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时代背景
周平王迁都洛邑，对于周朝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迁都的原因并不是为了更好的对其各诸侯国进行更有效的控制，而是为了躲避西北蛮族“戎人”的侵袭。迁都的过程让周王室丢掉了大片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民，实力大大衰减。迁都洛邑以后，仍在王室直接控制之下的土地约方圆600里，但是王室继续不断分封，土地越来越少，经济上越来越依靠各侯国所聘的贡献，实力也可想而知越来越弱。到此时，周王室对于各诸侯国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控制。
政治格局的转变，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在西周确立的封建宗族制度，“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王室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各诸侯国在地位上完全平等；“普天之下，莫为皇民，率土之滨，莫为皇土”，所有的土地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周天子。在各诸侯国内部，宗族对其人民提供保护，但所有人同时也被宗族严密控制。他们没有自己私有的土地，只能在宗族的封地上进行生产活动。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是完全被禁止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各诸侯国的发展程度不同，他们在实力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自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王室实力衰微，对各诸侯国的控制也力不从心。政治上也发展到了“政令攻战自诸侯出”。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这样就有一些诸侯国被灭亡，为了在新
征服的土地上实行更有效的控制，诸侯不再分封，只是派遣官员进行管理。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诸侯希望加强自身权力，出现了集权的发展趋势。第二被征服土地上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因祸得福，免除了对以前宗主的义务。另外，为了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土地逐渐地转变为私有，并可以自由买卖，这就出现了土地私有制。由于土地可以买卖，这样就产生了地主和拥有少量土地或者完全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阶层。由于被免除了对其宗主的义务，这种宗族严密控制的体系也被一个个的小家庭所取代。
经济发展，商业有显著进步 在这个时期，商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其主要标志是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金属货币。相对于谷物或者布匹，金属货币的出现更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一些史书也记载了很多著名的大商人，孔子著名弟子子贡，赵国上将军范眦，他们贱买贵卖，积聚了大量财富。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这些富有的商人能够买到很多的土地，并且成为大地主。
结论 兼并战争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导致了随着ZG早期国家形成而形成的封建宗族制度已逐渐被瓦解。天下共主的周王室早已没有实力去承担这个重任，为了加强对国内的控制，诸侯国内部的分封也在减少，有些诸侯国在一些土地上直接派遣官员进行管理，这些官员直接对诸侯国的统治者负责，这样也就出现了中央集权的趋势。社会结构的变化，商业的发展，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打破了以前的生产关系，生产组织方式，更加有利于生产
的发展。
另外，混乱的局面，兼并战争的盛行，迫使一些国家为了生存而进行变革。
在诸侯争霸过程中，秦国抓住了机会，经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经济军事实力也极大提高，逐步地统一了全国。秦朝的统一，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它确立的一些政治传统以及执政理念对ZG后世的发展产生了开创性并且是不可替代的影响。秦帝国的确立，标志着ZG从早期国家状态进入了近两千年的帝国时代，所以说，秦朝是ZG历史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第二，商鞅变法前的秦国
1，经济的发展
生产方式的发展 从整个ZG古代农业阶段分期来看，这一时期属于精耕细作农业成型时期。铁犁与牛耕的推广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动力的主要特点。铁农具的使用以及采用牛耕的生产方法，使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改观，新开发的耕地及其粮食产量都有很大的发展。社会物质总产量也相应的有了很大的提高。
秦国地处周王朝的西北部，是边缘地区，生产力本是相对落后的。公元前318年秦国吞并了地处四川盆地的两个“蛮”国。水利工程在促进秦国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先是修建了集灌溉与运输为一体的灵渠，这大大促进了渭河流域的生产力发展，其次是在秦国官员李冰的主持下在四川盆地修建了都江堰这一宏伟的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四川成都平原的生产状态，为秦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
生产关系的变化 生产方式与生产工具的进步一方面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粮食产量。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曾经盛行于ZG的井田制。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能够开辟新的耕作土地，逐渐的这些新开发的耕地会在耕地面积总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份额。井田制要求生产者在完成自己的生产工作以后必须到公共的耕地上进行公共的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归贵族所有，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服劳役的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劳役地租。但是这种状况到了公元前四、五世纪有了一些变化。史籍记载，公元前408年开始症粮税。这段记载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秦的农民可能从为所依附的封建主服劳役转为以实物缴纳土地税（可能最后直接交给国家**）。在此以前，其他国家已经有了类似的发展。[1]从这段话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出，井田制正在慢慢的被瓦解掉。国家直接向农民征收实物税，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农民能够自己掌握一部分土地的权力。然而，在西周大分封基础上获得大量土地的贵族们此时正慢慢地失去掌握土地的政治基础。
2，秦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政治军事特性
地理位臵及其特性 秦起源于ZG西北边陲，其祖先是为周王室放
牧的一个小部落。由于西北经常遭受到“野蛮人”即“戎”的侵袭，所以自然而然的秦人也就逐渐担负起了为周朝镇守边疆的任务，这对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秦起初仅仅只是周的一个附庸，并不是一个诸侯国，但是秦在与戎的战争中屡立奇功，大大地提升了自身的价值和地位，其所属面积也不断扩大，领地不断向东发展。公元前770年，周王室为了躲避戎人的进攻，将国都东迁，秦襄公为那时的周平王提供了保护，作为回报，周平王将秦升格为正式的诸侯国的地位，并且很快于公元前750年获得了周王室东迁以后遗留土地上的治理权。另外，秦周围有位于今陕西境内的山脉这一自然屏障的保护；可以确保自身安全，由此，它可以不惧东面潜在的敌人而不断扩大其版图。
政治上的发展 早期秦国所处的地理与历史环境也决定了他们与中原各国不同的政治文化。由于早期秦国地处ZG西北部，降雨量不足及其土地的贫瘠决定了其所能调动的物质总量是有限的，然而秦又时刻面临着西北戎人侵袭的危险，为了生存下去，秦的统治者必须尽力去集中所有能够搜集的资源，并且尽可能多的集中权力以应对威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秦的中央集权倾向。中央集权的倾向将会导致秦官僚制度，政治专业化的大规模发展。在这一点上，秦就与传统上中原的一些诸侯国有很大的不同，也可以说秦的政治发展领先于中原各诸侯国。另外，由于早期秦国政治生活中的军事特性，也决定了秦国应当采取比较严厉的法律去统一行动以保证军事行动的成功。早期秦国的这种政治
文化与主导中原地区政治生活的儒家思想是有很大不同的，以至于中原各国大部分将秦认为是蛮邦。公元前266年，毗邻的魏国某位贵族曾惊呼道：“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不识礼仪德行。”
另外，秦国早在公元前688年就实行了郡县制或者类似于这种制度的其他代替品。其主要是将国内土地在政治上进行重新分配，也许这个过程首先是从新增土地上进行的，但是作为一个趋势，最终会威胁到掌握土地的贵族们的利益。郡县分别设郡守和县令，他们只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没有贵族的特权，不能世袭。他们由中央**任命，从中央**获取俸禄。
军事上的发展 春秋时期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打的是一种很规范的战争，那个时代的战争主要是由驾驶战车的贵族们支配的。交战双方可以不顾战争的效率与结果而要保全颜面与尊严。战国时期的战争相对来说就显得更加混乱与血腥。到了战国时代，军事活动都由职业军人来承担，交战根本不需要什么规则，只要能够打胜仗，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也是在这个年代，战车的作用开始大大降低，步兵及骑兵的作用开始加强。据估计，这个时代首先由秦国人从草原民族学到了骑射术。
秦朝早期的历史主要就是与西北戎人的战斗史，一个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或者备战状态的国家，其社会特性很显然会被深深地烙上战争的印记。
首先，秦的军事实力恐怕是十分强大的。秦人在对付戎人的战争
中表现不俗，且打了很多胜仗，在这个过程中，秦国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在公元前4世纪秦国甚至出现了骑兵。同时秦朝在保护周王室免受西北戎人的侵袭方面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另外，由于秦朝起源于西北边陲，且在很长的时间里主要是和戎人进行军事斗争。可以说秦朝所处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十分险恶，但是秦人却很顺利的生存了下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这就证明了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秦人必定形成了一种阳刚并且残忍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秦统一整个ZG。 3，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进步为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
早期秦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实行分封制的东周王室逐渐不能控制各诸侯国，中央权力及其虚弱，仅仅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ZG。由于国家混乱的政治局面，加之各诸侯国对更多生存资源的向往以及对征伐所获得的权力与产生荣耀的天然偏好，首先在中原地区，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其后，当秦基本上消除了西北边陲外族侵袭的危险，其属地不但向东发展之后，秦也转入了诸侯争霸的政治军事斗争之 中。
为了能够在与其他诸侯国的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秦国君主大胆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而商鞅变法可以说是对秦国历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商鞅变法主要集中于加强中央权力的政治改革，实行严厉法律统治的执政思想的改革，以及对经济领域特别是土地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在前商鞅变法时期秦国所取得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为商鞅变
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也可以说商鞅变法是早期秦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大规模系统的延续与飞跃
第三，商鞅变法的成败及其对ZG后世的影响
1，商鞅变法
商鞅(又名公孙鞅、卫鞅，后来称商君)是一个小诸侯国统治家族中的妃子之子。他年轻时曾在秦的传统敌国魏国担任小官，但是一直不得志。他于公元前361年投奔秦国。由于秦孝公志向远大，并且在使用人才方面不拘一格，也由于商鞅先进的政治理念，他很快取得了秦孝公的信任。他于公元前359年开始推行激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改革过程一直持续了20年，直至他在宫廷政治斗争中完全失败。
商鞅变法的主要思想有三点，第一是不顾一切地打破贵族阶层所垄断的政治特权，加强中央集权，第二是极力推行土地改革，剥夺土地贵族的经济特权。第三是运用法律的思想维持社会的运转，并且希望以此来提高执政效率。
商鞅变法在很大程度上极大地增强了秦国的国力。在第一次变法中，他废除了贵族阶层的世卿世禄制，按军功大小依次授爵。当时秦爵共有二十等级。凡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可赐爵一级，或委任五十石俸禄的官，斩敌首两个以上按此递增，从而架空和否定奴隶制下无功受禄的世袭制。这样的政策一方面可以极大地减轻贵族阶层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普通大众对军
事活动的积极性，还能将有才能的人提升到统治阶层内部，以更换那些早已腐朽的贵族阶层，加强统治阶级的活力。第二次，健全地方政权组织，普遍推行县制，将原有的乡、邑等统筹规划，合并为县。全国开始设三十一县，后随着土地扩展增至四十一县。每县设县令和县丞，由国君直接任免。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奖励垦荒，按土地数量多少收税。这也是秦集中中央权力和削弱世袭贵族权利的一个重要步骤。
商鞅奖励耕织，重农抑商，为了发展以农业为主要命脉的封建经济，对努力从事耕织、使粮食和布帛超产者，免除自身的徭役和赋税；对因经商和游惰导致贫困者，则将全家没入官府为奴。并且进行了土地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奖励垦荒，按土地数量多少收税。这些措施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国库收入，为秦国开展统一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外，承认土地私有实际上就是剥夺了贵族阶层占有土地的权利，也许这种措施开始只是应用于新开发或者新近被征服的土地上，但是这绝对是一种发展趋势。剥夺贵族的土地特权，无疑是釜底抽薪，切断了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实际上也就是对它们政治权利的一种毁灭性打击。 用法律的思想来统治国家，且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谓：“发不讳强大”。这种依法治国的思想其实也对贵族的行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比如说，商鞅曾经因为太子的行为不当而严加惩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另外，对于民众来说，商鞅推行连坐制度，
其目的是通过这种比较恐怖的手段来维护社会治安。虽然民众在一定心理上不愿接受这样的法律，但是由于强大的国家机器，人民也不得不屈服。这使得秦国内的社会治安在这段时间保持了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
商鞅变法成功地削弱了贵族阶层的权力与利益，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官员，并提高了**的执政效率，相对于同时期中原各国来说，商鞅变法所涉及到的政治改革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是为秦国能够在争霸战争中夺取最后的胜利奠定了一种制度的基础。同时这种政权组织形式也逐步成为了秦朝以后各个朝代的首要选择，纵观ZG古代历史，只有少数在几个朝代在一定的时期内未有采取这种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 另外，商鞅变法在思想层面上来说是ZG古代政治思想的一次伟大实验。商鞅变法几乎完全抛弃了儒家思想，而采用法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毫无疑问，法家思想在治国方面是有着很多可采纳的东西的。但是商鞅的下场以及人们对改革的真实态度表明了儒家思想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不根本改变ZG古代社会农业社会的基本面貌的情况下完全抛弃儒家思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法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所以，我们也能发现，自秦朝起，几乎所有的朝代在政治上都是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结合。统治者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涉及到ZG基本的土地制度、人民的生活习惯与社会结构，因为这是维持ZG古
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2，商鞅变法受到抵制的原因
商鞅变法超出了ZG传统社会的承受能力 在ZG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由于商业一直受到压制，劳动者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社会流动性相当差，这样就造就了ZG家天下的社会形态。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下，各个小家庭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单元体。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使得封建宗族制度瓦解，但是社会基本的生产方式及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家庭等等并没有变化，ZG还是家天下的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国家的形成正是以这样的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在秦朝以前的千百年，人们早已习惯于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商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为了增加税收强行地实行全新的户籍制度。所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就是强行割裂原有的社会联系并且强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另外，男丁成年必须析产立户，“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什伍”之中，倘有一家犯法，其余各家必须告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这种制度显然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通过严厉的法律要求他们去告发自己犯错误的亲人，在本质上来说严重破坏了亲缘关系，不可能被老百姓接受。所有这些都是对ZG传统社会结构的一种严重破坏。这样的变法方案必定要受到底层百姓的强烈抵制。
同样是家天下的社会注定了维系这个社会运作的并不是一
套严密的法律。一个地区也许就是一个大家庭，而这个地区的官员在某种形式上也是这个大家庭的首领或者形式上的保护者，在ZG社会，对于地区基层官员有一种十分有意思的称谓：“父母官”，也许这能够说明很多问题。维系家庭的运转并不需要严酷的法律，而是一套沿用多年的“礼制”。血缘关系造就了等级制度，孩子做事情之前可以忽略法律的存在，但是一定不能忽略长辈们的意见。另外，紧密的血缘关系使得人情世故显得特别重要，地方官员与其下属子民的关系使得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更多的考虑的是是否符合传统的观念，是否损害了亲缘关系。用这种思想去执行**公务就会导致尺度不一，弹性很大。这些也决定了在ZG传统社会仅仅依靠一套规范的法律去治理国家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商鞅，一个法家主义者，极力推行规范而严酷的法律，其实是无意中打破了维系ZG传统社会的纽带。在这种社会法律的推行不是靠的人民的自觉遵守，而是国家机器的恐怖力量，一旦国家政策有所变动或者国家力量有所衰弱，一切都会陷入混乱。
商鞅变法严重损害了大贵族集团的利益
我们从变法内容就可以看出来，这两次变法的主要矛头都是指向贵族集团的。商鞅以前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年轻时一直受不到重用，可以说他并没有从自己贵族的身份中捞到好处。并且商鞅的政治作为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而达到的，所以，虽然他是贵族出身，但是他代表了新型官吏的利益，削弱大贵族集团的利益，
一方面可以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新型官吏的发展提供机会。
另外，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说，商鞅所推行的法家执政理念与贵族官僚们的思想严重冲突。在ZG传统社会结构中，世袭贵族阶层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最大受益者，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他们更希望维持现状，沿用祖先的统治方式。另外，贵族阶层处于ZG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上层，“礼制”的大部分内容也是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也是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工具。他们习惯于从“礼”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是用法律。
商鞅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不够准确导致其改革的手法过于僵硬 政治家在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一般都有两种策略，闪电战和费边定律。根据字面意思，闪电战很好理解，那就是以极快的速度，极大地力度去推行改革措施。费边定律指的是当改革派的力量不够强大的时候，他们需要审势度势，谨慎而缓慢的进行改革。 从商鞅变法的内容来看，他既严重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底层百姓的生活方式，所以反对变法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而坚定支持变法的只有秦孝公。因为秦孝公是一国之主，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支持变法的力量似乎要大于反对者，实际上，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一个集团、一个阶层的生命肯定要比单个的人长很多。所以说，商鞅对形势的分析并没有到位，这也导致了他最终的下场。
商鞅变法的是对社会结构的一次巨大改动，既挑战了上层贵族的
利益，又破坏了下层百姓的生活方式。他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公元前359年第一次改革中，他既严重的打击了上层贵族的利益，又试图改变底层百姓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结果是使自己与全国各个阶层为敌，又由于力量有限，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贵族的一些特权，但他并没有成功的铲除贵族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试图改变底层社会的结构，推行严酷的法律，也使得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心怀不满。所以也可以预料到，只要商鞅稍一失势，贵族就会趁机打击他，而下层百姓也不会援助商鞅。
其次，商鞅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不懂得妥协，对于任何人态度都过于强硬。这样就做的后果就是将自己一下摆到所有人的对立面，无形中给自己将所有的敌人都召唤过来了。贵族阶层早已习惯于特权的生活，并且力量非常强大。而商鞅却强行的推动变法，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剥夺贵族的特权，很显然，贵族阶层是不可能接受的。他可以首先从比较小的方面改起，逐渐削弱贵族势力，或者挑起贵族内部的矛盾，利用贵族打击贵族，最后着手最核心的问题。另外，在王室内部或者上层官僚集团中过分强调法治，很容易得罪一些实力派政治家，也许这些人开始是比较赞同变法的，但是由于商鞅自己掌控失误，将朋友转化为敌人。 另外商鞅不应该将对贵族的改造与对底层人民的改造同时进行。比较明智的选择是首先从贵族改起，下层先搁臵，并且在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对下层给与适当的照顾，这样就能联系广大下层
人民来一起对抗贵族阶层。最后当贵族势力削弱到不能组织起有效抵抗的时候，再对下层进行合理的改革。
3，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历史影响
虽然商鞅变法受到了很大的抵制，变法的一些政策也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取消，但是这次变法所取得了巨大成效。由于极大地削弱了贵族的政治特权，经济利益，秦王的权力急剧增长。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央**能够统一政令，集中力量，极大地提高了统治阶级的执政效率。这种政治上的新面貌决定了秦在其政治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诸侯国。也为其能够最终在诸侯争霸中脱颖而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农业生产的关注，铁器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其生产能力，社会生产总量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为秦国在统一战争中做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我们可以看，对抗西北方向戎人的军事斗争在秦发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据此我们也可以推测，秦国应该具备着良好的军事传统。在变法过程中，商鞅更加强调了军事方面的重要性，奖励军功极大的调动了人们对战争的积极性。
最后商鞅在宫廷斗争中被杀害，但是他对秦国所做出的贡献并没有消失。由于诸侯争霸战争是一种“零和游戏”，不能在这种斗争中取得胜利那就意味着灭亡，所以商鞅变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没有商鞅变法，也就不会有秦的急剧强大，秦也就很难在诸侯争霸中取得最终胜利。在商鞅以后的统治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可以说商鞅的变法精神也就成为了秦国发
展的基本路线。
第三，秦始皇与秦帝国
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但是在我看来，他虽然在统治方式上有些过于严酷，但是他对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抹杀的。首先秦始皇统一了全ZG，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统一，另外他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其专制主义，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是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的。他虽然焚书坑儒，也被ZG历代知识分子称之为暴君，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保留了一部分典籍，另外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等，这些都对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统一和传承起到了最根本的作用。
1，嬴政统一大业的基础与条件
历史条件 经过几个世纪的小心经营，尤其是在在商鞅变法后的一百多年内，秦以先进的政治制度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运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通过远交近攻的方法，两次消解了中原的抗秦联盟。特别是其曾祖父到其父亲的这几位统治者，都特别有作为。在公元前249年，嬴政的祖父庄襄王灭亡东周，将其领土纳入到秦版图。后来秦国又取得了多次很大的胜利，极大地削弱了其他诸侯国的力量。
这些成就都为嬴政最终统一全ZG，并建立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性格因素 嬴政的身世好像是一个谜案，他在名义上是秦国王子子楚的儿子，但是由于秦始皇生母赵姬曾为大商人吕不韦的小妾，并被怀疑在嫁给子楚之前就已怀有身孕，所以，秦始皇的父亲也很有可能是吕不韦。在子楚死了以后，吕不韦在实质上控制了整个秦国，更令秦始皇不能接受的是其母后的生活糜乱，让他十分恼火。这样的身世肯定会给秦始皇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的喜怒无常及其生性残暴。
另外，由于从小跟随父亲在赵国做质子，客居他乡，又是在敌对国家，肯定要受到赵国的严密监视。他从小就经历了许多危险，多次险些丧命，所以可以说，幼年的秦始皇饱受欺凌，屈辱，惊惧，仇视。这些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有着巨大负面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个人变得冷酷无情，性格乖张等等。同时也有可能让他从小就有远大志向，并且能够不惜一切手段来改变自己的状况。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且最终登上历史的顶峰，这也说明了他有一个冷静的头脑。
嬴政幼年的生活经历以及离奇的身世造就了他冷酷无情的性格，清醒冷静的头脑，而这些也是一个成大业的历史人物所必需的品质。
2，巩固权力，统一全ZG
消除内部威胁，巩固权力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即位。吕不韦凭借其与庄襄王还有赵姬的特殊关系在朝中握有重权。嬴政年少，不能处理政事，吕不韦以相国身份
专权，还被嬴政尊称为仲父，所以嬴政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 公元前239年，嬴政命其弟成率兵进攻赵国，成趁机发动兵变，结果被嬴政派兵平定，并将成及其部下全部处死。嬴政初步巩固了王位。
公元前238年，嬴政已22岁，应该加冕亲政，吕不韦就成为了他亲政的一个最大障碍。最后由于赵太后叛乱被镇压，吕不韦受到牵连，公元前237年，嬴政解除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并解除了其一切军政大权，第二年，吕不韦饮鸩自杀。秦王嬴政彻底的巩固了其宫内权力。
另外，在吕不韦垮台以后，李斯作为嬴政的得力助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是ZG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 横扫六国，统一全ZG
嬴政在亲政后，用了大约九年的时间，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对六国的斗争也由先前的蚕食变为吞并。他根据李斯的建议，确立了“先取韩，以恐他国”的策略。从公元前230年起，嬴政全面发动了兼并六国的统一战争。
战国后期，七雄中只有赵国是可以勉强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但是公元前262年的长平之战，赵国惨败，四十万赵军被坑杀，赵国实力大损，其他国家更加无力抵御秦国的进攻。
嬴政亲政，更把削弱赵国的军事实力作为统一的重要一步，并于公元前236年和公元前232年先后两次进攻赵国，但由于赵国大将李牧的英明指挥而没有成功，不过也使赵国的实力大为削
弱。
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令内史腾率领大军转而进攻韩国，韩国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被秦军迅速攻下其都城新郑，并俘虏了韩王安。韩国灭亡，秦国在此设颍川郡。
第二年，即公元前229年，秦王嬴政派大将王翦率兵从上党进攻赵国，赵国仍然由李牧率兵抵抗，双方相持达一年之久。于是秦国使用反间计，以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向赵王诬陷李牧，结果李牧被罢，后被处死。这样，赵国无人可以统兵抗敌，于是，王翦在公元前228年俘虏赵王，并攻入赵国都城邯郸。赵国灭亡。
公元前226年，秦王嬴政派王翦、王贲进攻燕国，攻陷燕国都城蓟，燕王逃往辽东郡。
公元前225年，嬴政派王贲率兵将魏国都城大梁包围。王贲采取水攻的策略，把黄河与大沟的水引入大梁。三个月后，大梁城墙塌陷，魏王出城投降，魏国灭亡。
公元前224年，秦王政派王翦进攻楚国，俘虏楚王负刍，而楚国大将项燕又立昌文君为楚王。第二年，王翦、蒙武再次大败楚军，杀死昌文君，项燕自杀。
山东五国的先后灭亡，意味着齐国末日的来临。公元前221年，刚灭掉燕王喜班师回朝的秦国大将王贲，奉嬴政之命率军进攻齐国。同样，秦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攻下齐国都城临淄，齐国灭亡。
3，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
称皇帝
秦国统一全ZG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嬴政一个区别于以前所有统治者的称号，以突出他的历史功绩。对于“王”这样一个称号，西周东周的统治者都称王，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也称王，但是他们后来要么是消失了就是被消灭了，这对于雄心勃勃的嬴政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秦王下令说：“寡人以渺渺之身，兴兵诛伐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但是李斯认为以前的三皇五帝统治的地盘也不是很大，并且周边的少数民族也经常叛乱，所以连三皇五帝的功业都不能和秦王嬴政相提并论。于是，嬴政将“皇”和“帝”两字连用，以显示他的千古功绩。从此嬴政称皇帝，为始皇帝，后世继承皇位者以数计，为二世、三世，直至万世，传之无穷。这样，秦始皇就成为秦王嬴政的称号，皇帝也就成为ZG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的专称。
早在公元前288年，秦和齐的两国国君就分别自称西帝和东帝，但是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及其它诸侯国的强烈反对，他们最终放弃了这样的称号。秦国国君在此后也曾两次试图称帝，但都失败了。因此当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称帝时，他正利用了当时依据有的浓厚政治色彩，而又保持了与远古神祗圣哲强烈联想的一个字眼。这个字眼恰当地象征了一个人的政治成就，对他，并且可能对他的臣民来说，这种成就看来几乎是超人的。
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当秦统一全ZG时，关于用什么样的形式来组织这个国家大抵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丞相王琯为首的保守派提出，他们主张恢复分封制度。由于当时刚刚统一全ZG，各地武装叛乱时有发生，所以，以王琯为首的这些保守政治家就以便于维护统治的理由而恢复分封制度。另外一种意见是以廷尉李斯为首的革新派政治家提出的，他们主张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制度。李斯认为分封制不再适合秦帝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周王室的亲戚们一旦取得了他们的土地，立刻互相疏远和进行战争，天子则无力阻止他们，所以结论是“臵诸侯而不更”。
最后，李斯的意见得到了秦始皇的认可，他把全国划分为36个郡，每个郡下面又有数目不等的县。由“守”负责各个郡的行政，“尉”负责军事，还监御史，代表秦始皇。县由地方官员治理，大县的长官称“令”，稍小的长官称“长”。这些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他们接受固定的俸禄，且其职位不是世袭的，只要做得不好或者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可以被随时罢免。
这种郡县制对于秦帝国来说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实行过，但由于封建贵族的势力过于强大，他们并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分封制和郡县制在帝国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曾并行存在。吕不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既是相国同时又领有庄襄王子楚分封与他的食邑 １０万户。
完全推行郡县制就意味着要对那些以前的各国的统治者及
其贵族进行某种处理。“徒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虽然有些夸张，但是还是反映了当时**的基本处理措施，那就是为贵族富豪在咸阳修筑宫殿让他们居住，按时发放一些钱财以供生活。这种政策在当时看来是比较合适的，一方面贵族富豪们不但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他们也掌握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如果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或者赶尽杀绝的话，那么后果很有可能是国内局势继续动荡，统一的基础更加薄弱。但是，这样做毕竟也有它的局限性，即秦一旦式微，这些旧的贵族就能东山再起，发动内战。
另外，秦始皇设立了一套严密的官僚体制。皇权是最高权力，由皇帝一个人占有，实行终身制和世袭制。皇帝权力不可分割，它拥有支配天下一切土地和人民的主权及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最高监察权，军事统帅权和国家财政权，并且地方绝对隶属于中央。他在中央设“三公”，即丞相掌行政权，太尉掌军权，御史大夫掌监察权；设“九卿”，即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皇帝侍卫，卫尉掌宫廷守卫，太仆掌皇室车马，宗正掌宗室事务，典客掌少数民族首领来朝，少府掌山林川泽税收暨宫廷手工业，治粟内史掌钱谷理财，廷尉掌刑罚。
这样的体制有几个特点，第一它确立了皇帝的最高统治权，确立了皇帝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权威。第二，在中央的三公九卿制度内的各级官员，一方面是皇帝意图的执行者，其实也拥有很大的实际权力。另一方面，他们各自分工很细，
并且最后决断权还是在皇帝一个人身上。因此，没有哪一个官员可以独揽大权。这种制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在中央是三公相互制衡，在郡一级的单位是“守”，“尉”及“监御史”三者相互制衡。这对于皇帝有效地控制官员，维护自身不可侵犯的权威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所以说，但从这个制度上来看，这是一种大皇帝，小官员的制度，特别适合于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政治情况。
秦始皇的统治思想
秦始皇好像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统治思想，但是他在法家学者李斯的辅助下，将法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一套主要思想。 法家思想在维持社会治安，保持**威权有着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个以军事活动为主的团体内，法家思想在维持良好的纪律，保持军队强大战斗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法家思想注重用法律，威权及其国家恐怖机器去维持社会秩序，并不是依靠人民的自觉遵守和人民对这个国家的忠诚。这点可以为《汉书.刑法志》来证明：“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肋，镐烹之刑”。依靠法家思想组成的社会不是有机的组合，而是一种强行的压制，这样的社会没有生机，人民也没有任何安全感，对于**是惧怕而不是忠诚，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另外在秦朝这样的社会，法治和皇帝的最高权力却似乎有着一对不可避免的天然矛盾。其实在秦朝这样的君主专制的国家，归根结底皇帝所讲的话就是法律，而
那些已经制定的一些法令，执行效力上肯定不能和皇帝的一句话相提并论。秦始皇用法家思想进行统治，但并不代表秦帝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里所谓的“法家”就是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显得比较残暴，用严刑酷法来治理臣民。这里的“法”是相对于儒家思想来说的。
除了法家之外，秦始皇还吸收了其它许多思想流派的东西。 由于秦帝国的历史传统，儒家思想在秦一直都得不到重视，甚至排斥。在帝国初期，一批儒士曾建议恢复古代的分封制度，他们的建议没有得到秦始皇的采纳。谈到儒家时，有一个人千万不能被忽略，那就是吕不韦。吕不韦依靠众多儒士所作《吕氏春秋》一书，将儒家思想奉为政治思想的主体，书中所论多举周、齐、鲁诸国之史事。秦培养官吏的规定《为吏之道》中有许多重民和实行德政的内容，与秦的法家思想有很大不同，其中不少内容与《礼记》、《大戴礼记》、《说苑》等相同。这是一部表达吕不韦执政思想的书。虽然秦帝国在培养教导官吏方面对此有一定的借鉴，但是秦始皇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都是与这本书的意见针锋相对的。但是自从秦始皇亲政，吕不韦失势之后，《吕氏春秋》一书及其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被抛弃了。
经济
秦朝统一天下之后，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大臣李斯建议，“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5]，被秦始皇采纳，颁行全国。
秦琅邪刻石上就有“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词句，碣石刻石上也刻有“推行成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表明“上农”、鼓励农业和“除末”、抑制商业是秦朝的根本方针。另外，在秦帝国，老百姓为了纳税，必须向**报告土地面积以及土地的价值。这意味着土地siyou制已在秦朝获得合法地位。土地siyou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极大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冶铁技术的发展，铁器农具也已经在农业生产中普及。从这些我们可以推测出秦帝国的农业生产水平较前代是应该高出很多的。
虽然秦帝国**的重农抑商德政策，但是商业不管怎么说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战国以来农业的发展，对农业工具的要求以及人口的增长使得商业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代蜀地的大铁商卓氏、程郑和南阳的孔氏，虽然都是山东迁虏，可是在迁后的发家过程中并未受到官府的刁难，这是因为他们对铁器的生产、销售有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另外，秦在统一全ZG之后也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货币与度量衡的统一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各地区之间的商业交往也就方便多了。还有一个因素——修路，并且规定车同轨，虽然**的出发点是军事方面的，但是这加强了社会内部的流动性，各地之间的民间往来，商业往来比以前更加兴旺。所有这些都使商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文化的统一 秦始皇虽然在对待儒家思想上表现出了一些文
化落后性。但是，统一文字对中华民族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是应该永世不忘的。众所周知，ZG国土面积广大，各地区人民生活方式，习惯不尽相同，所说的方言几乎是成千上万种。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字，那么将很难保证中华民族文化的完整性。文化上的分lie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一时的zhengzhifenlie，国家fenlie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一旦文化fenlie，民族认同感将会大大降di，甚至会慢慢消失，人们心中的大中华的观念就不会长久保持。那么维护大中华的统一就不会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因此稍微一点zhengzhi上的fenlie便会导致国家的长时间fenlie，甚至是永久fenlie。西欧的面积比ZG要小很多，但是他们为什么一直不能实现追求已久的欧洲大一统的梦想呢？文字上的不统一应该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原因。
秦帝国的影响力 在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全ZG以后，战争仅仅停止了很短一段时间，马上就进行了对外扩张。秦帝国的军事扩张活动向北推进也向南推进。向北的军事活动是由蒙恬负责的，他带领大军在西北部打击匈奴人十数年。他在北部征服的地区包括黄河北部河套内的鄂尔多斯地区以及更往北的今内蒙古地区以及向西延伸到今天甘肃省。在向南征服的过程中，秦帝国占据了今广东广西以及福建的一部分，并在此设臵了四个郡。 在这个时期内，秦帝国国土面积广阔，军事实力强大，在北方，匈奴的袭击活动在很长时间内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在南方，
秦帝国更是所向披靡，征服了很多土地，其势力范围已经达到了今天yue南北部地区。这个时期的东亚地区，已经不可能存在能威胁秦帝国霸主地位的国家了。
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仅仅属于秦帝国这样一个朝代，但是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dong亚文明quan确实在弘扬秦帝国乃至中华di国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古代东亚地区，特别是朝鲜和日本，将能够识别汉字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文化标准，他们不遗余力的去模仿中华di国的政治思想，社会礼仪，生活风尚等等。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且对于一个帝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秦帝国确立的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度，使政治气象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执政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国家实力有大幅度的上升，在文化上对周边地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在当时dong亚地区人们可知的世界里，秦帝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帝国。
4，秦帝国的败落及其原因
秦帝国在公元前206年崩溃，这距离秦统一全ZG仅仅十五年时间，这样一个巨大的帝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崩溃了，其中的原因确实值得人们去思考。
保罗.肯尼迪曾经说过，一个帝国的衰亡，其根本原因不是外部的威胁而是内部的变化。秦帝国自然也逃脱不了这个定律。
第五，结语
秦帝国虽然短暂，但是它是中华di国历史之开创。秦帝国的zhengzhi实践，也是ZG古代zhengzhi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跃，它一方面印证了法家思想在zhiliguojia方面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单纯的法家思想zhiguo理念是不足以驾驭zhong国这样一个巨大的di国的zhengzhi现实。另外，秦帝国为中华di国设立了一套基本的帝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华di国两千年的发展路线。因此，秦始皇和他的秦帝国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
第一，时代背景
周平王迁都洛邑，对于周朝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迁都的原因并不是为了更好的对其各诸侯国进行更有效的控制，而是为了躲避西北蛮族“戎人”的侵袭。迁都的过程让周王室丢掉了大片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民，实力大大衰减。迁都洛邑以后，仍在王室直接控制之下的土地约方圆600里，但是王室继续不断分封，土地越来越少，经济上越来越依靠各侯国所聘的贡献，实力也可想而知越来越弱。到此时，周王室对于各诸侯国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控制。
政治格局的转变，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在西周确立的封建宗族制度，“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王室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各诸侯国在地位上完全平等；“普天之下，莫为皇民，率土之滨，莫为皇土”，所有的土地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周天子。在各诸侯国内部，宗族对其人民提供保护，但所有人同时也被宗族严密控制。他们没有自己私有的土地，只能在宗族的封地上进行生产活动。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是完全被禁止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各诸侯国的发展程度不同，他们在实力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自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王室实力衰微，对各诸侯国的控制也力不从心。政治上也发展到了“政令攻战自诸侯出”。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这样就有一些诸侯国被灭亡，为了在新
征服的土地上实行更有效的控制，诸侯不再分封，只是派遣官员进行管理。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诸侯希望加强自身权力，出现了集权的发展趋势。第二被征服土地上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因祸得福，免除了对以前宗主的义务。另外，为了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土地逐渐地转变为私有，并可以自由买卖，这就出现了土地私有制。由于土地可以买卖，这样就产生了地主和拥有少量土地或者完全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阶层。由于被免除了对其宗主的义务，这种宗族严密控制的体系也被一个个的小家庭所取代。
经济发展，商业有显著进步 在这个时期，商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其主要标志是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金属货币。相对于谷物或者布匹，金属货币的出现更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一些史书也记载了很多著名的大商人，孔子著名弟子子贡，赵国上将军范眦，他们贱买贵卖，积聚了大量财富。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这些富有的商人能够买到很多的土地，并且成为大地主。
结论 兼并战争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导致了随着ZG早期国家形成而形成的封建宗族制度已逐渐被瓦解。天下共主的周王室早已没有实力去承担这个重任，为了加强对国内的控制，诸侯国内部的分封也在减少，有些诸侯国在一些土地上直接派遣官员进行管理，这些官员直接对诸侯国的统治者负责，这样也就出现了中央集权的趋势。社会结构的变化，商业的发展，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打破了以前的生产关系，生产组织方式，更加有利于生产
的发展。
另外，混乱的局面，兼并战争的盛行，迫使一些国家为了生存而进行变革。
在诸侯争霸过程中，秦国抓住了机会，经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经济军事实力也极大提高，逐步地统一了全国。秦朝的统一，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它确立的一些政治传统以及执政理念对ZG后世的发展产生了开创性并且是不可替代的影响。秦帝国的确立，标志着ZG从早期国家状态进入了近两千年的帝国时代，所以说，秦朝是ZG历史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第二，商鞅变法前的秦国
1，经济的发展
生产方式的发展 从整个ZG古代农业阶段分期来看，这一时期属于精耕细作农业成型时期。铁犁与牛耕的推广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动力的主要特点。铁农具的使用以及采用牛耕的生产方法，使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改观，新开发的耕地及其粮食产量都有很大的发展。社会物质总产量也相应的有了很大的提高。
秦国地处周王朝的西北部，是边缘地区，生产力本是相对落后的。公元前318年秦国吞并了地处四川盆地的两个“蛮”国。水利工程在促进秦国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先是修建了集灌溉与运输为一体的灵渠，这大大促进了渭河流域的生产力发展，其次是在秦国官员李冰的主持下在四川盆地修建了都江堰这一宏伟的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四川成都平原的生产状态，为秦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
生产关系的变化 生产方式与生产工具的进步一方面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粮食产量。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曾经盛行于ZG的井田制。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能够开辟新的耕作土地，逐渐的这些新开发的耕地会在耕地面积总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份额。井田制要求生产者在完成自己的生产工作以后必须到公共的耕地上进行公共的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归贵族所有，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服劳役的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劳役地租。但是这种状况到了公元前四、五世纪有了一些变化。史籍记载，公元前408年开始症粮税。这段记载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秦的农民可能从为所依附的封建主服劳役转为以实物缴纳土地税（可能最后直接交给国家**）。在此以前，其他国家已经有了类似的发展。[1]从这段话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出，井田制正在慢慢的被瓦解掉。国家直接向农民征收实物税，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农民能够自己掌握一部分土地的权力。然而，在西周大分封基础上获得大量土地的贵族们此时正慢慢地失去掌握土地的政治基础。
2，秦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政治军事特性
地理位臵及其特性 秦起源于ZG西北边陲，其祖先是为周王室放
牧的一个小部落。由于西北经常遭受到“野蛮人”即“戎”的侵袭，所以自然而然的秦人也就逐渐担负起了为周朝镇守边疆的任务，这对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秦起初仅仅只是周的一个附庸，并不是一个诸侯国，但是秦在与戎的战争中屡立奇功，大大地提升了自身的价值和地位，其所属面积也不断扩大，领地不断向东发展。公元前770年，周王室为了躲避戎人的进攻，将国都东迁，秦襄公为那时的周平王提供了保护，作为回报，周平王将秦升格为正式的诸侯国的地位，并且很快于公元前750年获得了周王室东迁以后遗留土地上的治理权。另外，秦周围有位于今陕西境内的山脉这一自然屏障的保护；可以确保自身安全，由此，它可以不惧东面潜在的敌人而不断扩大其版图。
政治上的发展 早期秦国所处的地理与历史环境也决定了他们与中原各国不同的政治文化。由于早期秦国地处ZG西北部，降雨量不足及其土地的贫瘠决定了其所能调动的物质总量是有限的，然而秦又时刻面临着西北戎人侵袭的危险，为了生存下去，秦的统治者必须尽力去集中所有能够搜集的资源，并且尽可能多的集中权力以应对威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秦的中央集权倾向。中央集权的倾向将会导致秦官僚制度，政治专业化的大规模发展。在这一点上，秦就与传统上中原的一些诸侯国有很大的不同，也可以说秦的政治发展领先于中原各诸侯国。另外，由于早期秦国政治生活中的军事特性，也决定了秦国应当采取比较严厉的法律去统一行动以保证军事行动的成功。早期秦国的这种政治
文化与主导中原地区政治生活的儒家思想是有很大不同的，以至于中原各国大部分将秦认为是蛮邦。公元前266年，毗邻的魏国某位贵族曾惊呼道：“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不识礼仪德行。”
另外，秦国早在公元前688年就实行了郡县制或者类似于这种制度的其他代替品。其主要是将国内土地在政治上进行重新分配，也许这个过程首先是从新增土地上进行的，但是作为一个趋势，最终会威胁到掌握土地的贵族们的利益。郡县分别设郡守和县令，他们只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没有贵族的特权，不能世袭。他们由中央**任命，从中央**获取俸禄。
军事上的发展 春秋时期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打的是一种很规范的战争，那个时代的战争主要是由驾驶战车的贵族们支配的。交战双方可以不顾战争的效率与结果而要保全颜面与尊严。战国时期的战争相对来说就显得更加混乱与血腥。到了战国时代，军事活动都由职业军人来承担，交战根本不需要什么规则，只要能够打胜仗，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也是在这个年代，战车的作用开始大大降低，步兵及骑兵的作用开始加强。据估计，这个时代首先由秦国人从草原民族学到了骑射术。
秦朝早期的历史主要就是与西北戎人的战斗史，一个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或者备战状态的国家，其社会特性很显然会被深深地烙上战争的印记。
首先，秦的军事实力恐怕是十分强大的。秦人在对付戎人的战争
中表现不俗，且打了很多胜仗，在这个过程中，秦国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在公元前4世纪秦国甚至出现了骑兵。同时秦朝在保护周王室免受西北戎人的侵袭方面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另外，由于秦朝起源于西北边陲，且在很长的时间里主要是和戎人进行军事斗争。可以说秦朝所处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十分险恶，但是秦人却很顺利的生存了下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这就证明了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秦人必定形成了一种阳刚并且残忍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秦统一整个ZG。 3，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进步为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
早期秦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实行分封制的东周王室逐渐不能控制各诸侯国，中央权力及其虚弱，仅仅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ZG。由于国家混乱的政治局面，加之各诸侯国对更多生存资源的向往以及对征伐所获得的权力与产生荣耀的天然偏好，首先在中原地区，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其后，当秦基本上消除了西北边陲外族侵袭的危险，其属地不但向东发展之后，秦也转入了诸侯争霸的政治军事斗争之 中。
为了能够在与其他诸侯国的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秦国君主大胆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而商鞅变法可以说是对秦国历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商鞅变法主要集中于加强中央权力的政治改革，实行严厉法律统治的执政思想的改革，以及对经济领域特别是土地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在前商鞅变法时期秦国所取得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为商鞅变
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也可以说商鞅变法是早期秦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大规模系统的延续与飞跃
第三，商鞅变法的成败及其对ZG后世的影响
1，商鞅变法
商鞅(又名公孙鞅、卫鞅，后来称商君)是一个小诸侯国统治家族中的妃子之子。他年轻时曾在秦的传统敌国魏国担任小官，但是一直不得志。他于公元前361年投奔秦国。由于秦孝公志向远大，并且在使用人才方面不拘一格，也由于商鞅先进的政治理念，他很快取得了秦孝公的信任。他于公元前359年开始推行激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改革过程一直持续了20年，直至他在宫廷政治斗争中完全失败。
商鞅变法的主要思想有三点，第一是不顾一切地打破贵族阶层所垄断的政治特权，加强中央集权，第二是极力推行土地改革，剥夺土地贵族的经济特权。第三是运用法律的思想维持社会的运转，并且希望以此来提高执政效率。
商鞅变法在很大程度上极大地增强了秦国的国力。在第一次变法中，他废除了贵族阶层的世卿世禄制，按军功大小依次授爵。当时秦爵共有二十等级。凡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可赐爵一级，或委任五十石俸禄的官，斩敌首两个以上按此递增，从而架空和否定奴隶制下无功受禄的世袭制。这样的政策一方面可以极大地减轻贵族阶层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普通大众对军
事活动的积极性，还能将有才能的人提升到统治阶层内部，以更换那些早已腐朽的贵族阶层，加强统治阶级的活力。第二次，健全地方政权组织，普遍推行县制，将原有的乡、邑等统筹规划，合并为县。全国开始设三十一县，后随着土地扩展增至四十一县。每县设县令和县丞，由国君直接任免。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奖励垦荒，按土地数量多少收税。这也是秦集中中央权力和削弱世袭贵族权利的一个重要步骤。
商鞅奖励耕织，重农抑商，为了发展以农业为主要命脉的封建经济，对努力从事耕织、使粮食和布帛超产者，免除自身的徭役和赋税；对因经商和游惰导致贫困者，则将全家没入官府为奴。并且进行了土地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奖励垦荒，按土地数量多少收税。这些措施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国库收入，为秦国开展统一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外，承认土地私有实际上就是剥夺了贵族阶层占有土地的权利，也许这种措施开始只是应用于新开发或者新近被征服的土地上，但是这绝对是一种发展趋势。剥夺贵族的土地特权，无疑是釜底抽薪，切断了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实际上也就是对它们政治权利的一种毁灭性打击。 用法律的思想来统治国家，且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谓：“发不讳强大”。这种依法治国的思想其实也对贵族的行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比如说，商鞅曾经因为太子的行为不当而严加惩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另外，对于民众来说，商鞅推行连坐制度，
其目的是通过这种比较恐怖的手段来维护社会治安。虽然民众在一定心理上不愿接受这样的法律，但是由于强大的国家机器，人民也不得不屈服。这使得秦国内的社会治安在这段时间保持了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
商鞅变法成功地削弱了贵族阶层的权力与利益，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官员，并提高了**的执政效率，相对于同时期中原各国来说，商鞅变法所涉及到的政治改革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是为秦国能够在争霸战争中夺取最后的胜利奠定了一种制度的基础。同时这种政权组织形式也逐步成为了秦朝以后各个朝代的首要选择，纵观ZG古代历史，只有少数在几个朝代在一定的时期内未有采取这种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 另外，商鞅变法在思想层面上来说是ZG古代政治思想的一次伟大实验。商鞅变法几乎完全抛弃了儒家思想，而采用法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毫无疑问，法家思想在治国方面是有着很多可采纳的东西的。但是商鞅的下场以及人们对改革的真实态度表明了儒家思想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不根本改变ZG古代社会农业社会的基本面貌的情况下完全抛弃儒家思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法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所以，我们也能发现，自秦朝起，几乎所有的朝代在政治上都是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结合。统治者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涉及到ZG基本的土地制度、人民的生活习惯与社会结构，因为这是维持ZG古
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2，商鞅变法受到抵制的原因
商鞅变法超出了ZG传统社会的承受能力 在ZG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由于商业一直受到压制，劳动者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社会流动性相当差，这样就造就了ZG家天下的社会形态。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下，各个小家庭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单元体。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使得封建宗族制度瓦解，但是社会基本的生产方式及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家庭等等并没有变化，ZG还是家天下的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国家的形成正是以这样的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在秦朝以前的千百年，人们早已习惯于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商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为了增加税收强行地实行全新的户籍制度。所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就是强行割裂原有的社会联系并且强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另外，男丁成年必须析产立户，“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什伍”之中，倘有一家犯法，其余各家必须告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这种制度显然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通过严厉的法律要求他们去告发自己犯错误的亲人，在本质上来说严重破坏了亲缘关系，不可能被老百姓接受。所有这些都是对ZG传统社会结构的一种严重破坏。这样的变法方案必定要受到底层百姓的强烈抵制。
同样是家天下的社会注定了维系这个社会运作的并不是一
套严密的法律。一个地区也许就是一个大家庭，而这个地区的官员在某种形式上也是这个大家庭的首领或者形式上的保护者，在ZG社会，对于地区基层官员有一种十分有意思的称谓：“父母官”，也许这能够说明很多问题。维系家庭的运转并不需要严酷的法律，而是一套沿用多年的“礼制”。血缘关系造就了等级制度，孩子做事情之前可以忽略法律的存在，但是一定不能忽略长辈们的意见。另外，紧密的血缘关系使得人情世故显得特别重要，地方官员与其下属子民的关系使得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更多的考虑的是是否符合传统的观念，是否损害了亲缘关系。用这种思想去执行**公务就会导致尺度不一，弹性很大。这些也决定了在ZG传统社会仅仅依靠一套规范的法律去治理国家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商鞅，一个法家主义者，极力推行规范而严酷的法律，其实是无意中打破了维系ZG传统社会的纽带。在这种社会法律的推行不是靠的人民的自觉遵守，而是国家机器的恐怖力量，一旦国家政策有所变动或者国家力量有所衰弱，一切都会陷入混乱。
商鞅变法严重损害了大贵族集团的利益
我们从变法内容就可以看出来，这两次变法的主要矛头都是指向贵族集团的。商鞅以前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年轻时一直受不到重用，可以说他并没有从自己贵族的身份中捞到好处。并且商鞅的政治作为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而达到的，所以，虽然他是贵族出身，但是他代表了新型官吏的利益，削弱大贵族集团的利益，
一方面可以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新型官吏的发展提供机会。
另外，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说，商鞅所推行的法家执政理念与贵族官僚们的思想严重冲突。在ZG传统社会结构中，世袭贵族阶层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最大受益者，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他们更希望维持现状，沿用祖先的统治方式。另外，贵族阶层处于ZG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上层，“礼制”的大部分内容也是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也是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工具。他们习惯于从“礼”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是用法律。
商鞅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不够准确导致其改革的手法过于僵硬 政治家在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一般都有两种策略，闪电战和费边定律。根据字面意思，闪电战很好理解，那就是以极快的速度，极大地力度去推行改革措施。费边定律指的是当改革派的力量不够强大的时候，他们需要审势度势，谨慎而缓慢的进行改革。 从商鞅变法的内容来看，他既严重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底层百姓的生活方式，所以反对变法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而坚定支持变法的只有秦孝公。因为秦孝公是一国之主，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支持变法的力量似乎要大于反对者，实际上，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一个集团、一个阶层的生命肯定要比单个的人长很多。所以说，商鞅对形势的分析并没有到位，这也导致了他最终的下场。
商鞅变法的是对社会结构的一次巨大改动，既挑战了上层贵族的
利益，又破坏了下层百姓的生活方式。他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公元前359年第一次改革中，他既严重的打击了上层贵族的利益，又试图改变底层百姓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结果是使自己与全国各个阶层为敌，又由于力量有限，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贵族的一些特权，但他并没有成功的铲除贵族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试图改变底层社会的结构，推行严酷的法律，也使得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心怀不满。所以也可以预料到，只要商鞅稍一失势，贵族就会趁机打击他，而下层百姓也不会援助商鞅。
其次，商鞅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不懂得妥协，对于任何人态度都过于强硬。这样就做的后果就是将自己一下摆到所有人的对立面，无形中给自己将所有的敌人都召唤过来了。贵族阶层早已习惯于特权的生活，并且力量非常强大。而商鞅却强行的推动变法，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剥夺贵族的特权，很显然，贵族阶层是不可能接受的。他可以首先从比较小的方面改起，逐渐削弱贵族势力，或者挑起贵族内部的矛盾，利用贵族打击贵族，最后着手最核心的问题。另外，在王室内部或者上层官僚集团中过分强调法治，很容易得罪一些实力派政治家，也许这些人开始是比较赞同变法的，但是由于商鞅自己掌控失误，将朋友转化为敌人。 另外商鞅不应该将对贵族的改造与对底层人民的改造同时进行。比较明智的选择是首先从贵族改起，下层先搁臵，并且在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对下层给与适当的照顾，这样就能联系广大下层
人民来一起对抗贵族阶层。最后当贵族势力削弱到不能组织起有效抵抗的时候，再对下层进行合理的改革。
3，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历史影响
虽然商鞅变法受到了很大的抵制，变法的一些政策也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取消，但是这次变法所取得了巨大成效。由于极大地削弱了贵族的政治特权，经济利益，秦王的权力急剧增长。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央**能够统一政令，集中力量，极大地提高了统治阶级的执政效率。这种政治上的新面貌决定了秦在其政治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诸侯国。也为其能够最终在诸侯争霸中脱颖而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农业生产的关注，铁器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其生产能力，社会生产总量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为秦国在统一战争中做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我们可以看，对抗西北方向戎人的军事斗争在秦发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据此我们也可以推测，秦国应该具备着良好的军事传统。在变法过程中，商鞅更加强调了军事方面的重要性，奖励军功极大的调动了人们对战争的积极性。
最后商鞅在宫廷斗争中被杀害，但是他对秦国所做出的贡献并没有消失。由于诸侯争霸战争是一种“零和游戏”，不能在这种斗争中取得胜利那就意味着灭亡，所以商鞅变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没有商鞅变法，也就不会有秦的急剧强大，秦也就很难在诸侯争霸中取得最终胜利。在商鞅以后的统治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可以说商鞅的变法精神也就成为了秦国发
展的基本路线。
第三，秦始皇与秦帝国
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但是在我看来，他虽然在统治方式上有些过于严酷，但是他对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抹杀的。首先秦始皇统一了全ZG，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统一，另外他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其专制主义，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是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的。他虽然焚书坑儒，也被ZG历代知识分子称之为暴君，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保留了一部分典籍，另外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等，这些都对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统一和传承起到了最根本的作用。
1，嬴政统一大业的基础与条件
历史条件 经过几个世纪的小心经营，尤其是在在商鞅变法后的一百多年内，秦以先进的政治制度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运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通过远交近攻的方法，两次消解了中原的抗秦联盟。特别是其曾祖父到其父亲的这几位统治者，都特别有作为。在公元前249年，嬴政的祖父庄襄王灭亡东周，将其领土纳入到秦版图。后来秦国又取得了多次很大的胜利，极大地削弱了其他诸侯国的力量。
这些成就都为嬴政最终统一全ZG，并建立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性格因素 嬴政的身世好像是一个谜案，他在名义上是秦国王子子楚的儿子，但是由于秦始皇生母赵姬曾为大商人吕不韦的小妾，并被怀疑在嫁给子楚之前就已怀有身孕，所以，秦始皇的父亲也很有可能是吕不韦。在子楚死了以后，吕不韦在实质上控制了整个秦国，更令秦始皇不能接受的是其母后的生活糜乱，让他十分恼火。这样的身世肯定会给秦始皇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的喜怒无常及其生性残暴。
另外，由于从小跟随父亲在赵国做质子，客居他乡，又是在敌对国家，肯定要受到赵国的严密监视。他从小就经历了许多危险，多次险些丧命，所以可以说，幼年的秦始皇饱受欺凌，屈辱，惊惧，仇视。这些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有着巨大负面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个人变得冷酷无情，性格乖张等等。同时也有可能让他从小就有远大志向，并且能够不惜一切手段来改变自己的状况。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且最终登上历史的顶峰，这也说明了他有一个冷静的头脑。
嬴政幼年的生活经历以及离奇的身世造就了他冷酷无情的性格，清醒冷静的头脑，而这些也是一个成大业的历史人物所必需的品质。
2，巩固权力，统一全ZG
消除内部威胁，巩固权力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即位。吕不韦凭借其与庄襄王还有赵姬的特殊关系在朝中握有重权。嬴政年少，不能处理政事，吕不韦以相国身份
专权，还被嬴政尊称为仲父，所以嬴政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 公元前239年，嬴政命其弟成率兵进攻赵国，成趁机发动兵变，结果被嬴政派兵平定，并将成及其部下全部处死。嬴政初步巩固了王位。
公元前238年，嬴政已22岁，应该加冕亲政，吕不韦就成为了他亲政的一个最大障碍。最后由于赵太后叛乱被镇压，吕不韦受到牵连，公元前237年，嬴政解除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并解除了其一切军政大权，第二年，吕不韦饮鸩自杀。秦王嬴政彻底的巩固了其宫内权力。
另外，在吕不韦垮台以后，李斯作为嬴政的得力助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是ZG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 横扫六国，统一全ZG
嬴政在亲政后，用了大约九年的时间，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对六国的斗争也由先前的蚕食变为吞并。他根据李斯的建议，确立了“先取韩，以恐他国”的策略。从公元前230年起，嬴政全面发动了兼并六国的统一战争。
战国后期，七雄中只有赵国是可以勉强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但是公元前262年的长平之战，赵国惨败，四十万赵军被坑杀，赵国实力大损，其他国家更加无力抵御秦国的进攻。
嬴政亲政，更把削弱赵国的军事实力作为统一的重要一步，并于公元前236年和公元前232年先后两次进攻赵国，但由于赵国大将李牧的英明指挥而没有成功，不过也使赵国的实力大为削
弱。
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令内史腾率领大军转而进攻韩国，韩国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被秦军迅速攻下其都城新郑，并俘虏了韩王安。韩国灭亡，秦国在此设颍川郡。
第二年，即公元前229年，秦王嬴政派大将王翦率兵从上党进攻赵国，赵国仍然由李牧率兵抵抗，双方相持达一年之久。于是秦国使用反间计，以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向赵王诬陷李牧，结果李牧被罢，后被处死。这样，赵国无人可以统兵抗敌，于是，王翦在公元前228年俘虏赵王，并攻入赵国都城邯郸。赵国灭亡。
公元前226年，秦王嬴政派王翦、王贲进攻燕国，攻陷燕国都城蓟，燕王逃往辽东郡。
公元前225年，嬴政派王贲率兵将魏国都城大梁包围。王贲采取水攻的策略，把黄河与大沟的水引入大梁。三个月后，大梁城墙塌陷，魏王出城投降，魏国灭亡。
公元前224年，秦王政派王翦进攻楚国，俘虏楚王负刍，而楚国大将项燕又立昌文君为楚王。第二年，王翦、蒙武再次大败楚军，杀死昌文君，项燕自杀。
山东五国的先后灭亡，意味着齐国末日的来临。公元前221年，刚灭掉燕王喜班师回朝的秦国大将王贲，奉嬴政之命率军进攻齐国。同样，秦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攻下齐国都城临淄，齐国灭亡。
3，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
称皇帝
秦国统一全ZG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嬴政一个区别于以前所有统治者的称号，以突出他的历史功绩。对于“王”这样一个称号，西周东周的统治者都称王，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也称王，但是他们后来要么是消失了就是被消灭了，这对于雄心勃勃的嬴政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秦王下令说：“寡人以渺渺之身，兴兵诛伐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但是李斯认为以前的三皇五帝统治的地盘也不是很大，并且周边的少数民族也经常叛乱，所以连三皇五帝的功业都不能和秦王嬴政相提并论。于是，嬴政将“皇”和“帝”两字连用，以显示他的千古功绩。从此嬴政称皇帝，为始皇帝，后世继承皇位者以数计，为二世、三世，直至万世，传之无穷。这样，秦始皇就成为秦王嬴政的称号，皇帝也就成为ZG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的专称。
早在公元前288年，秦和齐的两国国君就分别自称西帝和东帝，但是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及其它诸侯国的强烈反对，他们最终放弃了这样的称号。秦国国君在此后也曾两次试图称帝，但都失败了。因此当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称帝时，他正利用了当时依据有的浓厚政治色彩，而又保持了与远古神祗圣哲强烈联想的一个字眼。这个字眼恰当地象征了一个人的政治成就，对他，并且可能对他的臣民来说，这种成就看来几乎是超人的。
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当秦统一全ZG时，关于用什么样的形式来组织这个国家大抵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丞相王琯为首的保守派提出，他们主张恢复分封制度。由于当时刚刚统一全ZG，各地武装叛乱时有发生，所以，以王琯为首的这些保守政治家就以便于维护统治的理由而恢复分封制度。另外一种意见是以廷尉李斯为首的革新派政治家提出的，他们主张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制度。李斯认为分封制不再适合秦帝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周王室的亲戚们一旦取得了他们的土地，立刻互相疏远和进行战争，天子则无力阻止他们，所以结论是“臵诸侯而不更”。
最后，李斯的意见得到了秦始皇的认可，他把全国划分为36个郡，每个郡下面又有数目不等的县。由“守”负责各个郡的行政，“尉”负责军事，还监御史，代表秦始皇。县由地方官员治理，大县的长官称“令”，稍小的长官称“长”。这些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他们接受固定的俸禄，且其职位不是世袭的，只要做得不好或者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可以被随时罢免。
这种郡县制对于秦帝国来说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实行过，但由于封建贵族的势力过于强大，他们并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分封制和郡县制在帝国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曾并行存在。吕不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既是相国同时又领有庄襄王子楚分封与他的食邑 １０万户。
完全推行郡县制就意味着要对那些以前的各国的统治者及
其贵族进行某种处理。“徒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虽然有些夸张，但是还是反映了当时**的基本处理措施，那就是为贵族富豪在咸阳修筑宫殿让他们居住，按时发放一些钱财以供生活。这种政策在当时看来是比较合适的，一方面贵族富豪们不但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他们也掌握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如果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或者赶尽杀绝的话，那么后果很有可能是国内局势继续动荡，统一的基础更加薄弱。但是，这样做毕竟也有它的局限性，即秦一旦式微，这些旧的贵族就能东山再起，发动内战。
另外，秦始皇设立了一套严密的官僚体制。皇权是最高权力，由皇帝一个人占有，实行终身制和世袭制。皇帝权力不可分割，它拥有支配天下一切土地和人民的主权及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最高监察权，军事统帅权和国家财政权，并且地方绝对隶属于中央。他在中央设“三公”，即丞相掌行政权，太尉掌军权，御史大夫掌监察权；设“九卿”，即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皇帝侍卫，卫尉掌宫廷守卫，太仆掌皇室车马，宗正掌宗室事务，典客掌少数民族首领来朝，少府掌山林川泽税收暨宫廷手工业，治粟内史掌钱谷理财，廷尉掌刑罚。
这样的体制有几个特点，第一它确立了皇帝的最高统治权，确立了皇帝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权威。第二，在中央的三公九卿制度内的各级官员，一方面是皇帝意图的执行者，其实也拥有很大的实际权力。另一方面，他们各自分工很细，
并且最后决断权还是在皇帝一个人身上。因此，没有哪一个官员可以独揽大权。这种制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在中央是三公相互制衡，在郡一级的单位是“守”，“尉”及“监御史”三者相互制衡。这对于皇帝有效地控制官员，维护自身不可侵犯的权威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所以说，但从这个制度上来看，这是一种大皇帝，小官员的制度，特别适合于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政治情况。
秦始皇的统治思想
秦始皇好像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统治思想，但是他在法家学者李斯的辅助下，将法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一套主要思想。 法家思想在维持社会治安，保持**威权有着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个以军事活动为主的团体内，法家思想在维持良好的纪律，保持军队强大战斗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法家思想注重用法律，威权及其国家恐怖机器去维持社会秩序，并不是依靠人民的自觉遵守和人民对这个国家的忠诚。这点可以为《汉书.刑法志》来证明：“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肋，镐烹之刑”。依靠法家思想组成的社会不是有机的组合，而是一种强行的压制，这样的社会没有生机，人民也没有任何安全感，对于**是惧怕而不是忠诚，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另外在秦朝这样的社会，法治和皇帝的最高权力却似乎有着一对不可避免的天然矛盾。其实在秦朝这样的君主专制的国家，归根结底皇帝所讲的话就是法律，而
那些已经制定的一些法令，执行效力上肯定不能和皇帝的一句话相提并论。秦始皇用法家思想进行统治，但并不代表秦帝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里所谓的“法家”就是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显得比较残暴，用严刑酷法来治理臣民。这里的“法”是相对于儒家思想来说的。
除了法家之外，秦始皇还吸收了其它许多思想流派的东西。 由于秦帝国的历史传统，儒家思想在秦一直都得不到重视，甚至排斥。在帝国初期，一批儒士曾建议恢复古代的分封制度，他们的建议没有得到秦始皇的采纳。谈到儒家时，有一个人千万不能被忽略，那就是吕不韦。吕不韦依靠众多儒士所作《吕氏春秋》一书，将儒家思想奉为政治思想的主体，书中所论多举周、齐、鲁诸国之史事。秦培养官吏的规定《为吏之道》中有许多重民和实行德政的内容，与秦的法家思想有很大不同，其中不少内容与《礼记》、《大戴礼记》、《说苑》等相同。这是一部表达吕不韦执政思想的书。虽然秦帝国在培养教导官吏方面对此有一定的借鉴，但是秦始皇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都是与这本书的意见针锋相对的。但是自从秦始皇亲政，吕不韦失势之后，《吕氏春秋》一书及其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被抛弃了。
经济
秦朝统一天下之后，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大臣李斯建议，“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5]，被秦始皇采纳，颁行全国。
秦琅邪刻石上就有“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词句，碣石刻石上也刻有“推行成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表明“上农”、鼓励农业和“除末”、抑制商业是秦朝的根本方针。另外，在秦帝国，老百姓为了纳税，必须向**报告土地面积以及土地的价值。这意味着土地siyou制已在秦朝获得合法地位。土地siyou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极大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冶铁技术的发展，铁器农具也已经在农业生产中普及。从这些我们可以推测出秦帝国的农业生产水平较前代是应该高出很多的。
虽然秦帝国**的重农抑商德政策，但是商业不管怎么说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战国以来农业的发展，对农业工具的要求以及人口的增长使得商业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代蜀地的大铁商卓氏、程郑和南阳的孔氏，虽然都是山东迁虏，可是在迁后的发家过程中并未受到官府的刁难，这是因为他们对铁器的生产、销售有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另外，秦在统一全ZG之后也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货币与度量衡的统一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各地区之间的商业交往也就方便多了。还有一个因素——修路，并且规定车同轨，虽然**的出发点是军事方面的，但是这加强了社会内部的流动性，各地之间的民间往来，商业往来比以前更加兴旺。所有这些都使商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文化的统一 秦始皇虽然在对待儒家思想上表现出了一些文
化落后性。但是，统一文字对中华民族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是应该永世不忘的。众所周知，ZG国土面积广大，各地区人民生活方式，习惯不尽相同，所说的方言几乎是成千上万种。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字，那么将很难保证中华民族文化的完整性。文化上的分lie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一时的zhengzhifenlie，国家fenlie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一旦文化fenlie，民族认同感将会大大降di，甚至会慢慢消失，人们心中的大中华的观念就不会长久保持。那么维护大中华的统一就不会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因此稍微一点zhengzhi上的fenlie便会导致国家的长时间fenlie，甚至是永久fenlie。西欧的面积比ZG要小很多，但是他们为什么一直不能实现追求已久的欧洲大一统的梦想呢？文字上的不统一应该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原因。
秦帝国的影响力 在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全ZG以后，战争仅仅停止了很短一段时间，马上就进行了对外扩张。秦帝国的军事扩张活动向北推进也向南推进。向北的军事活动是由蒙恬负责的，他带领大军在西北部打击匈奴人十数年。他在北部征服的地区包括黄河北部河套内的鄂尔多斯地区以及更往北的今内蒙古地区以及向西延伸到今天甘肃省。在向南征服的过程中，秦帝国占据了今广东广西以及福建的一部分，并在此设臵了四个郡。 在这个时期内，秦帝国国土面积广阔，军事实力强大，在北方，匈奴的袭击活动在很长时间内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在南方，
秦帝国更是所向披靡，征服了很多土地，其势力范围已经达到了今天yue南北部地区。这个时期的东亚地区，已经不可能存在能威胁秦帝国霸主地位的国家了。
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仅仅属于秦帝国这样一个朝代，但是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dong亚文明quan确实在弘扬秦帝国乃至中华di国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古代东亚地区，特别是朝鲜和日本，将能够识别汉字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文化标准，他们不遗余力的去模仿中华di国的政治思想，社会礼仪，生活风尚等等。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且对于一个帝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秦帝国确立的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度，使政治气象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执政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国家实力有大幅度的上升，在文化上对周边地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在当时dong亚地区人们可知的世界里，秦帝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帝国。
4，秦帝国的败落及其原因
秦帝国在公元前206年崩溃，这距离秦统一全ZG仅仅十五年时间，这样一个巨大的帝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崩溃了，其中的原因确实值得人们去思考。
保罗.肯尼迪曾经说过，一个帝国的衰亡，其根本原因不是外部的威胁而是内部的变化。秦帝国自然也逃脱不了这个定律。
第五，结语
秦帝国虽然短暂，但是它是中华di国历史之开创。秦帝国的zhengzhi实践，也是ZG古代zhengzhi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跃，它一方面印证了法家思想在zhiliguojia方面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单纯的法家思想zhiguo理念是不足以驾驭zhong国这样一个巨大的di国的zhengzhi现实。另外，秦帝国为中华di国设立了一套基本的帝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华di国两千年的发展路线。因此，秦始皇和他的秦帝国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