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经济史之明末财政危机与农民军的经济政策
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1019 字体大小: 【小】 【中】【大】 明末财政危机与农民军的经济政策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高度发展
与明代中期相比，由于商品经济日趋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奢靡，地主阶级越来越贪婪，胃口越来越大，明代后期的土地兼并之风更加猛烈，封建土地所有制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
这股疯狂的兼并之风，首先是由皇室和贵族掀起的，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说， 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以庄田最为集中的北直隶为例，到嘉靖初期，庄田占地达２０００余万亩，比弘治时期扩大了６倍，占当时北直隶全部耕地的７４％。①嘉靖时，景王朱载圳封国湖北安陆，占土田湖陂达数万顷；②赐永淳长公主田１５２０顷；德、鲁、衡三王土地不下万顷。③隆庆时，肃王庄田达４４８０顷；④陕西牧马草场１２万顷，多被韩、秦、庆、肃四王府侵占。⑤万历时，更是 赉予过侈，求无不获. 如潞王就国时，除将景府遗下土地４万顷全部赐给他外，仍 额外再给 ①；福王就藩河南，援景府赐田事例，要求赐田４万顷，后经大臣力谏，仍赐山东、河南、湖广田地２万顷②，但他还不满足，利用勘丈之机，恣行包占 田边之田，业外之业 ，甚至动辄诬以隐漏抗违 ，侵占平民土地③。神宗还曾赐寿阳长公主庄田２５９５顷④，赐永宁公主庄田２５９５顷⑤。晋王庄田，仅在太原等地就有７２００余顷⑥。其他宗室也竞相占田，如 武冈州岷宗每每强占人田房子女 ⑦，地方官吏无法禁止。天启时，赐给桂、惠、瑞三王土地各３万顷，瑞王还越界强占民田⑧；赐给宁德、遂平二公主田地５１９１顷⑨。崇祯时，湖南 长（沙）、善（化）两邑，旧额百万亩，今入藩封（吉王府）者，且七八十万亩 ⑩，他们的掠夺行为曾激起当地农民聚众反抗。
皇室之外，勋戚、太监也大肆占夺田地。嘉靖时，赐庆阳伯夏臣土地１３８００余顷（１１）；建昌侯张延龄、寿宁侯张鹤龄兄弟奏讨钦赐的顺天等府庄田共３３处，计５２８０余顷（１２）；翊国公郭勋 田园甲第，吞并遍于京师（１３）。
万历时，黔国公沐睿大量增加庄田，其中不少是用 勒契券 的手段强行侵占的（１４）。司礼监太监张诚也有庄田数百所， 市店遍于都市 （１５）。天启时，太监魏忠贤一家赐田总额不下百万亩①。 ① 林俊：《传奉敕谕查勘畿内田地疏》，《明经世文编》卷八八。
② 《明史》卷一二○《景王载圳传》；《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四、一三○。
④ 《明穆宗实录》卷六二。
⑤ 《明穆宗实录》卷四九。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二○二。
② 《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五。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七。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六。
⑥ 《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六。
⑦ 包汝楫：《南中见闻》。
⑧ 《明熹宗实录》卷七六、七七；《崇祯长编》卷二五。
⑨ 《明熹宗实录》卷七○、七三。
⑩ 堵允锡：《堵文忠文集》卷二《奏议？地方利病疏》。
缙绅地主在兼并狂潮中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们 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鱼肉 ②，手段极其残酷。据明代人记载， 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至正德，诸公竞营产谋利 ③。可见缙绅地主兼并土地之风自武宗统治时期转烈，其后迅速蔓延，一发而不可收， 求田问舍而无底止 ④。如嘉靖时大学士严嵩在北京附近有庄田１５０余所，并 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⑤，还 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
郡 ⑥，总计田产在２０万亩以上，特别在其故乡袁州府， 一府四县之田，七在严而三在民，在严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严则概户优免，在民则独累不胜 ⑦。都督陆炳 亦积资数百万，营别业十余所，庄田遍四方 ⑧。万历年间，湖州有 富者 占田万顷⑨，松江董其昌的田产也过万顷⑩。明末无锡东亭的华氏每年租税收入４８万石，苏州齐门外的钱槃每年租税收入达９７万石（１１），浙江奉化县乡官戴澳一家所纳钱粮竟占全县之半（１２）。
在明代后期，剧烈的土地兼并不是限于局部地区，而是遍及全国。如在福建， 仕宦富室，相竞蓄田，贪官势族，有畛隰遍于邻境者。至于连疆之产，罗而取之；无主之业，嘱而丐之；寺观香火之奉，强而寇之。黄云遍野，正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 ①。在河南， 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小亦不下五七百顷 ②。崇祯时杨嗣昌对全国土地占有情况概括说： 近来田地，多归有力之家，非乡绅则富民。 ③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的结果，自然是使地权不断集中，出现了许多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正如王邦直所说： 官豪势要之家，其宇连云，楼阁冲霄，多夺民之居以为居也；其田连阡陌，地尽膏腴，多夺民之田以为田也。至于子弟恃气凌人，受好人之投献，山林湖泊，夺民利而不敢言。当此之时，天下财货，皆聚于势豪之家。 ④当时占地千亩、万亩的地主，数不胜数。江南缙绅豪右之家 占有百亩田者，居十分之六七，占有千亩田者，居十分之三四，占有万亩者，居千分之一二或百分之一二⑤。 ① 谈迁：《国榷》卷八八。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乡官虐民之害》。
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
④ 《古今图书集成》卷六一《食货典》载刘同升《限田均民议》。
⑤ 《明史》卷二一○《邹应龙传》。
⑥ 《明史》卷二一○《王宗茂传》。
⑦ 林润：《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讨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九。
⑧ 《明史》卷三○七《陆炳传》。
⑨ 谢肇淛：《西吴枝乘》。
⑩ 《民抄董宦事实》。
①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
②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③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全集》卷三二《钦奉上传疏》。
④ 王邦直：《陈愚衷以恤民穷以隆圣治事》，《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一。
⑤ 《明史》卷二五一《钱士升传》。
有的学者将嘉靖以后各类王公勋戚文武大臣的占地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并将占地１０万亩以上者制成表⑥（见表９），从中可以充分体会明代后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的情况：
贵族、勋丰戚、官僚虽然兼并了大量土地，却又千方百计逃避赋役，手法极多。嘉靖时，江西巡抚唐龙曾揭露这些人的行径说： 遇有造册时，行贿里胥，有飞洒现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内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眼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石为包纳者，有全过割而不归正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撤，名为悬挂掏回者；有暗袭官员、进士、举人，捏作寄庄者。…… ①这些人逃避的赋役，大多转嫁到无地或少地的小农身上， 富家占地万亩不纳一粒米而莫能究诘，贫弱不取寸草岁输重课而无所控诉 ②，佥役时 所佥实非大户 ， 役一着肩，家便立倾，一家倾而一家继，一家继而一家又倾，辗转数年，邑无完家矣 ③。
⑥ 黄冕堂：《明史管见》，齐鲁书社，1985年，第 465-466页。
① 唐龙：《请均田役疏》，《明臣奏请》卷一六。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③ 范景文：《革大户行召募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
土地兼并还导致封建剥削日益沉重。在兼并之风下，大量自耕农破产，转化成佃农，这些人原向国家交纳１０％左右的田赋，现在却要向地主交纳数额高得多的地租。明代地租有的是分成制，有的是定额制，租率均在５０％以上。据《饶阳万历志》记载， 勋戚庄田，自蔡驸马外，余三家视民粮再倍或三倍征之，民视为次骨之痛，诉于上而不之恤也 ④。据《日知录》记载，明代江南地区的亩产量多者不过３石，少者仅１石多。平均以亩产２石计算，每亩租额至１石２斗或１石３斗，多者达１石５斗，地租率达到６０％至７０％⑤；每亩收租１石６斗、１石８斗甚至２石的，地租率则达到８０％至９０％，个别的甚至达到１００％⑥。在福建宁化， 大抵富者有田，坐享七成之利 ⑦。
在安徽贵池，每亩租额高达２石⑧。
在不少地区，地主们还在定额租外大肆勒索。如明末安徽贵池地主收租时用秤每石是２２０斤，出粜时用秤每石仅９０斤，进出每石相差１３０斤①。广东惠州的租斗，有加一、加二至加五者，比原租额高出数倍②。有的地主在收租时还另立 斛面 、 踢斤 、 淋尖 、 脚米 等额外盘剥的 规矩. 地租之外，地主还任意役使佃户。在北方，地主役使佃户 夜警资为救护，兴修赖其筋力，杂忙赖其使令 ③。在河南汝南一带，地主不仅役使佃农本身， 甚有呼其妇女，至家服役，佃户不敢不从者 ④。逢年过节，佃户还要被迫向地主贡献鹅鸭鱼肉等物品。如此沉重的剥削，造成佃农 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 ⑤。而地主趁佃户借贷时，又实行高利贷剥削， 轻则加三，重则加五，谷花始收，当场扣取，勤劳一年，依然冻馁 ⑥。
在剧烈的土地兼并和沉重的封建剥削的压迫下，贫苦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能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如嘉靖时，淮河南北 逃亡特甚，有经数千里绝无人烟 者⑦。崇祯时，应天巡抚张国维报告，高淳县农民 自赔粮遗累，而死亡流离，四野萧条之象，不堪见闻 ⑧。福建惠安县 以一图言之，百户之中，死绝者已三四十户，以一县言之，三十六里之中，不可以为里者，殆居其半。……田亩既荒，粮差尚在，人丁消乏，鬼名在册 ⑨。北直隶静海县原有１９里３３００户，１０余年间，只剩下８里９００户， 皆因本县地土尽力皇亲势家所夺，无复余地 ①。倘若再遇上天灾人祸，则更难存活。崇祯时吕维琪描述其家乡河南的情况说： 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 ，以致 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菜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②。大量农民的逃亡，使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流民队伍，为农民大起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④ 吴汝纶：《深州风土记》第三上《赋役上》。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⑥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三《典礼志？风俗》；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田产》。 ⑦ 民国《宁化县志》卷一○。
⑧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三《与田令公论乡中粜谷书》。
①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三《与田令公论乡中粜谷书》。
② 康熙《惠州府志》卷五《郡事》。
③ 吕坤：《实政录？民务》卷二。
④ 乾隆《光山县志》卷一九《条议汝南利弊十事》。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⑥ 《实政录？民务》卷二。
⑦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五。
⑧ 张国维：《张忠敏公集》卷四《请高淳永折疏》。
⑨ 李恺：《抑斋介山集》卷一六《为惠安乞并图》。
① 顾炎武：《菰中随笔》卷二上。
② 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二）内忧外患与财政危机
自从明王朝建立以来，起义、叛乱和边防危机就时有发生，使统治集团深感困扰。进入后期以来，由于政府的权威衰落，军事力量衰退，土地兼并和农民的赋役负担加重，明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更加严重，国家财政已到了难以承担的地步。
嘉靖初年，广西田州府同知发动叛乱，用兵多年也未能真正平定③。终嘉靖一朝，几乎所有省份都曾发生农民起义，其中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河南、四川、浙江、江西等地的起义规模较大。然而，嘉靖时期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表现为 南倭北虏 的边防危机。
南倭 指东南沿海的倭寇。这是自明朝建立起就存在的问题，当时日本失意的武士、官吏、浪人和不法商人经常到中国沿海侵扰。１４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后又进入 战国 时代，割据的诸侯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在战争中失败的南朝的一些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和海盗活动；而此时明王朝的军事力量正在衰落，越来越无力对付这些和中国海盗及沿海大姓勾结在一起的倭寇，到嘉靖年间，倭患的猖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倭寇 荼毒生灵，专据城池，劫夺库藏，燔烧官府，戮官杀将 ①，北至辽东，南至广东，无不遭受其害。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年），倭寇攻掠宁波、台州诸郡县，焚毁官民廨舍数百千区。次年，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提督浙闽海防军务以御倭。经过实地了解，他认识到倭寇猖獗的重要根源是 闽浙大姓 与倭寇勾结，决心加以整顿。但不久他就遭到 闽浙大姓 在朝廷中的代言人的攻击，被迫自杀，于是 罢巡抚不复没，又以御史宿应参之请，复宽海禁，而舶主土豪，益连结倭贾，为奸日甚，官司以目视，莫敢谁何 ②。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年）至三十三年（１５５４年），倭寇连年大掠南直隶和浙江沿海州县。朝廷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主持剿倭，后又派工部侍郎赵文华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是内阁首辅严嵩的亲信，恃势骄横，对张经等人肆意凌辱。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年），张经和著名将领俞大猷等在浙江嘉兴的王江泾大破倭寇，斩杀２０００余人，焚溺死者不计其数。张经不仅未受嘉奖，反遭赵文华诬陷，下狱论死，严重挫伤了抗倭将领的斗志。不久，倭寇又卷土重来。在赵文华荐举下，浙江巡按胡宗宪先任巡抚，后又升任总督。胡宗宪也是严嵩的党羽，但他能任用俞大猷、戚继光等有才识的将领，抗倭战争有了转机。到嘉靖末年，倭患基本上被平定①。
③ 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三《诛岑猛》。
① 李承勋：《勘处倭寇事情以伸国威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一。
② 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① 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三至七；朱九德：《倭变事略》；范表：《海寇议》，《玄览堂丛书续集》；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日本国》；《明史》卷二○五《朱纨传》、《张经传》，卷二一二《戚继光传》，卷三二二《日本传》。
北虏 是指北方的蒙古。正统年间，瓦剌部的也先成为瓦剌、鞑靼各部的实际主宰，势力达到极盛，在土木之战时大创明军，明英宗也被俘虏。
此后，也先势力趋于衰落。景泰六年（１４５５年），也先被阿剌知院杀死，瓦剌部陷于分裂之中，鞑靼部逐渐强盛起来。成化时期，活动于河套地区的鞑靼各部为争夺水草牧地争战不休，也经常侵扰明边，被称为 套寇. 弘治初年，鞑靼部的达延汗兴起，征服了西部的瓦剌部和东部的兀良哈部，重新把蒙古统一
起来。达延汗封长子阿尔伦于漠南东部，统治区即后来的察哈尔部；封次子阿著于河套地，阿著之子衮必里克（吉囊）据鄂尔多斯，俺答（阿勒坦）据土默特，为后来的内蒙古；封幼子格哷森扎（满官嗔）于漠北，号喀尔喀部，为后来的外蒙古。嘉靖初年，达延汗死，长子阿尔伦时已先死，乃以阿尔伦之长子卜赤继承汗位，但诸部不听约束，达延汗建立起来的统一汗国又分裂为４０余个领地，其中吉哷和俺答势力最强。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年），吉哷死，诸子将其领地进一步分割，俺答势力独盛，不断入侵明朝边境。明三边总督曾铣认为恢复河套是解除蒙古内扰的上策，这一建议得到首辅夏言支持。但昏庸的明世宗受严嵩蛊惑，竟以 罔上贪功 等罪名先后将曾铣、夏言处死，从此无人敢言及河套事。嘉靖二十九年（１５５０年）六月，俺答率军攻入大同，杀总兵张达。八月，突破古北口，直逼北京。北京禁军仅四五万人，其中还有一半是老弱病残，只得急调大同、宣府、辽阳、蓟州、保定、河间、延绥七镇兵入援，集结了大约５万兵力，但都怯懦不敢战，坐视俺答军饱掠而去。因本年是庚戌年，故史称 庚戌之变. 这次大举入侵后，蒙古仍不断骚扰边疆。直到隆庆时期，因明朝加强了北边防守，俺答的入侵往往遇到有力的抵抗，再加上长期作战，力量损耗很多，内部矛盾加剧，他觉得侵掠不如与明朝交好和贸易有利，便接受了顺义王的封号，北边的局势从此安定下来①。
隆庆至万历前期，边疆比较安定。至万历中期，进行了三次大的军事行动，史称 万历三大征. 三大征 之一是平定宁夏哱拜叛乱。哱拜是蒙古鞑靼人，嘉靖中因得罪其酋长，父兄被杀，投奔明朝。他长期在明朝军队中服役，屡立战功，升至都指挥，后又加援副总兵。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
哱拜以都指挥的身份退职，其子哱承恩接任。这年三月，因欠缺兵饷，军官刘东旸起而叛乱，击杀巡抚都御史党馨等人，自任总兵官，委任哱承恩为自己的副手。尽管哱拜在这起事件中没有接受过刘东旸的任何头衔，但从一开始他就被明朝官员视为叛乱的幕后指挥者。判军们想与河套地区的鞑靼部相联合，这使朝廷非常焦急。朝廷急忙派遣大军前去镇压，十月年攻克宁夏城。
城陷以前，哱承恩杀了刘东旸，希望以此赎罪，但朝廷没有宽恕他，将他处死。哱拜城陷后自缢而死②。
三大征 之二是平定播州杨应龙的叛乱。自唐朝以来，播州就在杨氏家族的控制之下。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杨氏归顺明朝，朱元璋沿袭元制，仍置播州宣慰使司，由杨氏世袭宣慰使。隆庆五年（１５７１年），杨应龙承袭宣慰使之职。任职既久，多行不法。从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年）以后，他时叛时服，朝廷于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和二十三年（１５９５年）曾两次判他死刑，分别以２万和４万两银子赎罪。他获得宽免，更加怙恶不悛，兴兵攻掠四川、贵州相邻地区。万历二十七年（１６９９年），朝廷任命李化龙节制四川、湖广、贵州军事，并征调支援朝鲜归来的将领和士兵前来增援。次年六月，叛乱被彻底平定，杨应龙自缢，其子及一些党羽被押解到北京处死。改播州为遵义、平越二府，由流官治理。杨氏传２９世，８００余年，至此而亡①。
① 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卷五九《庚戌之变》，卷六○《俺答封贡》；《明史》卷二○四《曾铣传》、《丁汝夔传》，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 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
三大征 之三是援助朝鲜。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于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试图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日军由釜山登陆，迅速攻陷王京，占领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明朝经过慎重考虑， 以朝鲜为国藩篱，在所必争 ，决定派兵前去救援。双方发生多次激战，互有胜负。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年），明军收复平壤以及黄海、平安、京畿、江原等道。日军见明军势盛，放弃王京，退居釜山。明朝与日本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和平谈判，但收效甚微。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年），日军再次大举入侵朝鲜，停泊在釜山的运送军队和粮饷的船只达数千艘。明朝再次派出大军援救，与朝鲜军民共同抗击日军。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年）二月，丰臣秀吉死去，这对日本部队的士气有一定影响。明朝军队发起反攻，在朝鲜南海面与日军展开决战，日军几乎全部被歼，余下的都乘船逃回日本。 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丰臣秀吉）死而祸始息 ②。 万历三大征 基本上发生在相同的时间内，尽管明朝军队最终都取得了胜利，但丧师靡饷无算，国力消耗极大。
万历时期也发生过不少次局部性的农民起义，但规模都不大，对朱明王朝没有构成多大威胁。这一时期的真正威胁直到神宗统治末期才显露出来，这就是满族的崛起与挑战。满族是以建州女真为主体并融合女真其他各部而逐渐形成的，原活动于黑龙江北岸，后逐渐南移，到１５世纪中叶定居在浑河河源苏子河上游地区的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一带，形成建州三卫。万历年间，建州女真内部及海西女真之间经常发生争战，最后努尔哈赤起而统一了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年），努尔哈赤誓师攻明，迅速攻占了抚顺城，又接连攻陷抚安、三岔儿、白家冲三堡。败报传到北京，举朝震惊，神宗命逮捕辽东巡抚李维翰，任命杨镐经略辽东。又征调福建、浙江、四川、甘肃兵共８８０００人，朝鲜兵１３０００人，并会合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共得兵力１０余万人，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出击。杨镐不懂军事，制定了一个带有致命弱点的四路出击方案。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年）四月，在杨镐的全面指挥下，明军实行 分进合击 战术：山海关总兵杜松率兵３万出抚顺关，直指赫图阿拉正面；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２５０００人出清河堡趋赫图阿拉，为杜松援军；开原总兵马林会合叶赫兵共１５０００人由北面攻向赫图阿拉；辽阳总兵刘綎会合朝鲜兵共２万余人出宽甸，趋赫图阿拉南面。努尔哈赤全面分析情况后，确定了 恁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的战略方针①，集中全部６万兵力迎击杜松军，在抚顺东南的萨尔浒将杜松军全部歼灭，杜松战死。然后向北，在尚间崖击溃马林军，马林仅以身免。又急速返回赫图阿拉，迎击刘綎军，将其歼灭，刘綎战死，朝鲜军统帅姜弘立被俘。杨镐在沈阳惊闻三路军大败，急忙檄令李如柏军撤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萨尔浒之战. 接着，后金军又乘胜攻击开原、铁岭，进入明边。
① 参见《明史》卷三一二《四川土司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三。
② 参见《明史》卷三二○《外国一？朝鲜》。
① 《辽事述？辽左兵端》。
萨尔浒之战后，杨镐下狱论死，改命熊廷弼经略辽东。熊廷弼非常了解辽东局势，上任后 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缴，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继进剿 ①。刚过一年，熊廷弼的防守战略就大见成效，努尔哈赤不敢轻举妄动，辽东人心逐渐安定下来。但在这时，朝廷中的党派之争出来做怪，熊廷弼受到猛烈攻击，最终于泰昌元年（１６２０年）十月去职，由袁应泰接任。袁应泰为人精敏强毅，但缺少军事经验。他上任后，一反熊廷弼治辽已有成效之规，并大量收留蒙古饥民，与辽人杂处。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三月，袁应泰正考虑分三路出兵以恢复清河、抚顺，后金军已打到沈阳城下，城内的部分蒙古人叛降，沈阳失陷，城外兵７万余人皆溃败。后金军又乘胜攻克辽阳，袁应泰自缢死，辽东之三河等５０寨及河东大小７０余城望风而降。
辽沈失陷后，明廷于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六月再次起用熊廷弼，他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恢复辽东的计划，以防守为主。他的计划受到主张进攻的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反对。此时熊廷弼只以５０００兵守右屯，王化贞却拥兵１３万据广宁，根本不听熊廷弼调遣，熊廷弼的防御战略无法实施。在熊、王矛盾中，许多有实力的朝臣站在王化贞一边，熊廷弼屡疏愤而求去，兵部尚书张鹤鸣建议罢免熊廷弼，明熹宗尚未批复，后金兵已于天启二年（１６２２）正月渡过辽河，广宁失陷，王化贞仓皇逃出，与熊廷弼一起退入山海关，二人皆下狱论死。
广宁失陷后，举朝恐慌，均主张退守山海关，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就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大学士孙承宗以辽东安危为己任，自请出任督师，接受袁崇焕等人建议，防守重要战略地点宁远（今辽宁兴城）。他选将练兵，布署防守，辽东战局大有转机，４年中努尔哈赤未兴兵进攻。由于孙承宗是东林党人，受到把持朝政的阉党的忌恨，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十月去职，改由阉党分子高第经略辽东。努尔哈赤 知经略易与 ，于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正月率大军渡过辽河，高第主张弃辽，命全部军队撤入山海关内。袁崇焕不从，誓与宁远共存亡，终于凭借宁远一座孤城，重创后金军。是年秋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位。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五月，皇太极见袁崇焕积极经营宁锦防线，很不甘心，又率大军进攻锦州和宁远，再遭重创。明与后金之间进入相持阶段。袁崇焕取得空前未有的大捷，却遭阉党攻击，旋即辞职。 崇祯皇帝即位后，再次起用袁崇焕督师蓟辽，袁崇焕制定了长期的防御计划。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皇太极知袁崇焕防守宁远甚坚，便避开其防线，绕道内蒙，由长城喜峰口
入侵明朝，进围北京。袁崇焕率军入援，皇太极施展反间计，极度猜忌的崇祯帝中计，将袁崇焕杀害，辽东防御力量受到损害。此后，皇太极认识到 南朝（明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盖犹裕如也 ①，便把注意力集中于巩固关外的基地，并表示愿与明朝议和，还以迫使明廷接受和议为名，在崇祯二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六次派兵入塞，掠夺人口和财产，有时从迈畿一直深入到山东各州县。
崇祯皇帝虽有议和之心，但又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迟疑不决，终明亡也未达成和议。
① 《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① 《明清史料》首本《天聪二年奏本》。
辽东局势已使明朝统治集团手忙脚乱，而这时另一个对手也逐步强大起来，使明朝陷于两面作战的泥潭中。这另一个对手就是农民起义。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年），白莲教首领徐鸿儒在山东郓城发动起义，先后攻下郓城、邹县、滕县、峄县等地，势达数万，坚持半年之久，才被镇压下去，而其余部又坚持斗争长达３年①。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二月，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追比赋粮，白水王二怒杀之②，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正式揭开。接着，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先后起义，甘肃、陕北延绥等地的士兵也群起哗变。
到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东起山西阳城，西达甘肃庆阳，起义波及西北５０多个州县。起义军逐渐出现了联合的趋势，分兵转战于山西、河南、河北、湖广、陕西、四川等地。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年），高迎祥被推举为闯王，起义军已达几十万人。接着，为了避开明军压力，各路起义军纷纷东下河南。崇祯八年（１６３５年）正月，起义军联合７２营，在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等领导下东下，连破固始、颖川，攻下凤阳，焚烧了明皇陵，明廷极为震惊。
后来，起义军形成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势力，李自成转战于陕西、四川等地，张献忠则转战于河南、湖广等地。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年），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一个名为 四正六隅十面网 的总体战略，即由总督全盘指挥，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 四正 ，由各巡抚分别负责本地防守和进剿事宜；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 六隅 ，各巡抚有时分别防守，有时协同进剿；由 四正 和 六隅 配合，就构成了 十面网 ①。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张献忠突围入四川，采取快速运动的战术，转战全蜀；李自成也东出河南，很快发展到数十万人。杨嗣昌的战略完全落空。自此，明军便再也没有有效的抵抗力量，起义军纵横驰骋，最后攻入北京。
长期的内外多事，致使军费开支猛增。英宗时，每年支边军饷银只数万两，孝宗、武宗时增至４７万两②。其后便呈直线上升趋势。据统计，嘉靖十年（１５３１年）至二十九年（１５５０年）， 九边 军兵总数约在４４万至５０万之间。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年）由陕西、山东和北直隶供应的本色粮达２２０万左右，相当于银１５０万两，另外还有年例银４４万两。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人大举入侵后，军费更是激涨，历年京边岁费银数额如下：嘉靖三十年为５９５万两，三十一年为５３１万两，三十二年５７３万两，三十三年４５５万两，三十四年４２９万两，三十五年３８６万两，三十六年３０２万两③。其后略有下降，但多在２００万两以上。到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年），京边年例银又增至３６１万两④。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宁夏、朝鲜、播州三大征，军费支出达１４６０万两⑤。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年）至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前后１０年间对后金用兵，军费达６０００多万两⑥，真可谓 自辽左用兵，竭天下而供一方，兵无了局，民无息期 ⑦。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开支更是惊人，杨嗣昌为了推行 四正六隅十面网 的围剿计划，一次就提出加饷２８０万两①。
① 查继佐：《罪惟录》传三一《徐鸿儒》；《明史》卷二五七《赵彦传》。
②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① 《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② 《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卷二五一《蒋德璟传》。
③ 《明世宗实录》卷四五六。
④ 《明史》卷二二四《宋纁传》。
⑤ 《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
⑥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⑦ 《明光宗实录》卷八。
除军费开支外，其他方面的开支也日趋膨胀。第一，统治集团不知节制，大加挥霍。嘉靖时期皇帝的伙食费每年１７万两，到万历中期增至每年３０万两②。修造寿宫（定陵），费银８００万两。修三大殿，仅采木一项就费银９３０余万两③。天启时重修三大殿，费银５９５７５００两④。其他如皇女生， 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 ⑤。诸皇子婚， 诏取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 ⑥。七公主下嫁， 宣索至数十万 ⑦。第二，官僚集团和宗室人口数量剧增，虚耗钱粮。嘉靖时，兵科给事中刘体乾说： 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见至三万四千员。本朝从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余万。 ⑧此外，还有 中书带俸、译字生、通事、乐舞生、厨役、勇士、匠人、写字人，不可胜纪 ⑨。如此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要巨额的行政和俸禄开支。据弘治元年（１４８８年）左都御史马文升报告，其时岁支在北京王府、六部等衙门官吏监生人等食米、文职京官俸米、文职官吏俸折米三项合计约２０４８０００石⑩。
弘治以后，文武官员仍 岁增月益 ，支出各项俸银约数千万（１１）。宗室人口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禄米支出已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如在山西，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年）宗室岁支禄米８７万余石，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年）增至３１２万石。在河南，由嘉靖八年的６９万余石增至嘉靖四十一年的１９２万石①。隆庆五年（１５７１年）礼科给事中张国彦说： 国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今则玉牒内见存者共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位，岁支禄粮八百七十万石有奇，郡县主君及仪宾不与焉，是较之国初殆数百倍矣。天下岁供京师者止四百万石，而宗室禄粮则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国课之数不足以供宗室之半也。 ②到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年），宗室人口已突破６０万人③，国家倾全力也无法全部支给，只得拖欠，如庆城王府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年）始给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年）岁禄，而灵邱王等竟有缺５０年未支给者④。
①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
② 《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③ 《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④ 《明熹宗实录》卷二二。
⑤ 《明史》卷二二七《万象春传》。
⑥ 《明史》卷二一《神宗纪》。
⑦ 《明史》卷二二○《赵世卿传》。
⑧ 《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⑨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上《设官》；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四《积存》；郑晓：《今言》卷一。
⑩ 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附录《弘治元年三月初七日都察院左都御史马奏广储积以足国用》。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五一四。
② 《明穆宗实录》卷五八。
③ 《明神宗实录》卷四九二。
④ 吕坤：《停止砂锅潞绸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五。
上述巨大的军费开支和其他消费，使明王朝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据《明世宗实录》中有数可查的年份看，每年支出常常超出收入的一半左右，嘉靖七年亏空１１０万两，二十八年亏空１６余万两，三十年亏空３９５万两，三十一年亏空３３１万两，三十二年亏空３７３万两，三十三年亏空２５５万两，三十四年亏空２２９万两，三十五年亏空１８６万两，三十六年亏空１０２万两，四十二年亏空１４０万两，四十三年亏空１１６万余两，１１个年头中共亏空２３００万余两⑤。隆庆元年（１５６７年），户部尚书马森奏称，太仓银仅存１３５万余两，而岁官军银需１３５万余两，边饷银需２３６万余两，补发年例需银１８２万余两，通计所出，需银５５３万余两，以此计算，太仓银仅可支３个月。他对此深感忧虑： 平居无事，尚难支持，万一有不虞灾变，供费浩繁，计将安出？今日催征急矣，搜刮穷矣，事例开矣，四方之民力竭矣，各处之库藏空矣。时势至此，即神运鬼输，亦难为谋！ ①神宗初年，张居正当政，清丈土地，
整顿驿递，裁减见官，节省宫廷浮费，采取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扭转了嘉靖、隆庆年间的财政危机。万历四年（１５７６年），总督仓场户部侍郎毕锵报告，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年）太仓老库存银１１３万余两，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年）只有１００万两左右，而万历三年（１５７５年）老库和外库的存银已达７０３万余两，每年正常开支３９０余万两，可盈余３００余万两②。万历七年（１５７９年），户部上奏说： 迈者太仓饶溢，恐其积腐 ，建议改变存放办法，以免陈粮积压③。万历九年（１５８１年）实行马匹折银，太仆寺存银多达４００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有８００万两，太仓存粮可支１０年之用④。
张居正去世后，统治集团旧态复萌，财政不再有盈余，而是年年超支。
如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岁入白银３６７万余两，岁支４２２万余两，超支５４万余两⑤。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年）前后，每年超支仍为５０万两左右⑥。到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已是 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 ， 从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 ⑦。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年），给事中汪若霖奉命巡视库藏，发现者库存银只有８万两，外库荡然无存，而同时拖欠的军饷已达１００余万两①。从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到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拖欠各边镇军饷银达９６８５５７１两②。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年）陕西镇的兵饷积欠到３０多个月③，次年二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皆告缺饷达３６个月之久④。面对着这样沉重的财政危机，统治集团计无所出，绞尽脑汁搜刮民财，推行一套竭泽而渔的财政政策。开矿榷税和三饷加派就是搜刮民脂民膏的最臭名昭著的财政举措。
⑤ 《明世宗实录》卷九七、三五六、三八○、三九九、四五六、五二八、五五二。
① 《明穆宗实录》卷一五。
② 谈迁：《国榷》卷六九。
③ 谈迁：《国榷》卷七○。
④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⑤ 谈迁：《国榷》卷七二。
⑥ 王德完：《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 ⑦ 赵世卿：《题国用匮乏有由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
① 《明史》卷二三○《汪若霖传》。
② 毕自严：《度支奏议》卷四《详陈节欠各边年例钱粮数目疏》。
③ 《明史》卷二六四《南居益传》。
④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三）开矿榷税与三饷加派
面对着巨大的财政赤字，为了满足骄奢淫佚的生活，明朝统治集团推行起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财政政策，千方百计搜刮财富，吸食民脂民膏。开矿榷税与三饷加派是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两项财政措施，虽然为统治集团在短期内聚拢起一些财富，但遭到人民剧烈的反抗，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崩溃过程，推动着朱明王朝更快地进入了历史坟墓。
开矿榷税是从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年）开始的。这一年， 好货成癖的明神宗朱翊钧委派大批宦官为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财。所谓 矿监 ，并不真正从事找矿开矿活动，也不以矿取税，而是把开矿作为借口，以勒索民财。矿监所到之处， 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弊，若草菅然 ⑤。更有甚者，矿监及其爪牙公行敲诈， 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于江 ①。所谓 税使 ，遍布于重要城镇、关隘和水陆交通要道， 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 ②。征税的范围极其广泛，如 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又有门摊、商税，油、布杂税，莫不设珰分职，横肆诛求。有司得罪，立系槛车，百姓奉行，若驱驼马 ③。
明神宗是矿监税使的总后台，他 且为中使立赤帜，不与外臣作泰山，只知财利之多寡，不问黎民之生死 ④，全力以赴支持矿监税使， 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 ⑤。在他的纵容下，矿监税使视百姓为鱼肉， 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 ⑥。
据统计，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年）到万历三十三年（１６０５年）的８年中，仅矿监税使上交神宗的矿税银一项即达３００万两，而矿税之征 大略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应，岁时之馈遗，驿递之骚扰，与夫不才官吏指以为市者不与焉 ⑦。据此折算，矿监税使及其爪牙帮凶们的掠夺总数至少是上交神宗数字的１０倍，怎能不 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恶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 ⑧。矿监税使不仅征收税金，而且无恶不作， 掘人冢，坏人庐，淫人室，荡人产，劫人财 ①。如山东税使陈增的参随程守训自称 天子门生 ，所到之处， 今日械一人，曰：尔富违法。明日系一人，曰：尔家藏珍宝。
凡稍殷实者，即罗织之。其初逮也，不遽讯也，铁索锁项，三木曳身，令过都历市遍，使观者股栗，而后就讯舟次。设水牢于舟中，昼夜浸之，绝其饮食。已乃诡出之岸，令舆皂厮养，竟谇而迭殴之，非法刑阱，备极惨毒，其人求死不得，无奈倾家鬻产，跪献乞命 ②。
⑤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①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二册《扬州府》。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九。
⑤ 《明史》卷三○五《陈增传附高淮传》。
⑥ 《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传》。
⑦ 夏燮：《明通鉴》卷七二。
⑧ 《明史》卷二二三《王宗沐传》。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
矿监税使的暴敛横行，使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如仪真与京口，仅一江之隔，路不过一、二里，却有两重税③。商人在长江顺流而下，日走三、四百里，要经过五、六个税收机构④。他们负担不起，只好停业。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户部报告： 在河西务关，则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三十余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独存二人矣. 临清向来缎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二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矣。在淮安关，则称河南一带货物，多为仪真、徐州税监差人挽提，商畏缩不来矣。其他各关告苦告急之人，无日不至。 ⑤整个国家，真是 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苍陌 ⑥。
这种疯狂的掠夺，激起了城镇居民的英勇反抗斗争，史称 民变. 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年），湖广税监陈奉到荆州收税，激起 商民鼓譟者数千人，飞砖击石，势莫可御 ①，陈奉逃回武昌。他不思悔改，仍 恣行威虐 ， 商民恨刺入骨. 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武昌市民不堪勒索凌辱，一万余人围绕陈奉公署，誓必杀奉。奉从后门潜逃，匿楚王府中。众民将番校耿文登等十六名，捆缚手足，投之于江 ②。山东税监马堂横征暴敛，７年间侵吞税银１３０余万两③， 凡系背负朱豆生理之类，尽行抽税，以致贩卖俱不进城，小民度日不支. 他还在临清豢养了一批无赖， 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通衢，睨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产之半，佣夫里妇负斗粟尺布贸易者，直搤而夺之，少谁何辄以违禁论，髡为城旦，没其田产 ④。临清市民忍无可忍，于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年）行动起来，聚众万余人，纵火焚毁马堂衙署，杀其党羽３７人⑤。织造太监孙隆驻在苏州督税，盘剥机户， 每机一张，税银三钱 ⑥，又擅立新法， 凡缯之出市者，每匹纳银三分，方许市 ， 众织工及市缯家皆苦之 ⑦。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苏州爆发了么抗孙隆的斗争，织工葛贤成为这次斗争的首领，他把群众分为六队，每队各有一人领头，以手摇芭蕉扇为号，指挥群众包围官署，当场用石头击杀了孙隆的爪牙黄建节，并殴杀税官多人，孙隆仓皇逃往杭州⑧。云南矿监杨荣为非作歹，百姓恨之入骨，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 相率燔税厂，杀委官 ⑨，杨荣残酷镇压，杖毙数千人，百姓群情愤慨，聚至万余人，烧毁杨荣住宅，将他杀死，投于火中，并击杀其党羽２００余人①。据初步统计，当时全国各地发生的大大小小的 民变 不下数百起。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七。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九。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⑥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② 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④ 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
⑤ 《明史》卷三○五《陈增传》。
⑥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⑦ 沈瓒：《近事丛残》。
⑧ 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三饷 是指 辽饷 、 剿饷 和 练饷 ，都属于正额之外的加派。
田赋加派可以溯源至明代中叶。还在弘治时，因与蒙古战争缺少兵饷，兵部尚书马文升就建议 苏松折粮银价轻，宜稍增之 ②，但遭到礼部尚书谢迁等反对，未能付诸实施③。正德年间，因修建乾清宫，增加天下田赋１００万两④。
嘉靖中期，为解决抗倭战争的军费短缺和北部边防的兵饷匮乏，决定预征均徭银接济，除顺天、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之外， 其余司府俱予编一年，令南直淮、扬、凤、徐四府州，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五省银解直隶浙江军门，陕西银解延绥，山西银解三关，北直隶真、保七府及河南、山东、江西、湖广、四川五省银俱解本兵部，以备边用 ⑤。所谓预征均徭银，又称提编，实际上就是加派，按照 履亩而税 的办法征收⑥。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年），因朝鲜之役，在山东加派，每亩加银二三厘，每丁加银三四分，二年并征⑦。
总起来说，万历中期以前，田赋加派基本上是在局部地区实行，且数额不大。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年），在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年），努尔哈赤以 七大恨 誓师攻明，明与后金之间的长期战争揭开了序幕。为了抽调兵士增援辽东，明廷故伎重演，实行加派，开征 辽饷 ，除贵州因有苗族起义不加派外， 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隶照万历六年会计录所定田亩，总计七百余万顷，每亩权加三厘五毫。惟湖广、淮安额派独多，另外酌议，其余勿论优免，一概如额通融加派，总计实派额银二百万三十两四钱三分八毫零 ①。这次加派，明神宗答应 辽饷事宁即为停止 ，但到第二年，辽事未宁，辽饷已尽，明神宗不肯从内库拨发金花银救急，而是下令再次加派，每亩又加征３厘５毫。辽东兵饷不断增加，战事却越来越糟，不断丧师失地。为了抵御后金军的进攻，明廷只能不惜血本，增加兵员，修筑工事，赶造武器，这需要大批经费。万历四十八年（１６２０年），明廷第三次议定再加派银每亩２厘。前后三次加派辽饷，每亩共计加银９厘。到崇祯初年，辽东战事进一步恶化，后金军几次挥师入关，甚至直捣北京城下，明廷决定在蓟州、通州、昌平三镇加添兵马，增强北京防务。于是在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每亩又加征３厘，称为 新饷. 前后四次辽饷加派，总计年额已达６６７８０００两左右，详见下页表１１②。
⑨ 《明史》三○五《梁永传》。
① 夏燮：《明通鉴》卷七三。
② 王锡爵：《王文肃公牍草》卷二二《六疏外密疏》。
③ 陆树声：《长水日抄》；王道瑞：《明名臣琬琰续集》卷二《文正谢公》。
④ 《明史》卷一六《武宗本纪》。
⑤ 《明世宗实录》卷四二二。
⑥ 万历《秀水县志》卷三《食货》。
⑦ 邢侗：《东事策》，《明经世文编》卷四六八。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七四。
除实行辽饷加派外，从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开始，还实行辽饷预征制，每年十月开始预征第二年辽饷的３／１０，第二年缺３／１０，又要预征第三年的３／１０，农民的辽饷负担自然因此一次性增加三成。
辽饷主要以地亩为征收对象，但又不限于地亩银的征收。从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开始，还在全国加派杂项辽饷，范围非常广泛。此外还有盐课、关税、芦课的辽饷加派。下列是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除地亩银外，其他各项加派辽饷数额：（１）各省直辽饷杂项加派合计２２４３６２４两其中：南直隶 ７０５１７５两 北直隶 １６８４０３两浙江 ２７２９３７两 江西 １８９４３４两福建１７４０９７两 山东 １２５２４７两山西 ８０００８两 河南 ２００１５１两陕西 ９７８２５两 广东 １６６７２９两湖广 ２４８９９９两 广西 ７４８２７两四川 ９３６０两 云南 １６１９４两
（２）盐引加派辽饷银 ３２２６２４两（３）芦课加派辽饷银 ２８９７０两（４）钞关加派辽饷银 ６５２００两以上四项累计加派辽饷银２６５０５１６两①。到崇祯年间，在增派地亩银的同时，杂项、盐课、钞关、芦课的加派也续有增加。
剿饷 和 练饷 是在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局势下，为筹措镇压经费而增设的名目。 剿饷 始于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年），分均输、溢地、寄学监生事例和驿递四项征收。 均输 是因地而征，每田一亩，派米六合，每米一石，折银八钱，每年约可得银１９０余万两。 溢地 是对万历九年（１５８１年）以来各地方多清丈出的尚未加派辽饷的土地加征剿饷，每年约可得银４０万两。寄学监生事例 是通过出卖国子监监生资格以换取银两。 驿递 是将在此以前邮递裁省之银以２０万两充饷②。总计各项，剿饷年额约３００万两。
② 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 349页。
①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六《理财》。
剿饷原定以一年为期，但农民起义烈火势不可挡，辽东战事又日趋急迫，明廷不得不练兵增饷。于是，在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年），又下令征收 练饷 ，各项征收额如下：（１）照亩加派，亩征一分，共加征４８１１８００两（２） 赋役所核 可得７０００００两（３） 兵部所裁站银 ５０００００两（４） 关税量增 ２０００００两（５）盐课４０００００两（６）契税２４００００两（７）赃罚银２０００００两（８）典税３００００两（９）公费节省１００００两①以上各项合计共７０９１８００两，其中 照亩加派 和 赋役所核 二项合计５５１１８００两，占总额的７９％以上，可见征收对象以土地为主。 除辽、剿、练三饷之外，还有所谓 黔饷 、 芜饷 等等，名目极多。
地方性的加派更层出不穷。如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御史吴裕中说，广东除正饷外，有 鸭饷、牛饷、禾虫等饷 ②。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给事中孙承泽说， 派之里下者，比比是矣。是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 ③。
三饷加派是掠夺性的财政措施，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痛苦。吕维琪描述说，明末的赋税征收 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闻鬼哭 ④。辛升也曾写诗揭露说： 世局于今又一更，为民父母虎狼心。鞭
笞只做肉鼓吹，痛苦如闻静好音。五色钧签飞百道，一行硃字动千金。大明律令三千款，可许田庐给帑银。 ⑤这种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不但解救不了明王朝，反而加速了其灭亡。
② 参见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兵饷遵旨熟商疏》。
① 孙承泽：《山书》卷一三《议加练饷》。
② 《明熹宗实录》卷六○。
③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六。
④ 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⑤ 辛升：《寒香馆遗稿》卷三《世变十更》。
（四）李自成农民军的经济政策
明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它历时前后将近２０年，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起义过程中，农民军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彻底的社会经济结构改革方案，但却提出和实行了一系列适应各阶层人民愿望的社会经济政策，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在各路农民军中，李自成农民军的经济政策最为完整，提出了具有革命纲领性的 均田免粮 口号，这是针对明末社会的两大弊端——剧烈的土地兼并和繁重的赋税徭役——而采取的现实性很强的革命策略和经济政策。
从字面意义上看， 均田 是平均土地。但在农民军那里，尚未做到这一点。他们的 均田 运动主要是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
李自成攻占洛阳后，打开 富实逾于天府 的福王府仓库以及河南贪官污吏、地主豪绅们的窖藏， 以十一赈贫民 ①。在开仓时，李自成对群众说： 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令饥者远近就食。 ②这充分表明农民军是要损富者之有余，补贫者之不足，是一种 割富济贫 、 贵贱均田 式的均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宗室勋戚、豪强地主大肆掠夺土地造成的 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 ③、 若夫穷民，本无立锥之地 ④的严酷社会现实，试图把土地归还给劳动者，使耕者有其田。
均田 绝不仅仅是口号，它在部分地区是切实实行了的。早在崇祯五年（１６３２）七月，可天飞等在陕甘交界的铁角城、芦保岭等地，就实行 分田耕牧 ⑤。甲申之际，李自成向新占领的地区委派了一批地方官员，在山东诸城县，新官莅任后， 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业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茫无恒业 ①。可见李自成派往山东的官员以 割富济贫 为口号，曾公开号召贫苦农民起来夺回被地主夺去的土地。所谓 产不分久近，许业主认耕 ，就是说不论 业主（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土地是何时转移到地主手中的，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当地大地主丁耀元的家产就是在这一 割富济贫 的运动中丧失殆尽： 巨室膏田一无主人，任其侵占而谁何？故前此所积，不可问矣。于是有楼子庄之占，草桥庄之占，草泊庄之占，东潘旺之占，石阜庄之占，北余留之占，石桥后齐沟之占。不为占据者，惟焚掠后荒田耳。 ②另一个乡绅地主厉宁在日照、诸城二县的 所有田产、牛只，恶为二县民人瓜占 ③。在河南南阳，李自成部将刘希尧、贺锦率领的义军亦全部占据了唐王 南阳以南并西北楼寨庄田 ④。在山西忻州，李自成起义军也分地于民， 三丁之中，抽军一名，其余二丁，供田三十亩，银二两 ⑤。张献忠起义军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如在湖南常德抄没了大官僚地主杨嗣昌的土地财产， 霸占土田，查还小民 ⑥。 ①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三。
②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八。
③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④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全集》三二《钦奉上传疏》。
⑤ 《绥寇纪略》卷一。
① 丁耀元：《出劫纪略》。
② 丁耀元：《出劫纪略》。
③ 中央档案馆：《顺治史书》史六。
④ 李永茂：《枢垣初刻》卷六《襄阳再陷疏》。
所谓 免粮 ，实际上就是减轻赋税，使贫农摆脱繁重的赋役负担。如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宣布 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①。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在湖北宣布 三年免征 ②， 三年不征，一人不杀 ③。农民军的免税措施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在北方地区广泛传唱着 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 ④，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⑤！
有些论著以 不当差，不纳粮 为据，认为农民军的主要经济政策是免征赋役，这是不正确的。农民军也需要经济力量作支持，其经济政策是十分灵活的。在有些地区，根据当地经济状况和实际斗争需要，他们宣布免征赋税，在另一些地区则适当征税。如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年）十月，李自成在西安 定令以明年正月起，每粮一石，派草六斤，解送省城，搬运之费倍之 ⑥。
这是一项十分明确的据粮征收的税收法令。明朝官员张缙彦谓李自成初 以三年免征，后辄百端催科 ， 雕翎鱼胶，尽派穷民，钢铁牛筋，亦入地亩 ⑦。这话虽有夸大污蔑之处，但也说明随着斗争成果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多，农民军的税种也在不断增加，另外，从张缙彦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农民军的税收政策继承了一条鞭法的改革趋势，把各项税款都摊入地亩征收，比较合理。总体说来，农民军征收的税率比较低，如在陕西麟游每亩平均税额仅１升多⑧，不仅与明末 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 ①的奇重税率不可同日而语，就是比明初民田亩征３升３合的税率也轻得多，因而农民军能唤起广泛的支持。 为了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农民军还实行屯田。
如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年）攻下襄阳后，就 占襄阳地土耕种，禁杀人偿命，且约杀牛一只，赔马十匹 ②，还 欲取江南、河北牛只，屯田皖中 ③。北征以前， 留后营屯种于襄城郏县 ④，以固根基。农民军进入北京后，仍然推行屯田政策，保存至今的一颗属于大顺政权的 工政府屯田清吏司契 铜印就是有力的证据。
⑤ 马国柱：《为特纠悖旨殃民之弁以敬官邪举劳吏以昭激劝事》，故宫博物院藏《顺治朝题本》，刑罚类一号。
⑥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一六。
① 许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补遗？李岩说自成假行仁义》。
② 《明季北略》卷二○《彭琯奏》。
③ 《明季北略》卷一五。
④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
⑤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
⑥ 钱■：《甲申传信录》卷六。
⑦ 张缙彦：《居菉文集？附录》。
⑧ 王继文：《为乞恩查减荒粮以实国赋以存残黎事》，故宫博物院藏《顺治朝揭帖》田赋类一三号。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② 李永茂：《枢垣初刻》卷六《襄阳再陷疏》。
③ 彭孙贻：《平寇志》卷一七。
④ 彭孙贻：《平寇志》卷一七。
在工商业政策方面，农民军非常注意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实行平买平卖。如在山西， 令百姓运解米豆草束往蒲州、猗氏、临晋、闻喜四处交纳，米豆每石帮银四两，草每束帮银一钱，至七月又派征钢、布、翎毛等物，每钢一两价银一钱 ⑤，可见农民军在有些地区确实做到了公平买卖，不强夺百姓财物。李自成还非常注意宣传活动，派遣将士扮作往来客商，深入城镇，传布 平买平卖 政策⑥，鼓励 百姓担百货入营中 交易。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三月，李自成 行牌郡县云：知会乡村人民，不必惊慌，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 ⑦。在由西安向北京进军途中，始终注意与沿途百姓 平买平卖 ⑧。李自成余部李锦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在湖南常德、澧州也很注意 与百姓公买公卖 ⑨。
明朝末年，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据有关资料记载，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年），上海每石米的价格为银
１两，到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年）增至每石米值银１两９钱①，再到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更猛增到每石米值银３至５两②。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河南 斛谷万钱（合银六、七两） ，山东石米值银２４两③。物价的剧烈上涨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困难。针对这种状况，李自成农民军采取措施以 平物价 ④。为了抑制通货膨涨，李自成农民军还发行新货币，如在西安 铸永昌钱，大者值白金一两，次当十、当五不等 ⑤。进入北京后，设立了２４所铸钱局，所铸 永昌通宝 钱 既重且大 ，质量很高， 通行于世内为宝 ⑥。
李自成农民军还比较注意保护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攻下洛阳后，李自成约束将士， 不杀平民惟杀官 ⑦。自南阳及阌乡、灵宝、关东一路张榜下令： 杀一人如杀吾父，淫一女如淫吾母 ⑧。李自成军还规定， 过城市不令处室庐 ，一律在帐篷中宿营。⑨攻占城市 严禁抢掠 ⑩。在由陕西向北京进军途中，规定 马腾入苗塍者，斩之 （１１）。进入北京后，立即发布告示： 尔民各安生理，不许关闭店业。 （１２）规定 罢市者斩 （１３）。约束士兵不许扰民， 有兵二人，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磜杀之 ①。
⑤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七。
⑥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⑦ 《明季北略》卷二○。
⑧ 陈济生：《再生纪略》。
⑨ 《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梅勒章京屯代揭帖》。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一》。
② 《阅世编》卷七《食货一》、卷一《灾祥》。
③ 夏燮：《明通鉴》卷八七。
④ 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一。
⑤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一《李自成传》。
⑥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
⑦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三。
⑧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三。
⑨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通城击》。
⑩ 高守枢：《守郧纪略》。
① 赵士锦：《甲申纪事》。
在军队内部，李自成推行一种原始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据查继佐记述，李自成农民军 所掠金帛、米粟、珠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费俱出自掌家，但报成数，请食不足，则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 ②。这是平均主义思想在组织上的反映。这种制度，在战时有利于保持农民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明末农民军采取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无论是 均田免粮 ，还是 平买平卖 ，都是针对明末社会弊端采取的有力措施。特别是农民军社会经济政策中体现出来的平均思想，是唐宋以来农民革命中 等贵贱，均贫富 思想的重大发展，反映了灾难深重的农民改变现实处境的愿望，触及到了社会矛盾不断尖锐激化的总根源，并成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推翻明王朝的有力思想武器。
② 查继佐：《国寿录》卷一《徐一元传》。
明朝经济史之明末财政危机与农民军的经济政策
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1019 字体大小: 【小】 【中】【大】 明末财政危机与农民军的经济政策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高度发展
与明代中期相比，由于商品经济日趋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奢靡，地主阶级越来越贪婪，胃口越来越大，明代后期的土地兼并之风更加猛烈，封建土地所有制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
这股疯狂的兼并之风，首先是由皇室和贵族掀起的，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说， 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以庄田最为集中的北直隶为例，到嘉靖初期，庄田占地达２０００余万亩，比弘治时期扩大了６倍，占当时北直隶全部耕地的７４％。①嘉靖时，景王朱载圳封国湖北安陆，占土田湖陂达数万顷；②赐永淳长公主田１５２０顷；德、鲁、衡三王土地不下万顷。③隆庆时，肃王庄田达４４８０顷；④陕西牧马草场１２万顷，多被韩、秦、庆、肃四王府侵占。⑤万历时，更是 赉予过侈，求无不获. 如潞王就国时，除将景府遗下土地４万顷全部赐给他外，仍 额外再给 ①；福王就藩河南，援景府赐田事例，要求赐田４万顷，后经大臣力谏，仍赐山东、河南、湖广田地２万顷②，但他还不满足，利用勘丈之机，恣行包占 田边之田，业外之业 ，甚至动辄诬以隐漏抗违 ，侵占平民土地③。神宗还曾赐寿阳长公主庄田２５９５顷④，赐永宁公主庄田２５９５顷⑤。晋王庄田，仅在太原等地就有７２００余顷⑥。其他宗室也竞相占田，如 武冈州岷宗每每强占人田房子女 ⑦，地方官吏无法禁止。天启时，赐给桂、惠、瑞三王土地各３万顷，瑞王还越界强占民田⑧；赐给宁德、遂平二公主田地５１９１顷⑨。崇祯时，湖南 长（沙）、善（化）两邑，旧额百万亩，今入藩封（吉王府）者，且七八十万亩 ⑩，他们的掠夺行为曾激起当地农民聚众反抗。
皇室之外，勋戚、太监也大肆占夺田地。嘉靖时，赐庆阳伯夏臣土地１３８００余顷（１１）；建昌侯张延龄、寿宁侯张鹤龄兄弟奏讨钦赐的顺天等府庄田共３３处，计５２８０余顷（１２）；翊国公郭勋 田园甲第，吞并遍于京师（１３）。
万历时，黔国公沐睿大量增加庄田，其中不少是用 勒契券 的手段强行侵占的（１４）。司礼监太监张诚也有庄田数百所， 市店遍于都市 （１５）。天启时，太监魏忠贤一家赐田总额不下百万亩①。 ① 林俊：《传奉敕谕查勘畿内田地疏》，《明经世文编》卷八八。
② 《明史》卷一二○《景王载圳传》；《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四、一三○。
④ 《明穆宗实录》卷六二。
⑤ 《明穆宗实录》卷四九。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二○二。
② 《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五。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七。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六。
⑥ 《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六。
⑦ 包汝楫：《南中见闻》。
⑧ 《明熹宗实录》卷七六、七七；《崇祯长编》卷二五。
⑨ 《明熹宗实录》卷七○、七三。
⑩ 堵允锡：《堵文忠文集》卷二《奏议？地方利病疏》。
缙绅地主在兼并狂潮中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们 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鱼肉 ②，手段极其残酷。据明代人记载， 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至正德，诸公竞营产谋利 ③。可见缙绅地主兼并土地之风自武宗统治时期转烈，其后迅速蔓延，一发而不可收， 求田问舍而无底止 ④。如嘉靖时大学士严嵩在北京附近有庄田１５０余所，并 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⑤，还 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
郡 ⑥，总计田产在２０万亩以上，特别在其故乡袁州府， 一府四县之田，七在严而三在民，在严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严则概户优免，在民则独累不胜 ⑦。都督陆炳 亦积资数百万，营别业十余所，庄田遍四方 ⑧。万历年间，湖州有 富者 占田万顷⑨，松江董其昌的田产也过万顷⑩。明末无锡东亭的华氏每年租税收入４８万石，苏州齐门外的钱槃每年租税收入达９７万石（１１），浙江奉化县乡官戴澳一家所纳钱粮竟占全县之半（１２）。
在明代后期，剧烈的土地兼并不是限于局部地区，而是遍及全国。如在福建， 仕宦富室，相竞蓄田，贪官势族，有畛隰遍于邻境者。至于连疆之产，罗而取之；无主之业，嘱而丐之；寺观香火之奉，强而寇之。黄云遍野，正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 ①。在河南， 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小亦不下五七百顷 ②。崇祯时杨嗣昌对全国土地占有情况概括说： 近来田地，多归有力之家，非乡绅则富民。 ③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的结果，自然是使地权不断集中，出现了许多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正如王邦直所说： 官豪势要之家，其宇连云，楼阁冲霄，多夺民之居以为居也；其田连阡陌，地尽膏腴，多夺民之田以为田也。至于子弟恃气凌人，受好人之投献，山林湖泊，夺民利而不敢言。当此之时，天下财货，皆聚于势豪之家。 ④当时占地千亩、万亩的地主，数不胜数。江南缙绅豪右之家 占有百亩田者，居十分之六七，占有千亩田者，居十分之三四，占有万亩者，居千分之一二或百分之一二⑤。 ① 谈迁：《国榷》卷八八。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乡官虐民之害》。
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
④ 《古今图书集成》卷六一《食货典》载刘同升《限田均民议》。
⑤ 《明史》卷二一○《邹应龙传》。
⑥ 《明史》卷二一○《王宗茂传》。
⑦ 林润：《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讨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九。
⑧ 《明史》卷三○七《陆炳传》。
⑨ 谢肇淛：《西吴枝乘》。
⑩ 《民抄董宦事实》。
①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
②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③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全集》卷三二《钦奉上传疏》。
④ 王邦直：《陈愚衷以恤民穷以隆圣治事》，《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一。
⑤ 《明史》卷二五一《钱士升传》。
有的学者将嘉靖以后各类王公勋戚文武大臣的占地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并将占地１０万亩以上者制成表⑥（见表９），从中可以充分体会明代后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的情况：
贵族、勋丰戚、官僚虽然兼并了大量土地，却又千方百计逃避赋役，手法极多。嘉靖时，江西巡抚唐龙曾揭露这些人的行径说： 遇有造册时，行贿里胥，有飞洒现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内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眼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石为包纳者，有全过割而不归正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撤，名为悬挂掏回者；有暗袭官员、进士、举人，捏作寄庄者。…… ①这些人逃避的赋役，大多转嫁到无地或少地的小农身上， 富家占地万亩不纳一粒米而莫能究诘，贫弱不取寸草岁输重课而无所控诉 ②，佥役时 所佥实非大户 ， 役一着肩，家便立倾，一家倾而一家继，一家继而一家又倾，辗转数年，邑无完家矣 ③。
⑥ 黄冕堂：《明史管见》，齐鲁书社，1985年，第 465-466页。
① 唐龙：《请均田役疏》，《明臣奏请》卷一六。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③ 范景文：《革大户行召募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
土地兼并还导致封建剥削日益沉重。在兼并之风下，大量自耕农破产，转化成佃农，这些人原向国家交纳１０％左右的田赋，现在却要向地主交纳数额高得多的地租。明代地租有的是分成制，有的是定额制，租率均在５０％以上。据《饶阳万历志》记载， 勋戚庄田，自蔡驸马外，余三家视民粮再倍或三倍征之，民视为次骨之痛，诉于上而不之恤也 ④。据《日知录》记载，明代江南地区的亩产量多者不过３石，少者仅１石多。平均以亩产２石计算，每亩租额至１石２斗或１石３斗，多者达１石５斗，地租率达到６０％至７０％⑤；每亩收租１石６斗、１石８斗甚至２石的，地租率则达到８０％至９０％，个别的甚至达到１００％⑥。在福建宁化， 大抵富者有田，坐享七成之利 ⑦。
在安徽贵池，每亩租额高达２石⑧。
在不少地区，地主们还在定额租外大肆勒索。如明末安徽贵池地主收租时用秤每石是２２０斤，出粜时用秤每石仅９０斤，进出每石相差１３０斤①。广东惠州的租斗，有加一、加二至加五者，比原租额高出数倍②。有的地主在收租时还另立 斛面 、 踢斤 、 淋尖 、 脚米 等额外盘剥的 规矩. 地租之外，地主还任意役使佃户。在北方，地主役使佃户 夜警资为救护，兴修赖其筋力，杂忙赖其使令 ③。在河南汝南一带，地主不仅役使佃农本身， 甚有呼其妇女，至家服役，佃户不敢不从者 ④。逢年过节，佃户还要被迫向地主贡献鹅鸭鱼肉等物品。如此沉重的剥削，造成佃农 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 ⑤。而地主趁佃户借贷时，又实行高利贷剥削， 轻则加三，重则加五，谷花始收，当场扣取，勤劳一年，依然冻馁 ⑥。
在剧烈的土地兼并和沉重的封建剥削的压迫下，贫苦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能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如嘉靖时，淮河南北 逃亡特甚，有经数千里绝无人烟 者⑦。崇祯时，应天巡抚张国维报告，高淳县农民 自赔粮遗累，而死亡流离，四野萧条之象，不堪见闻 ⑧。福建惠安县 以一图言之，百户之中，死绝者已三四十户，以一县言之，三十六里之中，不可以为里者，殆居其半。……田亩既荒，粮差尚在，人丁消乏，鬼名在册 ⑨。北直隶静海县原有１９里３３００户，１０余年间，只剩下８里９００户， 皆因本县地土尽力皇亲势家所夺，无复余地 ①。倘若再遇上天灾人祸，则更难存活。崇祯时吕维琪描述其家乡河南的情况说： 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 ，以致 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菜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②。大量农民的逃亡，使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流民队伍，为农民大起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④ 吴汝纶：《深州风土记》第三上《赋役上》。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⑥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三《典礼志？风俗》；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田产》。 ⑦ 民国《宁化县志》卷一○。
⑧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三《与田令公论乡中粜谷书》。
①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三《与田令公论乡中粜谷书》。
② 康熙《惠州府志》卷五《郡事》。
③ 吕坤：《实政录？民务》卷二。
④ 乾隆《光山县志》卷一九《条议汝南利弊十事》。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⑥ 《实政录？民务》卷二。
⑦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五。
⑧ 张国维：《张忠敏公集》卷四《请高淳永折疏》。
⑨ 李恺：《抑斋介山集》卷一六《为惠安乞并图》。
① 顾炎武：《菰中随笔》卷二上。
② 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二）内忧外患与财政危机
自从明王朝建立以来，起义、叛乱和边防危机就时有发生，使统治集团深感困扰。进入后期以来，由于政府的权威衰落，军事力量衰退，土地兼并和农民的赋役负担加重，明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更加严重，国家财政已到了难以承担的地步。
嘉靖初年，广西田州府同知发动叛乱，用兵多年也未能真正平定③。终嘉靖一朝，几乎所有省份都曾发生农民起义，其中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河南、四川、浙江、江西等地的起义规模较大。然而，嘉靖时期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表现为 南倭北虏 的边防危机。
南倭 指东南沿海的倭寇。这是自明朝建立起就存在的问题，当时日本失意的武士、官吏、浪人和不法商人经常到中国沿海侵扰。１４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后又进入 战国 时代，割据的诸侯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在战争中失败的南朝的一些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和海盗活动；而此时明王朝的军事力量正在衰落，越来越无力对付这些和中国海盗及沿海大姓勾结在一起的倭寇，到嘉靖年间，倭患的猖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倭寇 荼毒生灵，专据城池，劫夺库藏，燔烧官府，戮官杀将 ①，北至辽东，南至广东，无不遭受其害。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年），倭寇攻掠宁波、台州诸郡县，焚毁官民廨舍数百千区。次年，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提督浙闽海防军务以御倭。经过实地了解，他认识到倭寇猖獗的重要根源是 闽浙大姓 与倭寇勾结，决心加以整顿。但不久他就遭到 闽浙大姓 在朝廷中的代言人的攻击，被迫自杀，于是 罢巡抚不复没，又以御史宿应参之请，复宽海禁，而舶主土豪，益连结倭贾，为奸日甚，官司以目视，莫敢谁何 ②。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年）至三十三年（１５５４年），倭寇连年大掠南直隶和浙江沿海州县。朝廷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主持剿倭，后又派工部侍郎赵文华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是内阁首辅严嵩的亲信，恃势骄横，对张经等人肆意凌辱。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年），张经和著名将领俞大猷等在浙江嘉兴的王江泾大破倭寇，斩杀２０００余人，焚溺死者不计其数。张经不仅未受嘉奖，反遭赵文华诬陷，下狱论死，严重挫伤了抗倭将领的斗志。不久，倭寇又卷土重来。在赵文华荐举下，浙江巡按胡宗宪先任巡抚，后又升任总督。胡宗宪也是严嵩的党羽，但他能任用俞大猷、戚继光等有才识的将领，抗倭战争有了转机。到嘉靖末年，倭患基本上被平定①。
③ 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三《诛岑猛》。
① 李承勋：《勘处倭寇事情以伸国威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一。
② 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① 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三至七；朱九德：《倭变事略》；范表：《海寇议》，《玄览堂丛书续集》；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日本国》；《明史》卷二○五《朱纨传》、《张经传》，卷二一二《戚继光传》，卷三二二《日本传》。
北虏 是指北方的蒙古。正统年间，瓦剌部的也先成为瓦剌、鞑靼各部的实际主宰，势力达到极盛，在土木之战时大创明军，明英宗也被俘虏。
此后，也先势力趋于衰落。景泰六年（１４５５年），也先被阿剌知院杀死，瓦剌部陷于分裂之中，鞑靼部逐渐强盛起来。成化时期，活动于河套地区的鞑靼各部为争夺水草牧地争战不休，也经常侵扰明边，被称为 套寇. 弘治初年，鞑靼部的达延汗兴起，征服了西部的瓦剌部和东部的兀良哈部，重新把蒙古统一
起来。达延汗封长子阿尔伦于漠南东部，统治区即后来的察哈尔部；封次子阿著于河套地，阿著之子衮必里克（吉囊）据鄂尔多斯，俺答（阿勒坦）据土默特，为后来的内蒙古；封幼子格哷森扎（满官嗔）于漠北，号喀尔喀部，为后来的外蒙古。嘉靖初年，达延汗死，长子阿尔伦时已先死，乃以阿尔伦之长子卜赤继承汗位，但诸部不听约束，达延汗建立起来的统一汗国又分裂为４０余个领地，其中吉哷和俺答势力最强。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年），吉哷死，诸子将其领地进一步分割，俺答势力独盛，不断入侵明朝边境。明三边总督曾铣认为恢复河套是解除蒙古内扰的上策，这一建议得到首辅夏言支持。但昏庸的明世宗受严嵩蛊惑，竟以 罔上贪功 等罪名先后将曾铣、夏言处死，从此无人敢言及河套事。嘉靖二十九年（１５５０年）六月，俺答率军攻入大同，杀总兵张达。八月，突破古北口，直逼北京。北京禁军仅四五万人，其中还有一半是老弱病残，只得急调大同、宣府、辽阳、蓟州、保定、河间、延绥七镇兵入援，集结了大约５万兵力，但都怯懦不敢战，坐视俺答军饱掠而去。因本年是庚戌年，故史称 庚戌之变. 这次大举入侵后，蒙古仍不断骚扰边疆。直到隆庆时期，因明朝加强了北边防守，俺答的入侵往往遇到有力的抵抗，再加上长期作战，力量损耗很多，内部矛盾加剧，他觉得侵掠不如与明朝交好和贸易有利，便接受了顺义王的封号，北边的局势从此安定下来①。
隆庆至万历前期，边疆比较安定。至万历中期，进行了三次大的军事行动，史称 万历三大征. 三大征 之一是平定宁夏哱拜叛乱。哱拜是蒙古鞑靼人，嘉靖中因得罪其酋长，父兄被杀，投奔明朝。他长期在明朝军队中服役，屡立战功，升至都指挥，后又加援副总兵。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
哱拜以都指挥的身份退职，其子哱承恩接任。这年三月，因欠缺兵饷，军官刘东旸起而叛乱，击杀巡抚都御史党馨等人，自任总兵官，委任哱承恩为自己的副手。尽管哱拜在这起事件中没有接受过刘东旸的任何头衔，但从一开始他就被明朝官员视为叛乱的幕后指挥者。判军们想与河套地区的鞑靼部相联合，这使朝廷非常焦急。朝廷急忙派遣大军前去镇压，十月年攻克宁夏城。
城陷以前，哱承恩杀了刘东旸，希望以此赎罪，但朝廷没有宽恕他，将他处死。哱拜城陷后自缢而死②。
三大征 之二是平定播州杨应龙的叛乱。自唐朝以来，播州就在杨氏家族的控制之下。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杨氏归顺明朝，朱元璋沿袭元制，仍置播州宣慰使司，由杨氏世袭宣慰使。隆庆五年（１５７１年），杨应龙承袭宣慰使之职。任职既久，多行不法。从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年）以后，他时叛时服，朝廷于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和二十三年（１５９５年）曾两次判他死刑，分别以２万和４万两银子赎罪。他获得宽免，更加怙恶不悛，兴兵攻掠四川、贵州相邻地区。万历二十七年（１６９９年），朝廷任命李化龙节制四川、湖广、贵州军事，并征调支援朝鲜归来的将领和士兵前来增援。次年六月，叛乱被彻底平定，杨应龙自缢，其子及一些党羽被押解到北京处死。改播州为遵义、平越二府，由流官治理。杨氏传２９世，８００余年，至此而亡①。
① 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卷五九《庚戌之变》，卷六○《俺答封贡》；《明史》卷二○四《曾铣传》、《丁汝夔传》，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 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
三大征 之三是援助朝鲜。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于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试图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日军由釜山登陆，迅速攻陷王京，占领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明朝经过慎重考虑， 以朝鲜为国藩篱，在所必争 ，决定派兵前去救援。双方发生多次激战，互有胜负。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年），明军收复平壤以及黄海、平安、京畿、江原等道。日军见明军势盛，放弃王京，退居釜山。明朝与日本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和平谈判，但收效甚微。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年），日军再次大举入侵朝鲜，停泊在釜山的运送军队和粮饷的船只达数千艘。明朝再次派出大军援救，与朝鲜军民共同抗击日军。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年）二月，丰臣秀吉死去，这对日本部队的士气有一定影响。明朝军队发起反攻，在朝鲜南海面与日军展开决战，日军几乎全部被歼，余下的都乘船逃回日本。 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丰臣秀吉）死而祸始息 ②。 万历三大征 基本上发生在相同的时间内，尽管明朝军队最终都取得了胜利，但丧师靡饷无算，国力消耗极大。
万历时期也发生过不少次局部性的农民起义，但规模都不大，对朱明王朝没有构成多大威胁。这一时期的真正威胁直到神宗统治末期才显露出来，这就是满族的崛起与挑战。满族是以建州女真为主体并融合女真其他各部而逐渐形成的，原活动于黑龙江北岸，后逐渐南移，到１５世纪中叶定居在浑河河源苏子河上游地区的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一带，形成建州三卫。万历年间，建州女真内部及海西女真之间经常发生争战，最后努尔哈赤起而统一了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年），努尔哈赤誓师攻明，迅速攻占了抚顺城，又接连攻陷抚安、三岔儿、白家冲三堡。败报传到北京，举朝震惊，神宗命逮捕辽东巡抚李维翰，任命杨镐经略辽东。又征调福建、浙江、四川、甘肃兵共８８０００人，朝鲜兵１３０００人，并会合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共得兵力１０余万人，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出击。杨镐不懂军事，制定了一个带有致命弱点的四路出击方案。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年）四月，在杨镐的全面指挥下，明军实行 分进合击 战术：山海关总兵杜松率兵３万出抚顺关，直指赫图阿拉正面；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２５０００人出清河堡趋赫图阿拉，为杜松援军；开原总兵马林会合叶赫兵共１５０００人由北面攻向赫图阿拉；辽阳总兵刘綎会合朝鲜兵共２万余人出宽甸，趋赫图阿拉南面。努尔哈赤全面分析情况后，确定了 恁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的战略方针①，集中全部６万兵力迎击杜松军，在抚顺东南的萨尔浒将杜松军全部歼灭，杜松战死。然后向北，在尚间崖击溃马林军，马林仅以身免。又急速返回赫图阿拉，迎击刘綎军，将其歼灭，刘綎战死，朝鲜军统帅姜弘立被俘。杨镐在沈阳惊闻三路军大败，急忙檄令李如柏军撤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萨尔浒之战. 接着，后金军又乘胜攻击开原、铁岭，进入明边。
① 参见《明史》卷三一二《四川土司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三。
② 参见《明史》卷三二○《外国一？朝鲜》。
① 《辽事述？辽左兵端》。
萨尔浒之战后，杨镐下狱论死，改命熊廷弼经略辽东。熊廷弼非常了解辽东局势，上任后 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缴，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继进剿 ①。刚过一年，熊廷弼的防守战略就大见成效，努尔哈赤不敢轻举妄动，辽东人心逐渐安定下来。但在这时，朝廷中的党派之争出来做怪，熊廷弼受到猛烈攻击，最终于泰昌元年（１６２０年）十月去职，由袁应泰接任。袁应泰为人精敏强毅，但缺少军事经验。他上任后，一反熊廷弼治辽已有成效之规，并大量收留蒙古饥民，与辽人杂处。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三月，袁应泰正考虑分三路出兵以恢复清河、抚顺，后金军已打到沈阳城下，城内的部分蒙古人叛降，沈阳失陷，城外兵７万余人皆溃败。后金军又乘胜攻克辽阳，袁应泰自缢死，辽东之三河等５０寨及河东大小７０余城望风而降。
辽沈失陷后，明廷于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六月再次起用熊廷弼，他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恢复辽东的计划，以防守为主。他的计划受到主张进攻的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反对。此时熊廷弼只以５０００兵守右屯，王化贞却拥兵１３万据广宁，根本不听熊廷弼调遣，熊廷弼的防御战略无法实施。在熊、王矛盾中，许多有实力的朝臣站在王化贞一边，熊廷弼屡疏愤而求去，兵部尚书张鹤鸣建议罢免熊廷弼，明熹宗尚未批复，后金兵已于天启二年（１６２２）正月渡过辽河，广宁失陷，王化贞仓皇逃出，与熊廷弼一起退入山海关，二人皆下狱论死。
广宁失陷后，举朝恐慌，均主张退守山海关，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就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大学士孙承宗以辽东安危为己任，自请出任督师，接受袁崇焕等人建议，防守重要战略地点宁远（今辽宁兴城）。他选将练兵，布署防守，辽东战局大有转机，４年中努尔哈赤未兴兵进攻。由于孙承宗是东林党人，受到把持朝政的阉党的忌恨，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十月去职，改由阉党分子高第经略辽东。努尔哈赤 知经略易与 ，于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正月率大军渡过辽河，高第主张弃辽，命全部军队撤入山海关内。袁崇焕不从，誓与宁远共存亡，终于凭借宁远一座孤城，重创后金军。是年秋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位。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五月，皇太极见袁崇焕积极经营宁锦防线，很不甘心，又率大军进攻锦州和宁远，再遭重创。明与后金之间进入相持阶段。袁崇焕取得空前未有的大捷，却遭阉党攻击，旋即辞职。 崇祯皇帝即位后，再次起用袁崇焕督师蓟辽，袁崇焕制定了长期的防御计划。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皇太极知袁崇焕防守宁远甚坚，便避开其防线，绕道内蒙，由长城喜峰口
入侵明朝，进围北京。袁崇焕率军入援，皇太极施展反间计，极度猜忌的崇祯帝中计，将袁崇焕杀害，辽东防御力量受到损害。此后，皇太极认识到 南朝（明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盖犹裕如也 ①，便把注意力集中于巩固关外的基地，并表示愿与明朝议和，还以迫使明廷接受和议为名，在崇祯二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六次派兵入塞，掠夺人口和财产，有时从迈畿一直深入到山东各州县。
崇祯皇帝虽有议和之心，但又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迟疑不决，终明亡也未达成和议。
① 《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① 《明清史料》首本《天聪二年奏本》。
辽东局势已使明朝统治集团手忙脚乱，而这时另一个对手也逐步强大起来，使明朝陷于两面作战的泥潭中。这另一个对手就是农民起义。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年），白莲教首领徐鸿儒在山东郓城发动起义，先后攻下郓城、邹县、滕县、峄县等地，势达数万，坚持半年之久，才被镇压下去，而其余部又坚持斗争长达３年①。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二月，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追比赋粮，白水王二怒杀之②，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正式揭开。接着，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先后起义，甘肃、陕北延绥等地的士兵也群起哗变。
到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东起山西阳城，西达甘肃庆阳，起义波及西北５０多个州县。起义军逐渐出现了联合的趋势，分兵转战于山西、河南、河北、湖广、陕西、四川等地。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年），高迎祥被推举为闯王，起义军已达几十万人。接着，为了避开明军压力，各路起义军纷纷东下河南。崇祯八年（１６３５年）正月，起义军联合７２营，在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等领导下东下，连破固始、颖川，攻下凤阳，焚烧了明皇陵，明廷极为震惊。
后来，起义军形成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势力，李自成转战于陕西、四川等地，张献忠则转战于河南、湖广等地。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年），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一个名为 四正六隅十面网 的总体战略，即由总督全盘指挥，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 四正 ，由各巡抚分别负责本地防守和进剿事宜；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 六隅 ，各巡抚有时分别防守，有时协同进剿；由 四正 和 六隅 配合，就构成了 十面网 ①。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张献忠突围入四川，采取快速运动的战术，转战全蜀；李自成也东出河南，很快发展到数十万人。杨嗣昌的战略完全落空。自此，明军便再也没有有效的抵抗力量，起义军纵横驰骋，最后攻入北京。
长期的内外多事，致使军费开支猛增。英宗时，每年支边军饷银只数万两，孝宗、武宗时增至４７万两②。其后便呈直线上升趋势。据统计，嘉靖十年（１５３１年）至二十九年（１５５０年）， 九边 军兵总数约在４４万至５０万之间。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年）由陕西、山东和北直隶供应的本色粮达２２０万左右，相当于银１５０万两，另外还有年例银４４万两。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人大举入侵后，军费更是激涨，历年京边岁费银数额如下：嘉靖三十年为５９５万两，三十一年为５３１万两，三十二年５７３万两，三十三年４５５万两，三十四年４２９万两，三十五年３８６万两，三十六年３０２万两③。其后略有下降，但多在２００万两以上。到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年），京边年例银又增至３６１万两④。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宁夏、朝鲜、播州三大征，军费支出达１４６０万两⑤。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年）至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前后１０年间对后金用兵，军费达６０００多万两⑥，真可谓 自辽左用兵，竭天下而供一方，兵无了局，民无息期 ⑦。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开支更是惊人，杨嗣昌为了推行 四正六隅十面网 的围剿计划，一次就提出加饷２８０万两①。
① 查继佐：《罪惟录》传三一《徐鸿儒》；《明史》卷二五七《赵彦传》。
②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① 《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② 《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卷二五一《蒋德璟传》。
③ 《明世宗实录》卷四五六。
④ 《明史》卷二二四《宋纁传》。
⑤ 《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
⑥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⑦ 《明光宗实录》卷八。
除军费开支外，其他方面的开支也日趋膨胀。第一，统治集团不知节制，大加挥霍。嘉靖时期皇帝的伙食费每年１７万两，到万历中期增至每年３０万两②。修造寿宫（定陵），费银８００万两。修三大殿，仅采木一项就费银９３０余万两③。天启时重修三大殿，费银５９５７５００两④。其他如皇女生， 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 ⑤。诸皇子婚， 诏取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 ⑥。七公主下嫁， 宣索至数十万 ⑦。第二，官僚集团和宗室人口数量剧增，虚耗钱粮。嘉靖时，兵科给事中刘体乾说： 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见至三万四千员。本朝从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余万。 ⑧此外，还有 中书带俸、译字生、通事、乐舞生、厨役、勇士、匠人、写字人，不可胜纪 ⑨。如此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要巨额的行政和俸禄开支。据弘治元年（１４８８年）左都御史马文升报告，其时岁支在北京王府、六部等衙门官吏监生人等食米、文职京官俸米、文职官吏俸折米三项合计约２０４８０００石⑩。
弘治以后，文武官员仍 岁增月益 ，支出各项俸银约数千万（１１）。宗室人口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禄米支出已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如在山西，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年）宗室岁支禄米８７万余石，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年）增至３１２万石。在河南，由嘉靖八年的６９万余石增至嘉靖四十一年的１９２万石①。隆庆五年（１５７１年）礼科给事中张国彦说： 国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今则玉牒内见存者共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位，岁支禄粮八百七十万石有奇，郡县主君及仪宾不与焉，是较之国初殆数百倍矣。天下岁供京师者止四百万石，而宗室禄粮则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国课之数不足以供宗室之半也。 ②到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年），宗室人口已突破６０万人③，国家倾全力也无法全部支给，只得拖欠，如庆城王府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年）始给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年）岁禄，而灵邱王等竟有缺５０年未支给者④。
①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
② 《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③ 《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④ 《明熹宗实录》卷二二。
⑤ 《明史》卷二二七《万象春传》。
⑥ 《明史》卷二一《神宗纪》。
⑦ 《明史》卷二二○《赵世卿传》。
⑧ 《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⑨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上《设官》；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四《积存》；郑晓：《今言》卷一。
⑩ 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附录《弘治元年三月初七日都察院左都御史马奏广储积以足国用》。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五一四。
② 《明穆宗实录》卷五八。
③ 《明神宗实录》卷四九二。
④ 吕坤：《停止砂锅潞绸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五。
上述巨大的军费开支和其他消费，使明王朝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据《明世宗实录》中有数可查的年份看，每年支出常常超出收入的一半左右，嘉靖七年亏空１１０万两，二十八年亏空１６余万两，三十年亏空３９５万两，三十一年亏空３３１万两，三十二年亏空３７３万两，三十三年亏空２５５万两，三十四年亏空２２９万两，三十五年亏空１８６万两，三十六年亏空１０２万两，四十二年亏空１４０万两，四十三年亏空１１６万余两，１１个年头中共亏空２３００万余两⑤。隆庆元年（１５６７年），户部尚书马森奏称，太仓银仅存１３５万余两，而岁官军银需１３５万余两，边饷银需２３６万余两，补发年例需银１８２万余两，通计所出，需银５５３万余两，以此计算，太仓银仅可支３个月。他对此深感忧虑： 平居无事，尚难支持，万一有不虞灾变，供费浩繁，计将安出？今日催征急矣，搜刮穷矣，事例开矣，四方之民力竭矣，各处之库藏空矣。时势至此，即神运鬼输，亦难为谋！ ①神宗初年，张居正当政，清丈土地，
整顿驿递，裁减见官，节省宫廷浮费，采取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扭转了嘉靖、隆庆年间的财政危机。万历四年（１５７６年），总督仓场户部侍郎毕锵报告，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年）太仓老库存银１１３万余两，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年）只有１００万两左右，而万历三年（１５７５年）老库和外库的存银已达７０３万余两，每年正常开支３９０余万两，可盈余３００余万两②。万历七年（１５７９年），户部上奏说： 迈者太仓饶溢，恐其积腐 ，建议改变存放办法，以免陈粮积压③。万历九年（１５８１年）实行马匹折银，太仆寺存银多达４００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有８００万两，太仓存粮可支１０年之用④。
张居正去世后，统治集团旧态复萌，财政不再有盈余，而是年年超支。
如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岁入白银３６７万余两，岁支４２２万余两，超支５４万余两⑤。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年）前后，每年超支仍为５０万两左右⑥。到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已是 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 ， 从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 ⑦。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年），给事中汪若霖奉命巡视库藏，发现者库存银只有８万两，外库荡然无存，而同时拖欠的军饷已达１００余万两①。从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到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拖欠各边镇军饷银达９６８５５７１两②。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年）陕西镇的兵饷积欠到３０多个月③，次年二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皆告缺饷达３６个月之久④。面对着这样沉重的财政危机，统治集团计无所出，绞尽脑汁搜刮民财，推行一套竭泽而渔的财政政策。开矿榷税和三饷加派就是搜刮民脂民膏的最臭名昭著的财政举措。
⑤ 《明世宗实录》卷九七、三五六、三八○、三九九、四五六、五二八、五五二。
① 《明穆宗实录》卷一五。
② 谈迁：《国榷》卷六九。
③ 谈迁：《国榷》卷七○。
④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⑤ 谈迁：《国榷》卷七二。
⑥ 王德完：《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 ⑦ 赵世卿：《题国用匮乏有由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
① 《明史》卷二三○《汪若霖传》。
② 毕自严：《度支奏议》卷四《详陈节欠各边年例钱粮数目疏》。
③ 《明史》卷二六四《南居益传》。
④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三）开矿榷税与三饷加派
面对着巨大的财政赤字，为了满足骄奢淫佚的生活，明朝统治集团推行起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财政政策，千方百计搜刮财富，吸食民脂民膏。开矿榷税与三饷加派是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两项财政措施，虽然为统治集团在短期内聚拢起一些财富，但遭到人民剧烈的反抗，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崩溃过程，推动着朱明王朝更快地进入了历史坟墓。
开矿榷税是从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年）开始的。这一年， 好货成癖的明神宗朱翊钧委派大批宦官为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财。所谓 矿监 ，并不真正从事找矿开矿活动，也不以矿取税，而是把开矿作为借口，以勒索民财。矿监所到之处， 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弊，若草菅然 ⑤。更有甚者，矿监及其爪牙公行敲诈， 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于江 ①。所谓 税使 ，遍布于重要城镇、关隘和水陆交通要道， 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 ②。征税的范围极其广泛，如 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又有门摊、商税，油、布杂税，莫不设珰分职，横肆诛求。有司得罪，立系槛车，百姓奉行，若驱驼马 ③。
明神宗是矿监税使的总后台，他 且为中使立赤帜，不与外臣作泰山，只知财利之多寡，不问黎民之生死 ④，全力以赴支持矿监税使， 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 ⑤。在他的纵容下，矿监税使视百姓为鱼肉， 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 ⑥。
据统计，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年）到万历三十三年（１６０５年）的８年中，仅矿监税使上交神宗的矿税银一项即达３００万两，而矿税之征 大略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应，岁时之馈遗，驿递之骚扰，与夫不才官吏指以为市者不与焉 ⑦。据此折算，矿监税使及其爪牙帮凶们的掠夺总数至少是上交神宗数字的１０倍，怎能不 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恶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 ⑧。矿监税使不仅征收税金，而且无恶不作， 掘人冢，坏人庐，淫人室，荡人产，劫人财 ①。如山东税使陈增的参随程守训自称 天子门生 ，所到之处， 今日械一人，曰：尔富违法。明日系一人，曰：尔家藏珍宝。
凡稍殷实者，即罗织之。其初逮也，不遽讯也，铁索锁项，三木曳身，令过都历市遍，使观者股栗，而后就讯舟次。设水牢于舟中，昼夜浸之，绝其饮食。已乃诡出之岸，令舆皂厮养，竟谇而迭殴之，非法刑阱，备极惨毒，其人求死不得，无奈倾家鬻产，跪献乞命 ②。
⑤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①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二册《扬州府》。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九。
⑤ 《明史》卷三○五《陈增传附高淮传》。
⑥ 《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传》。
⑦ 夏燮：《明通鉴》卷七二。
⑧ 《明史》卷二二三《王宗沐传》。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
矿监税使的暴敛横行，使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如仪真与京口，仅一江之隔，路不过一、二里，却有两重税③。商人在长江顺流而下，日走三、四百里，要经过五、六个税收机构④。他们负担不起，只好停业。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户部报告： 在河西务关，则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三十余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独存二人矣. 临清向来缎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二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矣。在淮安关，则称河南一带货物，多为仪真、徐州税监差人挽提，商畏缩不来矣。其他各关告苦告急之人，无日不至。 ⑤整个国家，真是 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苍陌 ⑥。
这种疯狂的掠夺，激起了城镇居民的英勇反抗斗争，史称 民变. 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年），湖广税监陈奉到荆州收税，激起 商民鼓譟者数千人，飞砖击石，势莫可御 ①，陈奉逃回武昌。他不思悔改，仍 恣行威虐 ， 商民恨刺入骨. 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武昌市民不堪勒索凌辱，一万余人围绕陈奉公署，誓必杀奉。奉从后门潜逃，匿楚王府中。众民将番校耿文登等十六名，捆缚手足，投之于江 ②。山东税监马堂横征暴敛，７年间侵吞税银１３０余万两③， 凡系背负朱豆生理之类，尽行抽税，以致贩卖俱不进城，小民度日不支. 他还在临清豢养了一批无赖， 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通衢，睨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产之半，佣夫里妇负斗粟尺布贸易者，直搤而夺之，少谁何辄以违禁论，髡为城旦，没其田产 ④。临清市民忍无可忍，于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年）行动起来，聚众万余人，纵火焚毁马堂衙署，杀其党羽３７人⑤。织造太监孙隆驻在苏州督税，盘剥机户， 每机一张，税银三钱 ⑥，又擅立新法， 凡缯之出市者，每匹纳银三分，方许市 ， 众织工及市缯家皆苦之 ⑦。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苏州爆发了么抗孙隆的斗争，织工葛贤成为这次斗争的首领，他把群众分为六队，每队各有一人领头，以手摇芭蕉扇为号，指挥群众包围官署，当场用石头击杀了孙隆的爪牙黄建节，并殴杀税官多人，孙隆仓皇逃往杭州⑧。云南矿监杨荣为非作歹，百姓恨之入骨，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 相率燔税厂，杀委官 ⑨，杨荣残酷镇压，杖毙数千人，百姓群情愤慨，聚至万余人，烧毁杨荣住宅，将他杀死，投于火中，并击杀其党羽２００余人①。据初步统计，当时全国各地发生的大大小小的 民变 不下数百起。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七。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九。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⑥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② 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④ 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
⑤ 《明史》卷三○五《陈增传》。
⑥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⑦ 沈瓒：《近事丛残》。
⑧ 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三饷 是指 辽饷 、 剿饷 和 练饷 ，都属于正额之外的加派。
田赋加派可以溯源至明代中叶。还在弘治时，因与蒙古战争缺少兵饷，兵部尚书马文升就建议 苏松折粮银价轻，宜稍增之 ②，但遭到礼部尚书谢迁等反对，未能付诸实施③。正德年间，因修建乾清宫，增加天下田赋１００万两④。
嘉靖中期，为解决抗倭战争的军费短缺和北部边防的兵饷匮乏，决定预征均徭银接济，除顺天、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之外， 其余司府俱予编一年，令南直淮、扬、凤、徐四府州，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五省银解直隶浙江军门，陕西银解延绥，山西银解三关，北直隶真、保七府及河南、山东、江西、湖广、四川五省银俱解本兵部，以备边用 ⑤。所谓预征均徭银，又称提编，实际上就是加派，按照 履亩而税 的办法征收⑥。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年），因朝鲜之役，在山东加派，每亩加银二三厘，每丁加银三四分，二年并征⑦。
总起来说，万历中期以前，田赋加派基本上是在局部地区实行，且数额不大。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年），在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年），努尔哈赤以 七大恨 誓师攻明，明与后金之间的长期战争揭开了序幕。为了抽调兵士增援辽东，明廷故伎重演，实行加派，开征 辽饷 ，除贵州因有苗族起义不加派外， 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隶照万历六年会计录所定田亩，总计七百余万顷，每亩权加三厘五毫。惟湖广、淮安额派独多，另外酌议，其余勿论优免，一概如额通融加派，总计实派额银二百万三十两四钱三分八毫零 ①。这次加派，明神宗答应 辽饷事宁即为停止 ，但到第二年，辽事未宁，辽饷已尽，明神宗不肯从内库拨发金花银救急，而是下令再次加派，每亩又加征３厘５毫。辽东兵饷不断增加，战事却越来越糟，不断丧师失地。为了抵御后金军的进攻，明廷只能不惜血本，增加兵员，修筑工事，赶造武器，这需要大批经费。万历四十八年（１６２０年），明廷第三次议定再加派银每亩２厘。前后三次加派辽饷，每亩共计加银９厘。到崇祯初年，辽东战事进一步恶化，后金军几次挥师入关，甚至直捣北京城下，明廷决定在蓟州、通州、昌平三镇加添兵马，增强北京防务。于是在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每亩又加征３厘，称为 新饷. 前后四次辽饷加派，总计年额已达６６７８０００两左右，详见下页表１１②。
⑨ 《明史》三○五《梁永传》。
① 夏燮：《明通鉴》卷七三。
② 王锡爵：《王文肃公牍草》卷二二《六疏外密疏》。
③ 陆树声：《长水日抄》；王道瑞：《明名臣琬琰续集》卷二《文正谢公》。
④ 《明史》卷一六《武宗本纪》。
⑤ 《明世宗实录》卷四二二。
⑥ 万历《秀水县志》卷三《食货》。
⑦ 邢侗：《东事策》，《明经世文编》卷四六八。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七四。
除实行辽饷加派外，从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开始，还实行辽饷预征制，每年十月开始预征第二年辽饷的３／１０，第二年缺３／１０，又要预征第三年的３／１０，农民的辽饷负担自然因此一次性增加三成。
辽饷主要以地亩为征收对象，但又不限于地亩银的征收。从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开始，还在全国加派杂项辽饷，范围非常广泛。此外还有盐课、关税、芦课的辽饷加派。下列是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除地亩银外，其他各项加派辽饷数额：（１）各省直辽饷杂项加派合计２２４３６２４两其中：南直隶 ７０５１７５两 北直隶 １６８４０３两浙江 ２７２９３７两 江西 １８９４３４两福建１７４０９７两 山东 １２５２４７两山西 ８０００８两 河南 ２００１５１两陕西 ９７８２５两 广东 １６６７２９两湖广 ２４８９９９两 广西 ７４８２７两四川 ９３６０两 云南 １６１９４两
（２）盐引加派辽饷银 ３２２６２４两（３）芦课加派辽饷银 ２８９７０两（４）钞关加派辽饷银 ６５２００两以上四项累计加派辽饷银２６５０５１６两①。到崇祯年间，在增派地亩银的同时，杂项、盐课、钞关、芦课的加派也续有增加。
剿饷 和 练饷 是在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局势下，为筹措镇压经费而增设的名目。 剿饷 始于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年），分均输、溢地、寄学监生事例和驿递四项征收。 均输 是因地而征，每田一亩，派米六合，每米一石，折银八钱，每年约可得银１９０余万两。 溢地 是对万历九年（１５８１年）以来各地方多清丈出的尚未加派辽饷的土地加征剿饷，每年约可得银４０万两。寄学监生事例 是通过出卖国子监监生资格以换取银两。 驿递 是将在此以前邮递裁省之银以２０万两充饷②。总计各项，剿饷年额约３００万两。
② 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 349页。
①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六《理财》。
剿饷原定以一年为期，但农民起义烈火势不可挡，辽东战事又日趋急迫，明廷不得不练兵增饷。于是，在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年），又下令征收 练饷 ，各项征收额如下：（１）照亩加派，亩征一分，共加征４８１１８００两（２） 赋役所核 可得７０００００两（３） 兵部所裁站银 ５０００００两（４） 关税量增 ２０００００两（５）盐课４０００００两（６）契税２４００００两（７）赃罚银２０００００两（８）典税３００００两（９）公费节省１００００两①以上各项合计共７０９１８００两，其中 照亩加派 和 赋役所核 二项合计５５１１８００两，占总额的７９％以上，可见征收对象以土地为主。 除辽、剿、练三饷之外，还有所谓 黔饷 、 芜饷 等等，名目极多。
地方性的加派更层出不穷。如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御史吴裕中说，广东除正饷外，有 鸭饷、牛饷、禾虫等饷 ②。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给事中孙承泽说， 派之里下者，比比是矣。是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 ③。
三饷加派是掠夺性的财政措施，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痛苦。吕维琪描述说，明末的赋税征收 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闻鬼哭 ④。辛升也曾写诗揭露说： 世局于今又一更，为民父母虎狼心。鞭
笞只做肉鼓吹，痛苦如闻静好音。五色钧签飞百道，一行硃字动千金。大明律令三千款，可许田庐给帑银。 ⑤这种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不但解救不了明王朝，反而加速了其灭亡。
② 参见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兵饷遵旨熟商疏》。
① 孙承泽：《山书》卷一三《议加练饷》。
② 《明熹宗实录》卷六○。
③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六。
④ 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⑤ 辛升：《寒香馆遗稿》卷三《世变十更》。
（四）李自成农民军的经济政策
明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它历时前后将近２０年，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起义过程中，农民军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彻底的社会经济结构改革方案，但却提出和实行了一系列适应各阶层人民愿望的社会经济政策，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在各路农民军中，李自成农民军的经济政策最为完整，提出了具有革命纲领性的 均田免粮 口号，这是针对明末社会的两大弊端——剧烈的土地兼并和繁重的赋税徭役——而采取的现实性很强的革命策略和经济政策。
从字面意义上看， 均田 是平均土地。但在农民军那里，尚未做到这一点。他们的 均田 运动主要是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
李自成攻占洛阳后，打开 富实逾于天府 的福王府仓库以及河南贪官污吏、地主豪绅们的窖藏， 以十一赈贫民 ①。在开仓时，李自成对群众说： 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令饥者远近就食。 ②这充分表明农民军是要损富者之有余，补贫者之不足，是一种 割富济贫 、 贵贱均田 式的均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宗室勋戚、豪强地主大肆掠夺土地造成的 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 ③、 若夫穷民，本无立锥之地 ④的严酷社会现实，试图把土地归还给劳动者，使耕者有其田。
均田 绝不仅仅是口号，它在部分地区是切实实行了的。早在崇祯五年（１６３２）七月，可天飞等在陕甘交界的铁角城、芦保岭等地，就实行 分田耕牧 ⑤。甲申之际，李自成向新占领的地区委派了一批地方官员，在山东诸城县，新官莅任后， 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业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茫无恒业 ①。可见李自成派往山东的官员以 割富济贫 为口号，曾公开号召贫苦农民起来夺回被地主夺去的土地。所谓 产不分久近，许业主认耕 ，就是说不论 业主（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土地是何时转移到地主手中的，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当地大地主丁耀元的家产就是在这一 割富济贫 的运动中丧失殆尽： 巨室膏田一无主人，任其侵占而谁何？故前此所积，不可问矣。于是有楼子庄之占，草桥庄之占，草泊庄之占，东潘旺之占，石阜庄之占，北余留之占，石桥后齐沟之占。不为占据者，惟焚掠后荒田耳。 ②另一个乡绅地主厉宁在日照、诸城二县的 所有田产、牛只，恶为二县民人瓜占 ③。在河南南阳，李自成部将刘希尧、贺锦率领的义军亦全部占据了唐王 南阳以南并西北楼寨庄田 ④。在山西忻州，李自成起义军也分地于民， 三丁之中，抽军一名，其余二丁，供田三十亩，银二两 ⑤。张献忠起义军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如在湖南常德抄没了大官僚地主杨嗣昌的土地财产， 霸占土田，查还小民 ⑥。 ①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三。
②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八。
③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④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全集》三二《钦奉上传疏》。
⑤ 《绥寇纪略》卷一。
① 丁耀元：《出劫纪略》。
② 丁耀元：《出劫纪略》。
③ 中央档案馆：《顺治史书》史六。
④ 李永茂：《枢垣初刻》卷六《襄阳再陷疏》。
所谓 免粮 ，实际上就是减轻赋税，使贫农摆脱繁重的赋役负担。如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宣布 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①。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在湖北宣布 三年免征 ②， 三年不征，一人不杀 ③。农民军的免税措施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在北方地区广泛传唱着 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 ④，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⑤！
有些论著以 不当差，不纳粮 为据，认为农民军的主要经济政策是免征赋役，这是不正确的。农民军也需要经济力量作支持，其经济政策是十分灵活的。在有些地区，根据当地经济状况和实际斗争需要，他们宣布免征赋税，在另一些地区则适当征税。如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年）十月，李自成在西安 定令以明年正月起，每粮一石，派草六斤，解送省城，搬运之费倍之 ⑥。
这是一项十分明确的据粮征收的税收法令。明朝官员张缙彦谓李自成初 以三年免征，后辄百端催科 ， 雕翎鱼胶，尽派穷民，钢铁牛筋，亦入地亩 ⑦。这话虽有夸大污蔑之处，但也说明随着斗争成果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多，农民军的税种也在不断增加，另外，从张缙彦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农民军的税收政策继承了一条鞭法的改革趋势，把各项税款都摊入地亩征收，比较合理。总体说来，农民军征收的税率比较低，如在陕西麟游每亩平均税额仅１升多⑧，不仅与明末 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 ①的奇重税率不可同日而语，就是比明初民田亩征３升３合的税率也轻得多，因而农民军能唤起广泛的支持。 为了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农民军还实行屯田。
如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年）攻下襄阳后，就 占襄阳地土耕种，禁杀人偿命，且约杀牛一只，赔马十匹 ②，还 欲取江南、河北牛只，屯田皖中 ③。北征以前， 留后营屯种于襄城郏县 ④，以固根基。农民军进入北京后，仍然推行屯田政策，保存至今的一颗属于大顺政权的 工政府屯田清吏司契 铜印就是有力的证据。
⑤ 马国柱：《为特纠悖旨殃民之弁以敬官邪举劳吏以昭激劝事》，故宫博物院藏《顺治朝题本》，刑罚类一号。
⑥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一六。
① 许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补遗？李岩说自成假行仁义》。
② 《明季北略》卷二○《彭琯奏》。
③ 《明季北略》卷一五。
④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
⑤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
⑥ 钱■：《甲申传信录》卷六。
⑦ 张缙彦：《居菉文集？附录》。
⑧ 王继文：《为乞恩查减荒粮以实国赋以存残黎事》，故宫博物院藏《顺治朝揭帖》田赋类一三号。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② 李永茂：《枢垣初刻》卷六《襄阳再陷疏》。
③ 彭孙贻：《平寇志》卷一七。
④ 彭孙贻：《平寇志》卷一七。
在工商业政策方面，农民军非常注意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实行平买平卖。如在山西， 令百姓运解米豆草束往蒲州、猗氏、临晋、闻喜四处交纳，米豆每石帮银四两，草每束帮银一钱，至七月又派征钢、布、翎毛等物，每钢一两价银一钱 ⑤，可见农民军在有些地区确实做到了公平买卖，不强夺百姓财物。李自成还非常注意宣传活动，派遣将士扮作往来客商，深入城镇，传布 平买平卖 政策⑥，鼓励 百姓担百货入营中 交易。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三月，李自成 行牌郡县云：知会乡村人民，不必惊慌，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 ⑦。在由西安向北京进军途中，始终注意与沿途百姓 平买平卖 ⑧。李自成余部李锦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在湖南常德、澧州也很注意 与百姓公买公卖 ⑨。
明朝末年，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据有关资料记载，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年），上海每石米的价格为银
１两，到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年）增至每石米值银１两９钱①，再到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更猛增到每石米值银３至５两②。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河南 斛谷万钱（合银六、七两） ，山东石米值银２４两③。物价的剧烈上涨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困难。针对这种状况，李自成农民军采取措施以 平物价 ④。为了抑制通货膨涨，李自成农民军还发行新货币，如在西安 铸永昌钱，大者值白金一两，次当十、当五不等 ⑤。进入北京后，设立了２４所铸钱局，所铸 永昌通宝 钱 既重且大 ，质量很高， 通行于世内为宝 ⑥。
李自成农民军还比较注意保护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攻下洛阳后，李自成约束将士， 不杀平民惟杀官 ⑦。自南阳及阌乡、灵宝、关东一路张榜下令： 杀一人如杀吾父，淫一女如淫吾母 ⑧。李自成军还规定， 过城市不令处室庐 ，一律在帐篷中宿营。⑨攻占城市 严禁抢掠 ⑩。在由陕西向北京进军途中，规定 马腾入苗塍者，斩之 （１１）。进入北京后，立即发布告示： 尔民各安生理，不许关闭店业。 （１２）规定 罢市者斩 （１３）。约束士兵不许扰民， 有兵二人，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磜杀之 ①。
⑤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七。
⑥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⑦ 《明季北略》卷二○。
⑧ 陈济生：《再生纪略》。
⑨ 《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梅勒章京屯代揭帖》。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一》。
② 《阅世编》卷七《食货一》、卷一《灾祥》。
③ 夏燮：《明通鉴》卷八七。
④ 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一。
⑤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一《李自成传》。
⑥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
⑦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三。
⑧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三。
⑨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通城击》。
⑩ 高守枢：《守郧纪略》。
① 赵士锦：《甲申纪事》。
在军队内部，李自成推行一种原始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据查继佐记述，李自成农民军 所掠金帛、米粟、珠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费俱出自掌家，但报成数，请食不足，则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 ②。这是平均主义思想在组织上的反映。这种制度，在战时有利于保持农民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明末农民军采取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无论是 均田免粮 ，还是 平买平卖 ，都是针对明末社会弊端采取的有力措施。特别是农民军社会经济政策中体现出来的平均思想，是唐宋以来农民革命中 等贵贱，均贫富 思想的重大发展，反映了灾难深重的农民改变现实处境的愿望，触及到了社会矛盾不断尖锐激化的总根源，并成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推翻明王朝的有力思想武器。
② 查继佐：《国寿录》卷一《徐一元传》。