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瓦尔特・费雷拉在2014年1月被诊断患有淋巴癌时，他已经62岁了，他不得不暂时离开他钟爱的岗位。化疗让他掉光了头发，当2014年夏天他为了世界杯飞到巴西的时候，他依然在与病魔作斗争。我们在6月9号启程，距离他上一次化疗只有两周，直到我们登机前6天医生才给了他通行证。他并没有完成治疗，甚至到了巴西还得继续：事实上，就在我们首场比赛的前一天，验血报告还显示他的红细胞含量已经非常低。那几天非常艰难，但他依然坚守在那里，他担心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我。
瓦尔特是乌拉圭民族队的理疗师，没有人记得他到底在那干了多久。我第一次见他是十年前，每名球员都要跟他一起做恢复训练。他的外号是“圣手”，他同时也为乌拉圭国家队效力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因为癌症，他本来不在随队出征的名单上，但最后他还是登机了，每个人看到他都很高兴。他去那是为了我，我也正是因为他才能够站在巴西的赛场。
我需要瓦尔特在身边。我不能产生告别世界杯的念头，瓦尔特总有办法。
当我在前一个赛季联赛结束时被诊断出膝盖半月板伤情的时候，我只想到了一件事：我需要瓦尔特在身边。我不能产生告别世界杯的念头，瓦尔特总有办法。从一开始他就着手于我的恢复，世界杯越来越临近，有一天我问他：“瓦尔特，你会跟我一起去吗？如果你不去，我也不想去。我相信你，如果没有你，我做不到现在这样子。”他想了想，答应了我。
我接受手术的那天记忆深刻。巧合的是，给我动刀的正是乌拉圭足坛名宿恩佐・弗朗西斯科利的兄弟。手术很成功，但依然留下了疑问。距离世界杯不到一个月时间，我坐着轮椅出了医院，穿过一大堆人群才进了回家的救护车。在蒙得维的亚的家门外，同样有很多人等我，有球迷，也有记者。对整个乌拉圭来说，2014年世界杯太特别了。我们又要去巴西了，1950年，我们就是在那里击败了东道主，取得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每个人都想再重演一遍历史，在蒙得维的亚的巴西大道上，他们把门牌号全部换成了“1950”。
一开始的几天，我只能在家坐着，不给膝盖任何负重，甚至连抱孩子都不行。周围的每个人都为我忙得焦头烂额，而我却只能把脚支起来坐着，那样子甚至看起来有些可笑。不过不久我就开始了无情的恢复工作，目标很明确――世界杯，英格兰。这对我意味着一切。恢复的重点是快速加强四头肌，这意味着我必须做到极限。有些设备被安置在了家里，一天24小时我都要进行恢复训练。
瓦尔特祛除了我的害怕，给了我信心。有时候我担心自己做不了下一步，但他会强迫我，“扔掉拐杖，自己走！”“不，瓦尔特……”“扔掉它们！”他会骂我，直到我进展到下一步。他让我迅速丢掉了拐杖，而且每往前走一步，他都会让我感觉良好，“你的四头肌恢复不错，比昨天强多了，你可以的。”然后过了几天，他又会说：“老实说，上周你的肌肉真是逊爆了。”“可你说……”“我那是为了激励你，看你现在，真的变好了。”
每天早上和下午，索菲和我都会去瓦尔特在普拉多的家，他病得太重，不能离家。瓦尔特和我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工作着，每天开始和结束时，都会有一大块冰块包在我的膝盖上。利物浦的队医曾说：“不要操之过急，小心点，你这样可能会给未来造成麻烦。”而瓦尔特则不断说：“继续努力。”世界杯期间当利物浦的队医来看望我的时候，他们惊讶于我恢复状况之好，他们从没想到一切进展得这么快。瓦尔特做得令人难以置信，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每天索菲也都会和瓦尔特的妻子卡门呆在一起，卡门总说，这对瓦尔特也有好处：这样他就会有一个目标，让他不用担心自己的病情。他也在一天天变好，我们一起在与病魔抗争。“和路易斯在一起，他也变强壮了。”卡门说。我每天同样也会问瓦尔特的病情，他曾经留着长发，什么都吃，现在他几乎什么都吃不了，头发也快掉光了。但他却越来越精神，而且从未动摇过。他是个硬汉子，帮别人恢复健康是他最擅长的事，这也让他自己变好。我总对自己说：“路易斯，瓦尔特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你。”我每天都会问他：“瓦尔特，我能去世界杯吗？”“你可以的，等着瞧吧。”
我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心想：我们可能要输了，我们创造不出机会。就在那个时候，球突然就到了我的面前――从杰拉德的脑袋上。
乌拉圭首场比赛临近结束，我们就要输给哥斯达黎加，我就差走到第四官员身边，把自己给换上去了。我感觉世界杯正从我们指尖溜走，这还是人们认为最“简单”的一场比赛。我没想到形势会变得这么艰难，如果我们输掉这场，就意味着接下来必须击败英格兰和意大利。我自己起身热身，然后回到替补席，对塔巴雷斯说：“我要上场。”当然，“大师”不会同意。
我完全理解，因为我知道自己上不了，塔巴雷斯本来连替补席都不想让我坐。他最终把我放进比赛大名单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可能会在场下吓唬吓唬对手。事实上，我连5分钟都踢不了，更别说改变比赛了。我的膝盖正在恢复，但还不够，我也与队友们进行了一些训练，但都是最简单的有球活动。我知道如果我在对哥斯达黎加的比赛中出场，只能让情况变得更糟。别说踢哥斯达黎加了，对英格兰，我也不可能完全恢复。
但那是英格兰，对我来说这就是世界杯最重要的比赛。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拿下。我眼睁睁地看着球队0比1输给哥斯达黎加，现在我们就要面对英格兰，我的英格兰。这是我梦想的比赛，我已经为此期待了好久，我必须出场。我了解英格兰球员，他们也了解我，英国媒体的头版是：路易斯，慢点好。我知道他们尊重我，我甚至觉得他们害怕我。霍奇森的话恰好更加激发了我的战斗力，他赛前说如果我不能在这样的舞台表现自己，我就称不上世界级球员。就好像我没有在英超证明过自己，好像我没踢过2010年世界杯，好像他没看过2011年美洲杯。我不想称之为“复仇”，但这些言论的确让我更坚定了。我必须要证明点什么，“把它们统统献给质疑我的人。” 比赛两天前，我的膝盖又开始疼了。这并不是在半月板一侧，而是在另一侧鹅掌腱的位置。在训练中我能感受到疼痛，但我太想出场了，所以就忍过去了。我担心一切工夫都白费了，所以我试着赶紧睡着忘掉它。但第二天起床当我在厕所里坐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疼。我挂断了同索菲的电话，直接找到瓦尔特，“想想办法，瓦尔特，又开始疼了，明天我必须要比赛。”他给我打了一针止痛剂，“没事儿，明天你就会好了。”又过了一天，疼痛仍在。他又给我来了一针，但直到赛前热身，我都一直很疼，“瓦尔特……”他不能再给我打针了，他抓起一块冰塞到我的膝盖上，“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当然，疼痛没有缓解。我很害怕，也很痛苦。但那是英格兰，我不可能错过它，而且我相信瓦尔特。
比赛开始后我觉得很奇怪，我没想到英格兰防线会有这么大空当。我跟加里・卡希尔和雅盖尔卡交过好几次手，每次我都踢得不错，我相信自己还能给他们制造麻烦，但我从没想到那天他们会踢得那么客气。也许他们觉得我还没有痊愈，不过我觉得那是一种尊重。如果放到英超，他们绝对不会让我那么舒服地接球转身，他们好像生怕让我再受伤。随着比赛的进行，我倒感觉自己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了。
我们踢得不错，进球随之而来：皮球从左路传过来，越过雅盖尔卡的头顶，我随即头球将球顶过乔・哈特。那球滚进网窝的时候，我直奔替补席。这不是我设计好的，我连想都没想过，但在那个肾上腺素激增的时刻，我与瓦尔特共同经历的一切瞬间涌上心头。他正起身给几名防守球员递水，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正向他冲过去。我把他举起来，用手指着他，是他给了我这一切。
第二个进球很奇怪，英格兰在第70分钟扳平比分，我觉得我们已经取胜无望了。我在场上挣扎着，连跑都跑不动，两条腿都在抽筋。我望着替补席，一度想请求被换下，但很快结束了这样的念头。身体上，我已经“死”了；但精神上，我还能踢。我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心想：我们可能要输了，我们创造不出机会。就在那个时候，球突然就到了我的面前――从杰拉德的脑袋上。我跑不起来，但还是去追那皮球，然后两眼一闭把球射出。它竟然进了，我就是一射，什么都来不及想。一切都是那么模糊，我根本就描述不出来。后来一个记者给了我一张当时的照片，我跪在地上，张开双手，整个球场都环绕着我。我用手指着家人的位置，每个人都疯狂了。后来索菲告诉我，当时看了杰拉德、亨德森一个赛季比赛的德尔菲还问她：“妈妈，为什么利物浦输球了你还开心。”“不，不。”索菲说，“爸爸赢了，乌拉圭赢了。”
我为史蒂文感到抱歉，我的第二个进球源自他的失误，赛后我很难去面对他和格伦。在利物浦我们经历过相似的一幕，这也是史蒂文最后一届世界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太过残酷，同样的事情发生两次就更糟糕了。半场结束后我就和格伦换了球衣，赛后我没和任何人交换球衣，我去拥抱了杰拉德和亨德森，没说太多话。我当然很享受击败英格兰的感觉，但我同时也为他们感到遗憾。
谁知道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我们击败了英格兰，我的情绪却无法释放，反而更紧张了。接下来面对意大利，依旧是生死战。我很难解释赛前几天我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苏亚雷斯这样，苏亚雷斯那样，整个赛季，伤病，担心，恢复，可能赶不上世界杯，在板凳席上看着球队输给哥斯达黎加，对英格兰打进两球，膝盖，情绪……现在又面对意大利，一切努力可能都白费了，时间在流逝，机会来临，布冯做出扑救。然后，就发生了那件事。 （连载终）
当瓦尔特・费雷拉在2014年1月被诊断患有淋巴癌时，他已经62岁了，他不得不暂时离开他钟爱的岗位。化疗让他掉光了头发，当2014年夏天他为了世界杯飞到巴西的时候，他依然在与病魔作斗争。我们在6月9号启程，距离他上一次化疗只有两周，直到我们登机前6天医生才给了他通行证。他并没有完成治疗，甚至到了巴西还得继续：事实上，就在我们首场比赛的前一天，验血报告还显示他的红细胞含量已经非常低。那几天非常艰难，但他依然坚守在那里，他担心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我。
瓦尔特是乌拉圭民族队的理疗师，没有人记得他到底在那干了多久。我第一次见他是十年前，每名球员都要跟他一起做恢复训练。他的外号是“圣手”，他同时也为乌拉圭国家队效力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因为癌症，他本来不在随队出征的名单上，但最后他还是登机了，每个人看到他都很高兴。他去那是为了我，我也正是因为他才能够站在巴西的赛场。
我需要瓦尔特在身边。我不能产生告别世界杯的念头，瓦尔特总有办法。
当我在前一个赛季联赛结束时被诊断出膝盖半月板伤情的时候，我只想到了一件事：我需要瓦尔特在身边。我不能产生告别世界杯的念头，瓦尔特总有办法。从一开始他就着手于我的恢复，世界杯越来越临近，有一天我问他：“瓦尔特，你会跟我一起去吗？如果你不去，我也不想去。我相信你，如果没有你，我做不到现在这样子。”他想了想，答应了我。
我接受手术的那天记忆深刻。巧合的是，给我动刀的正是乌拉圭足坛名宿恩佐・弗朗西斯科利的兄弟。手术很成功，但依然留下了疑问。距离世界杯不到一个月时间，我坐着轮椅出了医院，穿过一大堆人群才进了回家的救护车。在蒙得维的亚的家门外，同样有很多人等我，有球迷，也有记者。对整个乌拉圭来说，2014年世界杯太特别了。我们又要去巴西了，1950年，我们就是在那里击败了东道主，取得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每个人都想再重演一遍历史，在蒙得维的亚的巴西大道上，他们把门牌号全部换成了“1950”。
一开始的几天，我只能在家坐着，不给膝盖任何负重，甚至连抱孩子都不行。周围的每个人都为我忙得焦头烂额，而我却只能把脚支起来坐着，那样子甚至看起来有些可笑。不过不久我就开始了无情的恢复工作，目标很明确――世界杯，英格兰。这对我意味着一切。恢复的重点是快速加强四头肌，这意味着我必须做到极限。有些设备被安置在了家里，一天24小时我都要进行恢复训练。
瓦尔特祛除了我的害怕，给了我信心。有时候我担心自己做不了下一步，但他会强迫我，“扔掉拐杖，自己走！”“不，瓦尔特……”“扔掉它们！”他会骂我，直到我进展到下一步。他让我迅速丢掉了拐杖，而且每往前走一步，他都会让我感觉良好，“你的四头肌恢复不错，比昨天强多了，你可以的。”然后过了几天，他又会说：“老实说，上周你的肌肉真是逊爆了。”“可你说……”“我那是为了激励你，看你现在，真的变好了。”
每天早上和下午，索菲和我都会去瓦尔特在普拉多的家，他病得太重，不能离家。瓦尔特和我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工作着，每天开始和结束时，都会有一大块冰块包在我的膝盖上。利物浦的队医曾说：“不要操之过急，小心点，你这样可能会给未来造成麻烦。”而瓦尔特则不断说：“继续努力。”世界杯期间当利物浦的队医来看望我的时候，他们惊讶于我恢复状况之好，他们从没想到一切进展得这么快。瓦尔特做得令人难以置信，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每天索菲也都会和瓦尔特的妻子卡门呆在一起，卡门总说，这对瓦尔特也有好处：这样他就会有一个目标，让他不用担心自己的病情。他也在一天天变好，我们一起在与病魔抗争。“和路易斯在一起，他也变强壮了。”卡门说。我每天同样也会问瓦尔特的病情，他曾经留着长发，什么都吃，现在他几乎什么都吃不了，头发也快掉光了。但他却越来越精神，而且从未动摇过。他是个硬汉子，帮别人恢复健康是他最擅长的事，这也让他自己变好。我总对自己说：“路易斯，瓦尔特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你。”我每天都会问他：“瓦尔特，我能去世界杯吗？”“你可以的，等着瞧吧。”
我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心想：我们可能要输了，我们创造不出机会。就在那个时候，球突然就到了我的面前――从杰拉德的脑袋上。
乌拉圭首场比赛临近结束，我们就要输给哥斯达黎加，我就差走到第四官员身边，把自己给换上去了。我感觉世界杯正从我们指尖溜走，这还是人们认为最“简单”的一场比赛。我没想到形势会变得这么艰难，如果我们输掉这场，就意味着接下来必须击败英格兰和意大利。我自己起身热身，然后回到替补席，对塔巴雷斯说：“我要上场。”当然，“大师”不会同意。
我完全理解，因为我知道自己上不了，塔巴雷斯本来连替补席都不想让我坐。他最终把我放进比赛大名单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可能会在场下吓唬吓唬对手。事实上，我连5分钟都踢不了，更别说改变比赛了。我的膝盖正在恢复，但还不够，我也与队友们进行了一些训练，但都是最简单的有球活动。我知道如果我在对哥斯达黎加的比赛中出场，只能让情况变得更糟。别说踢哥斯达黎加了，对英格兰，我也不可能完全恢复。
但那是英格兰，对我来说这就是世界杯最重要的比赛。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拿下。我眼睁睁地看着球队0比1输给哥斯达黎加，现在我们就要面对英格兰，我的英格兰。这是我梦想的比赛，我已经为此期待了好久，我必须出场。我了解英格兰球员，他们也了解我，英国媒体的头版是：路易斯，慢点好。我知道他们尊重我，我甚至觉得他们害怕我。霍奇森的话恰好更加激发了我的战斗力，他赛前说如果我不能在这样的舞台表现自己，我就称不上世界级球员。就好像我没有在英超证明过自己，好像我没踢过2010年世界杯，好像他没看过2011年美洲杯。我不想称之为“复仇”，但这些言论的确让我更坚定了。我必须要证明点什么，“把它们统统献给质疑我的人。” 比赛两天前，我的膝盖又开始疼了。这并不是在半月板一侧，而是在另一侧鹅掌腱的位置。在训练中我能感受到疼痛，但我太想出场了，所以就忍过去了。我担心一切工夫都白费了，所以我试着赶紧睡着忘掉它。但第二天起床当我在厕所里坐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疼。我挂断了同索菲的电话，直接找到瓦尔特，“想想办法，瓦尔特，又开始疼了，明天我必须要比赛。”他给我打了一针止痛剂，“没事儿，明天你就会好了。”又过了一天，疼痛仍在。他又给我来了一针，但直到赛前热身，我都一直很疼，“瓦尔特……”他不能再给我打针了，他抓起一块冰塞到我的膝盖上，“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当然，疼痛没有缓解。我很害怕，也很痛苦。但那是英格兰，我不可能错过它，而且我相信瓦尔特。
比赛开始后我觉得很奇怪，我没想到英格兰防线会有这么大空当。我跟加里・卡希尔和雅盖尔卡交过好几次手，每次我都踢得不错，我相信自己还能给他们制造麻烦，但我从没想到那天他们会踢得那么客气。也许他们觉得我还没有痊愈，不过我觉得那是一种尊重。如果放到英超，他们绝对不会让我那么舒服地接球转身，他们好像生怕让我再受伤。随着比赛的进行，我倒感觉自己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了。
我们踢得不错，进球随之而来：皮球从左路传过来，越过雅盖尔卡的头顶，我随即头球将球顶过乔・哈特。那球滚进网窝的时候，我直奔替补席。这不是我设计好的，我连想都没想过，但在那个肾上腺素激增的时刻，我与瓦尔特共同经历的一切瞬间涌上心头。他正起身给几名防守球员递水，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正向他冲过去。我把他举起来，用手指着他，是他给了我这一切。
第二个进球很奇怪，英格兰在第70分钟扳平比分，我觉得我们已经取胜无望了。我在场上挣扎着，连跑都跑不动，两条腿都在抽筋。我望着替补席，一度想请求被换下，但很快结束了这样的念头。身体上，我已经“死”了；但精神上，我还能踢。我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心想：我们可能要输了，我们创造不出机会。就在那个时候，球突然就到了我的面前――从杰拉德的脑袋上。我跑不起来，但还是去追那皮球，然后两眼一闭把球射出。它竟然进了，我就是一射，什么都来不及想。一切都是那么模糊，我根本就描述不出来。后来一个记者给了我一张当时的照片，我跪在地上，张开双手，整个球场都环绕着我。我用手指着家人的位置，每个人都疯狂了。后来索菲告诉我，当时看了杰拉德、亨德森一个赛季比赛的德尔菲还问她：“妈妈，为什么利物浦输球了你还开心。”“不，不。”索菲说，“爸爸赢了，乌拉圭赢了。”
我为史蒂文感到抱歉，我的第二个进球源自他的失误，赛后我很难去面对他和格伦。在利物浦我们经历过相似的一幕，这也是史蒂文最后一届世界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太过残酷，同样的事情发生两次就更糟糕了。半场结束后我就和格伦换了球衣，赛后我没和任何人交换球衣，我去拥抱了杰拉德和亨德森，没说太多话。我当然很享受击败英格兰的感觉，但我同时也为他们感到遗憾。
谁知道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我们击败了英格兰，我的情绪却无法释放，反而更紧张了。接下来面对意大利，依旧是生死战。我很难解释赛前几天我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苏亚雷斯这样，苏亚雷斯那样，整个赛季，伤病，担心，恢复，可能赶不上世界杯，在板凳席上看着球队输给哥斯达黎加，对英格兰打进两球，膝盖，情绪……现在又面对意大利，一切努力可能都白费了，时间在流逝，机会来临，布冯做出扑救。然后，就发生了那件事。 （连载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