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梳理“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内外的历史背景，分析事变后国民政府和东北当局寄希望于国联调停的原因。研究表明，当时国内政局动荡，蒋介石、张学良对日本心存恐惧，而且对国联和“币原外交”心存幻想；同时日本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导致中方判断不明，错误地选择依赖国联。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币原外交；国联；蒋介石；张学良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13-0087-03[作者简介]江星若（1982―），男，湖南长沙人，本科，长沙市烟草公司宁乡县分公司职员，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一、“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政局
1931年的中国正处内忧外患之中。自1929年以后，蒋介石因裁军问题先后与地方实力派发生一系列混战。1930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向各方发出了“拥护中央”的“巧电”，随即率东北军精锐出关助蒋，扭转了战争局面。阎锡山望风而逃，冯玉祥部下纷纷倒戈，中原大战随即结束。
蒋介石此时志得意满，随即宣布全国进入“训政”时期，计划制订约法、召开国民会议、选举总统，结果遭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强烈反对。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后又向外报道胡已辞职，引起党内矛盾大爆发。5月底，国民党内以孙科为首的改造派、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及其他各派反蒋势力齐集广州，并于28日宣布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揭露蒋介石关押胡汉民、非法召开国民会议等罪行，限令蒋于48小时内下台。蒋介石此时正调集军队主力到江西“围剿”红军，无力对广州展开军事行动。事变发生后，宁、粤双方以此为借口相互攻击。这时蒋介石忙于巩固地位，对抗日深感力不从心：“夫我内乱不止……而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辱，其如力不足何。”而张学良一则因东北军大部主力尚在关内，二则坚持认为只有在国政统一的情况下才能抗日，也不敢轻易动武。
蒋介石一直主张“攘外须先安内”，坚持对苏区进行围剿，其顾虑之一，也是怕苏联以此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蒋介石在事变前，一再叮嘱张学良对日军挑衅须忍让。如由日军挑起的“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于7月11日致电张学良，让他“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为”，又叮嘱他“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又致电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旋即电令东北各军负责长官一体遵照执行。由于“中东铁路事件”的教训，蒋介石于事变后反复指示张学良要谨慎处理。他担心张学良如前事一般擅自与日方签约。如9月21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略谓：“若日本胁迫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望设法严拒。”9月23日，张学良派万福麟等人去南京汇报事变详情，当晚蒋介石与万福麟谈话，特意要万转告张不能与日本签约，“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希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这些都透露了他对东北当局擅自签约的忧虑。
二、“九一八”事变前的日本国内形势
当时国联对日本的影响与日本复杂的国内形势有关。1889年日本颁布的《明治宪法》规定所有军队由天皇统帅，但天皇一个人管不了，这导致军部实际上可脱离首相和内阁的控制。军部和外务部之间矛盾重重。虽然两者都有侵略扩张的意图，但军部更激进，而外务部则偏向于渐进的稳重策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逐渐形成了尊重华盛顿体系，对华采取“不干涉内政”，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币原外交”政策。该政策是由1924年出任外务大臣的币原重喜郎提出来的，他在就任后表示，“权谋术数之策略以及侵略性政策之时代已经完全过去，外交在于踏着正义和平之大道前进”，“我们绝不牺牲他国以满足自己非理性的欲望，也不为所谓侵略主义、扩张领土这种事实上不可能的迷梦所动摇”。“币原外交”的形成和日本因急于扩张而遭受打压的经验教训有关。早在甲午战争时，日本就有过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挫折。一战以后，日本对中国胶州、大连等地的野心也引起美国的反感。美国通过多种途径打压日本在远东的势力，甚至迫使日本归还了中国胶州租借地。而“币原外交”正是日本在赤裸裸的军事扩张受到阻拦后不得不另谋出路的一种表现。因此，在“币原外交”的政策背景下，美国和国联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力。
1927年4月，拥有军方背景并力主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就是这一矛盾冲突的表现。田中上台前夕发表了攻击“币原外交”的演讲，强调“因为中国的政局正在酿成整个东亚的危机，所以日本有必要从‘自卫的立场’出发，与各国协调，采取适当措施”。上台不久，田中就组织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确定满蒙是日本发展的极重要目标，必要之时将予以武力干涉。在“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向天皇提交了一份入侵满蒙的全盘计划，即所谓《田中奏折》。为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田中义一还下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但即便是田中强硬的外交政策，仍满足不了军部急于发动战争的要求。田中主张扶植张作霖，扩大日本在满蒙的利益，而军部尤其是关东军的激进将领则想推翻张作霖，另立傀儡政权。这样，在外务部和内阁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擅自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于1928年6月3日凌晨将东北军统帅张作霖炸死，并伪造现场，事后说成是“南方警卫队”所为。河本的原意是想乘机制造混乱，让关东军以维持治安为名，出兵占领满蒙。但奉系将领成功制造了张作霖未死的假象，同时秘密通知张学良化装潜返沈阳，继承父职。因摸不清张作霖的伤势，关东军不敢擅自行动，田中义一又否定了出兵的议案，河本的计划不但没得逞，反而促使张学良痛下决心，于12月底宣布东北易帜。田中在查知“皇姑屯事件”始末后，坚持要求公布事件真相，惩处肇事者，但受到陆军部的重重阻挠，最后只能象征性地给河本大作一个停职处分。“济南惨案”引发中国抵制日货的浪潮，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皇姑屯事件”又引起日本政界的轩然大波，不久后，田中内阁就倒台了。继任首相滨口雄幸任命币原重喜郎为外相，于是“币原外交”再次得到推行。1929年4月，日本政府派代表出席伦敦海军裁军会议，表示支持裁军，中日关系趋于缓和。但内阁裁军的举措，越发激起军部的不满，使他们加紧策划入侵满蒙，并让关东军在东北频繁制造事端，寻求挑起战争的机会。 三、“九一八”事变的发动
正如“皇姑屯事件”那样，“九一八”事变也是在日本外务部和内阁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关东军的几个参谋擅自发动的。事实上，板垣征四郎及石原莞尔等人原本计划在9月28日发动事变，但日本军部考虑到日满关系日趋紧张，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东北视察，结果消息泄露，板垣等遂决定在建川传达命令前，提早行动。因此，“九一八”事变是以特殊形式爆发的战争，事前没有经过日本政府上下的一致协商，军部和外务部之间显得矛盾重重。事变次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给币原外相连发30多封电报，并认为“这次的事件完全是军部有计划的行动”，同时，林还对板垣征四郎说：“此时最为重要的是尽量不将事情扩大，应通过外交机构处理时间。”他还向币原建议：“希望政府也采取紧急制止军事行动的适当措施。”同日内阁就事变召开会议，若�首相在会上说：“这次事件真的是中国士兵破坏铁路，并攻击防守铁路的士兵引起的吗？真的是正当防卫吗？如果不是，而是日本军队的阴谋活动，我国将如何面对世界？我非常遗憾发生这样的事。”币原外相甚至在26日的内阁会议上说：“现在关东军把多数兵力部署在吉林，这将给外交谈判带来极大的困难。如果陆军不肯从吉林撤退，我将辞职。”内阁根据内相、外相的意见，决定了“不使现今事态扩大”的方针。这一方针暂时延缓了关东军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张学良以为在“币原外交”的政策下，日本依然会服从国联的调停，各国也不会愿意看到日本坐大。他晚年反思这个问题说：“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怎么个判断错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迷信什么九国公约、国联、门户开放，你这样一来，你在世界怎么站得住脚？”
当时的《非战公约》根本没有区分侵略战和自卫战，要依靠国联调停就不能有战争行动。因此蒋介石在事变次日的党员大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张学良也于20日致电吉林公署：“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他以为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然而日本军部势力不断扩张，1932年5月，狂热的军人闯入首相官邸，杀害了打算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犬养毅首相，自此内阁彻底法西斯化，日本最终于1933年3月悍然宣布退出国联。中日关系博弈的结果是，中国方面的态度由“力避冲突”演变为“不抵抗主义”；日本方面则由外务部控制军部，演变为军部控制外务部。由此，“九一八”事变后就出现了日本战而不宣，中国假装没开战的局面，导致东三省和热河省逐一沦陷。
参考文献：
[1] 俞辛�.近代日本外交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217.
[2] 张友坤.张学良年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00.
[4] 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201.
[5] 冯玮.日本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507.
[6] 关宽治.满洲事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2.
[7] 林久治郎.九一八事变与奉天总领事[M].原书房，1978：118.
[8] 王实君.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卷[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434.
[摘 要]通过梳理“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内外的历史背景，分析事变后国民政府和东北当局寄希望于国联调停的原因。研究表明，当时国内政局动荡，蒋介石、张学良对日本心存恐惧，而且对国联和“币原外交”心存幻想；同时日本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导致中方判断不明，错误地选择依赖国联。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币原外交；国联；蒋介石；张学良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13-0087-03[作者简介]江星若（1982―），男，湖南长沙人，本科，长沙市烟草公司宁乡县分公司职员，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一、“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政局
1931年的中国正处内忧外患之中。自1929年以后，蒋介石因裁军问题先后与地方实力派发生一系列混战。1930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向各方发出了“拥护中央”的“巧电”，随即率东北军精锐出关助蒋，扭转了战争局面。阎锡山望风而逃，冯玉祥部下纷纷倒戈，中原大战随即结束。
蒋介石此时志得意满，随即宣布全国进入“训政”时期，计划制订约法、召开国民会议、选举总统，结果遭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强烈反对。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后又向外报道胡已辞职，引起党内矛盾大爆发。5月底，国民党内以孙科为首的改造派、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及其他各派反蒋势力齐集广州，并于28日宣布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揭露蒋介石关押胡汉民、非法召开国民会议等罪行，限令蒋于48小时内下台。蒋介石此时正调集军队主力到江西“围剿”红军，无力对广州展开军事行动。事变发生后，宁、粤双方以此为借口相互攻击。这时蒋介石忙于巩固地位，对抗日深感力不从心：“夫我内乱不止……而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辱，其如力不足何。”而张学良一则因东北军大部主力尚在关内，二则坚持认为只有在国政统一的情况下才能抗日，也不敢轻易动武。
蒋介石一直主张“攘外须先安内”，坚持对苏区进行围剿，其顾虑之一，也是怕苏联以此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蒋介石在事变前，一再叮嘱张学良对日军挑衅须忍让。如由日军挑起的“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于7月11日致电张学良，让他“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为”，又叮嘱他“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又致电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旋即电令东北各军负责长官一体遵照执行。由于“中东铁路事件”的教训，蒋介石于事变后反复指示张学良要谨慎处理。他担心张学良如前事一般擅自与日方签约。如9月21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略谓：“若日本胁迫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望设法严拒。”9月23日，张学良派万福麟等人去南京汇报事变详情，当晚蒋介石与万福麟谈话，特意要万转告张不能与日本签约，“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希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这些都透露了他对东北当局擅自签约的忧虑。
二、“九一八”事变前的日本国内形势
当时国联对日本的影响与日本复杂的国内形势有关。1889年日本颁布的《明治宪法》规定所有军队由天皇统帅，但天皇一个人管不了，这导致军部实际上可脱离首相和内阁的控制。军部和外务部之间矛盾重重。虽然两者都有侵略扩张的意图，但军部更激进，而外务部则偏向于渐进的稳重策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逐渐形成了尊重华盛顿体系，对华采取“不干涉内政”，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币原外交”政策。该政策是由1924年出任外务大臣的币原重喜郎提出来的，他在就任后表示，“权谋术数之策略以及侵略性政策之时代已经完全过去，外交在于踏着正义和平之大道前进”，“我们绝不牺牲他国以满足自己非理性的欲望，也不为所谓侵略主义、扩张领土这种事实上不可能的迷梦所动摇”。“币原外交”的形成和日本因急于扩张而遭受打压的经验教训有关。早在甲午战争时，日本就有过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挫折。一战以后，日本对中国胶州、大连等地的野心也引起美国的反感。美国通过多种途径打压日本在远东的势力，甚至迫使日本归还了中国胶州租借地。而“币原外交”正是日本在赤裸裸的军事扩张受到阻拦后不得不另谋出路的一种表现。因此，在“币原外交”的政策背景下，美国和国联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力。
1927年4月，拥有军方背景并力主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就是这一矛盾冲突的表现。田中上台前夕发表了攻击“币原外交”的演讲，强调“因为中国的政局正在酿成整个东亚的危机，所以日本有必要从‘自卫的立场’出发，与各国协调，采取适当措施”。上台不久，田中就组织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确定满蒙是日本发展的极重要目标，必要之时将予以武力干涉。在“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向天皇提交了一份入侵满蒙的全盘计划，即所谓《田中奏折》。为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田中义一还下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但即便是田中强硬的外交政策，仍满足不了军部急于发动战争的要求。田中主张扶植张作霖，扩大日本在满蒙的利益，而军部尤其是关东军的激进将领则想推翻张作霖，另立傀儡政权。这样，在外务部和内阁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擅自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于1928年6月3日凌晨将东北军统帅张作霖炸死，并伪造现场，事后说成是“南方警卫队”所为。河本的原意是想乘机制造混乱，让关东军以维持治安为名，出兵占领满蒙。但奉系将领成功制造了张作霖未死的假象，同时秘密通知张学良化装潜返沈阳，继承父职。因摸不清张作霖的伤势，关东军不敢擅自行动，田中义一又否定了出兵的议案，河本的计划不但没得逞，反而促使张学良痛下决心，于12月底宣布东北易帜。田中在查知“皇姑屯事件”始末后，坚持要求公布事件真相，惩处肇事者，但受到陆军部的重重阻挠，最后只能象征性地给河本大作一个停职处分。“济南惨案”引发中国抵制日货的浪潮，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皇姑屯事件”又引起日本政界的轩然大波，不久后，田中内阁就倒台了。继任首相滨口雄幸任命币原重喜郎为外相，于是“币原外交”再次得到推行。1929年4月，日本政府派代表出席伦敦海军裁军会议，表示支持裁军，中日关系趋于缓和。但内阁裁军的举措，越发激起军部的不满，使他们加紧策划入侵满蒙，并让关东军在东北频繁制造事端，寻求挑起战争的机会。 三、“九一八”事变的发动
正如“皇姑屯事件”那样，“九一八”事变也是在日本外务部和内阁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关东军的几个参谋擅自发动的。事实上，板垣征四郎及石原莞尔等人原本计划在9月28日发动事变，但日本军部考虑到日满关系日趋紧张，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东北视察，结果消息泄露，板垣等遂决定在建川传达命令前，提早行动。因此，“九一八”事变是以特殊形式爆发的战争，事前没有经过日本政府上下的一致协商，军部和外务部之间显得矛盾重重。事变次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给币原外相连发30多封电报，并认为“这次的事件完全是军部有计划的行动”，同时，林还对板垣征四郎说：“此时最为重要的是尽量不将事情扩大，应通过外交机构处理时间。”他还向币原建议：“希望政府也采取紧急制止军事行动的适当措施。”同日内阁就事变召开会议，若�首相在会上说：“这次事件真的是中国士兵破坏铁路，并攻击防守铁路的士兵引起的吗？真的是正当防卫吗？如果不是，而是日本军队的阴谋活动，我国将如何面对世界？我非常遗憾发生这样的事。”币原外相甚至在26日的内阁会议上说：“现在关东军把多数兵力部署在吉林，这将给外交谈判带来极大的困难。如果陆军不肯从吉林撤退，我将辞职。”内阁根据内相、外相的意见，决定了“不使现今事态扩大”的方针。这一方针暂时延缓了关东军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张学良以为在“币原外交”的政策下，日本依然会服从国联的调停，各国也不会愿意看到日本坐大。他晚年反思这个问题说：“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怎么个判断错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迷信什么九国公约、国联、门户开放，你这样一来，你在世界怎么站得住脚？”
当时的《非战公约》根本没有区分侵略战和自卫战，要依靠国联调停就不能有战争行动。因此蒋介石在事变次日的党员大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张学良也于20日致电吉林公署：“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他以为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然而日本军部势力不断扩张，1932年5月，狂热的军人闯入首相官邸，杀害了打算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犬养毅首相，自此内阁彻底法西斯化，日本最终于1933年3月悍然宣布退出国联。中日关系博弈的结果是，中国方面的态度由“力避冲突”演变为“不抵抗主义”；日本方面则由外务部控制军部，演变为军部控制外务部。由此，“九一八”事变后就出现了日本战而不宣，中国假装没开战的局面，导致东三省和热河省逐一沦陷。
参考文献：
[1] 俞辛�.近代日本外交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217.
[2] 张友坤.张学良年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00.
[4] 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201.
[5] 冯玮.日本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507.
[6] 关宽治.满洲事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2.
[7] 林久治郎.九一八事变与奉天总领事[M].原书房，1978：118.
[8] 王实君.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卷[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