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卷 第6期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SHANTOU UNIVERSIT Y JOURNAL (HU 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BIMONTH LY) Vo1. 18. No. 62002
传播媒介的变化对宋词创作的影响
陈岳芬
(汕头大学新闻信息传播系, 广东 515063) 摘 要:影响和制约了宋词抒写的内容、协律的特点、、政治情况的变化和印刷技术的发展, 宋词从口头传。
:宋词; 传播方式; 传播媒介; 传受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2) 05-0054-005
传播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行为, 可以说是与人类社会同时存在的, 它“是个人或团
[1](P5) 。在文学活动中, 体通过符号向其他个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
文学传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传播方式在宏观上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发展, 同时在微观上制约着对既有艺术本文的阐释。宋词的繁荣和演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学发展规律, 而传播亦功不可没, 它甚至影响和制约着宋词的写作内容和创作形式。
一
词始于唐而盛于宋, 它是一种与燕乐相结合可以歌唱的新兴抒情诗体, 音乐性是词突出的艺术特性之一。文学与音乐的结合并不始于词, 中国的诗乐传统可谓源远流长, 不管是先诗后乐还是先乐后诗, 从“诗三百”到汉乐府, 都是可以和乐而歌的, 《文心雕龙乐府》曰:“诗为乐心, 声为乐体。”说明了诗乐之间的密切关系。唐诗入乐也是当时的时尚, 据《唐诗纪事》(卷三十三) 载:中唐宰相武元衡“善为五言, 好事者传之, 被之管弦”。薛用弱的《集异记》(卷二) 记载了开元中, 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共诣旗亭饮酒, 席间, 伶人唱诗助兴, 三人都有诗被唱, 之涣诗“传乎乐章, 布在人口”。这个“旗亭画壁赌唱”的故事记述了诗人的名篇佳作, 往往因歌人播之曲调而得以广为传播。王灼《碧鸡漫志》(卷一) 曰:“以此知李唐伶伎, 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 盖常俗也。”这一风气一直沿袭到晚唐五代, 古乐府是选词配乐, 而唐宋以来, 则要求文人倚声填词了。
北宋时期, 社会相对稳定,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 都市随之繁荣, 市民阶层不断扩收稿日期:2002-02-28
) , 广东汕头人, 汕头大学新闻信息传播系副教授。作者简介:陈岳芬(1963—
陈岳芬 传播媒介的变化对宋词创作的影响 第6期55
大, 与之相适应, 出现了许多歌楼酒馆、勾栏瓦舍和歌伎舞女。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对汴京妓乐作过精彩描绘:“举目则青楼画阁, 绣户珠帘, ……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 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产生于唐五代的曲子词, 以花间词为代表, 完成了从民间词到文人词的过渡, 确立了词体婉约软媚的主体风格。花间词即是适应宴赏享乐需要而产生的, 它本为应歌而作, 是歌唱的脚本, 供歌伎演唱时所用, 因此声曲韵律是最主要的, 辞藻文采只处于从属地位。题材多男欢女爱, 离愁别绪, 是言志教化。花间词作为传播源, 它的传播多是通过歌伎这一“。歌伎是词的传播中介, 词是歌唱的脚本, 速传播。“在很长时期内, , , 唐、五代、
宋初的词与其说是语言艺术, 学作品不同, 、樽前、茶馆、酒楼, , 、舞姿、打扮和音容笑貌等非语言传播符。
) 词序中, :苏轼在《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
就说“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柳永《玉蝴蝶》描述了市井间歌伎索要新词的情况:“要索新词, 带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 想旧意、波脸增妍。”词借被之管弦得以传播, 教坊乐工谱得新曲, 也须求得词人谱写的新词, 方能传播,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柳永了。一方面, 柳永的创作主要为应歌, “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 以
) ; 另一方面, “教坊乐工, 每得新腔, 必求永为辞, 始行使伎人传习”(宋《乐府余论》
[3]。于世, 于是声传一时。……‘凡有井水饮处, 即能歌柳词’, 言其传之广也”
歌伎作为传播中介, 除了促进词的广为传播之外, 对词的创作也起到制约作用。词人在创作时必须十分注重“音律不差”, 也即说对词作的是否协律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不管是承袭隋唐旧调, 还是谱得新声, 都要求依调填词。后人对此多有论及:明人毛晋
[4]。关于晏殊、欧阳修等人从歌词合乐的角度评价晏几道所作词“按红牙板唱和一过”
词作的用调问题, 今人唐圭璋、施议对先生曾进行了研究和统计; 柳永本人精通音律, 能够自由地驾驭词调, 灵活的变动曲调甚至创制新调, 李清照评为“变旧声作新声”,
[5]“大得声称于世”, 实现了歌词与燕乐杂曲的完美结合, “一时动听, 传播四方”, “传
播四方”是以“一时动听”为前提的; 宋词集大成者周邦彦谴词用韵, 皆有法度, 王国
[6]周词在宋代, 就已“冠冕词林”维评其词:“文字之外, 须兼味其音律。”, 宋代周词
刻本达12种, 刻本之多, 在两宋词人中是独一无二的。能让人“味其音律”, 通过入乐而广为传播应是其“冠冕词林”的根本原因。苏轼因本人不甚通音律, 以作诗作文的态度与方法作词, 人称为“诗嫌”,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词所特有的艺术感染力, 李清照
[5]讥之为“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 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 ”。南渡之前, 李清照标举
“词别是一家”, 指出词应具婉雅协律的特点而区别于诗文等体, 提出一系列音韵学和乐学方面的概念。协律的目的还是为了配乐传唱, 在文学作品中, 对音乐的要求之高莫过于词了, 甚至为此引发了多少论争,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词须入乐后经由歌伎进行传播。传播方式对宋词创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词以歌伎为传播中介, 语音和乐音等听觉符号的传播具有时空的伸延性(一个过
56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8卷 2002年)
程) 和即时性(无法重复) , 口传耳受的传播方式要求理解、欣赏和共鸣在瞬间完成; 家宴和娱乐场所是其主要的传播场合, 社交的场合自然导致了内容的通俗化和世俗化; 歌伎是来自于社会底层的青年女子, 其中大多数不可能具备很高的知识学养; 而受众则以民间受众和文人受众(在中国古代, 受众按需求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官方受众、民间受众和文人受众) 为主体, 而文人受众此时是以享乐的心态出现的, 凡此种种, 词的传播中介、传播场合和传授主体的特点, 不仅决定了词的内容是以宴乐、社交, 闺情、爱恋、羁旅、别愁为主体; 还决定了语言的浅近明白、清新自然; , 缠绵悱恻;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艺术风格的和婉、关于词的婉美风格及其成因, , :“十七八女孩儿
[7](P96) 。”吴
熊和先生则提出:,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是同它的抒情功能
() 和协律的特点使之呈现婉约的风格。这些论
。词史上一直存在婉, 不管欣赏者个人如何喜欢苏东坡、辛弃疾的“大江东去”和“千古江山”, 还是不得不客观地承认婉约词的源远流长和在词史上的正宗地位。
词体婉美的艺术风格得力于情感表现的委婉细腻、层次感强以及意蕴丰富, 从而形成思深言婉的审美特征。有深厚之情始能委婉, 能委婉更显深情。词在抒写幽细深隐的情感时, 能长言婉转, 意味无穷。尽如王国维所言:“词之为体, 要眇宣修。能言诗之
[6]词以爱恋、别愁、羁旅所不能言, 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 词之言长。”
为主体的内容, 婉转、绮丽、幽深的语言风格, 委婉、细腻的情感表达形式共同形成思深言婉的审美特征。
综上所述, 宋词抒写的内容、协律的特点、以婉约为正宗的风格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深言婉的审美特征, 是与词的娱乐功能、社交功能、抒情功能结伴而行紧密相关的。如果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是宋词勃兴的根本原因, 那么, 词的上述特点则显然取决于词以歌伎为中介进行传播的事实。正如龙沐勋在《选词标准论》中所明确指出的:“南宋以前词, 既以应歌为主, 故其批评选录标准, 一以声情并茂为归, 而尤
[9]侧重音律。”“声情并茂”和“侧重音律”不仅是歌伎传唱的主要特点, 同时还是早
期词作编选和批评的首要标准和重要原则。
二
“金人南侵, 不仅直接导致北宋政权的覆亡, 而且也使得北宋的礼乐制度、礼乐设
[10](P92) 施,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乐坛上, 歌词合乐条件已大大不及以往”。偏安江
左的南宋统治集团虽然歌酒作乐, 不减北宋当年, 但是, 面对着“南共北, 正分裂”的严酷现实, 特别是作家自身的人生经历和变故, 使得词作家不得不另调弦索, 重整歌喉, 以适应这一急剧变化的新时代; 又, 由于礼乐制度和礼乐设施深受战火的严重破坏, 词坛上许多人正像张炎所说的“才说音律, 便以为难”, 词乐结合出现难以克服的困难;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以及理学的崛起, 词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尊体运动, 南宋
陈岳芬 传播媒介的变化对宋词创作的影响 第6期57
中叶, “雅正”、“教化”的观念取代了长期以来盛行的娱乐和消遣的词体观。
南渡之后, 李清照的作品虽然词的“本色”未变, 但其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却已出现了本质的变化。而后起的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陆游、陈亮等人的创作, 则已经是以反映抗金复国、施展抱负为主要内容了。这对于增强词的艺术表现力有所贡献, 但却使南宋词合乐面临新的困境, 加速了词体的蜕变。时代的变化, 燕乐的变革, 尊体运动的萌生和发展, 理学的兴盛, 以及作家社会环境与创作道路的变化, 促使宋词发生质
[10](P127) 的变化, “实际上已逐渐朝着与音乐相脱离的方向发展”既是上述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宋代是雕版印刷的繁盛时期, 兴盛的局面。北宋中期, , 宋词便以单篇或, 而宋代刻书有一
[11]个特点, , 中央刻书以经、史、
子、, , 通过刻印以书籍的形式传播的词作品远不如南宋的多。, 收词97家, 128卷。南宋淳熙十五年(1180) , 范开编辑出版《稼轩词》, 表明辛弃疾(1140-1207) 生前就已有词集行于世。南宋黄升编辑出版了长短句总集《中兴以来绝妙词选》, 周密编辑出版《绝妙好词》, 陆游晚年亲自编定《放翁词》, 其子将其收入《渭南文集》中, 以及前文所提到的周邦彦冠冕词林的词刻本, 等等。无庸置疑, 时至南宋, 歌伎演唱在宋词的传播中作用日渐式微。不可歌之词, 逐渐与音乐相脱离, 渐变为韵文中之一种。它们脱离与歌伎的结合, 走向案头, 成为阅读文本, 通过书面传播, 让读者(而不是听众、观众) 阅读和接受。印刷出版逐步取代歌伎演唱成为宋词传播的重要渠道, 逐步取代歌伎在宋词传播史上的地位。
传播方式的变化影响和制约着文学审美趣味的嬗变, 导致了宋词从内容、形式到艺术风格、审美特征方面根本的转变:
一是词体内容从娱宾遣兴的艳曲歌词变为词人自我抒情言志的载体。抗金复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是时代的最强音。
二是出现使事用典和散文化的特点。若在口头传受的场合, 使事用典(俗称“掉书) 难以引起听众的共鸣。散文化的特点反映在词序上, 是南宋词词调下的小序越来袋”
越多, 篇幅越来越长, “我们可以断言, 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是宋词借印刷(或抄本)
[2]。借助方言俚语、街谈巷议、历史典故以至直抒胸臆等方式, 词人抒写传播的明证”
平生遭际, 寄寓大丈夫的忧患意识和豪情壮志。
三是呈现悲壮的词风。后人多将苏轼、辛弃疾归入豪放一派, 其实苏词清雄飘逸主要决定于主体的胸襟抱负, 而辛词的悲壮沉郁则更多的是时代使然。豪放词“在题材方面改变了依红偎翠、滴粉搓酥的艳科性质, 而选择了较广阔的社会性内容; 在意象方面舍去了风花雪月、脂粉香泽之类的东西, 而使用了弓刀铁马、乱石惊涛之类的恢宏辞
[12](P59) 语; 在表达形式方面则不顾词的体性, 而是以诗为词或以文为词”。这类“别
调”确实与以花间词为宗的婉约词相去甚远, 深沉的历史内涵、宏大的胸襟气魄、淋漓酣畅的抒情方式和英雄失路的慷慨苍凉, 酿成豪放词悲壮的审美特征。
58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8卷 2002年)
靖康之变的社会原因、词乐逐渐脱离的发展倾向、出版业的日益兴盛和发达, 使士大夫之词由香艳温婉变为凄厉雄劲、悲壮激烈。这种变化早已引起词学家的注意, 但持论者多从社会原因加以阐述, 较少关注传播中介的变化对宋词的深远影响。文学研究, 历来以作家作品、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 而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研究实际上是作家作品研究的扩展和延伸。“随着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的深入, 。文学作品从产生到其价值的最终实现, 必须经过创作—传播—, 亦如一般商品所经过的生产—流通—消费三个阶段一样。, ———作品
[12的二维研究逐步转向作家—作品—传播—路的一个尝试, 是为引玉之砖。
参考文献:
[1]
[2]
[3][M].上海译文刘光义, 郭术兵. 论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唐宋词的影响[J].齐鲁学刊, 1997(1) 。叶梦得. 避暑录话(卷下)
大学出版社, 1993. [A ], 张惠民[9][8]学出版社, 1995. 吴熊和. 唐宋词通论[M].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龙沐勋. 选词标准论[J].词学季刊(第一卷) (2) . [10]施议对. 词与音乐关系研究[M].中国社编. 宋代词学资料汇编[C].汕头:汕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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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1]程焕文. 中国图书文化导论[M].中山大明毛晋, 宋六十名家词、小山词跋[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王国维著, 黄霖导读, 人间词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张惠民. 宋代词学审美理想[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12]谢桃坊. 宋词辨[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13]王兆鹏. 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J].江海学刊, 1998(3) .
I nfluences of changes in mass media upon
the creation of Song iambic verse Ci
CHEN Yuefen
(Journalism and M ass C ommunication Center , Shantou University , Shantou , G uangdong , 515063)
Abstract The fact that sings ong girls served as the disseminators of S ong iambic verse Ci had exerted great in 2fluences upon its contents , riming , artistic style and esthetic features. With the ev olution in s ocio-political situations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technique , the dissemination of S ong iambic verse Ci witnessed chang 2es from oral m ode to written form , thereby initiating a series of changes in the verse itself.
K ey w ords S ong iambic verse Ci ; m ode of dissemination ; mass media ; impartment
(责任编辑:翁奕波)
第18卷 第6期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SHANTOU UNIVERSIT Y JOURNAL (HU 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BIMONTH LY) Vo1. 18. No. 62002
传播媒介的变化对宋词创作的影响
陈岳芬
(汕头大学新闻信息传播系, 广东 515063) 摘 要:影响和制约了宋词抒写的内容、协律的特点、、政治情况的变化和印刷技术的发展, 宋词从口头传。
:宋词; 传播方式; 传播媒介; 传受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2) 05-0054-005
传播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行为, 可以说是与人类社会同时存在的, 它“是个人或团
[1](P5) 。在文学活动中, 体通过符号向其他个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
文学传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传播方式在宏观上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发展, 同时在微观上制约着对既有艺术本文的阐释。宋词的繁荣和演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学发展规律, 而传播亦功不可没, 它甚至影响和制约着宋词的写作内容和创作形式。
一
词始于唐而盛于宋, 它是一种与燕乐相结合可以歌唱的新兴抒情诗体, 音乐性是词突出的艺术特性之一。文学与音乐的结合并不始于词, 中国的诗乐传统可谓源远流长, 不管是先诗后乐还是先乐后诗, 从“诗三百”到汉乐府, 都是可以和乐而歌的, 《文心雕龙乐府》曰:“诗为乐心, 声为乐体。”说明了诗乐之间的密切关系。唐诗入乐也是当时的时尚, 据《唐诗纪事》(卷三十三) 载:中唐宰相武元衡“善为五言, 好事者传之, 被之管弦”。薛用弱的《集异记》(卷二) 记载了开元中, 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共诣旗亭饮酒, 席间, 伶人唱诗助兴, 三人都有诗被唱, 之涣诗“传乎乐章, 布在人口”。这个“旗亭画壁赌唱”的故事记述了诗人的名篇佳作, 往往因歌人播之曲调而得以广为传播。王灼《碧鸡漫志》(卷一) 曰:“以此知李唐伶伎, 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 盖常俗也。”这一风气一直沿袭到晚唐五代, 古乐府是选词配乐, 而唐宋以来, 则要求文人倚声填词了。
北宋时期, 社会相对稳定,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 都市随之繁荣, 市民阶层不断扩收稿日期:2002-02-28
) , 广东汕头人, 汕头大学新闻信息传播系副教授。作者简介:陈岳芬(1963—
陈岳芬 传播媒介的变化对宋词创作的影响 第6期55
大, 与之相适应, 出现了许多歌楼酒馆、勾栏瓦舍和歌伎舞女。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对汴京妓乐作过精彩描绘:“举目则青楼画阁, 绣户珠帘, ……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 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产生于唐五代的曲子词, 以花间词为代表, 完成了从民间词到文人词的过渡, 确立了词体婉约软媚的主体风格。花间词即是适应宴赏享乐需要而产生的, 它本为应歌而作, 是歌唱的脚本, 供歌伎演唱时所用, 因此声曲韵律是最主要的, 辞藻文采只处于从属地位。题材多男欢女爱, 离愁别绪, 是言志教化。花间词作为传播源, 它的传播多是通过歌伎这一“。歌伎是词的传播中介, 词是歌唱的脚本, 速传播。“在很长时期内, , , 唐、五代、
宋初的词与其说是语言艺术, 学作品不同, 、樽前、茶馆、酒楼, , 、舞姿、打扮和音容笑貌等非语言传播符。
) 词序中, :苏轼在《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
就说“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柳永《玉蝴蝶》描述了市井间歌伎索要新词的情况:“要索新词, 带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 想旧意、波脸增妍。”词借被之管弦得以传播, 教坊乐工谱得新曲, 也须求得词人谱写的新词, 方能传播,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柳永了。一方面, 柳永的创作主要为应歌, “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 以
) ; 另一方面, “教坊乐工, 每得新腔, 必求永为辞, 始行使伎人传习”(宋《乐府余论》
[3]。于世, 于是声传一时。……‘凡有井水饮处, 即能歌柳词’, 言其传之广也”
歌伎作为传播中介, 除了促进词的广为传播之外, 对词的创作也起到制约作用。词人在创作时必须十分注重“音律不差”, 也即说对词作的是否协律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不管是承袭隋唐旧调, 还是谱得新声, 都要求依调填词。后人对此多有论及:明人毛晋
[4]。关于晏殊、欧阳修等人从歌词合乐的角度评价晏几道所作词“按红牙板唱和一过”
词作的用调问题, 今人唐圭璋、施议对先生曾进行了研究和统计; 柳永本人精通音律, 能够自由地驾驭词调, 灵活的变动曲调甚至创制新调, 李清照评为“变旧声作新声”,
[5]“大得声称于世”, 实现了歌词与燕乐杂曲的完美结合, “一时动听, 传播四方”, “传
播四方”是以“一时动听”为前提的; 宋词集大成者周邦彦谴词用韵, 皆有法度, 王国
[6]周词在宋代, 就已“冠冕词林”维评其词:“文字之外, 须兼味其音律。”, 宋代周词
刻本达12种, 刻本之多, 在两宋词人中是独一无二的。能让人“味其音律”, 通过入乐而广为传播应是其“冠冕词林”的根本原因。苏轼因本人不甚通音律, 以作诗作文的态度与方法作词, 人称为“诗嫌”,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词所特有的艺术感染力, 李清照
[5]讥之为“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 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 ”。南渡之前, 李清照标举
“词别是一家”, 指出词应具婉雅协律的特点而区别于诗文等体, 提出一系列音韵学和乐学方面的概念。协律的目的还是为了配乐传唱, 在文学作品中, 对音乐的要求之高莫过于词了, 甚至为此引发了多少论争,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词须入乐后经由歌伎进行传播。传播方式对宋词创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词以歌伎为传播中介, 语音和乐音等听觉符号的传播具有时空的伸延性(一个过
56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8卷 2002年)
程) 和即时性(无法重复) , 口传耳受的传播方式要求理解、欣赏和共鸣在瞬间完成; 家宴和娱乐场所是其主要的传播场合, 社交的场合自然导致了内容的通俗化和世俗化; 歌伎是来自于社会底层的青年女子, 其中大多数不可能具备很高的知识学养; 而受众则以民间受众和文人受众(在中国古代, 受众按需求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官方受众、民间受众和文人受众) 为主体, 而文人受众此时是以享乐的心态出现的, 凡此种种, 词的传播中介、传播场合和传授主体的特点, 不仅决定了词的内容是以宴乐、社交, 闺情、爱恋、羁旅、别愁为主体; 还决定了语言的浅近明白、清新自然; , 缠绵悱恻;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艺术风格的和婉、关于词的婉美风格及其成因, , :“十七八女孩儿
[7](P96) 。”吴
熊和先生则提出:,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是同它的抒情功能
() 和协律的特点使之呈现婉约的风格。这些论
。词史上一直存在婉, 不管欣赏者个人如何喜欢苏东坡、辛弃疾的“大江东去”和“千古江山”, 还是不得不客观地承认婉约词的源远流长和在词史上的正宗地位。
词体婉美的艺术风格得力于情感表现的委婉细腻、层次感强以及意蕴丰富, 从而形成思深言婉的审美特征。有深厚之情始能委婉, 能委婉更显深情。词在抒写幽细深隐的情感时, 能长言婉转, 意味无穷。尽如王国维所言:“词之为体, 要眇宣修。能言诗之
[6]词以爱恋、别愁、羁旅所不能言, 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 词之言长。”
为主体的内容, 婉转、绮丽、幽深的语言风格, 委婉、细腻的情感表达形式共同形成思深言婉的审美特征。
综上所述, 宋词抒写的内容、协律的特点、以婉约为正宗的风格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深言婉的审美特征, 是与词的娱乐功能、社交功能、抒情功能结伴而行紧密相关的。如果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是宋词勃兴的根本原因, 那么, 词的上述特点则显然取决于词以歌伎为中介进行传播的事实。正如龙沐勋在《选词标准论》中所明确指出的:“南宋以前词, 既以应歌为主, 故其批评选录标准, 一以声情并茂为归, 而尤
[9]侧重音律。”“声情并茂”和“侧重音律”不仅是歌伎传唱的主要特点, 同时还是早
期词作编选和批评的首要标准和重要原则。
二
“金人南侵, 不仅直接导致北宋政权的覆亡, 而且也使得北宋的礼乐制度、礼乐设
[10](P92) 施,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乐坛上, 歌词合乐条件已大大不及以往”。偏安江
左的南宋统治集团虽然歌酒作乐, 不减北宋当年, 但是, 面对着“南共北, 正分裂”的严酷现实, 特别是作家自身的人生经历和变故, 使得词作家不得不另调弦索, 重整歌喉, 以适应这一急剧变化的新时代; 又, 由于礼乐制度和礼乐设施深受战火的严重破坏, 词坛上许多人正像张炎所说的“才说音律, 便以为难”, 词乐结合出现难以克服的困难;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以及理学的崛起, 词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尊体运动, 南宋
陈岳芬 传播媒介的变化对宋词创作的影响 第6期57
中叶, “雅正”、“教化”的观念取代了长期以来盛行的娱乐和消遣的词体观。
南渡之后, 李清照的作品虽然词的“本色”未变, 但其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却已出现了本质的变化。而后起的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陆游、陈亮等人的创作, 则已经是以反映抗金复国、施展抱负为主要内容了。这对于增强词的艺术表现力有所贡献, 但却使南宋词合乐面临新的困境, 加速了词体的蜕变。时代的变化, 燕乐的变革, 尊体运动的萌生和发展, 理学的兴盛, 以及作家社会环境与创作道路的变化, 促使宋词发生质
[10](P127) 的变化, “实际上已逐渐朝着与音乐相脱离的方向发展”既是上述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宋代是雕版印刷的繁盛时期, 兴盛的局面。北宋中期, , 宋词便以单篇或, 而宋代刻书有一
[11]个特点, , 中央刻书以经、史、
子、, , 通过刻印以书籍的形式传播的词作品远不如南宋的多。, 收词97家, 128卷。南宋淳熙十五年(1180) , 范开编辑出版《稼轩词》, 表明辛弃疾(1140-1207) 生前就已有词集行于世。南宋黄升编辑出版了长短句总集《中兴以来绝妙词选》, 周密编辑出版《绝妙好词》, 陆游晚年亲自编定《放翁词》, 其子将其收入《渭南文集》中, 以及前文所提到的周邦彦冠冕词林的词刻本, 等等。无庸置疑, 时至南宋, 歌伎演唱在宋词的传播中作用日渐式微。不可歌之词, 逐渐与音乐相脱离, 渐变为韵文中之一种。它们脱离与歌伎的结合, 走向案头, 成为阅读文本, 通过书面传播, 让读者(而不是听众、观众) 阅读和接受。印刷出版逐步取代歌伎演唱成为宋词传播的重要渠道, 逐步取代歌伎在宋词传播史上的地位。
传播方式的变化影响和制约着文学审美趣味的嬗变, 导致了宋词从内容、形式到艺术风格、审美特征方面根本的转变:
一是词体内容从娱宾遣兴的艳曲歌词变为词人自我抒情言志的载体。抗金复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是时代的最强音。
二是出现使事用典和散文化的特点。若在口头传受的场合, 使事用典(俗称“掉书) 难以引起听众的共鸣。散文化的特点反映在词序上, 是南宋词词调下的小序越来袋”
越多, 篇幅越来越长, “我们可以断言, 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是宋词借印刷(或抄本)
[2]。借助方言俚语、街谈巷议、历史典故以至直抒胸臆等方式, 词人抒写传播的明证”
平生遭际, 寄寓大丈夫的忧患意识和豪情壮志。
三是呈现悲壮的词风。后人多将苏轼、辛弃疾归入豪放一派, 其实苏词清雄飘逸主要决定于主体的胸襟抱负, 而辛词的悲壮沉郁则更多的是时代使然。豪放词“在题材方面改变了依红偎翠、滴粉搓酥的艳科性质, 而选择了较广阔的社会性内容; 在意象方面舍去了风花雪月、脂粉香泽之类的东西, 而使用了弓刀铁马、乱石惊涛之类的恢宏辞
[12](P59) 语; 在表达形式方面则不顾词的体性, 而是以诗为词或以文为词”。这类“别
调”确实与以花间词为宗的婉约词相去甚远, 深沉的历史内涵、宏大的胸襟气魄、淋漓酣畅的抒情方式和英雄失路的慷慨苍凉, 酿成豪放词悲壮的审美特征。
58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8卷 2002年)
靖康之变的社会原因、词乐逐渐脱离的发展倾向、出版业的日益兴盛和发达, 使士大夫之词由香艳温婉变为凄厉雄劲、悲壮激烈。这种变化早已引起词学家的注意, 但持论者多从社会原因加以阐述, 较少关注传播中介的变化对宋词的深远影响。文学研究, 历来以作家作品、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 而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研究实际上是作家作品研究的扩展和延伸。“随着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的深入, 。文学作品从产生到其价值的最终实现, 必须经过创作—传播—, 亦如一般商品所经过的生产—流通—消费三个阶段一样。, ———作品
[12的二维研究逐步转向作家—作品—传播—路的一个尝试, 是为引玉之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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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fluences of changes in mass media upon
the creation of Song iambic verse Ci
CHEN Yuefen
(Journalism and M ass C ommunication Center , Shantou University , Shantou , G uangdong , 515063)
Abstract The fact that sings ong girls served as the disseminators of S ong iambic verse Ci had exerted great in 2fluences upon its contents , riming , artistic style and esthetic features. With the ev olution in s ocio-political situations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technique , the dissemination of S ong iambic verse Ci witnessed chang 2es from oral m ode to written form , thereby initiating a series of changes in the verse itself.
K ey w ords S ong iambic verse Ci ; m ode of dissemination ; mass media ; impartment
(责任编辑:翁奕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