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繁荣》读后感
在这本书的序中提到奥尔森对于权力、政府、政治与经济相联系所提出的
思考，对于我来说这些理论是比较抽象难于理解的，而且我的价值观中已经形成
了对于这些理论的一些看法，虽然说现在应该是没有一个令人满意让人普遍接受
的关于权力、政府与政治的理论，但是奥尔森的这些分析为这些问题打开了一道
新的门，对于我固有的认识是个冲击，例如为什么有的市场经济国家贫穷，有的
富裕；为什么市场经济不是保证国家繁荣的唯一条件；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能够带
来经济繁荣等。《权利与繁荣》据我了解到，是受到很多人推崇的，我也认为其
中有不少可以借鉴之处，以下就我感触比较深的几点谈谈我的认识。
奥尔森运用比喻的方法阐释了权力的逻辑，提出了国家起源的流动帮匪定居
理论。他认为，存在一群流动帮匪，到处掠夺。后来，这群流动帮匪发现，通过
在一固定地区征税，对该地区提供保护等公共产品，能够得到更多利益。于是，
他们定居下来，对其成员制订了一些规章制度，严格保护成员产权，不准外来者
掠夺该地区，也不准内部成员随意掠夺或盗窃他人财产。这样，国家就产生了。
当税率过高时，就可能导致生产下降，从而可能使税收总额减少。因而，最优税
率应该为：税率提高增加的税收恰好等于税率上升导致生产下降造成的税收损
失。为了增加税收，定居下来的帮匪就会提供公共物品、保护产权等。
专制统治权力的第二只手是在共容利益的指引下使用权力，其后果至少在某
种程度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即使其实现了公共物品的供应，也不是基于善良
的愿望去做的。大多数人统治与专制统治一样都拥有社会的共容利益，因为他们
都控制着税收征收权。但是，大多数人统治下还能获得社会中重要的市场收入份
额，从而使其拥有更强的社会生产上的共荣利益观。这就使人们更倾向于民主政
治，无论从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是出于自利的角度，形成了政治格局。
为了在一个既定税率下取得最大的收益，一个社会必须公正的执行契约，更
多的收益只有在长期的基础上才可以再次产生。为了从长期契约执行中获得好
处，一个国家还需要稳定的货币。那些定居的匪帮首领就会有最大化的税收所得，
他的臣民就会在他的领地的生产中得到最大利益。当然，这需要首领绝对采取长
远的政策，只有这样，臣民才会绝对相信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利及契约执行会得到
永远的尊重，并且货币会保持着完全的币值。但是绝大多数专制统治者都会着眼
于眼前的利益，所以他们的政权总是短暂的，结束于多样的政变中。
然而，独裁者被消灭并不一定会带来民主。独裁被消灭后，民主的出现是有
条件的。只有当面临外部影响的时候，民主才会出现。但是，在有些国家民主也
能够自发产生。这些国家不存在导致独裁的条件；各个领导者不是相互分散，从
而不能在不同地区形成分散的小独裁者；不会被外部势力所征服。每一个想成为
独裁者的人，如果不存在独裁的条件，其最好的选择就是分享部分国家的权力。
奥尔森认为，科斯定理是一种乌托邦。根据科斯定理，当人们自愿进行交易时，
如果没有欺骗或者错误，交易会使他们的状况变得更好。“尽管那些从垄断者手
中购买东西的人要比那些从一个竞争性价格市场中购买东西的人要稍微不划算
一些，但是他们都在购买他们希望获得的东西”。然而，在理性的人中间也会发
生坏的事情，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像科斯谈判的那样——都是自愿
的。相对于富裕国家来讲，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由于这些国家的交易成本太高，
但是，富裕国家的人并不比贫穷国家的人更善于讨价还价和达成交易。过高的交
易成本无法解释贫穷国家更加贫穷的原因。因此，尽管科斯定理和交易成本理论
可以很好地解释科层制企业的特征，但在理解政治方面存在缺陷。奥尔森认为，
要正确理解政治，不仅必须明白自愿交易的收益，还必须要明白武力和强制。
拥有权力的一方通过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权力能够得到收益，并且这种行为的
成本比他的收益要少得多时，理性自利也会引导人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强迫他
人，即存在“武力的黑暗面”。这正是造成如霍布斯所言的“荒凉、贫穷、卑鄙、
野蛮以及短缺”的无政府状态生活的主因。
在无政府社会中，生产的动机受到一个人的产品、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可能
被其他人掠夺去的可能性的抑制。有些劳动力不是用来生产，而是用来掠夺的。
在一个无政府社会中，一个家庭可能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在防止掠夺而不是在生产
上。因此，本用于生产的资源被用于防止掠夺活动了。资源流向土匪以及社会的
防止掠夺行为都减少了产量。
如果无政府社会被一种恰当的和平秩序所取代，那么产量就会大幅度增加。
即使无政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签订了社会契约以确立一个和平秩序，无政府状态
也不会根除，除非契约能够得到强制执行。但是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一方可以强
制执行契约，那首先不会有先前的无政府状态。
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利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合约，而且
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奥尔森认为经济成功有
两个条件，一要是对所有人都有稳定的且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
利，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没有掠夺行为。如果政府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可能就会对
经济繁荣起阻碍作用，甚至导致经济衰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把国家兴衰的理
论更进了一步，增加了对政府限制或保护权利作用的分析，深化了对政府作用的
认识。奥尔森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从个体追求最大利益的动机出发分析政府的
作用，弥补了关于政府作用的传统理论只从政治学或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而缺乏
微观基础的缺陷。
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与影响，并非在于如何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而在于
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否能够保障民众的经济自由，是否有利于市场的扩展。如果
没有由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所提供的约束条件，要想发展起严格的产权制度
及合约的有效执行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从政府的激励机制出发，建立一个能够
给予涵盖利益最大决策权的也就是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只有“强化市场型政府”
的政府才能够做到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和公民自由，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
约，能够向社会提供充分和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且在此同时它还能够
受到约束而无法任意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于是“奥尔森条件”才能得到充分满
足。也只有在这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可能存在完善的市场，
并且让市场机制拓展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以政府全力介入的方式
强制发展，是我们习惯的方式。关于发展中国家，奥尔森的逻辑认为，其落后的
最大挑战不在于资源或资本匮乏，而在于它们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分工、交换等
市场活动，特别是高质量的政府活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征服重点发挥作
用的领域和力度往往大相径庭，其关键差别集中在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他人或政府
本身的侵犯上。在中国，真正让人担心的问题始终不是市场，而是政府，或者说，
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无所不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
时，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在不断地积累和发酵，它带来的后果是发展的质量不高，
经济失衡，环境破坏大，腐败频发，社会分化。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为高质量的政
府活动制造了障碍。
中国以传统的治理方式推动了经济增长，并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这是它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过，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尽
快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民主、法治、宪政的政治经济体制，构建
强化市场型政府，就成为决定未来中国改革能否真正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权力与繁荣》读后感
在这本书的序中提到奥尔森对于权力、政府、政治与经济相联系所提出的
思考，对于我来说这些理论是比较抽象难于理解的，而且我的价值观中已经形成
了对于这些理论的一些看法，虽然说现在应该是没有一个令人满意让人普遍接受
的关于权力、政府与政治的理论，但是奥尔森的这些分析为这些问题打开了一道
新的门，对于我固有的认识是个冲击，例如为什么有的市场经济国家贫穷，有的
富裕；为什么市场经济不是保证国家繁荣的唯一条件；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能够带
来经济繁荣等。《权利与繁荣》据我了解到，是受到很多人推崇的，我也认为其
中有不少可以借鉴之处，以下就我感触比较深的几点谈谈我的认识。
奥尔森运用比喻的方法阐释了权力的逻辑，提出了国家起源的流动帮匪定居
理论。他认为，存在一群流动帮匪，到处掠夺。后来，这群流动帮匪发现，通过
在一固定地区征税，对该地区提供保护等公共产品，能够得到更多利益。于是，
他们定居下来，对其成员制订了一些规章制度，严格保护成员产权，不准外来者
掠夺该地区，也不准内部成员随意掠夺或盗窃他人财产。这样，国家就产生了。
当税率过高时，就可能导致生产下降，从而可能使税收总额减少。因而，最优税
率应该为：税率提高增加的税收恰好等于税率上升导致生产下降造成的税收损
失。为了增加税收，定居下来的帮匪就会提供公共物品、保护产权等。
专制统治权力的第二只手是在共容利益的指引下使用权力，其后果至少在某
种程度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即使其实现了公共物品的供应，也不是基于善良
的愿望去做的。大多数人统治与专制统治一样都拥有社会的共容利益，因为他们
都控制着税收征收权。但是，大多数人统治下还能获得社会中重要的市场收入份
额，从而使其拥有更强的社会生产上的共荣利益观。这就使人们更倾向于民主政
治，无论从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是出于自利的角度，形成了政治格局。
为了在一个既定税率下取得最大的收益，一个社会必须公正的执行契约，更
多的收益只有在长期的基础上才可以再次产生。为了从长期契约执行中获得好
处，一个国家还需要稳定的货币。那些定居的匪帮首领就会有最大化的税收所得，
他的臣民就会在他的领地的生产中得到最大利益。当然，这需要首领绝对采取长
远的政策，只有这样，臣民才会绝对相信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利及契约执行会得到
永远的尊重，并且货币会保持着完全的币值。但是绝大多数专制统治者都会着眼
于眼前的利益，所以他们的政权总是短暂的，结束于多样的政变中。
然而，独裁者被消灭并不一定会带来民主。独裁被消灭后，民主的出现是有
条件的。只有当面临外部影响的时候，民主才会出现。但是，在有些国家民主也
能够自发产生。这些国家不存在导致独裁的条件；各个领导者不是相互分散，从
而不能在不同地区形成分散的小独裁者；不会被外部势力所征服。每一个想成为
独裁者的人，如果不存在独裁的条件，其最好的选择就是分享部分国家的权力。
奥尔森认为，科斯定理是一种乌托邦。根据科斯定理，当人们自愿进行交易时，
如果没有欺骗或者错误，交易会使他们的状况变得更好。“尽管那些从垄断者手
中购买东西的人要比那些从一个竞争性价格市场中购买东西的人要稍微不划算
一些，但是他们都在购买他们希望获得的东西”。然而，在理性的人中间也会发
生坏的事情，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像科斯谈判的那样——都是自愿
的。相对于富裕国家来讲，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由于这些国家的交易成本太高，
但是，富裕国家的人并不比贫穷国家的人更善于讨价还价和达成交易。过高的交
易成本无法解释贫穷国家更加贫穷的原因。因此，尽管科斯定理和交易成本理论
可以很好地解释科层制企业的特征，但在理解政治方面存在缺陷。奥尔森认为，
要正确理解政治，不仅必须明白自愿交易的收益，还必须要明白武力和强制。
拥有权力的一方通过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权力能够得到收益，并且这种行为的
成本比他的收益要少得多时，理性自利也会引导人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强迫他
人，即存在“武力的黑暗面”。这正是造成如霍布斯所言的“荒凉、贫穷、卑鄙、
野蛮以及短缺”的无政府状态生活的主因。
在无政府社会中，生产的动机受到一个人的产品、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可能
被其他人掠夺去的可能性的抑制。有些劳动力不是用来生产，而是用来掠夺的。
在一个无政府社会中，一个家庭可能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在防止掠夺而不是在生产
上。因此，本用于生产的资源被用于防止掠夺活动了。资源流向土匪以及社会的
防止掠夺行为都减少了产量。
如果无政府社会被一种恰当的和平秩序所取代，那么产量就会大幅度增加。
即使无政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签订了社会契约以确立一个和平秩序，无政府状态
也不会根除，除非契约能够得到强制执行。但是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一方可以强
制执行契约，那首先不会有先前的无政府状态。
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利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合约，而且
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奥尔森认为经济成功有
两个条件，一要是对所有人都有稳定的且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
利，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没有掠夺行为。如果政府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可能就会对
经济繁荣起阻碍作用，甚至导致经济衰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把国家兴衰的理
论更进了一步，增加了对政府限制或保护权利作用的分析，深化了对政府作用的
认识。奥尔森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从个体追求最大利益的动机出发分析政府的
作用，弥补了关于政府作用的传统理论只从政治学或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而缺乏
微观基础的缺陷。
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与影响，并非在于如何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而在于
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否能够保障民众的经济自由，是否有利于市场的扩展。如果
没有由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所提供的约束条件，要想发展起严格的产权制度
及合约的有效执行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从政府的激励机制出发，建立一个能够
给予涵盖利益最大决策权的也就是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只有“强化市场型政府”
的政府才能够做到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和公民自由，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
约，能够向社会提供充分和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且在此同时它还能够
受到约束而无法任意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于是“奥尔森条件”才能得到充分满
足。也只有在这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可能存在完善的市场，
并且让市场机制拓展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以政府全力介入的方式
强制发展，是我们习惯的方式。关于发展中国家，奥尔森的逻辑认为，其落后的
最大挑战不在于资源或资本匮乏，而在于它们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分工、交换等
市场活动，特别是高质量的政府活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征服重点发挥作
用的领域和力度往往大相径庭，其关键差别集中在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他人或政府
本身的侵犯上。在中国，真正让人担心的问题始终不是市场，而是政府，或者说，
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无所不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
时，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在不断地积累和发酵，它带来的后果是发展的质量不高，
经济失衡，环境破坏大，腐败频发，社会分化。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为高质量的政
府活动制造了障碍。
中国以传统的治理方式推动了经济增长，并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这是它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过，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尽
快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民主、法治、宪政的政治经济体制，构建
强化市场型政府，就成为决定未来中国改革能否真正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