鲁迅之手转了去。后来甚至要求鲁迅设法将其原稿抄录一遍，寄送副本给黎烈文。许广平和鲁迅本人曾多次为其抄录文稿，而徐还一度要求不断更换抄录者。
可以说，为了徐诗荃文章的发表，鲁迅苦心孤诣，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至于这么做的原因，正如许广平在回忆录中所说：“这因为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没；且其人颇深世故，能言人所未言；孑然介立，还不失其纯洁。若或稍加移易，积极为人，即社会的栋梁，故不惜辛勤设法，并非特有所私。”此语可谓一语中的。虽然在常人看来，青年徐诗荃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甚至“怪癖”，但鲁迅不以为意，看重的是他的才华和对社会的贡献，于是设身处地多方帮助。在后期徐诗荃译作的出版上，鲁迅对青年徐诗荃的期许以及乐于扶助青年的精神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约1934年下半年，徐诗荃完成了《尼采自传》的翻译，托鲁迅找合适的出版社。年底（12月12日），鲁迅致信良友出版公司的赵家璧：“那一本《尼采自传》今送上。约计字数，不到六万。……假如要印的话，则——一、译者以为书中紧要字句，每字间当距离较远，但此在欧文则可，施之汉文，是不好看的（也不清楚，难以醒目）。所以我给他改为旁加黑点。但如用黑体字或宋体字，似亦佳。二、圈点不如改在字旁，因为四号字而标点各占一格，即令人看去觉得散漫。三、前面可插一作者像，此像我有，可以借照。四、译者说是愿意自己校对，不过我觉得不大妥，因为他不明白印刷情形，有些意见是未必能照办的。所以不如由我校对，比较的便当。但如先生愿意结识天下各种古怪之英雄，那我也可以由他自己出马。”
《苏鲁支语录》（徐梵澄翻译）是尼采的一部主要著作，甚为鲁迅所欣赏。鲁迅最初加以翻译，用的是文言，题日《察罗堵斯德罗绪言》，是第一卷《序言》的前三节。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以编辑家的眼光，已对《尼采自传》做了初步的编辑加工，对于未来的校对，也从爱护译者和更专业地编校的角度，主动愿意承担更多工作。此后，为了《尼采自传》出版，鲁迅在该书出版前，又五次致信赵家璧，商谈如何为译者出好这本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鲁迅充分考虑青年徐诗荃的感受，处处为其设想，如在1934年12月25日给赵家璧的信中就提及：“但我看最好是能够给他独立出版，因为此公颇有点尼采气，不喜欢混入任何‘丛’中，销路多少，倒在所不问。”事实证明，这本译作的出版，鲁迅花费的心血，一点也不比推荐徐的文章少：在此书后续的出版过程中，果然是鲁迅承担了校对工作，原因无他，因为鲁迅也找不到徐诗荃（他和鲁迅一直是“单线联系”，鲁迅从无知晓他的住处）！
这位徐诗荃即是20世纪70年代末自印度归国后名满学界的梵澄先生。
垫资为青年出书
鲁迅老友许寿裳曾言，鲁迅的“富于友爱，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最肯帮人的忙，济人的急，尤其是对于青年，体贴无微不至”。1925年5月8日，鲁迅在写给身在河南正在编辑《豫报副刊》的青年朋友吕琦、向培良的信中说：“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事实上，鲁迅在与青年的交往中，通过自己的编辑出版工作，时时关心青年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济人之急，帮人之困，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曾为李霁野等人筹备学费，亦曾为孙伏园的去职（《晨报副刊》）而筹办新刊（《语丝》周刊）。他更曾为两位青年处女作的出版而承担印刷费和版税。
在鲁迅关爱的青年中，有两位系邮局职员出身：其一是曾在上海邮局工作，后来的现当代文学专家、藏书家唐弢；其二是曾任职于杭州邮局，后成为知名翻译家的孙用。
唐弢，1927～1933年间，鲁迅致信孙用14封，或为其译作发表进行帮助和指点，或为其译作出版作序、推荐，其热心周到，令人感慨。1929年上半年不到半年的时间里（1929年2月～7月），孙用已在鲁迅主编的《奔流》上发表了六七篇译作，这些作品大都是俄国或东欧名家的诗作、散文，原作既佳，译文又好，引起鲁迅对这位未谋面邮局青年的极大好感，不仅对其多加鼓励，还尽量为其译作发表提供契机。这年9月，孙用将自己通过世界语版本翻译的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转经北新书局寄给了鲁迅。11月6日，鲁迅收到北新书局送达的译稿，两天后即复信给孙用，表达了自己对这部译作的喜爱之情，并表示要找地方出版单行本：“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但于《奔流》不宜，因为《奔流》也有停滞现象，以后能否月出一册，殊不可知，所以分登起来，不知何时才毕……作者是匈牙利大诗人，译文又好，我想设法印一单行本，约印一千，托一书局经销，版税可得定价之百分之二十（但于售后才能收），不知先生以为可否？乞示。倘以为可，请将原译本并图寄下，如作一传，尤好（不知译本卷首有传否？），当即为张罗出版也。”
但事与愿违，即使鲁迅这般在文坛地位显赫、在出版界交游广泛的人，“张罗”《勇敢的约翰》出版的过程也颇为曲折，先后花去整整两年时间。据鲁迅书信，他曾经联系过与自己关系较为密切的年轻友人张友松主持的春潮书局，后者起初表示愿意出版，但很快就变得“态度颇不热心”。在此期间，鲁迅还联系过《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可二者都虚与委蛇，“大打官腔”，也没有成功。在联络书店的过程中，好像也有出版社有意出版这部译作，但鲁迅向译者表示：“自然，倘一任书坊用粗纸印刷，那是有出版之处的，但我不答应如此。”在他看来，这么优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译文，非要认真其事，才能对得起作者和译者。碰壁之后，鲁迅表示要自印此书：“先生的译文是很费力的，为赌气起见，想自行设法，印一千部给大家看看。”为了有更精美的插图，还托已经在德国的朋友（应是徐诗荃）设法购买匈牙利的插画本。
在鲁迅的努力下，宣侠父主持的湖风书局最终接受了这部书稿。因湖风书局规模有限，营业资本薄弱，为了使这本书印得漂亮，鲁迅自费印刷了这部书中的12幅插图和作者像。因当时的书局大都是在作品售罄之后才给作者结算版税，鲁迅深感此举于译者不公，遂将书局归还的此前垫付的插图印资70元寄给了孙用。
另一位得到鲁迅资助的青年是许钦文，他的处女作也是在鲁迅的帮助下得以出版的。
1920年冬，在故乡绍兴五师附小教书的许钦文辞去教职，只身来到北京，一边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一边创作，向孙伏园的《晨报副刊》投稿。因孙伏园是鲁迅早年学生，且过从甚密，许钦文通过孙伏园的介绍而与之相识。
通过交往和阅读许钦文的文字，鲁迅非常看好许的文学才华。大约1924年年中，在许钦文不知情的情况下，鲁迅收集、整理、编校了他几年来发表的小说，结为一集，取名《故乡》。这年11月1日，在致孙伏园的信中，鲁迅对许钦文的小说给予了评价：“钦文兄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村乡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两篇，则近于失败。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四篇。现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交给起孟，问起可收入《文艺丛书》否？而于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订正之。总之此集决可出版，无论收入与否。但须小加整理而已。”据许钦文回忆，鲁迅经常通过孙伏园，对他的创作给予评点和指引。许的这部小说集，从鲁迅初步收集、整理到最终出版，前后有两年时光。两年里，鲁迅不时关注许的创作，及时调整小说集的篇目。1925年9月30日，鲁迅在写给许本人的信中提到“《故乡》稿已交去，选而又选，存卅一篇，大约有三百页”。为了更加圆满地呈现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鲁迅花费的心血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北新书局最终接受此书稿，准备出版时，鲁迅又做了两件事：其一，将其纳入《乌合丛书》之二出版，而丛书的第一种乃是鲁迅自己的《呐喊》。首出作品，即与文坛领袖人物“同台”，恐怕这是年轻的许钦文想也没有想过的。不仅如此，这套书后来还收入了青年作家高长虹的《心的探索》、向培良的《飘渺的梦及其他》、冯沅君的《卷葹》，鲁迅后来又将自己的《彷徨》、《野草》等纳入其中，以此扩大丛书的社会关注度。可以说，为了青年作家的成长和成名，鲁迅真是俯首为牛、甘为人梯。其二，鲁迅想将此书印制精良些，考虑到许钦文当时仍是籍籍无名的青年作家，唯恐北新书局李小峰为难，就和书局商定，将《呐喊》的版税垫付作为《故乡》的印刷费。
在鲁迅的帮助下，年轻的许钦文凭借《故乡》一举成名，不仅奠定了在文坛的地位，也大大改善了个人窘迫的生活环境。
为后进指引人生
虽然年轻的许钦文凭借《故乡》一举成名，但在其初入北京，身无分文困窘万分时，也曾经对生活和写作充满困惑。彼时，又是鲁迅伸出援手，给予指引。
1924年5月30日下午，鲁迅在北京大学上完课，邀请许钦文到中央公园附近的来今雨轩喝茶。鲁迅和许钦文一边喝茶，一边向后者谈起自己的留学往事：当年曾经多次向商务印书馆投稿，亦多次被拒，甚至还收到过“以后不必再投稿”的婉辞信，当时也曾一度灰心丧气。但对写作的热爱，使自己坚持写来，持续不断地写，一如既往地投，后来不仅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己的作品，而且还陆续出版了其他几本书。多年后，许钦文忆及此事，仍然感动不已。那段时间，鲁迅帮忙将他的两篇稿子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结果一篇录用，另一篇被退回。鲁迅担心许钦文因此气馁，于是特意请其喝茶并现身说法。据许钦文回忆，那次会面，鲁迅还语重心长地指导他如何写稿：“我们写文章投稿的，要多用一番功夫，要写得能够通过编者的眼睛，实际上也要不使他们太为难。否则发表不出去，不就是白写了么？”
其实接受过鲁迅指导的青年，所在多多。青年萧军、萧红初到上海的时候，也曾得到鲁迅的多方面帮助。除了周济金钱，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做序，并为其出版奔走外，在社会生活方面，鲁迅也曾多次写信给予指导。在和“二萧”通信近20封后，双方渐渐熟识，鲁迅便很直接地在信中和“二萧”谈起他们的“野气”来：“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的久了，受环境的影响，是略略会有些变化的，除非不和社会接触。但是，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1930年3月13日致萧军、萧红信）这些指点，对“二萧”走向文坛并扎根下来，产生了积极影响。
无论对许钦文，还是对“二萧”，鲁迅的信往往长于平时数倍，从创作到人生，可谓语重心长、言无不尽，对远离家乡身在异乡谋发展的懵懂年轻人的关爱跃然纸上，于今读来仍令人动容。
纵观中外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人，我以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为名者（所谓富人、阔人，也喜欢文化，但游戏心态，玩闹的成分重些）；一是为利者（绝大部分出版商均在此列，所谓在商言商）；一是为书（文化）本身者（少之又少，不是商人，不为谋利；于名声，或不求，或早已声名在外）。鲁迅正是这少之又少的编辑出版人中的一员，他的出书，是因为喜欢；他的帮助青年出书，亦是为了文化和青年本身。这也许是他将生命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无私拿出，为青年成长而尽心尽力的原因吧。
鲁迅的非凡，不仅在于其帮助青年的实事，更在于其扶助青年的精神感染、影响了几代国人。笔者的硕士导师以及曾供职的沪上某大学出版社的主持者即是这样深受鲁迅精神影响的出版人，在笔者及其他年轻人的成长中，他们都给予多方帮助，这是鲁迅精神的体现，亦从一个侧面彰显了鲁迅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