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概念：一个经济学的分析
姚遂，陈卓淳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社会资本概念是当前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热点，本文通过结合经济学的概念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概念上的梳理，分析了经济学语境中社会资本的含义；并从生产性的角度讨论了以往学者不太关注的社会资本的有效性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在社会资本研究中有关于强、弱连接的争论，论文也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 最后，论文还分析了导致消极的社会资本形态广泛存在的原因。
关键词：社会资本；集体行动；产权界定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现有的研究一般都公认，作为现代社会学研究标准名词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一概念是由Bourdieu在1986年首先提出的
。后经由Coleman （1988）规范化，便在社会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研究，至今，已成为社会学中最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反击，该概念和研究范式在最近的20多年中在经济学家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每一个试图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的学者都会发现：这一概念的表达是如此的多元3，以致我们到今天为止，还在为这一概念进行不停的梳理和澄清。正是从这一背景出发，在本文中，我们将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社会资本概念的经济内涵以及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经济内涵进行梳理，第二部分则是集中分析如何从生产性的角度来评价社会资本性；文章的第三部分对社会资本的作用与实现机制进行了分讨论；第四部分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考察了社会资本中有关强连接与弱连接的问题，第五部分针对消极社会资本，探讨了其存在的原因。论文的最后是一个简短的小结。
一、社会资本概念：经济上的合理性
尽管有关于社会资本概念表述繁多，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社会资本概念中，它是由“Social”加上“Capital”所共同构成。而这两个词单独开来，正好分跨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之中。在社会学中，当人们在谈到“Social”时，往往有着很强的结构指征，它通常应当被解读为“（社会）结构”；而在经济学中，“Capital”则强调一种有价值的经济资源，这种资源能够转化为拥有者某种收益上的增进。所以，结合两个学科的认识，我们可以这样认定，所谓社会资本，它强调的是可以导致某种功能性收益的社会结构安排。这一认识，与Bourdieu（1986）、Coleman （1988）、Portes（1998）各自表述的要点是吻合的。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定：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不同的社会结构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同的收益。因此，寻求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结构安排，便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努力的方向。 由于人们建立和维护某种社会结构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所以，为获得某种利益而进行的对社会结构（关系）的投资便构成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社会资本。也正是看到了人们在建立社会结构时的功利性动机，所以，林南（2001）才会提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 purposive action) 中被12
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这一社会资本定义。
在这一表述中，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如果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结构安排，似乎与标准的经济学概念不合，因为，在经济学中，所谓资本，它强调的是存量概念。如果把某种结构也理解为资本，则显然无法让经济学家们满意（Solow，1997）。而我们又知道，当人们在社会中试图建立某种结构安排时，我们往往需要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而且维系该结构同样需要我们投入；而该结构的建立以及我们对其的维护都基于一个基本要点：它能给我们带来某种收益。所以，该结构的建立与否对个人的经济收益是有直接影响的。它是一种具有产出能力的装置。由于它是一种具有产出能力的制度装置，而且这样一种有生产能力的社会结构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同样需要我们进行不断的投资和维护，那么，它和我们投资来购买的资本品是没有本质的不同的，从这重意义上，社会资本作为对生产性的非物质资源的度
4量，在概念上是有其合理性的。
同时，如果按照社会学家们的看法：人们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才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这一说法当然没有错，但回答仍失之粗疏。我们知道：人们获得利益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自我生产，还有一种便是通过交换。因此，当人们希望通过某种社会结构来获得某种利益时，他为什么不选择自我生产来实现自我满足？这里面的关键原因在于即使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资源禀赋一样时，成员间的生产效率也会不一样。因此当自我生产的成本太高时，通过社会交换来获得比较利益便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这是人们需要建立社会交换关系的原因之一；另外一方面，放松前面的假定，我们必须承认社会成员间在资源禀赋上并不一致，这是由其社会角色所决定的，甚至有的资源就只为某些特定的群体所拥有，所以，为了获得自己不具备而为他人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时，社会交往便从经济学意义上还原为交易需要。这样，人们之所以需要对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其原因还在于社会成员间所拥有的要素禀赋的差异化所致5。而为了保证交换的顺利进行，人们就有必要建立各种规则安排，这些规则安排便构成了我们的社会结构：为了保证经济领域内的交换，我们建立了经济结构；为了保证政治领域内的交换，我们建立政治结构；为了保证人们在情感上的交换，我们建立了伦理结构……6。分析到这里，我们体现出了与社会学家对此问题分析视角的不同，社会学家关注的是社会资本形成在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合理性7，而经济学更关注社会资本出现在经济上的合理性。
二、社会资本的评价：基于个人与团体理性的分析
一旦为交换目的服务的某种社会结构确立，那么，它不仅会对我们的交换产生影响，而且还将直接影响我们供给（产出）行为。也就是说，既定的社会结构会影响在这一结构中社会成员的生产行为。既然我们认定社会结构对生产具有影响，我们必然要问：怎样的社会结构是一种有效的生产增加的保证？
需要看到，如果从个体层面出发，我们要承认一个前提：某个社会成员之所以愿意建立某种社会联系结构，是在于这种结构能给他带来某种利益。否则，他会选择放弃这样一种连接。所以，满足个体从某种社会结构中获取他在此结构之外所不能获得的某种收益，是这种结构能够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这可以称之为个人理性条件。而从社会群体层面出发，我们也要承认：一种有效的社会结构，应当能够满足规模效应，即这些处于既定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成员的联合产出一定要不小于各自疏离时的产出。这可以称之为社会结构的集体理性条件。在满足这两个条件时，具有生产性特征的社会资本才会出现。
但这里仍然会有一个需要得到进一步澄清的认识，某种社会结构在满足上述的两个条件时，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对社会总体而言的合意的社会资本。社会学家们在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已经发现，有些社会资本对生产具有的不是促进作用而是阻碍作用（Coleman，1988；Ostrom，1997；Dasgupta，1997，Portes，2000）。这在Portes（2000）的论述中被称为消极的社会资本。尽管Portes详细列举了消极的社会资本的不良后果，但值得深思的是，
如何在经济上认定这样一种社会资本的属性呢？解读这一问题，还得回到经济学中的联合生产概念。
当社会中存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社会连接方式时，社会结构会呈现出“牛奶中的黄油块”结构，即社会交易除了个体层面上的互动之外，不同的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团体也在互动，因此，衡量不同团体互动的有效性也可以参照上述的分析：该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团体能否在与其他团体的连接中获得利益，如果可以，则团体与团体之间会形成超越个人层面的某种连接方式；反之，它就会趋于是一个封闭式的子社会结构；这可以称之为是团体的参与更广泛社会连接的团体理性。同时，从团体互动的角度来看，一种经济上有效的团体连接的社会结构，也应当能够满足规模效应，即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这些处于这一连接中的团体的联合产出一定要不小于各自疏离时的产出。这才是社会层面上，积极的社会资本所应具有的经济本质。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判定社会资本有效性的标准：该社会资本是否在社会层面上对生产具有促进作用？如果是，则显然是一个社会应当提倡的社会资本的投资方向；反之，则属于我们应当消解的不良资本。
在这里，我们的分析和已有的社会学家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尽管社会学家指出了存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社会资本，但他们并没有从生产性的角度来把握社会资本的有效性问题。而我们强调社会资本的合理性体现在它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上，而这种促进作用应当建立在对个体、团体以及社会三个层面的利益增进机制上来把握。
三、社会资本的作用：表现与机制
从人们的理性选择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影响人们决策的关键因素就是信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中人们的交易行为就会受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困扰（Akerlof，1971；Rothchild和Stiglitz，1976）。因此，一种对生产具有促进作用的社会结构，应当是一个有利于信息传播和分享的结构；促进信息的传播与分享，这是具有生产性特征社会资本的一个基本要义（Serageldin和Grootaert，1997）8。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信息问题的处理是很不相同的。经济学家们对于信息不对称往往视为是两个经济主体之间的问题，因而，信息不对称需要通过机制设计来予以解决，现代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于如何让真实的信息得到披露；但在社会学家们看来，即使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如何让信息在社会成员间得到最广泛和深入的普及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需要承认社会学家们的这一洞见。因为在社会结构中，信息传播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而与整个群体结构有关。这样，我们不妨认为所有信息都是真实有效的，那么，这样的信息应当如何传播到整个群体成员才是最经济的？Granoveter（1973）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著名论文《弱连接的力量》，就提出了一个解释群体间信息传播效率的命题：弱连接有利于以最经济的方式来传播信息9。但问题就在于，信息的真实和有效性并不能作为一个当然的前提，在我们无法把握信息的真实性时，长期交往所形成的信任和默契便成为我们采纳信息的关键变量，这样一来，强连接是对信息进行先验概率判断的有效保障。当Granoveter在1985年提出“嵌入性”假设时，他实际是在说：存在紧密社会投资的强连接比弱连接对人们确认信息的有效性更有帮助。这种对“弱连接”命题的修正，正是反映了我们对信息质量的要求。
同时，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由于它涉及到结构中诸多社会成员的互动，所以必须考虑集体行动中一致性和有效性问题。也就是说，一种社会资本的有效性的表现除了它应当有利于信息的共享和传播外，它还应当能有效地促进成员间的一致行动。虽然在Coleman（1988）、林南（1991）引入理性决策来辨析社会资本概念的感染下，许多讨论社会资本的社会学家承认了人们在选择社会资本时的工具理性，但仍然用了很多没有办法规范分析的概念：交流、信任、合作、团结、共识等，并将这些表现统统归之于社会资本的名下。这虽
然说明了社会资本的表现形态，但却没有说清楚如何从生产性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的这些特征。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关注如何保证一个组织内部行动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如果把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和有效性看成是集体行动的一个结果，那么，保证这一结果出现的机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1）组织内部的统一的意识形态。North（1994）对影响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的论述就指出：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可以消除团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有利于提高团体的行动效率。在社会学的范畴，讨论社会资本时，往往会谈到家庭、宗族、宗教等社会结构，并将之视为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但我们知道，无论是家庭、宗族还是宗教群体，其内部成员在协调行动时，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社会学家们所讨论的“共识”。当然，在这些社会结构中，我们下面说要分析的科层制的特点也是十分鲜明的。
（2）科层制的出现。在社会学家对社会资本的讨论中，似乎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各个社会成员都是在均等的使用现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大家之间的行动是一个基于共识和信任的协调博弈。但从联合生产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当存在社会成员的行动需要协调时，这实际上可以视为是团队生产。而Alchain和 Demsetz（1972）对团队生产理论的讨论也表明：存在一个剩余索取权的获得者对于提高团队生产效率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团队生产中将会存在监督者。这种监督者与监督者，对应到既定的社会结构中，就是科层制。科层制的出现，对社会资本而言，是其生产效率得到保证的另一个前提。
（3）跨组织的社会协调和监督机构。如果说在既定子社会结构中，成员之间的行动可以依靠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科层制来进行协调，那么，如果存在跨组织的社会交往，谁来进行协调？10合约经济学表明，为了保证交易的进行，必须要有交易第三方来进行监督和仲裁。这种不同组织间社会交换的第三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府、法院等正式制度1112。实际上，如果缺乏正式制度的监督和协调，社会资本是否能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自发的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因此，正式制度安排是社会资本发挥效率的有效保障之一。
四、强弱之外：对社会资本功效的分析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分析结合起来，在这种结合中，林南（Lin , ,1982 ,1990，2001）建立了社会资源理论。他的观点是：所有资源都嵌入在社会网络结构中，每个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不同地位的人将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优势，人们总是在力图寻求对自己最有效的社会资本投资方式，这种社会资本投资方式就会形成不同的社会连接强度特征。强连接和弱连接在人们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上有着不同的作用13。
而Burt（2000）也讨论了从社会网络结构方面来理解社会资本的作用和功效。与林南的讨论不同，Burt在他的分析框架中，他指出了社会资本是对我们利益的一种暗喻（Metaphor）。由于人们总是处于社会交易网络中，为了获得更好的利益，我们会寻求更好的连接方式，从这层意义上，好的社会网络便构成了我们的资产，也即社会资本。Burt进一步指出，在交换中，信息的不确定性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社会资本的出现正是对信息不确定（模糊）的某种替代。为此，他分析了作为信息传播的两种主要结构：闭网络（Network Closure）与结构洞（Structural Hole）14。他指出，在封闭的网络结构中，成员之间的长期交往和互动有利于信息的获得，同时，成员间的长期互动也降低了风险，促进了信任，因此，闭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体现；同时，结构洞的出现也会影响信息的传播和扩散，处于结构洞中心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优势和控制力，因此，这一结构也是社会资本的体现。
由于在这两种有代表性的基于网络分析视角的社会资本分析方式中，与我们前面所谈到
的Granovetter的强连接与弱连接观点有很明显的渊源关系15。因此，社会学家在对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与作用的实证分析中，普遍是通过检验强连接与弱连接来验证社会资本的功效。然而，在实证检验中，社会学家们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分歧：按照Granoveter的观点：从信息传递的角度，以更多弱连接形式呈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是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的。理由就在强连接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往往在社会资本投资上存在冗余，而弱连接是保证信息分享的最经济的方式（Granoveter，1973）。Granoveter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实证的支持（Granoveter，1974，1982）。但是实证也研究表明，至少在亚洲，强连接对经济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Bian ,1997 ;边燕杰和洪洵，1999）。因此，如何解释强、弱连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便成了社会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目前，学界对于强弱连接功效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假设信息真实的情况下，弱连接更为有效；反之，强连接会更有效。承认这一观点合理性的同时，我们必须指出，仅仅将强弱连接理解为是对信息处理的一种方式是不够的。林南已经正确地指出：社会资源是镶嵌在社会网络之中的，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但林南却没有看到：如果从社会网络出发，资源是被嵌入在其中，谁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连接方式便在这层意义上变得十分关键。为了确保目标社会资源的利益能够内部化，我们往往需要连接方式完成对社会资源进行相应的界定。在这里，我们得出的结论和周雪光（2005）“产权是一组关系”正好相反，关系是我们对社会资源进行界定的手段。这样，社会连接的作用将不仅是在于处理信息，而是在于对目标社会资源确定一种排他性的产权结构。
理解“关系是我们对社会资源的产权界定”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社会中实际交往的现象得到确证：但我们和某个社会成员进行交往时，我们总是希望通过与该成员的交往给我们带来某种收益，而且，为了确保这种收益能够为自我所得到，我们的关系便成为对这种利益进行内部化的主要手段。强连接和弱连接代表着我们界定的强度：当某一社会资源的价值越大时，人们为维持同其联系的投资就会越大，会努力形成与这一社会资源间的强连接。因为强连接一旦建立后，作为一种成本壁垒，会对其他人进入形成障碍，从而可以发挥出一种排他性的效应。这种壁垒效应越明显，社会资源的收益越能为强连接者所享受。这相当于是建立了一种将社会资源收益内在化的制度安排，提高了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反之，人们为维持这种关系所须进行投资会越少，从而会成为一种弱连接。这样一来，强连接、弱连接方式的选择是人们在成本——收益的分析思路下，力图将社会资源收益内部化的一种努力。
如果认同强、弱连接是我们对社会资源进行产权界定的手段，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两种方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按照我们在上面的分析：连接的强度取决于社会资源价值的大小，那么，可以推而论之：这两种方式在东西方都会有所体现；但为什么在西方弱连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强连接，而在亚洲又正好相反？对于这一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在此展开论述，但我们认为：诺思的分析是具有启发性的：市场机制是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深化过程的必然产物16。在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中，市场交易方式更多的体现为非人格化的交易方式，在基于普遍的信任原则和产权规则的制度背景下，交往起着传递信息的作用，弱连接便成为一种主要方式；而在东方，普遍的信任原则和产权规则都有待建立，为了保证交易的效率，强连接便成为东方国家中对社会资源进行界定的主要手段。以此观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社会资本是人们对社会资源进行界定所进行的投资，强弱连接只是人们选择的不同的界定方式，争论那种方式更为有效不能脱离社会基本背景。
五、为什么“坏的”社会资本会长期存在？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所指出的，社会资本对生产并不总是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有一些社会资本对生产效率反而有着严重负面影响。而且，这些具有负面影响的社会资本在不
少地方是长期存在的17。Portes曾论述道：“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秀异”等是消极社会资本的表现，作为讨论社会资本的文章，我们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一种消极的社会资本为什么会出现甚至在长期内存在？这里面原因很多，大致说来，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中，不确定性是影响人们决策行为的关键变量。而在社会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封闭型很强的社会结构——“小圈子”，其之所以封闭，与小圈子内部的成员由于对外部连接缺乏足够的信息，因而害怕引入更多外部连接后给组织和个人所带来的不稳定有密切联系；
（2）结构洞的存在。如果在一种既有的社会结构中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结构洞情况下，当这一结构中其他成员与外界其他社会团体的可以建立某种连接，这一连接可以提高社会总体产出水平，但却是以消解处于中心节点位置的成员的个人利益作为主要导向，则可以预见，这种社会连接会遭遇到很大的阻力。而这种结构洞的概念，实际上非常类似于我们在经济学中所接触到的垄断。也就是说，如果在现有组织内部存在某种垄断力量，新的社会连接相当于削弱了这些垄断者的垄断地位，则这种连接会被垄断者进行反制，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推论；
（3）制度相容与路径依赖。某种社会结构形成，为了协调结构内成员的行动，必然会形成一套组织规则。这套规则形成后，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如果新的社会连接方式与现有的组织规则不相吻合，它有可能导致现有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则它遭受到抵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被称之为制度的相容性。而一种社会结构利用既定的组织规则长期排斥外部的连接方式时，这种社会结构便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的组织制度演进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4）既定社会结构中社会成员的总体知识存量同样也会影响社会连接方式的选择。在制度经济学中，学者们已经指明，一个社会的总体知识存量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在社会资本中，同样存在这一现象。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地区，某些传统的社区结构中，社区成员对有关现代社会的知识存量极其缺乏，因而对与外部的连接会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仍将保持一种封闭的社会形态。
六、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结合经济学的概念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概念上的梳理，本文的结论要点如下：
（1）社会资本是为获得某种利益而进行的对社会结构（关系）的投资。
（2）衡量社会资本的作用大小需要从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层面来进行考量；
（3）社会资本的有效性的表现除了它应当有利于信息的共享和传播外，它还应当能有效地促进成员间的一致行动，而为了达成一致性行动，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将有赖于一系列的机制：组织内部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科层制的出现和跨组织的社会协调和监督机构；
（4）如果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它是人们对社会资源进行界定所进行的投资，强弱连接只是人们选择的不同的界定方式。
（5）尽管我们都倾向于从积极地方面来论述社会资本的作用，但消极的社会资本形态却广泛存在，其存在的原因在于：信息不确定、结构洞的存在、制度相容与路径依赖以及既定社会结构中社会成员的总体知识存量。
在这些观点中，我们想要表达的是，社会资本对经济学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这一概念仍然可以内化到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中来，利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能够揭示出社会资本本身
更多的经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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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apital: an Analysis in Economic Approach
YAO Sui, CHEN Zhuo-chun
Abstract: The norm of social capital is one of the prevailing topic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nceptual outline of social capital in an economic approach, analyzes of its implications in economic language, and addresses its effectiveness----a problem which is almost neglected by economic scholars ----in the light of productivenes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to the debate on weak and strong ties in the approa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final, the paper discusses reasons that result in extensive existence of passive social capital.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collective action; 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收稿日期：2007-05-26
作者简介：姚遂，经济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陈卓淳，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1 Woolcock（1998）指出，社会资本最早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苏格兰的思想家：Edmund Burke、David Hume和Adam Smith那里，而在与现代意义相近社会资本概念的使用上，最早是由Hanifan在1916年提出的。而国内学者赵延东（2003）也指出：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迪尔凯姆(Durkheim) 已经提出社会交往有益于人的精神健康以及社会集体生活可以有效地消除“失范”带来的负面影响等观点，这可以视为是社会资本理论在学术上的一个先声。
2 实际上，Bourdieu 在1980年的一篇文章中（《社会资本随笔》）就已经讨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问题，但学者们更倾向认为Bourdieu对社会资本的规范的表达是其在1986年做出的。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了社会资本概念涵盖的内容太广，社会资本的范围“从社会能量（social energy），社团精神（community spirit），社会契约（social bonds），公德（civic virtue），社团网络（community networks），社会净化（social ozone），拓展的友谊关系（extended friendships），社团生活（community life），社会资源（social resources），正式和非正式网络（informal and formal networks），好的友邻关系（good neighbourliness）到社会粘结（social glue）”，范围这样广泛，以致在这份报告中，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表述的评价是“概念是混乱的（Conceptual Confusion）”。。同时，黄小波（2006）对已有的中文翻译的有关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整理，在他的文章，列出的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方式就有14种之多（社会学领域5种，经济学领域6种，政治学领域3种）。 3
在传统的经济学生产理论中，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物质性生产要素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导致了知识被内生化到经济增长中，而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则昭示了对非物质性生产要素与生产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正在引起足够的重视，而社会资本概念可以看成是对所有的经济生产中非物质生产要素的一个总摄，
5 当不具备某种资源禀赋时，也可以视为利用这种资源禀赋进行自我生产的成本为无穷大。 6 经济领域的交换制度，便是我们通常所熟知的市场交易法则；而政治领域内的交换，在经济学当中，也被视为是一个政治市场上的交易过程，公众通过缴纳税收来购买各种公共产品；情感上的交换，我们虽然不说是一种交易，但交换的实质确实深植其中，如夫妻之间的“相敬如宾”；朋友之间的“义气”，父母与子女之间“母慈子孝”，等都体现为一种互惠型的交换。无独有偶，在Burts（2000）的文章中，也指出了“社会可以被视为是一个人们为自己利益出发而交换各种商品和观念的市场”
7 Portes和Sensenbrenner（1993）认为, 对于社会资本的认定有四个传统: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限度的团结”(bounded solidarity) 概念, 指的是逆境可以成为团体团结一致的动力; 齐美尔的“互惠交易”( reciprocity transactions) , 指的是在个人化的交换网络中产生的规范和义务;迪尔凯姆和帕森斯的“价值融合”(value introjection) , 指的是价值、道德原则和信念先在于契约关系和非正式的个人目标(不是严格工具意义上的) ;韦伯的“强制性信任”(enforceable trust) ,指的是正式制度和特殊性的团体背景使用不同的机制保证实现对已经达成的行为规则的遵守。前者使用的是法律/ 理性机制(如官僚) , 后者使用的是实质性/ 社会的机制(如家庭)。。转引自杨雪东（1999）
84 Serageldin和Grootaert（1997）就指出，广义上的社会资本不仅包括大多数非正式和地方性组织，还包括科层制度以及政府、法律规则等正式国家结构。
Granovetter (1973 ,1974 ,1995)认为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因而形成了一种纽带联系。他认为，这种联系可以分为强连接和弱连接两种形式。强连接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连接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强、弱连接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和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他从4 个维度来测量连接的强弱：一是互动的频率，互动的次数多为强连接，反之则为弱连接；二是感情力量。感情较强、较深为强连接，反之则为弱连接；三是亲密程度。关系密切为强连接，反之则为弱连接；四是互惠交换。互惠交换多而广为强连接，反之则为弱连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弱连接充当信息桥”的判断。在他看来,强连接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而弱连接则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因为群体内部相似性较高的个体所了解的事物、事件经常是相同的,所以通过强连接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连接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由于弱连接的分布范围较广,它比强连接更能充当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可以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在与其他人的联系中，弱连接可以创造例外的社会流动机会如工作变动。格拉诺维特断言，虽然所有的弱连接不一定都能充当信息桥,但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定是弱连接。转引自肖鸿（1999）
109 一般意义上，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讲，若存在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科层体系，这当然也可以协调；但这样一来，如果承认了这些条件，无疑是将整个社会视为了一个社会组织。这在封建制或高度集权的国家是可以成立的，但与我们当前大多数国家的现实不合。因此，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将考虑社会组织分立的情形。
11理解政府、法院作为交易第三方，而不将其视为是某种科层制或者说强制力，是与卢梭的社会契约的传统一脉相承的。在古典的政治学中，政府和法律的出现，是社会成员缔结的一个社会契约；它是社会成员为了保证更好的社会互动和社会交往而设立的一种监督性、协调性机构或装置。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理论上讲，一个社会中的政府、法律等正式制度要有效率还必须在于他应当是中立的、公平的。中立的属性来自于它本身乃是社会谈判的结果，也即这样一种制度或装置的出现是社会一致同意的结果，在它对社会交往的协调过程中，他不应当预设任何立场。所谓公平的的特性则是来自于它应当按照社会契约缔结过程中人们所认同的游戏法则来进行仲裁和监督。
12 严格意义上讲，对社会交往的第三方监督不仅是正式组织，甚至还包括一些非正式组织甚至个人，这些非正式组织和个人凭借他们所拥有的权威，也能对跨组织交往进行监督。当然，这种监督也是基于中立和公平的属性。
林南认为,那些嵌入于个人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权力、财富和声望，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在一个分层的社会结构中，当行动者采取工具性行动时，如果弱关系的对象处于比行动者更高的地位，他所拥有的弱关系将比强关系给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中，弱关系的作用超出了格兰诺维特所说的信息沟通的作用。由于弱关系连结着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所以资源的交换、借用和摄取,往往通过弱关系纽带来完成。而强关系连结着阶层相同、资源相似的人们,因此,类似资源的交换既无十分必要,也不具有工具性的意义。为此,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的三大假设: (1) 地位强度假设——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 (2) 弱关系强度假设——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越大，通过弱关系社区的社会资源的机率越高；(3) 社会资源效应假设——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 14闭网络指的是在社会网络中存在的这样一种网络结构：网络中的成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一个联通结构，而与网络之外的节点均不发生连接的情形。结构洞指的是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和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disconnection) 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Burt称这种关系稠密地带之间的稀疏地带为结构洞。由于在这一结构中，某些人处于社会链接的中心位置，而其他人必须依附这些关键人物，才能和其他成员建立链接。因此，在网络中占据特定位置者可以控制其他节点之间的资源流动,使自身处于更有权力、更易从社会资本中获取更大回报的有利地位（Burt，1992）。
1513 林南直接使用了强连接和弱连接的概念，而Burts所使用的闭网络和结构洞的概念，也是强连接和弱连接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16 所谓非人格化交易，是指交易者不针对特定的个人，而是在一种普遍信任的基础之上展开交易，对交易双方的利益和权利都将给予充分尊重的交易形态。
17 像一些落后地区长期存在的宗族制度，种姓制度以及类似于意大利的黑手党、中国清代晚期以来出现的三合会等这样的非法社团。
社会资本概念：一个经济学的分析
姚遂，陈卓淳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社会资本概念是当前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热点，本文通过结合经济学的概念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概念上的梳理，分析了经济学语境中社会资本的含义；并从生产性的角度讨论了以往学者不太关注的社会资本的有效性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在社会资本研究中有关于强、弱连接的争论，论文也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 最后，论文还分析了导致消极的社会资本形态广泛存在的原因。
关键词：社会资本；集体行动；产权界定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现有的研究一般都公认，作为现代社会学研究标准名词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一概念是由Bourdieu在1986年首先提出的
。后经由Coleman （1988）规范化，便在社会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研究，至今，已成为社会学中最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反击，该概念和研究范式在最近的20多年中在经济学家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每一个试图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的学者都会发现：这一概念的表达是如此的多元3，以致我们到今天为止，还在为这一概念进行不停的梳理和澄清。正是从这一背景出发，在本文中，我们将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社会资本概念的经济内涵以及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经济内涵进行梳理，第二部分则是集中分析如何从生产性的角度来评价社会资本性；文章的第三部分对社会资本的作用与实现机制进行了分讨论；第四部分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考察了社会资本中有关强连接与弱连接的问题，第五部分针对消极社会资本，探讨了其存在的原因。论文的最后是一个简短的小结。
一、社会资本概念：经济上的合理性
尽管有关于社会资本概念表述繁多，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社会资本概念中，它是由“Social”加上“Capital”所共同构成。而这两个词单独开来，正好分跨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之中。在社会学中，当人们在谈到“Social”时，往往有着很强的结构指征，它通常应当被解读为“（社会）结构”；而在经济学中，“Capital”则强调一种有价值的经济资源，这种资源能够转化为拥有者某种收益上的增进。所以，结合两个学科的认识，我们可以这样认定，所谓社会资本，它强调的是可以导致某种功能性收益的社会结构安排。这一认识，与Bourdieu（1986）、Coleman （1988）、Portes（1998）各自表述的要点是吻合的。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定：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不同的社会结构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同的收益。因此，寻求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结构安排，便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努力的方向。 由于人们建立和维护某种社会结构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所以，为获得某种利益而进行的对社会结构（关系）的投资便构成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社会资本。也正是看到了人们在建立社会结构时的功利性动机，所以，林南（2001）才会提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 purposive action) 中被12
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这一社会资本定义。
在这一表述中，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如果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结构安排，似乎与标准的经济学概念不合，因为，在经济学中，所谓资本，它强调的是存量概念。如果把某种结构也理解为资本，则显然无法让经济学家们满意（Solow，1997）。而我们又知道，当人们在社会中试图建立某种结构安排时，我们往往需要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而且维系该结构同样需要我们投入；而该结构的建立以及我们对其的维护都基于一个基本要点：它能给我们带来某种收益。所以，该结构的建立与否对个人的经济收益是有直接影响的。它是一种具有产出能力的装置。由于它是一种具有产出能力的制度装置，而且这样一种有生产能力的社会结构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同样需要我们进行不断的投资和维护，那么，它和我们投资来购买的资本品是没有本质的不同的，从这重意义上，社会资本作为对生产性的非物质资源的度
4量，在概念上是有其合理性的。
同时，如果按照社会学家们的看法：人们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才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这一说法当然没有错，但回答仍失之粗疏。我们知道：人们获得利益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自我生产，还有一种便是通过交换。因此，当人们希望通过某种社会结构来获得某种利益时，他为什么不选择自我生产来实现自我满足？这里面的关键原因在于即使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资源禀赋一样时，成员间的生产效率也会不一样。因此当自我生产的成本太高时，通过社会交换来获得比较利益便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这是人们需要建立社会交换关系的原因之一；另外一方面，放松前面的假定，我们必须承认社会成员间在资源禀赋上并不一致，这是由其社会角色所决定的，甚至有的资源就只为某些特定的群体所拥有，所以，为了获得自己不具备而为他人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时，社会交往便从经济学意义上还原为交易需要。这样，人们之所以需要对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其原因还在于社会成员间所拥有的要素禀赋的差异化所致5。而为了保证交换的顺利进行，人们就有必要建立各种规则安排，这些规则安排便构成了我们的社会结构：为了保证经济领域内的交换，我们建立了经济结构；为了保证政治领域内的交换，我们建立政治结构；为了保证人们在情感上的交换，我们建立了伦理结构……6。分析到这里，我们体现出了与社会学家对此问题分析视角的不同，社会学家关注的是社会资本形成在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合理性7，而经济学更关注社会资本出现在经济上的合理性。
二、社会资本的评价：基于个人与团体理性的分析
一旦为交换目的服务的某种社会结构确立，那么，它不仅会对我们的交换产生影响，而且还将直接影响我们供给（产出）行为。也就是说，既定的社会结构会影响在这一结构中社会成员的生产行为。既然我们认定社会结构对生产具有影响，我们必然要问：怎样的社会结构是一种有效的生产增加的保证？
需要看到，如果从个体层面出发，我们要承认一个前提：某个社会成员之所以愿意建立某种社会联系结构，是在于这种结构能给他带来某种利益。否则，他会选择放弃这样一种连接。所以，满足个体从某种社会结构中获取他在此结构之外所不能获得的某种收益，是这种结构能够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这可以称之为个人理性条件。而从社会群体层面出发，我们也要承认：一种有效的社会结构，应当能够满足规模效应，即这些处于既定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成员的联合产出一定要不小于各自疏离时的产出。这可以称之为社会结构的集体理性条件。在满足这两个条件时，具有生产性特征的社会资本才会出现。
但这里仍然会有一个需要得到进一步澄清的认识，某种社会结构在满足上述的两个条件时，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对社会总体而言的合意的社会资本。社会学家们在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已经发现，有些社会资本对生产具有的不是促进作用而是阻碍作用（Coleman，1988；Ostrom，1997；Dasgupta，1997，Portes，2000）。这在Portes（2000）的论述中被称为消极的社会资本。尽管Portes详细列举了消极的社会资本的不良后果，但值得深思的是，
如何在经济上认定这样一种社会资本的属性呢？解读这一问题，还得回到经济学中的联合生产概念。
当社会中存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社会连接方式时，社会结构会呈现出“牛奶中的黄油块”结构，即社会交易除了个体层面上的互动之外，不同的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团体也在互动，因此，衡量不同团体互动的有效性也可以参照上述的分析：该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团体能否在与其他团体的连接中获得利益，如果可以，则团体与团体之间会形成超越个人层面的某种连接方式；反之，它就会趋于是一个封闭式的子社会结构；这可以称之为是团体的参与更广泛社会连接的团体理性。同时，从团体互动的角度来看，一种经济上有效的团体连接的社会结构，也应当能够满足规模效应，即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这些处于这一连接中的团体的联合产出一定要不小于各自疏离时的产出。这才是社会层面上，积极的社会资本所应具有的经济本质。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判定社会资本有效性的标准：该社会资本是否在社会层面上对生产具有促进作用？如果是，则显然是一个社会应当提倡的社会资本的投资方向；反之，则属于我们应当消解的不良资本。
在这里，我们的分析和已有的社会学家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尽管社会学家指出了存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社会资本，但他们并没有从生产性的角度来把握社会资本的有效性问题。而我们强调社会资本的合理性体现在它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上，而这种促进作用应当建立在对个体、团体以及社会三个层面的利益增进机制上来把握。
三、社会资本的作用：表现与机制
从人们的理性选择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影响人们决策的关键因素就是信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中人们的交易行为就会受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困扰（Akerlof，1971；Rothchild和Stiglitz，1976）。因此，一种对生产具有促进作用的社会结构，应当是一个有利于信息传播和分享的结构；促进信息的传播与分享，这是具有生产性特征社会资本的一个基本要义（Serageldin和Grootaert，1997）8。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信息问题的处理是很不相同的。经济学家们对于信息不对称往往视为是两个经济主体之间的问题，因而，信息不对称需要通过机制设计来予以解决，现代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于如何让真实的信息得到披露；但在社会学家们看来，即使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如何让信息在社会成员间得到最广泛和深入的普及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需要承认社会学家们的这一洞见。因为在社会结构中，信息传播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而与整个群体结构有关。这样，我们不妨认为所有信息都是真实有效的，那么，这样的信息应当如何传播到整个群体成员才是最经济的？Granoveter（1973）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著名论文《弱连接的力量》，就提出了一个解释群体间信息传播效率的命题：弱连接有利于以最经济的方式来传播信息9。但问题就在于，信息的真实和有效性并不能作为一个当然的前提，在我们无法把握信息的真实性时，长期交往所形成的信任和默契便成为我们采纳信息的关键变量，这样一来，强连接是对信息进行先验概率判断的有效保障。当Granoveter在1985年提出“嵌入性”假设时，他实际是在说：存在紧密社会投资的强连接比弱连接对人们确认信息的有效性更有帮助。这种对“弱连接”命题的修正，正是反映了我们对信息质量的要求。
同时，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由于它涉及到结构中诸多社会成员的互动，所以必须考虑集体行动中一致性和有效性问题。也就是说，一种社会资本的有效性的表现除了它应当有利于信息的共享和传播外，它还应当能有效地促进成员间的一致行动。虽然在Coleman（1988）、林南（1991）引入理性决策来辨析社会资本概念的感染下，许多讨论社会资本的社会学家承认了人们在选择社会资本时的工具理性，但仍然用了很多没有办法规范分析的概念：交流、信任、合作、团结、共识等，并将这些表现统统归之于社会资本的名下。这虽
然说明了社会资本的表现形态，但却没有说清楚如何从生产性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的这些特征。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关注如何保证一个组织内部行动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如果把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和有效性看成是集体行动的一个结果，那么，保证这一结果出现的机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1）组织内部的统一的意识形态。North（1994）对影响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的论述就指出：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可以消除团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有利于提高团体的行动效率。在社会学的范畴，讨论社会资本时，往往会谈到家庭、宗族、宗教等社会结构，并将之视为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但我们知道，无论是家庭、宗族还是宗教群体，其内部成员在协调行动时，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社会学家们所讨论的“共识”。当然，在这些社会结构中，我们下面说要分析的科层制的特点也是十分鲜明的。
（2）科层制的出现。在社会学家对社会资本的讨论中，似乎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各个社会成员都是在均等的使用现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大家之间的行动是一个基于共识和信任的协调博弈。但从联合生产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当存在社会成员的行动需要协调时，这实际上可以视为是团队生产。而Alchain和 Demsetz（1972）对团队生产理论的讨论也表明：存在一个剩余索取权的获得者对于提高团队生产效率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团队生产中将会存在监督者。这种监督者与监督者，对应到既定的社会结构中，就是科层制。科层制的出现，对社会资本而言，是其生产效率得到保证的另一个前提。
（3）跨组织的社会协调和监督机构。如果说在既定子社会结构中，成员之间的行动可以依靠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科层制来进行协调，那么，如果存在跨组织的社会交往，谁来进行协调？10合约经济学表明，为了保证交易的进行，必须要有交易第三方来进行监督和仲裁。这种不同组织间社会交换的第三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府、法院等正式制度1112。实际上，如果缺乏正式制度的监督和协调，社会资本是否能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自发的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因此，正式制度安排是社会资本发挥效率的有效保障之一。
四、强弱之外：对社会资本功效的分析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分析结合起来，在这种结合中，林南（Lin , ,1982 ,1990，2001）建立了社会资源理论。他的观点是：所有资源都嵌入在社会网络结构中，每个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不同地位的人将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优势，人们总是在力图寻求对自己最有效的社会资本投资方式，这种社会资本投资方式就会形成不同的社会连接强度特征。强连接和弱连接在人们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上有着不同的作用13。
而Burt（2000）也讨论了从社会网络结构方面来理解社会资本的作用和功效。与林南的讨论不同，Burt在他的分析框架中，他指出了社会资本是对我们利益的一种暗喻（Metaphor）。由于人们总是处于社会交易网络中，为了获得更好的利益，我们会寻求更好的连接方式，从这层意义上，好的社会网络便构成了我们的资产，也即社会资本。Burt进一步指出，在交换中，信息的不确定性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社会资本的出现正是对信息不确定（模糊）的某种替代。为此，他分析了作为信息传播的两种主要结构：闭网络（Network Closure）与结构洞（Structural Hole）14。他指出，在封闭的网络结构中，成员之间的长期交往和互动有利于信息的获得，同时，成员间的长期互动也降低了风险，促进了信任，因此，闭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体现；同时，结构洞的出现也会影响信息的传播和扩散，处于结构洞中心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优势和控制力，因此，这一结构也是社会资本的体现。
由于在这两种有代表性的基于网络分析视角的社会资本分析方式中，与我们前面所谈到
的Granovetter的强连接与弱连接观点有很明显的渊源关系15。因此，社会学家在对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与作用的实证分析中，普遍是通过检验强连接与弱连接来验证社会资本的功效。然而，在实证检验中，社会学家们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分歧：按照Granoveter的观点：从信息传递的角度，以更多弱连接形式呈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是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的。理由就在强连接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往往在社会资本投资上存在冗余，而弱连接是保证信息分享的最经济的方式（Granoveter，1973）。Granoveter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实证的支持（Granoveter，1974，1982）。但是实证也研究表明，至少在亚洲，强连接对经济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Bian ,1997 ;边燕杰和洪洵，1999）。因此，如何解释强、弱连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便成了社会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目前，学界对于强弱连接功效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假设信息真实的情况下，弱连接更为有效；反之，强连接会更有效。承认这一观点合理性的同时，我们必须指出，仅仅将强弱连接理解为是对信息处理的一种方式是不够的。林南已经正确地指出：社会资源是镶嵌在社会网络之中的，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但林南却没有看到：如果从社会网络出发，资源是被嵌入在其中，谁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连接方式便在这层意义上变得十分关键。为了确保目标社会资源的利益能够内部化，我们往往需要连接方式完成对社会资源进行相应的界定。在这里，我们得出的结论和周雪光（2005）“产权是一组关系”正好相反，关系是我们对社会资源进行界定的手段。这样，社会连接的作用将不仅是在于处理信息，而是在于对目标社会资源确定一种排他性的产权结构。
理解“关系是我们对社会资源的产权界定”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社会中实际交往的现象得到确证：但我们和某个社会成员进行交往时，我们总是希望通过与该成员的交往给我们带来某种收益，而且，为了确保这种收益能够为自我所得到，我们的关系便成为对这种利益进行内部化的主要手段。强连接和弱连接代表着我们界定的强度：当某一社会资源的价值越大时，人们为维持同其联系的投资就会越大，会努力形成与这一社会资源间的强连接。因为强连接一旦建立后，作为一种成本壁垒，会对其他人进入形成障碍，从而可以发挥出一种排他性的效应。这种壁垒效应越明显，社会资源的收益越能为强连接者所享受。这相当于是建立了一种将社会资源收益内在化的制度安排，提高了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反之，人们为维持这种关系所须进行投资会越少，从而会成为一种弱连接。这样一来，强连接、弱连接方式的选择是人们在成本——收益的分析思路下，力图将社会资源收益内部化的一种努力。
如果认同强、弱连接是我们对社会资源进行产权界定的手段，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两种方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按照我们在上面的分析：连接的强度取决于社会资源价值的大小，那么，可以推而论之：这两种方式在东西方都会有所体现；但为什么在西方弱连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强连接，而在亚洲又正好相反？对于这一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在此展开论述，但我们认为：诺思的分析是具有启发性的：市场机制是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深化过程的必然产物16。在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中，市场交易方式更多的体现为非人格化的交易方式，在基于普遍的信任原则和产权规则的制度背景下，交往起着传递信息的作用，弱连接便成为一种主要方式；而在东方，普遍的信任原则和产权规则都有待建立，为了保证交易的效率，强连接便成为东方国家中对社会资源进行界定的主要手段。以此观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社会资本是人们对社会资源进行界定所进行的投资，强弱连接只是人们选择的不同的界定方式，争论那种方式更为有效不能脱离社会基本背景。
五、为什么“坏的”社会资本会长期存在？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所指出的，社会资本对生产并不总是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有一些社会资本对生产效率反而有着严重负面影响。而且，这些具有负面影响的社会资本在不
少地方是长期存在的17。Portes曾论述道：“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秀异”等是消极社会资本的表现，作为讨论社会资本的文章，我们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一种消极的社会资本为什么会出现甚至在长期内存在？这里面原因很多，大致说来，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中，不确定性是影响人们决策行为的关键变量。而在社会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封闭型很强的社会结构——“小圈子”，其之所以封闭，与小圈子内部的成员由于对外部连接缺乏足够的信息，因而害怕引入更多外部连接后给组织和个人所带来的不稳定有密切联系；
（2）结构洞的存在。如果在一种既有的社会结构中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结构洞情况下，当这一结构中其他成员与外界其他社会团体的可以建立某种连接，这一连接可以提高社会总体产出水平，但却是以消解处于中心节点位置的成员的个人利益作为主要导向，则可以预见，这种社会连接会遭遇到很大的阻力。而这种结构洞的概念，实际上非常类似于我们在经济学中所接触到的垄断。也就是说，如果在现有组织内部存在某种垄断力量，新的社会连接相当于削弱了这些垄断者的垄断地位，则这种连接会被垄断者进行反制，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推论；
（3）制度相容与路径依赖。某种社会结构形成，为了协调结构内成员的行动，必然会形成一套组织规则。这套规则形成后，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如果新的社会连接方式与现有的组织规则不相吻合，它有可能导致现有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则它遭受到抵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被称之为制度的相容性。而一种社会结构利用既定的组织规则长期排斥外部的连接方式时，这种社会结构便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的组织制度演进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4）既定社会结构中社会成员的总体知识存量同样也会影响社会连接方式的选择。在制度经济学中，学者们已经指明，一个社会的总体知识存量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在社会资本中，同样存在这一现象。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地区，某些传统的社区结构中，社区成员对有关现代社会的知识存量极其缺乏，因而对与外部的连接会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仍将保持一种封闭的社会形态。
六、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结合经济学的概念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概念上的梳理，本文的结论要点如下：
（1）社会资本是为获得某种利益而进行的对社会结构（关系）的投资。
（2）衡量社会资本的作用大小需要从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层面来进行考量；
（3）社会资本的有效性的表现除了它应当有利于信息的共享和传播外，它还应当能有效地促进成员间的一致行动，而为了达成一致性行动，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将有赖于一系列的机制：组织内部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科层制的出现和跨组织的社会协调和监督机构；
（4）如果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它是人们对社会资源进行界定所进行的投资，强弱连接只是人们选择的不同的界定方式。
（5）尽管我们都倾向于从积极地方面来论述社会资本的作用，但消极的社会资本形态却广泛存在，其存在的原因在于：信息不确定、结构洞的存在、制度相容与路径依赖以及既定社会结构中社会成员的总体知识存量。
在这些观点中，我们想要表达的是，社会资本对经济学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这一概念仍然可以内化到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中来，利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能够揭示出社会资本本身
更多的经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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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apital: an Analysis in Economic Approach
YAO Sui, CHEN Zhuo-chun
Abstract: The norm of social capital is one of the prevailing topic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nceptual outline of social capital in an economic approach, analyzes of its implications in economic language, and addresses its effectiveness----a problem which is almost neglected by economic scholars ----in the light of productivenes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to the debate on weak and strong ties in the approa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final, the paper discusses reasons that result in extensive existence of passive social capital.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collective action; 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收稿日期：2007-05-26
作者简介：姚遂，经济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陈卓淳，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1 Woolcock（1998）指出，社会资本最早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苏格兰的思想家：Edmund Burke、David Hume和Adam Smith那里，而在与现代意义相近社会资本概念的使用上，最早是由Hanifan在1916年提出的。而国内学者赵延东（2003）也指出：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迪尔凯姆(Durkheim) 已经提出社会交往有益于人的精神健康以及社会集体生活可以有效地消除“失范”带来的负面影响等观点，这可以视为是社会资本理论在学术上的一个先声。
2 实际上，Bourdieu 在1980年的一篇文章中（《社会资本随笔》）就已经讨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问题，但学者们更倾向认为Bourdieu对社会资本的规范的表达是其在1986年做出的。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了社会资本概念涵盖的内容太广，社会资本的范围“从社会能量（social energy），社团精神（community spirit），社会契约（social bonds），公德（civic virtue），社团网络（community networks），社会净化（social ozone），拓展的友谊关系（extended friendships），社团生活（community life），社会资源（social resources），正式和非正式网络（informal and formal networks），好的友邻关系（good neighbourliness）到社会粘结（social glue）”，范围这样广泛，以致在这份报告中，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表述的评价是“概念是混乱的（Conceptual Confusion）”。。同时，黄小波（2006）对已有的中文翻译的有关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整理，在他的文章，列出的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方式就有14种之多（社会学领域5种，经济学领域6种，政治学领域3种）。 3
在传统的经济学生产理论中，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物质性生产要素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导致了知识被内生化到经济增长中，而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则昭示了对非物质性生产要素与生产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正在引起足够的重视，而社会资本概念可以看成是对所有的经济生产中非物质生产要素的一个总摄，
5 当不具备某种资源禀赋时，也可以视为利用这种资源禀赋进行自我生产的成本为无穷大。 6 经济领域的交换制度，便是我们通常所熟知的市场交易法则；而政治领域内的交换，在经济学当中，也被视为是一个政治市场上的交易过程，公众通过缴纳税收来购买各种公共产品；情感上的交换，我们虽然不说是一种交易，但交换的实质确实深植其中，如夫妻之间的“相敬如宾”；朋友之间的“义气”，父母与子女之间“母慈子孝”，等都体现为一种互惠型的交换。无独有偶，在Burts（2000）的文章中，也指出了“社会可以被视为是一个人们为自己利益出发而交换各种商品和观念的市场”
7 Portes和Sensenbrenner（1993）认为, 对于社会资本的认定有四个传统: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限度的团结”(bounded solidarity) 概念, 指的是逆境可以成为团体团结一致的动力; 齐美尔的“互惠交易”( reciprocity transactions) , 指的是在个人化的交换网络中产生的规范和义务;迪尔凯姆和帕森斯的“价值融合”(value introjection) , 指的是价值、道德原则和信念先在于契约关系和非正式的个人目标(不是严格工具意义上的) ;韦伯的“强制性信任”(enforceable trust) ,指的是正式制度和特殊性的团体背景使用不同的机制保证实现对已经达成的行为规则的遵守。前者使用的是法律/ 理性机制(如官僚) , 后者使用的是实质性/ 社会的机制(如家庭)。。转引自杨雪东（1999）
84 Serageldin和Grootaert（1997）就指出，广义上的社会资本不仅包括大多数非正式和地方性组织，还包括科层制度以及政府、法律规则等正式国家结构。
Granovetter (1973 ,1974 ,1995)认为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因而形成了一种纽带联系。他认为，这种联系可以分为强连接和弱连接两种形式。强连接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连接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强、弱连接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和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他从4 个维度来测量连接的强弱：一是互动的频率，互动的次数多为强连接，反之则为弱连接；二是感情力量。感情较强、较深为强连接，反之则为弱连接；三是亲密程度。关系密切为强连接，反之则为弱连接；四是互惠交换。互惠交换多而广为强连接，反之则为弱连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弱连接充当信息桥”的判断。在他看来,强连接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而弱连接则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因为群体内部相似性较高的个体所了解的事物、事件经常是相同的,所以通过强连接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连接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由于弱连接的分布范围较广,它比强连接更能充当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可以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在与其他人的联系中，弱连接可以创造例外的社会流动机会如工作变动。格拉诺维特断言，虽然所有的弱连接不一定都能充当信息桥,但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定是弱连接。转引自肖鸿（1999）
109 一般意义上，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讲，若存在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科层体系，这当然也可以协调；但这样一来，如果承认了这些条件，无疑是将整个社会视为了一个社会组织。这在封建制或高度集权的国家是可以成立的，但与我们当前大多数国家的现实不合。因此，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将考虑社会组织分立的情形。
11理解政府、法院作为交易第三方，而不将其视为是某种科层制或者说强制力，是与卢梭的社会契约的传统一脉相承的。在古典的政治学中，政府和法律的出现，是社会成员缔结的一个社会契约；它是社会成员为了保证更好的社会互动和社会交往而设立的一种监督性、协调性机构或装置。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理论上讲，一个社会中的政府、法律等正式制度要有效率还必须在于他应当是中立的、公平的。中立的属性来自于它本身乃是社会谈判的结果，也即这样一种制度或装置的出现是社会一致同意的结果，在它对社会交往的协调过程中，他不应当预设任何立场。所谓公平的的特性则是来自于它应当按照社会契约缔结过程中人们所认同的游戏法则来进行仲裁和监督。
12 严格意义上讲，对社会交往的第三方监督不仅是正式组织，甚至还包括一些非正式组织甚至个人，这些非正式组织和个人凭借他们所拥有的权威，也能对跨组织交往进行监督。当然，这种监督也是基于中立和公平的属性。
林南认为,那些嵌入于个人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权力、财富和声望，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在一个分层的社会结构中，当行动者采取工具性行动时，如果弱关系的对象处于比行动者更高的地位，他所拥有的弱关系将比强关系给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中，弱关系的作用超出了格兰诺维特所说的信息沟通的作用。由于弱关系连结着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所以资源的交换、借用和摄取,往往通过弱关系纽带来完成。而强关系连结着阶层相同、资源相似的人们,因此,类似资源的交换既无十分必要,也不具有工具性的意义。为此,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的三大假设: (1) 地位强度假设——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 (2) 弱关系强度假设——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越大，通过弱关系社区的社会资源的机率越高；(3) 社会资源效应假设——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 14闭网络指的是在社会网络中存在的这样一种网络结构：网络中的成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一个联通结构，而与网络之外的节点均不发生连接的情形。结构洞指的是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和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disconnection) 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Burt称这种关系稠密地带之间的稀疏地带为结构洞。由于在这一结构中，某些人处于社会链接的中心位置，而其他人必须依附这些关键人物，才能和其他成员建立链接。因此，在网络中占据特定位置者可以控制其他节点之间的资源流动,使自身处于更有权力、更易从社会资本中获取更大回报的有利地位（Burt，1992）。
1513 林南直接使用了强连接和弱连接的概念，而Burts所使用的闭网络和结构洞的概念，也是强连接和弱连接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16 所谓非人格化交易，是指交易者不针对特定的个人，而是在一种普遍信任的基础之上展开交易，对交易双方的利益和权利都将给予充分尊重的交易形态。
17 像一些落后地区长期存在的宗族制度，种姓制度以及类似于意大利的黑手党、中国清代晚期以来出现的三合会等这样的非法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