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汇报
评价卢梭的《忏悔录》时所说的话。以之用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无疑也十分尊敬的党组织：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瞻仰革命先烈瞿秋白，肃立在塑像前。首先，我们来到常州市区秋白先生纪念馆，参观了这四合院似的仿古建筑。尔后，参观了秋白的生平事迹，受到深刻教育。他是被长当地人誉为：‚常州三杰‛之一的杰出人物，更是我党最早入党的重要人物。
通过参观瞿秋白先生的生平事迹，我们对于他的生平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当我们再次肃立在他的塑像前时，那崇敬与缅怀之情顿时变得更为强烈，感受到了他的崇高与伟大。他那些伟大的事迹仿佛重新出现在我们眼前，历历在目，令人振奋不已。
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19年5月4日，性格内向的他参与了五四运动，加入了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
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1922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
陈独秀回国时，邀请瞿秋白回国工作，于是瞿也随同陈独秀回到北京。1923年夏，于右任、邓中夏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同时，瞿秋白兼管中共宣传工作，担任《新青年》的编辑，
1924年，国民党改组，瞿秋白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并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与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 。
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
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被停职，由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8月7日，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缺席）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三任最高领导人。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间（1927年7月-1928年5月），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暴动。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强势作风的陈独秀不同，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
1928年4月，瞿秋白从上海经海路抵达大连，又改乘火车沿中东铁路北上，通过满洲里的秘密通道出境进入苏联。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
1930年7月，瞿秋白由于立场调和，被当地的党部指为机会主义
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携妻子离开苏联回国，8月中旬回到上海，主要任务是在9月底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立三路线。但由于瞿秋白‚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于是在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瞿秋白留在上海养病（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来往。
1934年1月，由于无法继续留在上海养病，瞿秋白又回到瑞金（2月5日），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闲职。
红军长征后，瞿秋白带病留守南方。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宋希濂的国军第三十六师向贤矩部逮捕，6月18日，在长汀中山公园执行枪决。在被押期间（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其由文人从政曲折的心路历
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后又参加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主编过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曾将为陈独秀等人压制和拒绝发表的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并为之写了序言。大革命失败后，在汉口主持召开临时中央紧急会议，后任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4月去苏联，6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苏联期间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苏维埃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问题，写了大量论著，翻译了共产国际纲领以及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著作。1930年8月回到上海，9月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1年夏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反击国民党文化的‚围剿‛，系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普列汉诺人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翻译了苏联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1934年2月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
1935年2月23日在福建被捕，6月18日英勇就任义，年仅36岁。 1934年2月，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利诱劝降，都被他凛然拒绝。6月18日，他坦然走向刑场，沿途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盘膝坐在草坪上，饮弹洒血，慷慨就义，时年36岁。
他说过：‚光明和火1935年5月瞿秋白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是他‚余剩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是他在濒于生命绝灭前，‚只
剩得我自己‛时，‚内心的话‛、‚内心的真相‛的‚彻底暴露‛。
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他并不能把自己打扮成历史伟人，但他却成了真正的历史伟人，他的自传也因为他不想打扮自己而成了此后一切自传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部。‛这是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在恰当。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我性格形成的家庭和社会历史根源的剖析；对于所犯‚左‛倾路线的错误的历史地严于律己地自我审视；他的关于政治家和文人的矛盾、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绅士意识的矛盾的因果分析，
在党的幼年时期，瞿秋白以自己为例，留给青年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竟寓含如此彻底的历史唯物观点。他认为，任何领袖、名人（包括他自己）。都不过是历史环境的产物，这种历史的选择有时会违反个人的兴趣和性情。因而当他最后自我反思时，又由衷地在他的绝笔
《多余的话》里写下：‚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王明路线在全党处于统治地位的时期。他把自己这时期停止思索和怀疑的态度看作是政治上和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看作是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问题许多方面的‚不了解‛。〈多余的话〉，几乎可以看作是秋白所处时代的某一侧面的多棱镜，不只折射出秋白个人，也折射出那一时代某一侧面的真实。
他把自己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及一般社会科学方面的成绩的取得，归之于‚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国际的领导‛。而把后来这方面的某些过失则严格地视为由于自己参加实际斗争越到后来越少，归之于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归之于自己‚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
一篇文章中，他说：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最终，由于疾病和政治路线的问题，他在最后的几年里面是失意和落魄的，曾经说过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绝笔中说出了要求开除的话。其中李立三和王明的打击最大，他觉得自己犯了极大地罪
从功绩上讲，他在介绍马克思主义以及外国文学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失误上讲，他没有反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对共产党的错误领导，并且其自身思想中还是有文人流气的；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功绩是大于过错的。
思想汇报
评价卢梭的《忏悔录》时所说的话。以之用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无疑也十分尊敬的党组织：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瞻仰革命先烈瞿秋白，肃立在塑像前。首先，我们来到常州市区秋白先生纪念馆，参观了这四合院似的仿古建筑。尔后，参观了秋白的生平事迹，受到深刻教育。他是被长当地人誉为：‚常州三杰‛之一的杰出人物，更是我党最早入党的重要人物。
通过参观瞿秋白先生的生平事迹，我们对于他的生平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当我们再次肃立在他的塑像前时，那崇敬与缅怀之情顿时变得更为强烈，感受到了他的崇高与伟大。他那些伟大的事迹仿佛重新出现在我们眼前，历历在目，令人振奋不已。
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19年5月4日，性格内向的他参与了五四运动，加入了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
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1922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
陈独秀回国时，邀请瞿秋白回国工作，于是瞿也随同陈独秀回到北京。1923年夏，于右任、邓中夏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同时，瞿秋白兼管中共宣传工作，担任《新青年》的编辑，
1924年，国民党改组，瞿秋白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并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与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 。
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
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被停职，由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8月7日，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缺席）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三任最高领导人。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间（1927年7月-1928年5月），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暴动。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强势作风的陈独秀不同，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
1928年4月，瞿秋白从上海经海路抵达大连，又改乘火车沿中东铁路北上，通过满洲里的秘密通道出境进入苏联。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
1930年7月，瞿秋白由于立场调和，被当地的党部指为机会主义
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携妻子离开苏联回国，8月中旬回到上海，主要任务是在9月底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立三路线。但由于瞿秋白‚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于是在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瞿秋白留在上海养病（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来往。
1934年1月，由于无法继续留在上海养病，瞿秋白又回到瑞金（2月5日），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闲职。
红军长征后，瞿秋白带病留守南方。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宋希濂的国军第三十六师向贤矩部逮捕，6月18日，在长汀中山公园执行枪决。在被押期间（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其由文人从政曲折的心路历
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后又参加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主编过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曾将为陈独秀等人压制和拒绝发表的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并为之写了序言。大革命失败后，在汉口主持召开临时中央紧急会议，后任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4月去苏联，6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苏联期间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苏维埃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问题，写了大量论著，翻译了共产国际纲领以及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著作。1930年8月回到上海，9月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1年夏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反击国民党文化的‚围剿‛，系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普列汉诺人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翻译了苏联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1934年2月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
1935年2月23日在福建被捕，6月18日英勇就任义，年仅36岁。 1934年2月，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利诱劝降，都被他凛然拒绝。6月18日，他坦然走向刑场，沿途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盘膝坐在草坪上，饮弹洒血，慷慨就义，时年36岁。
他说过：‚光明和火1935年5月瞿秋白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是他‚余剩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是他在濒于生命绝灭前，‚只
剩得我自己‛时，‚内心的话‛、‚内心的真相‛的‚彻底暴露‛。
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他并不能把自己打扮成历史伟人，但他却成了真正的历史伟人，他的自传也因为他不想打扮自己而成了此后一切自传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部。‛这是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在恰当。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我性格形成的家庭和社会历史根源的剖析；对于所犯‚左‛倾路线的错误的历史地严于律己地自我审视；他的关于政治家和文人的矛盾、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绅士意识的矛盾的因果分析，
在党的幼年时期，瞿秋白以自己为例，留给青年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竟寓含如此彻底的历史唯物观点。他认为，任何领袖、名人（包括他自己）。都不过是历史环境的产物，这种历史的选择有时会违反个人的兴趣和性情。因而当他最后自我反思时，又由衷地在他的绝笔
《多余的话》里写下：‚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王明路线在全党处于统治地位的时期。他把自己这时期停止思索和怀疑的态度看作是政治上和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看作是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问题许多方面的‚不了解‛。〈多余的话〉，几乎可以看作是秋白所处时代的某一侧面的多棱镜，不只折射出秋白个人，也折射出那一时代某一侧面的真实。
他把自己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及一般社会科学方面的成绩的取得，归之于‚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国际的领导‛。而把后来这方面的某些过失则严格地视为由于自己参加实际斗争越到后来越少，归之于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归之于自己‚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
一篇文章中，他说：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最终，由于疾病和政治路线的问题，他在最后的几年里面是失意和落魄的，曾经说过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绝笔中说出了要求开除的话。其中李立三和王明的打击最大，他觉得自己犯了极大地罪
从功绩上讲，他在介绍马克思主义以及外国文学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失误上讲，他没有反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对共产党的错误领导，并且其自身思想中还是有文人流气的；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功绩是大于过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